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

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共10篇）

篇1：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

译者: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能动性焦点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它们在翻译的`基本观点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互相批判.但是在翻译的主体及其能动性方面,他们表现出了一致性.

作 者：王长安 WANG Chang-an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内江,641112 刊 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2008 23(9)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译者   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翻译观   能动性  

篇2：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

对国外译者研究发展的考察

在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受重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然而在译者研究的`具体问题上,各国学者及翻译流派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本文基于根茨勒的翻译流派分类,考察了各流派对译者地位及任务的认识与观点.

作 者：陆丽英 Lu Liying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29刊 名：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Y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9(3)分类号：H059关键词：翻译学 译者研究 翻译流派

篇3：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

作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得到了西方文学世界的极大关注,而《生死疲劳》正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仅仅用了43天就完成了这部作品,但书中讲述的故事却有着不止43年的跨度。主人公西门闹经过了六道轮回,生生死死, 终于明白了原谅才是最好的解脱。《生死疲劳》中出现了大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物品,叙事者的角度也常常转换,对于西方读者有一定难度。这本书能够成功地走向世界,其英译本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这位英文世界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莫言、萧红、王朔、苏童、巴金、阿来等的作品,他的语言生动准确,读之令人拍案叫绝。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评价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相融合”。《生死疲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语言价值,其英译本的研究也有许多。邵璐教授对葛浩文的英译本翻译得十分详尽,她从叙事学、隐译明示法、文化负载词等不同角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莫言的作品“并非如学界和媒体所说的精确或忠实,而是通过删减文化负载信息来降低目标文本的受阻性”看似“伪忠实”,实则是想要达到“忠实”的目的。王怡婷和林梅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方面对文本中的习语进行研究她们认为译文要适应文本的生态环境,不能局限于直译与意译的选择。张志美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入手,选取了大量的例子进行分析,她的论文突出了译者的价值。但总的来说,鲜少有人以《生死疲劳》为文本,探究译者的操纵与被操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文以译者的双面性为研究的核心,主要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勒菲弗尔的操纵派理论为依据,浅析译者的价值与局限。

2 主动性与被动性

2.1 主动性——功能对等理论

1)功能对等与形式对等

1964年,奈达提出了两种翻译对等:动态对等(后改为功能对等)和形式对等。形式对等要求形式与内容都应按照原文字面还原,受限于逐词翻译的标准,需要大量的脚注帮助理解文章,可以说形式翻译是以文本为中心。根据奈达的观点,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应该比较“接受者的反应”(receptor re-sponse),而不是比较形式是否相同。想要译文自然,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需要从语法、词汇和文化干扰方面做出调整。

2)内容与形式

奈达指出翻译时应遵循“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原则。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文本时需要将内容放在首位。两种语言在句法和语义上不可能完全相同,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些调整,从而达到对等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形式并不是不重要。如果翻译只满足内容,就会晦涩难懂;如果只满足形式,就会不够准确,但两者放在一起时,还是以内容为主。

3)最小功能对等与最大功能对等

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一书中,奈达定义了最小功能对等和最大功能对等。最小功能对等是指“译本的读者在理解译本时应该达到能感知原文文本的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文本的程度”。最大功能对等是指“译文文本的读者应该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原文”。大多数翻译都是介于这二者之间,无法找到一个十分精确的标准。比如 “white as snow”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表达。如果我们直译就是 “白如雪”,但是住在中国南方的读者很少看到雪,他们无法想象“白”的程度。如果目的语读者是南方人,我们可以译成他们熟悉的“白如白鹭毛”。虽然字面意思完全改变了,却“目的语读者”达到了与“源语读者”相似的体验。

2.2被动性——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重写”,而重写就是文学进化的动因。对于大多数目的语读者来说,他们都是从译本或是评论文章等改写内容中获取信息。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重写甚至比写作更加重要。当一部作品被重写时,它不可避免会受到一些因素的操纵。根据勒菲弗尔的结论,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最初由法国哲学家德·莱西提出,是一种“观念的科学”。牛津高阶词典对它的解释是“一个群体共同秉持的想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可以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文化中反映了社会的变化。而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作为个体,译者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应将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写,重写后的译文才更加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2)诗学

勒菲弗尔认为诗学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文学手法、体裁、主题、原型、背景和象征的集合;另一个则是文学在社会体系中扮演或应该扮演的角色。”它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文学趋势。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就会有诗学成为主流,那些最接近主流的作品便成为典范。相反,如果作品背离主流,那么传播的范围就会十分狭窄。但是一旦成为典范,其发展速度就会逐渐停滞,慢慢就会被新的诗学风格取代,因此诗学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动态过程。

3)赞助人

赞助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比如宗教群体、政党、 作者、读者、出版商等。勒菲弗尔认为赞助由三个因素组成:意识形态、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相应地,赞助也就被划分成区分性赞助和非区分性赞助。前者是指这三个因素都由同一位赞助人提供,这在莎士比亚时代十分的常见。而后者则说明译者经济独立,更适用于当今的情况。如果译者与赞助人意见相左,通过官方渠道出版就会困难重重,抑或者译文会被认为是 “不入流”的文学作品。

3案例分析

3.1主动性案例

1)内容角度1

例1:

我看到洪泰岳满脸僵硬的线条顿时缓和起来,他借坡下驴地说…

I saw the tautness in Hong Taiyue’s face fall away. Like a man climbing off his donkey to walk downhill, in other words, using her arrival as a way forward, he said...

洪泰岳是村干部,他希望“我”的父亲蓝脸能加入人民公社,但是蓝脸却拒绝了。洪泰岳颜面扫地,气氛十分僵硬。此时,蓝脸的妻子迎春出来说了一些好话讨好洪,洪想借此机会重新摆起官架子。“借坡下驴”是指凭借有利条件行事。葛浩文尊重原文,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但是这样仅仅是满足了形式对等,却没有让外国读者明白这个意象背后的含义,所以他又进行了补充说明,这样目的语读者才能与源语读者有相似的阅读体验。

例2:

加入合作社,不要再单干,不要闹独立,常言道:“螃蟹过河随大溜”,“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顽固不化,不要充当挡路的石头,不要充硬汉子,比你本事大的人成千上万,都被我们修理得服服帖帖。

Join the commune and stop working for yourself, end your quest for independence. Stop being headstrong, an obstructionist.We have brought over thousands of people with more talent than you.

在这个案例中,有两句中国的俗语,中国读者十分熟悉。 它们意思相近,指认清时代潮流形势,才能成为出色的人物。 但是译文却没有翻译这两个句子。这是因为在语境中说话人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没有必要再进行翻译。通过删减,既能使译文简洁,又能使目的语读者的反应与源语读者的反应保持一致。

例3:

“西门闹,你还闹吗?”

“Ximen Nao, whose name means West Gate Riot, is more rioting in your plans?”

这句话中有两个“闹”字,第一个闹字不仅仅是主人公名字,还有隐含意义,即引起麻烦,而这恰恰就是主人公的性格, 同时,它还与第二个闹字相呼应。因为西门闹是含冤而死,所以他每天喊冤,将阎罗殿搅得天翻地覆。作者采用了音译加注的方法,“riot”这个词直接准确地表达了含义同时符合中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

2)形式角度

例4:

参加革命前,我当过驴贩子,见过的驴成千上万,对驴的脾性了如指掌。

Before I joined the revolution I was a trader in donkeys. I’ve seen thousands of them, I know them like the palm of my hand, especially their temperament.

例5:

都是毛色光滑、舌头鲜红、牙齿洁白、目光炯炯有神。

Their tongues were bright red, their teeth snowy white, their gleaming eyes like awls.

例4与例5都出现了成语,但是葛浩文却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例4中,“了如指掌”虽然是中文独特的表达方式,但是外国读者也能够理解其含义,所以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将这个成语译成明喻句。功能对等并不等于意译,如果直译就能够使目的语读者接收到信息,那么最好直译。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源语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比较晦涩,此时就需要意译才能达到功能对等,比如例5。“炯”字表示光明、明亮,也表示眼神中的锋芒。而外国读者十分熟悉“鹰”这个意象,它是坚持与锐利的象征。加上“gleaming”一词,虽然形式上没有达到对等,但是实质上却做到了真正的对等。

3.2被动性案例

1)意识形态

例6:

阎王与身边的判官低声交谈几句,然后一拍惊堂木。

One of the judges leaned over and whispered something in-Lord Yama’s ear. He banged his gavel to silence the hall.

《生死疲劳》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西方读者对此感到十分陌生。为了缩减两种文化间的差距,译者进行了一定的 “改写”。在例6中,“惊堂木”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物品,它是一块长方形硬木,古时县官用它震慑犯人或让堂下人等安静下来。如果译者进行注释,就会十分冗长,西方读者仍会感到不知所云。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葛浩文将其译成“gav-el”,即西方国家法官所用的小槌,这样更适应他们的文化维度。

2)诗学

例7:

掖掖令令牌牌的的鬼鬼卒卒道:“还愣着干什么,去取些驴血来啊!”

“Why are you standing around?”Symbol of Authority said.“Go get some donkey blood!”

《生死疲劳》中修辞的使用十分突出。在本例中,“symbol of authority”就采用了转喻的修辞方法。转喻是指用与本体有密切关系的事物来指代本体,比如用“剑”来指代权力。书中写到阎王将一块令牌扔到地上,其中一个鬼卒将它捡了起来并别在腰间。此时,令牌与这个鬼卒就产生了联系,因此也就可以直接指代“掖令牌的鬼卒”。

3)赞助人

在选择翻译哪本书时,葛浩文有自己的标准,但是他也需要将赞助人纳入考虑,其中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就是作者。如果作者将译者当成翻译机器,不允许其做出任何改动,那么改写势必会受到局限,译者也就无法在主动性与被动性间保持平衡。而莫言十分相信葛浩文,并且很开明,因此他们才会合作了十余部作品。为了满足西方读者,葛浩文在得到莫言允许之后改写了《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局。

另一位重要的赞助人就是读者。近年来西方读者喜欢的内容多是批判政府、描写任性疑难以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故事,这也是莫言的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善于选取作品,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口味,这样译文的传播渠道才会更加宽广,葛浩文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值得中西方译者去借鉴。

在功能对等理论和操纵派理论的指导下,本文分析了译者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从主动性角度来说,译者有一定的权利调整原文,以此得到“接受者反应”,通过增译、删减、加注、直译和意译等方法实现功能对等。从被动性来说,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因素影响了对原著的改写。在翻译过程中,应同时考虑主动性与被动性,不应片面地放大单一的一部分,只有这样,译文才会真正地忠实于原文。

摘要：多年以来,译者的权利一直是翻译界的热门话题,要想达到好的翻译效果,首先要判断到底是译者操纵作品,还是作品操纵译者。该文以莫言的代表作品《生死疲劳》为例,通过比较原著和葛浩文翻译的英译本,试浅析葛浩文如何在译者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保持平衡。

关键词：主动性,被动性,《生死疲劳》

参考文献

[1]Goldblatt,Howard,tr.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A Novel[M].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08.

[2]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2004.

[3]Ma,Huijuan.A Study on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M].Bei-jing:Foreign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3.

[4]Nida,Eugi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Zhang,zhimei."On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Sheng Si Pi Lao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e.”Diss[D].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2014.

篇4：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

关键词：文化学派；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译者能动性

The Activity of Feminist Translators under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streams of the era of feminism, and make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feminist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order to reveal that under the certain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at time, the activity of feminist translators is meaningful.

Key words: cultural perspective; feminism;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activity of feminists

一、引言

在“对翻译研究流派的分类考察”（朱健平，2004）一文中，作者将翻译研究按研究层次分为語文学派、語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其中文化学派认为，目的語文本其实只是目的語文化中的一个既定事实。而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策略就是关注目的語的翻译方式，因此，本文旨在以文化学派为指导，以表明侧重目的語的女性主义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重写”是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潮流的。

二、文化学派及女性主义时代特征

1.文化学派概念阐述

从研究层次来看，由于翻译涉及到語言、审美、文化、思维等各个方面，因此，对翻译的研究也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切入，这样，因为所切入的层次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流派。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以这个标准为依据的分类似乎还不太统一(朱健平，2004)。最近翻译界又提出了一种文化学派，多重视对译者、译文和译文读者的研究。虽然关注译文，但他们是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译文的。他们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译者在目的語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上，更加重视研究那些影响目的語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发挥作用的种种因素，并把这些对翻译起约束作用的因素称之为“规范”(norms),认为翻译是一项受规范支配的活动(Toury, 2001:56)。

2.女性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

女性主义(feminism),亦称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一词是由日文转译成中文的称谓，西方称为女性主义。最开始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应同工同酬，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但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超越了男女平等的阶段，转向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

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妇女运动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主要是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们也持相同的观点，并将来自以上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索中，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观滥觞于北美，至今波及全球：主要代表人物有L.Flotow、S.Simon、G.Spivak等。显然，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由于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翻译理论自然也有所不同。

三、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与传统翻译理论不同

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作者、原文和翻译过程，而当代翻译研究则已将兴趣转移到了译者、译文和译文读者的身上，因此一般将前者称为重源語文本的翻译研究(Source Text?鄄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将后者称为重目的語文本的翻译研究(Target Text?鄄oriented Tanslation Studies)。重源語文本的翻译研究，往往要求源語文本的某些特征应该在目的語文本中再现出来。而重目的語文本的翻译研究，按照图瑞的解释，主要是关注“目的語文本及其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地位”。女性主义翻译就属于重目的語文本的翻译研究，在当时女权主义盛行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之下，女性主义译者们将个人主观能动性及创造性更多地融入到了源語文本中，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源語文本的“重写”。

因此，女性主义时代主要采取的是干涉主义的翻译策略，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时就会把这种对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同情传达到译作中去。“So translators who are already politicized may take offence at texts that are unpalatable or politically unacceptable.”(L.Flotow,24)。这种翻译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色彩，但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激进的女权主流，这种干涉性的翻译方式可以看成是对原作的一种平等互补，正如Peter Newmark所说的：“who recently argued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correct’ source material in the name of the ‘moral facts as known’”(1991:46),女性主义译者以女性主义真理为旗帜来“修正”(correct)这些文本。佛米尔在其目的论中也强调译者不必对源語文本或原作者唯命是从，而应该考虑到翻译的服务对象，他(1987)说：“每一个译文都直接指向一个预期的读者(intended audience)，因为所谓翻译就是指‘在目的語环境中，为达到目的語所要达到的目的，为目的語环境中的目的語读者生产一个文本’(Nord, 2001:12)。”

例如，在美国女性主义作品《紫颜色》的两个译本中，研究女性主义并为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而表示同情的译者陶洁与提倡一般传统翻译的译者杨仁敬二者的译文就显然不同，以下是分别从他们各自译文中摘出的两个例子：

(1)He beat me for dressing trampy but he do it to me anyway(“The Color Purple”）.

译文：他揍我，因为我穿的像个荡妇，可他还是对我干了那种事。(陶洁)

他打我，怪我穿的邋里邋遢的。他不管好歹，就这样对我。(杨仁敬)

对于“trampy”和“it”这两个词，陶洁和杨仁敬有着各自的理解，二者分别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女主人公的悲惨境地：Celie在她十四岁时就被继父强奸了，为了保护妹妹耐帝不被继父强暴，她不得不把自己打扮地带有调情的味道，杨在译文中使用了“邋里邋遢”这个词，这让人感到Celie本身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散漫女人。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善良的女人，照顾孩子、打扫房间。因此，杨的译文很容易引起读者对Celie人格特征的怀疑。另外，杨译文中的“这样对我”也将继父的兽行模糊化了，而陶洁的译文则向父权系统发起了强烈的斥责，表明女性只是用来充当劳力以及施暴对象这样的可悲角色。

(2)…my friend comes. And cramps and aches and pains(“The Color Purple”).

译文：我的朋友来了。我腰酸背疼，抽筋肚痛。(陶洁)

鬼朋友找我来了，紧接着便是痉挛和疼痛。(杨仁敬)

由于耐蒂最终被迫从家中逃出来，于是她跑到非洲一个名叫萨谬尔的家庭里，并在那里做起了苦工。他们在非洲曾经历了一段贫苦时期，耐蒂也发现自己很难忍受那里湿热的环境。即使是痛苦的月经期间，还得拼命地劳动。显然，陶译文将女性经期的各种身体不适都充分展现出来了，使得女性读者尤其能感到那种痛苦，对耐蒂的不幸遭遇萌生同情心。而杨译文则采取了一般直译的方式来翻译这句话，让读者感到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也感受不到耐蒂凄惨的生活经历。

四、结語

综上所述，在文化这一层次上，女性主义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重目的語的重写策略，同时译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与一般传统的翻译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方法是不同的。也正是由于符合了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潮流，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工作获得新生，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得到了合法地位。

参考文献：

篇5：译者主体性与昆曲翻译策略研究

译者主体性与昆曲翻译策略研究

功能翻译理论及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昆曲翻译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主体审美在昆曲翻译中的具体体现.交际性对等原则与译者主体性在昆曲翻译中的应用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昆曲翻译中的同一认知关系.这种同一认知关系体现在原文同译者风格、译文文化语境、译语美学特征的同一认知.同时,译者主体性介入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

作 者：吉灵娟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108刊 名：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2009“”(6)分类号：H315.9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昆曲 翻译策略

篇6：中医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外宣翻译是以外国读者受众为中心, 以交际翻译为主要手段, 将源信息翻译成目的语的一种翻译实践。在外宣翻译过程中, 为了让外国读者准确地理解译文所传递的信息内涵, 译者应该想办法化解英汉两语言在文化、逻辑等方面的差异, 使译受者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避免遇到障碍。

主体性, 就是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 在对象性活动中主体本质力量的外化, 其能动地改造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主体的能动性活动不仅受到客体的反作用, 而且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 主体性是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译者主体性, 可以理解为, 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了实现翻译目的, 翻译主体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的主观能动性。其本质特征是译者自觉的人文品格、文化意识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

二、译者主体性在中医外宣翻译中存在的必然性

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药文化成为外宣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蕴含着中华文明独特的理论系统, 对草药的巧妙应用以及在疑难杂症方面的有效治疗手段在世界上愈益展现出神奇的魅力。但由于在形成过程中受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学及宗教文化等的影响, 中医药文化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与多学科相交叉的知识, 这就增加了中医文献的翻译的难度。如何将中医文献用英语进行准确表述, 获得西方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 使中医走出过门, 迈向世界一直是中医翻译界研讨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医翻译者不仅具备扎实的中医英语翻译基础, 而且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做好中医外宣翻译。

与其它翻译不同, 外宣翻译不仅需要遵循最基本的翻译标准, 而且要有独特性。现阶段, 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发展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 但长期在“对等”与“忠实”传统翻译观念的影响下, 强调语言层面的静态文本分析, 没有对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加以重视。因此, 中医外宣翻译应该根据外国读者的接受能力及思维方式, 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中医文献资料等进行能动的增加、改动、省略等加工, 使译文流畅, 清晰易懂。

三、中医外宣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一般情况下,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主体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对于不同的文本, 译者往往会选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因而, 在中医外宣翻译中, 译者应该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方式, 逻辑特点等, 通过对中医文献的增译、改译及略译等策略, 主观能动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一) 增译

增译是跨文化交际中, 要实现成功的交际, 增译必不可少。在读者不熟悉的原文信息的条件下, 译者适当地补充有关信息以便达到大众传播的目的。由于中医语言文化内涵性, 哲学性及逻辑性, 可以使用增译法, 能动地调整中医要文化信息, 增加相关的文化背景注释或解释。如中医文献资料常使用排比句, 缺少主语及连接词。在翻译时, 译者应尽量使用符合英语语法习惯的完整从句, 适当补充。“食用金口河乌天麻主治高血压、眩晕、眼花、中风头痛等症”中是一个只含有一个主语的句子, 但表述上含有了服用方法、主治疾病等双层含义。所以, 这句必须译成双层含义的主从关系句“Wutianma in Jinkouhe district should be taken orally.It is mainly used to treat hypertension, dizziness, blurred vision, stroke, headache etc.”。

(二) 改译

在外宣翻译中, 对原文能动地改写是译者的主体性最为突出的表现。对于外国受众者来说, 原文语言往往是极为复杂的, 因此, 在翻译时, 译者为了达到翻译的特定目的, 往往对原文语言的方方面面进行筛选调整、取舍等, 甚至有时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进行改译, 减少译文语言累赘、拖沓、重复等现象。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且蕴含了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如果不考虑中医药语言文化背景, 任何中医文本都无法恰当地被理解。因而, 在中医外宣翻译中, 译者应尊重西方受众的文化风俗与习惯, 改译西方人能理解的用语。如, 中医术语“肝气郁结”中的“郁结”对应英语单词“stagnate”, 依据英语常用名词词组的特点, 将“stagnate”转换为“stagnation”相应的名词形式, 同时用“of”与其主语“肝气”连接起来。这里的“气”用拼音“Qi”来翻译更为妥当, “肝气”就译为“liver Qi”, 最终“肝气郁结”可译为“stagnation of liver Qi”。

(三) 省译

鉴于英汉两种语言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的不同, 省略法在外宣翻译中运用较为频繁。汉语习惯性使用的重复的内容较多, 而英语却不喜欢重复。因而, 为了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及阅读习惯, 省去中医文献资料的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译文累赘, 更准确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如中医术语“阴平阳秘”是指阴气平和, 阳气固密, 也就是阴阳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的“平”与“秘”都统一为“harmony”。“阴平阳秘”就翻译为“harmony between yin and yan”就更为忠实于原文所传递的信息了。

四、结语

在很大程度上, 对外宣传的效果取决于翻译的质量, 同时, 中医药翻译的本质就是对跨文化交际的阐释。因此, 在中医外宣翻译过程中, 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尤为重要。具体来说, 就是译者在坚持高度的“信”与“忠实”的标准下, 必须对中医文献进行能动的加工策略, 使外宣译文明白流畅, 清晰易懂, 从而达到中医药文化对外宣传与交流的目的。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深化, 对外宣传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对外宣传的桥梁, 翻译工作的质量对对外宣传的效果起到了直接作用。中医药文化是外宣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对中医外宣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的探讨可为中医翻译提供参考价值。在此, 阐述了外宣翻译和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中医外宣翻译中存在的必然性及中医外宣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译者主体性

参考文献

[1]牛喘月.中医英语翻译的基本特点[J].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4, 2.

篇7：评价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对于译者主体性的分析在翻译研究中已不少见，但从评价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译者在作品中的评价性语言来分析其主体性的并不多见。文中采用的《声声慢》英译本作者分别为林语堂、许渊冲、杨宪益与朱纯深，都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以期在翻译评价中得出更为准确、客观的结论。

二、评价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1.评价理论。评级理论由澳洲语言学家马丁（James.R.Martin）提出，旨在补充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人际功能论述的不足。“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文本中语言手段共同作用而表达的各种态度，所涉及的情感强弱，价值观念的来源方式以及如何使读者与作者意见保持一致的方式”（马丁：2003）。

2.译者主体性。业界一直以来尝试为译者主体性下一个明确定义，目前较为权威的便是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

三、《声声慢》译本分析

1.评价资源分析。在《声声慢》原文中，笔者总结出情感资源5处，判断资源4处，语势3处。根据译文的评价意义可分为四种：原文的评价标度一致；评价标度高于原文；评价标度低于原文；没有译出原文的评价意义（张美芳：2005）。

2.译者主体性分析。译者对于原文的解读一般来说是基于自身所持的翻译理念，四位译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都颇为深厚，但是生活的年代却不完全相同。本文所提到的前三位译者：林语堂、许渊冲和杨宪益三位老先生都是属于近代时期的翻译家，而朱纯深教授所属的时期更为靠后。

林语堂先生秉持其提出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三标准，在译文中延续原文诗词的结构，译文也具有诗词的特点，如押韵，句子相对不够完整等。而在评价资源分析中可以看出，林先生用词多为低于原文评价标准，也是采用了一种符合英文习惯的表达方式，并以此实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许渊冲先生则是提出“三美”理论，“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在其翻译的《声声慢》英译本中，可以看到许渊冲先生也是遵照了这“三美”来进行翻译的。

杨宪益先生在翻译时非常注重译作的准确性，并且多采用直译的手法和异化策略，因此有人说杨宪益先生的译作只适合中国人来读，其实不然，杨宪益先生所采取的这种翻译手段的目的实则是为了将本民族完整地呈现给西方世界，并因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这种翻译理念在《声声慢》这首中国古词中也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朱纯深先生虽主要教授翻译，译作较少，但他的译作都是佳品。朱纯深先生常采用异化策略，目标语更倾向于符合英语句式的表达习惯，上下文逻辑性强。在评价资源中看出其用词地道且一致性较高。

四、结语

本文通过运用评价理论对《声声慢》英译本进行了分析，旨在为学界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评价方法以及新的研究视角。但该分析并非十全十美，还需更多相關研究加以补充。

【参考文献】

[1]Munday，J.2012.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张美芳，2005，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篇8：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

《文心雕龙》的英译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1年,美国汉学家修中诚(E.R.Hughes)的《文赋》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标志着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开始。迄今为止,英语界已先后公开发表了吉布斯(D.Gibbs1970)等人的近十篇专门研究《文心雕龙》的博士论文。施友忠(Shih,Vincent Yu-Chung)英文全译本是《文心雕龙》的第一个英文全译。其后还有黄兆杰译本。杨国斌完成《文心雕龙》其中30篇的翻译。休中诚(E.Hughes)在其著作《文的艺术:论陆机〈文赋〉》的附录中对《原道》有部分翻译。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曾翻译过《文心雕龙》的部分篇章,发表在Chinese Literature杂志上,其中包括《神思》、《风骨》、《情采》、《夸饰》、《知音》五篇。哈佛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读本》(Owen1992)中,全部或部分翻译了《原道》、《宗经》、《神思》等18篇。作者在每段文字后逐句训解,对刘勰可能的思路进行详细解释。他所采取的方法是“用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的故事”。他指出《文心雕龙》体系相当完备,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异数”(anomaly),其结构之完整对称是其最大的优点,也是其最大的缺点。香港的龙学研究以饶宗颐(1954)发端,先后出现了徐复观(1959)、黄维果(1984)等研究成果和黄兆杰等英译本。近年国内的一些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南开大学钟明国的《整体论关照下的文心雕龙研究》。《文心雕龙》的英译以及研究的更加详尽的介绍可以参考刘颖[1]的文章。

1 译者的不同身份

1.1 译者的读者身份

翻译是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首先要要研读源文本,分析源文本的内涵,外延,表现手法,甚至文体特征等。对于原文本来说,译者首先是读者,但又不是普通的读者。普通读者往往只是从获取所需信息或者从纯粹欣赏的角度来阅读作品。由于个人的文化修养、生活阅历、艺术鉴赏力以及审美情趣等不同,普通读者可以对于作品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甚至加入自己对于作品的主观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总体而言,普通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译者和普通读者一样,需要获取和理解源文本的信息。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读者。首先,阅读的目的不一样。译者对于源文本的阅读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源文本转化为目标文本。其次,他们承担的任务不一样。译者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最后,他们对于作品理解的全面性和随意性不一样。译者对作品理解必须更加透彻,完整和深刻。而且,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可以有自己的主体性,但是,绝不可以像一般读者那样进行自由联想,随意想象。译者的理解应该尽可能的忠实原文。宇文所安是一个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汉学家,他与中国的翻译家相比,可能会对于英语语言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但是,尤其对于中国古籍的翻译,除了目的语的使用外,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古代汉语语言的把握,也就是首先做一个合格的读者,把握原作的信息。在这方面,他和杨国斌相比,可能会处于劣势。

译例1:

文之为德也大矣。(原道)

宇文所安译本:As an inner power,pattern is very great indeed.

杨国斌译本:Great is the virtue of patterns!

周振甫的今译为“文章的属性是极普遍的”。龙必锟的今译为“文的存在和功用是多么广泛普遍啊”!“德”在这里应该接近“属性、功用”。施佳胜[2]认为宇文所安将“德”译作power,power可以理解为“一种影响力”,虽和“德”的本义“性能、功用”并不完全一致,但用来翻译“德”是可以接受的,但宇文所安对原句结构的理解有些偏差,因而译文的意义也和原句有些出入。宇文所安加入了“作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一原文所没有的意义,有阐释过度的地方。在杨译中“德”被译为virtue,虽然virtue有“效用、功用、长处”等引申义,但它常用的“道德”义毕竟太过明显,会对读者理解原句产生很大的干扰,所以就“德”的翻译而言,power比virtue更合适。但杨译对原句结构的理解是正确的:“文之为德也大矣”就是“文之德大矣”的意思,而且译文很简洁。由此可见,对于翻译中国古籍来说,作为读者的身份是多么的重要。

1.2 译者的作者身份

田德蓓[3]教授认为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外延形式——译本的作者。作为译本的作者,译者虽然不需要像原作者那样选取素材、谋篇布局和进行构思,但他所思考的问题,所描述的对象应该与原作者毫无二致。此时的译者,必须放弃自己的思想,服从原作者的意愿,与原作者完全融为一体,成为原作者另一种语言的传声筒。但是,随着世界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翻译的忠实性固然重要,但是,这种传统的翻译对等理论似乎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质疑。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古籍的原作者都已离世,原作的时代背景,语言形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也都已经一去不复返。在今天这样一个环境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还原原作,更不用说完全对等的翻译原作了。因此,对于翻译者而言,用另外一种语言翻译原作的时候应该抱有正确的态度。译者在此时应该扮演作者的身份:在传达原作的信息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让读者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接受原作的信息。

译例2:

原文(神思篇):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宇文所安译本:The spirit dwells in the breast;intent and qi control the bolt to its gate.Things come in through the ear and the eye in this,language controls the hinge and trigger.

杨国斌[5]译本:Vital energy holds the key to the spirit,which resides in the heart.Words and speech contro1 the hub of the Physical world,which greets the ears and the eyes.

比较上面两个译文我们不难看出,宇文所安更多的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对此,宇文所安[4]说,我宁取表面笨拙的译文,以便能让英文读者看出一点中文原文的模样。这种相对直译的译文自然是僵硬有余,文雅不足;但是,对于思想文本,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思想文本,翻译的优雅往往表明它对译文读者的概念习惯作了大幅度让步。本书选译的论著大多数都可找到优雅的英译;可是,中国理论究竟说了什么,从那些优雅的译文中,你有时只能找到一个相当粗浅的印象。

宇文和杨的译文不可能像《文心雕龙》原著那样使用大量的骈文,从而保留原文的文采。两个版本的译文都是采用现代散文的形式进行翻译,这是由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决定的。对于古籍的翻译,译者通过解读原文本,在此基础上,用现代语言进行再创造,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只不过作为再创造的作者而言,首先必须忠实原文,然后再发挥创造力,把古代汉语转化成当代读者可以理解和欣赏的现代文体。

刘颖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要使目标语读者通过对译本的阅读,与源语文本及原作者之间建立类似的联系。翻译者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原文怎样理解”,而是“我怎样理解原文”,不是“作者的意图是什么”,而是“我如何建构想象中的作者的意图”。翻译者不可能完全复制作者的意识,作为独立的个体,他只能给出自己的理解,但是,成功的翻译者能够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能够让读者通过译本接触作者的意识,从而实现自己对原文的阐释。因此,翻译的目的不是向读者呈现原文本的替代品,而是让读者去感觉原作,感觉作者。

1.3 译者的文化交流者身份

翻译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在翻译过程,特别是文学翻译过程中,文化身份问题必然影响译者的文化态度,而文化态度会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策略的选择是翻译活动中不可逃避的话题。王东风[6]认为,文化对翻译的制约既表现在拟译文本的选择上,也表现在翻译策略的确定中。后者则直接对译文的文体构形或言语风格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翻译策略的决定因素最终还是译者本人,因为目标文化与出发文化相比,孰强孰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主观决定的.

译例3:

原文(《序志》篇):

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

杨译本:In discussing language,the“Book of Documents”stresses its function to convey meaning.In his own teachings Master Confucius abhors the aberrant

宇文译本:when the Book of Documents discusses language,it values bringing out the essentials.When Confucius set for this teaching,he expressed his dislike for unusual principles Although the statement on language in the Book of Documents]and Confucius'teaching are different,It is proper to bring out the essentials.

原文分别列举了《周书》和孔子对于文学创作的看法。其中,孔子反对偏离文学正轨的异端。但是和《周书》一样,孔子也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形式和内容达到统一。从上面的两个译文比较来看,杨国斌的翻译显得十分简洁,其中“体要”译为to convey meaning,“异端”译为aberrant,很显然,没有能够完全表达的内涵。宇文所安则几乎完全与原文对应进行翻译,甚至部分保留了原文的结构。但是,将“异端”译为unusual principle,也是值得商榷的。然而,从整体翻译来看,两个译文都基本表达出了原文的意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杨国斌作为中国的译者,他的翻译更加流畅,更具阅读性。而宇文所安作为美籍汉学家,他深谙中国的古典文化,也想把中国的文学的原貌展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他除了追求可读性以外,似乎比中国的译者更加注重译文和原本的对应性。

2 结论

总之,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活动。在翻译的整个完成过程中,译者扮演了读者,作者,文化交流者等多重不同的身份。每种身份的确认以及不同,都会对翻译的策略的选择和翻译的风格带来不同的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的每个不同阶段,首先要明确自身的不同身份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与翻译活动的影响。作为读者身份,应该尽可能把握原作的信息。作为作者的身份的时候,应该记住自己作为译者的特殊性,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自己成为读者和原作沟通的桥梁。作为文化传播者,译者应该担负起跨文化交流的使者。

参考文献

[1]刘颖.关于文心雕龙的英译与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41(2):142-147.

[2]施佳胜.经典阐释翻译文心雕龙英译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34-35.

[3]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6(6):20-21.

[4]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M].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6.

[5]杨国斌.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文心雕龙[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6]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2-7.

[7]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2nd ed.Routledge,2004.

[8]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Routledge,1995.

篇9：周瘦鹃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关键词】周瘦鹃 福尔摩斯 译者主体性

晚清时期是我国翻译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译入到中国来。据统计，1840至1907年间，翻译小说在数量上远超创作小说。这和众多翻译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时期的译作一度遭到人们的诟病，有许多翻译家也因此遭到冷落，其作品更是再无人问津。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这个时期的众多译作的确是中西文学的第一次碰撞，为之后五四时期的翻译高潮做了铺垫。在本文中，将以长期受人们诟病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之一的周瘦鹃为例，从译著主体性的角度分析其译作《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试图说明，尽管这部译作不再受到读者的关注，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仍然是一部好的译作，应该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周瘦鹃其人以及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周瘦鹃（1895—1968），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周瘦鹃还是我国早期翻译家之一，先后编译出版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系周瘦鹃与他人合译，是该书最早的中译合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则是周瘦鹃个人的翻译小说集。该书还收进了高尔基的名篇《大义》（原题作《叛徒的母亲》），是高尔基作品中最早的中译。因此，《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特别受到鲁迅嘉奖，誉之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

一直以来，对于周瘦鹃及其作品的研究都不多，现存的少数研究都是将其作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来研究的，而将其作为翻译家来研究的则较少。对其翻译作品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上，对《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研究甚少。尽管周瘦鹃的翻译以短篇小说作为代表，但是《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作为这一系列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第一部中译合集，极受欢迎。这样一部译著不应当埋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在本文中，限于篇幅，将只研究探讨周瘦鹃翻译的第一册《血书》部分。本文将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研究译者主体性在这篇译作中的体现。

二、理论背景：译者主体性

在研究译者主体性的问题之前，必须先弄清楚“谁是翻译的主体？”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国国内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许钧（2003：10）总结了各家之言，提出关于翻译的主体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惟一的主体，例如袁莉；第二种认为作者和译者都是翻译的主体；第三种认为译者和读者都是翻译的主体；第四种则认为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是翻译的读者，例如杨武能。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在本文中，为了方便研究，将采取第一种看法作为本文的观点，即认为译者是翻译中的主体。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理解原文，翻译原文，并将之用言语表达出来。而原文和译文读者则是作为客体存在的。

何谓译者主体性？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在其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只属于他的特性。译者主动而又有意识地操控原文，以达到他的翻译目的。译者的主体性就是译者的个人能动性。译者主体性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一方面，译者可以自主做出选择和决定；另一方面，译者同时又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如他生活的时代，与之一致的文学传统，他所用语言的特点，他所接触的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等等。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译者的主体性就可以被定义成：反映在翻译过程中的，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的译者的主观活动。译者主体性的主要特点有译者的文化意识，美学趋向，创造性，判断标准等等。译者的个人兴趣，需要，知识经验，艺术才能等方面构成了其主体性。

翻译的过程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很多个阶段，如对于翻译材料的选择阶段，对材料的理解阶段，表达阶段等等。在每一个阶段，译者的主体性都会发挥它的作用。正如查明建（2003：22）所说：“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

三、译者主体性在血书中的体现

《血书》是《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的第一册，主要译者是周瘦鹃。整篇译文文笔优美，即使在现在也可以称之为一篇佳译。晚清时期，译者们多崇尚林纾式的“意译”，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血书》的翻译称得上“忠实”。但是其中译者主体性的痕迹仍然处处可见。

1.翻译材料选择中的译者主体性。在选择翻译材料阶段的主体性主要体现材料选择的原因和翻译的目的上。

“清末民初时期，文人志士提出了救国必先强民的看法，要教育群众，实行根本的改革，而他们提倡的教育工具，正是小说。”（孔慧怡，1999：19）而侦探小说成了这一时期翻译数量颇多的一种类型，其中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则是最著名而又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而选择翻译这样一部小说，是因为它符合“教育工具”这一目的。所有的译者当中，当属刘半农和严独鹤为甚，认为柯南·道尔是为了教育而写作，而其他的译者虽不如二人极端，但认为福尔摩斯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社会及教育价值，尤其推崇其中体现的科学的查案方法和福尔摩斯重道德、维护法纪的精神。周瘦鹃作为众译者中的一员，当然也持相似的看法，从而选择参与翻译这一部小说。

2.翻译目的中的译者主体性。从以上选择这部小说作为翻译材料的原因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其翻译目的。诚如孔慧怡女士所说，“侦探小说的译者全都宣称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帮助社会变革”。而周瘦鹃翻译这部小说的目的，当然也是帮助社会变革，帮助教育民众了。

3.翻译策略选择中的译者主体性。在表达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进行“翻译”的时候，周瘦鹃有意识地应用了多种翻译的手法，如音译，增加，加注等。

（1）音译。在《血书》这个故事的翻译中，对于人名，地名的翻译采用的都是音译的方法。如故事一开始的“Netley”译为“奈得莱”，“Peshawar”译为“泊夏荷”。把故事主人公“Sherlock Holmes”译为“歇洛克福尔摩斯”，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者“Watson”译为“华生”，把华生的朋友“Stamford”译为“施丹福”。对于此种音译手法的使用，故事中比比皆是，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同时期的译文中，多采用中国的名字来翻译外国的地名人名，更容易让人有亲近感。周瘦鹃采取音译的原因，更多的是和翻译目的分不开的。“侦探小说的译者全都宣称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帮助社会变革，同时很多译者亦说明希望引进新观念与新的办事方式；这也就是说他们为译作建构的阅读背景标榜的是‘新’。”（孔慧怡，1999：33）正是在这样一种求“新”的心理下，译者选择了音译的手法，而这也很好地体现了其主体性。

（2）音译加加注。为了求“新”，对于地名人名，译者均采取了音译的手法。而对于一些国人不了解的专业名词，译者则采用了音译，然后加注的手法。

例如故事中出现的“hemoglobin”，本意是指血红蛋白，属于生化方面的一个专业术语，如果直接译为血红蛋白，读者肯定不知道所谓何物。但是译者在这里把它音译为“花马格洛平”，然后在后面加上了注解“药品名”。姑且不论这是否真的能称得上是药品，但是这样翻译，显然更便于读者的理解。

（3）增加。在文中，为了使文意更加通顺，逻辑更加鲜明，译者在多处做了添加。

如华生和福尔摩斯初次相见时，福尔摩斯提到自己抽味道很大的烟，华生这样回答“I always smoke ‘ship’s’ myself”，目前很多的译本都译作：我自己也常抽船牌。这样翻译，固然意思不错，但是对于没有背景知识的译文读者而言，就不知所云了。而周瘦鹃在此处译为“予亦时吸船牌之烟，臭味正与君相投。”（周瘦鹃，1916：9）增加了“臭味正与君相投”，就使言外之意一目了然，既可以指船牌这个香烟味道也很重，也可以指自己也爱抽烟，与福尔摩斯同好。

4.文本形式选择中的译者主体性。《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原文是用俗语写就的，而在翻译的时候，周瘦鹃用了浅显的文言文。晚清时期，小说是作为“教育工具”，用以改革社会的。既然这样就必须照顾到广大读者的接受能力。翻译这部小说的时候，白话文还未普及，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深奥的文言文则又非一般人士所能理解。因此，周瘦鹃采用了浅显的文言文，即使是在现代，读起来也比较容易。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也还有一些方面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当时，很多翻译家流行将国外小说翻译成中国读者熟悉的章回体，在文中也加入诸如“各位看官”，“话说”等字眼。而在《血书》的译文中，我们看不到这些字眼，也看不到章回体的影迹。同时，也有许多翻译家将国外小说中大段的景物描写删除，以加强情节的紧凑感。周瘦鹃在译文却保留了这些景物的描写。对于译文的第一人称描写角度，也给予了保留。这些都是和传统的中国小说相异的，都是译者做出的主观选择，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四、结论

在以上基础上，我们不难看出，周瘦鹃等译者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不管是在选择材料方面，还是在翻译目的方面，还是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处处都有译者主体性的痕迹。尽管如此，译者们也不是完全自由，可以任意发挥主体性的。在看到译者主体性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周瘦鹃等译者也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意识形态，诗学，政治背景，道德观念等。因此，在研究译者主体性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把它和译者的制约因素结合起来，而不能将其孤立起来。同样我们在看待一篇译文的时候，也不应该将其与其翻译的时代分割开来，而应该从其时代背景的各个方面来评判其好坏。周瘦鹃等人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有些地方不忠实，有些地方出现了误译，但是在晚清时期，它仍然不是为一部好的翻译小说，发行之后的二十年里即再版二十次，广受读者的欢迎。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 2003（1）.

[4]杨武能.再谈文学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3（5）.

[5]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

[6]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篇10：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是翻译活动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并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统翻译研究强调原语中心论,把对原文的忠实作为判断译本质量的标准,并将理解的任务委于处于被动地位的原译者和作者。本文试图从译者的主体性的角度,通过研究和分析在具体翻译和校对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素,针对直译中翻译主体性的重要性给出一个清晰的阐释,同时丰富相关研究,希望由此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并意识到译者应该如何平衡所有的影响因素从而进行更好的翻译。最后,我希望通过本文可以引起界内对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的重要性更多的关注。

二、国内研究概述

在中国翻译历史上,译者的文化背景和地位很长一段时间被边缘化,译者的翻译工作和思想与其生活中的思想能否有机结合总会受到质疑。受到19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的影响,国内涌现出很多关于译者文化背景及其在翻译当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多的相关文章发表在期刊上,而译者的主体性,特别是其影响因素逐渐成为翻译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在中国的翻译领域中已变得炙手可热。

三、国外研究现状

自1970年代以来,国外对译者主题性研究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诠释翻译学理论,多元论和目的论等等。除此之外,许多其他理论也进入学者的阐释范畴,如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等。后殖民理论主要关注外部因素,翻译的输出文本的效果和反应受到制约,可能导致文学翻译中对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曲解。而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主要论点是女性的翻译文本质量低级这一观点早已过时,一定要摒弃这种看法。这些理论和研究高度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主观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四、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

( 一) 影响译者主体性的主观因素

主观因素方面,翻译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翻译风格的偏好和选择。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是译者的主体性的内部建设。根据目的论,译者翻译都存在一个特定的目的,例如林语堂做翻译工作是出于其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因此他运用优雅熟练的翻译艺术来忠实于源文,简短而精炼。作为一个中国国内知名的作家和学者,他熟知中国古代小说中成语的表达,因此翻译时也可以运用自如,例如 《京华烟云》中这样一句话: “妻子犹如名花, 其美丽高贵是与日俱增还是破坏无余全看插在怎样的花瓶里。”他译为: “A wife is like a flower,which may either be enhanced in beauty and dignity orcompletely spoiled by the vase that goes with it. ”语言当中流露着平和的赞美,但又措辞精炼有致。

( 二) 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客观因素

客观因素方面,译者和原文的理解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特征。客观因素构成了译者主体性的外部建设,包括原文作者的因素和其他外部元素,如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 罗宾逊在他的翻译理论中指出译者的独立性,并解释如下: “1) 译者必须与源作家心心相印; 2) 理论概念的翻译必须遵循源作家心中的定义; 3)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例如语言,历史,政治和公民,社会或自己对译本的理解。译者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表现在他们对翻译的源文本的理解; 不仅表现在他们翻译目标的定制和尊重读者的意识,也表现在目标版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和源文本的行文造句。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又例如以下这句话: “说来也怪,神明面前求了三档签,三档都是上上”,林语堂将其译为: “Strange to say,three times the wooden blocks were tossed before the god and three times theyturned out favorable. ”这一翻译既体现了林语堂所处的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也反映出他对原文本忠实的原则和遣词造句的精炼。

五、结语

传统翻译研究以对原文本的忠实作为评判翻译工作的质量的唯一标准,片面地强调原文的规范化。然而,在翻译活动中,特别是直译,绝对忠诚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 更多地关注译者主观和客观相结合从而对其主体性的体现所产生的影响。一个清晰的理论知识的思路和译者的主体性的适当表现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平衡这些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发挥。只有这样,才会涌现出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而在高校翻译专业的教学当中,教师应当如何培养和引导学生正确发挥其能动性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摘要：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译者主体性是在翻译过程中所包含的译者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译者主体性的核心是译者的创造性及其美学追求。本文的目标是程序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深入了解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从而平衡各项影响因素,创造出更好的翻译作品。并且由此为教师在高校的翻译专业教学中提供参考。而对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讲,掌握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从知识摄入的阶段就培养自己正确发挥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影响因素,英语教学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与语言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赵诚.通天塔里的舞镣铐者一也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3]袁莉.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A].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