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论文

2022-05-14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网络群体性事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传播迅速、观点容易被激化、成员情绪容易被激发、“意见领袖”作用和区域性特点更加明显等特征。仅依靠技术手段难以预防和消解网络群体性事件。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网络信息员队伍;坚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建立有效沟通渠道。

第一篇：网络群体性事件论文

媒介框架竞争：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话语实践

摘要：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群体性事件行动者公众、媒体和政府三者话语实践过程，也是媒介框架竞争的过程和结果。公众、媒体和政府要秉持各自恰当的媒介框架展开话语实践的互动和博弈，促进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良性发展。在网络媒体飞速发展的当前，基于媒介框架竞争理论探讨群体事件网络舆论的正确引导，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媒介框架;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话语实践

网络舆论的话语实践是当前人类开展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

群体性事件中，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受众、媒体和政府等话语主体开展的话语实践既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还是一个不断互动和协商的过程，他们运用自己的媒介框架和恰当的框架策略展开竞争，在互动博弈过程中不断解码他人的信息意图，适时调整自己的话语策略，消解群体性事件的负面影响。

一、媒介框架的概念

“框架”(Frame)的概念最初起源于认知心理学，由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于1955年提出。1974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该概念系统运用于文化社会学研究。戈夫曼认为，人们在认知社会事件时总是倾向于采取一些主要的(Primary)“基模”(schemata)来解释之，这些基模帮助人们“用确定的语词来定位、感知、识别和标签看似无限的具体事物或事件。[1]”随着社会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对“框架”概念的广泛运用和深刻阐释，“框架”成为了一个被越来越多学科领域所认知的重要理论概念。它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思路，其本质是探讨框架如何被社会建构(包括谁是框架提供者，frame sponsors)，框架如何影响人们的理解和偏好(preferences)。

具体运用到新闻传播学中，“框架”主要是指能影响和制约特定社会议题或话题的一种公众形象和集体记忆。恩特曼(R.M.Entman)认为框架主要存在于传播过程的四个环节之中：传者(the communicator)、文本(the text)、受者(the receiver)和文化(the culture)[2]。框架理论应用到新闻实践活动中形成新闻。

框架(news frame，也被称为“媒介框架”)，媒介框架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现实如何被媒介所反映并被人们所理解。该理论往往使用媒介选择和表现的手段来揭示和暗示新闻文本本身所要表达的新闻主题和内涵以及价值倾向。因此，新闻框架常被人为地赋予了“选择”和“凸显”的两个主要功能，新闻记者在无形中运用新闻框架来潜意识地选择部分新闻事实，或者主观地重组局部新闻事实或某些新闻要素，将新闻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指向自我构建的社会现实，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

二、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的话语实践是媒介框架竞争过程

框架理论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主要用来考察话语、议题和意义如何准确地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3]。随着网络媒体广泛应用，用户成为主要的信息传播者，他们利用网络媒体所具有的自由表达平台，尽情地享有和体验信息生产、传播、接收和转发等传播权利，并从自我的个体角度去反映和评论甚至界定社会客观现实，通过他们自我的话语行为来参与和引导重要社会议题的公共讨论，从而影响其他用户对该社会议题的观念态度和实际行为。

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群体聚集起来临时组建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4]。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性地、动态性地、过程性地建构起来的“社会产物”。该理论将社会问题作为一个行动的过程来研究，宣称社会问题的“主观定义”是其着力点[5]。在群体性事件中，不同的事件行动者宣称不同的社会问题，通过几个来回的协商和互动，争夺对社会问题的框架定义。

因此，我们要发挥群体性事件的积极作用，主动应对其可能会带来的社会风险，张扬理性参与和对话的正面力量，减低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

用户在网络媒体中所产生的文本信息内容即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用户所表达的话语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概念。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话语概念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它们来自各种理论的和学科的立场。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是一个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美国传播学者斯蒂文·小约翰(S.W.Littlejohn)指出，“任何对语言或传播的讨论如果不涉及话语……那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尽管语言和其他符号体系是传播的积木块，话语则是传播本身的产物”[6]。伴随着网络媒体深入人们的社会交往，话语与大众媒介融为一体难以分辨，媒介成为了话语的主要载体，新闻文本则是话语的再现。

话语由语篇(text)、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文化实践(social culture practice)三个层次组成[7]。其中，话语实践是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共同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话语实践在传统和创新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重塑社会(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同时，它也有助于改变社会”[8]。网络舆论的话语实践是处于网络媒介发达和用户自由表达观念的特定条件下，受到了话语实践当时处于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语言等条件的影响和拘束。围绕着社会公共议题，话语实践中不同的行动者(话语实践者)将使用不同的框架朝着设置的目标来建构事件，这是一种权力的游戏和博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面对惊人的庞大网民，网络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充斥着不同用户个体的观念和思想。围绕公共议题，用户总会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去对其进行建构框架。用户各不相同的框架在公共讨论领域中不断地展开博弈和竞争，形成了一种隐形的新闻框架竞争，并逐渐酝酿和发展成为网络舆论。群体性事件中的行动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有着不同的框架选择，不同的框架意见直接会形成不同的框架竞争。可以说，网络舆论的话语实践其本质上是一场新闻框架之间的竞争，新闻框架竞争会导致网络舆论的出现。

当然，不是所有的话题可以引发新闻框架竞争促使网络舆论形成。一般来说，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议题能引发行动者之间的框架竞争，特别是这些议题或事件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更能激发框架竞争[9]。每个用户所在的解释团体知道要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就要争夺对社会公众议题或公共事件的主导定义，即解释团体要使用一种占据上风的话语来参与竞争，这种现象被加姆森和莫迪利亚尼认为是一种“符号竞争”(symbolic contest)。

但网络舆论的话语竞争往往会出现一种更加复杂的框架化过程，加姆森认为新闻框架的竞争呈现出“更加混杂化、交互化和动态化”的趋势。

三、基于媒介框架的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话语实践系统

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我们时常会利用框架理论去剖析群体性事件中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是如何框架化社会客观现实，又是如何运用框架行为来影响社会现实生活。“框架的要素是可调大小的——夸大或缩小所描述事实的元素从而使其突出或不突出” [10]。在群体性事件中，公众、媒体、政府等行动者往往利用网络媒体产生特定的话语文本来参与事件的讨论，这种话语实践形成一定的网络舆论，推动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向。

从公众层面来说，公众是在人们关心、讨论和辩论某些事件的过程中形成的群体，一般来说有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就形成了公众。公众就具体问题表述立场时，即是在参与建构公共领域[11]。公众在大众媒介的发展推动下具有其新的内涵，它成为一种“经传媒的公众”。尤其是网络的链接性让公众不需要面对面地“在场”对话，他们之间通过网络媒介感受彼此的存在，形成一个集体话语圈子。

从媒体层面来说，按照恩特曼(Entman)的研究，演讲、说话、新闻报道、小说(文本)的框架主要有四种：界定问题(define problems)、因果解释(diagnose causes)、道德评价(make moral judgments)、处理建议(suggest remedies)等[12]。同时，恩特曼指出，四种框架可以被认为是四个框架要素，它们折射了人们如何认知公众议题话语实践的连贯过程，但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同时具备这四种框架。

从政府层面来说，目前中国大陆的新闻框架主要存在“党的新闻事业”和“专业主义新闻”两种范式。群体性事件中，事发当地政府的新闻框架要通过有关部门公开发布且可以获取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文本来分析，其中既包括有关部门发布的新闻信息和通知公告，也包括政府官员接受采访时的言论以及公开的政府文件，这些都是政府议题所表现的方式。

公众、媒体和政府作为群体性事件的行动者，他们在两个向度四个层面上互动和博弈(如下图所示)：一是宏观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整体框架的互动，微观层面体现的是框架内容、来源等话语之间的博弈;二是内部和外部的层面。事件的行动者不仅彼此之间存在互动，内部也存在着博弈行为。公众内部有精英人士与普通公众的互动，媒体内部存在党报与市场化报纸的互动，政府内部有上级政府与当地部门之间的互动。

在这个互动博弈的话语实践框架系统中，公众、媒体和政府通过丰富的互动和博弈活动，开展话语实践的框架争夺，三者运用不同的议程设置运作自我的事件框架，这个互动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公众话语增权的扩张过程，也是政府不断调适公众话语变化的过程，而媒体则是公众和政府表达话语的平台和沟通渠道，同时它也站在中立角度发出自我的声音。

四、媒介框架竞争下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的话语实践模式

网络舆论是群体性事件发展、解决或平息的动力机制之一。我们要化解群体性事件负面效果和影响，需要张扬公众、媒体和政府等话语主体的理性参与行为，引导网络舆论朝着有利于事件顺利解决的方向发展。

(一)公众理性参与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的话语建构

公众通过信息和观点全程建构群体性事件的话语，并借助网络平台予以发布和表达，形成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当网络舆论附加了较为强烈的情绪因素或谣言等噪音时，话语竞争就会出现不理性的行为，为群体性事件或当事人带来污名化问题。当然，公众也会启动“自我纠错”机制，逐渐修正已经流动在媒介平台上的观点意见，推动着公众的话语竞争更加有序化地理性发展。

公众需要更为理性和理智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话语运动，尽量减少情绪化的参与行为。同时，公众还需要对自我的参与的话语实践模式有着更多的反思和操练。

第一，提高理性参与群体性事件讨论和平等对话的能力。公众参与群体性事件后形成的网络舆论存在严重的道德审判和越俎代庖等问题，这本质上来说是公众理性参与能力和平等对话能力不足所造成，这与公众积极参与群体性事件话语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提高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公众常对群体性事件鱼龙混杂的信息缺乏判断力，要从加强公众理智辨别媒介真实和社会真实以及正确分析和判断网络舆论信息等方面入手，提升网络媒介素养。

第三，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公众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话语行为往往片面追求实质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甚至用网络舆论代替法律审判。因此，公众要拥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公正对待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

第四，培养公众的社会理性。公众参与群体性事件表现出他们具备较强的国家意识，对国家有着一份深深的责任感，提高公众的社会理性，培养社会正义感以及社会批判精神对网络舆论的话语实践具有保驾护航作用。

(二)媒体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寻求公众与政府的话语平衡点

当群体性事件爆发后，部分媒体尤其是当地媒体往往在该事件中保持“政府导向型”和“沉默式”的行为模式。实质上，媒体要坚守专业的新闻精神采集和提供客观全面真实的信息，尽力保持中立原则，寻求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平衡点，以专业的思考模式引领三者话语实践走向理智。

第一，媒体要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坚持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媒介伦理，尽力客观公正地报道群体性事件，确保网络舆论不出现严重的偏离。

第二，传统媒体要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新的公共讨论平台，为网络媒介上拥挤不堪的舆论开辟新的表达渠道。尤其是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诟病是注重社会精英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而对普通大众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消音，这显然不利于话语实践的理性局面形成。

第三，媒体要全力扮演好沟通政府和公众的重要角色，提升法律意识，提供更为客观真实准确全面的信息，指引公众与政府的对话更趋优雅和成熟。

(三)政府将多元化话语的竞争结果纳入公共政策变革

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某些工作人员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的矛头指向。往往群体性事件萌芽前，政府有些机关或个人采取勉强回应或沉默式回应的行为方式，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声讨的话语，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不可收拾地爆发。随着公众启动话语竞争“倒逼”机制，公众与政府两者之间的话语竞争不断升级，网络舆论也越发扩散。对此，政府层面需要努力为话语实践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公众意见和情绪得以尽情表达。

第一，厘清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路，尤其是面对网络舆论如洪水涌来，政府部门要熟练运用网络传播等新技术，及时跟进话语框架要求，改变话语方式，以平等对话姿态与公众和媒体对话。

第二，深度挖掘群体性事件每个环节的主要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准确度，摒弃单纯发布消息式信息，应发布更多满足公众和媒体知情权的“事实加观点”和“事实加逻辑”的信息，甚至是政府部门处理事件的程序也需要公开，进一步寻求信息公开和对等基础上的对话和共识。

第三，倾听公共议题的多元声音，开展适时对话，将有建设性和品质的互动结果纳入决策管理系统中，健全公众有序参与网络表达的制度以及本身的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制度内的良性互动，促进公共政策变革。

参考文献：

Goffiman E.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M].New York：Harper &Row，1974.

Entman R.M.Framing：Toward a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

夏倩芳，张明新.新闻框架与固定成见：1979-2005年中国大陆主流报纸新闻中的党员形象与精英形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

钟之静，陈楚瑞.高校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途径与引导管理[J].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12).

闫志刚.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J].社会，2006(1).

(美)斯蒂文·小约翰.陈德民，叶晓辉译.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Fairclough N.Discourse and Social bang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65.

Van Gorp B.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57(1)：60-78. doi：10.1111/j.1460-2466.2006.00329.x.

Gitlin T.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Dayan，Daniel. The Peculiar Public of Television[J].Media， Culture & Society，2001，23(6)：743-765.

E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Journal ntman R M.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of Communication ，1993，43(4)：51-58.

[责任编辑：东方绪]

作者：钟之静

第二篇：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消解对策

【摘要】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传播迅速、观点容易被激化、成员情绪容易被激发、“意见领袖”作用和区域性特点更加明显等特征。仅依靠技术手段难以预防和消解网络群体性事件。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网络信息员队伍;坚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建立有效沟通渠道。

2008年4月15日，在海南某高校贴吧上，发表了一篇来自安徽高校学生的帖子，号召海南安徽籍学生支持抵制某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随后，这篇帖子被转载到海南各大高校贴吧，跟帖响应者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80多个抵制某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QQ群建立，而加入该类性质QQ群的海南高校大学生超过千人。其后，海南某高校贴吧吧主发帖号召大学生上街游行抵制该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有约300名大学生上街响应。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发泄不满、制造舆论。①以“海南某高校学生抵制某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事件为例，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传播更迅速。网络的传播力更强大，在IM工具上，只需要简单的“CTRL+C”和“CTRL+V”就能完成一个信息的传递。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需要太熟悉，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共同话题，就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联系。此次“海南某高校学生抵制某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事件”就源起国内某著名论坛上的一篇帖子，通过各类论坛、QQ群、MSN迅速传播。

观点更容易被激化。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通过群体讨论，无论最初的意见是哪一种倾向，其观点都会被强化，称之为群体极化效应。②在互联网中，这种群体极化效应更加明显。凯斯·桑斯坦认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在形式上会变得更极端，而临时组成的松散群体在经过讨论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③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互联网上……一个个体最初可能是带着相对中立的观点看某个问题的，但与别人就此在网络中讨论后，他可能从中间的地段向边缘移动。”④由于网络的广泛性和网民个性化等特性，各网络群体只倾向于登录与自己的价值取向、观点、意见等相一致的网站、网页、QQ群和论坛，这就容易导致群体视野的狭隘或者强化本身的信念、态度等，使得网络群体更容易出现群体极化倾向。

情绪更容易被激发。由于网络的隐蔽性，网民不需要以真实身份出场，因此，他们容易产生一种在网络上任何非理性的行为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心理，所以他们的言论自由大胆，情绪也更容易被激发，而且很多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群体娱乐特征。⑤在“抵制某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事件中，笔者曾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受调查者普遍认为，发生在武汉的一起“某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降旗事件”对事态的蔓延起着导火索的作用，此事件的出现，激发了网民的愤怒情绪，QQ群中有关该事件的截图广泛流传，网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绪被迅速激发和激化。

“意见领袖”的作用更加明显。网络的社会化已经逐步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化同质，一个ID在一个圈、群里的“话语权”和“公信力”以及其“社会影响力”直接影响到他说话的分量和效果，其中一些活跃分子便成了“意见领袖”。在“抵制某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的事件中，“意见领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意见领袖”的加入，使得原本可以发于网络而止于网络的事件，迅速蔓延到现实中。

区域性特征更加明显。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区域性的贴吧和地方性的QQ群迅速成为高校新的BBS，由于这些新的网络平台比高校BBS更隐蔽、更公开，因而深受大学生的青睐。在此次事件中，某高校贴吧和地方性的专门QQ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信息的接收者几乎都是同一地域的大学生，因此使得该类网络平台更容易聚集一定地区的人员，由此也更容易形成区域性的突发性事件。

仅依靠技术手段难以预防和消解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平台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信息共享的资源库、充分交流的平台;一方面也是存在潜在危险、容易引发事端的场所。对于校园网而言，由于技术监控和IP绑定等原因，完全的匿名性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网络的匿名性并不全部体现在其实际的匿名功能上，即使仅仅是感觉上的匿名，也会给部分学生造成一种在行为上等同匿名的氛围和发言冲动，有时候会造成引发群体性危机事件平台的便利。⑤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很多高校发生过，其聚集速度之快和规模化行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前段时间与某国留学生发生尖锐冲突的某大学游行示威事件和此次“抵制某国外知名百货连锁企业”事件，都因网络而引发。

许多学者建议通过实行网络实名制等技术手段来加强高校网络管理，但从此次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实行网络实名制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仍然值得商榷。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有着大量类似于高校BBS的平台存在，如百度贴吧和校内网。即使该学校自己的BBS系统衰落或者被关闭，学生依旧可以去别的平台继续他们的活动;即使学校对校园网设置IP限制或ID实名，学生依旧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或者到外面的网吧，继续他们的活动。尤其在一些较大的网络社区和BBS，高峰時在线人数高达上万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一种集会，并由于隐匿性而更具有爆发群体性危机事件的可能。以此次事件为例，在2008年5月前后，有关部门曾利用技术手段对搜索引擎进行了处理，但仍然无法有效控制消息的传播。因此，仅仅依靠技术手段难以预防和消解网络群体性事件，需要从多渠道下功夫。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消解对策

做好教育工作，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高校应该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观念。要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加强是非标准的确立，培养个人自制力，不参与网络群体性活动。

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网络信息员队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掌握网上舆论主动权，有效整合网络资源，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氛围，高校可以依托学工系统和网络管理部门，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网络信息员队伍，队伍的组成可包括优秀的辅导员、论坛的“斑竹”或者管理者、心理学或教育学专家、“意见领袖”和学生干部等。网络信息员队伍应重点做好网络评论和舆情信息收集工作，构建舆情信息数据库，完善信息报送渠道。积极开展网络评论工作，正确引导网上舆论。

坚持疏导原则，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疏导原则是指教育者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和民主权利，创造条件让受教育者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同时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要求，加以正确的引导”。⑥对于在网络群体会聚的各种论坛、虚拟社区和IM上登载的错误、片面、极端的信息，仅靠删帖或封ID等技术手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更需要正确的疏导。有研究认为，对网络群体的思想观念进行引导，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网络上的引导要求一事一议，有理有据，生动详细。二是对网络群体的引导要勤，不能任之发展，否则会形成不良的网络舆论导向，进而影响现实社会的稳定。⑦

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一方面，要培养和提高辅导员审时度势、灵活反应、准确判断、及时决策的能力。一旦发生重大灾害性事故、治安案件等突发事件，能做到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果断处置，及时稳定学生的情绪，防止事态扩大。另一方面，要加强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立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案，并且要多演练，做到训练有素。

建立有效沟通渠道。高校应建立网络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通过积极搭建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为学生答疑解惑。同时，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高校要不定期邀请教育学或心理学的专家倾听学生的呼声，为学生排忧解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时刻关注重点社区论坛，时刻探查论坛动向。要坚持把一切可能激化的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的原则，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早控制，把工作重心由被动应付转移到主动化解上。(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郑大兵，封海东，封飞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应对策略”，《信息化建设》，2006年第11期，第34～35页。

②【美】S.E.Taylor，L.A.Peplau，D.O.Sears：《社会心理学》，谢晓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

③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④【美】Patricia Wallace：《互联网心理学》，谢影、苟建新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⑤⑦邓国峰：“网络时代的高校师生关系与校园网络群体性危机事件”，《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5期，第36～60页。

⑥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3～219页。

作者：王应瑞

第三篇：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摘要：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发展愈加复杂，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本文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予以分析，学者们基于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运用不同理论、不同研究方法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网络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综述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网络空间成为了人们自由发声的基本场域，群体性事件也从现实场景走上了网络空间。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民利用网络公共领域，对事关公共利益或较有争议的社会事情进行群体性讨论和动员，进而把这股网络力量从虚拟推向现实，影响网络和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的集体行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对社会的安定和谐产生了较大危害，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也成为热点，众多学科的学者都开始重视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探讨。学术界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内涵界定、生成原因、演化机制及治理对策方面，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以期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

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主要以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代表。

1、基于政治学视角

基于政治学视角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学者，大多从政府、公民、社会等角度进行分析。一、从政府主体来看。一方面，政府权力的让渡可能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公共权力异化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那些公共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少数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引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也在日益增多。[1]另一方面，政府的认识与能力偏差也会导致回应失当，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方法欠科学，赵高辉等以“丽江游客被打毁容事件”为例，指出丽江事件接连两次的官方通报与舆论焦点、案件事实割裂，使得政府丧失引导事件舆论走向的主导权。[2]刘春湘等通过借鉴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核心理念，剖析了政府在處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时存在对话误区：政府失语造成网络舆论的无政府状态、政府禁语忽视了代表民声反映民意的“公共能量场作用”、政府后语错过了改变网络舆情意见流向和发展态势的良好时机、政府妄语而未充分调动发挥意见领袖等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走向的积极引导作用，最终造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得不到有效处理。[3]二、从公民主体来看，多集中于公民政治意识提升、维权意识增强，要求民主平等。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法律知识、权利意识、维护自身利益的案例事件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到公民群体中，公民对于公民权利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当遇到自身利益受损，积极采取法律手段、舆论手段进行维权。[4]不断增强的网民平等、民主、参与意识有可能越过法律边界。[5]三、从社会因素来看。梁宇总结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技术进步使更多人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对同一问题表达自己的意志形成话语聚焦，演变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社会诱致性因素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民众因各方面利益冲突产生的矛盾不能通过正常机制解决则可能经由网络传播放大，爆发网络群体性事件;此外，权力异化引起的社会心理失衡得不到调适、利益协调失败没有合适渠道解决诉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6]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形成的原因中，社会压力是社会原因，在形成过程中占主导性地位;网络环境为各种信息散布传播提供超大型自由舆论场;网民的认同需求与话题性事件碰撞很可能产生强大的舆论力量，进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爆发。[7]许敏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8]

此外，王扩建认为网络特性的外在诱因、求实与追责的内在机理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本质特性引发了网络群体性事件。[9]傅菊辉指出国内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现代化重心转移、人们现实追求变迁和社会价值观重塑的后现代时空背景;社会结构矛盾、阶层分化和规范弱化的高风险社会现实原因;以及去中心化、多渠道化、自媒体化的新媒介技术背景。[10]

2、基于心理学视角

在众多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并影响其演化进程的因素中，心理因素的探讨尤为重要。[11]郝其宏基于社会心理的分析视角，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了探析，他认为网民参与网络事件的社会心理动力在于对归属、尊重和公正的追求，注意、认同、互动、极化四个依次递进的环节构成了其深入的社会心理过程，刻板、同情弱者、匿名和逆反等社会心理效应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及扩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他也从社会情绪表达的分析视角出发，探究了促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主要包括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尊重缺失感和道德焦虑感。[13]徐勇则基于公众情感演化的视角，以价值累加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在众多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演变的因素中，参与群体的情感是引发和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真正驱动力，并揭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情感的演变机理。他认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为公众情感演化提供了基础条件;社会结构性紧张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条件，诱致了公众情感的积累，不满与怨恨的情感是公众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动因;偶发性因素出现刺激了公众情感的唤起;共同信念的形成加速公众情感聚集，为网民的集体行动指明方向;行动动员的完成和社会控制的失效促使公众情感爆发，进而可能呈现出群体极化现象。[14]袁立庠基于传播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网络群体性事件兴起的社会心理动因主要包含炫耀心理、从众心理、侥幸心理与宣泄心理。[15]

3、基于传播学视角

“沉默的螺旋”理论产生于传统媒体时代，是传播学学者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常用理论视角。顾金喜发现“沉默的螺旋”的发展新趋势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沉默的螺旋”表现形式多样化且时效性和影响力扩展更快，更易于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其作用场域不断扩大，现实生活与网络世界的动态传导，也使网络群体性事件复杂化;“沉默的螺旋”现象失真也易于人为的诱导网络群体性事件。[16]侯俊东以五个PX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为案例对象，借鉴议程设置理论，研究认为群体性事件、社会成员、新闻媒体、意见领袖、政府是导致网络舆情结构逆转的关键主体。[17]

4、基于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学科的学者们基于社会燃烧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冲突理论、价值累加理论等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讨论。李其源等从社会燃烧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演化机理，指出社会矛盾是燃烧物质，网络群体性事件随社会矛盾的积累而逐渐增多;突发性事件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点火温度，通过网络发酵引起网民关注;社会舆论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助燃剂，网络舆论强度、网络舆论恒度和网络舆论发展动力是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在社会燃烧物质和助燃剂的共同作用下，达到社会点火温度，将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18]张洪波也基于社会燃烧理论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机理遵循着从形成机理、發展机理、扩散机理到终结机理的路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导火索是地方性偶发事件，而影响其爆发的则是社会精英、网络意见领袖参与动员的话语影响。[19]雷晓艳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将网络群体性事件放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主要涉及三个“风险源”，社会结构转型风险是其产生的现实根源，网络技术风险是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潜在根源，群众利益诉求的制度风险是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动因。[20]也有学者从冲突论视角剖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认为既有内在根源，如社会结构分化下的阶层冲突、道德与信任冲突、权利表达不畅与诉求冲突;也有外部原因如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媒体“推波助澜”以及网络技术提供事件发生的载体。[21]

价值累加理论又称加值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赛提出，他认为“所有集体行为的产生由六大因素共同决定：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他强调这六个因素依次形成，缺一不可。漆光鸿结合“微笑局长”事件案例，根据价值累加理论，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划分为四阶段，认为每一阶段都有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从网络边缘信息到网络主要信息阶段，社会背景与社会心理主要起推动作用;从网络主要信息阶段到网络信息互动阶段，共同情绪表达和主次生事件起直接影响作用;从网络信息互动到网络群体性事件阶段，网络动员与行动和网络管理缺失是主要影响因素。[22]邓华国也从加值理论出发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机制，包括结构性诱因的出现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的变化;结构性怨恨的积累如仇富心态的蔓延;一般化信念的形成，主要来源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群体内部占主导的规范、社会成员的共同经验、大众传媒的报道;触发性事件的发生，具备的条件包括事件出乎意料、事件触发大多人价值观念、事件能够提炼刺激性标签;动员的有效性，可由互联网提供信息传播的渠道;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如社会各阶层联系的减弱导致社会整合力下降，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创造重要条件。[23]

二、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的探索

各领域的学者在基于自己学科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析。例如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C. Ragin）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超越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策略》一书中，最早详细讨论了QCA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是利用布尔代数的运算法则可以寻找到集合之间普遍存在的隶属关系，从而开展因果关联的分析。孙喜斌等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核心影响因素，发现政府舆情处理失当、政府公共危机响应失效、政府自身失范与舆论讨论失控四个因素为核心因素，其组合路径是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四个核心因素中任何一个或两个、三个因素出现，都不是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次生性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次要因素为次生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元事件。[24]廖梦夏基于2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进行“事件属性”和“传播属性”双重模型建构，发现相比事件属性，传播属性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抗争结果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舆论”是必要条件，即但凡此类事件取得成功一定受到舆论的影响;“意见领袖”是核心条件，即大多数情况下抗争成功离不开该因子的作用;而“网络媒体”、“谣言”、“舆论倾向”和“局部传播”这4个因素又是该类事件抗争成功的关键成因。[25]李良荣等对2010年至2011年间发生的195起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定性比较分析，将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因子分为“事件属性”与“传播属性”两类，“事件属性”是包括事件指向者、发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主要指事件本身的构成要素;“传播属性”是指事件传播过程中的渠道、参与者、传播手段等。他们认为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事件发生地、首发媒体、首发位置、中央媒体参与报道五大因素是引起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成因和必要条件。[26]朱雅琳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综合输入性故障、相对剥夺感、情绪化传播以及亚健康政治、价值累加理论，通过梳理2014年发生的85起有影响力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将网络事件的考察维度确立为“事件属性”、“传播属性”和“动员属性”，研究发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更多取决于其动员行为，而非事件属性和传播特性，是否具备情感、利益诉求、意见领袖、舆论的倾向性以及社会结构是决定一起网络事件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因素。[27]

高芙蓉以ANT理论为框架，揭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构成要素包括网民、“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网络服务商及其从业人员等人类行动者和网络空间、网络监管制度、网络议题、网民意识、网络社会思潮等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是人类行动者共同行动的结果，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是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的聚合，二者借助转译机制建构认同联盟，推动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发展。[28]杨春英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要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技术环境、事件性质、传播强度、心理动机，建构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模型，并运用Netlogo建模软件分析演化规律及微观要素的影响，得出事件性质、传播强度和心理动机三个要素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具有高相关性，价值共振、情感共鸣等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事件能够通过网络信息过滤机制获得关注;关键人物的言论、网络谣言等能够加大传播强度，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助燃剂;网民的心理动机则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29]

三、结语

不同学者研究的范围与重点偏向不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判定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社会结构、传播动员与公众情感是大多学者都认同的影响因素。不同学科与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也呈现出更开阔的思路，现有研究成果对这一领域加深了拓展，也拓宽了笔者对该领域的认知。但是在理论上，定性研究仍然是多数;在方法上，动态模拟分析较少;在研究对象上，以单一个案例研究分析为主，不利于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社会学与传播学中的QCA方法，就是研究事件爆发成因及影响因子互动关系的有效工具之一，但在这一方法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比较缺乏，可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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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春湘，姜耀辉.话语理论视角下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道[J].情报杂志，2011，30（1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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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晓虎，傅菊辉.后现代、高风险、新媒介——我国网络群体事件成因的三维解读[J].理论导刊，2013（04）：21-24.

[11]李小平.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心理因素的探讨维度与疏失[J].前沿，2015（08）：11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