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

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共6篇）

篇1：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

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电信重组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策略

一.中国移动的发展现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移动”）于2000年4月20日成立，公司主要经营移动话音、数据、IP电话和多媒体业务，并具有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单位经营权和国际出入口局业务经营权。除提供基本话音业务外，还提供传真、数据、IP电话等多种增值业务，拥有“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等著名服务品牌，中国移动在我国移动通信大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在国际移动通信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移动已建成一个覆盖范围广、通信质量高、业务品种丰富、服务水平一流的移动通信网络。目前，网络已经100%覆盖全国县（市），主要交通干线实现连续覆盖，城市内重点地区基本实现室内覆盖，客户总数超过3.7亿户；截止2007年12月31日，中国移动与231个国家和地区的350个运营公司开通了GSM国际漫游业务，并与161个国家和地区的187个运营商开通了GPRS国际漫游，国际短信共通达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家运营商，彩信通达44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运营商，同时，中国移动还将不断扩大国际漫游通达范围。

但是随着5月24日下午14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以联合发布公告的形式，突然公布了“电信重组方案”，这份名为《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的公告指出：“鼓励中国电信收购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联通与网通合并，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公告还指出，改革重组将与发放3G牌照相结合，重组完成后发放三张3G牌照。电信业的重组既给中国移动带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目前固网所拥有的网络资源，在没有全业务牌照的情况下，已很难再在增量业务上取得突破，电信重组通过给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发放全业务许可，使固网运营商可以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在增量市场上与中国移动展开公平竞争，从而彻底改变电信市场结构失衡的状况。其中，作为固网运营商的中国电信，它的用户占全国电信用户的2/3,它还拥有中国最大的宽带接入用户群以及成熟的集团客户。通过重组，中国电信可以通过捆绑销售的方式来扩大语音业务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也在数据业务中占据向行业用户和集团用户渗透的先机。整合后的中国电信，通过持续的内部改革、优化重组，集中网络的资源，积极创新业务，竞争力将得到有力提升。电信重组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竞争有可能加剧。虽然重组后，竞争的主体即运营商的数量减少了，但是实力都增强了，而且运营商整体实力差距也得到缩小，市场竞争的不平等性得以缓和，竞争双方或多方实力相对更为均衡，竞争有可能加剧。重组后，竞争主体都具有全业务运营牌照，可以在电信运营的各个业务领域展开全面的同质竞争和异质竞争。

第二、竞合将成为主流。虽然重组后三家新运营商的实力和重组前比，都得到了增强，但是短期内移动一家独大的局面将难以得到改变，将是1强2弱的格局，电信和新联通单独依靠自身的实力还很难和移动单独对抗，所以电信和新联通之间在竞争的同时，将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移动和电信、新联通之间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将成为重组后的电信运营新态势。

二.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电信重组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策略

面向未来，中国移动确立了“做世界一流企业，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新跨越”的发展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中国移动通信将秉承“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打造卓越的运营体系，建设卓越的组织，培育卓越的人才，打造“一个中国移动（One CM）”，努力成为移动信息专家和卓越品质的创造者。电信重组使国内的竞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保持中国移动在通信行业的优势地位，中国移动要做好以下几点： 1.价格策略

企业目标是企业价格策略的逻辑起点，企业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它要从特定的产品中实现什么目标，企业的目标越明确，价格的制定越容易。企业的基本目标有生存、当期利润最大化、当期收入最大化、销售增长率最大化、市场占有率最大化、市场利润最大化及创造高品质的声誉等几个。

但在当前的电信市场中，由于市场成熟度不足，企业目标不明确，价格的制定比较混乱，中国的电信业正进入一个“恶性竞争，管制不力”的怪圈。恶性竞争不断，作为较低层次的价格博弈一直是商家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移动市场VPN网的无限扩大、资费套餐、自主套餐的不断推出，以及IP卡“跳水式”的折扣，都属于此类的竞争。各大企业的价格策略都在围绕各种变相形式的降价，而这种价格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市场竞争参与者拼个刺刀见血，其结果也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国家、企业和产业的危害都是极大的。

专家指出，究诸如价格战等恶性竞争的本质，其实就是运营商之间零和博弈的不合作竞争造成的。零和博弈关系使各运营商互相攻击，直至双双陷入“囚徒”困境。因此可以说，合作性竞争是电信业走出恶性竞争泥潭的唯一出路。

作为电信行业的老大哥---中国移动公司应该勇敢的跳出这个恶性竞争的怪圈，充分认识到竞争的目的是促进共同发展，不是你死我活。不要主张恶性竞争，不要主张竟相压价去获得市场占有率。要制订合适的价格策略，要讲究有效益的发展。对于公司的三大品牌可以采取鲜明的“价格歧视”战略，即针对不同话费支出的客户制定差异性的资费调整政策，所有价格策略的制定要注重有效益的发展。具体可以如下：

（1）针对“全球通”用户，主要运用“套餐”的方式进行优惠，并且在“全球通”用户内还要根据贡献度大小而制定不同的费率；

（2）针对“神州行”用户，主要运用“亲情号码”的方式局部适度降价；

（3）针对“动感地带”用户，实行新业务捆绑策略来提高客户的使用价值；

（4）针对区域用户，实行限制业务功能来限制中高端用户的转网。

2.市场策略 根据价格弹性规律，当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动时，需求量也会发生变动。从市场角度看，一方面增量市场逐步萎缩，另一方面新的对手如中国电信加入移动市场分食，这在客观上导致移动实施“效益与规模并重”战略更加困难。只有具备足够成本优势的企业才可能消化新增用户对利润带来的伤害，即当用户规模足够大时，边际成本就降到极低，这时再低端的用户也有发展的“利润”，所以要向认清当前的形势，在保持高端用户市场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神州行”和“动感地带”增加低端用户的数量，同时公司的广告主要是企业形象广告，集中突出在服务质量、社会公益等诸多方面的良好形象，以赢得广大用户和社会公众的认知与支持。3.引领3G先锋

根据管理经济学原理，如果厂商要实现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那么对一种商品或服务的经验估计就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对厂商面对的需求函数、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准确估计，厂商无法制定出使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和产量决策，因此，在目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移动通信公司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要准确定位广大客户的业务需求，不断开展新的业务，加速通信业的发展，但通信的加速发展需要更多的频率资源，而第二代移动通信的频率资源已经很紧张，第三代移动通信不但可以提供话音业务，而且还更有效的利用频率资源，在同样的频率资源内可容纳更多的用户，顺应了当今用户的爆炸式膨胀态势。其次Internet的出现和飞速发展对全球通信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数据等宽带业务迫切需要更高带宽，第二代移动系统是无法提供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适应信息社会以提供移动多媒体业务为目标的系统，其空中接口高达2Mbps。

从目前业务发展的走势来看，宽带数据业务和移动通信业务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而3G移动通信系统兼具了宽带数据和移动通信两大技术优势，并且有很多优点：首先，3G可以提供更快捷、更安全、更经济的移动通信业务和丰富多彩的互动式移动交流服务以及新的娱乐消遣方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电信需求，提高大众生活质量。其次，3G有利于促进电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最后，发展3G有利于提高中国电信运营企业、电信设备制造企业乃至整个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发展3G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步伐。最重要的是，发展3G，尤其是优先支持和发展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使之成为我国电信业的主导标准乃至世界主流标准。可以预见，3G业务将具有十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根据信产部预测，中国移动通信市场还有巨大的潜量：每年新增用户4000到5000万，通过对中国移动用户发展的速度、国外移动用户普及率和中国移动市场潜量等综合指标分析，中国移动用户普及率最高估计在45%左右，总共还有2到3亿潜在用户。根据信产部2003年的统计报告，如果2004年底或2005年初发放3G牌照，到2009年3G用户数量将超过总用户数的一半，2010年以后GSM和CDMA逐步退出市场，虽然这个数据比较早但足以说明3G未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同时，北京时间2008年4月1日，中国移动面向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深圳、厦门和秦皇岛8个奥运城市，正式启动TD-SCDMA社会化业务测试和试商用。中国自有的3G标准——TD-SCDMA正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TD为奥运志愿者提供通信服务，一方面有利于通过体验和使用基于TD网络的特色3G业务和有关奥运亮点业务，为奥运志愿者提供通信、调度以及信息等服务，提升其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支撑奥运服务工作，另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奥运志愿者在为奥运服务的过程中使用TD业务，在国内外的奥运现场观众以及游客甚至全世界电视观众中宣传TD和扩大TD的社会影响力，为中国移动3G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树立品牌，创优质服务

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消费者收入的不断增加，食物的消费支出占家庭的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衣着和住房保持不变，其他上升。为此我们要在引领通信技术的同时做移动好品牌、服务工作。（1）在考虑了用户使用态度和使用目的，以及业务属性后，我们把3G业务分成即时型业务-连续型业务，实用型业务-时尚型业务，从而满足各种用户的需求。

即时型业务：使用该业务是即时发生的，计费方式可以是按照使用次数计费，用户在一定的时期内使用的频次较少；呼叫转移、信息点播、图片下载、铃声下载、游戏下载、其他娱乐业务、位置信息查询、视频短讯、移动购物、定位服务、位置信息查询。

时尚型业务：强调业务的时尚性，实用性较弱。彩信、彩铃、图片下载、铃声下载、游戏下载、在线游戏、虚拟游戏、其他娱乐业务、视频短讯、移动购物、在线游戏、可视电话、电影点播、收看电视节目、高速Internet接入、高速Intranet接入。

连续型业务：经常性使用的业务，计费方式可以是包月制等，用户在一定的时期内使用的频次较多，其业务发展周期较长。呼叫限制、呼叫等待、收发短消息、移动秘书、上网信息查询、彩信、彩铃、在线游戏、虚拟游戏、手机银行、手机炒股、音频短信、E-Mail收发、在线游戏、可视电话、多方视频通信、电影点播、收看电视节目、高速Internet接入、高速Intranet接入。

实用型业务：业务的实用性较强，其业务发展周期较长。呼叫转移、呼叫限制、呼叫等待、收发短消息、移动秘书、上网信息查询、信息点播、手机银行、手机炒股、位置信息查询、音频短信、定位服务、位置信息查询、E-Mail收发、多方视频通信。（2）加强集团/行业应用推广

针对集团/行业客户市场，电信将通过在此市场的绝对优势，通过价格上的交叉补贴及固话、宽带上的天然联系，从集团/行业级市场逐步渗透进入其中集团员工及其关联群体的客户市场。加之大部分高端个人客户的集团属性，使得这一进攻办法简单有效且杀伤大。移动首先要稳定集团/行业中的高端个人客户，再加快集团/行业客户深度信息化解决方案开发及销售步伐，加大深度捆绑力度，将企业内部流程及员工的职业化应用与移动信息化产品关联，通过对几大重点对象的布局，逐步扩大影响，基本形成对重点行业的占领，牢牢掌握市场制高点。

1、细分集团客户市场，改变以往简单按照客户数量划分的模式，从多用户特征出发细分集团客户，进一步清晰重要客户、大客户、中小企业客户、全行业应用客户的区分，尽可能地明确每位客户的集团属性，允许同一客户不同集团属性的交叉，在细分的基础上形成针对性的营销。

2、开发集团/行业应用品牌，借助个人品牌（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的运营经验，借鉴电信的商务领航概念，建立移动的行业应用产品品牌，逐步寻求品牌优势。

3、加强集团价值链的构建，要将移动产品融入到行业应用中，成为其价值创造的重要一环。第一种方式是将行业应用纳入集团/行业业务流程价值链，实现对价值链伙伴的占有，如通过对某级政府电子政务的行业应用，实现对下级政府的业务占有；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规模客户实现对集团/行业价值链客户的反向延伸占有，如借助移动在校园内的绝对用户优势，向校方提供校园信息化产品（通知公告、宽带接入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再一种是要引入众多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有条件的可组建战略联盟。如，与银行合作，加快手机钱包、手机银行的业务的推广，移动为银行提供支持，成为银行自身金融创新的重要一环，银行提供缴费服务、分期付款购机信用等。

4、建立集团/行业销售网络

高度重视集团/行业的销售，组建网络化营销。一是客户经理不仅要承担起日常的服务工作，更要及时发现集团潜在需求，挖掘应用产品；二是全体员工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充分利用建立的人脉关系，加强联系，实现关系营销；三是通过对集团/行业中的VIP客户实现种子营销；四是引入直接面向客户，负责信息化产品/解决方案/应用等的推广的销售型SI，充当信息化产品/解决方案/应用通向集团客户的渠道，或者提供必要的客户关系。（3）巩固大众客户市场

大众客户相对集团/行业客户而言，集团/行业属性相对较弱，行业应用依赖性较差，对于大众客户，要以强化“群”概念，设计“群”的组合优惠，增强联结性，如，基于亲情的亲友群、各类兴趣交流群，辅以积分等措施，增强归属性，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行宽带语音捆绑业务，增值业务要做到针对性，应着重选择两类人群，一部分是15-26岁的年轻客户群体，一部分是因职业需求而存在高速移动办公需求的商务群体。前一类客户开发的重点在于娱乐、交友等休闲体验类业务的推广，后一类客户开发的重点在于满足移动需要的服务。

1、加强品牌运营

针对目前“有套餐、无（弱）品牌”的现状，完善三大品牌管理，突出品牌的差异性和价值，提升品牌认知度、归属感、忠诚度，逐步实施分品牌营销团队和营销管理。以品牌运营为核心组织营销工作流程；从品牌形象、业务组合、品牌宣传、渠道细分、文化建设等方面精耕细作。如，全球通强调“我能”，定位于成功人士，全球通俱乐部应多组织诸如邀请知名人士举办论坛、有商务价值的酒会等成功人士的交流活动，提倡与成功人士在一起就会更成功的品牌理念；神州行实施积分计划，强调更加的实惠。

2、实施价格优惠

在资费设计上，更加贴近市场，在各种套餐的基础上提供可组合的业务包，如长话包、情侣话务包、新业务体验包。对于具有不同集团/群属性的用户可同时享受不同集团优惠，通过多重优惠捆绑客户。

3、扩张渠道

注重物理渠道的占领，为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做充分准备。由于线路进入小区和建筑物必将经过业主同意，要提前布局，抢占先机，尽可能订立排他协议，不能订立也可为竞争赢得空间。继续加大实体渠道扩张，挤压竞争对手渠道空间；大力发展自助营业厅、网上营业厅、电话营业厅等电子渠道。

4、建立宽带门户

除了解决基础的宽带接入，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宽带门户，以门户为平台，加快各项业务的融合，实现向综合信息服务商的转型。

篇2：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

文化是一个现实社会中谁也不可能回避的话题，也是一个看似处于“上层建筑”的高阁而其实近在身边的基础课题。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文化是一种“潜规则”，文化是一种“暗物质”，文化是一种“原动力”。人民法院做为国家机器的重点组成部分，有必要对其文化形态和发展做一些追问和探索，而对法院文化的探索，也可以看作是对法院意识形态和法官职业形象的探索。由于中国法院文化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有必要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对法院文化的发展规律做一些探索。

一、法院文化的特点与内涵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化一般指狭义的文化，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以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

按现代作家余秋雨的说法，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是沉淀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可看作是凝聚了的灵魂。文化确实很难捉摸，文化是无形的，成分是无穷的，但又无处不在。对“文化”下定义很难，因为其内涵太丰富了。我这里只想用中国文化的“透视机”来分析中国法院文化的“性格和脾气”，再根据“性格和脾气”来“对症下药”，促使其健康发展。法院是一个特殊的部门，法官是一个特别的职业，法院文化同样是一个大题目，有必要探索法院“文化界”和“文化人”的规律，再将法院文化沉淀为集体人格，凝聚成集体的灵魂。

中国的法院文化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要了解法院文化，就要从研究中国文化开始，找到法院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些共性问题。这就需要搞清一系列问题：文化到底是什么？法院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什么共同的特性？法院文化的弊端和隐患是什么？法院文化发展的出路在哪里？等等。

法院对没有打过官司的人来说是神秘的，他们了解法院往往是从了解法院的文化开始。打一个比喻，法院就像一辆维持国家安全的坦克，人们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也看到了他惊人的力量，却不知道它的结构和特点，更不知它操作者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都好奇，有时还很慌恐，加上中国又有“厌讼”的传统，“家中没病人、外面没官司”是中国人的理想境界，进而对法院、医院避而远之，对法院不一定有正确的感官认识。有人在媒体上、尤其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对法院的评论，他们也就会随声附合，其实他前并不解法院的真实情况，更不了解法院的文化。法院文化有义务、有责任从文化视角来引导法官和民众。发展中国法院文化，法官和工作人员责无旁贷、首当其冲。如果法官对自己文化认识就是错乱的，很自然地就形成了对法院文化的阻隔，更不要说臵身其外的民众了，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对法院文化的正确见解呢？这也就难怪别人误读了。

法院文化做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惩恶扬善”、“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优良特性都应当有所体现。法院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是部分与全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法院文化移植于国外法院文化，融合于中国文化，除具有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共有的东西外，还应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有价值，以充分发挥法院文化凝聚人心、陶冶情操、推进工作的作用。法院文化的内容很多，我认为可以把法院文化概括为政治魂、为民情、法律脑、善良心和发展观。政治魂就是坚持党的事业至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弘扬积极向上的风气；为民情就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做到以人为本，一心为民；法律脑就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善良心就是要惩恶扬善，提倡法善人和，维护公序良俗，抵制低俗丑恶。发展观就是着眼法院文化的长远发展，积极充实法院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促进法院文化的健康发展。

二、当前法院文化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法院文化不可能建设在真空之中，必然要受中国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余秋雨先生将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在社会模式上是“礼仪之道”；在人格模式上是“君子之道”；在行为模式上是“中庸之道”。先说“礼仪之道”的影响。“礼仪”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但法院文化过于注重办案的程序，却很少研究司法礼仪及其效果，更不注重司法礼仪的外在形式和表现细节，因而限制了 法院文化的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对文化内涵的体验和终极思考。再说“君子之道”的影响。古人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法官做为坚守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战士，应当做到德才兼备，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绝对不能让公众看成是君子的对立面——小人，但又不能是谦谦君子。法官不但要是一个好人，还要是一个能人，更要是一个有维护正义力量的人。法院文化就应找到与中国优秀文化结合的切合点，把法官的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成了君子之梦、人格之梦，树立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最后说“中庸之道”的影响。由于受农耕文化四季轮回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化崇尚中庸、反对极端，过于寻求弹性和宽容。可能是受近年来注重调解的影响，法院的调和色彩不断上升，居中裁判、强制执行的“阳刚之气”在下降，也难怪别人说法院是“法儿”院（办法的法），审判是“勾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导致在人际关系上的“好人主义”，在做事态度上的“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意识不强烈。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法院工作每件事都能碰到文化，审判工作从起点、经过程到终点始终离不开文化的影响。法院的问题看起来是形象和作风问题，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的映射。现在不少人将法院文化建设看作“软任务”，没有放到应有的高度支重视，必然在实践中产生一些偏差：一是只注意文化建设部门的职能，而不重视法院文化的全员性质。有的法院将文化建设看成政工部门、纪检监察等综合部门的事，与从事审判、执行业务的部门无关，文化舞台总是那几个人，参与面不宽。二是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文化的精神价值。一说法院文化就说信息宣传工作上了多少稿件，搞了多少文化活动，成立了多少“协会”，搞了多少文化长廊等物化的东西等，而对这些形式掩盖下的文化内涵却很少研究，这些活动能产生多大效果也很少追问。三是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文化的引导作用。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的行为准则，不是做了多少活动、多少节目、多少文章、获多少奖项能反映效果的，关键是这些积累对法官和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影响有多大，能起到多大的正面作用应重点考量。四是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文化的人格构成。有些领导将文化建设看作是其政绩的“放大器”，将自己任上的成就通过各种文化形式传达给领导、传达给公众，却不注重通过文化建设培育法官的“集体人格”，过于追求形式化的东西和短期效应。或者说是没有将法院文化形式化的东西系统起来，形成推动法院积极文化发展的合力。五是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文化的集体沉淀。有的 法院文化建设没有长远规划，更形不成系统，只是根据上级法院或地方党委的要求来开展文化活动，文化活动只是作为推动阶段工作“配角”，文化活动的参与群体也缺乏广泛性和深入性，法院文化建设在内部是少数“文化人”的事，从社会上看是法院的“独角戏”。六是法院文化建设呈现被动性，缺乏主动性。许多人认为法院的主要任务就是办案，其他都是务虚，忽略法院文化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对法院文化建设漠不关心，对上级布臵的文化活动被动应付，缺乏主动搞好文化建设的思维。可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出台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可以说是法院文化建设的“及时雨”。

三、制约法院文化发展的隐忧

正因为法院文化建设存在诸多机制性的问题，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必然会留下一些隐患，影响法院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现在不少法院都在讲“科技强院”，很少讲“文化兴院”，更没有听说谁会因文化建设搞不好而丢官。法院文化谈的多是政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在文化建设上存在六根“软肋”：

一是缺乏应有的激励和制约。首先是缺乏培育文化建设人才的机制。就拿写文章来说吧，现在说让一个人去当副院长，没有一个人说干不了的；但要说让他写点东西，就会说这事我干不了。如果这样推导下来，就会得出一个写材料比当副院长更难的荒唐结论。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文字工作就要看出法院文化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如果反向思维，如果他不会写东西就不让当副院长，又会是什么情形呢？同理，至今没有听说哪个法院因为文化建设搞得好而受到综合性奖励的，评奖更多的是看审判业绩等“硬件”，很少考虑文化建设的“软件”，这就难免法院文化建设失落了。

二是缺乏创新精神。这些年国学兴起是好事，但国人自大心理也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对话、交融的可能。但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在于怀古。这些年谈到法院文化建设，形式上还是开会培训、红色旅游、书画展、摄影展、有奖征文、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传统活动，办事结构也只有读书会、文化协会等“半官方组织”，文化活动仅限于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更让人警惕的是，有些人过多研究中国文化 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当成“东方智慧”和“制胜良策”，将精力用于法院内部官位与名利的角逐，对法院文化漠不关心，不但阻断了法院文化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还产生了误导作用，恶化了法院文化的生态环境。

三是缺乏向公共空间的辐射。法院文化建设不能只限于法院内部，还要将法院文化建设融入全社会的法制建设，法院文化建设不能只顾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要放眼法院“窗外”的社会公共空间。我们应将法院文化建设放在全国法制建设的大局去审视、去关注，注意对社会公共空间行为规范的引导，应通过法院文化建设搞好法制宣传，让社会了解法院，弥补法制文化的缺漏，用法制的力量重建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

四是缺乏实证意识。中国文化长期陷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不具备通过实证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法院文化建设同样缺乏实证意识，缺乏对真相的求证，也就会缺乏了科学意识，导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果。当今社会的“通病”就是造谣、信谣、传谣的多，驳谣、破谣、辟谣少，往往是网上一个恶意炒作，就能引发一场难以控制的人文灾难。这与法院文化缺乏民意沟通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有关，也有缺乏“数字化管理”和求真务实精神惹的祸，有必要在法院文化中倡导创根问底的精神。

五是缺乏法制观念。中国古代的“江湖”总是远离法律，文化观念上多是颂扬侠客好汉，推崇“法外英雄”，或多将希望寄托于清官，习惯靠法律以外的力量解决问题，人治思维远盛于法治思维。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使法院文化过多地离开法制程序表演所谓的“亲民”举动，过多地“跟风”宣传亲民的种种形式性东西，很少去探究这样“亲民”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往往是以调解替代审判，以上访代替诉讼，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是非混淆，法律蒙尘，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对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 “民间法庭”基本束手无策，缺乏应有的应对机制，难以抵制“民间法庭”等消极因素都对法制文化的破坏。

六是缺乏对民意的正确理解。现代社会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这种重视需要通过正确的民主的原则和正当的程序来实现。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相反还会误导民主。法院文化是需要弘扬主旋律的，也是要尊重民意的。假借民意的民粹主义在法院文化建 设中的表现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低层次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法院文化建设固然需要全员的参与，需要集体的愉悦，但也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将人们是否愿意参与、参与后是否愉快做为衡量标准。现在有人一提出文化的主旋律就反感，喜欢用一些低层次、无积极意义的活动博取欢心，这是对法院文化误读和欺骗。毕竟法院不是松散的俱乐部。

四、法院文化建设的机制损耗

由于法院文化存在现实的问题和隐患，尽管我们已尽了很大努力，但法院文化建设损耗机制仍然强于其建设机制。反映上现实中，就会发现一些尖锐的问题：法院文化建设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却为何难以得到法院内部社会上的承认？为什么对法院的官方评价与民间评价相去甚远？这就涉及到法院文化的损耗机制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损耗。传统损耗是一种历史性的观念损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既没有法制传统又没有法制文化的社会。清朝末年从外国引进了法院文化，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个“外来物种”要适应中国的发展环境，必然要走“中国化”的道路，逐渐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融合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必要时还要向强大的中国文化群体做出让步，使西方的优秀法院文化受到不同程度地“改良”。

二是“惰性损耗”是一种体制性的心理损耗，懒惰损耗了法院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还会使“恶性损耗”乘虚而入。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损耗”，主要损耗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文化建设因此遇了重重障碍、挑战，在挣扎和困惑中艰难生存。法院文化建设也是如此，本来法院内部对文化建设存在惰性，人们对此关注度很低，甚至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加上院文化建设的精英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而把大量资源倾注到了审判、执行一线。政策引导失误更加重了文化建设上的惰性，导致法院文化建设的战场上呈现出风沙扑面、障碍重重、缺少支援的尴尬局面。

三是恶性损耗。“恶性损耗”是一种政策性的人力损耗。中国文化界存在文人相轻、文人投机、文人倾轧的传统，文化发展环境不太安全，文化建设也不受重视，文化只是政治的表现形式而已。这些损耗危及了中国文化的命脉。这些消极影响到到法院内部，文化建设部门远不如业务部门受重视，文化建设成就远比审判成就看得轻，最多是给个荣誉、发个奖 金而已，在提拔任用干部上很少考虑文化建设方面的才干。根据利益取向原则，人们的精力会更多地向利益丰厚的领域倾斜，加上写东西出了问题还要文责自负，组织活动出了问题还要问责，使文化建设者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让更让人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导致人力的资源的恶性损耗。就也是当前法院文化成果寥落的原因之一。

四是环境损耗。“恶性损耗”是一种思维性的物质损耗。政治经济学上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设，在文化领域也是如此。在法院审判“大楼”的无形阴暗下，法院文化处于“附庸”地位，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发育环境先天不佳。法院文化建设的财力投入明显不足，在物质资源分配上肯定先是向审判、执行一线倾斜，再就是向看得到的硬件建设上倾斜，很少考虑文化建设的投入问题。再就是法院文化建设的重点偏差，文化建设首先想到的是搞好宣传工作，中心是为出政绩、树形象，再就是封堵对法院的不良信息，很容易让我们把法院文化建设当成形象工程，从而产生抵触心理，削弱了在文化建设上物质投入的积极性。

因为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效不能“立竿见影”，因而也就缺少了积极参与的热情和氛围。很少有人为法院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更没有人准备放宽政策，以重奖重赏来多方引进人才。很少有人关心法院的文化建设，只是消极地被动参与，更谈不上积极性。很少有人关心法院文化建设的物质投入，文化建设得到的必然是“残羹冷炙”。只有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胆阻断一切不当损耗，解决法院文化建设的人才和物质的投入问题，法院的“文化人”才能成批地站起来，才会有人带头守护、开拓法院文化建设的阵地。

五、做法院文化建设的开拓者

通过以上透视，不难发展法院文化建设存在太多的问题、损耗和隐患，这也为法院文化建设敲响了警钟。该是为法院文化建设争取“身份”和尊严的时候了，因为文化建设一点儿也不比审判、执行简单。法院文化建设博大精深，即使终身耕耘不辍，能做好的事情也不会太多。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发展文化需要长远的眼光，法院文化建设就要为培育法官的健康人格服务，当代法官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等人格因素，就代表了中国法院建设文化的未来，也左右着法院的未来。严峻的形势也必然对当代法院文化建设者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一是要做诚实的创业者。法院文化工作者必须是诚恳的、无私的、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任何时候也不能找理由掩饰自己能力的欠缺，也不能借口体制或假借“民意”来遮盖自己主动性上的乏力。法院文化建设者应是胆于担当的勇士，既不能屈服职称压力、舆论压力、官位压力，也不能屈服于辛苦、寂寞、误解、嫉妒和围攻；既要要有化解冷落、弊病、隐忧的勇气，还要有奋发进取、创先争优的能力。

二是要宽广的胸怀。法院文化的建设者，既要有“咬定”主旋律不放松，还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要敢于大胆弘扬正气，勇于向世俗、低俗和歪理邪说挑战。任何时候都要昂扬向上，决不能做挫伤法官队伍士气的事情，还要努力将法院文化建设的视野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全社会，担负起为建设法治社会摇旗呐喊的重任。

三是搞好法院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我们法院领导都应当重新审视法院文化建设的作用，法院文化建设的辉煌不要企望在最后一道工序来“总成”，要依靠平时一道道工序的优秀创意和严格管理来积累。要大胆培养和引进法院文化建设的人才，健全法院文化建设的工作机制，做到“求精，不唯大；求优，不唯全；求新，不唯新”，让法院文化建设成为全员踊跃参与并有益于社会的事业。

四是唤起全员参与意识。每名法官和工作人员在法院文化建设中都不能袖手旁观，应争做“意见领袖”，而不做看客；做“喇叭”，而不做哑巴；做正规军，而不做“水军”；做“选手”，而不做推手；做战斗的“潜水艇”，而不做旁观的“潜水”客。对于法院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不清洁“空气”，不但要做到“低碳环保”，还要“碳汇”降碳，共同维护法院文化建设的良好环境。

总之，法院文化生存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通过必要的透视“体检”，及时发现“病灶”并加以医治，这更有利于法院文化的长远发展，这要比“恶补式”的歌功颂德更有用。毕竟法院文化早已渗透在每个法院人的心中，每个法官不但是中国文化的受益者，还应是法院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

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创造，投入文化就是投入进步，让我们主动投入法院文化的怀抱吧，共同迎来法院文化建设百花齐放的春天吧！

法律信仰让公平正义防线更牢固

连续剧《防线》中，法院代院长高维民用“背叛”妻子的做法取得了被执行人的秘密账号，使新任执行局长于抒娅首战告捷，但却深深地伤害了妻子的情感，甚至使家庭面临破碎的边缘；法官魏强在执行案件过程中遭人设计诬陷，在被免去执行局长的情况下能够忍辱负重，装扮成工人潜入被执行人的公司查询线索，在行迹已经暴露、人身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依然请命继续查找线索，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失去了很多，但是被执行人的利益得到了兑现，司法权威得以树立，公平正义得以维护。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这样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用高维民的话说，“因为我相信法律”，对法官来说，这就是法律的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我们身边的优秀法官，因为怀着对法律的崇高信仰，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诺言。宋鱼水、陈燕萍、陈辽敏等先进人物，他们用自己的真心、真情和真爱，把对法律的信仰体现在认真审理好每一起案件中，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人民法官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让社会群众在他们身上看见了法律的力量，让公平正义的防线更加牢固。反之，一些不相信法律的人，对法律没有信仰的人，崇尚金钱至上、权力至上，奉行权大于法，始终无法突破公平正义的防线，终究被法律所制裁，被人民所唾弃。

法律信仰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法官的天职，是人民法院促进社会和谐的神圣使命。公平正义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承诺，而是要通过每一项具体的工作来体现的，要把办好每一起案件都作为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具体体现。法官在每一起案件的审理中，只有坚定法律信仰，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自觉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自觉抵制外来因素的干扰，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法律信仰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有力保障。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需要坚定的法律信仰。当前，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官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和实践者，运用法律正确审理各类案件，是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的重要力量。法官只有坚定对法律的信仰，坚守宪法法律至上，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才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深化法院文化建设 全面提升法官综合素质

论文简介：长期以来，青海省湟源县人民法院注重从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司法为民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廉政文化及学习型法院建设等层次全方位打造法院文化，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效显著，2010年湟源法院荣获“首批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称号，这是该院继2006年获得“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2007年获得“全国优秀法院”荣誉称号后，获得的又一项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的殊荣。法院文化建设的初步成功，为该院法官综合素质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结合该院文化建设的成功措施，从法院文化的含义、法院文化建设对于提升法官综合素质的作用、深化法院文化建设提升法官综合素质及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推动作用四个方面阐述，深化法院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法官综合素质。

内容提要：法院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先进的法院文化对培育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现代司法理念和提高法院队伍整体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多么健全的制度，都是静态意义上的被动管理，即硬性的外在管理。要更好地建设法院队伍，还应坚持内在管理与外在管理并重的管理原则。而这种内在的管理即为动态意义的柔性管理，具有管理上的主动性。这种以人为本以“营造法院先进文化氛围，塑造法官高尚职业道德”为内容的柔性管理模式逐渐成为许多法院的共识。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法院文化，同样，良好的法院文化氛围也有利于法官队伍的成长和法官素质的提高。该院法院文化建设的初步成功，为法官综合素质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键词：法院文化建设 法官队伍建设 法官素质

一、法院文化的含义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是缘于一定职业并且带有一定地域性的以法官为主体的特定人群的集合，因此必然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异于其它群体的文化。法院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群体文化，它的核心是法院精神，包括观念形态的价值观、信念及行为准则，它涵盖了法院的宗旨、方针、目标和体制等方面。司法为民是法院文化的核心政治内容，公正与效率是法院文化的本质追求，与时俱进是法院文化的创新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是法院文化的职责要求。法院文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蕴含“权威、公正、平等、清廉、严谨、中立、文明、高效、敬业、关怀”等丰富的内容。

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发挥着整合、导向、凝聚、规范和激励等作用，先进的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约束法官的非正式规则，从而使法官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而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维护整个队伍的形象，提高队伍的素质。

从历史上看，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法院文化自然无从谈起。现代意义的法院雏形出现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解放后，由于计划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体系终未建立，真正意义的法院也只是虚幻的“空中楼阁”。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法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院才真正回归其独立审判的职能，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作为根植中国特色文化土壤之中的法院文化才逐渐兴起，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以至党的十七大提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人民司法事业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为人民法院指明了工作和奋斗的具体目标，把人们对文化特别是法院文化的认识和注意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法院文化建设对于提升法官综合素质的作用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示范作用和影响力。法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设现代司法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好的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起到一种指引和导向的功能。浓厚的文化氛围、先进的文化方向，对于法官队伍法律知识结构的改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和法官职业自豪感的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法院文化又有利于法官队伍形成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法官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更好地服务于为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大局。

（二）好的法院文化能约束法官的行为举止，使法官在内心信念的约束下，自警自律，自觉地维护法院的良好形象，为法院的建设奉献力量。在先进文化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法官能更好地树立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行为、形象、纪律、作风等方面，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使外在的规章制度、管理规范变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和理想信念。

（三）好的法院文化能激励法官的干劲和工作热情，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从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高和个人发展。这是法院文化的一种激励功能。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类，法官这个群体同样有人的需求和追求。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才能使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制定针对法官队伍的规则，才能使我们地工作少走弯路，才能使我们的队伍少出问题，这也是对法官队伍的爱护和对法官这个群体的尊重。法官群体是社会精英的集合，法官职业对于他们来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更是出于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法院文化所宣扬的司法理念，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司法文明等理念，使法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产生强烈的热情和信心，从而调动起法官爱岗敬业、谨慎裁判的积极性，在实现审判工作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司法文明的同时，也使法官自身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三、深化法院文化建设，提升法官综合素质 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有内因和外因。外因主要是司法体制和法官制度的不完善性，内因主要是法官的素质尚不达到最大限度公正的要求。本文主要探讨内因问题，即法官的综合素质提升。那么，法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法官的素质包括职业道德素质、人文素养、专业素质、心理素质等等，法官的各项综合素质又蕴含在法院文化 “权威、公正、平等、清廉、严谨、中立、文明、高效、敬业、关怀” 的丰富内容当中，要全面提升法官综合素质，必须深化文化建设。本文从法官的人文素养及职业道德素质方面探讨。

（一）提升法官的人文素养。李汉昌先生对人文素养有过论述，他认为人文素养是人们在广泛的读书学习，汲取各方面的知识，融合贯通，品味升华后而形成的一种人的内在品质。这种内在品质外化为：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看问题时不为情绪所左右，能够较理性的对待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冲突；善于跳出自身的利害得失、有较开阔的视野，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宽厚人道对待他人，摒弃了野蛮粗俗，形成了较好的人生观和历史观等等。而这些品质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提高的程度。

该院深刻认识到要提升法官人文素养，必须把创建学习型法院作为首要环节来抓。按照十七大要求，该院研究制定了《湟源县法院人才培养规划》，加强对法律人才、管理人才、年轻后备干部三支队伍的培养。坚持政治上给待遇，时间上给支持，学习上给机会，经费上给保障。

在提高思想认识上下功夫。该院党组切中要害，将学习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大会小会强调建设学习型法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引导全体干警认识到学习是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最主要的途径和方法，努力营造热爱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构筑“学习型”法院，通过积极开展审判知识讲座、法律文书评比、案件质量评比，组织干警到先进法院学习交流等，不断提高全体法官驾驭庭审、判断事实、适用法律、平衡利益、调判结合、制作文书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在领导带头上下功夫。“群雁高飞头雁领”，法院领导班子建设在队伍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推动学习型法院创建活动取得成效，该院党组成员始终坚持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和自身的积极参与，引导干警树立 “学习者生存、学习者发展”的终身学习理 念、确立“学习为本”、“时时学习、处处学习”、“创新学习”的理念。领导班子成员充当好三个角色：即当好设计师、当好教练员、当好服务员。使全体干警的学习与工作、生活融为一体，努力实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和“生活学习化、学习生活化”目标，不断适应法院工作发展的需要。

在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上下功夫。该院以切实的激励机制，激发全体干警的学习热情。出台支持书记员参加司法考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承诺凡本院干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除全额报销报名费、资料费外，还一次性奖励2000元，真正做到工作人员学有压力，学有动力，学有能力，学有效力。创办了“大家讲法·论坛”，每年安排外出学习的法官或邀请知名专家学者给全体干警作专题讲座，并组织讨论，交流心得，达到共同提高目的。

（二）提升法官专业素质。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丰富的裁判经验，熟悉法律规范是法官的主要专业素质。法官必须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是司法权在社会纠纷中的终局载量性质决定的。

该院着力提升法官专业素质，注重在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上下功夫。院党组作出决定：再穷不能穷学习。努力克服经费困难，舍得投入，以足够的教育培训经费，打造名符其实的学习型法院。院里建立起了图书室和文化室，购臵配备图书资料、期刊，均按照图书专业要求进行了分类登记造册，有健全的借阅及归还制度。图书室配书投资3万元，占到经费预算的5%。目前图书室藏书种类30 种，藏书4000余册，报刊种类40种，报刊册数360册，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院里集中为6个部门开通了互联网；三年内选派干部到国家法官学院等院校和省法院、市法院学习、培训、挂职60人次；今年，院长又亲自带领全院法官到省高院、西宁书城给每位法官购买、配备价值4867元的法律业务学习书籍248册，极大方便干警业务学习，得到了干警一致好评。学历教育取得新进展，全院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80.2％，大专以上学历在干警中占90.5％。三年中，全院干警撰写调研文章75篇，被《青海审判》、《西宁宣传》、《西宁法苑》等刊物采用21篇，其中一篇获得国家级优秀奖，一篇获得省级优秀奖。编发信息简报312期，其中被省、市法院及县有关部门采用56条，省、市级报刊、网络采用169条。

四、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推动作用

人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力量，文化与群体紧密相连。具体到法院文化中，法院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法官也是紧密相连的，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最活跃的因子。我们在过去往往只注意到法院文化对法院工作乃至法官队伍的促进作用，而经常忽视法官队伍对法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其实，法院文化的形成与法官队伍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先进的群体才能产生先进的文化，因此在法院文化的建设中要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这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法院文化建设的深入进行，提升了法官的综合素质，同时，法官综合素质的提升也会反作用于文化建设的深化，从而为法院的审判执行及其他各项工作的长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根基。

总之，法院文化的主体是法院，而法院的主体则是法官。因此说，法官队伍的状况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现有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总体状况亟待提高。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大力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进程，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使法官成为法律理念的塑造者、法律传统的信守者、法律秩序的缔造者、法律运行的领航者、法律正义的完善者，以其共有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语言，崇高的司法品格和精英化的司法能力来体现现代的法院文化。同时，辅之以相应的制度对法官进行约束、规范，并且用制度将已经形成的一部分先进的法院文化固定下来，力争做到，通过法官素质的提升形成良好的法院文化，现有的良好的法院文化又能提升每一个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与法院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卓有成效的法院文化建设使该院形成了一种催人奋进的主旋律，迸发出一种给社会以信任感、给队伍以激励感的巨大力量，从而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发展。在今后的工作中，该院决心继续按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要求”，对照“公正、高效、务实、创新”的八字院训，继续抓好法院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法官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全体法官及其工作人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法院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浅谈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内容摘要：法院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的法院文化是法院的灵魂和血脉，是团结干警的精神纽带。近年来，法院的物质条件极大地改善，各地法院的办公大楼和审判大楼拔地而起、巍然屹立，但法院文化建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院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进程？存在着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建设更加先进的法院文化？在此，笔者谈一谈对法院文化建设的认识。

关键词：法院文化 发展 问题 建议

正文：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具体到人民法院工作中，审判工作是核心，化纷止争是基本职能，促进司法公正，真正实现司法为民是根本目标。而要实现法院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加强法院的文化建设，以文化软实力引领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司法要求的同时，实现法院长足发展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的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西方的司法文化对我们司法领域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不可否认，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在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司法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与社会进步是一致的。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并没有随着这些进步而明显提升。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这与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期望越来越高有关，很多群众认为法院是解决他们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当他们的合理诉求不能立即得到满足时，往往会让他们产生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与法官的综合素质相关。个别法官不能过好权力关、人情关和金钱关，以致于在百姓心中留下很坏的印象。“一个缺少文化积淀的国家是苍白的，一个缺乏了文化根基和浓浓文化氛围熏陶的法院和法官群体也是难以令社会公信的”。①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文化建设便迫在眉睫。

一、法院文化的产生和内涵

（一）法院文化的产生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封建文明的国家，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令世人惊叹，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也缺失现代法治的历史渊源和积淀，直到封建制度结束，我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法院文化便无从谈起。我国现代意义的法院雏形在民国时期初见端倪②，因为战争的影响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解放后，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文化上经历了十年浩劫，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体系终未建立，真正意义的法院也似“空中楼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法治的观念日益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院才真正回归其独立审判的应然职能，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直至此时，作为根植中国特色文化土壤之中的法院文化方渐显露头角，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乃至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注意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法院文化建设铺设了快车道，我国的法院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时间短、任务重以及当前外来思潮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法院文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二）法院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对文化概念的阐释就有160多种，真可谓见仁见智。“文化”一词很早就见诸于中国古籍,但这些典籍中的“文化”一词与我们日常最为前缀或后缀的“文化”之意差之甚远。在我国《辞源》中，对“文化”的解释即为“文治教化”，以与“武功”和“加诛”相对。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源于西方,在中古英语中常有“耕耘”和“掘种土地”的意思，并进而引申为“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所作的广泛的努力”③。我国的《辞海》对“文化”作了精准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何谓法院文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精神，是其特有的，共同遵循的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关联的物质表现的总和”。④ 有的学者把法院文化细分为三个部分：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行为文化是保障，精神文化是核心，三者互相作用，缺一不可。就其内容而言，法院文化主要包括追求正义的理想信念、严格司法的价值取向、清正廉洁的职业道德、高效有序的管理规范、威严庄重的物质载体等。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和理论问题，但是理论的宏与大深刻也必须以日常的现象和事物作为附着。以法院的文化为例，法院的庄严与神圣可以通过巍峨挺拔的办公大楼体现出来，而再豪华的宾馆也不可能体现出法院的这种文化神韵。此时，法院的办公大楼便是抽象的法院文化的附着物。法院之所以为法院，不在于大楼，而在于高品质的法官和法院工作者群体，在于赋予法院设施、制度规范等外在事物以内涵、精神，使法院形神兼备、从而堪称为法院的文化积淀。

法院文化与审判业务是法院工作的两翼，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将威胁到法院正常职能的履行。一个文化素养严重缺乏的法院又怎么可能真正实现司法为民的服务目标。法院文化之于法院是灯塔，也是助推器。先进的法院文化能纯净人的欲望、涤荡人的灵魂、增加法律的威严。

二．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法院文化逐步得到重视，各地法院的文化建设工作开展地如火如荼。河南巩义、山东东营、上海等地，尤其是地处边疆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为我们今后开展法院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从总体上看，各地法院都处于各自为战的态势，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全国缺乏统一的规划与领导。文化是一个沉甸甸的词语，但我们在法院文化建设中通常把它简单化和庸俗化，追求立竿见影的表面形式和短期效果。法院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并且一以贯之。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当前的法院文化建设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法院文化产生的土壤是法院，脱离了法院和法官，法院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实践中，广大法官没有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对涉及到自己的文化建设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就勉强应付。不少的法官存在着三种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办案任务重,没有时间和精力搞调研的“无精力论”；二是认为调研文章非我能及,不如不写的“畏难论”;三是认为调研工作是领导和研究室专职人员的事、与己无关的“无关论”。

同时，在领导层中也存在对文化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现象，认为法院的主要工作是审判，搞文化建设是“务虚”。没有从内心深处理解法院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有把法院的文化建设放在应有的高度予以重视，缺少实实在在的策划和长远的规划。

（二）忽视干警在法院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

干警是政法工作的执行者，没有干警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的司法理念便无从实现。但在法院文化建设中，干警的主体性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实践中，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往往出现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的现象，文化建设好像只是研究室、办公室的事。文化建设流于形式，甚至一提到法院文化建设，就简单地认为组织几次书画展、开展几次文娱活动、悬挂几幅所谓文化匾牌或标语就是“文化建设”了，将文化建设作为“形象工程”和“花瓶工程”。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没有调动法院干警的热情。

（三）缺乏具体明确的发展规划

纵观全国的法院文化建设不难发现，近几年法院文化建设发展迅猛，关于文化建设的优秀典型不断见诸报端，表面的热闹不能掩盖其生命的短暂，各地法院的做法缺乏长远的规划，导致法院文化在一段时间内兴盛，之后便没有下文。

实践中，一些法院脱离自身实际，毫无目标地盲目仿效，导致文化建设出现随意和无序。盲目仿效国外法院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法院，忽视了自身的特殊性，硬性嫁造成法院文化建设的畸形与异化。一些法院无视文化建设的规律，盲目下达文化建设的任务和指标，随意规定文化建设的期限，并对文化建设进行所谓的“量化考核”，结果非但没有使法院文化得到理性培育，反而使法院文化建设迷失了方向，误入了歧途。

三、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在分析了现状、找到了症结后，我们要探索建设法院文化切实可行的道路，这也是我们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法院管理上的去行政化。

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实行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化管理体制，突出表现在对法官的管理上。在我国上下级法官遴选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如果不担任行政职务，那么直到其退休也只能是一级法官。而直接进入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工作的年轻法官由于所处法院授予的行政职级的不同，可能很短的时间就能达到更高的法官等级。在这样的状态下，要试图让基层的每一个法官保持一个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参与法院文化建设和司法精神的塑造必然是困难的。

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上的行政化管理体制，还表现在地方行政掌控了法院的财物核拨等重要权限，法院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由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院出现时间较晚，司法体制还不尽完善，地方行政对法院工作的干预仍然存在。在我国的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给法院分配招商引资指标、参与拆迁等怪现象，使法院失去了中立性，破坏了法院在公众中的形象。

文化事业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靠行政命令进行。解决“去行政化”这一问题之后法院作为独立的司法主体的地位才能得以凸显，在建设先进法院文化的过程中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二）、制定长远发展规划

文化是在人民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过大浪淘沙般的反复锤炼积淀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象征着时间，代表着经典。因此文化建设要放眼长远，制定发展规划，不能满足于眼前取得的成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法院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总体的工作思路应是：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为目标，以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为支点，挑起法院文化建设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科学谋划，放眼长远，不断跟进。

总结各地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云南高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整体上策划一个法院文化建设方案，由高级人民法院牵头，成立云南省法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将各级法院的文化建设拟定一个实施纲要，指派各级法院由一名院领导具体负责，将法院物质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实施法院建设物质与精神的良性互动，用外在动力对全省法院文化建设进行助跑。在短短大半年时间里，取得了《以法律的名义》专题片、《云南高院赋》等一系列成果，掀起了全省范围的文化建设高潮，完成在西部法院文化建设的系统性领跑和推进。

（三）、突出法官的主体性地位。

“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精神”，从众多学者对法院文化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法官是法院文化的主体。因此，建设先进的法院文化必然要突出法官的主体性地位，增强法官司法为民的职业理念，提高法官依法办案的职业能力。坚持政治上给待遇，时间上给支持，学习上给机会，经费上给保障。培育干警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采取多种形式，把法院文化建设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从而培养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和精神气质。

首先，建立上下级法院人员交流制度，畅通法官上下流通的渠道。如上文所述，我国对法官的管理实行行政化管理体制，基层的法官若是不担任行政职务很难晋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法官的积极性。近年来，各地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采用选调的方式招考基层优秀的法官，从而使法官队伍充满竞争的活力。

其次，创建学习型法院，鼓励干警参加学历教育，为干警学习提供条件。知识就是力量，是法官能动司法的智慧之源。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知识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法官具有符合自身职业特性的知识结构。一个仅知道法律条文的法官只能算是一个 法律的工匠，而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官。在具备了完善的知识体系后，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鱼得水，才能真正实现能动司法和司法为民的目标。

再次，全面关心干警生活，增强干警的职业尊荣感。从历年的公务员考试中不难发现，国税、工商系统等吸引很多人报名，而法院则很少有人问津，一方面是由于司法考试这条硬线，另一方面则是法官的职业风险和收入水平不匹配。进入法院后，仍有很多年轻的法官跳槽做律师，法院留不住年轻的专业人才。法官收入偏低不足以形成法官职业本身的尊荣感，不足以吸引优秀的法律人才到法院工作，也就不足以产生我们期待以久的体现法律、法院、法官精神的优秀法院文化，因此，应在政策准许的范围内，想方设法提高法官的福利待遇。

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以法律事业感召人，用法院的情感吸引人，用法院领导的人格魅力感动人，把法院建设成为充满温情、崇德明法之所在。

（四）、创新法院文化的发展方式。

创新法院文化的发展方式就是要改变过去单一化、形式化的现象，把法院文化建设和全体干警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把法院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体现在每一个干警的身上。近年来，在开创发展方式上，很多地方的法院做了有益的尝试：定时组织观看廉政宣传片、拍摄反映法官风采的影视作品等，如反映法官风采的影视作品《真水无香》，反映新中国司法工作者铺路人马锡五的角色的电视连续剧《苍天》等在建设法院文化的同时，树立了司法工作者良好的社会形象。

（五）、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法院文化

由于处在同样的国情之下，各地法院的文化建设存在共性，要建设突出的法院文化就要挖掘地方特色，丰富法院文化的内涵，培育具有人文特色的法院精神。

把现代司法理念、先进法院文化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既继承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特点。如闽西一地方法院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优势，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身上所具有的团结和谐、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勤政廉洁、与时俱进的精神，增进闽西法官忠贞不渝、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发扬苏区干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良传统，强化闽西法官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发扬革命老区客家人民纯朴勤劳、好客礼貌的优良民风，培养闽西法官吃苦耐劳、遵纪守法、遵守礼仪的作风。

（六）、树立法院的先进典型，在司法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法院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具体体现，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诠释法院文化的灵魂，彰显法院文化的魅力，是法院文化的具体化和人格化。各地法院应积极挖掘、培养、树立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用先进典型的光辉事迹全面展现法院精神文化的精髓和强大感召力，激发法官群体的活力和竞争力。

篇3：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

关键词：上市公司,财务视角,实体经济形势

我们分析的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样本总数为2445家, 金融业上市公司样本总数为42家, 银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总数为16家, 并将2009年至2013年连续5年作为核心财务指标的分析视角。

一、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持续下滑, 盈利堪忧

(一)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分析

通过对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3年连续5年资本回报率指标进行分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随着财政4万亿投资的拉动, 资本回报率从2009年的7.09%上升到了2010年的8.72%, 但是, 从2010年到2013年, 资本回报率出现了连续下降, 从2010年的8.72%下降到了2013年的5.81%。

通过图1说明我国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近年来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 从下降的原因来看, 主要还是非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近年来没有增长, 而这些公司投入的资本却在不断增长。

(二) 资本回报率与资本成本率比较分析

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 企业每年的资本回报率应高于其资本成本率, 并且企业的资本溢价率 (即:资本回报率超出资本成本率的差额) 越高, 则企业创造的价值越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反之, 则企业创造价值较低甚至不创造价值, 可持续发展的风险越来越大。

从图2可以看出,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2012年和2013年连续2年低于资本成本率 (央行公布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年内加息的则按月加权计算) , 说明这些企业资本回报率跟不上资本的融资成本。这也从侧面说明,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资本盈利能力越来越差, 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二、实体经济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债务风险高企

通常而言, 资产负债率指标反映了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和财务风险程度。从债权人角度来看,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从股东角度来看, 希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并且当企业资本回报率高于资本成本率时, 希望企业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从宏观角度来看, 实体经济的债务水平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通常而言, 实体经济的资产负债率应控制在60%以下, 突破60%则预示着实体经济债务风险过高, 应进行风险警示。

注:资本回报率=净利润/平均投入资本, 其中:平均投入资本=带息债务+权益资本

(一)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分析

从图3可以看出,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指标连续5年上升, 说明从2009年开始,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整体负债水平很高且在不断上升。如果将60%作为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 则2011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接近警戒线, 2012年和2013年连续2年超出了警戒水平。这也充分说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在“高杠杆率” (杠杆率即负债与资本的比率) 运营、财务风险日益严重。

(二) 融资额分析

我们将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借款额和应付债券额即应付融资余额来分析其每年末的融资额规模。从图4可以看出,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融资额连续5年在增长, 且年末融资余额从2009年的4.3万亿上升到了2013年的8.5万亿, 5年间增长了将近1倍。

通过对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融资规模指标的分析, 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资产负债率水平过高, 靠大规模融资推动企业资产增长, 维持企业日常经营。如何控制和防范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日益严重的债务风险也就显得尤为迫切。

三、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盈利关系恶化、利润回流银行

(一) 非金融业与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年度对比分析

我们分析的金融业上市公司样本总数为42家上市公司, 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上市公司, 银行业上市公司16家。金融应该为我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和转型发展服务, 然而, 近年来16家上市银行和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占比快速上升, 2012年和2013年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占比均超过了50%, 说明当前我国银行业已经在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银行业净利润占比=上市银行净利润/ (上市银行净利润+非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

表1从侧面说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高杠杆运营、利息高, 从而导致利润微薄、盈利能力逐年下降, 而银行业则依然依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的继续扩张获取了高额的利润。这也说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在替银行打工。

(二) 非金融业与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季度对比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 2014年1季度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相比, 占比高达5 8%。此外, 通常前三个季度金融业和银行业净利润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相比, 占比均高于50%, 尤其是每年的1季度, 上市银行开始大规模发放贷款, 上市银行获取的利息收入就多, 1季度其利润占比就最高。

四、扶持和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 说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总体表现为:资本回报率指标持续恶化、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银行业不断挤占实体经济利润。对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出现上述的严重困难, 我们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一) 综合运用针对性的财税政策来提振实体经济

我们认为, 提振实体经济的举措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虑。宏观方面, 应综合运用财政、货币、金融等政策来引导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解决好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优化;微观方面, 要通过降息、发债、注资等各种途径来改善我国实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从源头上控制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水平, 降低实体企业对债务的过度依赖。

当然, 财税政策的运用应更具针对性, 更多地向应该鼓励发展的产业、企业倾斜。比如:对企业因产业转型、产品结构调整而进行的重组、资产处置等进行减税甚至免税;对企业当年新增的科研投入在审核后给予更高标准的税前加计抵扣 (如提高到200%) 。

(二) 尽快建立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有效控制债务风险

通过前述分析,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资产负债率指标和整体负债水平严重偏高。为了及时揭示和预测我国实体经济的债务风险, 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总体和分行业的债务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定期发布我国实体经济整体和主要行业的债务风险水平, 对过高的资产负债率 (如:实体经济整体高于60%) 进行及时报警和实施管控。

注:金融业净利润占比=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 (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非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

如果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未真正实现从“投资拉动”向“技术和管理驱动”的全面转型, 依然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来实现粗放式的规模发展, 则可以预计, 未来几年我国实体经济的债务风险依然会高企。因此, 尽快制定我国实体经济的债务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定期和及时跟踪分析我国实体经济的债务风险, 对实现我国实体经济债务风险可控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三) 积极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协调发展

在前述的分析中, 2012年和2013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占比均超过了50%, 说明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大部分以利息的形式回流到了银行, 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盈利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一个“临界值”, 这种畸形的盈利关系如果持续下去, 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要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必须处理好金融业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建立起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并将金融资源更多地引导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 金融业过度发展反会严重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篇4：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

陈独秀产生的地域文化背景，最直白的表述是安庆陈独秀生平陈列馆的首栏标题：安庆出了个陈独秀。然而略作深究，就不难发现安庆文化在“独秀性格”中所产生的效应多来自于反作用力。就乡俗而言，曾国藩曾说安庆人俗而傲，陈独秀对此更有切肤之痛。他晚年仍念念不忘安庆乡俗，叙说起当年他们兄弟中秀才时的情景：

“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按，当时安庆与怀宁同治为首府首县，称怀宁人亦即安庆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陈独秀《实庵自传》）

其实早在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就有专文批判安庆诸如不合乎情理的婚姻规矩、专喜欢烧香敬菩萨、愚昧的妇女装扮等恶俗，广而言之“中国希奇古怪的坏风俗实在多的很”，“顶有关系国家强弱的”。他说经他分析批判后，“不说全改了，就是能改去一半，那怕把我的嘴说歪了，手写断了，我都是心服情愿的”。（陈独秀《恶俗篇》，《安徽俗话报》1904年5月15日）其用心良苦，天人共鉴。他正是痛感家乡的闭塞，民众愚昧，“皖南皖北老山里头，离上海又远，各种报纸都看不着。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因而不辞劳苦办起《安徽俗话报》，“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陈独秀正是在反思安庆恶俗之后，毅然走出闭塞的安庆。他1904年6月说：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愤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的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自懂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1904年6月14日）

人不能生而知之，所谓先知先觉，无非在于他能当国人尚睡之际率先解剖自己，使自己先行走出困境，走出梦境。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从故乡狭小天地里走出来的先知先觉。与其说是安庆出了个陈独秀，还不如说从安庆走出来个陈独秀。章士钊甚至认为陈独秀的出现在安徽是个奇迹，他说：“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得。”“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章士钊《致代总理龚心湛》）

从安庆走出来的陈独秀，首先是求新声于异乡。陈氏在安庆办成的事业有限，他的事业与声誉主要产生于异乡，先是芜湖（办《安徽俗话报》与成立岳王会），继而上海（创办《新青年》与建党）与北京（任北大文科学长与发起新文化运动）……再就是求新声于异邦。陈独秀所醉心的法兰西文明、欧美文化主要是以日本为桥梁获得的，日本堪称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祥地，陈独秀青年时代或留学或避难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有这两个求新声的途径，才使这个独秀山民有着世界眼光与领袖风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纵览世界风云，粪土古今“圣贤”。

就主流文化而言，那是波及全国的，与清政府几乎同运的桐城派古文，陈独秀少年时代不免也会耳濡之目染之。陈独秀文章之简洁或许就来自桐城派的影响，但陈氏自幼如同鄙薄八股般鄙薄之，以至他在叙述自己人生第一次大转折时云为“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而不是说“由桐城谬种转变到康梁派”，仿佛桐城派从来就未进入他的视野。

陈独秀却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曾经是“选学妖孽”。他说：“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不大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桐城派的先驱本是以古文为时文，以古文来改造时文，而其末代塾师往往鼓吹以时文为古文，想要寻找作古文之捷径，其结果是让古文与时文同归于尽，这大概就是陈独秀少年不满意塾师的内在原因。而到五四时期，又因桐城派中方苞自许“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柳之间”，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大阻力的恰为桐城派之殿军，因而陈独秀将其远祖近宗绑在一起，视为“十八妖魔”，统统视为扫荡之列，钱玄同则称之为“桐城谬种”。而“选学”虽也被称之为“妖孽”，实与康梁派又有某些相通之处，诚如胡适所谓，康梁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于桐城的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谭嗣同说的“沈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情感”。陈独秀脱离“选学妖孽”时，还从它那里吸取了“扪虱而谈”的魏晋风度与“非汤武而薄周武”的反传统精神。这或许正是五四时期“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同命不同运的秘密所在。

胡适晚年回忆陈独秀当年批判“桐城谬种”的情景，大有大义灭亲的味道。他说：“‘十八妖魔’是哪些人呢？他们是领导明代文风的‘前七子’和‘后七子’。另外四人则是明代的古文大家归有光和清代的方苞、刘大和姚鼐。这四位中的后三人（方、刘、姚），皆是陈独秀和我的安徽同乡。现在我们安徽又出了个陈独秀，居然把这三位乡前辈，也打入反文学革命的‘十八妖魔’之列。独秀把中古以后直到现在所有的仿古作品，一概唾弃；而对那些俗文学里的小说、故事、戏曲等等作家则大加赞赏。”（吴福辉编《胡适自传》）这赞赏的当然包括从怀宁走向全国的徽班戏曲。

说到宗族文化，则首先应感谢安庆图书馆的有心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陈独秀的老家寻得一套完整的怀宁《义门陈氏宗谱》。诸多学者以此为依据，理清了陈氏从远古到陈独秀下一代的家世，功不可没。但我关注的则是这部宗谱所承载的文化，即义门文化。“义门”，是历代王朝为推行封建礼教，维护秩序而刻意树立的社会典范。所谓“义门”即累世同居而遵孝义的大户。中国累世同居之风，始于东汉；朝廷表彰义门，则始于南北朝。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北朝至清代，进入正史的义门不到两百户。自宋以降，义门规模最大者为宋代江州德安义门陈氏与明代婺州浦江义门郑氏。从怀宁《义门陈氏宗谱》可知，这江州义门陈氏即陈独秀其家之中古源头（远古可追溯到虞舜，则似无此必要；如同研究曹雪芹追溯到曹操，未必有意义）。江州陈氏义门，历经唐、南唐、宋三朝，十三世，鼎盛时代“萃族三千七百余口”。至宋仁宗嘉七年七月奉旨分家，众官监护，依照昭穆世次分别大小，派定291庄拈阄。阔公系下第十三世之汝心，拈到安徽省怀宁县怀宁庄，此即陈独秀其家之近古源头，即怀宁义门陈氏之一世祖，这一支脉传到陈独秀一辈为十九世。

试想当初那么庞大的累世同居家庭，该如何管理才能正常运转？当然只得乞之于家法。陈氏其家有家法33条，对家庭结构、生产活动、生活秩序、教育设置、物资分配、婚丧礼仪、惩罚规则等方方面面皆有严格规定，以求达到“既无妄为之费，又无日用不给之虞；且长长幼幼各安己业，无尔我间隔之心，即千万人如一人一心，千百世同一世一日矣”。这部家规细微到养狗之规范：“蓄犬求吠，赖以守家。养犬一百，于馈饭堂，内设一大槽长三丈，以便百犬同食。碑载每日饲犬，鼓动群犬悉至，若有一犬不至，群犬昂首顾立不食；即犬俱至，必俟大犬导食，然后众犬随食。此亦义气之所化，非同俗犬争斗，不令有不义之象。”由此不难想像所谓义门的秩序森严。没有惩罚就没有义门家规，陈氏家规第33条云：“立荆杖室一所，凡子侄冒过，或以贵凌贱，或以势加人，更有越礼犯分者，禀明长家，痛责羞惩，不必扰乱公庭，以玷家声，以颓义风也。”家法中子侄不轨依情节轻重有杖五十、七十、一百，服役三年乃至“不可复生”——这无异将公堂移到私堂，说是：“家秉三尺法，官省五刑条。”（怀宁《义门陈氏宗谱》）

陈氏家法产生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按说离陈独秀够遥远了，其实不然。陈氏家法先由宋真宗诏令“赐王公以下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早已风传天下；陈氏族内自宋嘉分户以后，各房宗谱中都转载此家法。怀宁陈氏自清至民国，至少修了三次宗谱，分别为嘉庆三年（1798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民国35年（1946年）。一次于陈独秀出生前81年，一次于其出生后9年，一次于其死后4年。这些版本中，皆原原本本过录怀宁陈氏种种史料包括家法33条。

而将以33条家法为代表的义门文化，形象而现实地推到陈独秀面前的是严厉的祖父。祖父有四儿一女。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1846～1881年），排行第三。据说他“生有异姿，束发爱书”，可惜陈独秀仅两岁时父亲就逝世。他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模糊，以至在《实庵自传》中第一章就自称“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因而他的童年教育，就由祖父来承担。

这位祖父严厉得可怕。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写道：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除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道利害，为了走路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父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像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他的脚步声。我那时心中老是一个不可解的疑问：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他是抽鸦片烟的，在家里开灯不算数，还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才算过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哪里去了呢？

在这里，我们见识了一个活生生的义门族长形象，他一方面严厉得令全族老小窒息，另一方面他又自行过着与“义门”家法似不相称的另类生活。所不同的是，全家老小都怕他，而陈独秀从小就在怀疑这形象化的义门文化。待到这位祖父以毒打的方式，向童年陈独秀传递义门文化时，他就不由分说地对义门文化由怀疑走向了反抗。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生动地记载着他童年时代如何以“一声不哭”的无言顽强反抗着祖父发狂而可怕的毒打，气得祖父愤怒而伤感地哀叹：“真是家门不幸！”

这场面与《红楼梦》中“宝玉挨打”的情节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白胡爹爹”从他“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中，看到的是“家门不幸”——此话不幸言中，陈独秀一生为陈氏家门带来的不幸是够多的了。陈独秀则从祖父的毒打与发狂中，闻到了“义门文化”的血腥味，从而在灵魂深处升腾起强烈的逆反心理，也即仇父情结（当然这里的祖父是代父形象），以及宁死不屈的性格。这就是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的逻辑起点。

篇5：从管理经济学视角透视中国移动

新制度经济学经过60年代以来约近30年的.演变和发展,现已成为西文经济学的一个颇有影响的理论分支,并成功地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阐释.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阐释美国当代教育体制改革.

作 者：黄河 周采 Huang He Zhou Cai 作者单位：黄河,Huang He(南京大学商学院)

周采,Zhou Cai(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

篇6：从孔子透视中国文化

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孔子》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褒贬之议，电影主要情节是描写他51岁出任中都宰一直到其73岁病逝这段经历，并挑选了最有戏剧性的隳三都、周游列国、子见南子、陈蔡被围、孔子回国以及韦编三绝等重要经历进行改编。影片中虽然注重孔子在仕途方面的经历，但还是大致真实地遵循了《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一生的描述。影片中向我们重现了德才兼备的孔子坎坷的仕途之路和不得志而一生流浪的生活。

当然影视作品毕竟作为人们消遣的一种方式，为了达到大众化和引起观众的兴趣的目的，影片中大量添加了许多战争场面和勾心斗角的利益斗争，甚至夸大或改写某些故事情节，我觉得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例如齐鲁峡谷会盟，影片中注重展现了孔子过人军事谋略和才能，这与《史记·孔子世家》略有不同，据里面记载：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可见，孔子是凭借着君子之道令齐景公恐惧和折服了，使齐景公自愿归还汶上三城以此道歉。

而电影中主要是通过孔子精密的军事策略和外交手段保证了会盟的胜利结束和讨回了汶上三城。还有对于一些虚构的情节如颜回之死，我们或许不应该去追究其虚假性，而应该把它作为影视作品在原著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当然影视作品中很多细节与历史记载略有出入，无论怎样，这些误点、瑕疵也难以否定这部电影的内在价值。作为观众的我们，我们应该看到电影中更深沉的文化内涵，去挖掘电影中努力给我们呈现的孔子的主张和精神魅力，让我们在孔子带领下重新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一、中国的 “礼”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礼仪文化丰富而又深奥。在这里，孔子将“礼”作为一种社会准则来教导人们，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无论是电影里还是在《史记·孔子世家》里面，我们都感到中国 “礼”文化的深沉内涵，看到孔子在个方面努力去实践“礼”这种文化。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即他儿时经常把祭祀时盛放祭品所用的方型、圆形器皿摆设出来, 模仿成人磕头习礼，这说明孔子在儿时就对 “礼”有一种喜爱和重视。无论是执政，或是自身修养上，还是与家人朋友相处，孔子始终主张以“礼”为核心。

在影片中，鲁定公向他问政时，他说到：“齐国的老百姓不犯法，是因为他们害怕刑罚，如果人们不犯法，是因为他们讲礼仪，知廉耻，有品格，那不是更好么？”这里正是对《论语为政篇第二》中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阐述。我们还可以看到电影中孔子每次进朝的跪拜礼仪都是严肃认真的，这正是孔子自己将“礼”作为自己的准则认真实践着。

对待君臣关系时，正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论语·八佾篇第三》中“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明君臣必须按照一定的礼仪制度来处理，也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各自按照应有之道去做，都要符合角色要求和规范。

在自身修养方面，提到要“克己复礼”才能达到仁的地步，正如《论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第十二》）也就是说约束自身, 使言行合乎礼, 就是仁，一旦能做到这一点, 天下就归依于仁。以礼作为行为的准则, 不能有半点含糊, 他认为不掌握礼仪, 很难做事合理,行为得体。这表明了“礼”成为孔子的仁的重要体现和前提，正如他说的：“不学礼, 无以立”。这也作为他教导学生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要求。

在对待父母上，《论语 为政篇第二》提到：“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侍奉他以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他死了，我们则在埋葬他时也按照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举行祭奠的仪式时也遵照祭祀仪式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行了。

当然，我这里谈到的也只是礼的一部分，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我只能在其中一支文化来分析这种礼文化而已。当然，在孔子对礼的发展和继承的基础下，各朝代对 “礼”也都非常的重视。例如，孔子向齐景公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八字方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汉代时儒家学派代表董仲舒借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提出“三纲五常”，促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并成为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深远。

二、中国的 “孝”文化

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说过：“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从古到今，孝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在《尔雅·释训》中说：“善事父母为孝”。孔子则是对西周以来的孝道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孔子以自己为准则，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孔子母亲去世，他先将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这是出于孔子谨慎从事的考虑。陬邑人挽父的母亲告诉孔子其父的墓址，这之后孔子才将母亲灵柩送往防山合葬。从孔子葬母这件事情我们能看到孔子是一个严格遵守孝道的人。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主张孝，并将孝作为评价一个人品德的根本所在，也是仁之本。在怎样孝敬父母时，《为政篇第二》中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里仁篇第四》中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父母在的时候要好好照顾父母，即父母在的时候要恭敬的奉养，更加不应该远游，死后也要按照礼节来安葬和祭祀。孔子对“孝”的规定，不仅包括“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而且还包括“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劝谏和帮助父母发现和改正缺点错误。

《学而篇第一》中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里说明了孝的重要性。《为政篇第二》中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如果养活父母没有诚敬之心，那么和养活动物义能有什么区别呢?孔子主张孝是做人的根本前提，也是实现仁的基础所在。孔子的这种把父母之意愿、奉养视为高于一切，然后将家庭之孝推及社会，从而达到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孝文化所视为的最高品质和精神。

孟子也对孝进行了发展和补充，孟子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强调“事亲，事之本也”。孔孟对于孝的含义更加加深了，也为后世的孝道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盛行，孝道也理当成为教化民众的内容之一，孝道成为统治者治国安民的重要手段。“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系统化，理论化。汉代许多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孝文帝，孝武帝等都是受孝道影响的结果。同时，西汉首创“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将孝道与取得功名利禄紧密联系起来。“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直为后世所沿袭，直到清代。汉代出现了很多孝子，例如孝女曹娥和缇萦，他们分别被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和《汉书·刑法志》中，他们的孝都为后世所赞叹。直到元明清的时候，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他们进一步将孝道作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元代郭居敬编著的《二十四孝》，成为当时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它也是统治者维护礼教秩序的工具。随着专制的需要，愚孝思想极度地泛滥和膨胀，也使孝道畸形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好的现象。正如鲁迅评论《二十四孝图》说道：“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这就是后来孝道畸形发展的表现和结果。总的来说，孔子宣扬的伦理观内涵丰富多样，而礼和孝只是其中之一。就孔子伦理思想而言．其内在的核心目标是将孝和礼作为评价一个人品德修养高低的基础，从而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对于“仁”的追求，要通过礼和孝来“教化”人民，使人达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的崇高境界，从而达到“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世家》）的和谐天国。

三、天命思想

天命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和西周。据《尚书·召诰》记载：“有夏服天命”。《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说夏代尊天命，即是说夏王朝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万民的。因此，天命思想在夏代就有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有神论的宗教思想。

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却渗透着一种天命思想，无论是电影中还是在《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中，都展现了孔子在潜意识中的一种天命思想。这也许是归结于古代道德根源的唯心主义色彩吧。

《孔子世家》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于匡地的时候，他说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就是上天打算毁灭这周朝文化，我这个后来人便不应该掌握周朝的文化。上天不想毁灭周朝的文化啊，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当宋国司马桓魋想拔掉大树来杀死孔子时，他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即上天把德行降生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当子路责怪孔子不应该见南子时，他否认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虽然是一种发誓诅咒，但不乏有主宰在天之思想观念。当颜回死后，他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因为当心爱的学生比自己早死后，内心极度痛苦，这难道不是上天要亡他么？孔子这样指责上天。

在《论语》中，《八佾》孔子回答卫灵公的大臣王孙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得罪了上天，连祈祷也没有用的啊！《子罕》孔子批评子路时：“吾谁欺？欺天乎？”《宪问》当公伯僚诋毁子路时，孔子说：“道之將行也与，命也；道之將废也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意思即我的道德理想將会施行，那是天命決定的；我的道德理想將会被废弃，那也是天命決定的，公伯僚能把天命怎么样呢！他认为“道”是否行得通，都是由命来决定的，这是人们阻碍不了的。这里可看出孔子将天命看得如此重要。

孔子在《季氏》里提出了“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尧曰》里说道：“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这里面，显然是要被统治者安于自己的地位，服从统治，要尊天命。可见，孔子重视天命的程度是多么的深。他还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认为“道”是否行得通，都是由命来决定的，这是人们阻碍不了的。可以这么说，孔子是维护传统的天命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西汉中期以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建立了一套所谓的“天人感应”说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他主张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皇帝受命于天，体现天的统治权力，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董仲舒还认为，天和人具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因此，天人之间可以感应，达到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可见董仲舒将天命思想被定格到了一种神圣的地步，也被专制统治者用来教化人民的一种工具。

在宋元明清时期，天命思想则发展为一种哲学范畴。在后期封建社会的危机中，程朱理学出现是为了维护地主阶段的永恒统治的思想工具，也是为日益加强的君主专制而制造的一个理论。从理学思想的来源来说，它是儒家孔子、孟子以来唯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程颢和程颐则将天理强调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们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天下只有一个理”。这个天理被二程说成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东西，它不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理存在于人和世界万物之中，是无所不在的。理或天理就是天命，体现于人的心、性中，因此天与人事之间就有“感应”。这样天命思想彻底地被改造为一个思想统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