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哲学思想论文

康德的哲学思想论文（精选8篇）

篇1：康德的哲学思想论文

浅析康德哲学的理性概念--兼谈康德哲学的思想渊源

本文通过论述康德的思想来源,分析他的理性概念,试图对康德思想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康德思想的.关键点是知性的“构造”性和理性(狭义)的“范导”性.理解了“构造”和“范导”,则理解了康德思想的大部.

作 者：石永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刊 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ZHOU JOURNAL年，卷(期)：“”(5)分类号：B516.31关键词：莱布尼茨,休谟,牛顿,卢梭 理论理性,实践理性 感性、知性、理性,构造,范导

篇2：康德的哲学思想论文

康德的哲学体系与当时流行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最大不同是:既承认外在经验对于人的认识的刺激作用又强调人的心灵具有认知的主体性意义.他以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层次和功能观综合统一了经验主义怀疑论和经院哲学的独断论,肯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同时也说明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在认识上的虚幻性.以辩证的认识论的新方法取消了传统哲学的独断论.

作 者：单纯 SHAN Chun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2249 刊 名：东方论坛 英文刊名：ORIENTAL FORUM 年，卷(期)： “”(6) 分类号：B516 关键词：感性   知性   理性   哥白尼式的革命   二律背反  

篇3：论康德开辟的哲学道路

关键词：康德,开辟,哲学道路

康德哲学上承古希腊至近代哲学, 下启德国古典哲学, 对当代西方哲学诸流派都有深刻影响。康德哲学作为一座哲学高峰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不可撼动。康德开辟了一条“革命”、“纯粹”、“先验”、“批判”、“启蒙”、“自由”的哲学道路, 从此, 哲学变成了德国的一件民族事业。

一、“革命”之路

康德是德国哲学革命的旗手。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于英法等国, 但哲学革命却产生于德国, 其原因之一与德国民族的精神气质有直接关系。恩格斯认为, 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 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 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 对现实私利的轻视, 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 以康德为开端的德国哲学革命由此得以形成。由康德开启的德国哲学主要是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 把哲学发展的道路引向研究“人”与“科学”方向上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里, 把出版意义概括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这场革命的任务是为了解决哲学面临的危机。在该书第一版序言里, 康德曾对哲学历史和处境作过生动描述。他说, 在历史上, 形而上学号称是一切科学的女王, 但是, 时代变了, 风尚变了, 现在对形而上学只有无情的轻蔑;这位年迈的贵夫人备受谴责, 惨遭遗弃。如果说康德在“前批判时期”以“潮汐摩擦”和“原始星云”两个假说, 给传统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把自然宇宙天体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永恒运动发展过程;那么在“批判时期”康德则以“哥白尼革命”的方式解决了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正如当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假说一样, 康德按照这个思路考察知识问题, 把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 不是让知识符合对象, 而是让对象符合知识。康德以其独特的方式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突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动性。正是这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 “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 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 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一样。”[1]

二、“纯粹”之路

在西方哲学史上, 康德是第一个自觉全面论述“纯粹哲学”的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直观”、“纯粹悟性概念”、“纯粹理性”、纯粹“美”等概念的提出和论证, 表征着康德走上了不同于前人探索“纯粹”哲学的道路。追求“纯粹”, 这与当时自然科学追求纯粹化倾向有关:物理学的发展, 使人们把自然界各种现象归结为“力”;化学的发展, 又使人们把物质归结为“元素”, “元素”比一般物体或物质更“纯粹”。在康德看来, 对纯粹数学与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研究, 只是为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即作为科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在康德哲学中, 各种哲学概念和关系都建立在严格的对“纯粹”考察基础之上, 非常注重概念和关系的纯粹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由三部分构成, 即纯粹悟性批判、纯粹判断力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 这些机能之所以被称为纯粹, 因为它们是先天被立法着的。康德严格地区分纯粹理性和经验知识。“纯粹理性”是指超越理性能力的所谓知识, 指一般说来的理性的能力, 它在于说明先天知识是否可能, 如果是可能的, 那么其来源、使用范围、使用界限是什么?设法论证理性的能动性, 是康德的出发点。经验的东西并不具备必然性, 因此考察“离开一切经验材料及其援助, 我们所希望通过理性能达到些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2]10-11康德认为, 理性既然应具备普遍必然的效用, 就应该超验地使用, 并且是先天被给与的, “对于任何知识, 只要被断定为是先天的, 都可以自然地被看作是绝对地必然的。”[2]11《实践理性批判》分为两部分:“纯粹实践理性要素论”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 由此阐明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律。在《判断力批判》中则进一步论证审美判断是纯粹的形式的判断。康德从“纯粹”的基本倾向出发, 建立起批判主义和先验主义的哲学大厦。

三、“先验”之路

康德把先验思路视为一条通达“纯粹存在”之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设有“先验原理论”、“先验感感性论”、“先验逻辑”、“先验分析论”、“先验辩证法”、“先验方法论”等章节, 可以看出“先验”问题在康德哲学中的份量。康德指出:“凡一切知识不与对象相关, 而惟与吾人认知对象之方法相关, 且此种认知方法又限于其先天的可能者, 我名此种知识为先验的。此一类概念之体系, 可以名为先验哲学。”开创“先验哲学”道路是康德被休谟从传统形而上学迷梦惊醒后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先验哲学道路是创新之路。康德说:“关于这门科学, 以前任何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就连它的概念都是前所未闻的, 而今除了休谟的怀疑所能给予的启发以外, 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对它有用;即使休谟也没有料到可能有这样一种正规的科学, 他是把他的船弄到岸上 (弄到怀疑论上) 来, 让它躺在那里腐朽下去的。至于我……这个驾驶员根据从地球的知识里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理, 并具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 就可以安全地驾驶这只船随心所欲地到什么地方去。”[3]康德的巨大贡献在于将认识的对象区分为现象和物自体, 全新提出并诠释了先验、经验、超验三个不同的哲学范式, 进而开创出整个先验的哲学疆域, 并证明全部哲学研究都是围绕先验哲学疆域展开的。康德指出, “先验的”和“超验的”有严格界线:前者是先于经验的, 但它是经验的基础;后者是超越经验的, 与经验无涉。知识何以可能?照康德看来是源于先天综合判断, 而它已是事实性问题, 关键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受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的启发, 康德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唯理论又不同于经验论的“先验论”之路, 指出不是理性围绕经验转, 而是相反, 即知性不是从自然中寻求其先天的规律, 而在自然面前颁布其先天规律。康德的“先验”思路改变了传统哲学发展的路标, 即从对象世界转向主体自身的认识能力及界限的探究。康德所开拓的先验哲学之路根本改变整个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正如胡塞尔敏锐地指出:“康德所开创的是一种新的先验主观主义, 它转变为德国唯心主义系统中的新形式。”[4]

四、“批判”之路

康德哲学批判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宗教神学统治, 从而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清除障碍。恩格斯指出, 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对“批判”内涵作了严格界定, 他讲的“批判”, 不是指对某书或某一体系进行批评, 而是指对理性的含义和本质进行分析、判断, 决定形而上学的可能与否及规定其源流、范围和界限。康德称他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 一切事物都必须进行批判。宗教是神圣的, 法律是尊严的, 即使是这两者, 也都必须经过理性判定, 才能受到真正的尊敬。从本质上讲, 康德的“批判”是理性的自我深刻反思, 是“理性”的自知之明或自我觉悟, 是“理性”自知之明自身的“有限性”。海涅说:“康德引起这次巨大的精神运动, 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的内容, 倒不如说是通过他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 那种现在已经渗入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所有学科都受到了它的侵袭。甚至连文学也未能免受它的影响。”[5]正是这场巨大的理性批判精神运动, 使康德哲学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遭受到最严厉深刻的无情批判。恩格斯说:“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 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6]康德的批判精神对后来的精神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 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到福柯的“人死了”, 海德格尔提出西方传统哲学是“无根”的哲学等后世带有“革命性”的哲学命题中足见康德批判精神的“侵袭”。应该说, “批判”是否深刻、是否彻底已成为衡量哲学家影响力大小和“哲学地位”的重要标志。康德理性批判成为康德哲学永恒的荣耀。今天, “批判精神”已成为人类“激活创造力”共同的“精神财富”, 成为人类瓦解“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不竭的精神动力。

五、“启蒙”之路

在欧洲历史上, 德国启蒙运动远比英法来得要晚, 约始于17世纪末, 18世纪20至50年代进入高潮, 70年代遂呈没落之势, 转而对其自身进行批判性反思, 康德及其代表作《对“何为启蒙问题的回答”》 (1784年) 可看作启蒙运动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康德特别赞颂启蒙运动, 从精神上肯定并升华了启蒙运动的胜利成果。黑格尔指出:“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陈述。”[7]258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 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敢于认识!)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8]20并认为, 启蒙的主旨是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8]24因此, 尽管德国在时间上晚于英法, 但在思想理论深度方面却超过它们, 是“启蒙的启蒙”。德国启蒙运动导致文化持续的世俗化:不再像16世纪那样, 是存在及其最高使命位于思想的中心, 而是人、人的本质和人的需要位于思想的中心。最优秀的科学不再是神学或形而上学, 而是关于人的理论。这决定了18世纪的特征, 因此可以言之有理地把德国启蒙运动称为“苏格拉底世纪”。而由康德启蒙所开创的这个“苏格拉底世纪”便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纪元。

六、“自由”之路

在西方思想家中, 卢梭对康德的影响最深, 也最根本, 尽管康德把卢梭叫作“道德世界的牛顿”, 但牛顿对康德的影响与卢梭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康德说:“我生性是一个探求者, 我渴望知识, 不断地要前进, 有所发明才快乐。曾有过一个时期, 我相信这就是使人的生命有其真正尊严的, 我就轻视无知的群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意想的优点消失了。我学会了来尊重人, 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的劳动者之有用, 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9]在康德看来, 是卢梭第一次发现了深藏的人类本质, 发现了那可以通过对它的观察来证明天意的法则。康德之所以必须限制知识, 就是给信仰和自由留地盘, 因为信仰高于知识, 自由高于必然。人之所以为人, 在于人有理性。因为只有人类理性的实践功能才能真正体现人之为人, 人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与尊严。黑格尔说:“卢梭已经把自由提出来当作绝对的东西了。康德提出了同样的原则, 不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提出来的。”[7]256康德将道德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基础都转移到抽象的“自由”范式上来, 认为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自由即自律, 意志自由即意志自律。他把自由视为自己哲学体系“整个建筑的拱心石”, 自由是“我们所知的道德法则的条件”。既是理性的胜利, 也是道德的前提;既是人类的天性, 也是人类的天职。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 自由则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如果没有自由, 道德法则就不会在我们内心找到。唯有自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 道德本身不是自足的教条, 而是由自由来建立, 并由自由规律来判断的法则。道德本身不是自明的, 自由才是自明的。尽管自由也有可能导致不道德, 但自由本身的规律即自律则必定是道德的。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有规律的自由, 即自律。道德法则来自理性自身, 理性的意志服从道德法则, 正是服从自己。任何真正的强制都是自我的强制。服从自身的规律, 不为外在的经验所支配, 完全摆脱感性的束缚, 是康德所谓自由的精义。道德必须自律, 不能他律。道德既然是“自律”, 来自理性, 那就应该是普遍的。但是道德的主体是个人, 个人在行动时有自己的准则。因此道德律根本上要求:要这样做, 永远使你的意志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定法律的原则。这是纯粹实践理性的根本大法, 是无条件的命令, 是绝对的标准。人的自由不是人欲横流, 而是只服从理性颁布的道德律。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目的。人之为目的, 人之具有人格与尊严都在于道德。自由的事实也就是道德律的事实。在康德那里, “纯粹实践理性”、“自由”、“自律”与道德法则是相通的。由此观之, 康德以自由为基础对理性的整个系统进行批判考察, 而建立起他的批判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海涅.论德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307.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3]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12.

[4]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7:1072.

[5]张玉书.海涅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304-30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78.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 王太庆,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篇4：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在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兴盛时期，康德哲学被置于一边，无人问津了。据当时的一位德国哲学史学家说，除了在乡村还有一些教师对康德有兴趣，学术界已经埋葬了康德哲学。但是，康德哲学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后，又被现代德国人虔诚而庄重地唤醒了。一如一位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所说，为了给精神重新寻找“坚固的场所”，哲学界响起了一片“回到康德去”的呼声。这就是流行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固然使康德哲学成为一种时髦的学术风尚，甚至还产生出一门新的学科，即“康德语言学”或“康德文献学”，但也正是有赖于这一运动，康德哲学更加深入和广泛地卷入到现代哲学的各种运动中去。正如大约二百年前，一位德国诗人所说，康德使哲学成为民族的事业，在德国国土上，呼唤出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今天，康德哲学又在更大范围内孕育和呼唤出许多现代哲学派别。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叔本华自喻为康德的“真正继承者”。他谦虚地把他关于世界之分为“意志”和“表象”的发明权让给康德，因为正是康德关于世界之分为“自在之物”和现象的理论，使他大彻大悟的。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则以感激的口吻提到康德，他说，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是马赫主义的真正出发点。现象学派哲学家胡塞尔，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其个人经历说，更熟悉康德哲学。因为在大学时期，他们接受的主要是新康德主义教育。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中，为什么总是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子。当然，现代哲学运动并非都赞同康德哲学。相反，所有的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语言分析哲学家都给予康德哲学“最充分的非难”，他们特别不满意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的解释，甚至怀疑这一命题是否能够成立。但是，这恰好证明了新康德主义者李普曼的一个预见：现代哲学或者是和康德一起研究哲学，或者是利用哲学推理去反对康德，但是离开康德就不能研究哲学。

李普曼的预言是哲学史上最大胆的论断之一，然而却是事实。现代哲学的各种运动统统抓住康德不放，主要在于康德哲学的理论特点和阐述问题的方式，为各种不同哲学观点留下了极大的回旋余地。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例。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哲学运动都渊源于康德哲学。存在主义从康德先验哲学出发，高谈“主体”、“自我意识”、“本质”和“存在”，建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体系。结构主义也从康德先验哲学出发，它抛弃了康德的主体，抓住了康德关于人的认识形式的纯粹形式的一面，引伸出“客观结构”、“模式”、“主体移心化”等概念，建立起表面上超然的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体思想体系。存在主义者发现了作为存在哲学家的康德，结构主义则发现了作为结构派哲学家的康德。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哲学是“对主体主观性的揭露”；列维一斯特劳斯则默默地接受了法国现象学派哲学家利科尔为结构主义所下的定义，即“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看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运动，都能从这位哥尼斯堡哲人那里，各取所需。

康德哲学在现代哲学运动中的实现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它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新兴学科纷纷涌现，科学内部的专门化和分工，数学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对主体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客体研究的突破，使人的主体能动性异乎寻常地突出出来。特别是在爱因斯坦从相对论物理学中发现了观察者的作用，以及海森伯从量子理论方面抨击了亚原子水平上的观察者之后，如何从哲学认识论上概括和解释主体作用和机制，就成为各种现代哲学、特别是科学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自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各派别都公开地拒斥康德哲学，但是当它们试图解释上述问题时立即发现，不是主体反映客体，而是主体构造客体的康德先验主义，竟成为它们无法超越的“伟大认识”。逻辑实证主义者、特别是罗素和怀特海提出了理论构造活动在逻辑上等同于命题系统的创造的观点，由此出发按照单一公理模式，建造一个可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综合说明。爱因斯坦并不认为他的理论合乎康德思想，但他同样认为物理现象来自“人类心灵的自由创造”。另一位卓越的相对论一量子理论家爱丁顿，也完全赞同康德关于“理解力本身就是自然定律的来源”的名言。他认为按照先验认识原则证明：人对自然界的物理解释，体现了某种必须由它的理论程序本身的特点强加于物理学的结构。

现代哲学更多地渊源于康德而不是黑格尔，这一现象多少使我们感到一些意外。平心而论，我们一向更为重视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当然，实际上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视程度也还远远不够)，对于康德哲学很少给予应有的重视。现在看来，这样做是有些失之偏颇。我们重视黑格尔哲学而轻视康德哲学，究其原因不外是：黑格尔哲学是辩证法的策源地，而康德哲学缺少的恰恰是辩证法。其实，且不说康德哲学并非没有辩证法，更重要的是康德哲学主要靠“自然科学来养育”，它对现代哲学的意义，更多地是启发它们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反思。

篇5：康德的思想来源和思想方法

康德的思想来源和思想方法

莱布尼茨是影响康德的最重要的人物,康德哲学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莱布尼茨的.影子.这可以通过分析康德的早期思想<纯粹理性批判>和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得此结论.当然,康德与休谟、牛顿、卢梭、马克思等人都有思想联系.

作 者：许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刊 名：阴山学刊英文刊名：YINSHAN ACADEMIC JOURNAL年，卷(期)：16(1)分类号：B516.31关键词：康德 莱布尼茨 唯理论 实践论

篇6：康德道德哲学的情感问题

关键词：道德感情;哲学

一、道德情感的内涵

在康德之前，沙夫茨贝利、哈奇逊等使用过道德情感概念，他们把道德情感看作为判断道德的来源和标准，他们认为道德情感是天生的，它让我们拥有了分辨善恶的能力，而康德却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他认为道德情感不是道德判断的标准而是道德的动机。

那么，康德是怎样界定道德情感的内涵的呢?首先，康德把情感分为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前者是内感官接受外界刺激的“病理学的情感”后者是纯主观、不提供认识的，它的根据和对象都是理性的，换句话说，“尽管敬重是一种情感，它也毕竟不是通过影响而接受的情感，而是通过一个理性概念而自己造就的情感” 即敬重不能归为那种偏好或私欲的完全以外在的质料为对象的.“病理学上的情感”。

敬重遵循道德律，因而它会否定偏好、感性冲动，对道德律的敬重是通过智性根据起作用的情感，其实质是纯粹实践理性在拒绝了与它相对立的感性冲动后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道德法则取得了尊严。

其次，道德情感有什么作用呢?康德认为要使道德法则能够影响人的实践行动就需要一个强大一点的动机，因为很多时候理性是软弱的，敬重就是这种出于对法则的纯粹敬重而不需要其他欲求的决断，它作为道德法则向外实现的动机，能够让善良的意向“嫁接”到它上面来并予以认同，而感性的冲动则不会给人道德价值，但是敬重的道德情感却会培养人的道德意向，提升人的灵魂，发现人的价值，改善人的品格。

所以，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

二、道德情感与崇高

敬重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被康德看做是来源于纯粹理性的一种对道德律的尊重与服从的情感，崇高在《判断力批判》中被看做是对纯粹理性的理念的表现，二者在来源上、对象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就连让人产生的感觉也非常的相似，我认为崇高是对敬重的道德情感的升华和提高，崇高作为一种审美情感是以敬重的道德情感作为基础的，否则崇高则不可理解。

崇高与敬重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都是先痛苦而后愉悦的情感，敬重是拒绝感性的要求而使人感到痛苦，在遵循了道德律后又瞬间意识到了道德法则的尊严，从而获得了愉悦的感觉，而崇高给人的感觉是“消极的愉快”，自然对象刺激你形成一个表象，但这个表象无法呈现直观到的自然，它以形体的庞大或数量、力量上的巨大给你造成恐惧的表象，而这时只有寻求理性去使感官表象与理念相符合，让理性去把握这种望尘莫及的对象，感性物的刺激引发了崇高这种绝对大的理念，其实质是对理性本身的认识。

第二，崇高与敬重产生的根本在于理性而不是刺激它的外物。

第三，都对道德有引领和奠基作用，前文说过敬重是道德法则实践的动机，康德说美是德性的象征，这里的审美，主要指美和崇高，但是康德更重视崇高，因为崇高比美更具有接近道德和绝对善的倾向，也就是说崇高比任何审美形态都要高一个层次。

因而康德更重视的是崇高对道德的启示作用，“智性的，本身自在的和目的善从感性上[审美上]来评判，必须不被表现为美，而宁可被表现为崇高，以至于它更多的唤起敬重的情感(它蔑视魅力)而不是爱和亲密的眷恋的情感。”

总之，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多处提到崇高具有道德价值，因而由敬重到崇高的升华正好沟通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而两大批判要解决的是道德与审美的先天根据问 题，而《纯粹理性批判》考察的是知识的先天根据问题，我认为三大批判的指向是第二批判，对于康德而言，技术理性只是工具，需要实践理性的指导，技术理性可以对大自然形成知识，并为人类所利用，但如何使用要与道德、伦理相结合。

而审美作为德性的象征，我认为也是对自然概念的补充，审美能够通过对自然的感动和惊异来追问世界，通过诉诸道德情感将人指向了实践理性，邓晓芒老师还认为康德的自然目的论的终极导向是道德神学，总之，道德哲学在康德的三大体系中占有核心位置，而道德情感无论是作为敬重也好，作为崇高的基底也还，都对两大批判起到了沟通和中介的作用。

三、道德情感的培养

康德认为审美从根本上说就是对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评判能力，而这种能力必须建立在道德情感的较大的感受性上，所以“对于鉴赏的真正入门就是发展道德理念和培养道德情感，因为只有在感性与道德情感达到一致时，真正的鉴赏才能具有某种确定不变的形式。” 因此，道德情感有助于理性存在者道德性的完善，我们也就被赋予一种间接的义务去培养道德情感。

那么，如何培养道德情感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一个是对自己的义务，另一个是对他人的义务。

对自己来说就要珍视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和自由，珍惜自己的身体，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要自杀也不要沉溺于性的享受，因为大自然赋予我们对性的爱是有目的的，就是繁衍后代，它是为了保存物种而规定的，而现在很多人利用性去满足自己低级的欲望，这在康德看来就是对自己理性和人格的侮辱和践踏，康德将这种把自己贬低为动物的行为称之为“性愉快上的自取其辱”。

因此人要时刻保持自己理性的清醒，因为德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很容易沉沦，人的每一次实践都是道德情感、良知和道德律的充分参与下才得出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培养道德情感来滋养道德的心灵，每一次德性的练习都是对道德律的遵循与实施。

参考文献：

[1]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1年.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篇7：康德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

而他的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这些在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康德并没有完全独立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其政治哲学是与道德哲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其道德哲学为基础的。

本文试图通过对正义的分析，对其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进行一些论证并简述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

康德认为对公民的限制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政治哲学的根本在于他认为应当建立在正义、正当和权利上面，而不是功利、效用和幸福上。

这也就是说，其政治哲学是与当时十分盛行的功利主义相对立的，并且是极其反功利的。

康德也曾指出，法律理应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更大幸福，而不是最小部分人的更大幸福，这也是普遍自由的实现的前提。

为此，康德明确指出了立法主体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的自由。

其实在康德那里，正义是与强制联系在一起的。

对康德来说，自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它就是个人的选择自由，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的。

无可否认，自由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是其他概念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三大批判中为自由确立了拱心石的地位。

当然，自由不是意志的创造性选择，而是内心的包含着理性的规律，更何况自由也只能作为主体人的自由，并且康德哲学几乎都围绕着“人”而展开。

他认为，现象的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受自然规律和社会秩序制约的，因而是不自由的;但人也是“自由之物”，因此他有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正是他的人性之最重要和最突出的特点。

康德提出，自由乃是人唯一生来即有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是后来取得的。

因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所以“每个人生来就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对待任何事情，自己不受别人约束同时也不去约束别人的权利。这是每个人固有的本质凭借这种本质，他有权成为他自己的主人。”[1]另一方面，康德又写道，人的自由也应该加以约束，因为他是服从理性的，既然自由是受理性支配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不能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自由，即服从理性的“法则”和“要求”，只有这样，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才有真正的意义。

既然每个人生而自由，也就每个人生而平等。

所以，人与人之间都必须相互尊重，并且在他看来，对人的尊重突出了人的价值本身，即人的理性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也就是平等。

我们只有在对普遍的道德法律的尊重中，才能被看成是平等的，这就需要我们与我们的理智的自我保持关系，并且我们越是能保持这种关系，我们就越是能做到平等，反之，我们越是与感性的自我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形影不离，我们也就离公正越远，故此我们可以推知“理智的自我是我们平等观的源头”，“把所有人都当作人对待”，这一提法的意义就在于让社会及其他束缚人的背景不成为平等的障碍，并要求人成为理智精神意义上的人，一种能获取平等价值的人而不是经验上的人。

这实际上就是把人看作抽象的超越的人而不是经验上的人，并在此为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寻求了终极的根源，公民的权利和人的权利也就此而提出。

至此，康德就把自由作为先天可能的思辨理性的唯一观念。

同时我们可以认为：自由，作为人类不可缺少，不可剥夺的本质，是道德内在的基础和源泉;同时没有自由，政治、法律道德学范畴及其实践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样，康德也就把自由学说的重心落到了现实，落到了社会政治生活，走向他的实践哲学。

而其实践哲学是以道德哲学为核心和归宿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有关人的价值、法权和德性以及人人平等、独立和博爱等一系列问题。

政治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道德哲学为基础，因为政治哲学所牵涉的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福祉，道德和正义在其中必然要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

康德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其道德哲学基础上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道德哲学就是其政治哲学。

他的正义概念来源于他对人的看法，在道德哲学中康德认为，人如果作出不公正的行为，就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就会体验到自己属于一个低下的而不是高贵的族类感觉，这种感觉破坏了人的自尊，因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感。

因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受限制于两种规律，即自然的规律和理性的规律。

这两种规律与两个世界即两种生活相对应，也就是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和本质世界的道德生活。

在本质世界中，我们与价值和动机打交道，这种交道只出现在精神之中。

因此，我们的知识是不受限制的，在此，我们不妨把自己看成是本体，看成是一个意志可能企及的道德和实在。

这样我们就会感受到我们作为本体的一部分不受制于因果律，而是受制于自由的理念。

我们的自由意志就产生于这样把我们自己看成是理性的，不受感性的`因素支配的产物，人就是这种自由与必然的产物。

我们在现象界，要避免把自己看成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在本体界和道德界，又要避免把自己看成是完全受因果律决定的，不自由的。

由于在现象界，人不是自由的，对道德无法承担责任，故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只有从本体的意义上，即理性或先验的意义上才能够成立。

当然，在康德那里道德绝对不可能是来自经验，康德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否定功利主义的。

在他看来，功利主义的理论根据就是从经验中去寻找道德规律及指导原则。

但是由于作为现象的经验依赖自然，因此由经验导出的道德也就不可能会有普遍的适用性。

另外，康德还认为功利主义的哲学家所能够做的至多只是通过归纳法把经验提升为一般性。

康德认为道德律从经验和实然的世界中是推不出来的，它不是世界怎样运动和人的行为是怎样的问题，而是为制约人应当如何行为提供理由，即便是在事实上，无法发现任何这种行为的例证。

康德也正是这样，通过其正义的理论使他那种纯粹的道德哲学由关注本体世界而最终深入到现象世界。

关于他的正义理论，他是通过从道德形而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角度去加以考察的，也就是从道德哲学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去运用道德原则进而考虑正义或权利的理论。

正如前面所说：对人的尊重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尊重人是无条件的义务，同时法律也并不损害道德。

法律的义务所要求的正义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目的同时尊重他人，平等地对待他人的自由。

在康德看来正义观的基本点也就是：正义就是使人作为一个自由人，接受自由的普遍法则而履行自己的职责，所关心的重心是社会整体秩序的合理性和人的价值实现。

所以，究其本质，康德奠基于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政治哲学实质就是法权哲学。

康德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把法制国家之下的公民正义表述为：“一、宪法规定的自由，这是指每一个公民除了必须服从他表示同意或认可的法律外，不服从任何其他法律;二、公民的平等，这是指一个公民有权不承认自己在人们当中还有在他人之上的人，除非是这样一个人，处于服从自己的道德权利加给他的义务，好像别人有权利把义务加给他;三、政治上的独立，这个权利使一个公民生活在社会中并继续生活下去，并非是由于别人的专横意志，而是由于他本人的权利以及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权利。”[2]

法律与道德法则不同，它界定的是人的外在自由而不是人的内在自由，即人民随心所欲行动的自由，只要不妨碍或侵犯他人的自由。

康德认为，国家首先需要加以考虑的是福利，恰好就是通过法律来保障每个人自己的自由的那种合法的体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多样的方式运用自由和追求幸福，国家不能强制性地为人们规定幸福的道路。

他还批评宗长式的暴政把公民当成“不成熟的孩子”，取消了一切自由，损害了人们的权利，即使出于善意也成了“最大的专制主义”。

其实这也就预示着个人与社会不可能处在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中，因为这一原则存在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私人目标与他人目标是冲突的，因而他认为，为了使个人的自由能够得到保证，国家的强制机器是必须的，并一再强调反抗暴君的不合法，革命的非正义。

因此康德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反抗政府都是不合法的并且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因为唯有服从普遍的立法意志才能有一个法律和有秩序的状态。

他认为对一个已经存在的宪法造反就是推翻所有的文明和法律关系。

即使法律损害了个人自身的幸福，这里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能否获得幸福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切实保障的问题。

通过正义的概念，康德确立了对他人行为进行干预的原则，即保护个人的自由。

正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3]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公民社会建立，我们就几乎没有什么正当性再去干预他人的合法行为。

不论是以共同体全体利益的名义，或者甚至以当事人自己的福利的名义都不行。

因为在康德看来，所谓共同体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个人利益的积累，因而不存在所谓脱离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而就个人自己的福利而言，个人就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我们并不知道怎样做才对别人最有好处，我们只知道怎样做才对自己最为有利。

其实，康德对正义的推导并不是从个人的利益和欲望出发的，并认为通过对人的外在关系加以制约正义的规则是从属于他的内在的道德独立性的。

但是，在康德那里却明确地提出了正义就是我们在原则上怎样最好的组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问题。

另外，康德并不是把国家的建立像卢梭那样归咎于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不完备性，而是最终归咎为人的两重性：人能够理性地思维但不能理性地行动，这些都离不开他的哲学在本体和现象上的分裂，而人存在的世界不仅仅是现象世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通达本体世界，这就是康德哲学的意义所在。

他还指出，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在最终意义都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应该做什么?三、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在理论上意义是很小的，并且很难获得准确的回答，它们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的实践的意义。

它们可以让我们去深刻地思考道德的必然规律，因为有了规律，我们就可以按理性的必然的方式行事，而它的意义也正是要帮助人们去发现善以及义务。

这里与卢梭的观点基本一致：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之内还是在这个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还存在着绝对的善，如果一种愿望是为了尊重道德规律或被关于义务的意识所决定，它就是善良的行为、情绪化的行为，而不是道德的行为。

因为道德行为是不顾这些情绪化的冲动，纯粹出自对道德规律的尊重。

其实，纯粹出自对道德规律的尊重是行为的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

三

康德作为古典哲学的奠基者，作为卢梭和牛顿思想的后继者，在综合了两人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因此，根本不同于17到18世纪英法思想家的主要思想。

他的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究竟是经验还是理性决定道德，他的回答明显与经验论是对立的，他认为道德不是来自经验，道德同时也必须脱离经验，如果把道德归结于经验，那么道德就会成为一种主观任意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普遍的、客观的和必然的东西，也就没有普遍的、客观的和必然的有效性，康德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道德与幸福对立起来。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康德正义和道德的关系：一方面法律的正义创造了一种法律的条件来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以便他们能够自己选择，这样就意味着法律的正义为个人的道德自律或者自主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法律的正义并不要求人具有善良的意志，因此，在不依靠善良意志的情况下，它促使人去做合法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本身也是道德所要求的，因而它部分地实现了道德的目标。

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治都是道德的工具。

康德政治哲学的理论贡献在于他认为：道德的评价不是根源于感性人的幸福、快乐和利益，而是超越了这些感性经验的先验的绝对命令，个人必须服从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实际上是指出道德就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存在对个体的要求、规范和命令，人之所以需要理性，在康德看来，恰恰是证明了人不是理性的存在而是感性的存在，因而需要理性来指导他的行为。

在道德领域，需要实践的理性来指导他的自然情欲。

实践理性要求道德与理性统一，而这种统一在经验中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要求道德规律在理性上的善，而不是像幸福那样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善，是一种形式和理想意义上的善，它是一种对于世俗生活的超越。

他认为道德不可避免地走向宗教，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想的信仰。

因为在他看来人的信仰自由有两种：理想的信仰与迷信的信仰。

正是在这些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康德建立了自己的法权理论的正当哲学，法权理论是康德的政治伦理学。

他认为对自己的义务是道德理论，对别人的义务是法权理论。

道德是肯定的，是推动人的行为的;法是否定的，是限制人的行为的。

因此，法权的一般原理即是限制一定自由以便获得“完整”的自由。

这虽然是人们自愿作出的规定，但并不构成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先验的理性的产物，是理念和理想意义上的实践理性。

当然，康德政治哲学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特定的地位，并对后世政治哲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道德哲学从论证绝对命令的意志自由的普遍必然性着手，详尽论证了人的自然权利和主体立法自由与服从的基础，旨在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一个无条件的道德基础。

康德批判了马基雅维利主义，批判了道德上的怀疑论，试图以新的基础重建政治与道德的统一。

尽管道德政治家有时也成为他无法控制的环境的牺牲品，尽管政治中处处充满了不道德的因素，但康德认为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完全否认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因为事实上并非所有因素都是与进步、与改善作对。

因此，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

他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构成了其实践哲学的一部分，是他的道德哲学的延伸。

他的正义概念来源于对人的看法，在道德哲学中康德主张人的道德是进步的。

在他看来，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即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在国际上建立起永久和平都离不开人的道德进步。

这是否表现得过于乐观呢?确实如此，从事实的观点看，道德进步的迹象亦微乎其微，但从人的自律的观点看，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立场呢?如果人确实是有自由的，我们只有采取我们的观点，只有通过有意识的道德努力才能改善我们的处境，促进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

牟宗三认为康德对道德发展的先验性和普遍性的论证，“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令人信服的说明了道德法则的崇高和严整。”[4]

康德对道德哲学的论证，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引起了重大的转向，他把道德的根据和价值标准从主体外部移到主体内部，从感性移到理性，使道德的他律变为道德的自律。

因此他的道德哲学是依据先天理性、道义论和责任论，给出的原则是绝对的道德命令和自由意志，对后世的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思想提供了关于理性价值和尊严的内在基础。

罗尔斯公开承认他奠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正义论在性质上是高度康德式的”[5]，他虽然区分了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所谓公平正义的政治建构主义之间的差别，但仍然认为“一种自律的政治观念便为一种具有理性多元论特征的立宪政体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政治价值基础和政治价值秩序”，公民对正义和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的理解，“建立在他们在跟作为自由而平等之公民观念和作为一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观念相联系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6]

此外，康德在道德哲学中还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人作为道德主体乃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峰，人自由地作为道德主体，才能真正达到最高的自由，实现人的尊严，“个人不是有价值，就是有尊严”[7]。

在当代的人权理论和国际人权公约中都十分强调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可以说处处都能看到康德为后世所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美]M.马奈力.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自由概念[J].哲学译丛.1981，(3).

[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0-141.

[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

[4]德国哲学论丛[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56.

[5]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序言.

[6]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05.

篇8：浅析康德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

1 启蒙主义与个体价值

康德的历史哲学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康德哲学正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承认并尊重人的价值,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个体的独立性在历史运动中日益彰显出来。一个多世纪后,人与神的地位之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但是人的价值一旦凸现,他就急需要通过各种实践行为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康德在对启蒙运动的思考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究竟是否具备充足的理性来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康德继续从自然权利论出发,指出了人具备的自然禀赋会促使其行为合乎自然的目的。人类能够走出自然状态已经说明了,对于自然的认知使人类反思了原始蒙昧状态的野蛮性。进入社会状态即是进入到文明状态中,而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转换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个体理性的出现。理性引领人类走出荒野林莽,走入了村庄和城镇,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人类的历史发展,对康德而言,理性在其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不但,个体价值借由理性的引导在历史上第一次展现出来,而且人类历史也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理性推动历史进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康德亲身经历的启蒙运动,人类的个体价值在此实现了再一次的飞越,这场运动将中世纪的宗教神权掀翻在地,给予人以崇高的地位。在康德看来这正是人类第二次接收了理性的引领,从而为成为世界公民提供了精神前提和思想基础。

2 历史理性与公民社会的建构

历史本身不会给未来以确切的启示,否则,我们就是在默认历史本身具有充分的计划性。人类对于自身担负的历史责任在实际上是没有察觉的。在个人道德的建设中,每个道德的个体通过不同的修为,将伦理化的实践指向内心,如此一来,修身养性便成为一种个人道德升华的必由之路。但是,个体道德的升华很难成为一种集体意识,集体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共同体中到底负有怎样的责任。而历史意识的基本功能,就是在精神层面将五花八门的个体意识统一起来,形成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对于“过往”的认识的知识结构。在这种统一的思想基础上,社会共同体被塑造出来。社会共同体不是狭隘的族群共同体,康德的基本目标是,使人成为世界公民,即在历史理性的指引下,人类将成为世界共同体的公民。当然这个世界共同体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它不是人类族群或国家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也只有在这种社会中,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禀赋才回最大限度的显示其内在价值。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整体”,是实现了普遍理性的一种人类生存状态。而构建这种社会所需要的一个基本前提则是一部“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康德的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于英国革命的实践,一个立足于法治并且使最高统治者受制于法律的国家,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世界帝国。相比于德意志国家当时的社会状况,英国的法治文明对于康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成为“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现实根源。

3 世界历史与自然计划

历史计划论的背后,是对于历史阶段性的总结,康德关于希腊-罗马的历史叙述,是在表达一种有系统的历史发展模式。他的这一表述可能给了黑格尔以极大的启发(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个“世界”的历史阶段划分的论述。)在费希特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表述模式,历史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持续发展,这一线性逻辑的历史发展模式其背后则是对于人类进步可能性的充分肯定。这种历史乐观主义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戛然而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曲折中前进的人类社会(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今天的这段历史)在一定程度内实现了康德的预期。只不过,康德的历史阶段论带有的自然状态论的残余使之成为霍布斯传统的绝唱,同时也开启了近代历史哲学的先河。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可能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按照一张康德所谓的大自然拟定的日程表,逐一的实现各个阶段的目标,最后到达世界共同体(或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历史顶峰。自然计划将导致历史的终结,当然,如果能消除人类社会的各种人为的灾难———尤其是战争———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论是康德的后继者费希特的“完全理性世界”还是黑格尔的“日耳曼世界”,都不能让我们接受历史终结的观点,因此,普遍的世界历史即使有一个被大自然预先拟定的计划,也不会在未来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