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精选8篇）

篇1：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摘要：网络时代环境下。群体性事件与网络舆情联系紧密。网络舆情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并加速其恶性发展，使其处理复杂化。为了有效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政府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强化网络媒介管理。联合大众传媒、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控制相关概念

群体性事件，是指受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突然爆发，以寻求共同利益的人为主，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方式，与公共秩序和安全发生矛盾或对抗的行为和活动。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国家管理者制定和实施的各类方针政策、制度法规、工作措施，以及影响民众利益及主客体利益关系变化的事件、人物等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及其所持有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中，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的关系

(1)网络舆情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具有互联互通、快速即时、匿名隐身、跨地跨国界等特点，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以不受过多限制地发表意见和观点，这就给民众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在网民活跃的论坛、社区以及博客等，一些帖子通过反复转载，或者通过即时聊天、电子邮件等方式传播。就会形成网络舆情。受某些普遍关注的社会政治事项的刺激，网民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方面信息，发泄不满，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依托，互相沟通、串联，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极易演变为带有特定诉求的群体性事件。

(2)网络舆情会加速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首先，由于网络媒体不真实、不适当的信息传播，往往会误导民众，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当民众受到网络虚假信息的鼓动，一些群体性事件可能造成甲地骚乱、乙地声援、丙地联动的情况，朝着规模更大、危害更加严重的方向发生变异。第三，群体性事件往往暴露了社会的丑陋面和诸多的负面信息，而网络媒体不加过滤，有意或无意地放大渲染，过度宣传社会阴暗面，会对民众的思想形成强烈冲击。容易产生情绪低落、埋怨、激愤的反社会心理。

(3)网络舆情会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难度。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上。首先，网络的即时性和跨地跨国界性，决定了网络舆情在时间和空间的把握上难以进行有效控制。其次，互联网打破了时阀、地域的限制，各类型的信息几乎能实时发送并接收，也可以传递到任何一个有互联网的角落，网络舆情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给适时采取措施，有效加以控制带来了难度。第三，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各类虚假消息、过激言论充斥着互联网，现有的技术手段只能够将内容进行部分过滤，这就使得网络舆情内容难以进行有效控制。网络舆情的难以控制，导致群体性事件网络信息混乱、错误，容易在民众中引发各种猜疑、谣传甚至恐慌，给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带来不利的影响。3 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1)党政机关领导各级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加强网络舆情理论学习。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基层政权习惯于向公众封锁消息，然而在网络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今天，信息不可能被完全封锁，政府部门一味的回避，只会让小道消息、社会谣言占据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因而，党政机关各级领导，应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的强大威力，转换思路，从新的方向找寻危机处理方式，加强网络舆情的理论学习。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只有深入开展网络舆情

理论的学习，才能为网络舆情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有效保证网络舆情的监控，才能促进网络文化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发展。

(2)完善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空间。无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使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行度偏低，流言蜚语、过激言行横生，更需政府的大力管理。要对网络加以适当的控制，立法是政府控制的重要手段。我国相继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党政机关应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保障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准入许可、监督管理和违规处罚，规范网络空间。

(3)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及时掌握舆情动态。网络的快速广泛传播，会使群体性事件影响扩大化，造成难以预料的社会动荡。因此，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工作，及时掌握舆情动态。首先，在科研上，积极开发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其次，在具体操作上，要对网络信息实施全时监控，指派专门人员负责掌控网络舆情动向，及时发现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信息；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通过对零散、初级的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归纳，形成有情况、有思想、有深度的舆情信息；认真研究以网络为依托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趋势，为党政部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对策或建议。

(4)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党政机关已不再拥有信息的优先发布权和控制权。据以往的经验。社会上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二般2至3小时后就可在网上出现。6小时后便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可以达到高潮。在此过程中，如果政府不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各种谣言就会乘虚而入。可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政府若封锁信息或者反应滞后，往往会失去制造舆论的先机，导致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才能真正遏制谣言。争取工作的主动。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才能让民众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减少民众的猜疑和恐慌，有利于事态的稳定；信息发布的及时有效，才能在第一时间阻止网络谣言的散布、恐慌情绪的蔓延，控制和引导舆论走向。

(5)强化网络媒介管理，联合大众传媒。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处理过程中，网络和大众传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针对两种媒介的不同特性分而治之。首先，针对网络媒介的特点，政府应加强对网络信息的把关，明确网络经营者的职责。网络经营者应按照“谁经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对有关群体性事件报道和评论的虚假信息、负面信息进行过滤，保证其管理范围内的信息传播的真实性；论坛管理员或版主推出发帖规则，对发布不严肃言论的网民利用技术手段提出警告或者限制其发帖；对于某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不良帖子，应及时删除，维护论坛秩序。其次，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具有社会覆盖面广、社会公信力强等特点，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为消除网络上的不实报道、蓄意炒作和刻意渲染的影响，政府部门应当与大众传媒建立互动机制，及时将真实的情况反馈给相关新闻单位，充分利用这一容易控制的传统媒体，消除谣言，澄清事实，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

(6)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实现网民自律。网络只是信息交流的平台，网络舆情的发起、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网民，网民是网络世界的主体，要想从根本上杜绝网络虚假信息、过激言辞的行为，必须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宣传互联网络荣辱观，人人从我做起，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实现网民自律。

篇2：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舆情空前高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日渐凸显。网络舆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群体性冲突的形成发展机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就是一种从网络民意到网络民怨再到网络民愤的过程。因此，如何针对网络舆情与群体性冲突的相互作用机理，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引导和回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的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网络舆情；舆情回应；舆情疏导；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网民的迅猛增长，网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民众意见表达最活跃的平台，网络舆情的活跃程度空前高涨，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网络舆情风暴，也引发了许多群体性事件。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如瓮安打砸抢事件、石首群体暴力事件、马鞍山群体抗暴事件、广州新塘聚集滋事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等来看，网络舆情在事件发生与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事件演化中，网络上往往会形成强大的“井喷型”网络舆情，对政府、对社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并影响着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态势。因此，如何针对网络舆情与群体性冲突的相互作用机理，强化网络舆情的疏导与管理，提高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能力，成为党和政府亟待加强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作用机理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民众在互联网上表达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集合。[1]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日益普及，我国网民规模呈现出持续高速发展的趋势，据统计，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8.3%。[2]网络以其独特的技术性，为民众营造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意见和诉求的广阔话语空间，网络舆情逐渐成为民众诉求表达的重要途径，在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影响力不断增强。

网络舆情是现实社会的晴雨表，是人们现实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的某种反映。由于网络表达自由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价值冲突、观念碰撞、情绪宣泄等正越来越多地以网络舆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冲突显现化与民众舆情表达日益高涨两者并存的特殊时期，由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 多，并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和利益诉求受阻而使矛盾激化的结果，是舆情状况的非理性或极端的表达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舆情特征，显示出舆情主客体之间一定程度的对立或对抗的状态。而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络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凸显，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发展机理。网络舆情不仅迅速、大范围传播和汇聚，而且常常成为引发争议、触动公众神经，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持续反复和不断扩大化的导火索、催化剂，并深刻地影响着群体性冲突的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首先，网络舆情传播的放大和聚集效应对群体性事件具有催化作用。与传统的社会舆情相比，网络舆情传播具有传输快捷、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等特性，一个普通事件经过互联网的聚焦放大，可能瞬时传递到任何一个拥有互联网的角落，引起众多具有大致相同取向的网民的集中关注、情感共鸣和情绪激愤，使得以往分布于民间的零散力量在网络虚拟空间里聚集，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不断自我强化。网络的这种放大和聚集效应，不仅可以使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迅速膨胀，在舆情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事件，还可以使地域性事件跨越现实地域的限制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和参与，使事态更加难以控制。

其次，网络舆情表达的交互和动员功能对群体性事件具有发动作用。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及时、便捷、多向、交互式信息交流的平台，不仅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定的群体空间参加讨论，发表观点，对舆情发展施加影响，而且网民们关注的舆情信息内容、评论意见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可以通过网络媒介一并传播，这大大强化了网络舆情表达的动员功能，使得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到网络舆情的传播中来。相比于传统的群体性事件，与某议题或事件相关的人更容易获得信息也更容易发布信息，由于群体压力下的从众心理的影响，很多原本没有什么想法的网民很容易受到某种群体舆论的感染，从而也会激发更多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对同一事件产生共同的情绪态度，在群情激奋的状态下很可能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甚至从网上走到网下，形成现实的群体性事件。

第三，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常常成为点燃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美国学者桑斯坦曾指出，“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有证据显示，群体极化倾向在网上发生的比例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网民中的“群体极化”倾向更加突出。[3]许多在 现实生活中表现成熟、理性的人，在网络中却放浪形骸，个性极其彰扬。置身网络的人往往倾向于把意见群体的力量夸大，从而完成自我肯定，并且这种自我肯定还会很快地复制，以至于事实本身常常被淹没于口水之中，导致情绪型舆论在网络中不断弥漫。[4]而网络虚拟空间舆情表达的匿名性和非责任性等特点，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内心深处追求刺激，发泄不满，传播谣言，吸引人们关注的非理性、情绪化倾向和偏见，更助长了群体极化现象。在这种群体极化的氛围中，一个热点事件的出现往往就会成为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短时间内就能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网民常常不再满足于情绪的流露和表达，而是将行为在网络上和现实空间中推进，进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声势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或使现实的热点事件向群体性事件演变。

二、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形成发展的影响

近些年来，网络已经成为民众情绪意愿的常态表达和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更加显现。网络舆情与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如影随形、相互影响、相伴而生，不仅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会成为网络舆情热点，或者借助网络舆情的力量进行声援，施加舆论压力，而且网络群体情绪意见的积聚和爆发，也会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或现实的群体性冲突，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社会稳定带来严峻考验，也给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挑战。

1.网络舆情热点常常直接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在网络上同样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社会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形态,是“网民群体围绕某一主题、基于不同目的，以网络聚集的方式制造社会舆论、促发社会行动的传播过程。”[5]当前，由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冲突的扩大，抱怨、焦虑、困惑、不满等社会情绪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而舆情热点事件往往反映着长期以来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叠加或热点事件相互作用耦合而形成的复杂矛盾，蕴含着某种网民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意愿和态度，一旦发生就容易触动网民的敏感神经，激化民众的不良情绪，网民就会持续关注并参与这一事件，并借助网络媒体排解、宣泄、爆发开来。由于网络舆情表达具有非理性化、情绪化和“群体极化”倾向，网民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相关信息，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宣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压抑的情绪，并通过即时通讯方式所构成的庞大人际传播网络迅速集结互动，产生强大的网络舆情声势，甚至借机互相沟通、串联，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极易演变为带有特定诉求性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网络传递信息的‘一点发信，多点感知；交互传递，滚动扩展’的特点，使得它成为群体性事件聚合能量的倍增器。”[6]近年来，各种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发展形式也越来越复杂多样，比如“南京周久耕案”、“瓮安事件”、“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郭美美事件”等，直接聚焦权力腐败、官民矛盾、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节点，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漩涡以及网民的激愤表达和群起攻击，让相关政府部门深陷公信力危机。这种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影响上往往较之普通的群体性事件更为深远，如果引导或处置不当，很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事件，危及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

2.网络舆情非理性表达加速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

由于网络舆情具有主体众多、议题广泛而随意、稳定性差、叛逆性与现实针对性强等特点，这大大增强了网民舆情表达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常常成为群体性事件恶性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刺激因素。在网络这一匿名化和虚拟性空间，网民处在一种缺乏社会、道德和行政约束力的状态下，网民的活动和行为不被标识，个体只强调权利而淡化责任，这样容易使人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导致情绪化、偏激化、负面化的舆情充斥于网络。在网络中，极端式的表达盛行，造惊人之词，发古怪之议，挑战权威，彰显个性；在众多的论坛、BBS上，攻击谩骂和人格侮辱随处可见，成了宣泄情绪最常见的方式；现实中的一些矛盾冲突和“仇官”、“仇富”情绪在网络上常常被无限放大，在“群体极化”的网络氛围中，一些网民习惯性地“有罪推定”，甚至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必骂的地步。此外，网络谣言泛滥更是网络舆情非理性表达最突出的表现。在网络上，人人都是消息传播者，过去被排拒在媒体之外的小道消息、八卦或者耳语，如今可堂而皇之的公开传播，而网络传播的高效性更是加大了网络谣言的杀伤性。网络谣言有的是网民的信口开河和胡言乱语，有的则是以讹传讹，有的更是恶意炒作、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网络谣言、网络上各种偏激言论的广泛传播，不仅误导民众，蛊惑人心，在民众中引起很大的情感波动，加重社会非理性情绪，而且常常对处于萌芽状态或初始阶段的群体性事件推波助澜，使得简单事件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经济问题政治化，由此使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矛盾复杂、冲突加剧，带来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3.网络舆情给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各种网络新媒介的广泛应用，利用网络组织、策划群体性事件，或围绕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网上炒作，越来越成为群体性事件发展的一个 重要动向。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网络有关。由于网络舆情传播的及时性、开放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特点，党政机关越来越难以对网络实施有效的监管，网络舆情的高涨给政府应对群体性冲突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战。一是群体性事件舆情的突发性和传播的无边界性对政府的即时反应速度与能力提出了挑战。网络信息是以光速传递的，再加上网络舆情常受到“群体极化”机制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偶发事件 2至3小时就可以在网上出现并迅速蔓延形成群体性事件。如相关部门应对迟缓或处置失当，极可能引致负面舆情的聚集与爆发，并演变为恶性事件，给政府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冲击。二是网络信息内容纷繁复杂，各种各样的舆情充斥在互联网上，这对群体性事件舆情的引导和处置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网络这种超时空的信息链接，使得任何信息，无论真假，只要足以吸引公众眼球，能够引发公众共鸣，就有可能迅速在网络之中扩散蔓延。伴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常常是网络信息爆炸和信息泛滥，各类虚假消息、过激言论和网络谣言充斥其中，极易在民众中引发各种猜疑、谣传甚至恐慌，给群体性事件处置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三是群体性事件舆情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也使相关部门难以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进行有效监控。随着网络信息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通过即时通讯、手机短信、微博客、博客、网络论坛等，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众声喧哗”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舆论特征，社会控制力减弱，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形形色色的各类精英，都不得不适应“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大趋势。由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信息传播的自由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再完全决定和控制网络舆情信息的内容，这也大大增加了群体性事件舆情信息收集、整编、引导与监控的难度。

三、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做好群体性事件疏导化解的对策思考

当前，网络表达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强，网络舆情与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正日益加深，改进和加强网络舆情的引导、控制与回应，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在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中，党政部门应该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动态，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在事件发生、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强化对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立足于在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上多下功夫，不断提高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和应对能力。

1.建立网络舆情监控预警机制，增强群体性事件的防范能力

加强网络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完善舆情预警机制，是做好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工作的基础。首先，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汇集分析机制。明确专门的 机构和人员负责监控网络舆情动向，把握舆情收集重点，及时掌握具有敏感性、苗头性、倾向性等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信息；加强对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做好舆情信息的汇总、梳理、归纳和研判工作；重视研究网络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特别是要加强对策研究，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了解网络技术的最新发展状况，积极运用权威的网络舆情监测软件，提高网络舆情监控的技术水平。其次，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常常由触动社会敏感点的诱致事件引发，因此要实时掌握网络热点议题和敏感问题，注重培养敏锐细致的观察能力，善于从一般情况中发现舆情信息，及时捕捉到其中的信息“敏感点”。建立灵敏的信息反馈系统，加强舆情预警，一旦发现舆论集聚的焦点，应及时反映给当事方和相关管理部门，迅速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建立网络媒体行业自律责任机制。成熟而有效的网络行业自律机制，可以使一些负向型的舆情在早期就被发现和引导，使网络舆情在运行的过程中很好地发挥自我调节作用，从而对网络舆情的调控变得更加有效。政府主管部门应当设置统一的网络舆论安全监管机构，加强对网络媒体内容的监管；建立网络阅评制度，定期对重点网站开展阅评检查；逐步实行论坛版主实名制，增强版主的责任意识；落实有害信息处置制度，及时删除各类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环境；明确网络经营者的“把关”职责，保证其对管理范围内的信息传播负责。

2.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水平

基于网络舆情瞬时爆发和迅速扩散的特点，加强和完善群体性事件舆情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有效防范有害舆情的传播，是做好群体性事件应对与处置工作的关键。一方面，要建立群体性事件舆情的快速反应机制。群体性事件一般成势快、影响广，在应对中必须提高快速反应能力，要求“第一时间”了解相关舆情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把工作重心由被动应付转移到主动化解上。同时要加强舆情信息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工作程序和责任，及时逐级上报相关信息，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机制。另一方面，要讲究策略，科学处置。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要立足于疏导情绪缓解矛盾，立足于迅速控制事态，立足于防止事态激化和发生连锁反应，妥善做好事件定性、调解矛盾、舆论引导和措施实施等方面的工作，及时平息事件。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由于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引起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要在维护法律尊严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解释、说服、沟通的手段，进行有效的疏通化解，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对个别违法犯罪分子要有效控制并依法 处置。要围绕群体性事件中中影响群众情绪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多做工作。对于群体合理合法又能够解决的，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对于情况不明的，要尽快将情况调查清楚做出回答和解释；对于群众的合理要求但暂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要尽量把道理讲清楚，并表达努力解决的意愿，最大程度赢得群众的理解和谅解。

3.建立网络舆情疏通引导机制，增强群体性事件舆论驾驭能力

在网络时代，各种不实报道、蓄意炒作和刻意渲染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众非理性情绪常常左右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加强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疏通引导，争夺网络话语权，形成主流舆论强势，是做好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工作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封锁信息或者反应滞后，往往会失去制造舆论的先机，导致舆论被动。党政部门应当及时公布事态的真相，及时发布客观、公正、全面、翔实的权威信息，消除谣言，澄清事实，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以减少民众的猜疑和恐慌，从而控制和引导舆论走向。各级政府在舆论引导中，要注意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谨慎定性，既不失语，也不要妄语。[7]其次，应树立对事件及时公正处理是最好的舆论引导的意识。一般来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核心要素，而各种网络谣言和舆论炒作，又会加剧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简单地为了引导舆论而引导舆论，只能暂时转移公众的视线，并不能彻底平息谣言和炒作。只有把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与问题及时、公正地处理好了，才是消除负面舆情的根本之举。因此，面对群体性事件中的负面舆情，应把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依法、公开、透明地去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增强政府的亲民性和公信力，纾解群众的情绪压力。第三，要重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主流媒体具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力，对网络舆情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要主动介入，设置网络议题，确保先声夺人，用统一的、强大的口径把握舆论导向，努力抢占网络的制高点，使民众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事实，以正视听。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要注重摆事实、讲道理，低调柔和，以理服人，切忌不负责任的炒作性报道制造新的紧张，切忌态度生硬、以势压人引起舆论反制。

4.建立网络舆情回应互动机制，提升群体性事件矛盾化解水平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搭建对话互动平台，积极回应舆情诉求，有效解决群众的利益问题，是化解群体性冲突的重要环节。一是应建立平等交互、以“疏”为主的舆情疏导机制。在网络信息传播平等化、大众化、多元化的环境下，对信息采取“堵”的保守、被动方式，往往只会导致虚假信息、各种传言和谣言更加泛滥，使事件 的负面影响更加扩散。网络舆情引导必须树立“疏”的理念，尊重受众意见的自主性，充分运用论坛、博客、微博客、即时通讯工具等多种网络互动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发言人、网络评论队伍、网上“意见领袖”、民间网络辟谣团队等多方力量的作用，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争取网民的信服，引导网民了解事实真相，客观分析问题，理智作出判断，从而把控舆论导向，为群体性事件处置营造有利的网络舆情环境。二是应畅通网络互动渠道，积极回应舆情关切。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常常是一种从网络民意到网络民怨再到网络民愤的过程。[8]这就要求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积极搭建网络对话平台，畅通民意反映渠道，从而有效地汇集民意，疏导民怨，消解民愤。政府应建立常态化和动态化的网络民意互动机制，可以在政府网站、重点新闻网站开设政府微博、热点论坛、在线栏目等平台，进行信息公开和互动对话，吸引民众沟通参与，广泛听取民意，勇于直面各种矛盾，虚心接受批评，不压制、不推托、不逃避、不扯皮，形成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面对负面舆情事件，政府只有胸怀宽广，有所担当，才能收获尊重；只有充分体恤民情民意，才能避免将自己置于舆论的对立面。三是要建立完善综合、立体式的冲突化解机制。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多渠道、多方式、多角度、多方面开展综合治理，形成一个齐抓共管、多管齐下的立体化工作网络。要完善信访网络、法治网络、调解网络、援助网络，多策并用、多管齐下化解群体性矛盾；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相关部门既要落实分工，明确职责，又要相互通气，相互协调；要综合运用媒体、调解、经济、行政、司法等手段，综合治理，形成合力，共同做好舆情疏导和冲突化解工作。

参考文献：

篇3：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机制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公众意见集散平台,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发布相关信息和言论,便于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然而,一些网民却因不良动机以及个人利益发表言论,使得网络舆情带有情绪化色彩,不良的舆论导向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尤其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的演变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心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 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期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发生之后通常会以两种渠道进行传播,其中一种是以传统媒体报道在先,然后各网络媒体跟进;另一种是传统的媒体集体保持沉默,而由个人或有关组织在贴吧、新闻论坛或者是社区论坛上发布相关事件信息或言论。起初这些微量的信息或个人言论相对分散,而且多属于个人情绪化的意见表达,难以引人注意,同时各网民之间也没有相关的信息交流和碰撞。然而,网络空间具有“长尾效应”,往往非主流的言论以及新闻反而会引起更高的关注度,并以“滚雪球”的形式累加,一旦事件传播力度增加,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而以“蝴蝶效应”形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2 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扩散期

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是推动网络舆情演变发展的重要力量。通常情况下,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很多网民尽管经常上网但是却很少发表言论。此时,网络意见领袖就会主动对相关事件发表观点,并通过提供有力证据进行事件分析,引导广大网民积极参与到群体性突发事件公共话题的讨论中。而且由于网络意见领袖平时在网络平台上树立了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他们发布的言论很容易引起众人呼应,从而推动网络舆情的扩散,提高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社会影响度。同时,一旦人们都传播相同的信息,就会形成舆情效应,达成社会意见的整合一致,并具备明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进而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形成一种牢固的意识倾向,最终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深层结构,即信念。

3 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高涨期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传播过程中通常会伴随着相关刺激信息的不断更新,同时,受网络意见领袖以及传统媒体的权威和具备影响力的言论的影响,网络舆情发展会进入高涨期。此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会由起初的几种甚至成百上千种意见转变成一种或者几种主导意见,而且每种意见都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网络舆情指数也会直线上升并在总体上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进入网络舆情高涨期,网民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态度大致包括支持、反对和中立三种,而且社会民众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情感投入会自动由线上转向线下,进而推动网络舆情产生线上线下共振效应。

4 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终结期

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终结期指的是网络舆情在历经形成、扩散、高涨等发展历程后,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进入网络舆情指数急剧下滑,直至消失的过程。一般而言,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终结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政府危机解决后,群体性突发事件自动走向终结,而且没有衍生任何事件;另一方面,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相关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公众逐渐产生注意力疲乏,转而关注其他事件。其中,对于第二种情形,一旦日后发生相似的事件,又会成为网络舆情的导火索,影响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整体发展走势。例如2014年3月8日发生的“马航事件”中,马来西亚航班离奇失踪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舆情历经一年的扩散、高涨后,以2015年3月8日马航发布中期报告终结,尽管2015年7月29日,马航MH370科级的残骸终于被发现,也并没有网络舆情的进一步高涨,因为相关的社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社会公众对此事件也只能给予哀悼和同情。

5 结语

网络是一个复杂的虚拟空间,网络媒介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言语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而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机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历经形成、扩散、高涨以及终结等发展进程,然而网络舆情的演变并没有定律可言,事件性质、媒体报道、舆论导向以及社会公众的关注度和反应程度都会影响到网络舆情的演变,因此我们需要结合主客观因素来全面探讨网络舆情的演变机制。

参考文献

[1]刘华欣.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机制的传播学解读[J].新闻知识,2013,(3).

[2]刘华欣.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政府应对策略研究——以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欠薪事件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3(4).

[3]金鑫,李小腾,朱建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机制及其情感性分析研究[J].现代情报,2012(12).

篇4：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当前，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形态中最有活力和主导性的舆论形态，在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更是如此。离开了网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精细化进程也将举步维艰。大学生教育管理效率的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的强化，都离不开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应用。因此，针对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和心理需要，提高大学生网络信息鉴别能力，帮助大学生养成科学合理的上网习惯，让网络舆情更多的释放出“正能量”对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体性安全事件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网络舆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密切影响

网络作为最为普及的新媒体形式之一，已逐渐成为高校大学生群体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与网络已经密不可分，一种双向度的关系使得网络不仅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他们信息发布的主要手段。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特征让大学生彼此间的沟通变得极为便利。同时，以网络为平台所构建起的一个舆情氛围对大学生也造成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陶醉其中，尽享这种自由和便利。因此，我们可以说，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一个新领域，已然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行为的新生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必须争取的主阵地之一。

（一）网络舆情渗透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毋庸置疑，在当前新媒体时代，网络资讯的传播已经远远超越了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时间的限制，用最大化和无限量的方式传递着信息。网络的解地域化、解身份化也使网络备受高校大学生备受欢迎。同时，互联网的普及把过去很难实现的“即时互动”推上新的台阶，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成为网络时代青年大学生们获取各类社会信息的最真实写照。

（二）网络舆情的固有特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网络具有特殊的“匿名性”，人们不需要为自己在网络上的非理性行为承担责任，在非特殊情况下，承担责任的风险几乎趋近于零，故而就唤醒了人们心灵深处的一些本能冲动，这些冲动一旦付诸实施，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影响。大学生群体有着自己的语言、思想和兴趣，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易接受，网络的开放性也更容易让大家对热点事件达成一致。但由于大学生处于成长期，心智还不够成熟，也缺乏应有的鉴别能力，因此大学生很容易借助网络发表偏激的的言论，形成相对十分消极的网络舆情甚至造成舆论危机。

网络舆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要求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自由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特点，使得互联网上的信息变得十分庞杂无序，其中既有大量健康、进步、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反动、迷信、有害的内容。尤其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也竭力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特点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积极主动研究互联网的特点，大胆迎接挑战，密切关注互联网发展新动向，并善于利用互联网手段开展新时期的工作，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

（一）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树立网络文明意识

育人德为先，近年来，我们在网络使用教育过程中，网络道德的教育重视还不是很够，因而很多不文明的上网行为在大学生中屡见不鲜。因此，在网络道德教育中，我们应当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针对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让学生增长知识，提高鉴别能力，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增长知识的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学会对各种网络言论辩证分析，多从建设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从而逐步树立绿色网络的理念。通过精心打造校园主题网站，构筑网络精神家园。

（二）加强舆情研究，构建良好的管理体系

要构建良好的网络管理体系就要充分构建有效的全员育人机制和多方联动的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实施跟踪掌握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工作。通过强化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加强校园论坛管理，加强建立和完善网络规章制度，推进网络实名，培养建设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宣传教育工作规律，又能较熟练地运用网络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

做好网络舆情管理引导工作，提升群体性事件管理成效

从广义上来说，网络群体性安全事件是指基于某种目标或利益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通过网络渠道进行传播，并可能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影响的群体事件，是一种网络化的集体行动；而狭义理解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则是指少数人出于某种目的，利用偏激化言论，通过网络煽动来冲击社会秩序，乃至危及社会稳定的集群行为。 对于大学生来说，很容易出现第二种意义所说，被某些少数人所蒙蔽，从而成为网络群体性安全事件的受害者的情况。因而，在高校内部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控，做好群体性事件的安全稳定管理，对实现校园的和谐稳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网络舆情与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密切相连

当前，我过处于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社会阶层的差异，贫富差距的扩大，各方面利益冲突的显露，这些都对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辨别能力的形成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由于大学生还处于成长期，心智不够成熟，价值观尚未稳定形成，因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难免偏激，很容易受到不良舆论的煽动。再加上一些社会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尽负责，一些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在网络上一经发布，就容易引起大学生的关注和共鸣，进而酿成汹涌的网络舆论，最终引发群体性危机事件。另外，从网络舆情的角度如了解和把握高校群体性事件，也为我们提供了认知高校群体性安全事件的全新视角，使我们进一步发现两者之间的变动机制，从而使我们在新的教育形势下不断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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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舆情背景下的应对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策略

首先应当讲求时速，提高引导网络舆情的及时性。在网络舆情管理工作中，高校应当不断建立和完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主动迎接各类社会问题和舆论热潮，增加校园网站建设的吸引力，一方面能够在最快时间内阻止和切断不良信息在校园网络的恣意传播；另一方面能够对不良信息做出合理权威的解释，在应对危机中树立起高校应有的网络威信。

再者，应当畅通沟通渠道，建立巩固的多层次的舆情反映网络。近几年来，随着高校教育体制的改革，不少高校都建立了领导、师生民主沟通的交流机制，广大教师和学生参与学校建设管理的主动性也不断增强，特别是新时期的大学生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意识明显提高，也能够有效的利用学校信箱等渠道实时反应各类问题。高校的这种意见征集和反馈机制，很好的增强了师生的主人翁意识，保障了学生的舆论表达权力，完善了校园安全机制，也加强了高校对群体性安全事件的预警。

另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网络舆情引导的规范性。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高校应当认真学习研究国家关于互联网建设的各类法规政策，并充分结合学校的发展实际，在校园网络管理制度建设进程中，通过制度的完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高校要依法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来树立网络舆情管理的权威，获取师生对学校网络管理的信任。从而，从更大的范围内获取师生对校园网络舆情管理的支持，增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和应对群体安全事件的能力，并努力保证校园网络舆情始终朝着健康、规范的方向发展。

小结

高校群体性事件与网络舆情的紧密关系自不待言，在面对危机时，如果仅从信息隔断和避免传播的角度来进行学生安全稳定的约束和管理，显然难以凑效，同时也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贴近学生实际需要的这一基本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科学认识并充分把握年轻大学生成长规律和求知特点；另一方面，探索更具针对性的网络舆情引导方式，大胆的利用“危机信息”开展教育工作，并实时的帮助学生提高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成熟的心智，使网络危机事件更多的由危险转为机遇，从而更好的实现学生健康成长和校园安全建设的双重并举。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

篇5：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车辆102班

孙亚星

100301

王 晶

100302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课题是《突发事件下网络舆情的正确控制与引导》，主讲的内容有三部分，一：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二：现象的背后；三：解决方案。

让我们先通过近年来的事件，大致了解一下第一部分。08年有“三鹿毒奶粉”，“范跑跑”，“香港艳照门”：09年有“邓玉娇案”，“上海钓鱼执法”，“河南农民工开胸验肺”；10年有“兽兽门”，“国美争权”。。，一系列案和门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可有的同学依旧感到很遥远，那就让我们看看11年的所谓“河工大碎尸案”。QQ空间疯狂转载，同学之间奔走相告，你信了吗？ 你又是怎么做的？ 谁又知道案件的真相？

相信有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告诉大家 :

真相:一女青年在学校门口被车撞死。

风传：两名大三理学院女生在教师公寓被人先奸后碎尸。

要想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件，为什么很多事一到网上就变了味儿，我们就不得不得看一看这现象的背后。

我们先看看涉及到了什么。涉及到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涉及到富：“姐开的不是车，只是一块废铁。”；涉及到民：“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油它去。”；涉及到娱：“语不惊人名不起。”，还有权，企等等。可为什么这两年频繁的在网上爆发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社会背景：网络传播互动性和开放性强的特点，为大众提供了平等的发言平台，任何用户都可以自由地发布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使人类进入了“个人传播”时代。这种传播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传播话语的分配，使得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从“大喇叭时代”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频发浅析：

一是由于社会经济转型，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利益交错，公共突发事件此起彼伏；

二是由于网络技术进步，为公众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 三是由于媒介生态环境由延时单向线性传播向即时互动循环模式的转变。

我们对比一下各个事件，无非是两件事，一：弱势群体的觉醒与反抗，二：群众社会参与心的增强。

一切严重的网络突发事件都是矛盾的导火索。

前两年我们听到得大多是“网络监督”，“网络维权”，近来我们也听到好多“网络暴力”，“网络审判”，网络在声张正义的同时，也成为某些“高手”的工具，一把确确实实的双刃剑。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既反映了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心理状态,反过来又影响着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如不及时掌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发展态势,并在适当时间进行有效干预,则可能造成突发事件事态扩大,并可能引发新的突发事件。

谈到解决方案，我觉得应该从政府，媒体，个人三个方面着手。有专家指出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表达平台上，信息控制的难度加大，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所具有的特征，使得其媒介生态、传播图景、舆论态势等是政府很难控制的。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发声和舆论引导需要有比过去更高更强的能力。

政府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一：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主要问题是：

政府腐败；

长期以来社会分配不公平； 老百姓心中积怨很深。二：处理不当

这两个就像一个矛盾体，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处理不当会导致公信力的下降，公信力的下降会导致问题的更加难以处理。

说说腐败问题，一个政府一旦腐败了，其它的一切将无从谈起，不管你有多么先进的社会阶段，多么完善的法律系统，因为执行这一切的是人。我们结合一下历史：中国和日本当年同处于封建社会，面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入侵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我感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处于封建晚期的清政府远远比处于封建上升期的日本腐败的多。

腐败是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最紧急的问题，同时也是最不能急的问题，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是很不好对付的。

在处理不当上我们主要说说如何面对突发事件下网络舆情，目前处理存在三个误区：封堵，沉默，乱说。有专家提出了应对四说：是否说，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原外交部发言人王旭明曾说：“别人说不如自己说，外行说不如内行说，被动说不如主动说。”只要政府能做好沟通工作，很多问题将不再是问题，很多问题也就不会发生。

网上的爆料，由传统媒体接手深入采访和评论，提升了可信度，更能引起政府重视；而传统媒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报道，经互联网的放大，迅速凝聚民意，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新老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可是？？？

媒体所面临的问题

一：敏感性差，反应滞后，过于轻率，不连续，哗众取宠。二：内容单一，政府性强，缺乏良知，话语失真，不能使群众信服。

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知名媒体是怎么办的。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有时简称为“时报”（The Times）。是一份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日报，在全世界发行，有相当的影响力，美国高级报纸/严肃刊物的代表，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再看一下他的历史。

奥克斯在接办《纽约时报》时就确定了时报的新闻报道原则：“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 纽约时报也为此大获成功。

小阿瑟(曾经的掌门人）比父辈更追逐利润，他试图促成《纽约时报》平民化，使各种人群都能够接受，因此涉及“煽情新闻”，使得《时报》一度失去公众的信任。

我认为媒体人应该是这样的：

以勇气肩负责任 以良知追求真实

我们常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我国网民的情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突破4亿关口，达到了4.2亿。”据统计，“3.84亿网民中有3.0769亿网民看网络新闻，跟帖大战常常现诸网页，而且部分网友回帖的思想深度可以与传统媒体的评论相媲美；1.17亿网民访问BBS，最新热

点事件常常在这里聚集；2.21亿网民开博客且1.45亿人活跃更新，评析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网络的‘意见领袖’多通过博客来传播影响力；2.7亿网民使用即时通信工具，2.33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其中有3070万人只使用手机上网”。这组数据证明网络族群正在悄然兴起，多种研究显示，网民作为中国公民中社会参与热情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积极地关注和反映社会现状，为网络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庞大的人群基础。

是这么多的网民促进着很多问题的解决，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我国的网民具有以下特质：一：有主张，少论据；二：情绪化；三：盲目跟从；而且很多网民参与的心态就不大对，有逆反心理的，有借机发泄的……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对信息筛选的过程，这让我想起了于丹教授客座百家讲坛是所提的三个原则：

真实吗?

善意吗？

重要吗？

可是大千世界，纷纷扰扰，很多事情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判断的，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韩愈曾经说过：“人非生而知之者。”我们需要找到帮我们“解惑的人”，树立起正确学习的理念。

我们在讲政府怎么办时，我们落到了官员上；我们在讲媒体怎么办时，我们落在了媒体人上；我们在讲群众怎么办时，自然是落在个人上，于此同时我们又引出了学习。这让我想起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而根本的根本在于教育。所以我们认为最终的方案是：

实现全民素质的提高

感谢互联网时代，感谢老师给予的机会，感谢大家的到来，谢谢！

篇6：论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公众意愿在网络上的延伸。迫切需要在网络舆情研判与突发事件应急舆论引导之间建立无缝隙、灵敏、高效的切换与对接机制。必须在主导、引导、疏导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方面改进工作方法，高度重视提升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建设。

所谓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公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它具有自由性与可控性、互动性与即时性、丰富性与多元性、隐匿性与外显性、情绪化与非理性、个性化与群体极性化等特点。网络舆情对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构成了现实挑战。

加强基于网络舆情研判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

政府应搭建网络媒体环境下信息自由传播的平台，以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实现利益相关群体间的信息互动和交流沟通，从而促进共识意见的达成，帮助化解危机。

第一，进一步完善电子政务建设，搭建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的主渠道传播平台，使网络媒体更好地服务于突发事件信息公开。以应急管理政务内网、应急管理政务外网、应急管理公众服务网及电子信息资源库为基本架构，基本形成应急管理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实现电子化、网络化的应急管理系统，完善电子政务内部和外部的办公环境。

第二，及时公开突发事件信息，减少信息沟通环节和信息噪音。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利用网络新闻、电子公告、网络论坛等形式及时、准确地发布突发事件的最新、最真实的消息，以此占据舆论的制高点，对公众进行正确引导。同时遏制谣言存在的空间，帮助公众正确认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及其危害程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第三，提高政府善用网络新媒体的技能，避免“瓦釜效应”。各级政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媒体的特点和规律，主动接近和善用新媒体，主动观察网络舆情和民意的变化，加强运用新媒体管理危机的能力。同时，应充分警惕它可能造成的“瓦釜效应”。所谓“朝议无黄钟，遂使街谈尽瓦釜”，即在缺乏富有意义的重大议程时，由于商业利益驱使或某些不良趣味的诱因，一些卑微、琐细的议题可能造成巨大影响，最终导致大众轻信盲从和广泛传播。应该建立和完善网民举报受理制度、网络新闻信息公众评议制度，对网络新媒体传播加以监督。

充分发挥微博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功能

微博的出现，使得个人成为信息发布与社交网络的个体终端，微博的传播衍生出裂变性、主动性、即时性的特征。微博开辟了政府发布信息的新通道。近年来，政府开设微博已蔚然成风，网络新闻发布会和网络新闻发言人也遍地开花，微博成为应急舆论引导的一线阵地。政府要善用微博，与时俱进，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沟通系统，重视微博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功能建设。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应急决策过程中引入微博的力量。领导干部和政府部门要有意识地利用微博听民声、聚民智，通过微博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倾听公众声音、科学民主决策、启动政策窗口。

第二，多元激励措施吸引粉丝。海量的微博用户不仅仅是庞大的商业资源，更是无穷的公共资源。采取多元的激励措施吸引不同偏好的公众成为政府微博的粉丝，从而影响公众与管理生态，是政府微博公关的必由之路。

第三，进一步加强政府微博的功能建设。领导干部和政府部门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微博实现各项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互动和服务功能：当粉丝对政府的声音发出质疑时，官腔、躲避、推诿、打太极和装哑巴都是危险的，“有问有答，有答有办，有办有督”可以说是对如何实现互动功能的最好解读。

第四，发挥与规范领导干部的个人微博作用。在国际上，智利总统皮涅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国家领导人开通了自己的微博，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国内，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微博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当然，领导干部开微博，不能流于形式，为追赶潮流而开，重点不在于掌握纯粹的互联网技术，而在于把握新的观念，以真诚的态度去了解民意，把微博作为干群沟通交流的平台。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技巧与方法

第一，做好政府门户网站和重点新闻网站建设，强化论坛管理。官方网站是政府信息发布的法定渠道之一。要加强主流网站与品牌栏目（论坛）的建设、推介与评选力度，扩大影响力与公信力，形成舆论示范效应，放大主流网络舆论引导或影响非主流网络舆论。要调动网络编辑、论坛管理者、版主的合力，强化论坛管理，培养网络空间独立评论员队伍。

第二，抢占舆论制高点，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有效的“议程设置”以引导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首先，在信息发布上抢占先机，第一时间将真实、权威、公正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其次，与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合作，设置议题，集中讨论重点，通过专题对突发事件做深度报道。将突发事件发生的背景、地点、相关人物、过程、动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第一时间传达给公众，引导公众议题。

第三，培养并充分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作用。“意见领袖”又称舆论领袖，是大众传播中的评论员、转达者，是组织传播中的闸门、滤网。网络意见领袖充当着政府和广大网民之间“舆情调节阀”的角色。要善于发现和寻找网络意见领袖，通过意见领袖来引导网络舆论，强化主流舆论，争取中立舆论，孤立过激舆论。同时建立权威人士上网沟通机制，以公共协商与远程民主的精神促成议题的解决与理解。通过网民引导网民，用网民自己的声音引导、感染网民，实现网民自我教育、自我引导，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尊重网络传播规律，把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关键环节，寻求突破与转折。要善于利用网络传播规律做好引导工作，干预网络诱致进程。要对网络关注的焦点适时进行变换，引导网络舆论转移关注点。要加强舆论引导力，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动态，实时传递主流声音，有效实现网络意见均衡。要善于抓住网络舆情引导的关键环节。要拓宽网络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使网络成为汇聚信息与观点的集散地、疏导不满情绪与怨恨表达的减压阀；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促和谐，形成舆论合力。

篇7：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摘 要:舆情信息管理是政府积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全新视角。但是,当前地方政府对舆情信息管理的认识却明显滞后。2008年发生的贵州瓮安6•28群体性突发事件,代表性地反映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紧张局面,暴露出地方政府舆情信息管理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严重缺位。如何在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语境下构筑一个有效的舆情信息管理制度,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舆情信息管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民众舆情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42-04

一、政府危机管理的舆情信息管理视角

(一)舆情信息管理的基本内容

在政府危机管理系统中,舆情信息管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贯穿于政府危机管理过程的始终。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在对危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和不足,遑论舆情信息管理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许多政府管理人员甚至对舆情信息管理的常识性问题都缺乏基本的认识。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

目前,国内学界就舆情信息管理研究中舆情定义的主流观点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社会中介性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政治态度。[1]这一定义把舆情的涵义仅仅限定在了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我们不认为舆情等同于民意,民意比舆情具有更宽泛的含义,但舆情是构成社情民意的核心内容。[2]从上述舆情的定义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舆情关注的主要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这种利益关系所反映的社会心理活动。由此收集民众和政府利益关系的变动信息,进而分析民众与政府利益关系的走向,是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重要内容。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目标就在于明确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定位,进而使得政府能够以此为依据采取相应措施达成这种利益关系的“一致”与“和谐”。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与民众舆情的关系

1.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民众舆情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和现实的社会生态环境存在严重不匹配,民众与政府在利益关系上有时可能出现对立甚至是对抗状态。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是在政府漠视利益受损民众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民众为实现自身利益需求所采取的一种非正常渠道的表达途径,从某种程度上它显现了民众与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非一致”和“非和谐”的对立状态,因此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一种民众舆情状况的非正常表露或极端外化形式。[3]

2.群体性突发事件与民众舆情的互动关系

群体性突发事件与民众舆情之间的关系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具体来讲,群体性突发事件在预防、发生和应急的不同过程中会引致不同的民众舆情表现:

首先,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过程是民众舆情的潜发期。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性综合矛盾的集中性反应,它在爆发之前必然会有一个长期的多种复杂矛盾相互交织并且不断累积的过程。与此同时,由于不断累积的社会性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再加上社会新的中介事项对民众的不断刺激,民众对政府产生的不满、抗议等社会政治态度也会在不断强化和累积。这一阶段民众舆情信息的出现通常附在特定载体之上,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以社会谣言、政治民谣和社会思潮等公开的或非公开的形式向外界传达出来。[4]与官方公开传达出来的信息相比,非公开方式流传出来的舆情信息尤其是那些不满的或对立倾向的舆情信息更重要,因为它是来自民众心底的声音,它反映了民众最真实的利益需求。

其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是民众舆情的突发期。深藏在民众之中的日益积聚的不满情绪,在此时得到集中释放,对抗的社会政治态度由隐形转为外显并不断扩散,大量民众舆情信息突发表现出来。这些民众舆情信息内容丰富,主动公开表达,并且传播迅速,但真假共存,不易识别真伪。这一阶段民众舆情信息的表达强弱直接影响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强度。若民众舆情信息表达较为缓和,那么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以上访、静坐和请愿等方式出现;若民众舆情信息表达过于激烈,那么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就以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甚至更加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再者,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过程是民众舆情的持续期。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行为成为民众舆情新的刺激物,政府管理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方式和态度直接决定了民众舆情的方向和程度的变化。若政府管理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方式得当,民众舆情会趋于缓和直至消解;若政府管理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方式不当,或者不能给予民众满意的回应,则可能招致民众舆情的更强烈的反应。[5]民众舆情的变化进而又会刺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强度,从而在突发事件和民众舆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二、从贵州瓮安6•28群体性突发事件看我国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缺位

当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往往以“GDP本位”取代“公众本位”,把政府政绩凌驾于百姓利益之上,对民众利益视而不见,对民众舆情充耳不闻,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比如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贵州瓮安6•28事件等等。究其原因,地方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缺位是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失控的重要因素。以下笔者仅以贵州瓮安6•28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例,通过反思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来分析当前发生的众多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缺位问题。

反思6•28突发事件之一: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长时期对立是引发这一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这起事件起初本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为什么后来会转化为一起公共性社会事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地反映在这起事件的参加人员的构成上。参与这起事件的大部分人员不是当事人及其家属,而是近年瓮安在粗放发展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民众,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来表达自己对当地政府不满的态度。这起刑事案件只不过是6•28突发事件的一个引子而已。6•28突发事件是瓮安日益积深的基层民怨的总爆发。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6•28突发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地政府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屡屡侵犯群众利益。[6]实际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在事件爆发之前长时期里就有很强的民众舆情表现,比如民众对公安机关评价的满意度只有59%,2008年1至6月份群众上访总量就已达348起,超过2007年全年320起的上访总量。但是当地政府对这些重要的民众舆情信息置之不理,对民众上访采取冷处理,致使唯一的利益表达机制受阻,从而强化了官民之间的对立甚至是对抗关系,为6•28突发事件埋下了伏笔。

民众舆情在事件爆发之前具有较长时间的潜伏期。若当地政府能够把握时机,及时关注民众利益诉求,对散发在民众之中不满的甚至是对抗的情绪进行有效疏通并且及时予以调节和控制,6•28突发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反思6•28突发事件之二:信息不通畅是事件的直接诱发因素。从6月22日凌晨李树芬溺水身亡停尸河边到6月28日事件发生,是6•28突发事件的“发酵期”。这段时间人们对这起刑事案件的疑点重重,主要有三个:一是李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二是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为何挨打?三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在李树芬跳河之前为何做俯卧撑?政府没有对这些疑点给予及时合理解释,大量传闻和谣言通过多种渠道迅速传播和扩散。而政府又对这些传闻和谣言置若罔闻,反应迟滞。政府的这种消极反应又让民众误认为这起事件真的藏有猫腻,致使事件内外的很多民众惶惶不安。总而言之,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由此导致的信息不畅通,是诱发6•28突发事件的重要因素。

在这起事件的“发酵期”内,如果政府能够具备敏锐细致的洞察能力,对事件的疑点、传闻和谣言及时澄清,信息完全公开披露,对民众舆情积极回应,民众就不会有过激的舆情表达。而事实恰恰相反,政府的消极不作为不仅使政府错过了控制和引导民众舆情的最佳时期,而且使民众舆情的反应程度进一步加强。

反思6•28突发事件之三:当前地方政府行政方式单

一、守旧,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低下。从6月28日下午事件爆发到29日凌晨事件结束,整个事件持续长达7个小时。在事件持续期间,政府有关领导层层开会、个个等待,对事件束手无策。政府对事件的这种应急处置方式无疑对民众舆情产生了进一步的负激励。

在事件结束以后,当地政府就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性事件。这个结论下得过于草率,难以让人接受;当地公安部门依照惯性思维急于寻找幕后“黑手”的做法,也很难令人信服;当地媒体趁机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

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的这种危机事件处理方式无疑过于传统老套,这些做法本质在于推脱政府责任,而无益于事件本身的解决,其结果造成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进一步对立和政府信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语境下的政府舆情信息管理

从上述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瓮安县政府在处理这起突发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事件的发生、蔓延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完全让事件牵着鼻子走。很多学者认为出现这个情形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但笔者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当地政府部门找不到解决这类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突破口。那么解决6•28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这个突破口就在于民众舆情信息,因为就是它把事件由隐形转化为外显,由发生推向了高潮。因此,它是厘清整个突发事件的重要线索。如果政府有一套完善的舆情信息管理制度,诸如瓮安6•28这类突发事件的发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笔者认为建立一套完善的舆情信息管理制度,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一套完善畅通的民众舆情表达机制

在一个健康完善的政治运行体系中,人们可以通过选举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对政府决策的偏好,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合法游行、示威等活动表达对政府行为的不满。反观瓮安6•28群体性突发事件,它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舆情表达机制受阻的结果。建立和完善民众舆情的表达机制是政府民主行政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需要。舆情表达机制的具体内容应该有:1.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制度。对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长效的应对机制,设置专门性常设机构定期召开政府管理者、利益获得方、利益受损民众参加的座谈会或者听证会,让普通民众畅所欲言,及时听取民众意见,与民众保持好心理沟通,做好中间各方的利益调解。2.完善政府信访制度。就当前来讲,政府信访制度是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政府信访部门对于民众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要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及时回复;同时政府信访部门应该完善民众舆情信息备案制度,对于民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应该积极做好舆情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工作,并及时上报。3.完善地方人大代表职能。现在很多地方人大代表的所作所为与其自身所要履行的职能要求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地方人大代表处于社会最基层,最便利掌握民众的所想所急,也有条件收集全面真实的第一手民众舆情信息。地方人大代表要切实履行自身职责,真正代表人民利益,表达人民的利益要求。4.重视网络民众舆情的表达渠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舆情表达的重要渠道,也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集结提供新的场所。政府必须加强网络民众舆情的管理,通过强化对网络民众舆情快速反应能力,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发挥引导网上舆论的主渠道作用。

民众舆情表达的机制畅通了,政府才能真正地发挥民众舆情的“减阀器”作用,才能缓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抗情绪,达成双方的谅解。在群体性突发事件预期预警阶段,畅通的民众舆情表达机制尤为重要。

(二)建立一套完善畅通的信息公开机制

在6•28事件中,政府没有对民众舆情做出积极回应甚至采取回避态度,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误解的逐步加深。谣言止于真相。政府只有在第一时间回应民众舆情,及时披露事情真相,事态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建立一套畅通的信息公开制度,不仅有助于树立高效、透明和负责的政府形象,也能够充分展现政府对民众基本知情权的尊重,政府与民众之间才能达成基本的信任。建立畅通的信息公开制度,必须做好以下三点工作:1.努力扩大信息的公开渠道。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信息公开方式,如公告栏、报刊、热线咨询电话等;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如互联网、电子邮件等等,千方百计便利民众获得及时真实的相关信息。2.健全新闻代言人制度。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应该把所掌握的全部权威信息归集于政府新闻发布部门,然后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把事件处理的结果及时和动态地传达给民众。即使信息不完全,也要在第一时间公布出去,因为贻误时机比发布错误的信息危害还要大。3.给予新闻媒体自由报道权。媒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公共色彩,它承担着提供信息、引导舆论和稳定社会的责任,成为社会心理状态的指示器。[7]媒体是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府应该把媒体力量积极纳入危机管理体系中去。2007年6月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实际上在法律上赋予了媒体及时报道事件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媒体在及时公开信息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新闻媒体一方面要把事件状况和民众舆情信息及时传达给政府,帮助政府提出科学对策;另一方面把政府的应对措施、相关政策及时向民众公布,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8]这些报道对于改善政府形象,抢占舆论阵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6•28群体性突发事件来看,媒体在事件预防和发生阶段中的作用是缺失的,事件结束以后又一味迎合政府错误意志,没有发挥媒体独立报道的功能,只是政府的一个附庸机构。

(三)建立一套以民众舆情信息收集和处理为中心的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网络

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政府应该积极整合行政资源,建立针对性的危机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应该包括危机信息的收集处理机构、危机预防准备机构、危机模拟演习机构、危机的损害控制处理和事后恢复机构和危机“发言人机构”。[9]由于政府信息的收集处理贯穿于政府危机管理的始终,政府信息收集处理机构在危机处理的不同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信息收集处理机构在政府危机管理系统中居于中枢地位。其重要职责在于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多渠道汇集民众舆情信息,并进行仔细分析和动态跟踪,针对事件所处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对事件做出准确判断,及时反馈给其它相应的危机管理机构。其它危机应急机构在获得了准确的民众舆情信息以后,对事件做出积极响应,及时找到应对事件的具体举措,然后将本机构的信息再进一步反馈给信息收集和处理部门。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套以信息收集和处理为中心的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网络。□

参考文献:

篇8：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事件概述及舆论周期演变分析

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建设项目承建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长达6年不予支付, 临近春节, 百余名四川籍农民工为讨薪在遵化市政府门口下跪, 市政府置之不理。这一事件最先在2013年1月6日由网友“巴蜀妹子”发布到“四川在线”论坛上并引起网民关注。2013年1月13日, 腾讯新闻转载了《百余农民工在河北遵化市政府门口下跪讨薪》 (以下简称欠薪事件) 的配图新闻。2013年1月22日, 央视《东方时空》对欠薪事件中所涉该市劳动监察大队个别工作人员接访态度粗暴问题曝光, 导致这一事件在短短10天内迅速发酵成舆论的焦点。

目前对突发事件演化机制的已有研究主要分为阶段型、扩散型、因果型、情景型等研究类型。阶段型演化机理的研究主要遵循事件序列和特定生命周期来对突发事件进行阶段型划分并研究。[1]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以阶段型演变机理为依据, 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从其生成到消解的一般过程中, 以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周期中各个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及代表舆情发展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为节点进行划分, 将危机舆情演变的整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即危机潜伏期、舆情爆发期、舆情蔓延期、舆情恢复期以及舆情反馈期。

第一阶段——危机潜伏期。危机潜伏期是危机爆发前风险和危机的积累期, 有较强的隐蔽性, 不易被人察觉, 长期积累易形成引发危机的诱因。欠薪事件的危机潜伏期应从6年前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起, 直到1月6日“四川在线”论坛出现第一条网络舆情监督帖子之前。欠薪事件的本质属于劳资纠纷, 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内部矛盾。欠薪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百余人的群体利益受到侵害, 地方政府对此事的处理在长达6年中没有结果, 这些因素共同成为引发危机爆发的定时炸弹。从行为心理学的创始人约翰·沃森 (John B.Watson) 建立的“刺激—反应”原理角度分析, 群体利益受到侵害形成刺激, 刺激达到一定程度, 必然引发危机, 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便是刺激所形成的反应。

第二阶段——舆情爆发期。舆情爆发期的主要特征是危机突然发生, 时间短暂, 因往往包含一件能够引发公众舆论或公众普遍关注的事件, 该阶段的破坏力非常大。在新媒体时代, 一个议题在网络上出现并引发网民关注, 其议题本身的性质起到了关键作用。崔蕴芳在《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一书中指出, 事实性议题因只涉及客观事实的陈述及发展进程不涉及价值判断, 不具备形成网络舆论的条件;而触及各类社会矛盾以及涉及公平、公正价值判断的议题更能引发网民的意见表达。1月6日, 网友“巴蜀妹子”发布的有关此事的第一条帖子中, 除叙述四川籍农民工在河北省遵化市遭遇工资被拖欠, 农民工多方维权无果的情况外, 还贴出几张照片, 成为引发舆论的直接引爆点。欠薪事件反映的恰恰是对由社会个别部门的不公平、不公正引发社会内部矛盾的问题, 属于对公平、公正价值判断的议题, 网民对弱者的同情, 以及对弱者民主权利和自身利益的维护意识及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 形成网民关注的舆论话题, 这恰恰验证了上述所提到议题性质决定舆论焦点的观点。欠薪帖子在短时间内被腾迅微博等媒体纷纷转载, 并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一爆发阶段, 网民在传者与受者角色的不断转换中积极参与舆论, 并通过几何式转发、快速跟帖、实时更新、实时互动、及时反馈等因素推动网络舆论集中爆发。

第三阶段——舆情蔓延期。舆情蔓延期, 是舆情演变五个阶段中持续时间较长的阶段。舆情蔓延期的特征主要集中为两个方面:一、网络媒体舆情十分活跃, 网络意见经过社群意见的充分碰撞, 在网络空间得到最大化扩散, 成为众多网民共同关注的话题, 也是观点表达最集中的阶段。网民通过浏览论坛帖子、及时跟帖、发表博文等手段推动网络舆论形成。二、传统媒体在这一时期适时跟进, 与网络媒体形成舆情合力, 使事件舆情进一步升级。

1月22日央视CCTV-13《东方时空》栏目对欠薪事件进行了报道:《聚焦农民工讨薪:监察部门——我们管不了》《讨薪路上》《讨薪路上的“拦路虎”》等, 将农民工讨薪之艰辛、相关部门领导的推诿态度进行曝光, 该视频被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并以几何式的增长方式进行传播, 这一标志性事件促使危机再次升级, 网络舆情由爆发期上升为蔓延期。根据腾讯微博数据统计, 网民对于讨薪事件的关注起点是从1月19日开始, 而在23日达到高峰。视频中的画面, 让网民目睹了老何的悲惨遭遇, 许多网民对老何的同情心理在这一时间得到扩散和集聚, 贵州交通广播、《成都日报》、《央视新闻周刊》杂志、《齐鲁晚报》等全国上百家传统媒体的纷纷加入, 使原本网络媒体的草根声音回归到了主流强势声音。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最大规模的意见融合和分化, 网络舆情经历由个人意见—群体意见—意见领袖筛选分化形成各种领袖意见的过程, 舆论的强度再次升级。

与此同时, 舆情蔓延期存在引发次生、衍生事件的可能性, 但演化的动力还是来源于主要的突发事件所引发的危机。[1]比如在2010年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时, 原本属于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 而地震引发的核辐射灾难则属于次生灾害, 这给日本国民以及周边国家带来的恐慌一点都不亚于地震本身。在社会安全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中, 由于事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而导致矛盾加剧;或由于利益诉求导致更多人的参与支持, 使事态扩大等情况都属于舆情的蔓延。

第四阶段——舆情恢复期。舆情恢复期是指伴随着事件的最终解决或阶段性解决, 危机舆情得到相对控制, 网民的舆情热度回落, 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置, 事态由大变小、由强变弱, 不再升级扩大, 人民的心理也逐渐平复或得到安抚。

央视曝光欠薪事件当晚, 唐山市连夜召开会议, 要求遵化市委、市政府立即核实欠发工资, 确保尽快将欠薪直接足额发放到农民工手中。同时, 依法对涉事劳动监察执法人员立即免职。据中新网唐山1月24日报道, 遵化市职教中心建设项目承建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解决, 690万元工资于23日已全部到位。由该市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正在对市劳动监察大队个别工作人员接访态度粗暴问题进行彻查, 舆情伴随着问题的基本解决也得到了回落。

在网络舆情达到最高点的随后几天里, 舆情仍在蔓延, 只是跟帖数量表现出减少趋势。腾讯微博1月24日的信息是2300条, 25日是2500条, 26日是3200条。而到了27日舆情热度大幅回落, 微博数量是626条, 28日降到117条。从以上数据分析得出, 舆情恢复期的舆情特征为, 跟事件相关的帖子回复数量呈明显下降, 点击率、浏览率、转载率都有所下降。整个帖子在网络论坛中的地位也随着网民关注度的降低而下降, 直到被新的更热门的帖子所代替, 网民的眼球也逐渐被新的话题所吸引, 形成新的关注资源, 原来针对某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会逐渐冷却, 并最终消失。与此同时, 与该事件相类似、相关的新的变异现象也不再出现, 这些特征共同出现才意味着舆情恢复期的真正到来。

第五阶段——舆情反馈期。传播学中的“反馈”概念, 指的是“接受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回应, 也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2]。反馈是体现社会传播双向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机制, 在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舆情反馈期是舆情事件经媒体的传播到达事件相关部门呈现的一种回应, 以及作为受传者身份的广大网民对这一舆情的反作用。欠薪事件得到基本解决, 网络舆情得以基本回落, 但该事件引发的社会影响依然居高不下。1月25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遵化欠薪”一事答记者问, 重点传达了中央政府对于保证农民工基本利益的态度和决心。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新闻回述:“四川籍农民工工资在河北遵化工地拖欠了6年, 经过中央电视台3天报道后, 政府立即拍板说解决, 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刻思考。”

政府应对新媒体舆情的合理性分析

该事件的处理, 体现了我国网络媒体、政府和公众在危机爆发各个阶段的互动。此事件在舆情爆发后, 由于相关部门的及时处理, 事态终于得到了控制。危机的解除和政府合理的舆情引导策略有直接的关系。外交部新闻司参赞邹建华所著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一书中提出, 政府媒体危机公共应对的七大基础原则, 即第一时间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第三方原则、坦诚原则、情感原则、口径一致原则以及留有余地原则。我们参照这些原则对地方政府应对此次欠薪事件过程中的合理行为进行点评和分析。

符合第一时间原则。“第一时间”指的是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处理要突出一个“快”字。在“人们对突发事件的认识处于空白的时刻”, 就要迅速反应, 以最快的速度告诉民众真实的情况, 以杜绝谣言的出现和传播。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时间”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规定。欠薪事件在央视曝光后, 相关部门当晚就组织召开会议, 商议事件的处理方案, 并通过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积极发布信息, 符合第一时间原则。引导舆情在蔓延期得以控制, 没有引发和激发更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这也算是政府合理应对危机事件的典范。

符合公开透明原则。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和普及, 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传播手段的快捷化以及网络传媒的即时性等特征共同作用, 致使危机事件发生后, 当地政府及主流媒体有时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有网友通过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对外发布了信息, 成为媒体和公众了解灾情的重要信息源。[3]欠薪事件在处理过程中, 政府等相关部门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 没有采取硬性的封锁消息, 实施捂、盖、压的手段应对新媒体舆情, 而是积极回应网络舆情, 解决问题, 并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处理的进度和措施, 做到了信息渠道的畅通,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或降低百姓对政府部门的不满情绪, 取得百姓的信任。

符合坦诚原则。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了著名的“3T”理论, 即提供真实情况、提供全部情况、尽快提供情况。通俗地讲, 危机事件处理最重要的原则是让大众在第一时间尽可能地了解事实的全部真实情况。他还认为坦诚的态度是化解危机最好的策略。坦诚包括“三诚”:诚意、诚恳和诚实。诚意, 即要及时向公众说明情况, 对自己的过失要勇于承担责任并致以歉意, 以博得同情和理解。诚恳, 即不回避、不遮掩、不隐瞒问题和错误, 特别是能够用胆量去面对、回应负面事件和谣言。诚实, 即不说谎。问题解决情况如何, 处理结果怎样, 都不应该向公众隐瞒事实真相。[3]欠薪事件中, 在相关部门查清事件实情后, 做到了第一时间向公众说明情况, 并且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及错误, 积极回应央视负面报道。处理问题之快, 解决问题之彻底, 足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重视, 也体现了坦诚的态度。

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行为缺失分析

从以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媒体实践中可以看出, 政府部门在处理和解决突发事件时已积累了相关经验, 但仍存在一些常见行为缺失问题, 结合本案例分析具体表现为三点:

舆情预警不利, 诱因事件引发舆情。任何矛盾的爆发都是存在诱因的, 从危机潜伏期出发, 当引发社会内部矛盾的诱因事件积压程度不深、事件的恶劣及热议程度不够时, 即不会形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刺激。本案例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长达6年不还, 时间之长, 数额之大, 涉及人数之多, 也算得上积压程度相对较深的事件, 因此, 存在引爆舆情事件发生的风险。而互联网作为公众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 能够迅速有效地收集和分析民意, 平民记者、论坛、微博等能够从更人性化的视角发出多种声音, 汇集大众的意见, 诱发网络舆情。倘若有关部门提早关注舆情预警信息, 实施有效的矛盾解决方案及舆论引导措施, 那么事态可能会在爆发期就得到平息, 甚至根本不会扩散。从欠薪事件中可以看出, 相关部门忽视了前期网络舆情预警, 并缺乏相应的引导措施和对所反映问题的重视及积极解决的态度, 正是该危机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

政绩观与理性对待的矛盾。传统的政绩观以政绩和稳定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在面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时, 持有一种保住乌纱帽、怕给地方抹黑的心理, 对突发性群体事件采取一种本能的回避态度。这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反而只能激化矛盾, 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欠薪事件中, “四川籍农民工在气温零下几摄氏度还长跪在遵化市政府大楼前, 市政府视若无睹”的帖子和照片已经在“四川在线”论坛中出现并被网友纷纷关注和转载, 面对这一情况, 河北省遵化市相关部门并未对此引起重视和有效监控, 更没有形成有效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处理方式才导致了危机事件的发生。事态在网络舆情的促使下不断发酵升级, 相关部门迫于媒体及公众的压力被动做出相关处理, 以安抚群众, 平息事态。即便事情得到迅速及时的解决, 在一段时期内也会形成舆情, 对政府公信力造成影响。

过度依赖传统媒体与忽视网络民意的对立。在传统媒体时代, 政府对传统主流媒体有着过度的依赖性, 尤其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时, 主流新闻媒体与政府的观点、立场要保持一致。某种程度上, 领导的个人观念、态度和处置方式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影响重大, 加之传统媒体严格的把关制度等因素, 使群体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传统媒体不愿意触碰的敏感区。而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新媒体时代, 一个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可以很快引发下一个群体性事件甚至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甚至会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网络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海量性等特征, 使其在面对危机事件时, 能够将零碎的言论最终通过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便捷途径得到实时扩散, 不仅能与传统媒体发挥同等重要的报道、监督作用, 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还能发挥出超越传统媒体的更为强大、独特的作用。对网民舆论和网民意见的忽视只能使地方政府处于舆情监控的被动地位。

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策略分析

预警——重视新媒体舆情, 做好社会预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说:“新闻有个‘先入为主’的特点, 一旦事情公布出去, 传播速度就会很快, 就算马上进行纠正, 一般来说效果也不会太明显。因为纠正的速度跟不上首先传播出去的速度。”因此, 避免或降低政府舆情危机根本的办法是要从源头上切断引爆源, 即预警社会矛盾, 及时捕捉具有危机风险的事件, 在没有发生危机时及早解决。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增强自身的危机意识, 积极建立预警机制, 建立完善的信息监测、搜集与分析等网络舆情监控系统, 实时掌握来自系统内部、外部的消息和变化, 实施积极的舆论引导策略, 争取将突发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面对危机舆情, 政府部门需要积极拓宽信息发布渠道, 推动网络问政, 拓宽舆情监控端口, 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 加强与网民的互动, 实现信息渠道的畅通。利用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多种途径, 进行权威发布, 疏通利益诉求渠道, 及时澄清虚假或不实信息, 督促相关部门解决实际问题。

分析——搜集并分析舆情信息, 引导舆情。突发事件, 也往往被称之为“危机”。在危机爆发阶段, 政府部门应利用信息监测、搜集与分析系统, 做好舆情分析工作, 掌握舆情动态, 有针对性地制订舆情应对方案, 引导舆论方向。当然, 通过设置舆论议程, 加大在热门网络社区等的引导力度, 鼓励网络媒体及用户发表意见, 变阻塞舆情为疏导舆情也是一项重要的措施。网民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有着极大的关注度, 其中也不乏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性的意见, 如果能够充分地吸纳和迎合群众的合理性需要去处理问题, 必然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也能为重塑政府形象和挽回公信力赢得机会。

处理——变硬性为柔性, 变管控为规制。在网络传播时代, 政府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 不能再仅仅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管控信息, 规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强制命令, 实行柔性管理是一条可行之路。柔性指的是温和、安抚地解决问题[4]。有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还习惯于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公众的舆情诉求, 采取迟报、谎报、漏报、瞒报信息, 关网站、停网吧、删网帖等惯用的硬性管制, 政府对待网络公共事件的封杀、掩盖甚至是暴力封杀以及一味辟谣和否认事实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其结果只会激发网民将各种意见及不满情绪发泄在网络平台上, 并充分碰撞, 互相叠加, 引发舆论危机, 对政府形成更大的舆论压力。

此外, 当前不少地方政绩观与公众心目中的期望水平总体上仍存在较大反差, 特别是教育、医疗、就业、司法公正、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短缺,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 根据社会和市场需求, 通过政策法规、经济手段和技术监督等方式进行间接规制[5], 保护群众的根本利益, 最大程度上降低矛盾的级别, 从而从根本上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几率。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周期是一个循环的生命周期, 应对舆情时需要根据危机在不同的时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努力做到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杜绝网络谣言的泛滥;以公开透明的态度, 主动占领网络主流话题;坦诚对待群众, 不封锁公众视听;充分发挥网络的传播优势, 强化危机传播效果, 有效引导和控制网络舆论, 保障社会稳定, 同时, 加强与传统媒体的互动配合, 形成社会舆论的合力等, 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舆情的蔓延。

摘要：以微博、BBS、QQ、博客等为主体构建的“民间舆论场”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欠薪事件的网络舆情形成及政府应对行为的全过程为研究样本, 从突发性群体事件舆情演变、政府部门应对原则及策略等方面, 探析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如何正确引导和调控网络舆情, 并给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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