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通用8篇）

篇1：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三国杀是一款桌上游戏或说是棋牌游戏，它以卡牌的形式，结合了三国时代的历史背景，集合历史、文学、美术等元素于一身，成为年轻人们热衷的游戏。我也是这款游戏的忠实玩家，对其中的内容的理解可能也异于常人。在我看来，三国杀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素养的，它甚至可以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与文化交接起来，下面由我细细道来。

一、三国杀中的桃文化

为什么要提起桃这一元素呢？因为在三国杀里面，每个武将都配备了一定的体力值，而桃则是恢复武将体力的唯一物品。而华佗能将红色牌当作桃来使用，因为“红桃”才是符合实际的，而“黑桃”只是人们假想的一个与“红桃”相关联的东西而已。

让我们回到桃上。桃在古代有着长寿的含义，在传说中，桃是神仙吃的果实。吃了头等大桃，可“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庚”；吃了二等中桃，可“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吃了三等小桃子，也可以“成仙得道，体健身轻”。正因为此，桃子被称为“仙桃”、“寿桃”。在《西游记》里，天官里的王母娘娘做寿时，就曾设蟠桃盛会招待群仙。而齐天大圣孙悟空，以及他的子孙们，均是以桃子为粮食。民间把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也用桃象征长寿，作为祝寿礼品。由此看来，桃确实在中国古代担任着不一般的使命。

另一个方面，桃在古代中也有着避邪的含义。桃具有巫术辟邪功能出自于古来的鬼畏桃的观念。《山海经·海外西经》曰：“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夸父是追赶太阳的英雄，桃林是他的手杖变成，自然带有了一种神气。又传说，度朔山上有一颗大桃树，桃树的东北就是万鬼出入的鬼门，神荼与郁垒两位神人把守着鬼门，在桃树下检阅百鬼，发现有作恶的鬼，他们就会用苇索绑了拿去喂食老虎。后来黄帝教人“立大桃人”以驱除鬼魅，人们在腊月除夕挂桃人、垂苇茭，画虎於门，当是该方的延续。作为意识性的巫术观念，却逐渐演化为具有实用性质的稳定的民俗习性，进而发展成鬼畏桃的观念。传说中有桃木立于鬼门关前，对百鬼产生震慑之力，在古人看来这是因为桃木乃是五木之精，所以可以用作巫术灵物。西汉无名氏著《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今之作桃符着门上，压邪气，此仙木也。”桃木吸收了五行之精气，所以被神化为能够制服百鬼的仙木，由此围绕桃木的有关巫术辟邪功能被不断地开发出来，由此，在传统民俗观念中，桃木是可以避邪的。那么桃避邪与体力恢复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在古代，人类的平均寿命十分短暂，即使是到了空前鼎盛的唐朝，人均寿命也只有27岁。所以，桃能避邪，即有躲避灾祸的能力，那么人的寿命就不会因为鬼怪滋扰而变短，从而能达到延长寿命（恢复体力）的效果。

综上所述，桃之所以成为体力恢复的物品，确实是与它在古人内心的地位和作用紧密联系的，三国杀中体现着桃文化。此外，三国时期还有十分著名的“桃园结义”，刘关张结义于桃园，也是可以恢复体力的。多个朋友多条路，这一点在古人心中恐怕也是存在的。桃，在古代还有这更深厚的内涵，我们就不再挖掘了。

三国杀中的酒有两个作用：一是濒死时使用酒可以回复一点体力；二是喝酒后出杀伤害加一。那我就分成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酒也有类似于桃的作用，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强。那我们得研究一下三国时期的酒文化了。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三国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无论是技术、原料还是种类。而且，酒也是三国时一种最流行的饮品。而三国时的酒风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盛。“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陶元潜《三国食货志》）。而“盛”即可对应两个方面：嗜酒如命和酒风剽悍。其中嗜酒如命与三国杀中的濒死时使用酒可以回复一点体力密切相关，酒风剽悍则与喝酒后出杀伤害加一有所联系。

嗜酒如命，那么，在濒死的时候，喝上一壶酒不就让命又硬朗了不少，这不正就解释了酒的作用了吗？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三国时期嗜酒如命的这种风气。嗜酒如命主要指的是喜好喝酒。孔融好酒很典型，甚至不惜为酒和曹操产生矛盾：“黄巾将至，融大饮醇酒，躬自上马，御之涞水之上。” “太祖制酒禁，而融书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崔琰传》）王蕃丁冲都好酒，甚至为此丢了性命：“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重臣，蕃沈醉顿伏，貉疑而不悦，轝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斩之。”（《王蕃传》）。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后数来过诸将饮，酒美不能止，醉烂肠死。（《魏略》）可见，在三国时期，酒与人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酒风剽悍则是三国时代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因为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免不了要犒劳将士，大块吃肉之际，便是大口喝酒，所以剽悍的酒风的出现是一个时期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的一种体现。也许是将军受了士兵的影响，或是将军要给士兵做榜样，三国时喝酒与阶层关系并没有冲突。与此同时，酒具有养生之效，一个人喝了酒才能“有力”，无论是办事还是打仗都可以事半功倍，所以，在三国杀中，武将喝了酒，出杀伤害加一是有一定历史素养的。以下是一些三国时期酒风剽悍的历史记载：刘表宴请宾客时：“„„设大针於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劖刺之，验其醉醒，是酷於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松当盛暑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於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湖有避暑之欲。”（《典论，酒诲》）孙权一直给人很儒雅的感觉，但在喝酒方面却是很剽悍的：“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重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张昭传》），喝酒要喝到从高台上掉下去„„这样的劝酒方式实在是很凶。“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虞翻传》）。虞翻因为装醉竟然惹得孙权想要杀了他，这样的喝法很激烈。曹操饮酒之剽悍也是不容忽视的：“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典韦传》）

总结起来，酒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又是人类所特有的产物。透过三国的酒文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三国整个时代的特点。我认为了解三国酒文化的意义在于，这不仅是一种针对酒的了解，也是通过酒，了解其文化形式，透析这种文化形成的根本的原因及其对三国历史的推动作用的了解。

玩过三国杀的人都知道，三国杀中的每个武将的都具有一定的技能，比如刘备有“大德”、诸葛亮有“空城”、孙尚香有“结姻”、赵云有“龙胆”、徐晃的“断粮”、庞统的“连环”等等，这些技能都是与历史人物的生平履历或性格特点向匹配的，并不是胡乱捏造或是弄虚作假，尊重历史的同时也显得有历史沉淀感。

在每个人物施放技能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语音配合，这虽然不是什么呈现游戏的特殊方式（很多游戏都有配音，而且更加复杂精美），但是三国杀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配音内容：内容大多是以三国典故为基础，稍加改动而成。配音主要体现一个历史事件，或是个人特点、人生态度等等。其中比较为人所知的是： 刘备

大德：唯贤唯德，能服于人。

典故：《三国志》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书》曰：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这不仅仅是刘备礼贤下士的真实写照，也说明了刘备的个人修养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诸葛亮

观星：观今夜天象，知天下大事！

典故：《三国演义》孔明曰：‘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第一百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禳星”、“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对孙武、孙膑兵法皆有研究，对各种阵法娴熟于心，如对孙武“火攻”，孙膑“月战”等都有借鉴，尤其善观星相，知“六甲之法”，是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天文学家。孙尚香

结姻：夫君，请小心身体。

典故：《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有诸兄之风，侍婢百馀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孙尚香为三国时期吴国人，后嫁与刘备。孙夫人勇武强悍，刘备非常怕她，夫妻相疑如大敌。两国联盟破裂之后，孙权将妹妹接回了东吴，夫妻从此断绝了关系。

赵云

龙胆：赤胆平乱世，龙枪定江山。

典故：《三国志》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率大军欲回夺汉中。刘备亲率军相迎，赵云与黄忠与敌交战，黄忠前去截取曹军军粮，逾时未归。赵云率数十骑接应，遇逢曹军主力，边战斗边退回军营，偃旗息鼓，大开营门，摆设空营计。曹军追至，中其计，疑有伏兵而退。赵云急令鼓号齐鸣，劲弩齐发，曹军溃败，军士乱行落汉水与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刘备明日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日战处，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其胆识计略令三军敬服，战后全军皆称云为虎威将军。

徐晃

断粮：断其辎重，乱其军心。

典故：“太祖拔白马还，遣辎重循河而西。袁绍渡河追，卒与太祖遇。诸将皆恐，说太祖还保营，攸曰：“此所以禽敌，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辎重饵

贼，贼竞奔之，阵乱。乃纵步骑击，大破之，斩其骑将文丑，太祖遂与绍相拒于官渡。军食方尽，攸言于太祖曰：“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荀+大）锐而轻敌，击可破也。”太祖曰：“谁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涣邀击破走之，烧其辎重。”

庞统 连环：舟船成排，潮水何惧？

操再三请问，统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军皆无疾病，人安稳而获全功。”操又问之，统曰：“盖因大江之中，潮升潮落，风浪不息；中原之人，不惯乘舟，至使生患。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答，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若乘此舟，任随风浪，潮水上下，有何俱哉？”操下席而谢曰：“非先生良谋，安能破吴耶！”统曰：“愚之浅见，丞相自裁之。”

以上的三点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也许许多地方都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的，但这也是我的思想吧！以后有人会提出内容更加详细、理论性更加强的观点来也未可知。总而言之，三国杀表面看起来只是一副普通的牌，仅用于娱乐消遣，但是实际上，这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对三国时期社会的一种探索。在我们身边，传承文化载体的也绝不止这一种，我们更应该关注生活、关心身边易于被大众接受的东西，因为他们既有可能传承了文化，但同时又已经是我们当代的文化现象了。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就从身边做起吧！

篇2：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自小我就是一个吃货，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长大了要吃遍世界上的美食，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很是单纯，可爱。上了周老师您的课以后我知道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老师的课很生动有趣，我们从不会感到无聊，今天我想用这次期末作业来表达我对饮食的热爱，希望可以用自己浅显的观点来看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接下来我会从以下几方面来介绍饮食文化和中国社会变迁的联系。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众所周知的。古人也云：民以食为天，所以“吃”真的很重要，我从小就立志于做一个资深的“吃货”。近几年来，有个很火的节目是关于吃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它的节目制作人说：“该节目是美食和历史的交织参拌，《舌尖上的中国》在呈现各色美食之外，展示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原有的大家族也在发生变化。通过饮食的故事，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所以《舌尖上的中国》有了一层厚重的历史感。”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的，不同地区的人吃什么，这其中涵盖着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的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饮食文化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中华饮食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所以，就请跟着我的脚步让我们在饮食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去感受一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吧。

还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中国人吃的像个人样，中国饮食文化经历了从吃粗粮到吃细粮的变迁。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萝卜、大白菜一度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菜，并代替了粮食。家家户户都在腌制咸菜，似乎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几近无限量”地包顿饺子。偶尔有重要的客人，也会安排杀鸡杀鸭招待。一般的家庭中，女性仍然没有习惯上桌同客人一道吃饭。尤其是中小型城市，餐桌上只有家里的长辈和男人们。在二十世纪50年代前，健康的标准是“只要求不生病”。二十年后，这个标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代还没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最甜的烤红薯和爆米花也只是孩子们偶尔才能享受的。这个时代的符号很相似：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他们的理想很简单：吃的像个人样。

到了八十年代，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人，餐桌上“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盛。尤其到了中后期，在城市居民的菜篮子中，一年四季都可以装满各种各样时令蔬菜水果。从初期的粮油、副食品敞开供应开始，所有的票证都被逐出历史舞台时，也预示着一个新“饮食”时代的到来：以往逢年过节才端上餐桌的红烧肉，已经慢慢开始增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三文鱼和鲈鱼，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每个人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生活水平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但虽然如此，能够明显提高身体素质的牛奶，依然还是没有在这个时代中普及。直到中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把禽、蛋、奶、水果、蔬菜等等包括在菜篮子工程里统筹解决。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80年代后期，粗粮食品逐渐从百姓的餐桌上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粗粮成了配角。一些粗粮已经被淘汰，与此同时，野味和海鲜也逐渐开始出现在人们饭桌上。从这些“新鲜”的菜肴中人们依稀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已经到来。

来到了九十年代，从这个时代初期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吃风大长，一年在餐桌上甚至能吃掉上千亿元人民币。鲍鱼、海参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菜肴的品类和档次也开始步入历史顶峰期。在这个时代的餐桌上，尤以鲍鱼为吸引眼球。自古以来，这道菜就是尊贵生活的象征。在各个朝代，吃鲍鱼往往是豪门贵族、帝王将相才能拥有的幸福享受。尽管它的营养成分并不是最齐全的，但它给人的心理满足却非同一般。已经消失的粗粮意外地受到食客青睐，再次回到餐桌，重新成为中国人饭桌上的新宠。与此同时，国人把牛奶从特种营养品的位置摆上了普通的餐桌，中国乳业于是开始高歌猛进，进入一个超常发展时期。随着生活的富裕，中国菜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口味。俄罗斯西餐、法国大菜、意大利比萨、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美国麦当劳等纷纷进军中国，中国人不出国门便能吃遍世界。这个时代的你无论走到何方，大街小巷各种档次和风味的餐厅与酒肆都随处可见。但是随之而来的健康恶果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心血管、肿瘤、糖尿病、肥胖症持续攀升，已成为死亡率较高的疾病。于是，人们就得开始大规模地减肥

如今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吃并选择着；麻辣小龙虾、香辣蟹、水煮鱼，都是这个时代的餐桌文化。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突如其来的一场SARS病毒，以及层出不穷的诸多“黑幕”曝光，让很多都市人群的腹中馋虫都被杀死。人们开始呼应健康主题，对回归自然的“水果蔬菜”重新重视。调查显示，当今一半以上的都市人都把水果纳入每日健康必备品。大批商家针对市场，及时推出各种“自然绿色系列食品”，理由是清新健康。牛奶的发展进入颠峰时期，纯牛奶、脱脂牛奶、加钙牛奶应有尽有，数不胜数。人们在市场上挑剔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落在鲜货上，而不是价格上。什么食品有营养，什么食品能防衰老，什么食品搭配能够保持身体的酸碱度平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清醒而及时地”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篇3：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一、个性化教育的含义

关于个性化教育,中外学者有多种解释,笔者将2010年我国颁 布的《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的 “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 提供适合 的教育”作为个性化教育的含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个性化教育的影响

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其他三种文明都断裂过,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间断。一个重 要的原因 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民族的根。然而时至今日,深植于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个性化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1.教育理念的单一性

我国古代教育 思想是以 “三纲五常”的伦理为中心,以德育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教育思想。自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形成发展到被社会统 治者所接 受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了封建社会政治、教育的主导思想。这种 思想是封 建社会的 政治、精神支柱, 经过历代 教育家的 改造、丰富,它的稳定 结构日益 被强化。如今,强大的儒家思想仍然深刻地影响甚至主导着中国的教育理念,教育的制度、目标、内容、过程等无一不受其影响,其他思想的渗透影响微乎其微,个性化教育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2.教育目的的政治性

教育目的即教育意欲达到的预期结果。教育目的是由国家规定,是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它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对教育目的的表述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不同的。概括起来,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第一,我国教育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思想;第二,我国教育目的有鲜明的政治方向;第三,我国的教育目的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自秦朝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汉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大一统”之后,这种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便一直左右着我国 的教育目 的,而成材、成器,走上仕途也成为许多学生的终极目标。这种教育是排斥个性、压制自由发展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也容易丧失自我。

3.教育评价的机械化

教育评价是以一套经过严格设计的教育评估程序,从多种角度和方法来评定教育成就和教育成 果的方式 和方法。然而中国的教育评价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考试为主,对人才的评判没有达到科学、客观,没有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综合评价人才的素质,大型的考试还是延续着一考定终身 的模式。在短 时间内,中国教育无法对每个学生都进行个性化评价也是与我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密切相关的。中国的科举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以其权威性和政治性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评 价意识,作为一种 考试制度,其完备性无可指责。但是,由于这种考试只看重教学的选拔功能,忽视了教学评价的激励和促进等其他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教育评价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也使得中国个性化教育缺失,它对我国教育评价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分析,笔者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国个性化教育缺失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要以辩证批判的思想来尝试解决人的个性化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内在冲突问题,破除群体本位、自 在自发的 传统文化 模式,重拾人的主体意识,实施多层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以个性化为基础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以期能够对中国个性化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

摘要：中国个性化教育的缺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从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和教育评价这三个维度来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个性化教育的影响,试图找出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个性化教育的发展。

篇4：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关键词：三国演义；中国；道德；文化

《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普遍为人们接受，还有更为深刻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社会思想的因素。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它正反映和适应了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从而又影响着我们民族固有的性格和精神心理的形成。

一、《三国演义》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在我们中国，《三国演义》这种东方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蕴含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儒学，成为几千年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表现在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就是重人生、务实用，看重群体关系，强调伦理道德内省和教化作用，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过长期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自然就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一面是民族传统的优良品德，前者奴役人民，压抑甚扼杀人的主意识和个人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社会变革；后者则是我们民族得以凝聚、同化、生存、发的精神力量，“惩恶扬善”是这种价值观念的核心，“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这两种文化心理，既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渗透的。有的时候，这两者还可以达到表层结构上一致，尽管它们的出发点和目标并不一样。例如在下大乱之后，人心向往统一，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望自己能一统天下，并且使这种统治长期巩固下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也希望能结束分裂和动乱，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统治者提出统一天下的口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应 了人们的愿望，而封建的正观念也就不知不觉地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影响。

故事情节设计上，在忠与奸、正与邪、仁德与残暴、信义与狡、廉节与贪赃之间，人们当然推崇前者而排斥后者。虽然对于忠义仁德，人们的理解是不相同的，但总觉得比奸诈邪恶要好得多。每逢外侮相侵，国家离乱之际，人民就盼望有岳飞式的“精忠报国”人物出现。 人们往往对岳飞的“愚忠”并不深究责难，而绝对痛恨秦桧式的“奸臣”，对岳飞的壮烈悲剧，则激发起崇敬之心。这就是积淀在中国人心理深处的那种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在起作用。 《三国演义》正适应了这种文化心态，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对英雄人物的崇敬，渲泄了爱憎分明的民族感情。东汉末年，奸妄当道，诸候争夺，相互残杀，人民痛苦不堪，希望有道的明君出现，小说里就产生了一个宽仁厚德体恤黎庶的刘备，他恰好又是皇室后裔，人们自然把“真命天子”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当时纪纲废弛，贪官污吏横行，人民希望有一个贤相能人出来治理天下，于是小说中就出现了智慧和忠贞化身的诸葛亮，单是他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就使千载以来的士人击节咏叹不已。

二、对贯穿全文的“忠义”气节的理性思考

《三国演义》中，毛宗岗评道：“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鲁迅先生曾评价为：诸葛竟是智绝，关羽是义绝，曹操是奸绝。作品以诸葛亮为“忠”的典型，以关羽为“义”的化身，涉及到“忠义”观问题。曾几何时，“忠”与“义”大起大落，褒贬不一，我们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作一番探讨，已达到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新的评价和认识。

关羽“忠”与“义”的观念和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作者竭尽全力塑造的忠义勇的理想人物，对于关羽性格中忠、义、神武的主导方面，《三国演义》中有诸多精彩的描绘：温酒斩华雄的英雄气概，光照千秋；斩颜良，诛文丑的赫赫战功，超群绝伦；刮骨疗毒的刚毅精神，令人钦敬；千里送嫂的道德风范，传为美谈；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义品格，感人至深。但是作者在塑造关羽形象时，并不以神化为目的，而是在写他性格主导方面的同时，也不避其短地描写了他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关羽的“忠”与“义”，也應该包涵他的勇，我们认为这样才是完整的。作为一员武将，关羽的形象确实是罗贯中精心塑造的艺术典型之一。为了义气，置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利益于不顾，置军令状于不顾，正是关羽性格上的最大弱点，放跑了曹操，意味着对刘备的背叛。其实，不光只是毛宗岗，中国人爱关羽，是把他的缺点也看作美德而一起爱，这是对“义”认识上的误区造成的。

可以说，关羽在道义上是高尚的，但他在政治上则出了问题。忠与义自身的矛盾，有时是不能够和谐的。宋元以来人民群众对忠义的看法，更强调做人要有义，故人们轻视政治立场，而重视人与人的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民群众觉悟的表现。

关羽除外表的风度神采为人所敬仰外，他的内心世界也是极为丰富和高尚的。比如重视友情，是中国人民所公认的美德之一。关于不但与刘备、张飞、赵云等十分友善，就是与敌对营垒中的张辽、徐晃等也是很重视友情，当然对关羽内心精神世界揭示得最深的，还是对 “刮骨疗毒”一事的描绘。在刮骨之前，作者以华陀的话，一再强调刮骨的痛苦，两次重复

“恐君侯惧耳”。突出这种痛苦，非一般常人所能够忍受的。开刀前，又详细地说明做手术 所需要的手续、设备和准备。 这些是为了在手术的过程中病人承受不了痛苦时，而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可是关羽自认为他不是世间俗子，能忍受任何巨大的痛苦，用不着这些。手术进行时，“公饮酒食肉，谈笑奕棋，全无痛苦之色”而旁观者见到“陀用刀刮骨，悉悉有声” ，不难设想，此时他肉体上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啊，没有非凡的勇气与毅力，没有超人的忍耐和自制力，是难以表现出这样的从容与儒雅的。通过这些人物性格的描写，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跃然纸上。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作者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三国演义》虽然思想内容复杂，甚至存在着封建糟粕，但其更多地吸收了古代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成分，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人物性格 的描写，世态民情的展示和诗词韵文中对是非善恶的评说，向千百年来广大读者呈现出一幅风起云涌、多姿多彩的历史生活的宏伟画卷，其认识价值、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均属上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吴微. 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综述[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04）.

[2]姚正武. 论《三国演义》的人文意识[J]. 中国文学研究. 2000（01） .

篇5：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摘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科学的理性的文化、世界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多样丰富的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我们指明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十七届六中全会 文化建设

面向新世纪，文化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与国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和融合、文明的碰撞与交辉。在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潮流，不能主导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那么，它最终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重振中华灿烂文化，建设发展中华文化。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民族的振兴取决于文化的力量。文化建设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次全会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文化繁荣发展从来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事业，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支柱之一，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的重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形成的一个系统。既要有经济发展，又要有政治发展，也要有文化发展，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但同时他们又不是完全同步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高速发展的经济，却未必有高度的文化发展水平。当然，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 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最主要经验的总 结。

实现上述奋斗目标，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又应该必须遵循什么呢? 十七届六中全会也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2．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3． 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4．

坚持把社会公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5． 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科学的理性的文化、世界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多样丰富的和谐文化。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倡的方针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面临新形势，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怎样深入开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就国内来讲，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很小。我们对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还远不够，还没有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我们、研究我们，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落后。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总结好。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包括中国现代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等。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此外，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 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国际方面来讲，也非常有必要深入研究文化问题、推进文化建设。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一职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遇，但也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特别是近170年来，在中西文化交往、碰撞中，我们有很多教训和经验，需要好好总结。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也需要研究总结自己的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文化走出去，以推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为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要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这种文化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于此同时，我们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其次提到我国的文化传播能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大力推 进传播手段创新。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文化传播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同时，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和落实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陈策措施，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对外文化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对外文化贸易，努力扩大我国文化产品的服务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为此，既要树立现代营销理念，掌握国际市场规则，抓紧构建营销网络，充分利用各类国际性文化博览会、影视节、出版物展销活动等平台，做好文化产品的推介和营销，又要培养一批了解世界文化需求、懂得文化营销的专门人才。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研究东方文化、了解中华文明兴趣不断增加的有利时机，加强与国外知名文化机构的合作，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传播的范围。

第三要增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大力推进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创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还要考虑让我们的文化能够为各个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民的认同，并为他们接受和 喜欢。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最前沿，深入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另一方面要在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特点的同时，充分挖掘我国历史文化宝库。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并运用现代技巧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使之以更具吸引力、感染力的新的文化样式展现在当代人面前。在看到我们文化大发展的同时，更要看到我们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多变性、开放性等，在带来思想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思想混乱，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科学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去引导文化的发展，消除杂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共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

篇6：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时期。

这一时期的音乐对雅颂旧乐与审美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认为音乐的特征是“和”，音乐之美在于和谐。史伯认为“和”是异物相杂，不同的事物相辅相成。春秋末年的晏婴则认为这些相异的事物的结合必须“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达到“德音不瑕”的平和状态。这些就大大发展、丰富了音乐美构成的思想。同时，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音乐必须“以礼以奉之”、“修礼以节之”，强调音乐要受制于礼及礼所规定的德;而且音乐可以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军事，能平人心，节制百事。这是萌芽状态的礼乐思想。

从公元前5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末，社会制度大变动，政治经济有了大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思想最为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各家各派的学说大大发展，先后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礼乐思想的代表——儒家学说提出“尽善尽美”的思想，肯定美的独立意义;又提出“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准则，规定了音乐中的情绪表现必须有一定的节制，适度而不过分。《老子》提出“音声相和”，“大音希声”，认为“大音”是理想的无声之乐，是自然的，淡而无味的，用之不尽的，其美是绝对的。

二、两汉时期

直至两汉时期，古代中国出现了四百多年的全国大一统的时代。汉武帝继位后，谏百家之言，推出并长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的思想处于最高的地位，其儒家阴阳五行化的思想发展迅速，其中以《乐记》为甚。《乐记》中提出“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的命题，认为音乐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的;对音乐的特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形态较为成熟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高峰。但值得提出的是，《乐记》为了突出儒家思想的精髓，过分强调音乐与伦理的关系，而忽视了音乐作为审美对象的意义，且把音乐也作为教化的手段，使“心”与“声”束缚于“德”，使“真”、“美”屈从于“善”，这也使得音乐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得不到更广阔的、长足的发展。

公元3世纪时，汉朝衰落，进入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儒学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人们思想活跃。再者，南方、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外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了起来，历史上呈现了南北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各门艺术及其美学发展并繁荣了起来。

正是这样一种趋势，嵇康著的《声无哀乐论》就认为，音乐是天地的元气所产生，它是客观的存在，与人的感情无关，既不能表现感情，也不能唤起人相应的感情，但它有和谐与平和的特性，所以也能感染人、引导人。《声无哀乐抡》实际上涉及了音乐的本体与本质、音乐鉴赏中的声情关系、音乐的功能等重大问题。笔者认为他强调音乐的功用这一问题上，已经贴合了现在我们所说的音乐的功能，特别是美感作用上，已经符合了现代的音乐美学上对于音乐本质的理解，即音乐的本质在于审美。

三、唐代之后

唐以后，儒、佛、道三教鼎立，它们的审美准则却趋于一致。道家汲取并改造“道”的学说、佛教也将儒学发展成为新儒学，要人们“复尽天理，革尽人欲”。自觉遵从封建的伦理纲常。而在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市民队伍壮大，出现了反封建追求民主的启蒙思潮。此外，明清时期市民音乐中出现了如民歌小曲、戏曲音乐、说唱等俗乐，态势空前发展。这些社会思潮中，北宋哲学家周敦颐提树了“淡和”的审美观，强调音乐必须“淡而不伤，和而不淫”，他把儒家的“中和”与道家的“恬淡”揉合在一起，提出“淡和”准则，用“淡和”之乐去消除人们的欲求，平息躁动，达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目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极大的影响着音乐及其美学的发展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起初受礼的制约，成为礼乐;同时以平和恬淡为美，并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随后，中国社会又长期处于小农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状态，其间儒、佛、道三教鼎立，它们的审美准则趋同的趋势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发展的最后方向。

摘要：中国音乐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一样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同步发展。社会生活中的音乐实践使人们思考关于音乐的问题并形成明确的理论形态, 便出现了音乐美学思想。在本文中, 笔者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美学思想,社会文化发展,中国古代音乐

参考文献

[1]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2.

[2]刘东梅.浅谈音乐的美感享受.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6—11.

篇7：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关键词：系谱,表征,因子,样式,花釉

陶瓷艺术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范是与陶瓷材料的特殊质性分不开的。除了造型、装饰、釉质所带来的审美价值, 陶瓷艺术还具备独特的传世价值。相对于书画艺术, 陶瓷艺术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变。陶瓷的物态不易受到环境的侵蚀, 流传久远而不变的质性为它增添了永恒性的存在感。陶瓷的这种物态与质性契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延续家族血脉, 传承祖先精神的要求。中国陶瓷文化内涵中包含了这份对跨越历史、恒久不变的质性的崇拜。所以从一个陶瓷文化的鉴赏者角度来看, 陶瓷鉴赏的过程更像是透过其坚实的物质表象追溯历史脉络的心灵历程。鉴赏活动既诉诸鉴赏者的视觉经验也调动着他的文化知识和心理情绪。任何一件瓷器在被鉴赏时都不是孤立的审美事件, 鉴赏者很容易从一件瓷器联想到它的渊源身世, 及与之相关联的众多窑系的品类。鉴赏者便自觉地迷失在由时间与地域构成的物品系谱中, 通过精神的遐思, 使自己跨越在历史与空间的想象中。鉴赏者以视觉感官到的陶瓷形式为起点, 在头脑中积极地寻找有关于眼前对象的发展脉络, 在比较与联系中建构出关于鉴赏对象的文化系谱。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次陶瓷艺术的鉴赏过程就不可避免从视觉愉悦转向一种系谱性的文化愉悦。

随着现代历史观的进步, 20世纪70年代, 西方现代的一些思想家改造了传统系谱学, 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经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1]。传统西方的系谱学是研究家庭及其历史渊源的学科。系谱学来自拉丁文genealogia, 原义指关于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科学, 是对事物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的考察。系谱学被现代法国哲学家福柯改造后用来探索西方文化艺术深层的世系[2]。他放弃了对文化“本源”、“同一”性的追索, 试图以一种交错的方式来显示本质, 追溯那些已经被结合而构成对象的外来形式, 发现对象内部相互纠缠、微妙的近于个别的标志。福柯创立的现代系谱学研究方法对探索中国传统陶瓷的文化创造有着深刻的启发价值。提醒我们对传统陶瓷文化的研究可以摆脱以传承发展为核心价值的传统理念, 从文化内部差异、非连续的、灰色的研究角度来认识中国陶瓷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机制。

一、中国传统陶瓷文化系谱的研究方法

为便于更深入分析, 本文将陶瓷具有的文化表征分解为三个要素:样式表征、材料表征、技术表征。陶瓷艺术的样式和材料是可以通过外观辨识的表征, 体现在物品交流与传播的文化浅层。而技术是属于人的内在经验, 是陶瓷文化的深层表现[3]。陶瓷的样式包括陶瓷的造型、装饰、釉色等视觉外观, 通过物品的传播被其他地区工匠吸收和模仿。样式的传播不需要人与人的直接交流就能够发生, 是陶瓷文化中最活跃的构成要素。釉质与胎质构成了陶瓷文化的材料表征。陶瓷的材料表征是与技术表征关联的部分, 制作陶瓷的原料经过高温化学变化后成为新的材质, 其中凝聚着工匠的制釉、制胎及烧造的技术。材料表征不仅指陶瓷烧成后的釉与胎的所表现的材质特性, 也包含了烧成之前选择和利用的生产材料, 体现了人对自然资源选择与加工的智慧。与样式、材料相比, 陶瓷的技术表征是陶瓷文化的深层部分, 有一部分技术可以通过可见的材料形态透露出来, 如成型过程的痕迹与釉胎的质感。但更多的技术部分是非视觉要素的, 如泥料、釉料开采与配制过程, 窑炉的建造、烧成温度和窑炉气氛控制技术, 产品装烧的方式等方面属于陶瓷产地工匠自身的内在经验, 这些技术部分仅从陶瓷产品外观样式上是难以获得的。技术的有效交流一般与人口的流动有关, 一个传统陶瓷产区的工匠流动到其他新兴的陶瓷产区, 会将原地区的技术带到了当地。外地的技术与当地的原有的技术、资源及文化风俗结合后极有可能创造出新的陶瓷品种。

中国陶瓷文化博大深厚, 陶瓷品类之纷繁多样远胜于世界其他地区, 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感建立在其产品系谱的丰满性之上。纵观中国陶瓷艺术史, 由北到南,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遍布了各时代、各类型的窑口。隋唐时期的黄河流域摆脱了模仿南方烧造青瓷的传统, 率先发展出成熟的白瓷技术工艺, 形成了“南青北白”的两大地域窑系, 至宋代, 陶瓷技术发展到一个高峰, 人口流动与技术交流增多, 出现了南北兼和的局面, 中国陶瓷的产品系谱由此进入了迅速扩张的发展期。窑系产品丰富的同时, 新旧窑系的更替也时常出现, 如北方由唐到宋元的白瓷窑系先后出现过邢窑、定窑、磁州窑等不同的窑系各领风骚的局面, 终在明清时整体没落, 被南方景德镇窑的光辉遮盖了。在南北不同地域的众多窑系中, 一些具有创新精神而获得持久影响力的窑系并不是在封闭独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尤其是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陶瓷艺术品类的出现往往是综合了多种外来因素, 结合本地条件被创造出来。如中国的青花瓷, 完美融合西域文化因素于中国本土瓷器烧造的传统中,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表征。

二、融合不同文化因子的陶瓷文化创造———以吉州窑为例

吉州窑地处南方内陆地区, 是传统北方窑系与传统南方越窑系的边缘地带。交通便利, 制瓷资源比较丰富。地域条件使其产品能够吸收兼和南北各窑系的技术风格。吉州窑在唐末就开始烧造瓷器, 属于南方传统越窑青瓷体系中产品。在北宋时期, 以烧造青白瓷器为主。南宋时期是吉州窑发展的高峰, 北宋政权倾覆后,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 北方定窑、磁州窑的工匠南迁带来了北方窑系的陶瓷造型、装饰技法以及烧造技术, 促进了包括吉州窑在内的南方瓷业的发展。南方的吉州窑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大量仿制北方定窑系和磁州窑系类型陶瓷产品的同时, 也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品种[4], 体现了多种地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中最具特色的产品是吉州窑所创造的剪纸粘花黑釉碗。这种黑釉碗的装饰方法是以北方的花釉装饰技术为基础。花釉瓷原是属于北方鲁山窑系所创烧的陶瓷装饰品种。花釉的原理是在瓷胎表面先后覆盖上两种具有差异性的釉面, 先覆盖上的釉称为底釉, 多为深黑色, 后覆盖上的面釉一般为浅色的乳浊釉, 具有良好的遮盖性。面釉以天蓝色或月白色为多。唐代时期河南鲁山窑的花釉技术就已经成熟, 代表性的产品在深色的底釉上随意撒、泼或刷上浅色的面釉。浅色面釉流淌的痕迹和形态在底釉深色的衬托下呈现出变化多端的色彩斑块效果。由于釉在高温烧成时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气泡排出釉面, 搅动了面釉的表层, 使面釉自然出现奇特的花纹肌理, 增加了釉的观赏性。吉州窑的剪纸粘花黑釉也是利用了底釉与面釉的对比变化获得的装饰效果。不同的是吉州窑的陶瓷工匠在花釉装饰技术基础中加入了人为的纹样图形, 在上面釉之前利用剪纸纹样贴挡住部分底釉, 使面釉中的一部分能够露出具有特定剪纸纹样的底釉。在烧成后, 面釉透出底釉的部分形成了生动的图案。这种通过做减法的陶瓷装饰技法在宋代北方磁州窑系的产品中也是常见的。黑釉剔花装饰就是在瓷器表面满上黑釉的基础上, 通过剔除部分黑釉露出胎色, 形成“图”与“地”对比的图案效果。吉州窑剪纸粘花黑釉装饰可能同时受到鲁山窑花釉技术与磁州窑剔釉装饰的共同影响, 并将它们整合成为新的装饰风格。既体现了花釉肌理变幻的特点又出现了人们所期望的纹样。

吉州窑是中国古代民窑的杰出代表。其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较远, 不易受政治权力、文化规范的束缚。同时也由于远离那些制瓷传统深厚的地区, 因此没有固守传统的思想包袱, 拥有自由创造的社会空间。吉州窑能够没有羁绊地吸收外来各个窑系的技术因子和样式因子, 结合本地丰富的制瓷原料创造新的陶瓷艺术风格。独具特色的剪纸贴花黑釉碗的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环境中产生的陶瓷文化现象。黑釉碗中纹样都是民间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或文字的装饰, 透露出浓郁的世俗气息。吉州窑这类剪纸粘花黑釉的茶碗形象也成为鲜活、生动的中国民间文化的表征。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99 (1) .

[2]张艳玲.解读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 , 2004.

[3]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篇8：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从三国杀看中国社会和文化

一、中国古代宗教概貌

中国古代宗教所包甚广, 从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 到夏、商、周三代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 进而衍变出来的对君师的崇拜, 到汉魏以后广为流传的佛道二教, 凡此均属于中国古代宗教。

中国古代文化从原始宗教产生, 本土宗教道教形成, 到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先后传入, 一直没有出现一种宗教统治全面意识的局面, 即没有形成所谓的“国教”, 而是诸教并存, 多神崇拜, 互相吸收, 彼此相通, 及至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异中有同, 同中有异。在中国老百姓眼里, 物物是神, 处处有神, 时时有神。

二、儒释道三教中的宗教态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以儒道文化为主流。儒道文化一阴一阳, 对立互补。佛、道两教在唐、宋以来与儒家思想合流以后, 儒释道三教互补, 形成一套既影响作为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 又深入民间社会的观念体系。

(一) 儒家文化的务实与冷静

儒家文化很少讨论彼岸和来世, 不系统论证一个人格化的神的存在问题, 更没有树立一个主宰世界的人格化的神, 也没有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明显对立观念, 具有明显的重事实、重现实的取向。儒教的世俗性是显而易见的。梁漱溟在明确提出中国文化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1], 断然否定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传统是一种宗教信仰。儒家思想为中国社会构建起一个“家国同构, 君父同伦”的和乐盈盈的大家庭, 把一切的关注放到现世人生中。因此整个儒家, 乃至我们中国的文化, 不以信仰为重, 而是以务实的人生经验, 甚至靠着悟性来冷静地处理一些问题。

(二) 道教文化的宗教体验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 其思想渊源来自中国本土文化, 其最能看出中国文化的宗教态度。道教讲求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道教更注重人世间的欢乐。主张人通过“炼丹”就可以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目的。

(三) 佛教的中国化

我们从佛教在中国文化下发生的转化也能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下对待宗教的态度。高旭东认为佛教被中国现世的生命哲学和宗教变形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朝向上层, 使佛学与老庄哲学结合起来,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脱痛苦的禅宗。一个朝向民间, 使厌弃生命的佛教转变为有利于生命的活身宗教、拜物宗教, 其职能与道教相似。[2]笔者基本认同这一观点, 但对上层转化为禅宗倾向于是儒释道融合的结果。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态度的成因

(一) 经济生产形态的影响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 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 为了回应生存环境的挑战, 形成的稳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因此, 中华民族的宗教态度必与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经济生产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华文明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本的农业文明。农耕文化是以春夏秋冬为劳作周期的, 春种秋收是其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秋收对传统社会的人们来说意义重大, 丰收了预示着第二年温饱的生活, 歉收的话预示着来年要忍饥挨饿。这种春种秋收的周期性造成了中国人讲求现实利益的文化心态, 因此其宗教信仰也以谋求对现实的生产和生存现状有直接的救助为目的。

(二) “轴心时代”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描述世界历史时提出来一个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该理论认为, 在经历了史前和古代文明时代之后, 公元前800-200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因此, 轴心时代“终极关怀的觉醒”和“超越的突破”是我们认知中国文化宗教的必经之路。

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虽然同样经历了一次思想的大繁荣, 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并没有像西方一样因为意识到自身的有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中国文化的理性更多的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 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使用探求。所以中国在轴心时代的理性化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 是一种人本化的转向。[3]因此, 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与终极关怀, 这就不难理解他们对待各种不同宗教宽容的态度以及辗转于不同尘世的宗教信仰体系中。

摘要：鲁迅在《准风月谈吃教》中, 把中国文化下的教徒精神概括为“吃教”, 可以说是极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下人们对宗教的基本态度。本文从鲁迅的“吃教”入手, 以儒释道为中国文化的三个侧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特点及其成因。

关键词：传统文化,宗教,吃教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244.

[2]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书——中西文化比较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