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点在于“总体性”和“辩证性”，即强调国家安全观念的全面、系统和辩证，强调国家安全要素的相互联动、相互影响，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统筹协调、综合施策。
第一篇：国家安全论文范文
中国国家安全哲学
在以往形而上的学科中，少有对国家安全问题，尤其少有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学理性研究。这是由于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此问题提出特别的需要。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一切学科一样，都有自身认识发生和发展的思想体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属哲学的范畴。由此本文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内容。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2]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3]。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二、认识发展动力：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概念变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
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4]。在这种经济形态中， 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主权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三、认识的异化：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主要是像英国那样由根植于本国的商品生产的增长在欧洲较早发迹。与中国春秋时期的井田制的解体一样，大量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较早和超量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庄园农奴和土地较早分离。商业资本增长进一步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速度加快。与英国正好相反而与中国战国时期和后来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形近似，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以至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从地中海经法国通向北欧的商路中断，过境贸易锐减使法国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天真地认为，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回法国葡萄酒与白兰地在英国畅销，这样法国就可得到振兴。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三年过后，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的严肃挑战。拿破仑看出法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6]，他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用暴力强行把欧洲农民(也有人称之为“农奴”)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可以为法国资本垄断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为身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27年法国工业生产力比1815年增长一倍。此后，法国便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跃入资本中心地区，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英国相对应的新的一极。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经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7]。必须说明的是， 与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工人存在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样，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的焦点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它实质上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乃至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对此讲得明白，他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8]“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9]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 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霸道!)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市场经济已把发展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石，那么，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必然会把争取发展权作为其国际斗争的主要目标。资本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生产与消费的天然平衡，使生产发展的无限性与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对立，这种对立最初导致国内经济危机;为缓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联合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而不是少数国家垄断性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的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10]“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11]“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12]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以上，原油从3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900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13]。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内部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正是基于这种深层矛盾，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 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1887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 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 ”[14]。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15]1882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由世界第12海军国跃居第5位[16]。从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3位[17]。
与此同时，美国也极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回顾历史，是为了中国的未来。美国本世纪初的崛起及其与英国等霸权国家的斗争，并不是美国的过错：任何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它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并与这些霸权国家联合垄断和排斥南方国家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阻碍生产力全球化和社会化的霸权行为。
四、从般到特殊：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解决了温饱即生存问题后进一步转向如何解决发展问题的阶段。20年的改革已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达到小康目标。为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中国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大。
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是1959年的80倍、居世界第9位;同年中国进口总额为1402亿美元，是1950年的242倍，居世界第10位。199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11位。中国贸易伙伴在50年代有60多个，1980年增加到180个，1998年发展到227个。1998年中国十大出口地依次为：香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芬兰、英国、新加坡、台湾、法国。十大进口地依次是日本、美国、台湾、韩国、德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1998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为1632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为665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6%，已连续4年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10%，1998年上升到34%。1998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450亿美元，比1979年的8. 4亿美元增加了172倍[18]。快速发展必将带动巨大需求。据估计，21世纪头10年，若中国经济仍保持在年均10%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15亿，人均GNP为2700美元，届时中国需石油10亿吨，其中需进口9亿吨;粮食产量维持在5亿吨，需进口2亿吨才能满足国内需求;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将提高到7.5%[19]。这说明，中国已初步从初级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工业产品出口国家，中国有1/3强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这同时进一步说明， 中国发展及其相关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与建国之初相比，在相当程度上已与世界联系起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将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但只要看一下美国经济，乃至美国本身与世界的联系程度，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20]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21]与英国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一样，正是有了控制海权的军事胜利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才巩固和发展了国内民主制度;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曾羡慕并仿效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但由于其经济转轨和海外市场的扩展都不仅没有同步发展也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结果其民主政治建设大多都失败了。从军事国防的角度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本国及其近邻地区安全不致受到经常性的侵犯;换言之，国内政治不能经常出现非集权则不能排除的外部战争压力。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以将企图威胁本国安全的敌对力量消灭于遥远海上的海军，在当前尤其是要拥有集制海、制空、制电磁权为一体的海军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海军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权的保证，同时也是其民主政治发展权的保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中国国内必然生长出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这使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也必将与世界日益融为一体。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呢?
不，绝不能这样理解。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自从市场经济的政治神话在中国打破后，我们便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22]，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24]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注释：
[1][2]《牛津法律大词典》, 中译本，北京：光明出版社1988年版，第851页、第365页。
[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4]“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 它既排除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切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的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0页。
[5][7][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第50页、第9页。
[6]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8][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81页第218页。
[10][11][12][20][21][23]马汉：《海权论》，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第375页、第379页、第297～298页、第412页、第419页。
[11]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13][1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43～244页、第300页。
[14][15]《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第255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7页。
[18]据新华社北京1999年9月16日电。
[19]秦朝英：“论国家利益──生存与发展需求”，《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第42页。
作者：张文本
第二篇：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摘 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点在于“总体性”和“辩证性”，即强调国家安全观念的全面、系统和辩证，强调国家安全要素的相互联动、相互影响，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统筹协调、综合施策。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新境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注重法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总体性，必须始终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關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道路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0-06-10
[作者简介]罗建波(1975—)，男，重庆梁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国家安全。
[基金项目]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018MZD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着眼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安全发展两件大事，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推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进入2020年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两件大事显著推动了国家安全理论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面对新时代新使命，需要准确研判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和安全战略。
一、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新形势与新特点
研判国家安全形势，需要坚持历史思维、全局思维、辩证思维，既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看到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复兴进程不断推进，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也要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看到中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看到世界形势加速演变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外部环境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及时准确研判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的新趋势新特点，防范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一)中国维度：新时代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改革和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社会变迁进程加速推进，各种现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明显增多。经济结构转型尚未完成，科技水平还有待实质性突破，民生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党的自身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当前尤其需要毫不动摇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毫不动摇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毫不动摇地推进实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越是接近奋斗目标，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就越多，压力就越大，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就越重。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弘扬斗争精神，时刻准备迎接重大考验、应对重大挑战、防范重大风险、克服重大困难，方能夺取胜利。
(二)世界维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机遇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给世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但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也大行其道;国际政治形势总体稳定，但强权政治和霸权思维仍在兴风作浪;世界秩序的变革和完善持续推进，但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仍然普遍存在。在当前世界大调整大变革时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显著增多。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冲击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显著调整。部分西方大国为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抗疫不力的不满，对内不断强化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对外渲染大国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冲突，由此推升大国竞争的激烈和复杂程度。欧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尤其是美国不断“退群”“毁约”“降费”“减援”，为全球治理树立了负面先例，显著减损了国际合作所需的全球共识，由此导致全球治理的显著式微。
(三)中国与世界关系维度：中国与世界关系大调整下的新形势新问题
首先要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中国得到的国际理解和支持不断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紧密。但也要看到，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美国及其个别盟友秉持冷战思维和霸权情结，不断加大对华的竞争与遏制，特别是美国刻意将中国贴上“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的政治标签，以此离间中国与西方国家乃至与世界的关系，中美关系甚至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关系可能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使当前中国外部环境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也使中国面临更大外部威胁。虽然中美关系难以走向彻底决裂，但美国对华的竞争性正逐渐增加;虽然中美之间难以爆发全面意义上的新冷战，但美国联合部分国家在特定领域、特定地区、特定议题上组建针对中国的议题联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当前美国借疫反华，在病毒起源或疫情全球扩散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甚至加大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给原本复杂的中美关系增加了更多变数。当前中国外交和安全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管控好中美关系的现实分歧和可能的冲突，防范美国拉拢部分国家对华实施打压和遏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2]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及时准确把脉国内国际形势新变化新趋向，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做出的精辟概括。
其一，国家安全内涵外延的拓展前所未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大致经历了四次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来自外部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威胁突出，国家安全主要是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首要任务在于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确保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建设主要集中在军事建设和国际斗争的开展。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国家安全不仅是军事和政治安全问题，也包括经济、科技等安全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显著增加，党中央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开始更多关注和参与地区和全球性的和平与安全建设。进入21世纪，新的安全形式和安全要素不断涌现，新的安全领域和安全内涵不断拓展，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同时要求提高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和安全能力”[3]。与此同时，安全的世界维度越来越宽广，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的互联互动显著增强，全球安全对中国自身安全的影响显著增加，中国对全球安全的贡献也在显著增加，参与构建全球安全的能力也显著提高。
其二，国家安全时空领域的拓展前所未有。传统上，地理边界就是安全边界。但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显著变化，国家安全边界呈现虚拟化、国内化、全球化和外空化的新态势。特别是，“新边疆”“高边疆”问题的不断涌现，深海、极地、太空、网络、生物等议题进入国家安全视野，跨境、跨国、跨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安全的时空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及中国大规模“走出去”，中国海外利益遍及全球，如何有效维护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其三，各种内外安全因素连锁联动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随着内外关联更加紧密、发展安全融为一体，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不仅新的安全风险和安全挑战不断增多，更为关键的是，各种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前所未有，认识和解决的难度越来越高，交织共振连锁联动的风险越来越大。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不断合流，敌对势力不断合流，新老问题不断合流，跨国界、跨区域、跨领域、跨群体的联动性更加突出。老问题在新技术手段下翻陈出新，互联网、新媒体的大发展以及现代交通物流技术的革命性进步，能够快速放大既有安全风险的社会效应。其危险性在于，小風险演变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变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变为社会政治风险，非传统风险演变为传统风险，国际风险演变为国内风险。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发展正处于由大向强的关键节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一特殊时期，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又是国内改革发展的攻坚期和深水期;既是中国全球地位的提升期，又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复杂程度的增长期;既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重大安全风险的凸显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决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4]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此后不断予以丰富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这是理解把握总体国家安全的“金钥匙”。
五大要素，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2]。五大要素以最简明的语言勾勒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框架，极为精辟地揭示出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始终把人民安全放在中心位置，坚持国家安全的人民导向，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基础，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国家安全工作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就是始终把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这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需要，是为国家安全提供最为根本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就是始终筑牢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确保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利益不受侵害，确保经济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国家安全赖以依靠的经济实力。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就是要不断增强国家安全所需的国防军事力量，不断夯实民族永续发展的精神和文化支撑，不断增进社会团结、和谐和稳定，为国家安全提供必要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就是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实现国家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相互促进。
五对关系，就是“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5]P20-22
深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需要领会以下几点：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6]。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安全、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统率和牵引。其内在逻辑在于，人民安全是首要安全，是第一安全，它居于国家安全的中心地位。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利益，国家安全的根本基础在于人民的认同，国家安全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的支持。政治安全是维护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根本保证，其核心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其根本要求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的一体性，决定了政治安全是其他一切安全的前提、基础和保障。国家利益至上是实现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基本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保障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制度、重大经济利益不受任何内外势力的侵犯和干涉。实现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内在统一，就是要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更加筑牢人民、党和国家这个永不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规律性认识。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征在于总体性和辩证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在于“总体”二字，意在强调两点：一是强调国家安全观念的创新，即全面和辩证地把握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认识到国家安全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各种安全领域、安全形式、安全要素、安全风险相互联动、相互影响;二是强调国家安全治理的创新，即强调以综合、系统的方法举措应对国家安全威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思考和研判新时代国家安全，必须做到统分结合，既要有具体的问题意识，又要有超越具体领域的宏观视野和整体性思维。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历史上的大安全观、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国家安全形势、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一种总体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国家安全新思维、新方法、新理念。因此，总体国家安全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
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又是具有辩证思维的“总体”。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辩证统一，但又不是简单的“两点论”或“两分法”，而是一种注重联动又有不同侧重点的科学辩证思维。比如，它强调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要求在安全上要有效统筹国內国际两个大局，同时也强调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紧迫性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心也需要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随时做出应有的调整;它强调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两面，二者不可偏废，要求有效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同时也认识到，发展是国家工作的重心，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发展来提升国家安全能力，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最根本要求，在于国家安全工作必须统筹协调、综合施策
在新时代，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内外安全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显著增加。当前安全问题大多是复合安全问题，安全成因极为复杂，安全要素高度联动，安全威胁极其严重，安全影响广泛而深刻。这就要求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建立广泛涉及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海外利益等领域的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必须“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2]。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五个统筹，其精神实质，就是要突出强调国家安全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强调国家安全应对的统筹协调和综合施策。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奋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智慧和使命担当，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5]P3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创造性历史贡献，是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国家安全角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开辟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新境界。它清晰勾画了国家安全的长远目标，即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本质特征，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三位一体，深刻指出了党、人民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它系统阐述了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新发展新变化，通过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深刻反映了国家安全的总体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它突出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需加强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建设及法治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障。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统一，走共同安全道路。中国一直呼吁，国际社会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零和思维，树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观念，通过增进互信培育国际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追求，就是建立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核心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其中国特色，必然体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要求，必然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必然顺应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一)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7]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当前尤其体现为坚持和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新时代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一项历史性重大决定。当前国家安全威胁显著复杂化、碎片化、联动化、长期化，“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8]P506，这就要求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高效权威的领导机制和决策机制，特别是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中枢和平台有效统筹方方面面的国家安全工作，做到以一持万、纲举目张。中央赋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正是从国家全局的高度统筹协调国家安全工作，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顶层设计，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建设，强化国家安全工作的体制机制保障。
(二)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领国家安全工作。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仁者爱人”，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求执政者顺民心、施仁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9]。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心任务，自然也要突出体现国家安全的人民导向和群众基础。做到以下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始终把人民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坚定维护和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安全利益需要;二是始终强调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要求国家安全工作必须依靠人民，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必须充分动员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三)必须始终注重推进国家安全的法治建设。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化水平，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法》，在颁布实施《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网络安全法》《核安全法》等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形成一套立足基本国情、体现时代特点、适应战略安全环境，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10]当前特别重要且紧迫的工作，是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香港稳定繁荣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上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11]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对维护和贯彻“一国两制”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充分体现了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关切。
(四)必须始终坚持总体性。“总体性”和“辩证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首先是一种思维方法，要求以辩证、系统、联动的思维，认识到国家安全威胁的高度复杂，认识到国家安全要素的相互联动。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一种工作方法，要求国家安全工作要全面统筹、协调推进，又要注重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着重关注带有战略性、长期性、根本性的安全问题，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全局中，政治安全是一个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大问题。要筑牢政治安全这个根本，必须始终坚定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12]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网络和信息安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和突出的安全问题。中国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方面发展迅速，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有些方面甚至是突破性进展。但是，在网络和信息技术方面，中国在部分关键硬件和关键软件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还没有根本改观，在信息和网络领域存在的安全风险没有根本改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因此“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信息和网络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13]。
(五)必须始终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在国内外高度相互依赖的今天，国家安全建设必须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虽然中国的国力已大大增强，但这并不等于外部威胁不重要，而是说，外部因素对中国造成威胁的方式变了。其作用方式更多的是间接的，一是通过恶化中国外部发展环境进而显著延缓或阻遏发展进程，二是通過影响、作用和撬动中国国内问题进而达到破坏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必须高度警惕部分西方国家故意抹黑中国抗疫成就、甚至恶意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的举动，必须高度警惕它们借助对华舆论压力影响中国国内问题、甚至影响国内政治稳定的图谋。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必须认识到发展和安全内在统一和相互联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需要不断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国家安全提供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坚持以发展促安全的思路，通过更好的发展来最终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只有有效的国家安全才能为发展提供必要的安全环境，这就需要切实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切实巩固外部安全，进而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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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N].人民日报，2020-02-15.
[4]新华社.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1-06.
[5]《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7]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强调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7-02-18.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10]孙东方.深刻把握新时代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N].人民日报，2018-04-16.
[11]新华社.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N].人民日报，2020-05-23.
[12]新华社.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02-18.
[13]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
[14]张洋.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人民日报，2019-01-22.
To Pave the Way for Nation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Holistic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LUO Jian-bo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Key words：holistic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ay for national security
(責任编辑：钟亚玲)
作者：罗建波
第三篇：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及对策
摘要：网络安全是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构建国家网络安全体系，需要妥善处理网络管理和网络发展、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网络法律和网络伦理、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四对关系。
关键词：网络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安全战略;互联网治理
一、网络安全的定义及面临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对于网络安全，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其定义为“保护网络空间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1]。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确立了一套网络安全的狭窄定义，把信息内容和信息流动从网络安全的内涵中分离出来，保留采取非对称行动应付其所认定的网络安全威胁的行动自由[2]。有美国学者分析，中国普遍使用的网络安全定义指保护互联网免受直接攻击或者损害国家安全、商业、社会和个人利益的活动[3]。国内有学者提出，网络安全指为保护网络基础设施、保障安全通信以及对付网络攻击所采取的措施[4]。综上所述，网络安全属于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主要指通过管理、技术等手段，维护网络系统的稳定和效率，确保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和可控性，保障国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不受影响而正常运行①。
近年来，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超越技术范畴，深入国计民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
一是安全需求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域名总数有1844万个，网站总数有320万。手机网民达5亿，手机上网成为网民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网络安全成为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点。美国市场研究公司ABI Research预测，中国的网络安全市场增长迅速、潜力巨大，2012年规模已达49亿美元，2017年将翻倍。
二是安全威胁层出不穷。网络越复杂越全面，硬件的“缺陷”和软件的“漏洞”越难以避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给网络安全带来全新挑战。随着个人电脑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发展，“无时无地不网络”成为现实，这增大了监管难度，衍生了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恐怖主义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三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中国网络威胁论”持续升温。实际上，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国。2013年1月～8月，中国境内被黑客篡改的网站有2万多个，被境外通过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的主机达800多万台，与2012年同比增加14%。80%以上中国网民受过网络侵害，每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5]。针对特定目标有组织的高级可持续攻击日渐增多，国家、企业的网络信息系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6]。
二、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传统的国家安全一般指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网络攻击打破了地理边界的限制，无需领土疆域作为基地。一台联网电脑就能影响国家政治局势、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
一旦遭到大面积攻击，国家管理体系将瞬间崩溃。网络攻击技术又被称为“网络核武器”。英国2010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攻击定为最优先处理的“一级”威胁。
(一)网络安全关乎军事安全
网络战是没有硝烟的作战样式。网络战不费一兵一卒，给一国造成的损失却不亚于一场小规模战争[7]。1993年，兰德公司研究员就称“网络战正在来临”[8]。1998年，美国学者提出了“网络中心战”概念[9]。
为应对网络威胁，2002年美国组建了全球首支网络黑客部队。2010年，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运作。此外，网络战已成为现实。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发生外交冲突期间，爱沙尼亚政府、银行、媒体等机构网站相继遭到攻击，被称为“第一场国家层次的网络战争”。全球第一个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震网”病毒入侵伊朗核设施网络，造成大批离心机报废。利比亚战争期间，利比亚政府和军队遭到全方位的网络压制，军事网络系统基本瘫痪。
(二)网络安全牵涉政治安全
一是网络增强了政府透明度，扩大了公民知情权，推动了公民政治参与，也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在畅通无阻的网络空间，信息传播快、甄别难、覆盖广、影响大、互动强。网络突发事件处理不当，容易激发矛盾，引发混乱。二是电子政务安全隐患严重。2012年，1802个境内政府网站被篡改，不乏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公务员局等政府网站。某些网站遭篡改后因无人及时维护或没有根除安全隐患而反复遭到攻击。三是敌对势力借助网络筹集资金，策划联络，煽动民众，威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摩尔多瓦“Twitter革命”、西亚北非动荡，到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政治事态迅猛发展离不开网络的催化作用。
(三)网络安全影响经济安全
网络优化了经济结构，提升了经济效率，也催生了各行业对网络的依赖症，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脆弱性。网络诈骗、网络窃密、网络谣言、网络洗钱等行为侵犯合法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经济制度。MyDoom病毒曾造成380亿美元经济损失。美国企业每年因网络窃密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美元。保护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及商业机密免受黑客攻击成为重要的网络安全利益[10]。
(四)网络安全涉及文化安全
互联网是信息时代不同文化观念交流、交锋、交融的场所，也是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托夫勒说过：“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11](p.105)作为互联网的创建语言，英语的地位根深蒂固。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56%网站和27%网民使用英语。凭借全球10台根域名服务器(共13台)和70%大型数据库的技术垄断，美国强化了文化霸权地位，以自由畅通的网络渠道推广价值观和施展软实力。
三、网络安全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系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关系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关系国家主权、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12]。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面对日趋紧迫的国家网络安全形势，需要妥善处理好几对关系。
(一)网络管理与网络发展的关系
互联网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2012年，中国网络经济市场规模达3850.4亿元，同比增长54.1%。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有助于带动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开放是互联网的特点，开放与安全又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能限制用户行为，监管网络内容，控制信息传播，也可能因监管过度束缚发展。丢掉这种先进生产力要素将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网络安全作为网络普及的衍生物，不宜因噎废食，滥用封堵控制、严防死守的做法。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利用网络、发展网络、建设网络强国才是抓住网络机遇、应对网络问题的积极心态。
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十八大提出，要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然而，中国的网络安全仍处在被动防御阶段，缺乏国家宏观战略。相比之下，美国的网络政策从被动防御到网络威慑、从保护本土设施到开展网络外交，逐步走向成熟。1999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次使用“网络安全”概念，并将其与信息安全相区别。2000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被誉为“首个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纷纷把网络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参见表1)。
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增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世界前20家软件公司，美国占14家，日本两家，德国、芬兰、法国、瑞典各一家[13]。国内的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设备等核心技术对外依赖较大。
对此，政府要统一规范产业管理，完善安全产品体系，提升产业支撑能力;扶持经济实力雄厚、研发能力强大的龙头企业，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发展的主体;跟踪国外先进技术，支持关键技术的突破，尽快缩小差距;加强对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安全技术研究;明确要求关键领域的网络产品采购和网络安全保障，逐步用国产设备取代外国设备。
三是要重视人才培养，建设网络安全专业队伍。国内网络安全产业起步较晚，院校培养方案滞后，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每年国内信息安全专业毕业生不足1万，社会培训学员不足2万，人才缺口高达50万[14]。下一步，要整合产学研力量，建立定向机制，培养高水平、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加强网络安全专业骨干队伍和应急技术支撑队伍建设;举办认证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业务范围和技术能力;举办网络攻防竞赛遴选民间人才，构建人才储备库;健全人才激励机制。
(二)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关系
对于网络安全，既要避免监管过度，也要防止管理缺失。针对网络安全，发达国家相继建立高级别机构，构建战略统筹、集中领导和综合协调体制。2009年，英国成立了网络安全办公室和网络安全运行中心。类似机构还有俄罗斯的国家信息政策委员会、德国的网络安全理事会、日本的网络信息安全政策委员会等。
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11年成立的国务院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把协调议事机构设在工信部信息安全协调司，职权有限。2014年成立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有助于发挥统一领导作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统筹政策制定、会商协调、情报交流和应急处理，变多头管理的条块体制为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结合国防、外交、金融、能源、通讯、交通等关键领域的网络安全专门机构，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从预防到应变、从个人权利到主权安全的合力，打造国家网络安全综合防御体系。
在微观层面，作为网络资源的提供者、使用者和管理者，人是网络安全的关键。网络安全有“七分管理、三分技术”的说法。内部人员泄密就会使对外无懈可击的网络系统变得毫无用处。例如，美军情报分析员布拉德利·曼宁利用职务之便，违规下载25万份政府机密材料，转交“维基解密”网站。对此，在选拔网络安全人才时，既要考虑专业技术，也要考察政治素质;组织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和保护能力，防止“木桶效应”;完善防范措施，建立定期检查、评估和演练机制，制定应急预案。
(三)网络法律与网络伦理的关系
尽管虚拟空间的立法存在一定难度，但有法可依是依法管理的前提。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和加强网络法制建设。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文件。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颁布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加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尽管关于网络的法律法规数量不少，但是网络法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信息网络法制理念滞后、信息网络法学研究薄弱、信息网络立法质量不高、信息网络监管存在缺漏、信息网络权利保护不力、信息网络缺乏诚信规制等问题[15]。网络安全法规不够系统，立法被动滞后，法律位阶较低，条文细则不太完善，亟须积极推动立法工作，制定《网络安全法》、《互联网管理法》等基本法，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形成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行业规范共同组成的网络社会规则体系。
法律有助于遏制网络安全领域某些问题，却很难解决所有问题。现实社会的道德建设是网络伦理的基础，而网络伦理是网络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网络社会处于道德失序状态，缺乏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约束，虚假、负面、低俗信息就会冲击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网站和网民应增强自律意识，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传播秩序和氛围。
(四)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的关系
主权国家间关系延伸到网络空间，使其超越纯粹的技术范畴，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场所。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运用优势资源，削弱他国网络空间的自主权和发展权，扩大“数字鸿沟”。作为网络空间的领导者，美国占据技术优势和话语优势。自2003年首次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召开至今，美国主导互联网管理的格局未见明显改变。美国强调现有国际规则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以国家安全为由监视互联网，以“网络自由”干涉他国内政，以“网络技术援助”影响发展中国家，以“网络威胁”指责竞争对手，试图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网络治理阵营。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争夺日趋激烈，不同国家和阵营相继提出自己的主张。2001年欧盟《布达佩斯公约》是迄今唯一针对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已获多国签署。2011年，国际网络安全会议在伦敦召开。英国打算借此机会发展出各国共同遵守的“伦敦议程”，而俄罗斯率先公布自己的网络行为准则和安全构想，打乱了英国的计划[16]。2013年，北约的《塔林手册》明确了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被称为网络战的《日内瓦公约》，标志着网络战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白热化。
网络的开放性决定网络安全问题的全球性，仅凭一国之力无法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逐渐成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尽管这些会议形式大于实质，但为各国各界交流观点、了解立场提供了平台。
国际规则是国际社会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前提，而如今缺少相应的国际公约，国际法在该问题上所起作用有限。作为对话基础，网络安全基本概念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网络空间的行为体涵盖国际组织、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此外，双重标准阻碍了国际合作。“棱镜门”事件正是该做法的真实写照。
中国需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应对网络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一方面，推动广泛认同的新规则。中国不妨倡导从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各国利益交集较多的议题着手，讨论网络空间的概念、原则和标准，磋商网络安全的技术共享、信息互通和跨境事件处理，增进战略互信，扩大合作互利，朝制定国际规则和通用规范方向努力。
另一方面，推动公正合理的新秩序。通过参加互联网治理工作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互联网治理论坛等，反映本国的利益和主张，提升网络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建立权威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构建和平、安全、公正的网络空间。
总之，把网络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的力量构建国家网络安全综合体系，有助于建设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
注释：
①“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与“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互联网安全(Internet Security)、“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不完全一致。本文的网络安全指狭义的网络安全，即互联网安全。
②俄罗斯尚未出台专门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其网络政策侧重于信息安全和网络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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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文云，等.俄中与英美激辩网络话语权[N].环球时报，20111103.[责任编辑：杨俊]
作者：吴韵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