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格局美欧日并存论文

摘要:美苏两极争霸格局瓦解后,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它是比以往任何国际关系格局都更为复杂。本文对这一国际关系格局的特点作了简单介绍,并对其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关系作了探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多极化格局美欧日并存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多极化格局美欧日并存论文 篇1：

中美日三角关系视角下的“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变化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7AZZ003），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2JK0376）

作者简介：孙斌（1971-），男，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方向为亚太问题、台湾问题、比较政治制度和IPE等。

摘要： 中美日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角关系，研究其矛盾运动可以找出“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表明，中美日三国实力的消长变化是“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互动对其具有深刻影响；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是“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发展变化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只有不断增强中国实力，促进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良性互动，推动三国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增强两岸认同，形成阻遏“台独”分裂势力恶性膨胀的合力，才能有效压缩“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促进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

关键词：中美日；三角关系；台独；国际生存空间；互动

中美日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角关系之一，其矛盾运动几乎对亚太地区的所有事务都有着深刻影响。台湾问题也不例外。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但其出现、演变和升级并不仅仅是两岸隔阂和对峙的孤立现象，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在众多的国际因素中，美日扶持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更准确一点说，是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缠绕互动影响着台湾问题的发展。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一方面，美日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不顾中国大陆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纵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台独”分子也正是利用这种利益对抗和矛盾冲突，不断拓展其国际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台湾独立也不符合美日的长远战略利益，随着中美日三方力量的消长变化，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台独” 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将会不断被压缩。本文试图从中美日三角关系互动的视角，分析“台独”活动的历史轨迹和发展现状，探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基本对策，以促进祖国统一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

一、“台独”的萌生与恶性发展

所谓“台独”，是指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外国势力支持下，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实现“台湾独立建国”的邪恶思想和活动。妄图分裂中国主权是它最大的特质。“台独”是台湾岛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是美、日等国对岛内亲日亲美的利益团体进行策反、纵容和支持的产物[1]1，2。

日本军国主义是“台独”组织和活动的始作俑者。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部分日本驻台死硬派军官不甘心失败，勾结台湾“皇民化”士绅于台北草山召开紧急会议，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这便是“台独”活动的发端[2]8。台湾光复后，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后，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国大陆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1951年，失意政客廖文毅在日本东京成立所谓“台湾民主独立党”，公开树起“台独”旗帜。旧金山和会后，美日联手炮制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为“台湾独立”制造依据。廖文毅等人认为“台湾独立时机即将成熟”，乃于1955年宣布组成“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鼓吹台湾脱离中国，依附日本。20世纪60年代，日本一手扶持的“台湾独立运动”内部发生了组织分裂，再加上台湾情报机构的策反，廖文毅归正返台，以日本为中心的“台独”活动逐渐衰落[2]28-33。70年代，辜宽敏、邱永汉等在日本的“台独”分子先后返台，与台湾内部新兴的“革新保台派”相呼应，进行所谓“体制内改革”。

早在50年代，“台独”活动就已经在美国出现。1956年1月，陈以德等响应廖文毅在美国费城成立北美第一个“台独”组织“台湾人的自由台湾”，从此开始了以美国为“阵地”的“台湾独立运动”。 1966年6月，在美的“台独”组织于费城集会，宣布成立统一组织——“全美台湾独立联盟”。 1970年1月，海外“台独”组织再次整合，分散在日本、西欧、美国等地的“台独”势力首次集会于美国，宣布组成统一指挥、协调“台独”活动的机构——“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该组织总部设在美国，下设：美国本部、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欧洲本部、南美洲本部等[2]47-56 。“台独联盟”的成立是海外“台独”势力的一次大联合，使得“台独”势力和活动进一步扩大。自此以后，“台独”活动的中心由日本转到美国。

70年代后期，台湾“党外反对势力”崛起。党外势力以《美丽岛》和《新潮流》杂志为阵地，鼓吹台独，后者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 80年代后期开始，“台独运动”逐步向岛内转移，鼓吹实施“独立建国”。1986年9月，台湾最大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1987年国民党当局解除台澎地区实施了30余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使“台独”势力为之振奋。随后，“台独联盟”迁回台湾并集体加入了民进党。199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等列入党纲，成为名副其实的“台独”党。

李登辉攫取台湾大权以后，与民进党沆瀣一气，打着“民主”、“革新”的幌子，推行“台独”分裂路线：处心积虑地“重塑台湾人灵魂”，动摇一个中国的基础；鼓吹“两国论”，企图阻断中国统一进程；发展军备以武拒统；推行“务实外交”，提升台美台日实质关系，妄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由于李登辉的倒行逆施，岛内“台独”势力不断壮大，鼓吹“台独”者愈来愈肆无忌惮[2]135-153。

2000年5月，在李登辉的提携和日美的支持之下，陈水扁利用台湾“本土化”、“民主化”的大环境，骗取选票，取得大位。在执政期间，陈水扁积极推动“台湾正名运动”，宣扬“自决、公投”；挑动省籍矛盾，撕裂族群；鼓吹“一边一国”，妄图将两岸分离“法制化”；实践“文化台独”，加速“去中国化”，侵蚀两岸统一的软实力基础。其结果造成台湾政治贪腐、经济停滞、社会分裂、两岸对立，使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饱受“台独之苦”，也使中国和平统一的前景更加复杂[2]154-160。

二、中美日三角关系视角下“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拓展及其困境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大国利益交织最为密集，大国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各行为主体相互依存，彼此竞争，形成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四组三角关系。其中，中美日三角关系影响力最大，是决定亚太地区力量对比构成，影响整个地区国际战略格局的最主要、最基本的三角关系[3]。总的来说，中美日三角互动中冲突与合作并存，其矛盾运动对台湾问题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一方面，正是利用了三角关系中的利益对抗和冲突，“台独”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才得以拓展；另一方面，随着三角关系中三方力量的消长变化及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台独” 势力亦将逐渐陷入新的困境。

1.中美日三角关系变化与“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拓展。维持“世界霸主”地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总目标。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则是日本的长期战略目标。而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以期在当前世界多极化格局中赢得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战略地位。中美日三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对外交往政策和策略。由于日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相同，三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主要体现在日美和中国之间。就安全利益而言，美日均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其自身或者其盟友的安全；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讲，美日均认为中国的强大可能会挑战其在亚太的地位，或者妨碍其攫取亚太霸主地位；就意识形态方面来看，美日更是和中国处于对立状态[4]。再加上台湾战略地位特殊，日美均想从两岸的对立状态中攫取利益，便对岛内亲日亲美的利益团体进行操控、纵容和支持，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的崛起进行多方掣肘，这就给“台独”势力拓展其生存空间提供了外部条件。

战后初期至60年代末，是日美勾结共同对抗中国时期。40年代末，美国实施霸权战略，打着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号，追求对西太平洋的控制。美国本来希望引导国民政府实施宪政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溃败使之成为不可能，美国遂谋求控制日本。日本吉田政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倾向，趁机积极实施亲美路线，同时又以恢复英日同盟的方式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重视其在台湾的利益。为保证日本作为战后美国“最好的盟国”加入“西方和平阵营” [1]25，也为了使美国能利用台湾问题介入中国内政，美日两国遂勾结起来，将新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体制之外，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不利于中国的做法。美国处心积虑地谋划“台湾地位未定论”，这给早期的“台独”分子谋求台湾独立制造了依据。“2·28”事件中，“台独”分子廖文毅、黄纪南等上书美国，要求其支持联合国托管台湾。1947年9月，廖文毅在香港筹组“台湾再解放联盟”，再次呼吁联合国托管台湾。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眼看离间中苏关系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再加上对印度支那形势发展的担忧，遂决定军事介入台湾。1951年9月，美日联合炮制《旧金山和约》，同日《美日安保条约》签订，日本被置于美国保护之下。1952年，在日美压力之下，台湾当局被迫签订《日华（台）条约》。1954年12月又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军布防台湾，台湾当局成为美国的附庸。在前两个非法条约中，美日以中国台湾作为他们交易的筹码，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合伙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台独”势力拓展生存空间提供了正式的法理依据，也给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制造了安全隐患。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国精心设计了“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随着这三个条约的出台，廖文毅等人认为“台湾独立时机即将成熟”，乃于1955年9月宣布组成“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年号“昭和”），公开鼓吹台湾脱离中国，依附日本。日本官方为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关照和庇护。这一时期的“台独”活动具有明显的“皇民化”色彩，日本是其大本营。

1960年，《新美日安全条约》签订，条约满足了日本的台湾情结，将台湾纳入其“周边地区”。 60年代后期，在日“台独”势力获准进入美国活动，日本政府也不再遣返“台独”分子，并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台独”队伍得以壮大，“全美台湾独立联盟”等“台独”组织纷纷建立，彭明敏、蔡同荣、史明等“台独”顽固分子出现并逐渐发展为以后民进党的骨干。

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随着中美、中日间关系正常化，中美日三国关系以合作和发展为主，但美日仍然没有放弃“以台制华”的思想，而是推行阳奉阴违的“双轨”策略。美国政府表面上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暗地里却继续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为“台独” 预留了生存空间。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避免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8·17公报》中，美国预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在《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国更是坚持发展与台“安全”关系，并将台湾按独立国家对待。里根政府还私下对台湾安全做了6点保证。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本只是对中国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并未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1980年以后，日台关系进一步突破民间界限，双方政府要员互访频繁，日本还给予台湾驻日“亚东关系协会”人员以准外交官待遇。美日政府的这种恶劣作法，助长了“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成为他们后来主张废除“中华民国”国号，搞所谓“台湾正名”、“台湾人民自决”的依据。

90年代初，中美日关系发生了巨大转折。一方面，由于苏东剧变，美国谋求独霸的势头日益明显。随着国内经济崛起，日本对美离心倾向不断增强。美国国内开始流行“日本威胁论”，遂将日本由盟友视为竞争对手。而日本为实现战略转型和凸显自主外交，借助中国影响在亚太发挥作用，转而注重发展对华关系，使以日本为基地的“台独”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冷战的结束，中国战略地位迅速下降，中美关系急遽降温，出现了对抗与合作并存且倾向于对抗的局面。以美国为基地的“台独”组织瞅准机会，举行了一连串的游说活动，在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广大公众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美国的支持下，岛内外“台独”代表人物彭明敏、陈水扁等闻风而动，酝酿组党，“台独”运动进入扩展阶段[1]135。

世纪之交，中美日三角关系失去平衡，有逐渐向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不能再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决定扶日抑中，美日遂重新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建立了更加密切牢固的安全同盟。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日美加强了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其动作主要有大幅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宣布《与台湾关系法》的效力优于三个《公报》，提高与台湾接触的官员级别，允许李登辉访美，宣称要将台湾纳入美日同盟条约范围和美日主导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松动不支持台湾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立场等。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南海上空撞机事件是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恶化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在美日的支持下，李登辉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支持、纵容“台独”势力的活动，还大肆制造“两个中国”，甚至打压连、宋，安排陈水扁接班。2000年，在李登辉的提携和美日的大力支持之下，具有明显“台独”色彩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台独”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大为拓展，“台独”活动日益泛滥。

9·11事件后，世界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并无实质性改变。美国虽表示继续实行“一个中国”政策，却不断加强美台关系。美国对台湾所谓的“民主进程”表示赞赏，要求维持陈水扁执政，对其加入国际组织的要求表示支持，加深与台湾军队的交流合作，不时发出协防台湾的不和谐音符。而中日关系则始终在历史问题、民族主义等问题上僵持不前。日本为了加速“普通国家化”进程，强化美日同盟，公然介入台湾问题，实施“以台制华”战略，积极推动台湾“入联”，协助民进党当局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在美日的纵容和暗示下，陈水扁积极推行“台独”路线。在政治方面，以“一边一国”继承李登辉的“两国论”，推动军队“绿化”；在法理方面，落实“公投”立法，推动 “台独”入宪；在文化方面，极力推行“文化台独”；在两岸关系方面，拒绝一个中国原则，限制两岸经贸发展[5]285-305。一时之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台海关系高度紧张。

2.中美日三角关系变化与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困境。中美日三国都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处于同一个政治经济的战略空间之内，各种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利益不断增加，逐渐形成利益攸关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一，美日中三国经济发展呈梯次分布，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互补关系明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这种相互依存还会加深。第二，中日都想成为未来世界一极，不愿相互对抗，也不愿与处于一超地位的美国对抗，美国想维持独霸状态，为避免实力削弱也不愿与中日对抗，保持中美日三边政治关系的平衡是共同心愿。第三，亚太地区是世界安全困境最多的地区之一，安全稳定的和平局面与中美日自身利益紧密相连，安全合作势在必然[6]。

正因为中美日三国有着广泛且不断扩展的共同利益，所以在台湾问题上，美日当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进行仔细的利益权衡。如果“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拓展对它们有利，它们就会以保护台湾的民主价值体系为借口，实施“以台制华”政策，以便从两岸的内耗中攫取各自的最大利益；相反，如果拓展“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使它们在大陆的损失大于在台湾的得利，或者有损自己的利益，甚至会使它们面临与中国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的时候，美日就会对“台独”紧急刹车，必要的时候还会与中国联手，一起压缩“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中国抗日，目的是利用中国战场对日本形成牵制，减少其在欧洲战场的压力。为此，美国制定了“让中国成为战后一强”的对华政策，主张战后由中国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切国土[1]22。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形成战时同盟，共同抗日。

战后初期，美国认为介入台湾问题对其利益伤害极大，为避免搅入中国内战，树立美国在亚洲国家中的正面形象，也为了离间中苏关系，美国宣布实施从台湾“脱身”的政策。

20世纪60年代，美台维持同盟关系，日本追随美国与台湾当局保持密切关系，三方政治军事互动频繁。与此同时，美台在反攻大陆等问题上也产生摩擦。大陆对台释放善意，争取海峡两岸共同遏独，台湾当局也坚决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图谋。

到70年代，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与苏联关系破裂的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战略地位凸显。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并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美国不得不松动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政府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在《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美国放弃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一个中国”。日本赶在美国前面于1972年与中国建交，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中美日关系的正常化，对“台独”势力及其活动造成了沉重打击，大大压缩了“台独”分子的生存空间。

80年代，世界形势趋于缓和，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对台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强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呼吁两岸“三通”，倡议举行国共会谈。台湾当局虽消极抵制，但仍然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坚定立场。美国政府对两岸交流持肯定态度，在《8·17公报》中，美国承诺削减对台售武，并第一次在公开声明中承诺不奉行“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政策。

90年代，美中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克林顿政府与中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明确对台实施“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美日不希望台湾问题干扰三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如1996年4月，当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刻，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时候，日美两国首脑均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此后，在李登辉、陈水扁每次挑起台海危机的关键时刻，日美就重申这一立场。

进入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来，中美合作加强，为防止陈水扁铤而走险宣布“台独”，引发台海战争，美日“遏独”力度增强。2002年8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美国表示意外，并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当“麻烦制造者”。2003年，陈水扁加快“公投”步伐，美国“担心”台海局势“失控”损及自身利益，立即表达“强烈关切”。同年9月28日，陈水扁提出公民投票“催生台湾新宪法”时间表，美国强调反对公投。在次日的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极其罕见地逐一念出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全文，并说：“我们现在仍认真看待这些话，也认为这些话应该加以遵守”。2004年底，陈水扁提出要终结“中华民国宪法”，提出“外馆正名”等台独口号，美国认为这是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警告陈水扁：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为避免被陈水扁拖下水，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12月10日表示，“台湾关系法”并没有规定美国必须防卫台湾。2006年1月29日，陈水扁宣布 “终统”，美国当日即表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警告台当局若“废统”将失去其保护。次日，美国再次警告陈水扁，如果他执意 “废统”，就得承担“全面性的后果”，这将包括美台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在内。美国国务院罕见地在一周之内三度对陈水扁的“废统论”表达关切。2007年3月，陈水扁抛出台湾“要独立、要正名、要新宪、要发展”，而“没有左右路线，只有统独问题”的“新四要一没有”，引起美国不悦，次日即重申反对台独。4月，陈水扁首次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WHA，不同以往的是美日欧全部投了反对票。为避免给台湾当局传递错误讯息，5月，美日外长、防长举行2+2会晤，将原战略目标中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删除。8月，美国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负责人韦德宁针对台湾入联表示，台湾不是国家，不能加入以国家地位为条件的联合国[5]305-324。2012年台湾地区大选，美国明确表态反对台独，并明显倾向于支持承认“一中原则”的国民党。

纵观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中美日三角互动中冲突与合作并存，但三国之间存在着休戚相关且不断扩展的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合作必将呈增量发展态势。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态势必然使“台独”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并逐渐陷入困境。

3.中美日三角关系视角下“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美日三角关系视角下，“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以下规律性：

第一，中美日三国实力的消长变化是“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台独”国际生存空间随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变化，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矛盾运动则取决于中美日三国实力的消长变化。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力贫弱，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处于最不利的位置，而美国无论是经济或者军事都在国际社会拥有绝对优势，日本追随美国，无视中国存在，罔顾中国反对，肆意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公开支持“台独”，为其拓展国际生存空间。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越来越占据主动，三国关系以合作和发展为主，“台独”国际生存空间被压缩，台湾问题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冷战后，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显著，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与美日之间的实力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逐渐成为一个坚实的支点，越来越占据主动，日美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多地给中国作出让步，甚至和中国一起控制“台独”的发展态势，压缩其国际生存空间。即使在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当下，在处理台湾问题时美日同盟依然不得不采取谨慎态度，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日益崛起的中国。

第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互动对“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发展变化具有深刻影响。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毫无疑问，促进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良性互动，保持三国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对于控制“台独”势力的发展态势，压缩其国际生存空间，并导致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重大意义。事实证明，每当中美或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时， “台独”势力就会趁机利用三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拓展其国际生存空间，往往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或者中日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反之，当中美或者中日关系得到改善或加强时，“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就会受到压缩，台湾问题的分量就会减轻。我们认为， 随着中美日共同利益的增多和三国合作需求的不断加强，中美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筹码将被置于越来越次要的地位。

第三，两岸关系发展是“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发展变化的最终决定因素。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其最终解决要靠两岸所有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蒋氏父子主政台湾时期，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台独”。在岛内，两蒋对“台独”分子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台独”势力在岛内无法生存，不得不转往海外。李登辉主政台湾后，通过“修宪”推行政治结构本土化，制造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框架；公然出台“两国论”，破坏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重用“台独”分子，怂恿和支持“台独”活动，极力诱导岛内民意，大肆灌输分裂意识，以“台独”对抗大陆，对抗统一。李登辉的倒行逆施，严重破坏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导致“台独”活动空前猖獗。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具有明显“台独”意识的民进党上台。在其主政的8年中，民进党限制两岸交流，鼓吹“一边一国”，实践“文化台独”，加速“去中国化”，肆意扩展“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造成两岸关系紧张，交流停顿，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2005年，连宋相继访问大陆，在岛内掀起“大陆热”，美国担忧台海现状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不得不加强对台湾当局“台独”挑衅的管束。2008年以来，国民党全面执政，两岸制度化协商得以恢复，直接“三通”基本实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两岸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民进党和“台独”势力遭受重挫。

三、关于压缩“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几点思考

台湾问题紧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自尊和国家政权的存亡。“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存在，不仅阻碍了中国的崛起，而且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造成了严重挑战。当前，港澳已经顺利回归祖国，解决台湾问题，促成国家的最终统一，就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了。我们认为，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现实背景下，针对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压缩“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应该采取以下策略：

1.持续稳定地发展中国经济，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提高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台独”国际生存空间问题的最终解决，终归要靠发展、靠实力来说话。只有当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了， 与美日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了，在中美日三国博弈中中国才能拥有越来越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才会不断被压缩，从而导致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此，一要优先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与民族凝聚力，化解美日等国软实力战略的外在压力，夯实中国统一的软实力基础；二要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政府领导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三要坚持科学发展，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加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缩小中国与美日以及两岸之间的差距，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奠定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减少统一进程中的阻力。

2.持续健康发展中美、中日关系， 促进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良性互动，推动三国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如前所述，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互动对“台独”国际生存空间的发展变化具有深刻影响。因此，首先，我们要坚持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积极发展与美日等大国的关系，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正视矛盾，求同存异，拓展共同利益，与美日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亚太的和平与稳定，在共同利益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发展相互信任、友好合作的关系，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向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 在稳定、良好的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处理台湾问题，尽可能地降低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外部阻力[7]。其次，利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国际形势，大力推动包括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亚太一体化进程，努力发展双边乃至多边自由贸易，增强本地区各力量的相互依存，促进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建设中美日对话协商机制，加大日美插手台湾问题的成本；第三，发展中美日建设性三角关系，利用三角关系中，美日关系较近且美国主导的特点，大力发展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日关系，限制发展日美关系。

3.不断推进两岸交流交往，促成岛内求和平求稳定的主流民意，增强两岸认同，形成遏阻“台独”分裂势力恶性膨胀的合力。事实证明，要压缩“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并进而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就要认真落实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最大限度地争取台湾民心， 促成岛内求和平求稳定的主流民意，增强两岸认同，形成遏阻“台独”分裂势力恶性膨胀的两岸合力。为此，一要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经贸往来，密切两岸经济利益，使其成为利益共同体；二要加强两岸文化学术交流以及旅游往来，给予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同等甚至更优惠的待遇，让台湾人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大陆，加深认识，增强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三要考虑两岸人民共同意愿，适时提出更具感召力和可行性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四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人民介绍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对台方针政策，随时释放善意，急其所急，想其所想，让台湾人民消除疑虑，减少误会，增加信任。只要两岸所有中国人民共同反对“台独”，拥护和支持祖国统一，使两岸关系发展成为影响台湾内部的关键因素，任何外来势力就都没有介入中国内政的机会，“台独”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便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1]周忠菲.“台独”的国际背景[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2]张凤山.“台独”的历史演变[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3]林晓光.中日关系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利益结构分析[J].和平与发展，2004（4）：10-13.

[4]刘建飞.21世纪初期中美日关系发展态势[J].国际经济评论，2001（7-8）：32-33.

[5]孙岩.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吴金平.中美日三角关系在亚太：理论检视与前景展望[J].东南亚研究，2005（6）：31-34.

[7]罗会钧.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我国的对策研究[J].文史博览，2007（5）：35-38.

作者：孙斌

多极化格局美欧日并存论文 篇2：

“一超多强”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和平崛起

摘要:美苏两极争霸格局瓦解后,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它是比以往任何国际关系格局都更为复杂。本文对这一国际关系格局的特点作了简单介绍,并对其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关系作了探讨。

关键词:国际关系格局;“一超多强”;多极化

苏东剧变,结束了美苏两极争霸格局,在国际战略力量相互作用下,国际关系的中心结构发生了变化:两极格局中处于全球权力第一梯队的一极美国仍然存在,与其争霸的另一极苏联的解体,跌落到全球权力的第二梯队中。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处于全球权力的顶端,而原先由欧、日、中组成的第二梯队中增加了俄。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就成为单极美国与多强欧、日、中、俄权力对比关系,即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

一、“一超多强”格局的特点

“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在其十几年的发展和演变明显表现出如下特点:

1.单极化与多极化并存,并将持续对抗。“一超多强”格局作为是一种复合型国际关系格局,其内部同时存在着单极化和多极化两个方向相反的演变趋势。一方面,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极力推动单极化,企图建立美国的单极世界。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的崛起,欧洲一体化进程,日本謀求政治和军事大国战略,俄罗斯经济的缓慢恢复等多极化趋势对美国推行的单极化构成挑战。

2.单极多元格局的形成,继承了旧的两极格局某些因素。单极多元格局继承了旧格局国际战略力量对抗的两元性。两极格局中,国际战略力量对抗的双方是美、苏。而在性格局中对抗的双方变成了“一超”美国和“多强”。只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超”与“多强”的对抗并没有美苏之间的冷战那样激烈。

3.对抗相对复杂化。“一超多强”格局中,主要国际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抗没有美苏冷战那样紧张,但是却变得相对复杂化。美苏两极格局时期,两极之间的对抗主要围绕政治和军事领域展开。单极多元格局中,国际关系格局对抗的内容发生扩散,即从简单的政治、军事领域向经济、科技、文化等更多的领域转变。

二、“一超多强”趋向多极化

“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存在着单极化和多极化矛盾的动态过程,多极化是主流趋向。

1.物极必反,美国盛极必衰。新现实主义认为,推行单极霸权,控制国际体系,支配国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但它也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在霸权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一直扩张到在进一步的变革和扩张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达到平衡为止。一旦达到这一平衡状态后,其维持国际现状的成本的增长就会比其经济能力的增长更快。”[1]当经济能力难以支撑扩张成本的时候,支配国被迫停止扩张。“单极结构就是霸权国家实力扩张的顶点,达到这一点后,美国的资源不可能再大幅度增长,它只能减少维持扩张的成本,也就削弱了自己的霸权地位。”[1]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达到顶峰,先后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其单边主义气焰嚣张,霸权政策在全球发展到极致。但这些霸权活动也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单边主义的不利因素将导致美国走向衰落,战争只会加速这一进程而不会挽救美国霸权……问题的关键不是美国是否在走下坡路,而是美国能否找出一条体面地衰落下去、对全球及其自身破坏性最小的衰落道路[3]。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在经济领域的相对优势不断缩小,经济力量向全球扩散。从20世纪70代开始,世界经济力量就开始发生了三个转移,即经济力量优势从美国向其他大国转移,从大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4]第一个转移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美、日、欧经济三足鼎立的局面。世界经济格局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

第二个转移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也是美国经济优势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不结盟运动、石油输出国组织、东盟等由发展中国家结成的国际组织,正在整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着国际关系经济格局多极化的趋势。

第三个移让诸多非西方国家的经济获得迅速增长,进一步挤占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进入21世纪后,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钻石11国”(孟加拉国、埃及、印尼、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越南)[5]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力量的崛起,使得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更为明朗。新兴各国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打破了“华盛顿共识”所推广的单一的美国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是多极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3.在国际政治领域,大多数国家都反对单极世界。中国在解决国际事务中主张多边主义。法国声称,“我们关于多极世界的看法正在加强。”俄罗斯认为,多极世界才是“最明智、最民主的一种国际社会制度”。此外,世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非传统安全、全球金融危机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不是靠几个大国甚至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凭借自身的能力就能摆平的,而需要各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扬多边主义才能解决。例如,为应对当前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对话机制由G8发展到G20,是多边主义发展的一个中要表现。而“多极化与多边主义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多极化的前提是多个力量中心平等相处,这与多边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相吻合的。就当前应对金融危机东风而勃起的多边主义来说,它为多极化发展带来了机遇。”[6]

4.美国军事实力在维持单极世界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仅靠军事实力的强大优势,并不能让世界主要大国就范,也不能够弥补其他领域的相对衰落。作为美国推行单极化的“王牌”——强大军事实力影响国际关系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凸现了美国军力的不足。

5.美国的科技优势也受到挑战。吉尔平认为,先进技术从先进社会向后进社会的转移,毫无疑问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让具有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为保持技术优势,美国采取出口管制政策,限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扩散。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国际合作和国际分工为载体的技术扩散,只能使美国的努力变的徒劳无功。其他国家在先进技术的获取,科技创新等方面会形成“后发优势”,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

6.非西方文明的复兴,动摇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霸权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印第安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非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示出世界软实力的多元化趋势,并将最终打破西方文明独霸天下的局面,实现世界诸多文明的百家争鸣。正如亨廷顿所说,“权力正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经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7]

三、多极化演变趋势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关系

多极化演变的趋势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首先,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给中国和平崛起带来了机遇。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国际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成功获得提升国力的物质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主张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客观上与中国结成了一种反对单极化的同盟,有效的缓解了中国在崛起中所承受的外部压力。此外,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催生的多边主义,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多边主义外交更加兴盛,二十国集团会谈,“金砖四国”首脑会晤,中美日三边对话,所有这些多边对话机制,给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参与合作、解决国际问题的机会,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作为未来世界多极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一极,中国是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就成为国际政治格局的一极,开始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在外交领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抓住经济全球的化的历史机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GDP达到3.28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按照年增长率为8%的速度,最迟在2012年内能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诚然,中国的人均GDP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庞大的经济总量,会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起到多大的份量,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成功,不仅仅是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推崇的美国模式的有力挑战,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对中国模式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中国模式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多元化进程。

总之,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趋势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形势,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又是世界和平力量增长的一部分,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进而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辩证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宋新宁,杜建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61.

[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7.

[3] Foreign Politics, June-July, 2002.

[4]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战略大格局[M].时事出版社,2000:151.

[5][6]刘建飞.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格局[J].当代世界,2009,(08).

[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社,1998,9.

(责任编辑/陈雅莉)

作者：王新波 魏 涛

多极化格局美欧日并存论文 篇3：

从易经思维看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的新特点

金融危机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在发生新的复杂的变化，人们过去有关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无论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都无法准确地概括今天的特征了。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大国作用的相对减弱和小国作用的相对加强，极化国家的相对下降和非极化国家的相对加强，极与非极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正在出现过去没有过的复杂关系，用易经思维来看，可以说当今的国际格局出现了多结构并存、问题极和极中极的新的特点；因此必须抛弃陈旧的极化概念，寻找更能客观反映当今国际格局特征的新概念。

一、传统“极化思维”的三个误区

如何分析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

正如过去人们观察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和基本的思维方法，主要都是西方的思维方法一样，人们观察今天的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的思维，也深刻地受到了西方的极化思维的影响。

所谓国际格局，主要就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而所谓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无非是三种，不是单极，就是两极，要不然就是多极。人们总喜欢用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来称谓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世界格局。用这种思维来观察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除了所谓“多极化”这一陈旧的概念就没有别的考虑了。

今天要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的特征，首先应该从反思“极化思维”开始。

所谓极化思维，就是以“极”的概念来分析国际力量格局。这种状况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所谓极，就是指具有包括较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等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对国际事务具有较大影响的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或国家集团。

在极化思维的主导下，过去的国际格局，要么是18—19世纪的多极，要么是冷战时期的两极，要么是冷战后所谓的美国单极，而对现在和今后的国际格局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也大多囿于极化思维的圈子。

实际上，“极化思维”存在三个误区。一是西方中心论，主要是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和观念来分析整个国际局势；二是单向排他性思维，在强调单极、两极和多极时，往往把这三种状况对比起来，只承认或强调其中的一种，排斥其他格局状态的存在，并把它绝对化；三是大国取向，强调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而且所谓大国政治，又主要是指一两个或二三个主要国家左右国际格局。虽然极化思维能突出重点，对国际格局的解释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但总的来说，极化思维长期把非西方国家排除在外，忽视非西方国家的存在、发展和变化，过分强调几个大国的作用而忽视广大中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过分强调了单极、两极和多极的单独存在而否认它们的相对性和相容性。如果说极化思维对过去人们认识国际格局还有相当正面的和积极的作用的话，那么，在全球化、多样化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今天，仍然用极化思维来分析、概括今天的国际格局，都会犯片面性的錯误。今天我们需要一种综合的思维来观察。

二、极化思维分析金融危机后格局的几种观点及其误区

用极化思维来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的错误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所谓单极结束论。“冷战结束后，许多人都相信会出现一个多极世界，但我们却经历了美国一家独断的‘单边主义’时代”，而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单边主义’时代的结束”[1]。认为金融危机结束了美国单极，开始了没有美国单极和单边主义的一个新的时期。这种观点可能在两个方面有夸大之嫌：

一是夸大了冷战后美国一超的作用。虽然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并不是完全由美国主导和控制，并不是什么美国的单极世界。美国虽然对欧洲和日本在政治军事上控制较多，但欧洲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还是相当强的；而在经济上美国非但没有完全控制欧日，反而是欧日与美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美国，但从来没有在美国控制之下。伊斯兰国家一部分被美国控制，但大部分不但不在美国控制之下，甚至成为反对美国霸权的主要力量。所以，美国单极论夸大了美国的影响。

二是夸大了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相对影响，认为美国在危机中受到重创，力量会下降到与其他大国相当的地位。实际上，笔者认为美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国内及对外政策，但在许多方面的超强地位还是会保持下去。美国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不得不改变小布什政府时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以后就不会再采取单边主义做法，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强势推行自己的政策。单边与多边，大棒与胡萝卜，历来都是美国的利益工具；现在外交多边多一些，胡萝卜多一些，不等于完全放弃单边政策，也不等于今后只会采取多边政策，还是会看形势和情况而定。以美国采取单边或多边、大棒或胡萝卜为标志来区分是单极或多极世界格局，是不科学的，这把本来不能完全分开的事情绝对化了，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就美国的整体实力而言，其经济遭受重创，其制度影响力有很大下降，但金融危机对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危机主要的是把股票中的泡泡挤破了，长远来看，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好处的；美国经济的实体部分受影响较小，美国的科技仍然领先，而且美国现在正在寻找下一个刺激经济的动力，它很有可能就是正在强势发展的低碳经济。

所以，也有中国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并没有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造成根本性的影响，“美国‘一超’的地位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在经济上，美国将长期保持在占世界经济总量20%以上的高水平，全球化越发展对美国越有利；在国际规制上，美国依然具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很强的操控权；在科技上，美国不仅依然遥遥领先，而且由于长期坚持搜罗人才，拥有全球40%的研究项目和50%的专利，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其优势，如果美国放弃‘金融消费型’经济而转向‘高科技创新型’经济，那么，美国将再一次扩大自己的优势；在军事上，美国的军费依然占世界军费总量的40%左右，美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2]。还有人认为，“美国政策上的失误并不意味着力量的必然下降，主观的感觉也替代不了对于事实的具体分析。美国的大国地位能否维持直接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国家实力，而国家实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依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军事上，美国的军事技术和武器开发在世界上仍然领先，200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5468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0%以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在不同领域的能力状况是不一样的，美国的硬实力优势仍存，美国地位下滑主要缘于软实力的急剧下降。而软实力的下降并不是结构性的，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对外政策行为上的失误所致。只要美国善于学习，改变过去单边蛮干的政策取向，依然能在相当时期内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3]。

二，所谓多极加速论。中国人对多极化情有独钟，每当美国受挫之时，总会出现多极化的欢呼声。然而，国际局势的发展却屡屡让多极化者失望，以至于让美国一国掌控世界的单极格局之说甚嚣尘上。但金融危机中，他们看到了“全球新的经济体的不断成长，决定了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甚至乐观地认为，美国对世界多极化的态度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也由于这个特殊的情势而开始加速”[4]。“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加快”[5]，多极化加快前行，或多极化快要到来了的议论，又成为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6]这种观点认为，当前局势“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客观上成为世界多极化的助推器。多极世界加速形成”[7]，美国影响的下降相对提高了其他主要大国的影响，主要是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美国也正在接受多极化的现实。甚至不同意多极化的观点，也被认为“大都否定‘单极世界’是当前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不同程度地承认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已基本成为全球思想界的共识”[8]。还有的学者提出“后一超多强”，实际上仍然是多极化的翻版，认为“无论是两极还是多极，都难以准确反映国际格局的实际情况，应将当前各大国不平衡动态性增长所形成的国际格局界定为‘后一超多强格局’。‘后一超多强格局’是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的漫长历史中的过渡阶段，既是对一超多强格局的超越和发展，又为将来多极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当前的‘后一超多强格局’向未来的多极化格局的转换过程将是长期和漫长的，期间不可避免会出现波动和反复”[9]。

對这种多极化加速的观点的质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如何看待危机对主要力量中心的影响程度。应当说，危机对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它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中国，印度，巴西等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中印巴三国的实力相对增加了。但是欧洲、俄罗斯和日本受到的影响也不小，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美国还要大。欧盟具有潜力，但政治上难以统一，难以形成较强的合力。俄罗斯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打击比美国还严重：石油经济泡沫破灭，使得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持久，而继之而来的所谓低碳经济大潮也很可能对其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同时，俄罗斯的经济总体规模有限，尤其是日益减少的人口可能严重拖累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日本是此次危机经济幅度下降非常大的发达国家之一，实际上其经济十几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是所谓多极化中发展最慢的国家。以上这些对所谓多极化加速论来说都不是什么正面的论据。

二是所谓多极化加速的主要表现，一般会提出两次G20会议，即2008年11月15的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除传统的G8成员和欧盟外，与会的还有澳大利亚、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国。“就政治领域而言，G20取代G8已经是一种现实，意大利拉奎拉八国集团峰会已经明显地预示：由G8主导全球问题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10]。如果要把G20看成是多极加速的表现，也需要在概念上对所谓极的概念做出修正，即极并不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综合实力的概念，而是参加某个国际会议作为标志——尽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形式上也代表着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其实，金融危机对多极化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的确有助于提高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也相对地削弱了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等传统的六极格局中的三极的地位和作用。更主要的是，所谓G20会议的出现，与其说是在加强多极化，还不如说正相反，它提出了无极化、非极化的问题，因为如果把参与这两次会议的那些国家，比如沙特、南非、土耳其、韩国等视为潜在的多极化中的一极的国家，那这个极就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么说的原因在于，今后还可能出现更多的G化国家，比如，为什么只能是G20国，不可能是G25或G30国家呢？这正好适应中国的一句俗话：多中心等于无中心。太多的极等于无极。

三，国际格局大国思维论。传统的极化思维都强调大国作用，在观察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时，也有不少人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他们“断言，今后二十年，大国主导、大国治理的世界政治格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11]。但实际上，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中小国家正在国际社会发挥重大影响，正在改变大国长期以来主导的趋势，在一些区域内甚至出现中小国家主导大国政治的局面。

最典型的案例是朝鲜核危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朝鲜都够不上是一个大国。它不仅不是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而且可能是东北亚最小的国家。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东北亚小国，却在主导着当前的东北亚的局势，并且可能将打破由主要大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局面。但是，尽管主要大国一致通过了对朝鲜核试验的强烈谴责的联合声明，联合国安理会也一致通过了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决议，但朝鲜却仍然采取单边立场，坚持核试验，并以强硬立场对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继续进行钚铀的武器化研究的步骤。国际社会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陷入了僵局，所有的大国在这一问题上都束手无策，只能任凭局势处于失控状态。

三、从易经思维看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的新特点

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除了原有的极化思维的观点，还有几种新观点值得注意。这些新观点虽然只是只言片语，还不够理论化，但其中却蕴含着新的思维模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当今的国际格局，有“相对大国”说、多极说、无极说、后战国时代说、后美国时代说、国际权力格局扁平化说，从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的变化等等。[12]

奥地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海恩茨·盖特纳教授认为，不会出现“多极”格局，美欧联手也不能领导世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金融危机，使美国实力削弱，但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影响力仍居首位。他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全球性挑战，单靠美国不行，单靠欧洲不行，单靠欧美联合也不行，只有全球主要国家联合行动，才能见效。此外，应对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非洲发展等许多重大课题，都需要许多国家参与。因此，有可能围绕不同课题，先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网络化的国际安全格局。[13]

2009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发表著名学者扎卡里亚的文章，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其显著标志是最近20年开始的美国之外的世界崛起。几乎与之同时，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世界正在进入“无极时代”。他说，21世纪不再是由一两个或几个大国所控制，而是由拥有和行使多种权力的许多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来共同主导。7月，《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题为《集极时代——21世纪美国外交和八国峰会的走向》的文章，认为目前国际体制既非单极支配，亦非多极结构或无极状态，而是处于以美国为中心、汇聚各中小“极”力量的“集极时代”。2009年8月27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讲话表示，新兴国家的发展使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重新洗牌”，世界将进入为时数十年的“相对大国时代”，西方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应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倡导作用。[14]

这些新观点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笔者认为，观察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必须有新思维。这个新思维要求超越传统的极化思维，要求不能继续用原来的思维模式来观察金融危机后的世界。

什么是国际格局的新思维？笔者提出“易极化”思维。

所谓易极化思维，就是以中国的易经思维来观察国际格局，从而在继承传统“极”概念的基础上，赋予国际格局、极等概念以新的内容。

易经是中国的六经之首，万经之源，是中国最早的《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的源泉。易经思维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观察天地自然运行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思维体系。易经思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但简要来说，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整体思维，一個是阴阳思维。

易经整体思维首先强调事物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综合性，强调世界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只能从这个角度来探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不能脱离这个整体来分析和把握世界，否则就会步入歧途。

易经阴阳思维强调任何事物都包括两个方面，这种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为阴阳，阴和阳是相对可分，但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既对立又和谐共生共存。

用易经思维来分析国际格局，就是把传统的“极”的概念易化，赋予极以新的内容，使它从传统的极化思维，转变成易化的极，具有与过去的极很不相同的内涵，使得此“极”非彼“极”，实现“极”的概念的飞跃。

具体来说，易极化的内容与传统的极的共同点在于，承认力量主体实力的不同，因而在国际格局中起不同作用，因而单极、两极、多极的分法还有一定意义，承认力量主体在不同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因而会有对立和矛盾，重大区别在于：

一是传统的极是区分不同的势力或利益范围的前提。典型的例子是美苏两极分属两大对立的不同阵营，彼此之间合作和经济联系，是两个平行的相互独立的世界；18—19世纪的的欧洲多极体系，是英法俄德意等大国之间，划分为利益彼此对立的势力范围，缺乏共同利益的联系。而易极化的极，前提是世界的一体化、全球化，即相互联系大大增加的条件下出现的，这体现了易经思维中强调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综合性。

二是传统的极化思维把单极、两极和多极对立起来，把三者视为相互排他的关系；易极化的思维却强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极中有极，此极并不完全排斥彼极，此极可以包含彼极，也可以从此极转化为彼极，此极与彼极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同样，传统的极化思维以大国为主角，把中小国家排斥在外，易化极却不以国家大小为绝对，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在此问题上大，在彼问题上却小。各国利益的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有中你，也决非传统的极化思维能说清楚的。

从这两个思维来具体观察和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多结构并存。过去只有单极、两极、多极之分，易化中的极首先是易极，它是一个大极，包容所有的格局的特点。过去在传统极化思维影响下，总喜欢用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来称谓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世界格局。但这往往导致人们忽视这三种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把三者关系简单化，这也是今天格局到底是多极化还是单极化发生争论和导致很大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15]其实，所谓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内的主要力量格局或主要发展趋势，但这三种概念都是相对的，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并存的。把三者割裂开来，看不到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甚至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都是片面的。

笔者在1999年时就指出，“科索沃战争表明，现在的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单极化，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这两种矛盾的趋势同时并存的世界，这种矛盾的趋势还会存在较长时期，出现了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选单极世界的意图也时有表现”[16]。单极、两极、多极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完全排他的、非此即彼的。约琴夫·奈也曾指出，就军事上讲，今天的世界是单极，是美国占绝对优势，但就经济而言，则已经是多极化，而就政治而言，早就已经是多极化的世界。奈认为，现在的世界体系是力量中心各不相同的三个世界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单纯考察一个方面来论述霸权主义、单极格局和多极格局本身就是错误的。[17]亨廷顿指出，“当代国际政治不适合上述三种模式（单极、两极、多极）中的任何一种，它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系，即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并存的单极+多极体系”。[18]在另一篇文章中，亨廷顿认为国际政治的格局是一种三层结构。[19]笔者亦认为：把国际格局简单地说成是单极、两极和多极，争论是单极、两极和多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二是主题极。传统意义上的极都是以争夺政治经济军事霸权、控制权为中心的，所以，极的承担者都是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实体。极的国家利益有很强的排他性，各大国之间围绕的斗争主题，都是高政治的领土争夺、意识形态对立等，界限是相对明显的。而易极化中的极并不完全排除传统意义上的极的用法，但更多地却是以主题来划分的极，它的主体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国，也可以是中小国家，还可以是非国家主体。它的主题可以是高政治的，但也可以大量是低政治领域的，合作的空间更大。它的界限是不明显的，在此问题上两个国家可以是一极的，在另一个问题上却可能站在对立的两边。

911事件后形成了以文明国家为一极，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为另一极的两极格局。恐怖与反恐是主题，所有的大国都支持国际反恐斗争，而与之对立的，却并不是什么大国强国，而是以非国家组织面目出现的基地组织和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在能源问题上，实际上有三极，一极是能源拥有国，一极是能源消费大国，还有一极却是操纵能源市场和价格的国际金融集团。金融危机的实质其实也是多极，一极是西方金融大国，一极是受西方金融危机的无妄之灾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受害者，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受害者，没有受益者，包括美国，还有一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和始作俑者，就是看不见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国界的金融国际集团和金融机构。在无核化问题上，除印度外，现在主要的大国都是属于反扩散化集团的，而站在对立面的，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伊朗等国。还有一个正在形成的格局，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集团，与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两极。在文化领域，以民主人权为主题，也存在两大集团，一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主的民主国家阵营，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反对西方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广西方民主和人权，把‘民主和人权’作为维护西方制度的斗争武器，而并非真正地推进以平等、公正和正义为基础的民主和人权。一是欧美联手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其实就是西方国家为应对新兴国家崛起而试图建立的一种统一战线。不少美国学者公开提出美国应与其他‘民主’国家联手对中国施压”[20]。

三是极中极。在文化领域，一方面是多元化的局面开始形成和出现，是一种多极化的局面，但多极中有两极，即支持和赞成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念的国家为一极，和赞成民主人权价值但又主张民主人权发展非西方模式的国家为另一极。在朝核问题上，一度出现六方会谈的多极局面，但这个多极中又有两极，中俄立场接近，反对向朝鲜施加过大的压力；而美日韩接近，主张对朝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朝鲜近来的做法，又似乎在形成新的两极，即朝鲜坚持进行核试验，退出六方会谈机制，坚持单边主义的不合作态度，遭到中俄美日韩的一致反对。在反恐上，所有大国都是一极，都支持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但在具体问题上又分成不同的集团；在伊拉克战争上，出现了拥美集团和反美集团；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问题上，中俄立场接近，主张应把俄车臣恐怖主义组织和中国的疆独恐怖组织与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同等对待，而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却以人权为由态度暧昧，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还公开邀请疆独恐怖主义的头目访问本国。

所以，现在我们观察和分析世界，不要再纠缠于单极、两极和多极的概念之争，而应当用易经的整体思维和阴阳思维来指导。中共的十七大报告虽然也指出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其重点在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这才是真焉“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主张各国共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基本精神就是合作，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在安全上加强合作。中国在大国合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与所有的大国都建立了战略伙伴或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要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同所有国家发展合作，要深化合作，加强和扩大务实合作，开展区域合作，加强和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等。[21]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表明了大国不仅要合作，而且必须合作，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面对和解决全球化的问题。2009年4月2日，G20国峰会就金融危机进行协商，其实也是一种大国合作的格局。会议达成了多项协议，东道主英国首相布朗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出现了，随着这个新秩序，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合作时代”。此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就两国进行合作达成了新的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决定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也是一种大国合作的表现。[22]

（叶自成，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方祥生：《重回“十字路口”的国际格局》，《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4日

[2]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3]：金灿荣：《如何看美国实力的变化》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24/content_10552753.htm

[4]王琛：《金融危机提速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7423490100b1p0.html（2008-11-17）

[5]孙洪波：《国际金融危机对西半球国际格局潜在影响》社科院网站http：//www.cass.net.cn/file/20090225217755.html

[6]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24/content_10552177.htm

[7]王在邦等：《專家点评：调整震荡凸显全球多极化趋势》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25/content_10555318.htm

[8]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24/content_10552177.htm

[9]孙德刚：《解读后“一超多强”格局的基本态势》http：//www.duowei.com/article/2009/0831/article_277384.html

[10]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11]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12]李兴：《危机与国际格局》，《中国财经报》2009年7月10日。

[13]方祥生：《重回“十字路口”的国际格局》，《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4日。

[14]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24/content_10552177.htm

[15]参见叶自成：《对中国多极化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反思》，《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

[16]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17]引自佐佐木优：《伊拉克战后美国力量的前景—五位著名专家的美国政治理想》，日〈世界周报〉2003年5月20日；

[18]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双月刊1999年3—4月号。亨廷顿：《正在形成的另一种世界秩序》，泰国《曼谷邮报》2001年1月28日。

[19]转引自赖斯：《多极世界不能促进和平》，赖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讲话稿，2003年6月26日。

[20]钱文荣等：《专家点评：调整震荡凸显全球多极化趋势》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25/content_10555318.htm

[2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9日

[22]《G20峰会成果出人意料》，《环球时报》2009年4月3日；也有人把G20看成是多极合作的起点。（杨文昌：《G20：多极合作的起点》《环球时报》2009年4月8日），不过我认为把G20看成多极合作可能导致20国即20极的误解，不如用大国合作准确。

作者：叶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