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无效合同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于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在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合同，但我国合同法相关理论制度以及司法解释中对于无效合同的制度尚存有一定问题，对于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偏于原则性，在司法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逐渐暴露出了在制度设计层面的瑕疵。
第一篇：无效合同论文范文
简述无效合同的后果处理
一、对无效合同的再认识
任何合同,都涉及到其效力问题。这里的效力,是指法律意义上的效力,或者说是法律约束力,包括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由于新颁布的《合同法》对无效合同有了更明确且更严格的规定,也为了《合同法》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地贯彻落实,有必要在理论上对无效合同作进一步的探讨。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订立,但由于违反了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不为法律所承认和保护,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二、无效合同的后果处理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指由于合同无效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客观结果,包括法律约束力和责任承担两方面。合同法第56条至第59条对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的,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在责任承担上,《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撤销的,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规定了折价补偿的责任方式,比《民法通则》规定得更为细化一些。根据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处理无效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和法律责任:
1.返还财产。合同既然无效,就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任何一方都没有占有对方财产的合法依据,恢复原状是处理无效合同对各方当事人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基本原则,因此,应该将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恢复到双方没有订立合同的状况。无论接受财产的一方是否有过错,都应当负有返还财产的法定义务。需要指出的是,返还财产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因该无效合同或该民事行为取得了对方的财产,同时返还的范围也限于因该无效合同或民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如果没有财产的交付和受与,就不适用返还财产的责任形式。
2.折价补偿。司法实践中,多数无效合同实际已得到当事人部分或全部的履行,有关合同效力问题的争议也几乎是由当事人因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后才提出的,也正因为如此,有些财产客观上是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方可以无偿取得对方的财产或服务,为体现法律公平与过错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和,法律规定了对标的(财产或利益)进行估价后,由取得利益的一方将价款付与交付财产的一方。这实际上是返还财产的一种变通方式。不能返还可能是法律上的不能返还,也可能是事实上的不能返还。法律上的不能返还主要是由于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制;事实上的不能返还则是因标的物灭失的法律事实的发生。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况,是指当事人接受的财产是劳务或利益,在性质上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无论什么情形,都应当适用折价补偿的民事责任形式.司法的难点在于:如何折价。价格等于当事人的约定,意味着无效合同按有效合同处理,高于或者低于约定价格又必然导致处理的不公,两者均有悖法律的规定精神。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应为本着法律对无效合同的否定评价的基础,在折价补偿的同时,对过错当事人一定程度的经济惩罚,如将合同约定的利益部分予以收缴,上交国家。
3.赔偿损失。即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由负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无过错一方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则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4.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合同法第59条规定:“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笔者认为,合同法在无效合同当事人责任的承担方式上规定得仍然过于简单而不便操作,仍然不够合理、科学,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处理的结果却是有效合同的处理结果,国家还应加强在无效合同后果处理方式上的立法,同时,无论是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还是赔偿损失,都要特别注意避免无效合同作有效合同、有效合同作无效合同处理,反之,法律关于无效合同的立法目的将难以实现,甚至还可能被恶意利用。
三、认定合同无效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1.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按照1985年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规定,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民法通则》第42条也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合同法颁布之前,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在司法实践中都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对这类合同,而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更未将其规定在五种无效合同当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一》第10条则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显而易见,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效力在法律和法律解释上是有章可循的。这些司法解释是对合同法的补充,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理念,体现了合同法缩小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市场交易的立法思想。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必须转变观念,审慎的对待合同的效力。
2.非法人主体订立的合同。1985年国家工商局〈关于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规定:非法人团体组织对外签订的合同无效。直到现在,因主体不合格,特别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订立的合同大多仍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笔者认为,非法人组织虽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它与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自然人相比有本质的区别,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民商活动都是由这些组织或者法人的分支机构进行的,这类组织所订立的合同事实上并不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之列,简单的将其签订的合同认定为无效,就意味着合同内容的不能实现,甚至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因而,只要这种合同不违法或者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就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确认该类合同有效。
3.可撤销的合同。所谓可撤销合同又称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法律允许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有一些相同之处,如可撤销合同被依法撤销后该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绝对无效,当事人即便不主张认定其无效,也不改变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的性质,而可撤销的合同只有在被撤销后,才自始无效。另外,当事人请求变更可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合同,完全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决定。
(三)效力待定合同
效力待定合同又称可追认的合同,是指合同主体资格欠缺,但经有权人追认即自始生效的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与无效合同有根本的区别,前者在条件成就后即为有效合同,条件成就前可视为准有效合同。从鼓励交易、保证交易安全的原则出发,对于这类合同不能随便认定无效,而应当注意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和被代理人的追认权,采取补救的办法,尽量使其成就生效的条件。而无效合同因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是受法律屏弃的,因此不能实现当事人的合同目的。
总之,《合同法》较之过去的合同法律法规,在有关合同效力的立法上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在无效合同后果的处理上,也增加了一定的内容。我们在具体运用时,必须把握《合同法》的立法本意,从严控制无效合同,慎重对待处理无效合同,以体现《合同法》促进交易、繁荣市场的精神。
[作者简介]徐岳,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
作者：徐 岳
第二篇：浅析无效合同法律问题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于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在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合同，但我国合同法相关理论制度以及司法解释中对于无效合同的制度尚存有一定问题，对于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偏于原则性，在司法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逐渐暴露出了在制度设计层面的瑕疵。本文将针对无效合同在实践当中关于时效的适用等无效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于无效合同制度的完善建议，以期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体系发展，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关键词：无效合同;诉讼时效;完善建议
一、无效合同概述
合同的效力一种价值判断，是法律对私法权利行为进行干预，是国家意志对于私法自治的一种限制。在合同法理论中最为核心的原则之一是合同自由原则，但其所强调的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阶段，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稳步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秩序，需要对无效合同制度做出较为全面的把握，不然就会造成滥用无效合同制度的局面，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此对于无效合同制度的研究具有十分紧迫并且重要的意义。
(一)无效合同概念
无效合同是指由于合同严重缺乏使合同有效的要件，按照我国法律的直接规定赋予的法律效果，不按当事人的合意内容产生法律效果的合同。在我国法学界，对于无效合同是否是合同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合同无效并不必然代表着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是指合同已经成立，但是欠缺合同有效的成立要件，合同不成立是指合同欠缺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于某些违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等的合同以及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和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二)无效合同分类
根据合同的主张对象不同，无效合同可以分为绝对无效合同和相对无效合同。绝对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自始当然绝对的无效，任何人均可以主张，主要体现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中。相对无效合同是指针对某个特定的对象才不发生效力，例如不能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主张合同生效，我国对相对无效合同的体现主要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中对于可撤销、可变更合同以及效力待定合同的规定。
根据合同无效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全部无效合同和部分无效合同。如果合同无效的原因涉及合同的全部则为全部无效合同，如果合同无效的原因仅仅涉及合同的部分内容则为部分无效合同。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对于合同部分无效以及自始无效的规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意志应当对于私法自治领域干涉的越少越好，因此部分无效合同可以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更好的实现实践效率。
根据无效合同是否具有溯及力可以分为自始无效的合同和嗣后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的合同是指合同在成立的时候就由于存在无效的原因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嗣后无效合同是指合同在成立的时候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符合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要件，但是由于后来国家颁布了新的法律或者对现有的法律做出了修改，使得原有合同违法强制性规定等而被认定为无效的合同。对于嗣后无效的合同是否要溯及既往应当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返还给付的困难程度进行综合判定，做出慎重考虑。
二、无效合同与时效适用
在我国对于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目前在我国学术界也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应当受到诉讼时效问题的限制，相关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针对所涉及到的违法合同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请求确认合同无效。首先，因为确认合同无效是一种对于合同性质的否定性评价，只要合同所违反的国家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序良俗等没有发生变化，合同的这种违法状态就会持续不断，并不会仅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或者消逝，所以对于合同无效的确认就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其次，由于合同没有被法院确认为无效，在实践当中合同双方当事人往往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所以，即便事隔多年，为了保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也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最后，如果认为对无效合同的确认适用诉讼时效，那么在诉讼时效期间经过之后，无效的合同将会变为有效的合同，违法的合同将会变成合法的合同，违法的利益也将会变为合法的利益，这明显不符合我国立法的目的和宗旨，不利于维护法律秩序。除此之外，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无效合同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从价值选择的角度看，不能为了追求绝对的公平而放弃效率的存在意义，片面的过于追求绝对的公平并不一定会实现最大化的公平，仅仅是满足了部分人的公平。并且法律不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适用诉讼时效可以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减少资源的浪费，更好的配置司法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财富作用。笔者更支持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需要适用诉讼时效。
由此，对于无效合同確认适用诉讼时效中，关于返还财产和损害赔偿请求等所涉及的适用范围问题也存在着适用说、不适用说和折衷说的争议。折衷说克服了另外两种观点的以偏概全和一概而论的瑕疵，认为针对实际中发生的具体情况应当区别对待，更加科学合理。
三、无效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无效合同制度在实践中对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对交易的安全以及交易秩序的稳定性的维护，对于我国经济制度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无效合同制度中存有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对于理论合同在实践中的应用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利益界定不明确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中提及了损害国家利益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但对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在理论界存有不同的观点。国家利益通常来讲更加侧重于国家的政治利益，主要涉及的是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包括国家政治安全稳定、国家主权利益、国家财产所有权利益等。在认定合同无效时，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一样均属于一种抽象的概念，社会公共利益包含了政治基础、道德准则以及社会秩序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范规则。由于在我国《合同法》中并没有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限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是十分笼统的将其作为合同无效的条件之一进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很可能被任意的无限放大或者缩小。
(二)权利主张主体不明确
合同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设立的契约，合同当事人对于合同的效力问题当然具有权利进行主张，但对于无效合同，由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应当赋予任何人均有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此明确规定，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仅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行为能力、标的等事项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合同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国家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是为了保证社会活动的正常秩序而对私法领域的干预行为。如果主张无效合同的权利被滥用，那么在社会中就会发生利用无效合同制度来恶意谋取个人私利的情况，将会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
(三)认定标准存有缺陷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规定的几种情形之间的逻辑较为混乱，第五项的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属于并列关系，但实际第五项规定的内容包含了前述几项内容，因此对于这些规定应当进行重新设计和定义，明确彼此之间的界限。
四、无效合同制度的完善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法制规范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宪法赋予给公民的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意思表示权利，行政权力对此不应过多干涉而认定合同无效，笔者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合同无效的制度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完善。
(一)明确无效合同判定标准
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的无效合同认定条件进行修订，对于危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进行明确细化，对司法和执法工作者进行业务指导培训。对于侵害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和侵害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应当予以区分，在用无效合同制度进行规制的同时要考虑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不宜用无效合同对其进行全部的概括。同时对第五十二条中列举的合同无效条件进行重新梳理合并，明确列举事项彼此之间的界限，划清存在交叉的部分。无论合同的产生形式如何，只要违反了国家相关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应当认定为无效。
(二)明确合同无效主张权利人范围
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权利人范围，笔者认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包含合同当事人、与合同内容由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和与合同内容、执行有关的国家行政机关。按照关于民事纠纷的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都不宜作为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人，从而可以避免对于合同自由原则和私法自治的过度干预，避免对于权利的滥用，进而最大程度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除此之外，在对无效合同进行确认时，要对合同双方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进行深入了解，知晓各方的真实意图，避免一方因为自身私利利用权利损害其他人利益。
(三)梳理完善已有法律规范
我国关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不仅仅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还有众多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数量繁多，类型各异，并且跨越时间较长，导致对于同一类型问题可能存在不完全一致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产生了法律适用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现有法律规范的梳理可以差缺补漏，剔除不必要的规定，补充新的重要规定。同时还可以建立关于无效合同的指导性案例制度，由于法官在实践中的自身业务水平不同，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建立无效合同指导性案例制度可以引导基层法官可以正确的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司法的确定性和统一性。
五、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无效合同制度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合同法为了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自治基础上，国家公权力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随着实践中合同关系越来越复杂，交易活动越来越频繁，合同经常被认定为无效会严重影响交易市场的稳定，因此对合同无效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细化无效合同认定的标准，明确主张权利人的范围，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或者建立无效合同指导性案例制度，对于我国无效合同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合同的宗旨，维护交易的公平和秩序。期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依法治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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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丹萦
第三篇：关于无效合同若干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就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诉讼时效及无效与可撤销合同的界限等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
【关键词】无效合同 解释适用 诉讼时效 可撤销合同
由于无效合同在合同纠纷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因此，无效合同问题被学术界所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合同中，无效经济合同约占经济合同总量的10%-15%，大量的无效合同致使每年约有3000亿至4000亿元的合同金额得不到履行。本文拟对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诉讼时效及无效与可撤销合同的界限等问题进行相应的交流与探讨。
一、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问题
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需要强调的是，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者视为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上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或其所从事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我国学者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以伪装行为为必要，既可以以当事人通谋为之，也可以一方单独为之。我国合同法将当事人通谋为虚伪表示作为无效处理，与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立法相一致。但是，我国合同法将单独虚伪表示一律作为无效处理，显然值得研究。单独虚伪表示，亦称心中保留，指表意人保留真意于自己心中，而未与相对人通谋。按照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理论与立法实际，一般认为表意人无欲为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无效。但其情形为相对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由此可见，在相对人不知表意人为虚伪意思表示情形的，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不适用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因此，在当事人一方单独为虚伪意思表示的，不应一律使之归于无效，而应区别相对人的知情与否来决定是否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一般认为，因通谋虚伪表示与单独虚伪表示而引起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恶意串通中的恶意系指意思主义的恶意，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的受让人的恶意不同。关于“恶意串通”的内容，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恶意串通”实质上就是通谋，它既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以真实意思表示为之，也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从而认为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存在交叉重合，认为二者都存在伪装的可能和目的违法的情形，其区别仅在于，恶意串通以通谋为必要，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伪装行为为必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恶意串通行为中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是真实的。从“恶意串通”的文义来看，应不限于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为真实，也应包括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
二、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
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却有学者认为，无效合同的无效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应适用诉讼时效。该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价值上的冲突，认为如果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故认为对于主张合同权利，应该有一个期限的限制。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或确认，其权利行使期间限制的目的在于调和二种互相冲突的法价值，即国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干预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关于如何调和该价值冲突，我国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应区分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进行分别处理。而且，我国立法亦采相同做法。按照上述见解及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其所违反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应强调国家对合同效力的干预，使其终局的、确定的不发生任何效力，而不应对主张无效或确认进行时间上的限制。
此外，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依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是当然无效，并不以法院的确认为要件，但是当事人或者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可能对合同是否具有无效原因存有争议，不妨诉请法院确认。当事人或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时，其所依据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需要澄清的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概念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即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因其不属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再有，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一定必然地破坏交易安全。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终局的、确定的归于无效之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将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的，则应区别第三人的善意与否，第三人为善意的，法律应保护其所取得的利益。关于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法律行为之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笔者认为理论上应作出一定的补充。
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间的界限问题
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合同成立制度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治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我国合同法对于欠缺一定生效要件的合同，依其欠缺的程度与瑕疵的性质，分别予以不同的评价，将有瑕疵的合同在效力上区别为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与效力未定合同。民法对不合符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何以会作出无效、得撤销、效力未定乃至完全有效的规定，此乃立法政策上的问题，亦即视其所欠缺要件的性质如何以为决定，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利益、当事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无效合同因其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瑕疵程度最为严重，因此不问当事人意思如何，一律使之自始的、当然的、确定的不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所欲追求的法律后果。可撤销合同因其违反私益，瑕疵严重程度次之，因而使之可撤销，以使当事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维持合同的效力，并设一定撤销权行使期间，使得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早日确定。效力未定合同因其在程序上欠缺他人的同意，瑕疵程度较为轻微，因而使之暂时不发生效力，以使第三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使该合同发生法律上确定的效力。因此，在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原因的划分上，我们必须贯彻这一标准。任何法律的制定或多或少都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维护私人利益其目的亦在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亦需通过保护私人利益而达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个别法律规定的解释适用上，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没有区别的必要或可能。在无效合同的规定中，应认为其无效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在可撤销合同中，应认为其可撤销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私人利益的维护。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效力未定的，并非取决于法规范所保护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人数多寡，而是取决于法规范所涉及的利益性质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通谋虚伪表示，是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不表示内心真意的假装实施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关于基于通谋虚伪表示所订立合同的效力，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行为之社会的、经济的效益，因而无效。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虚伪表示所订立的合同因其违法立法政策上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而归于无效。而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因其所侵害的仅仅是债权人特殊的、个别的私人利益。若认为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诈害债权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利益与交易秩序，那也仅仅是间接的、反射的结果。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所订立的合同应认为是可撤销的，法律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以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维持该合同的效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不致受到无限度的突破。
依据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立法政策，无效合同因当事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因而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法律强制规定其为自始、确定无效。可撤销合同则因违反个别的私人利益，因而法律允许具有撤销权之人依其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以使法律行为归于无效。但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文义，该项规定对于一些案件中真实意思表示行为的情形也有适用的余地，这显然是与无效合同的立法政策相违背的。因此，在现行法框架下，我们应对此项规定做出目的性限缩解释，即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所指的“第三人”并非指个别的私人，而是泛指一般的人，对“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当然，对于无效合同，还有许多尚待讨论和研究的地方，如无效合同的确认、绝对有效和相对有效以及无效与不成立的区别等等。只有充分认真地去研究，并结合实际案例，才有能作出正确的判定，还法律于公正。
(作者简历：杨玫，女，重庆市人，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
作者：杨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