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合同法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国际统一合同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认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影响下，我国对合同法作出了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体现出我国合同法向国际统一合同法靠拢的趋势，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第一篇：合同法论文范文
对合同与合同法的认识
【摘要】我国先后颁布了三部有关合同的法律，即“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它们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提出制定新的合同法，而且是由专家、学者来起草，其立法思想和立法技术都是全新的，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目前法律创制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合同；合同法；基本原则；要约；承诺；无效合同
一、合同与合同法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比如下列协议有些是合同有些就不是合同：甲与乙商量某日到水库去钓鱼，这是基于娱乐为目的不涉及民事权利和义务，不是合同。某企业与职工鉴定的生产任务、质量、成本包干责任书，因为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合同。某村委会和某村民签订的鱼塘养殖承包经营协议，在此协议关系中，双方法律地位平等，以设立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是合同。合同法是调整当事人之间以协议形式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合同法立法、执法和守法活动的基本思想，是贯穿于合同法的法律规范。其作用表现在：1.合同法立法的指导方针。合同法各个章、节的内容都是依据基本原则来制定的，也就在合同法和其他法律之间划了一条界线。2.合同的各方主体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合同的各方主体在设定合同的时候，当然应当遵循合同法的具体规定，在合同法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的时候，应当按照基本原则的要求行事，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是无效的。3.解释合同法的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案件时，须对所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阐明法条的含义，如果有两种以上的含义，则应当采用其中最符合基本原则的解释。4.补充法律漏洞。在合同法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基本原则裁判案件。
（一）平等原则
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当事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这一原则在许多国家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他们认为它是无须明文规定的公理性原则。其含义是：1.合同的当事人无论其所有制性质，还是其经济实力强弱，订立合同的时候，法律赋予他们同等的机会和权利。原经济合同法这一条规定为“平等互利原则”，但考虑到缔结合同，既有有偿也有无偿，比如赠与合同。即使有偿合同，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法律亦难强求其互利，所以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仅要求法律地位平等而不必要求互利。2.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3.法律对双方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
（二）自愿原则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它是民法“私法自治原则”的体现，简单来说，就是订立合同自由、选择合同相对人自由、决定合同内容自由、选择合同方式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受到限制的。
（三）公平原则
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应当公平合理，兼顾双方的利益。在适用这一原则应当注意三点：1.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如果涉及第三方则不能适用这一原则，而要用诚实信用原则来规范。2.该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和自愿原则提供了一个判断的标准。3.公平是在签定和履行合同的时候而言，不包括合同执行完毕。
（四）诚实信用原则
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应该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其含义是：1.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它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靠自己劳动、资产、智慧去牟利。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它要求尊重他人的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来对待他人事务，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损人利己。在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中，它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2.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因而具有道德调节和法律调节的双重功能。3.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于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是给法官的空白授权书，使之能够应付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4.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君临民法的其他原则，被称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誉为“帝王条款”。
（五）合法原则
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三、合同的订立
（一）合同的形式
《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于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合同法》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合同形式的权利，但又给以一定的限制。所谓合同的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它是我国合同的最主要形式。所谓合同的口头形式，是指人们利用对话的方式达成协议的合同形式。一般来说，即时情节的合同大多数都采用口头形式，比如我们到商店买东西。二者相比较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合同的其他形式是指除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之外的合同形式，它包括默认形式、推定形式等。如《合同法》第49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比如本人知道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该代理合同成立。再比如房屋租赁，租赁期满，承租人继续占有房屋，出租人不作否认表示，视为延长租期的新合同成立。
（二）合同订立的程序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1.要约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民法上的所谓“意思表示”是指向外部表明意欲发生一定私法上法律效果的意思行为，即内心意思表露于外。发出要约的人是要约人；接受要约的人是受要约人。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两者的区别在于，要约人发出要约后，受要约人只要承诺，合同即告成立，要约人就要受自己要约的约束。而要约邀请是诱导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要约邀请人并不受要约邀请的约束，要约往往明确具体，一般指明自己要受到该要约的约束，要约邀请则不然。市场上的叫卖、商品的标价签可能就是一种要约，也可能是要约邀请。
2.承诺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比如某服装厂向某商场推销一批服装，每件价格120元，共100件，当年5月底前交货。商场表示，如果价格降至每件100元，可要200件。服装厂同意供货数量增至200件，但要求每件价格为105元，交货期延至6月底，商场表示同意。在该合同中，每件价格120元，共100件，当年5月底前交货是要约，价格每件100元，可要200件是新要约，价格为105元，交货期延至6月底是又一新要约，商场表示同意即是对这一要约的承诺。
（三）合同的成立
1.一般来说，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
3.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这是对《合同法》第10条、第32条的变通性规定，对一些有欠缺的合同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其成立，这对于保护善意当事人制裁恶意当事人有巨大的作用。
四、无效合同
合同虽已成立但不具备合同有效的条件，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之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所谓胁迫是指以给自然人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以这两种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比如代理人为自己的利益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比如假借合同进行走私。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比如野蛮装修合同，垄断合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为两种：任意性的和强制性的。任意性的是指法律法规虽然有这个规定，但当事人可以变更，违反了这个规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强制性的规定包括命令性的规定和禁止性的规定，前者在法律上表示为必须怎么样，比如必须取得营业执照方可营业，后者如不准怎么样、严禁怎么样、禁止怎么样、不得怎么样。当然有些规定字面上没有显示，需要法院来认定。所以这一规定实际上授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
作者：陈晓晖 陈后胜 朱江
第二篇：合同法国际统一化对我国合同法的影响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国际统一合同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认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影响下，我国对合同法作出了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体现出我国合同法向国际统一合同法靠拢的趋势，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 合同法合同法国际统一化不安抗辩权实际履行原则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快速推进，合同法多样性的局面日益显示出阻碍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不利的一面。而现有的国际统一合同法推动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则愈来愈有所加强，并且国际统一合同法的这种积极作用也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有所认识。因此，各国纷纷加入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运动之中，我国也不例外，对合同法作出了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世界经济的发展。
所谓合同法国际统一化是指“各国通过采纳或适用统一的示范法或合同法规，或在不影响各国实体法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冲突法规则对各国合同法进行协调，以消除合同法律冲突，使各国合同法达到一种一致有序的整体的过程。”
一、合同法国际统一化是我国合同法改革的时代背景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国家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首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并且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影响下，我国对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运动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众多的回应形式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我国在总结原有的三个合同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这一时代背景下，于1999年1月15日制定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对于原来的三个合同法而言，1999年《合同法》条款内容除了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某些问题的制度规定上保持自己的特点外，大量反映和吸收了国际统一合同法的相关精神和规则，这也是1999年《合同法》最显著的特点，从而使中国合同法与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重要成果趋于一致。
二、改革后的我国合同法与国际统一合同法接轨的重要表现
我国1999年《合同法》与我国以往合同法相比，有着许多创新性的发展，这些创新性的发展正是我国改革后的合同法向国际统一合同法积极靠拢的重要表现。这些重要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合同形式上明确采用不要式原则
与原有的三个合同法相比，1999年《合同法》在合同形式问题上朝着国际统一合同法迈出的重要一步是明确采用了不要式原则。
原有的三个合同法对合同形式问题，原则上实行要式原则，即一般要求合同采用书面形式。尤其是涉外经济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确认为无效。1999年《合同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和发展，首先体现在确认了合同形式的不要式原则。1999年《合同法》第十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里所谓的其他形式，包括“当事人通过自己的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也可以订立合同。”这一规定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十一条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2条关于国际商事合同无形式要求的原则是一致的。考虑到中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形式有特定的要求，1999年《合同法》第十条第2款同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样的规定，既照顾了当事人选择缔约形式的自由，有利于交易的便捷和提高效率，又尊重了有关法律法规对合同形式的限制要求。虽然根据上述第十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在未采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当事人约定的书面形式之前，应当推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未成立，但是1999年《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又补充规定，在上述这种情形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这就实际上进一步放宽了第十条第2款对书面形式要求的限制，体现了国际统一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轻合同形式要求的发展趋势。1999年《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同样反映了这样的精神。
在合同形式上，1999年《合同法》向国际统一合同法靠拢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合同的书面形式上借鉴吸收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6月发布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中有关电子合同的规定内容，确认了采用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1999年《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按照这一规定，凡是一切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都可以作为合同的书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条文中明确列举到的这几类。1999年《合同法》的这一规定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关于书面形式的定义是一样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10条对书面形式的规定是“书面系指能记载所传递的信息并可以有形的方式复制出的任何通讯方式。”这样，不仅满足了现代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又为今后信息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留下足够的弹性空间。
2.第一次提出了通过要约与承诺的订约方式
在合同的订立方面，1999年《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第一次提出了通过要约与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并且对当事人通过要约与承诺订立合同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规定，弥补了我国关于合同订立方面法律规定的一大空白。我国1999年《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而此前的《经济合同法》与《涉外经济合同法》在起草的过程中，“法学界虽有人建议，在合同的订立问题上，必须首先要有要约与承诺的规定，因为这是合同订立一般要经过的两个步骤，它们不但本身比较复杂，而且涉及到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合同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立等容易發生争讼的法律问题，但均未被采纳，从而使此前的中国合同法在立法上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缺陷，法院只有根据一般实践和法理来评判某个合同是否已经成立。”而1999年《合同法》不仅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须采取要约与承诺的方式，并且对这一制度设立了二十个条文，内容包括要约的定义和构成要件、要约何时生效、要约如何才能撤回和撤销，何时失效;承诺的定义和构成要件、承诺何时生效，承诺如何撤回等规定，从而使中国合同法在内容和体系上进一步完整起来。我国1999年《合同法》关于要约与承诺法律制度的规定基本上完全参考吸收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要约与承诺的规定内容，体现了与国际统一合同法衔接一致的精神。
3.抛弃了“实际履行原则”的提法和接受了“不安抗辩权”制度
我国1999年《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的规定也较前几部合同法有了新的发展。1999年《合同法》在合同履行的问题上，较之前几部合同法，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1)1999年《合同法》抛弃了“实际履行原则”的提法。所谓“实际履行原则”是指一旦合同订立，合同债务人就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标的为给付，既无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也不能以其他标的物代替履行，更不能以偿付违约金、赔偿金的方式来终止履行。应该说“实际履行原则”是我国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年代的产物，这一原则在我国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变，以及我国和世界经济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如果再坚持这一原则，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不利于商家及时把握商机。科学地看待合同履行的问题，首先肯定合同的目的既在于在特定的债权人、债务人之间设定特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正常的或一般的情况下，债务人无疑首先应承担按约定的标的履约的责任。但市场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的，不但债务人“实际履行”的能力会有所变化，就是债权人的要求也不一定从合同订立时起就一直不变。因此，应当允许当事人之间有必要的灵活性或作其他处理的权利。所以，1999年《合同法》第六十条改“实际履行原则”为合同订立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1999年《合同法》的这种改变更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2)1999年《合同法》接受了已为国际社会普遍实践的“不安抗辩权”制度。1999年《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和六十九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但在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当事人……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这种制度可以更好地保护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4.违约责任构成的规定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1999年《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构成的规定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价值。1980年的《经济合同法》第29条将违约的构成规定为：“由于当事人一方面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这种规定将违约的构成归结为两个同时存在的条件：一是要有违约的行为，二是违约人要存在过错。但我国1985年出台的《涉外经济合同法》放弃这样的要求，转而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即违反合同。”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也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损害赔偿。” 1999年《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再一次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应该说这种规定是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价值的。如果在违反合同上适用过错责任，一方面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把违约责任的构成与侵权责任的构成混淆了起来。因为合同行为是一种双方当事人均有意成立特定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而且合同的成立，就表明了雙方当事人已有了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并于无正当或合法理由不履行这一义务时承担违约的承诺。所以从法理上讲，在合同成立生效之后，任何一方都应恪尽注意的义务，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除了能证明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是由于不可归责于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否则他就必须承担违约的责任。另一方面在违反合同上适用过错责任还会增加合同他方追究违约人责任的困难和负担，而且法院在处理此类合同争议时也会旷延时日，从而给市场民事流转带来障碍和不便。
总之，1999年《合同法》既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产物，又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要求中国合同法与国际统一合同法接轨的产物。
作者：代美华
第三篇：谈我国合同法中的“重大误解合同”
[摘要] 《合同法》规定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这是对我国合同法律制度的一个新发展,对于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合同法》及各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对什么是重大误解的合同做出较详细的解释,这就使得如何认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构成重大误解的条件、误解的内容、重大误解合同的撤销权以及撤销权的消灭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合同法 重大误解 撤销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但至于何为“重大误解合同”,《合同法》并没有做出规定。何为“重大误解”及其如何认定问题,在我国合同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还是一个尚未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笔者试就此作如下探讨。
一、构成“重大误解”的条件
一般来讲,“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大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当事人受到较大损失,以致于根本上违背了最初的缔约目的。由此看来,认定是否构成“重大误解”,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一)“重大误解”必须与合同的订立存在着因果关系
误解,必须是由此而导致了合同的订立,也就是说,没有这种误解,当事人将不订立合同或虽订立合同但合同条件将发生重大改变。与合同订立有因果关系的误解,才属于协议错误,构成“重大误解”。否则,不构成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一方的误解是由另一方欺诈造成的,那么“误解”则不是合同订立的直接原因,引起合同订立的直接原因应是“欺诈”,对这类合同应按《合同法》54条第二款的规定,按“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来处理,而不应包括在本文所述之“重大误解”之内。
(二)误解必须是合同当事人自己的误解
合同是由当事人双方合意构成,因此误解必须是当事人自己的误解。第三人的误解或错误(如误传)则不属于《合同法》54条规定的“重大误解”,而应直接依法主张合同不成立。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有过失,才可构成合同上的误解。这种错误可以是单方误解,也可以是双方误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是双方误解才可导致撤销权的行使。
(三)误解必须是重大的
我国《合同法》规定,只有构成“重大误解”,才能使当事人具有变更和撤销合同的诉权。“重大误解”是对与合同履行后果有密切联系的合同基本条件的错误理解。误解是否“重大”,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其一,对什么产生误解,如对标的物本质或性质的误解可以构成“重大误解”,对合同无关紧要的细节的误解不构成“重大误解”。其二,误解是否造成对当事人的重大不利后果。如果当事人对合同某种要素产生错误认识,但并不因此而产生对当事人重大不利的履行后果,这种错误理解也构不成“重大误解”。
二、误解的内容
误解的内容,是指对什么产生误解。笔者认为,误解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合同性质的认识错误
对合同性质的认识错误一般都可以构成《合同法》中所述的“重大误解”,如实为借贷合同,一方当事人却误以为是赠与合同;实为出租合同,一方当事人却认为是出卖合同等,都构成“重大误解”。
(二)对当事人特定身份的认识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把对主体身份认识错误列为“重大误解”的原因之一,如误把甲公司当成乙公司而与之订立的合同。从法理上分析,在以感情为基础的赠与、以信用为基础的委托等合同中,如果对当事人的身份发生了误解,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对要求特定履约能力的合同(如加工承揽合同、技术开发合同等),对当事人身份发生的认识错误也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三)对标的物性质、质量等方面的认识错误
1.对标的物性质的认识错误。当事人针对同一物订立合同,但对合同标的物的性质或品种的认识错误,可以构成“重大误解”。如将镀金的物品当成是纯金的,把钻石当成普通的石头,把原作当成赝品等等,对标的物性质、品种的误解,使合同目的落空,使一方当事人遭受重大损失,应属于“重大误解”。
2.对标的物质量的认识错误。一般说来,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发生认识错误,是有可能构成重大误解的,如把处理品当成合格品,把二等品当成一等品等,这种误解易给当事人造成较大损失,应按“重大误解”处理,适用《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3.对标的物价值的误解。对价值的误解通常与对标的物本质、性质、质量或数量的误解有不解之缘,也就是说,对价值的误解经常基于对标的物本质、性质、质量或数量的误解,没有这个前提,当事人只是单纯的对标的物价值的判断错误,是不能构成重大误解的。
4.对标的物数量的误解。数量,是指同一物的多少。一般而言,数量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对合同标的物数量发生认识错误,可以构成重大误解。但要结合合同目的来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如果标的物数量无关合同主旨,则属一般误解。
(四)对合同履行方式、履行地点、履行期限等内容的错误认识,符合前文所述条件,给当事人带来较大损失的,也应按“重大误解合同”处理。
三、“重大误解合同”的撤销权与撤销权的消灭及其法律后果
“重大误解”,是一种可原谅、可宽宥的错误,因此,《合同法》在第54条规定了当事人的撤销权;同时,为防止交易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合同法》在第55条又规定了撤销权的消灭。
(一)撤销权
前已述及,“重大误解合同”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或变更合同。但是当事人的这种权利,只是一种诉权,能否撤销或变更,要由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决。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一方,显然是承受合同不利后果的一方,应对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当然,法律要保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依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撤销合同后,其法律后果是:该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就不具效力,未履行的合同不再履行,已履行的合同应停止履行,已从合同对方取得的财产应返还对方,财产不存在或已由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应折价偿还。当事人都有过错的,要依过错的大小确定损失的承担,一方有过错的,赔偿他方的损失,使其财产处于合同订立前的状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
(二)撤销权的消灭
我国《合同法》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2)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的精神,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知道撤销事由后的以下几种情况应当视为放弃撤销权或撤销权消灭:第一,催促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或主张“重大误解”后又受领对方的给付;第二,对于对方的不履行合同的行为提出索赔要求;第三,主张按自己的理解或修正意见履行合同,而对方是接受的。前两种情况是对当事人意思的推定,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当事人达成了新的合意,消除了“重大误解”。当事人撤销权消灭的法律后果是:可撤销合同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应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和接受合同权利。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的构成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作者：李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