中国教育问题论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中国教育问题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我国高校本科教育的弱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素质、人力资本质量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浪费。只有尽快停止高校的大跃进，重新确立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加速推动高校的去行政化，建立合理的内部激励机制，才能有效提高高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水平，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篇：中国教育问题论文

中国教育的实质性问题

[摘要]通过考察学习史、教育史、哲学史和心理学史发现,真正的中国教育,只有从先贤圣哲积累的教育经典里,哲理名言中,实践经验处,去寻找我国的教育精髓和自身发展规律,明确造就中国精神文明和智慧发展的根源;只有抓住形成民族性教育的特质,关注启蒙教育中的智慧之道、学习之道、仁爱之道、孝敬之道、诚信之道的养成过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对其进行再发现与新认识,并从中提炼出中国教育的民族性和创造精神的不可代替性,做到继往开来并用于素质教育的全过程,才能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

[关键词]人性;智力潜能;据性挖潜;蒙以养正;授之以法;实践创新

如何把孩子培养成财富而不是包袱?怎样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让孩子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智力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必须了解中国教育的实质性问题,去寻找科学教育的“根”,抓住成功教育的“纲”,对孩子进行适时有度的智力潜能开发与学习能力培养,使其沿着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顺利成长。考察中国学习史、教育史、哲学史和心理学史发现,我国历代先贤圣哲共同倡导和推崇的精粹教育理论,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据性挖潜,蒙以养正,授之以法,实践创新,亦可称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四大支柱”。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笔者以为,真正的中国教育,只有从先人积累的教育经典里,哲理名言中,实践经验处,去寻找我国的教育精髓和自身发展的规律,撷取造就中国文明的精神和智慧;只有念念不忘古圣先贤在启蒙教育中的智慧之道、学习之道、仁爱之道、孝敬之道、诚信之道等思想和灵光,并将其用于素质教育的全过程;只有抓住形成民族性教育的特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对其进行再发现与新认识,从中提炼出中国教育的民族性和创造精神的不可替代性,做到继往开来,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

1据性挖潜——中国科学教育的“根”

“据性挖潜”,是依据人性功能及其发展特点,去挖掘人的智力潜能的简称。

考察表明,据性挖潜是中国成功教育的根本所在,它以“人性论”哲学思想为基础,信奉“天性达学”理论,关注人性发展的关键期与重要作用。它重视“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思想,主张依据人的心智发展特点和规律,适时开发智力潜能,使每个人的天赋都能得到充分发挥。

1.1什么是性

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理论篇》)性就是未经加工改造的原始素质。清代戴震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自然资源)曰性。”又说:“凡植禾稼卉木,畜鸟兽虫鱼,皆务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气类之殊,乃能使其硕大藩滋也。”(《原善》卷上)上述说明,性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实名有指的。人世间,凡是事物都有性。所谓性,就是事物本身的资质和特性,它是一事物之所以区别于它事物的标志。人要认识事物,就是要认识它的资质与特性;认识了它的性,就会使事物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得到很好的生长、发展与壮大。

什么是人性?人性就是人在认知能力与行为活动方面所具有的资质和特性。人性论认为,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也叫本性或天性,是不学而能的,又是天天发展并与学习相成的东西。

人性是由自然属性、思维属性和社会属性三者构成的和谐统一体,其功能形成为四种机制:一是生理机制,包括耳、目、口、鼻、身、心等生理器官及其感知功能,是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等智力因素的发源地,是学习发展的智能系统;二是思维机制,包括脑神经系统及其思维判断功能,它是学习发展的逻辑思维系统;三是心理机制,它由自然属性和思维属性共同来施发,包括情、欲、意、志、趣等非智力因素,是学习发展的动力系统;四是环境机制,包括环境影响,受教过程,人际交往,知识信息等外界条件,是学习的实践、操作与管理系统。

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命题之后,有关人性发展与学习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历代思想家和教育家都在关注的重大问题。因为,人性发展涉及到如何看待教育问题的根本,是直接影响人学习、发展与成才的关键性问题。

1.2性、情、欲之关系与表现

人性表现在哪些方面?荀子指出:“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也。”(《性恶篇》)这是就生理器官的不同反应机能说的;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正名篇》)这是指与生俱来的自然情绪说的;另外还有人的不同欲望等表现,都属于先天生成的性的表现。

荀子讲到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时指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正名篇》)说明性、情、欲三者是有区别的,但性是情、欲之本。

王安石也指出,人的先天禀赋之功能是有差别的:“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并说性与情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并进一步指出:“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动而当于理,则圣也、贤也;不当于理,则小人也……盖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临川集性情》)这些话说明四个问题:①性是七情“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是不可见的,是人生而俱有的心理本能;“情”则是七情“发于外而见于行”,是可见的,是接触外物而习得的行为表现;②性与情是一里一表的“本”与“用”的关系,“性情一也”;③性与情是人生本来就有的,只有当其接触外物时才发生活动;④性的善恶问题,就在于“动而当于理”或“动而不当于理”。《关尹子》在论述心、性、情的关系时形象地指出:“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五鉴篇》)这种拿水作比喻的“心流说”和“情波说”,不但揭示了意识和情感的实质,也从而肯定了情感乃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种波动状态,并且情感波的产生是“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识。

1.3人性的功能与学习

古人云:“心思如青天白日,不可使人不知;才华如玉韫含珠,不可使人易测。”

人性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是受之于天就完结了的东西,而是与学习相辅相成的,天天发展而又日日有成的东西。不但人性是日生日成的,人的知觉也是由外物影响而逐渐发展的;人有活动之本能,而更有赖于通过学习活动而发展智能。天性只给人以发展的可能性,而如何使耳、目、心、思等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则需通过外界事物的影响与自我学习。这正如荀子所说:“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天论篇》)可见,人的各种感知器官与思维器官的功能是各不相同的。就脑功能而言,它像一个小宇宙,是一个无限大的知识载体,智慧源泉,其潜能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人脑也和肌肉一样,越练越发达,越用越灵活。尤其表现人脑功能的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智力因素,只要经过科学的强化训练,就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强大作用;同样,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只要通过激发、鼓励与训练,也会发挥出“情急出神力”的强大作用。

古代学者认为,人性发展得快慢与好坏,皆因习染与自强不息有关。如明代王廷相说:“凡人之性成于习……由父子之亲观之,则诸凡万事万物之知,皆因习、因悟、因过、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雅述上篇》)他把人的认知能力分为“天性之知”和“人道之知”,而更重要的是“人道之知”。因为,“人为万物灵,厥(其)性智且才,穷通由己”(《王氏家藏集》卷5)。人比万物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人本身就存在着智慧才能的因素,只要自身努力学习,勤奋探索,智慧才能就会得到充分发展。

所以,作为今天的教育者,在对待学生的人性发展问题上,要认识这样几个基本道理与实质性问题:①“人之初,如玉璞,性与情,皆可塑。”(《新三字经》)②“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扬雄《法言学行》)③“学当立人之性,教当尽人之才。”④要明白性、情、欲彼此之间的关系,“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欲也。情出于性而情违性;欲由于情而欲害情。情之伤性,性之妨情,犹烟冰之与水火也。烟生于火而烟郁火;冰出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情销,情炽则性灭。”(刘昼《新论》)

1.4人性是日生日成的,可以塑造发展的

古代学者认为,性是人的生理现象,与肌肉一样是日生日成的,逐渐发展变化的;学习、受教与环境影响可以改变或塑造人性。如王夫之在《尚书引义》中就曾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知觉之有渐,寂然不动,待感而通也……禽兽有天明而无己明,去天道(天性)远而人道持权也。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智,入天下之声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性)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辩,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对比说明,禽兽只有天生的本能而没有意识,自身不会学习,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人有本能而尤有赖于学习的能力,通过视、听、思维等实践活动,就能察物、辨色而知声,达到知事、知物之理。

人性不但是日生日成,并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是习与性成的,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其原因正象王夫之所说:“夫天与之目力,必竭而后明焉;天与之耳力,必竭而后聪焉;天与之心思,必竭而后睿焉……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读春秋左氏传议》)说明,天或大自然只能给人以发展的可能性,而如何使其得到充分发展,则全靠环境影响与自我的主观努力。那么习染如何使人养成善性与恶性呢?王夫之认为,人性是随着生命的成长而天天发展的,“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积累的知识渊博而宏辉,道德修养得纯粹而高尚,这样就培养出了善性;反之,积累的知识经验杂而害,养成了很多邪道恶习,这样自然就形成了恶性。可见,如何对受教者未成之性进行培养训练,开发其智力潜能,使其性向优秀善良方向发展,或对受教者已经养成的不良习惯进行矫正与革除,是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引起重视的根本性问题。

1.5修性挖潜与开发智力潜能的关键期

科学研究认为,修性挖潜,开发人的智力潜能,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依据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抓住人性发展的关键期,设计出科学的训练方案,才有利于开发不同人的智慧潜能。

近代科学实验表明,在人性发展的不同的关键期,去开发人的智力潜能,成效最大,效果最好,对人的全面发展作用最突出。如美国教育家布鲁姆就曾指出:“在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环境对智力发展影响一年的效果,超过在智力发展其他时期中八年到十年的效果。这个关键期即学前班。”

科学研究认为,在人的生命的前4年中,已经发展出大约50%的学习能力;4岁～8岁又会发展出另外的30%,最后的20%学习能力,是在8～11岁之间完成的。这里讲的是在短短几年里构建主要学习途径的过程。

大量事实说明,人性的发展,也就是人的各种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是与人的生命发展、身体发育相对应的。人从初生至青年期,人性发展是由快到慢的。尤其自出生至4岁前,其智力发展之快、潜能之大是很难想象的。如一般婴幼儿,两年就能学会常用母语,三、四年就成为母语能手。尤其新加坡的婴幼儿,多数两三岁就能流利地讲出两种以上语言。这与成年人学会一门外语的用时相比,说明婴幼儿的学习潜能是巨大的。

因为,0～4岁的婴幼儿,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同时也是口头语言发展的黄金期。此时通过口头语言的培养训练,就能很好地开发智力潜能。又如,4～8岁是发展记忆能力的敏感期或关键期,此时对孩子进行科学记忆与能力培养训练,是最佳良机。如对大量一、二年级小学生进行快速识字训练证明,用小学语文十册书中的生字为训练内容,经过15～20课时的全班训练,绝大部分学生20分钟都能记住50～100个生字,其记忆速度与自学能力表现是惊人的。如果采取集中识字方法,每天训练1～2课时,全班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能将十册语文中的生字学完记会。这种训练不但能开发学生智力,培养自学能力,同时对提高阅读能力与超前发展也有很大好处。

2蒙以养正——中国科学教育的“理”

蒙以养正,就是不使童蒙失去受教以养正的良好机会。蒙以养正是中国成功教育的家常伦理,是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优秀教育理论。

中国传统教育非常重视启蒙教育的先导性与示范作用,认为“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识字)”;主张尽早开发蒙童的智力潜能,使其学会做事,学会共处,更强调学会做人与孝道;要求从小养成有利于学习与发展的良好习惯。

“蒙以养正”之涵义,《易蒙》解其为“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由此,引申为蒙昧无知;又说:“蒙以养正,圣功也。”汉代孔颖达指出:“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此后便出现很多蒙童、蒙养、蒙学之说。

“蒙童”,谓知识未开之儿童;“蒙养”,即教育童蒙自养正道;“蒙学”,则指教育儿童之机构,六、七岁入学,设修身、字课、读经、史学、算学、体操等课程。“养”即培养、教养、修养、养育之意。

“蒙以养正”中的“养”,含有养性、养心、养育、养护、养成、养气之意。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对“蒙以养正”思想都非常重视,认为如果童蒙时期就能对孩子实施仁爱之道、智慧之道、学习之道、诚信之道、孝敬之道等适时恰当的针对性教育,对人生发展来说,将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因为,幼学从教在人的生理心理发展长河中作用甚大,人的体能气质、智能性格、道德品质、生活规范、学习途径等,基本上都是在幼年时期形成的:即“‘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二程《遗书》)尤其清代王夫之在《俟解》中对“蒙以养正”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注释:“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不能胜。”说明,启蒙教育必须及早教,如果童年失教,养成恶习,走进邪道,成年之后就难以补救了。这就提醒人们适时恰当的启蒙教育对孩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旦失去“养正”之教的良机,陷于恶习所染,日渐月渍之后,再想改变其习性,那就“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了。

因为,人性是日生日成的,性不能定型于初生之顷,而是从幼而少,少而壮,壮而老,未死之前,人性一直都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认为“性者天道,习者人道”。“人之皆可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为善者,习也。习之于人大矣!……故曰,习与性成。性成则严师益友不能劝勉,浓赏重罚不能匡正也。”(《读通鉴论》卷十)

那么,人性是怎样日生日成的呢?又是怎样成善或成恶的呢?原来,人自下生以后,其感知和思维器官就自然而然的与外界事物发生反应机能,即“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取之多,用之宏而壮;取之纯,用之粹而善;取之驳,用之杂而恶;不自知其所自生而生”。(《尚书引义》)人之所以能成为善性,就在于启蒙教育时能择善守诚,抓住人性为善的根本,日积月累,修身养性,使其自强不息,长迁而不返其初,就可以使恶性转化为善性。这是值得今天素质教育借鉴的重要思想。

那么“蒙以养正”应从那些方面做起呢?采取什么手段去“养正”呢?这就要懂得“养性”、“养心”、“养育”和“养学”之重要。

2.1蒙以养正

古代学者普遍提倡“修身养性”,“涵养天性”,“务本建本”,修养德行。认为,人性就是人之所以能有知、有行两方面的特性,是引起人的一切生活、学习与行为变化等活动的本源。人的本质属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性表现于外的则是人的情欲和才智。所以,自童蒙开始就应注重人性向善的培养与造就,通过挖掘其智力潜能,培养其自学能力,去改变和塑造人性,这才是教育理论的根本。

我国很多思想家、教育家认为,人性不但是日生日成,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既没有本然的恶性,也没有本然的善性。人性可以“蒙以养正”,“屡移而异”,也是“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在这方面,论述较多的当属荀子:“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儒效篇》)这说明,人性是可以塑造转化的,情感是可以培养训练的;习俗可以改变人的意志,安而久之可以改变人的本质。这都是在环境影响下化性起伪的结果,是“长迁而不返其初,则化矣”的具体表现。

在对待蒙以养正问题上,荀子还看到了教育与师法对学生化性起伪的作用。在他看来,学生的自然本性并没有什么差别,但由于所受教育之不同,才使他们的发展有了不同差异。他曾这样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易俗,教使之然也。”(《劝学篇》)在师法方面,他指出:“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扩大自然本性);有师法,则隆积矣(扩大积学)。”认为,师法对人性发展变化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故有师有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无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篇》)

汉代王充特别重视人性的转变、发展和人性化教育,并为此特撰写了《率性篇》和《本性篇》,表述他对人性发展变化的见解。在讲到人性善恶能不能转变的问题时,他说:“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青赤一成,其色无异……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这说明,凡是“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他还强调指出,要想改变人的恶性,就必须对其进行“养育劝率”,“辅保禁防”,“令渐于善”。至于怎样才能使恶习转变为善性,王充认为环境和教育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打比喻指出:“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在涅,不染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涅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也。”可见,环境影响决定人性的转变与发展是肯定的,但它不是自发的,要想使人性得到更好的转化与发展,就必须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人为性的“教化”来实现。

2.2蒙以养心

“心”,指人的思维器官。当人的生理器官(智力因素)与外物发生反应时,在思维器官作用下,就产生了心理机制(以情欲为代表的非智力因素),它影响着人的一切生活、学习等行为活动,尤其是学习效果优劣与好坏。

蒙以养心,主要是指对知识未开之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从孔子的哲学思想中不难发现,他除了重点论述了人性论和学知论两大哲学命题外,还重点论述了差异观和发展观两大哲学心理思想。单从人的差异心理思想看,除了突出表现为智力、能力的个别差异外,在人的情感、欲望、性格、志向等非智力因素方面,也都存在着个别差异。尤其是人在学习态度和学习专长方面的个别差异,直接影响着人的发展与成才。这是孔子所以能最早提出“因材施教”思想的理论依据。可见,教育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是非常重要的。

人的心理是否健康,与人性表现出来的以情、欲为代表的非智力因素发生着直接关系。人的情、欲充盈而正当,则为生活、学习等行为活动带来极大的鼓舞激励作用;情、欲沮丧而抑郁,则给人的生活、学习等行为活动带来痛苦、焦虑与厌烦。因为,情感与需要(欲望)密切相关,凡是人们需要并能使其得到满足的事物,人们就会对之产生肯定的积极的情感;凡是人们不需要而又损害需求的事物,人就会对其产生否定情感。对此,王充的说法是:“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与不得。得则喜,不得则怒。喜则施恩而为福,怒则发怒而为祸。”(《祭意篇》)将此理移植到学生对待学习问题上也是如此。凡是爱学、乐学而又会学的学生,学则得之,越学兴趣爱好越浓厚,甚至达到激情爆发程度,这样的学生,越学收获越大,幸福感越强,进取心越大,学习心理越健康;反之,不爱学、不乐学而又不会学的学生,学习困难重重,学习获得甚微,越学越无兴趣,产生抑郁、沮丧、厌学情绪,这种不健康学习心理是摧残人生的。

由上可见,在教育教学中,如何借鉴先贤圣哲们的“蒙以养心”思想,消除学生的学习心理障碍是值得重视的。

2.3蒙以养志

古代学者认为,意志、兴趣是推动学习成功的主要动力。人的志向愈远大,兴趣愈浓厚,抱负层次越高,好奇心越强,情感意志就会发挥得越好,学习动力就会更强。如王夫之就曾经指出:“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张子正蒙注》)清代陆世仪特别强调,人要想向圣人学习,必须首先立志,因为“立志是入道先锋。先锋勇,后军方有进步;志气饶,学问乃有成功。”(《思辨录辑要》)可见,立志对学习发展与成才起着多么重大的能动作用。相反,“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嚼子)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王明阳《教条示龙场诸生》)不立志,学习方向就不明确,就不会有“学思从之”和“才日益而聪明盛”的情感心理表现,很可能成为“飘荡”之舟“奔逸”之马。

至于“乐学”对智力发展的作用问题,古代学者的论述也很多。如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好学乐学,兴趣浓厚,才能学出思想境界。因为,“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其所不乐。”(《学记》)“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所以,朱熹指出:“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小学集注》)对此,清代王筠的形象说法是:“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教童子法》)此话讲得既浅显易懂,又哲理深厚,确实具有现实意义。

那么,怎样才能使孩童学习有乐趣呢?孔子的做法是“循循然善诱人”,既要循序渐进,又要耐心博喻,善于诱导,让学生在学习知识技艺、道德礼仪过程中“欲罢不能”。《吕氏春秋》要求,高明的教师教学,要能让学生安心学习,体会到学习的快乐,能注意休息和游玩,有严肃的学习态度和严格要求。如果能做到这六点,学生的邪门歪道思想和做法就会被堵死。王夫之指出:教育蒙童的道理与神圣功业是相通的,如果学生本心不乐意学习,即使强迫他们硬学,也不能整天如此。所以,对学习者先要稳定它的情绪,然后是老师的因势利导。在中国教育史上,明代王阳明提出的教授蒙童乐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是值得赞赏、学习和效仿的。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怕拘束),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折断弯曲)之则衰痿。”这是先指出童蒙性情发展的心理特点,再用形象比喻说明施教应注意的问题。接着,他又生动地论述施教的方法,并用形象比喻说明教化童蒙正确发展的深奥哲理与注意事项:“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止)。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开花成长),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扑打)落,则生意萧条,日就(趋向)枯槁矣。”(《阳明全书卷二》)至此,今之教者对童蒙教育应作如何思考呢?是否能意识到:意志乐趣不但能释人忧愁,解人愤怒,振人精神,使人的心理处于积极状态,从而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2.4蒙以养育

“育”即培养、养活之意;“养育”即是抚养、教育。《三字经》指出:“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对婴幼孩童来说,能不能适时实施抚养、教育,对其身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我国最早讲解学习和教育问题的《学记》来看,它对童蒙的培养教育已相当重视。《学记》对先秦时期学生入太学的年龄、考试制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以及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等,都有较详论述。启蒙教育发展到宋、明、清时期,不但思想家、教育家从理论到实践方面普遍重视,就连启蒙教材《三字经》、《增广贤文》中也写进了启蒙教育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将其综合起来可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要重视对先天素质的培养与智力潜能开发。因为,人是“性相近,习相远”的,如果不能及时实施素质教育,其“性乃迁”。所以王夫之认为,人性既是受之于天的,也是受之于人的,它始终处于一个生生不已、不断发展的过程,绝非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人既可充分利用先天素质,也可以对其施加后天的影响、培养与塑造,使其发挥非凡功能。他指出:“夫天(自然)与之目力,必竭(充分发挥)而后明焉;天与之耳力,必竭而后聪焉;天与之心思,必竭而后睿(通达)焉……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读春秋左传博议》)说明天性只给人以发展的可能性,而人如果能通过教育影响和自觉努力,即可使天生的耳目、心思等器官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要教孩子从小“学会做事”。古人认为,教育孩子要有规矩,从小建立生活规范,养成良好习惯。尤其儿童的孝敬思想、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更应该从小加强培养和训练。如宋代朱熹强调指出:“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他已看到幼年是“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失掉养育良机将后悔莫及。那么,怎样培养并训练孩子的孝敬思想、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呢?那就是从小“教之以洒扫、应对、经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等(《朱子文集题小学》)。

三要教孩子从小“学会共处”。由于人的社会性决定,人与人之共处、交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是传统教育的必修内容。尤其是童年为学时期,蒙童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对其求知、长智是非常重要的。古代学者由于深知独学无友的危害,因而非常重视学友的作用,重视学友之间的“切磋相起明”。孔子认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也。”(《论语季氏》)《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荀子说:“友者所以相有也”,“取友善人,是德之基也。”(《荀子大略》)北宋张载强调,为学“更须得朋友之功,一日间朋友论着,则一日间意思差别,须日日如此讲论,久则自觉进也”(《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由此可见,在今天的素质教育中,要想使孩子在求学进步中顺利成长,教他们从小懂得孝敬思想、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学会与人和谐共处是非常重要的。

2.5蒙以养学

古代启蒙教材指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字经》)“富若不教子,钱谷必消亡;贵若不教子,衣冠受不长。”“人学始知道,不学亦徒然。”“不患老而无成,只怕幼而不学。”要想使孩子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必须从学开始,让孩子知学、知进、有信心。因为,“知学,然后能勉;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张载《正蒙中正篇》)所以,学习伊始,就要让孩子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并且一定有学好的可能性。这就要借助古圣先贤的“养学”之道,向孩子讲清如下道理:

1)学习可使人聪明智慧。孔子曾告知人们:“欲能则学,欲知则问”(《孔子家语》)。《学记》也指出:“虽有嘉肴,弗学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王充则明确指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如果要想“知物”并增长智慧才能,只有“学之乃知,不学不识”(《论衡实知》)。这就是古圣先贤的“学以明智”之理。

2)学习可使人增强道德文明。古代学者提倡“修身养性”,“尽材成德”。认为“亲贤学问”可以增长德行,“欲其多知明达”,就要博学多问,学以长德。大量事实说明,只有通过学习,才能锻炼人的自然本性,从而开启智慧,启导聪明,使人逐步走向进步和文明。

3)学习可使人摆脱蒙昧和野蛮。童蒙时期,幼稚无知,多种行为不但令人发笑,甚至不懂祸福所至,常令家长对其安危担忧。原因是“幼者必愚,愚者妄行”,幼童时期不懂学习,缺乏知识,自然就难免发生愚妄和野蛮之事。所以,学“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扬雄《法言学行》)。

4)学习能挽救人的后天失足。童幼时期,在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社会中成长,很容易有意无意地染上恶习,言行举止往往会有损他人,妨碍社会文明,难免走上失足之路。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墨子所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刘向《说苑杂言》)说明,住居在不良社会环境,对人的不良习惯的养成起着潜移默化作用。那么,怎样改变恶习,挽救失足呢?“学即能移”,“学则正,否则邪”,“学不可以已……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

5)学习能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古今人们共知的道理。在古人看来,“智者,德之帅也”(刘劭《人物志》),对于德来说,“智”处于带头、领先地位;“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王符《潜夫论赞学》),“德”是在“智”的基础上培养造就的。这说明知识文化、学问智慧是培养道德情操的基础,只要有丰富的知识技能和智慧作坚实基础,道德修养就能逐渐向新的更高境界升华。反之,就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放荡不羁);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6)学习可使人认识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和变化法则。人世间尽管万事万物纷纭复杂,但只要通过学习,都有可能掌握它们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正确认识和评价。因为,人有可知之性,物有可知之理,只要“人能务学,钻炼其性”,使智慧潜能得到应有开发,认知能力逐步升华之后,客观世界的种种奥秘,都有可能被揭示出来。

要认真的告诉孩子“圣人可以勉成”之道理,并引导他们正确对待成功人才及其成就。任何有知识、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当初都是与普通人差不多的,没有天才与愚笨之分,其后所以产生的较大差异,都是因受后天学习教育的影响而不同。只要本身目标明确,真诚为学,关注智力潜能开发,注重知识技能积累,就可像荀子说的那样,达到“积学成圣”之目的。

3授之以法——中国科学教育的“法”

授之以法,是我国成功教育的经验总结和思想方法。它重视实施科学的学习过程和原则,提倡学习教育与学习指导;主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求学会“点金术”;强调“授之以渔”,教学生“学会求知”的方法,掌握自学自得的本领;要求多闻见,慎思考,习练创新能力,做到自我发展与成才。

所谓方法,都是前人在积学过程中提炼浓缩出来的知识、智慧的理论精华,它既是知识经验,又是思想方法,更是人生智慧的结晶。因此,有关方法方面的知识,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知识。

重视授之以法的思想、理论和作法,是我国历代学者的共性见解。如《礼记中庸》就总结出了科学的学习过程阶段论: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时习之,笃行之”。这是孔子的弟子根据当时社会的学习状况、经验和方法,提炼总结出来的如何学会求知的最基本的学习思想、法则和方法,也就是学习必须严格遵循的学习过程和规律。据此,我们就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时习、笃行六个学习过程阶段论着手,分别论述古代学者强调的“授之以法”的思想和具体方法。

3.1博学的思想和方法

博学,是通过多闻多见,广泛获取大量感性知识的积累过程,重在发展感知力、观察力和记忆力。自《论语》提出“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和“友多闻”的思想方法以来,历代教育家对如何多闻多见的博学过程,都有不同的论述和探讨。如管子曰:“听不审不聪,不聪则谬;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虑不得不知则昏。”(《宙合》)荀子说:“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知识渊博),少见曰陋。”(《荀子修身》)并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闻之而不见,虽博必缪;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儒效篇》)王充则说:“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闻,不能尽知也。”(《实知》)可见,要想知实或实知,必须博学以发展感知力、观察力和记忆力。

博学的方法,主要有:①五多法:即多学、多见、多闻、多问、多识(记);②三到法:即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③阙疑阙殆法:“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④四宁四毋法:“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朱子语类大全》卷十)⑤游学法:走出书斋去“游学”,增广见闻,扩大视野,质证所学,实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格言。

3.2审问的思想和方法

在博学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难以理解或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多问善问,向自己或别人提出几个为什么。孔子的要求是“不耻下问”,“每事问”,做到身体力行;提倡“疑思问”,要问几个“如之何”。此法一直影响到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发明千千万,起点在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

审问的方法。因为,问和疑是嫡亲姐妹,要多疑就要多问;要善问就要善疑。所以,自孔子起就提出了“疑思问”的学习方法,主张有疑难问题就要“审问之”。不但要问比自己学问多、地位高的人,也要“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求学过程中,朋友间互相请教,切磋琢磨,是极其重要的,“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清代郑燮的做法是:“读书好问,不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一人不得,不妨问数十人,要疑窦释然,精理迸露。”(《花间堂诗草跋》)陈献章的体会是,有疑才会有问,有问才会有知,要做到“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矣。”(《明儒学案白沙学案》)

3.3慎思的思想和方法

慎思,是强调通过慎重严谨的思维活动,对学习对象进行慎重思考,并不断提高思维品质的过程和方法。

古代学者认为,学习求知过程中,必须善于通过质疑问难,精思深思,察类明故,兼陈中衡等方法,去探明原理,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融类旁通。《学记》提倡通过“导”、“强”、“开”等启发诱导和博喻的学习方法,给学生指出一条正确的思维路线,引导学生思维“上路”,促使他们学会自觉探索知识的本源。

剖析至微、条分缕析法。古代学者认为,学习中要真正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对学习对象进行“剖析至微”,“条分缕析”,通过细致分析、深入思考、层层深化的方法,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孔子常用“扣其两端而揭焉”的方法,从事物正反两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思考,一步步逼进正确答案。朱熹的形象说法是,在分析思考时,要层层深入,“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又说:“学问须是严密理会,铢分毫析”(《朱子语类》)。戴震的方法是:“心能辨夫理义……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至是者也。”(《孟子字义疏证》)说明思维本身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经过条分缕析,思维就能深入到事物内部,从而获得真知。

综合思考,融会贯通法。这是人们最常用而又极其重要的学习思想和方法。如孔子常用的思考方法是“予一以贯之”,即按照一定的宗旨、原则和要求,把所学到的知识都贯通到一起。荀子提倡“思索以通之”,也是一种通过思维活动把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起来的学习方法。因为,“非思虑不能贯,但多学而识不能一以贯之者,正由不思不虑也。”(焦循《一以贯之解》)

3.4明辨的思想和方法

明辨是慎思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过程,含有思考、猜测和探索疑难之意。它既是对慎思提出的高要求,也是慎思的必然结果。明辨阶段的做法和要求是,学习中必须排除主观成见,不能自以为是,对学习内容一定要明辨是非真伪,形成明确具体的概念,掌握确切实在的知识技能。王夫之对“慎思”与“明辨”阶段之不同,有一段精彩的解释:“慎思、明辨属思。明辨者,思其当然;慎思者,思其所以然。当然者,唯求其明;其非当然者,辨之即无不明也。所以然者,却无凭据在,故加之以慎。”(《读四书大全说》)

比较鉴别、权衡是非的方法。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认真思索,深入明辨,鉴别真伪,判断是非。《学记》提出的方法是:“比物丑类”,即比较法和归类法;孟子的说法是:“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即衡量比较法。

揆端推类,原始见终的方法。学习必须善用已知,推出未知,创出新知,才是真学。如孔子要求“告诸往而知来者”,墨子提倡“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即运用已知推出未知之新知,并从知识表层向纵深发展,推究其内在本质和规律。王充的方法是,“揆端推类,原始见终”,即从估量事物的苗头开始而加以类推,通过考察事物的开端而预见其发展后果。

两论相订的方法。“两论相订”,是学习中对两种不同意见和观点进行互相订证的方法。它是以一种正确的思想和观点为依据,对另一种错误思想和观点进行分析、批判,以剔除其谬误,证订其是非。王充的说法是:“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

3.5时习的思想和方法

时习,既是通过复习、温习或实习去巩固知识技能的过程,更是一种巩固知识技能必不可少的科学学习方法。自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传不习乎”、“习相远也”的概念后,历代学者对有关“习”的原则和方法,都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和论述。概括说“习”的内涵都与掌握知识技能有关,含有温习、练习、实践、实习之意。“时”字则是适时、及时、时时、经常不断、恰到好处之意。时习与温故有相似之意。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温故”是温寻旧知使其不忘,“知新”是对素所未知之知,通过温故不但巩固了旧知,同时又获得了新知识。

时习温故的方法。对“时习”、“温故”的内涵和方法理解最深、解释最详、运用最当的学者,当属清代的颜元。他在《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中详细论述了以“习”为中心的学习原则和方法。运用此法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①“时习”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又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畅。”说明,只有“习动”的学习法,才能健人筋骨,活人气血,调人性情,壮人体魄,充沛精力。②“时习”有益于人的心理发展:“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也。”又说:“人之心,不可令闲。闲则逸,逸则放。”这说明,人的心理只有在不断“时习”的活动中才能得到发展,只有经过时习力行,努力践履,经常保持心理活动状态,心理发展才能更健康。③“时习”有益于获得知识技能:“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望江也,故曰千里也……”这是以学琴做对比说明,专以讲读诵说以为学,即使熟练到家,而不去实践运用,也不能算作获得真正的知识技能。

3.6笃行的思想和方法

笃行,就是老实厚道地去行动。用到学习过程中,就是对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进行实践运用,并通过躬行实践,去检验“已知已能”的真伪,使其进一步加深对知识技能的理解与巩固,从而形成真正的智能和德行。笃行实践,既是学习过程的落脚点,又是出发点;既是传统的学习、巩固、验证和应用知识的方法,又是发现新问题的方法。

笃行实践的具体方法:①事上磨练法:即“在行动中学习”的方法。古代学者主张,学习不能只在书本上苦学冥想,还要注意生活中人情世故与事理物理的学习,要在现实生活中“逐事逐物考究练磨”,一切学习都是在行动中进行的;②亲历其域法:它是从“无字书”中求得真知学问的方法,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去验证已学理论,并将其转化为直接经验。也就是将朦胧、抽象、肤浅的知识转化为清晰、具体、深刻地知识;③习动法和习行法:这是引导学生通过接触社会、观察事物、直接动手去做的方法,去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习动”学习法,主要是通过实际活动和劳动而获得亲知,它不仅能增进人体健康,而且有益人的心理发展,增强精神健康。“习动”学习法是“造就人才,以辅世济民,参赞化育”的最好方法。“习行”法是针对专门从事书本讲读为主要活动的批判性学习方法,它与“习动”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④学行结合法:它是古代最重要的一种传统学习方法,如孔子主张在学与思相结合的基础上,要求学与习并重,肯定练习、复习、时习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强调学习必须与“笃行”结合,即把知识随时运用到生活实践和道德修养中去,能用学得的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以形成技能技巧;用学得的道德规范、行为体验去指导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形成稳固的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

3.7读书的思想和方法

读书的思想和方法是任何学习者都必须掌握的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思想和方法。读书就是通过“看”和“诵”而达到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看似很简单,实则科学的读书思想和方法,包含着很深的哲理和作法。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现着重介绍几种传统的典型读书思想和方法。

第一,朱子读书法:朱熹读书的思想和方法的总原则是:“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认为只有这样读书,才会“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才会使书上所言,心中所想,口中欲述融为一体;才会读有所得,“记了无去处”。他指出:“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文集答陈师德》)这是对学者如何读书的深刻教诲。朱熹讲如何读书的思想和方法很多,他的学生将其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一是循序渐进:要求安排一个“简易可常”的进程,依据知识间的内在联系,难易程度,先读什么,后读什么,要次第而有常;读懂读通一书,再读另一书。二是熟读精思:要求读书必须记得背得,必须精熟。他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三是虑心涵泳:要求读书虚心静虑,忠于作者原意,不可先入为主,穿凿附会,要有耐性,切戒慌忙;细心玩索,深领书中旨趣。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见得这个是甜,是苦,是辛,始为知味。”四是切己体察:他说“读书须是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更不问外面有何事,方见得一般道理出。”“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五是着紧用力:要求读书必须抓紧时间,振作精神,不能疲疲沓沓,松松垮垮。六是居敬持志:他提出,做学问的诀窍“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间,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得文字精审。如此,方是有本领。”

第二,提要钩玄法:这是一种在阅读中抓要点,找本质的读书方法。语出韩愈《进学解》:“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意为学习记载史事的书(资料性的书),必须提出它的要领,学习立论的书(理论性的书),必须探究它的精义。

第三,八面受敌法:这是苏轼提出的一种精读和研读的学习方法。他说,每读一遍,都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地读,达到“事事精核”,全面弄通。就是说,每本书的内容都是很丰富的,读时往往感到处处都是有用的知识,犹如八面受敌。但人的精力有限,“不能兼收并取”,若泛泛而读,则收效甚微。所以,每次读书,只应抓住一条主线,集中注意一个问题,这样收获反而更大。

第四,标点读书法:朱熹使用此法的做法是:“初读时把有体会的地方用红笔抹出;再读时又把有体会的地方用黑笔抹出。这样每读一遍,便有一次新的体会,便能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学规类编》卷四)

4实践创新——中国科学教育的“果”

实践创新,是中国成功教育的结果。它讲究“躬行”、“践履”,提倡通过习行达到创新;它重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主张“知行统一”,学思行结合;要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把学知、思考、感悟与力行统一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之中。

如何把知识、智力转化为人生智慧,怎样将智慧升华为创新力量?也是古代思想家、教育家都曾关注过的重要问题。如孔子有“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说法,认为说了做不到是最可耻的。荀子有“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的名言。王充有“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论衡超奇》)的形象比喻。朱熹强调:“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陆游则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亲身切实实行)。”(《冬夜读书示子聿》)明代王守仁的见解是:“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并在论述知与行的关系时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答顾东桥书》)这正像清代颜元所讲:“心中醒(明白),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篇》)可见,真正的知识即是“知行统一”,也就是“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王廷相《与薛君采二首》)并且,即使是真知,由于人们深入实践的程度不同,就会“涉浅水者得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得蛟龙。”(《论衡别通》)表现出所获得的知识、智慧的深度和广度是各不相同的。

尽管古代哲人和教育家强调的躬行实践的内容与今天所说的社会实践有很大不同,但就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方来看,只有让学生通过体验学习,将真知切实用到实践上,才能体现出教与学的真正内涵。这就像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所提出的独到之见那样,不但要“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更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要做到“教学做合一”。他主张:“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提出的科学见解是:“做便是教”,“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真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教和做合一》)

就今天的教学现状看,素质教育如何继承古圣先贤教育实践中的合理成分,象陶先生那样古为今用,继往开来,充实今天科学教育的内容,也一定会收到很大效益。

对于如何把人的知识、智慧升华为创造力量,更受历代学者所重视。因为,人的主动探索精神和探索能力,是智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抓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是智力潜能开发的重要环节。所以,历代学者都强调,学习要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学贵心悟,守归无功”;要在发现矛盾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发展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他们主张“袭故而弥新”,要求在继承中做到新发现。如孟子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书要能独立思考,自有主见,不能盲从书上结论。张载提出“学则需疑”,“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经学理窟义理》)

古代教育家很早就认识到,人类积累的知识技能是有继承性的,只有在接受前人知识技能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如孔子最早提出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科学见解。荀子的说法是,“君子之学如蜕。”(《大略》)意为,君子做学问如蝉脱壳一样,是不断变化出新的。晋代陆机认为,学习创新分两种情况:“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文赋》)说明,学习就是吸收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智慧和方法,经常研究旧东西,就会发现新意义,这样旧的就愈是变新了。也有的学者提出:“聚古今之议论,以生我之议论;取天下之聪明,以生我之聪明,此之谓择善。”(方中通《陪古集》)这种用众人智慧来培养自己智慧的做法,叫做吸收他人之精华。

关于将知识智慧转化为创新能力问题,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讲得非常形象:“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就像吃饭一样,会吃的人吃了可以长精神,而不会吃的人吃了会生病。

在学习实践过程中,不但要改变“讲说多而践履少”的弊端,更要重视学思行相结合的“知行统一”思想,做到“学以致用”;更重要的是,读书学习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大胆质疑和独立思考的攻坚精神,一定要“得其神”,“看活方有用”,力争做到“袭故而弥新”,注重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关于学习实践的方法问题,主要是通过接触客观事物的格物致知过程去进行。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实际就是通过直接观察事物的活动,也即是“见之事”或“征诸物”,“亲下手一番”,去亲身体验接触事物或动手去做的实际感受,以此获得亲知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古代学者针对专事书本讲读的学习弊端,还提出了学行结合学习方法。此法强调,学习必须与“笃行”相结合,就是要把所学知识直接应用到生活实际和道德修养中去,随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形成一定的技能技巧;它要求用已学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体验等去指导自己的行为举止,以形成稳固的道德信念与行为习惯。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人如果只有口头上的知识,即使能言善辩,讲得再好,而不会实际应用,不能在行为上表现出来,那是最可耻的。

自孔子提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敏于事而慎于言”的思想之后,历代学者对有关学行结合思想和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视和继承。如荀子提出的“布乎四体,行乎动静”的学习方法,就是强调要把所学知识与行动结合起来,再应用到实践中去。张载称赞,“闻斯行,好学之徒也。”(《正蒙中正》)认为,凡人求得知识,必须见诸于行;如果见其善而不去实践,那与不知没啥不同。程颐主张“识必见于行”、“闻斯行”、“践行其言”、“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而行之”(《粹言》)。朱熹提出,要在“穷理致知”基础上,进行“反躬实践”,要求从书本得来的知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自去实行,才算真正得到了深刻而透彻的知识。

上述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主张和方法,说明的共性问题是,学习知识技能的目的就在于实践与运用,通过实用又可更好的理解和巩固知识,同时又能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古代学者提倡的学行结合方法,确实是一种积极有效地实用学习方法,它完全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人类认识活动的客观规律。

总前所述,中国教育改革之前程,必须借助于我国传统教育之精华理论,以继往开来思想作指导,经过再发现与新认识,提炼出自身的民族性和创造精神,从而真正建立起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和理论。这就要求:教育要“以人为本”,注重发掘人性功能,实施人性化教育与人格心灵的培养;教人,要“以学为本”,授之以法,教会学习,激发人的自主学习精神,使其发展天性,改变习行,认知事理,获得智慧,学会做人;教学,要“因学论教”,真正做到“教为主导,学为主体”,依据共性与不同个性,做到分别施教;要坚信,学是根本,教是手段;教要立足于学,服务于学;教法根据学法;教的过程、特点和规律,必须依据学的特点、过程和规律;教要既重知识技能之获得,更重将人生智慧升华为创造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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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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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乔炳臣.中国古代学习原理[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0.

Substantial problem of Chinese education

--Excavating their potential energy by humanity,opportunity to keep

being taught at childish,teaching them methods,practice innovation

QIAO Bing-chen

(Harbin Railway Technical College,HarbinHeilongjiang150086,China)

Key wordshumanity;intellectual potential;excavating their potential energy by humanity,opportunity to keep being taught when childish,teaching them methods,practice innovation

作者：乔炳臣

第二篇：中国高校本科教育弱化问题探讨

[摘要]我国高校本科教育的弱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素质、人力资本质量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浪费。只有尽快停止高校的大跃进，重新确立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加速推动高校的去行政化，建立合理的内部激励机制，才能有效提高高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水平，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本科教育 激励机制 去行政化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本科教育质量下降已经引起学生、家长、学校与社会的普遍不满，但本科教育的弱化问题却依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其实，本科教育承上启下，处于教育体系的中心地位，本科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基础教育的最终效果，也决定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中国本科教育的弱化已经产生了广泛的負面社会影响，导致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到公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发展潜力的提升，应该尽快得到纠正。然而，由于教育决策机构对本科教育弱化的危害、原因认识不足，导致本科教育改革的延误，使本科教育弱化问题进一步恶化。只有尽快澄清认识，充分了解本科教育弱化的危害，积极进行本科教育改革，逆转本科教育弱化的趋势，我们才能不断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夯实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

一、高校本科教育弱化的表现

尽管学者们对于中国本科教育的看法存在着各种分歧，有些要求直接借鉴、模仿美国高校的本科教育模式，有些则要求直接回到原点，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甚至是西南联大时代的本科教育模式，但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高等教育应该是素质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要教会学生一门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拥有开放的思维、进取的意识，成为具有科技理性的高素质的人。然而，现实中很大一部分中国高校的本科教育弱化严重，不仅不能奢推进望素质教育，就连完成职业教育都有困难。对于当前中国高校的本科教育来说，素质教育只能是理想状态，现实的本科教育弱化不仅仅指本科教育的职业化，更包括本科教育的虚无化。由于不同层次高校教育水平不同，因此本科教育弱化也就各有其特点，但在相同教育体制下，也带有一些共同特征。

1 学生综合素质下降

学生综合素质的下降与当前高校普遍施行的应试教育有关。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功利化、过度市场化，导致教育目标进一步异化，教育不再去培养合格的公民、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与应变能力，而是成为一种培养会说话的从业工具。这种片面的职业导向导致高校学生普遍缺乏人文关怀，公民道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法制意识、社会服务意识淡薄，综合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低下，知识面狭窄，难以适应现代开放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现在不仅一般的二本院校，即使是一些一线“985工程”高校，也面临着本科教育职业化的困境，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与发达国家高校的教育质量差距越来越大。

2 学生职业技能普遍下降

当前除美英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外，博雅教育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依然是一个奢侈品。以职业教育发达而著称的德国、日本，依靠其国民高超的职业技能、良好的职业道德，制造出一流的产品，依然不失为一流的强国。中国当前大学在校生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如果能够像德国、日本甚至韩国的高校毕业生一样拥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中国必然能够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高校的职业教育也不完善，导致毕业生基本技能匮乏、职业道德迷失，用人单位很不满意。一项广泛的调查表明，只有10%左右的雇主对新就业大学生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大学生职业素质下降更加明显。

3 课程的设计、落实问题严重

教育目标必须通过课程的设置得到体现，通过课程的教学得以实现，然而现在很多高校尽管教育目标非常明确，但由于课程设计不合理(有课程设计者的水平问题，也受到学院师资力量的制约，还受到教师偏好的影响)，导致目标难以实现。即使课程设计能够体现教育目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很难落实。有的是教材老化，难以跟上形势，导致教育效果很差;有的是师资匮乏或者教师的专业结构与课程要求有差距，导致有些课程没有办法开出;还有的是在科研为先观念的主导下，教师上课随意，或者避重就轻，偷减课时;更有些老师偷换课程，图自己方便，讲授自己熟悉的内容，以省却备课的麻烦。在举国重科研、轻教学的大背景下，课程的随意化、教学的散漫化日趋严重，本科教学弱化加剧。

4 教风、学风不正

在扭曲的职称评价体系所形成的负面激励作用下，本科教学已成为一块鸡肋，没有多少教师愿意上课。学校不得已将大量年轻教师充实到教学一线，但他们正处于结婚、生子、供房、养父母、提升学历的人生非常时期，没有精力认真备课，一般只能敷衍了事。而那些还在为本科生上课的老教师，则会感到屈辱，一般更会应付了事，上课缺乏动力、激情。学生则普遍对学术缺乏兴趣，在高校宽进宽出的政策影响下，他们基本不用担心挂科，特别是文科学生更是如此。加上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就业中潜规则的盛行，以及长期应试教育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摧残，导致学生中普遍存在着混文凭的想法，课程能逃就逃，考试能抄就抄，学风败坏，学习气氛淡薄，一些高校更成为文凭批发站。

5 考研热持久不衰，弱化了本科教育

本科教育质量的下降使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只能继续考研，但中国教育的基本情况是，学历层次越高，教育质量下降越厉害，即便一直读到博士后，也难以学到有用的东西，就业时低不成高不就，造成人力资源与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可怕的是，以山东几个大学为代表的考研基地，经过十几年的示范，已经影响到全国，不仅很多二本院校加入其中，就是一些重点院校的长线专业，也出现了考研基地化趋势。这是应试教育由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强势渗透的结果，它使本科教育目标完全扭曲，教育内容锁定在少数几个科目上，导致本科教育的彻底弱化。由此可见，本科教育的弱化已体现在本科培养的各个环节，如果不认真对待，尽快扭转，将可能造成严重危害。

二、中国高校本科教育弱化的危害

随着中国本科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本科教育质量的高低就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素质的高低，只有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才能培养出有教养、有理性，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富于合作精神的现代公民，使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也关乎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正是由于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当前中国本科教育的弱化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1 国民素质整体下降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价值观混乱、道德滑坡，是任何转型国家都会出现的现象，19世纪末西方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但中国工业化速度比西方快得多，价值观的冲突更为激烈，引起的社会紧张和社会失范行为更多，社会断裂也就更为严重。但其他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出现过比中国更为迅速的工业化，却并没有出现中国当前这样全面的社会危机。除政治体制原因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进步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是社会文明的灯塔，反映时代精神的精華，是社会的精神家园，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思想、新方法，引导人们顺利完成新旧道德观、价值观的转变，提高整体国民素质。中国高校由于意识形态红线限制，自身处于保守状态，不仅难以成为引领社会精神前行的灯塔，反而由于自身的官僚化而成为腐败的温床。在这种封闭环境熏染下的学生，不仅难以接触到世界先进的思想，完成道德观、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变，反因传统的断裂、职业道德操守的丧失而陷入道德虚无主义、个人机会主义的泥潭。这样的毕业生不仅难以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瓦解社会的力量，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风气日趋败坏、国民整体素质持续下降。

2 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赶超，提高国民人均收入，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远称不上世界制造业强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除高学历、高技术的专业人才缺乏外，更在于本科教育弱化导致的学生职业技能、素养、道德的严重欠缺。相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工业规模来说，中国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数量并不少，但中国高校本科教育的弱化使这些学生普遍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导致他们难以胜任相关工作，必然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本科教育的弱化、职业教育的虚无化使中国制造业缺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支撑，阻碍了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进程。

3 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

本科教育的弱化必然影响到研究生生源的质量，在生源质量欠佳的情况下，研究生教育即使有名师也难以教出高徒。从国外经验看，研究生正处于生命的黄金期，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很多原创性的理论与发明都由他们做出。并且，研究生是各高等院校师资、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主要来源，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国科研创新能力的高低。因此，中国本科教育的弱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导致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不足，产业升级困难，最终丧失动态比较优势，造成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4 人才外流

尽管当前中国的移民潮原因很复杂，但中国教育质量不高，教育模式的非人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质量是检验、衡量一个国家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美国因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而享誉世界，英国因为剑桥、牛津而保持教育强国地位。中国高等教育的低质量促使很多家长为寻求优质教育资源而移民或出国留学，造成资本与人才的大量流失。

可见，本科教育的弱化已经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危机，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继续深入，并加剧了中国人才与资本的外流，必须尽快予以纠正。

三、中国高校本科教育弱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本科教育弱化的原因很多，但首要原因在于教育理念与目标的异化。新中国建立后，高等教育主要采用苏联模式，特点就是过度专业化，把劳动力工具化，仅仅视其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生产要素，这种教育缺乏人文关怀，使劳动者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尽管苏联教育模式已经遭到学者们的强烈批判，但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中国教育的行政化导向，使这种模式的影响依然阴魂不散，深刻渗透到中国自幼儿园到博士后的整个教育体系之中，导致中国灌输式教育的不断强化，使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无立足之地，人才培养片面化。

本科教育弱化的直接原因是高校大规模的扩招，导致教育设施严重不足，师资力量被稀释，学生整体素质下降，学习风气败坏。尽管传统的本科教育也存在着与社会需求脱节、教材老化等问题，但在精英主义教育理念影响下，能够进入高校的学生基本经历过层层选拔，素质相对较高，学习风气也比较浓厚，学生普遍具有一定的理想追求;传统本科教育的师资学历层次虽然不是很高，但这些教师中有一些是在“反右”、“文革”中幸存的大师，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富有社会责任感，对学生的教学、辅导非常认真。这一阶段的大学尽管缺乏大楼，但有大师，有渴求知识、富有理想的高素质学生，因此，本科教育质量基本合格，重点高校依然有博雅教育的遗风，非重点高校也基本能够保证专业教育质量，使学生拥有一技之长。但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师的凋零、生源质量的下降，官僚化、市场化对高校的强势介入，高校就逐渐只剩下大楼而无大师了。

本科教育弱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高校激励机制的扭曲。当前我国高校热衷于排名、出成果。这些排名主要看重科研，教学属于慢工出细活的行为，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导致全国不仅“985工程”高校，就是一些刚刚升本的高校也搞科研挂帅，使本科教学弱化，研究生教学“放羊”化。如果高校真的重视学术倒也不错，学术与教学相长。国外著名大学基本上都是学术重镇，但中国的计划学术、关系学术、寻租学术除浪费大量科研经费和产生一批学术包工头外，真正能产生原创性成果的极少，反而催生大量学术泡沫，毒化了学术风气。并且，这种一窝蜂式的科研并不符合中国的教育现实。中国高校整体水平有限，绝大部分高校并不具备科研能力和条件，并且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要求绝大本分高校应该以职业教育为主，培养出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从教育最重要的主体教师来看，这种制度的扭曲更为明显，但凡有一点职业道德的教师都对本科教学的弱化痛心疾首，深有误人子弟之感。但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真正的科研上，这个教师就很有可能被边缘化，经济利益与声誉都会受损。由于职称评审主要看重科研，科研的泡沫化、寻租化使普通教师疲于奔命，陷入恶性竞争，他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搞好本科教学。并且，教学活动评价困难，报酬低，即使认真备课，也不一定会获得好的评价，吃力不讨好。而科研却可以名利双收，一些科研包工头更进入暴富行列，进一步刺激了教师的科研导向。高校对科研的片面强调，学术寻租、学术泡沫的泛滥，教师考核与晋升的科研导向，都形成负面激励，导致高校本科教育的弱化。

高校本科教育弱化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高校管理的行政主导制，导致教育的主体缺乏发言权，使教育政策严重扭曲。其实，绝大部分尚有良知的教师并不赞成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高校大规模扩招;教育的过度职业化、市场化，生源质量控制的过度宽松化，科研激励机制的异化，使大部分学生对于当前高校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师生交流方式也极度不满。但由于高校的行政化导向，普通教师缺乏发言权，致使这些扭曲的制度不仅无法纠正，反而变本加厉。而作为高校存在目的的学生，高校最重要的主体，在官僚体制之下更缺少发言权，成为本科教育弱化的最大受害者。

四、提高中国高校本科教育质量的对策建议

要扭转中国高校本科教育弱化趋势，提高教育质量，首先应尽快改变中国高校的同质化趋势，实现功能分化，进行合理分层。随着高考生源的大幅减少，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发酵，高考弃考率、高校弃学率的不断攀升，必然会导致高考录取比例的不断提高、分数线的不断下降，学生整体素质的降低，把这些素质相差很大的学生都培养成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显然不现实。不同层次的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师资力量和学生情况确定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少数研究型的精英高校应以培养研究型、创新型人才为主，选择比较合适的博雅教育模式;中间层次的研究教学型高校应该实现错位发展，加强专业的深度和广度，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种高端的专业技术人才;绝大部分普通高校则应以职业教育为主，辅之以基本的通识教育，使学生能够具备基本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理性思维、审美能力，胜任本专业的工作。这些高校应该按照职业目标进行课程设计、调整，从而使各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更为合理。

在確立不同高校的本科教育目标后，就应通过继续充实、完善高校的软硬件来实现这些目标，提高本科教育质量。高校的硬件条件包括师资数量和质量、各种教学基础设施。经过多年的高教大跃进后，很多高校已经花费巨资建立了新校区，各种教学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但由于高校的行政化倾向，导致学生学习的教室、普通教师的办公室配置，学生的生活娱乐设施、图书资料配备严重不足，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生活的便利性以及普通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经过本科教育评估，绝大部分高校教师的数量已经基本符合要求，主要的问题在于年轻教师过多，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很多高校进过几轮合并与升格，由于缺乏退出机制，很多老教师沉淀下来，他们的知识结构陈旧，学历偏低，已经很难胜任高校教学工作，导致高校教师整体质量偏低。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对年轻教师的培养力度，对高校不合格教师进行必要淘汰，并积极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加盟来提高中国高校教师的整体质量，以确保本科教育师资的高水准。

从软件建设来看，由制度决定的激励机制对教育者的教育态度、教育投入力度的影响才是本科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本科教育最终必须由教师来实施，教师对本科教育的态度、对本科教育投入力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本科教育的质量。当前各高校以科研为主导的职称评审机制、年度考核机制以及经济激励机制都导致了教学的鸡肋化，使教学人员对教学缺乏兴趣，精力投入不足。只有改革现行的激励机制，激励教师用心教学，才能真正提高本科教育质量，让博雅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实至名归。要改革现行激励机制，并不是要反过来重教学轻科研，而是两者并重。因为科研是高等教育的灵魂，只有持续的科研活动，才能保持高校教师的开放性思维，与世界科技前沿保持同步，也才能充实教学内容，让学生学到有用的知识。没有科研支撑，教学也会打折扣。保证教学与科研并重，首先必须废除计划学术，完善科研申请、考核、评价机制，严厉打击学术泡沫、学术寻租及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正本清源，还科学研究以本来面目;只有让学术共同体掌握学术评价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力，大力推进学术自治，才能有效减少学术机会主义行为和学术腐败，缩小科研工作者与教学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使更多的人投身教学。其次，要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还必须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比如大幅度增加教学经费，提高课时费，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以学生评价为主，同行评价、教学督导评价为辅，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更客观的评价。对教学效果明显的教师进行物质奖励，并修改职称评定标准，使科研与教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相互替代，鼓励教师上好课。在教学型院校还可以实行教学一票否决制。当前很多高校已经采取类似措施，但主要停留在对数量的把握上，今后还应更重视质量，对教学质量评估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进行经济处罚，连续两年评估不合格的，在职称评定中可施以一票否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纠正扭曲的激励机制，鼓励高校教师从事本科教学的积极性。

当然，所有对策的实施都要求打破高校的行政主导制，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理性治理状态;也要求打破高校的政府垄断地位，引入竞争机制，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教育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受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和统治阶层意志的影响，它不可能脱离整体的社会环境而独善其身。当前高校弥漫的学术腐败、行政权力独大、学风浮躁等现象，其实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反映。要解决高校本科教育的弱化问题，还依赖于整体社会体制环境的改善。

(责任编辑：刘新才)

作者：王利华

第三篇：浅谈中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速度加快，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国教育部门和机构不断加强教育管理水平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所以教育投资很关键。但是我国仍存在着教育投资领域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在对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义务教育领域，阻碍了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本文将结合现实情况从中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现状问题，原因，解决对策等方面分析中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问题。

关键词：教育投资 中国义务教育 教育投资负担 经费管理体制 教育差距

义务教育是根据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和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教育，具有强制性、公益性、统一性等性质。义务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根据公共产品的特点和利益获得原则，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应主要由政府负担。[1]

一、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问题现状及原因分析

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管理体制的内容包括我国地方中小学基础教育经费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下拨县级;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地方，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为确保地方教育投资，除了地方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县以下乡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基础教育，地方征收的教育附加费也主要用于地方义务教育及学前教育。

在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方面，我国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做出了努力，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投资总量不足，教育不公问题，教育师资力量不均，教育基础设施无法普及等问题。

(一)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不足

尽管我国教育投资比例不断增长，但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无法满足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明显，甚至在中部部分地区的公立学校也有发生[2]。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有：

1.教育投资总量不足

2.我国教育投资的结构不合理

教育投资在各级教育中的分配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所占比例高于中小教育及学前教育等基础教育，目前尽管教育投资比重不断向义务教育倾斜，但是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仍偏高。

3.接受义务教育的人数急剧增长

接受义务教育的人数增长，尤其是农村免收学杂费书本费政策的实施，使中小学人数急剧增多，导致人均义务教育经费减少，学校硬件设施无法满足增长的学生人数和教学需求。

(二)义务教育投资分配不均，发展不平衡

首先，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分配不均，导致义务教育的基础设施配备出现区域性差异。基本设施无法得到全面的建立和普及，西部地区、偏远山区及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硬件设施差，部分教学楼宿舍楼是危房建筑，政府和学校无力更改现状。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小学设施配备齐全，教学环境堪称一流。

其次，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分配不均，导致义务教育的师资配备不合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人才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很少有人愿意奔赴西北等边远贫困地区支教或就业，因为大城市的发展空间大，发达地区学校薪资福利条件好，其原因归根是教育资金的差异。

最后，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分配不均，导致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出现差别，使社会无法协调发展，教育无法平衡发展，出现恶性循环。

(三)义务教育投资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我国有限的义务教育投资资金不足，使用效益不高，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加剧了教育经费的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更有甚者，公款私用现象在某些学校时有发生。原因如下：

1.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重逐年下降，学校机构冗杂，超编现象严重，占用大量人员经费开支，造成教育经费严重浪费。

2.学校布局不合理，规模效益较差，在农村较普遍。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3]，县、乡(镇)、村三级办学，农村一般以村为单位设小学，造成小学多规模小，班额不足等现象，教学能力不够，师资力量不足，设施无法充分使用，办学规模效益也无从谈起。

3.教育资金使用透明度低，导致公款私用现象出现，学校人员为私用资金巧立名目，纳入资金使用账目中。

二、解决措施及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

1.制定明确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目标。中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要求教育投资到位，中国应尽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

2.完善与教育投资相关的法规建设。首先，应尽早制定“教育投入法”，使教育经费的筹集、负担、分配、使用都有法可依，职责分明，推进教育财政决策的民主法制化。其次，设立保障法规执行的监督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保证教育财政法规切实执行。

(二)建立合理规范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

首先，中央政府的支持责任确保全国公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的获得与公平性。重点支持特殊地区贫困地区，提供教育转移支付资金。其次，省级政府依靠财力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在省内进行以各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加速建立农村地区规范化、平稳化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

(三)优化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加快教育投资途径多元化

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渠道，促进多元化教育经费渠道的开发，加快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弥补教育经费总量不足，如发行教育债券彩票，实行教育股份制办学体制改革，发展教育投资基金，扩大鼓励教育捐助等。

(四)加强义务教育投资经费使用明细的透明度，真正提高使用效益。

(五)加强农村地区“合点并校”政策的落实和实施

用以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合理有效地利用教育资金经费和师资力量，避免合点并校过程中出现弊端，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义务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和关键，其贯彻落实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素质的高低和国家文化素养的好坏。我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过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各级政府及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克服各种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义务教育过程中的不足进行修正，解决义务教育的投资问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优化教育投资分配格局，提高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使我国尽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缩小与世界教育的差距。

参考文献:

[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武汉大学，尤少忠.关于中国教育投资不足问题的思考[J].经济评论，2011年06期

[3]谭春芳，徐湘荷.大就好吗——美国小规模中小学校(学区)合并问题研究[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9(2)

作者：张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