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三大精神品格及其现实意义

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三大精神品格及其现实意义（共3篇）

篇1：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三大精神品格及其现实意义

论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及其现象学意义

本文站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高度，仔细清理了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内在含义，试图表明，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是对一切形式的独断论(实体主义)的革命，它通过对以往哲学问题的提法的彻底性翻转所实现的“先验转向”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 者：金高品 魏敦友 作者单位：金高品(31,浙江绍兴文理学院政治系)

魏敦友(530004,广西大学法学院)

刊 名：国外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ABROAD年，卷(期)：2000“”(4)分类号：B5关键词：哥白尼式革命 先验哲学 现象学 实在论

篇2：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三大精神品格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朱载堉,精神品格,意义

一、朱载堉生平及学术研究

朱载堉 (1536—1611) , 出生于河南省怀庆府 (今河南焦作沁阳市) , 是明代我国著名的乐律学家、历学家、算学家。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 郑藩第六代世子。朱载堉自幼对文学、音律、数学产生浓厚兴趣。

朱载堉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古代乐律学、历学、算学、文学、舞学、艺术教育等多个门类, 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式人物”。他前期乐律学方面的著作有《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历法著作有《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 连同之后的《律吕精义》、《算学心说》等, 编撰为《乐律全书》, 为世界音乐舞台创立了音乐发展的基石, 成为日后音乐文化繁荣的基础理论。在朱载堉的乐律研究中, 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第一个创建了震惊世界的“新法密率”——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计算, 成为近代和现代乐器制造的依据。可以说, 现代交响乐团中, 每一种乐器的制造无不是依照了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创世理论。在其他领域, 朱载堉还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第一个用“十二平均律”理论制造出弹拨乐器——均准和管乐器——编排律管;第一个谱写并演奏“十二平均律”乐曲;在数学上第一个提出了“求解等比数列”的运算方法;第一个用珠算进行开方运算;第一个创立“舞学”这门学科, 并为舞蹈教学规定了教学大纲;《醒世词》是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著述。

二、朱载堉的精神品格

1、作为皇室嫡系子孙, 他漠视权位利禄, 表现出他封建政权叛逆者的精神品格

明朝皇帝将其子弟分封至各省、府、州为王, 称为“宗藩”, 皇帝将子弟分封至全国各地一是由子弟们保家卫国, 护卫疆土, 可以让统治者巩固政权。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将子弟们分封各地并严禁其相互往来, 可以免除子弟之间纷争闹事甚至危及皇权。于是, 作为宗藩世子的朱载堉具有显赫的皇族身世, 享受着皇族优厚的俸禄。然而, 幼年读书时, 老师在谈及古代那些能推位让国的贤者时, 朱载堉当即表示自己也可以做到, 这些高尚守节的历史人物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成为他日后学习的楷模。于是, 在他15岁父亲遭受诬告被囚禁后, 他独自筑土屋, 睡草茎, 表现出对皇权厚禄蔑视的个性特点。父亲去世半年后他即以身体有恙为由上疏恳请辞去亲王职位与俸禄, 并最终成为现实, 这在当时“人人争慕权贵”的社会环境中确实是千古罕见、难能可贵的, 显示出朱载堉漠视权位与利禄的叛逆者的精神品格。

2、作为一个有责任心世袭王子他直言上疏政治弊病, 表现出忧国忧民精神品格

在明代的宗藩制中, 亲王只享受俸禄不许过问朝政。但朱载堉和他的父亲朱厚烷则是饱受儒家教育的忠孝子弟。当时嘉靖帝崇尚道教, 期盼成为仙人而长生不老, 于是在民间采香采木大肆营建道观, 聘请道士入宫, 加以官爵, 又令各地进献各种宝石和金银珠宝, 导致国库亏空。耿直的朱厚烷挺身而出, 直言上疏, 谏言治国大计。朱载堉和他父亲一样, 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世风的好坏、社稷的发展, 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上书皇帝恳求让宗藩的子弟能和平民一样公平参加科举, 发挥治国才能, 改变了几百年来实行的宗室只能靠领取岁禄粮米生活, 不得应举入学做官的窘境。

3、作为长期生活在民间的王爷他关心最底层百姓的疾苦, 显示爱民的精神品格

明嘉靖年间, 全国每年都有几个省份严重受灾, 劳动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嘉靖三十四年的地震灾害使河南、山西黄河两岸居民死者达83万, 而嘉靖帝为了长生不老还在大兴土木修建斋醮, 派使者向全国各地甚至出海外搜集珠宝和香料, 致使“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 因以渐替。”《明史·世宗纪》皇帝的无道终导致各地农民起义、矿工暴动、边境少数民族反抗事件不断发生。朱载堉广泛地接触了最底层百姓, 深深地了解到人民大众生活的疾苦。民众的苦难激起朱载堉的悲悯之心, 他以忧国忧民的“士人”情怀, 向皇帝建言, 为最下层的民众谋求生存利益, 显示他亲民爱民的精神品格。

4、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懈追求, 表现出精益求精的治学品格

朱载堉从小就显示出对学术的专攻, 《明史》本传说他自幼“笃学有至性”。在父亲被禁锢时, 他以十五岁少年的坚强内心, 独居城外土屋, 发奋攻读, 为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父亲被复爵后, 他恢复了“世子”身份, 但仍然醉心于学术研究, 表现出异与常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为了找到计算十二平均律的数学方法, 朱载堉自制了八十一档的双排大算盘, 用于开平方、开立方, 最终计算出了十二平均律的准确参数, 详尽程度超过我国古代专门的数学专著。正如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对朱载堉的评价:“开方的方法既非朱载堉所发明, 精于打算盘也无所谓学术价值, 但他开方的有效数字达二十五位数, 恐怕自古以来的数学家, 也只有他是唯一最精确而又耐心的人。”朱载堉的大量研究著作, 他都是多次润删, 力求精益求精, 并亲自雕版和印刷。

三、朱载堉精神品格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1、作为财富拥有者, 他甘于放弃, 给当代既得利益者以启示意义

朱载堉是受皇帝册封的亲王子孙, 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国家俸禄, 还有他封地内的供奉。他虽然是个既得利益者, 但他时刻关注着朝廷的施政和底层社会的发展, 深切地体会到社会吏治腐败、政权无力、政权积弊难返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儒学“以天下为先为己任”, 安邦济世的历史责任感, 使他有一种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弘毅扬道的自觉意识, 这种家国责任感超越了个人的安危与利益, 为国家为众生以身殉义, 以身践道, 阐述自己的救国主张, 而不顾及是否会重蹈父亲的覆辙, 给自己和家族带来灾祸。但他不避祸福生死, 毅然向皇上条奏自己的政治主张, 显示其求真务实的政治才干。在当今社会, 国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一己之利, 阻挠改革的进行, 使得我国目前在人民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上仍存在较大差距。相比较于五百年前的古人, 我们当代这些只顾抱着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放的“特权拥有者”着实应该汗颜。只有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 人们才会迸发出强大的竞争力和创造力, 继而使每个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朱载堉淡泊名利、甘于放弃的精神品格给当代人重要的启示意义。

2、朱载堉“亲民”情怀给当代的地方执政者以示范意义

以朱载堉“世子”和“王爷”身份, 他本可以享受“金衣玉膳、高车驷马”的生活待遇, 但他从未以官位和厚禄自居, 常常是“布衣蔬食、悬头劬劬”, 生活简朴, 被当地百姓冠以“布衣王爷”之称。他广泛接触最底层的劳动人民, 往来于工匠、农民、民间乐工之间, 既是他学术研究的需要, 也更让他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疾苦, 才会有他后来上疏皇帝为民请命的行动。朱载堉这种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朴素生活作风对当代的地方执政者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在当下,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成为党改善民生福祉、维护群众利益的目标。密切与群众关系,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是新形势下执政者工作的新特点。因此、地方执政者深入群众, 虚心向群众学习, 诚心接受群众监督, 始终植根人民, 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在“立信”上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是当代执政者应该具备的执政理念。

3、朱载堉学术上的独立人格在今天有重要意义

朱载堉具有德才兼备的学术政治家的情怀, 立志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人民造福。虽然当时他的学术思想并不被政府和世人重视, 更没有被推广应用, 但他没有因学术上的孤掌难鸣而消沉, 从不附炎趋势, 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 而是摆脱了物质上的利害关系, 忘怀了个人及家族物质利益的得失, 挣脱了现实生活中影响他学术研究的庸俗无聊的的束缚与影响, 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在学术研究中获得了他存在于世间的生命乐趣、精神上的满足与欢愉。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者来讲, 学术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孤独之旅, 而有的学者经不住现实社会的物质诱惑, 为了名利, 往来于社会企业之间, 热衷于参加各种商业活动, 为自己赢取物质利益, 有的甚至不顾学术精神, 做出有违与学术道德的事情, 为学术界所不耻。相比于古人朱载堉, 今天的某些学者们确实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4、他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的治学精神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态度有具有重要意义

朱载堉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他对古人的成果都是尽可能地全面阅读、了解并研究, 但他又不拘泥于前辈的论断, 而是亲自加以实践, 在检验中验证已有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事实之间的差别, 在比较、总结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自己的创新研究。比如在乐器制作方面, 由于他长期和乐工、琴师打成一片, 甚至亲自参加演奏, 因而积累了丰富的音乐感性认识, 从而可以把自己的音律理论和乐器制作结合起来, 亲自选材、加工制作出乐器, 并详细记录乐器制作过程以传后人。朱载堉这种边实践边研究的学术活动对于我们今天的许多学术研究者来说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曾已何时, 学术造假行为不断被爆出, 其根源在于我们今天许多搞学术者囿于优裕的城市生活, 脱离了广大群众, 脱离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 靠着互相抄袭, 闭门造车, 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罗列数据、捏造事实, 还称之为学术创新, 实在是有违于“学者”之名。因此, 朱载堉这种从不牵强附会、不凭空臆测而力争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的学术研究态度值得今人去学习和践行。

参考文献

[1]戴念祖.天潢真人朱载堉[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 4.

[2]杜景丽.乐圣朱载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10.

[3]邢兆良.朱载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

篇3：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三大精神品格及其现实意义

海德格尔以语言先于物的观点,追溯词源,从语言的角度思考存在,海德格尔认为:1)词语让物成其为物,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2)词语崩解处,物才存在。即语言作为对物的描述,只有当它回归到原始涵义,才能揭示人如何接近物,接近物本身的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希腊语中“涌现(Physis)”“无蔽(Aletheia)”“聚集(Logos)”这三个基本词汇是对“存在”的描述。海德格尔说,要从存在者之存在角度来思存在者本身,而又使存在者“保持原样”,不受“扰乱”。基于这种对存在的理解,他做出了“真理”之思。尤其从“无蔽”意义上来思考“真理”。

海德格尔所指的“无蔽”,也就是“澄明—遮蔽”的“源始争执”,即存在一方面使存在者彰显,一方面“隐匿自身”。这种存在者的澄明与遮蔽,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者的真理。存在者一分为二,世界为显,大地为隐,所以,存在者之真理就是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真理的发生也就使“隐”通过“显”凸现出来,“显”基于“隐”。孙周兴博士解释为:真理的生成实际上就是从“存在之真理”到“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存在之真理必定要实现出来而成为存在者之真理。

海德格尔说:“道说乃是大道说话的方式”。道说意即语言,大道意即存在,但这里的语言与存在区别于常用的含义,语言不再是狭隘的人言。它的意义在于,表明了语言根植于大地,展现着存在的方式。正如不同地区方言的差异,体现着这些地方深层次文化传统的差异。作为存在者的语言,其“显”展现着存在的“隐”。

真理从“存在之真理”到“存在者之真理”,可以理解为,存在在“用”存在者,用于化无形为有形,完成“不可说”到“可说”的转换,即“存在之真理”就生成了。

2 栖居的含义——“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

对栖居的理解,同样追溯到语言的源始含义,来阅读作为大地之子的人存在于世上最本质的需求。海德格尔倾听了语言的呼声:“古萨克森语中的‘wuon’和哥特语中的‘wunian’,就像bauen这个古词一样,也意味着持留、逗留。而哥特语中的‘wunian’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应如何经验这种持留。wunian意味着:满足,被带向和平,在和平中持留。和平(Friede)一词意指自由,即Frye,而fry一词意味着:防止损害和危险,‘防止……’也就是保护。自由的真正意思是保护。保护(Schonen)本身不仅在于我们没有损害所保护的东西。真正的保护是某种积极的事情,它发生在我们事先保留某物的本质的时候,在我们特别地把某物隐回到它的本质之中的时候,按照字面来讲,也就是在我们使某物自由(即einfrieden)的时候。栖居,即被带向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das Frye)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保护,它贯通栖居的整个范围。”

栖居即人“逗留在大地上”,人在海德格尔眼中是暂存的生物,是“终有一死者”。他是短暂的,是时刻奔向死亡的,那么,对于他而言,栖居的保护作用意味着什么。

“终有一死者”生活在大地上,感受着大地的开花结果、岩石溪流,与之同样的生命力;“终有一死者”生活在天空下,感受着苍穹的无垠和星辰的变幻,“终有一死者”期待着神灵,以安顿自己的内心,“终有一死者”承受着死亡这一自己无法避免的命运。

栖居作为“终有一死者”的存在方式,必然集合了这些需求和特性,而“终有一死者”正是通过栖居实现了他在天、地、神、人间的存在。这样,栖居的保护也是四重的。正是如此,四重保护“集结”于栖居,一体地体现。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就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物之中而言,栖居作为这种保藏乃是一种筑造”。

3 作为栖居的筑造——对建筑中人、位置、空间关系的理解

海德格尔提出“作为位置而提供一个场所的那些物,我们眼下先称之为建筑物”。筑造产生一种独具方式的物,它有一个位置,必须可以“集结”四重整体,提供一种场所以融四者为一体。与之相连的是诸空间,诸空间的含义并非多个空间,而是相对于“这个”空间而言的。“这个”空间是数学意义的,它可以有三维尺寸,可数据化测量,是一个直白的描述,但是它不包括场所和位置,在那里,找不到精神,找不到特性。诸空间不同,人通过作为位置的物提供的场所感受诸空间,体验着位置的存在。它是精神意义上的。人要到达一个位置,要穿越诸空间,他首先已经在那里了,只有与之同维度,才有可能到达、穿越。亦即,人感到物的位置与其创造的场所,而非将其数据化,才可能栖居。

也就是说,“终有一死者在栖居之际根据他们在物和位置那里的逗留而经受着诸空间。而且,只是因为终有一死者依其本质经受着诸空间,他们才能穿行于诸空间中。”这种人与位置、空间的关联,就是栖居体现在筑造中的本质。

4 我们在哪——“真理—艺术—技术”的思考

这个“商业—技术时代”,我们处处听到民众谈论住房困难,听到政府提出开发政策,听到专家学者对历史街区的保护的呼声。但是,当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量化,可以用来交换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我们眼里有一块巧克力多少卡路里,有股票涨跌百分比,有房子净面积几十几……忙于计算,忙于纯粹的技术,这种状况下,能够看到的只是长宽高了然于胸的“这个”空间,那里没有位置,没有为了栖居而提供的场所。

跟随海德格尔进行的“真理—艺术—技术”的思考,作为艺术的“诗”与“思”是对存在的“具现”,是天、地、神、人的“集结”,艺术是“存在之真理”的一种“根本性发生”,艺术是对“隐”的“显”,它在“解蔽”,展示着存在。而技术则不同,它不在艺术的对立面,不是为“存在之真理”直接所用的话语,只是对已敞开领域的“扩建”。它们都为了探索、体现真理而存在,但所处位置全然不同。

5一种现象———人在技术层面面对精神问题不知所措

在这个“技术—商业时代”,我们的生活被量化的划分为生产、消费、流通、交换等领域,每一领域被更细的划分。分工细化、技术专业化,建筑功能也如同人被分为医生、律师、工人一样,被清晰界定,物质与技术统治着“世界”,人也是这一庞大技术组织的一部分,而非那个栖居者。人越来越难“达到”物,他们之间有着深深的沟壑,人在规划城市、建造高楼、疏导交通,迷恋于技术层面的结果是忙碌到不用聆听与思考,如同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描述的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人,一整天的流水线工作之后,回到宿舍做“填字游戏”。不是人在用技术,而是技术把人同化了。

6结语

“无家可归的状态乃是把终有一死者召唤入栖居之中的唯一呼声”。古人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终有一死者”的人在大地上的存在依然有效,而思想的深邃正是在于它的召唤力量。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筑.居.思[EB/OL].孙周兴,译.http://www.97renven.cn/forum/showthread.php?t=5196.

[2][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EB/OL].孙周兴,译.http://www.xici.net/fashion/b2614/b159104/b159104/d37215915.htm.

[3][挪威]诺伯格.舒尔茨.存在.空间.建筑[M].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4]孙周兴.在思想的林中路[EB/OL].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szx.htm.

[5]孙周兴.一种非对象性的思与言是如何可能的——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条路线[EB/OL].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szx.htm.

[6]孙周兴.我们如何接近事物[EB/OL].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szx.htm.

[7]孙周兴.我们时代的理论姿态[EB/OL].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sz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