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PI分析中国经济形势

从CPI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共7篇）

篇1：从CPI分析中国经济形势

从CPI分析中国经济形势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10.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3%。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6%,环比上涨0.6%;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3%,环比上涨0.6%。（来源：中国统计局2010经济运行数据）

一． 对居民来讲，虽然CPI是温和上涨，但具体到农产品副食品等基本消费品上，CPI的高增长是明显的，对于居民的生活影响是巨大的，另外伴随着CPI的高增长的高通胀的到来，使居民的资产不断缩水，生活压力更大，而收入的增长并不明显，因此生活面对的问题很多，人民有不满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个人来讲，在高通胀负利率的情况，个人理财的作用特别重要，要尽可能的使自己手中的资产保证增值，不要一味将钱放入银行，有一定实力的可以投资股市，另外债券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的投资也是不错的选择。

二．对企业来讲，CPI的高涨，反应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很大，国家已经提高了存贷款

利率和准备金率，那么就增加了企业贷款的成本，随着过热的经济被打压，企业的生存和效益也面临巨大的困难。作为企业要认识到，国家的调控是有针对性的，重点打压的是房地产或者高污染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必然的，政府也必然会鼓励支持创新，在政策上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业倾斜，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和领导者，应该转型，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合理规避风险，才能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获得良好的发展。

三． 对国家来讲，调控CPI过快增长，应对全面通胀危险是势在必行的，由于经济周期

和过去几年中国过多投资的影响，通胀，物价上涨是一种自然的趋势，适度通胀对经济发展有刺激作用，可是过度通胀又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所以必须调控经济，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的调控一般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打压房地产，抑制房价；提高存贷款利率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对冲通胀；加强对股市的监管，防止金融泡沫；重点关注生活必需品价格，保持供货渠道畅通，保证市场供应，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动用国家储备粮储备肉，控制市场价格。

四． 政府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作用是有的，中国的经济总体情况也是良好的，可是本人

认为相比于GDP，民生问题是政府更应该关注的，政府的调控措施对于人民来讲，可能并没有十全十美，国家的考虑立足整体，而居民首先要关注自身，更注重现实的情况，无论经济形势如何，物价水平如何，实际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才是人民最关注的问题，贫富差距是不是缩小了，社会不公现象是不是消除了？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五． 本人认为，提高居民的收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提高生活水平才是治本之策，可以利用财政进行补贴，直接补贴给个人，比如发放食品卷之类的方法。企业也应该适当提高员工的工资。最后，重点是财政问题，加大财政对民生的倾斜力度，国富民穷的政策已不适用于现实，也不利于经济的转型，自主创新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只有给人民更多自主选择权，生活得更舒适，更容易激发人民的创新意识，提高消费能力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那么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提高居民收入上面来。让财政收入的增长更多的惠及民生，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篇2：从CPI分析中国经济形势

2005年 – 2008年：稳健型财政政策

2004年12月3～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05年调整财政政策取向，由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即“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支出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06年是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第二个年头，着力点有所侧重，更多的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透视公共财政。

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财政支农的力度加大；

二是科技投入资金规模加大，鼓励自主创新；

三是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加大。

2007年我国财政政策的目标是继续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基本定位仍然是稳健的财政政策。

2008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把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和促平衡有机结合起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保持我国在2009年经济能够平稳较快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具体做法是：

一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建设；

二是实行结构性减税，预计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5000亿元左右；

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促进消费；

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

五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2010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2009年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实现了企稳回升，由“前低”顺利转入“后高”。所以2010年，在美国经济减速、日本经济下滑等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的大环境下，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着重于五项重点。

一是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在巩国内经济回升基础的同时，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点调控的优势，大力支持推进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重点行业、企业科学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

二是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切实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把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结合起来，将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财政调整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引导消费的财政政策要加以完善，增强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是更加注重和保障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财力配置，集中财力办大事，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并根据社会事业发展的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重在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同时，大力压缩公用经费等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

四是更加注重深化财税改革，切实增强财政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结合起来，不断深化财政体制、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绩效。把加强财政调控、深化财税改革与加强财政管理结合起来。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一级财政职能作用的更好发挥，牢固树立现代财政管理观念，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财政持续健康发展，密切跟踪政策的实施情况，加强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督分析，及时完善相关的措施，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财政风险的意识，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完善债务和融资管理制度，努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财政风险，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和基层财政建设，积极推进预算公开，建立健全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我国今年的经济形势仍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加上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益，使得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提高，GDP稳定增长，外需依赖度减弱，市场物价平稳，企业效益明显，国际收支状况良好，货币供应量增长适当，国内市场销售比较活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总体运行状况较好，经过努力，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也会如期实现。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社会总供给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发展和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3个方面：

1、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政府行为，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不足

从出口、消费和投资三大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即主要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政府行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充足的国债资金对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着较大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15.1个百分点。

其中：

一是国债技改投资贴息措施的实施使国有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大幅度增长，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了 26.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4个百分点；

二是住房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继续刺激房地产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了 28.2％，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5.8个百分点；

三是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增长。上半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了 11.8个百分点，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5.2个百分点；

同时，西部地区由于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驱动，上半年投资增长了 28.8％，分别比东部和中部地区高 10.5和 11个百分点。

这些状况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如果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政策性投资而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一旦将来国债投资下降，民间投资却未能及时

启动，我国经济增长将后劲不足，难以形成高质量持续增长的态势。

2、外贸进出口呈减速趋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从目前我国的贸易状况看，今年出口增幅下降已成定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

外贸出口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4点：

一是受世界经济减速的影响。

二是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减弱。

三是加工贸易分类管理办法不完善，深加工结转政策不明朗，对加工贸易出口影响较大。

四是我国的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等传统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其主要因素是东南亚、日、韩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大幅贬值，今年 6月与去年同期相比，贬值幅度大多在 15－ 30％，使我国的传统出口产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今年下半年的出口增长，而且将成为今后我国出口增长的一大“瓶颈”。

3、通货紧缩的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

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内需增长虽比较平稳，但国内市场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由政策调价和国家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所致，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性作用不明显。目前绝大多数的工业产品仍供过于求，价格继续走低。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社会总供给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短期内我国工业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增幅难以止降回升，工业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根本改变，从上半年国内市场消费的走势来看，消费品市场比较活跃主要也是政策性因素的作用。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一是上半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虽然增长 5.3％，但增速比上年同期还是有所回落。

二是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没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表现在：

（1）城镇就业压力增大，结构调整使下岗职工人数继续增加。上半年在岗职工同比减少 506.2万人，下岗职工人数继续增加。

（2）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引起的不确定因素使居民的安全感下降，造成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加。

（3）由于城镇居民贷款买房和教育等方面开支的加大，使大多数城镇居民消费潜力空间缩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下降。

以上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扩大。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加速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政策措施

1、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调整投资结构

国家在投资中应坚持总量控制，坚决遏制重复建设，扩大国债刺激需求的作用，增加国债贷款贴息的使用范围；加快调整投资结构和财政资金（国债）的投入使用方向，使投资重点向 8个方面转移：即从基础设施向产业升级转移；从扩大投资向扩大消费转移；从投资城市向投资农村转移；从提高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向提高农民收入转移；从减轻工业负担向减轻农业负担转移；从支持国有大企业向扶持中小企业转移；从政府直接投入向培育市场机制转移；从短期投资效应向长期投资效应转移。

2、进一步扩大内需，重点扩大消费

首先应加快出台鼓励消费的政策，加大消费信贷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培育汽车、旅游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其次应加大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尤其是加大国家二次分配的调控力度。通过税收调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加快增加下岗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第三应加速完善社会保障功能，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专项国债，实行社会保障资金国家统筹，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体倾斜，以使国家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产生最大的消费增长效用。

3、加快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一是改变政府财政收入空前膨胀，增速居高不下的特点，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是扭转政府财政支付集中于参与经济投资和自我消费的局面，提高教育、卫生、社保、环保等方面的投入；

三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合理的减免退税制度，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例；

四是增加对畸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将其作为用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重点。

4、加大对出口企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促进出口快速增长

应进一步调动出口企业的积极性，采取有力的短期措施刺激出口的增长，尤其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大宗商品的出口应实行特殊的出口鼓励政策，不仅要加大出口退税的额度、加快出口退税的进度，同时应加大对出口信贷的支持。

5、促出口

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还处于改革摸索的情况下，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所以政府在扩内需的同时，在促出口方面同样需要有所作为，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

一是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二是继续运用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克服隐性贸易壁垒，支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加快专本外贸发展方式，同时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帮助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不断的开拓新兴市场贸易。

6、加大扶持中小企业的力度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极度短缺已严重制约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调动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满足中小企业的正常贷款需求。

结束语

可以看到的是，在经过这次的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在短期甚至中期内都不太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会使世界经济重新确定在一个新的均衡点上来。

而如何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如何把握未来十几年的经济机遇？如何加快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等问题，也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今的世界经济形势，给了我们中国再一次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来带了更艰巨更深层次的挑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经济管理系

工商管理 0916401-01

篇3：中国CPI指数的时间序列分析

CPI指数, 即消费者物价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 英文缩写为CPI, 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 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也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当CPI指数上升时, 表明通货膨胀率上升, 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提高, 货币的购买力减弱;相反, 当CPI指数下降时, 表明通货膨胀率下降, 亦即消费者的生活成本降低, 货币的购买力增强。

2008年4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8.5%, 为12年以来的新高, 超过了1996年7月份创下的高点。然而, 由于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8月份开始, CPI指数一路下滑, 到2009年4月份, 更是出现了连续3个月的同比负增长。从2008年4月份的同比上涨8.5%到2009年4月份的同比下降1.5%, 短短1年时间, CPI指数如此大幅的波动, 引发了人们对国内经济环境的担忧。

过去的30多年, ARIMA模型是运用较多的一种时间序列建模与预测方法, 国内外的学者将其运用于经济、旅游、能源、医学、环境等许多领域, 出现了一批较好的成果。以每月的CPI指数构成CPI指数序列, 运用时间序列的建模方法对该CPI指数序列进行拟合、预测分析, 以给居民的消费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支撑是本文的目的。本文选择1990年1月至2009年6月共234个月的中国CPI指数为研究对象 (后4个月的数据用来检验预测值) , 应用ARIMA模型进行分析, 并给出拟合与预测的误差效果。

二、数据的初步分析

从历史数据出发, 找出其中的一些规律, 并且建立可以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时间序列模型, 这一统计过程就是时间序列分析。

(一) 描述统计分析

首先给出数据的时间序列图1及其描述统计分析:

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05.0543和6.76705。

自图1可以看出, CPI指数总的趋势不太明显, 有涨有落, 其间也有与季节或月份的周期关系, 同时还有些无规律的随机因素的作用。

(二) 时间序列的分解

大部分时间序列的观测样本都表现出趋势性、季节性和随机性, 或者只表现出三者中的其二或其一。这样, 可以认为每个时间序列, 或经过适当的函数变换的时间序列, 都可以分解成3个部分的叠加。

其中, {Tt}是趋势项, {St}是季节项, {Rt}是随机项。

通常认为趋势项{Tt}={T (t) }是时间t的实值函数, 它是非随机的。时间序列分析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对观测样本的观察分析, 把时间序列的趋势项、季节项和随机项分解出来。这项工作被称为时间序列的分解。

从图1可以看出, 该数据序列主要由3部分组成, 曲线下降趋势、周期性变化的季节成分和随机因素, 当然, 还可能有循环或波动成分。现在将序列中可能包含的各种成分分解开来, 以便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分析、讨论 (见图2) 。

可以看出, 数据的波动性很大, 有呈多元曲线的发展趋势, 并且大致以12个月为一个最小周期, 在去掉随即项后, 将季节性调整的序列作为新的研究序列。

(三) 时间序列的特征分析

要想为所研究的时间序列建立一个适当的模型, 必须对该序列的特点有所了解。一般地, 通过绘制序列的自相关图和偏相关图, 可以对时间序列的随机性、平稳性和季节性进行分析。

自相关。构成时间序列的每个序列值xt, xt-1, …, xt-k之间的简单相关关系称为自相关。自相关程度由自相关系数γk度量, 表示时间序列中相隔k期的观测值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中, n是样本量, k为滞后期, 代表样本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与简单相关系数一样, 自相关系数γk的取值范围是[-1, 1], 并且|γk|越接近于1, 自相关程度越高。

偏相关。偏相关是指对于时间序列xt, 在给定xt-1, xt-2, …, xt-k+1的条件下, xt与xt-k之间的条件相关关系。其相关程度用偏自相关系数økk度量, 有-1≤økk≤1。

其中, γk是滞后k期的自相关系数。

在实际应用中, 应该综合考虑序列的自相关与偏相关。将时间序列的自 (偏) 相关系数绘制成图, 并标出一定的随机区间, 称为自 (偏) 相关分析图。它们是时间序列进行自 (偏) 相关分析的主要工具。做出序列CPI的自相关图和偏相关图 (最大延迟数为60) (见图5) 。

1、时间序列的随机性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纯随机序列, 意味着序列没有任何规律性, 序列诸项之间不存在相关, 即序列为白噪声序列, 其自相关系数应该与0没有显著差异。判断一个时间序列是否是随机序列最直观的方法是利用自相关分析图。自相关分析图中给出了显著性水平α=0.05时的置信带, 自相关系数落入置信区间内表示与0无显著差异。如果几乎所有自相关系数都落入随机区间, 可认为序列是纯随机的。显然, 图5提示CPI序列不是纯随机的, 这样才有可能从中寻找到规律, 建立模型。

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若时间序列xt满足:

(1) 对任意时间t, 其均值恒为常数;

(2) 对任意时间t和s, 其自相关系数只与时间间隔t-s有关, 而与t和s的起始点无关。

那么, 这个时间序列就称为平稳时间序列。直观地讲, 平稳时间序列的各观测值围绕其均值上下波动, 且该均值与时间t无关, 振幅变化不剧烈。

序列的平稳性可以用自相关分析图判断:如果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很快地 (滞后阶数k大于2或3时) 趋于0, 即落入随机区间, 时间序列是平稳, 反之非平稳。

因此, 从图1或图5, 都可以判断出序列CPI是非平稳序列。

3、时间序列的季节性

时间序列的季节性是指在某一固定的时间间隔上, 序列重复出现某种特性。比如降雨量、旅游收入等时间序列都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一般地, 月度资料的时间序列, 其季节周期为12个月, 季度资料的时间序列, 季节周期为4个季。判断时间序列季节性的标准为:月度数据, 考察k=12, 24, 36, …时的自相关系数是否与0有显著差异;季度数据, 考察k=4, 8, 12, …时的自相关系数是否与0有显著差异。若自相关系数与0无显著不同, 说明各年中同一月 (季) 不相关, 序列不存在季节性;反之存在季节性。从图5中, 能立即判断, 序列存在季节性, 且季节周期为12个月。

三、序列CPI的ARIMA模型分析

(一) 模型简介

ARMA模型是一类常用的随机时间序列模型, 由博克斯 (Box) 、詹姆斯 (Jenkins) 创立, 亦称B-J方法。它是一种精度较高的时间序列短期预测方法, 其基本思想是:某些时间序列是依赖于时间t的一族随机变量, 构成该时间序列的单个序列值虽然具有不确定。但整个序列的变化却有一定的规律性, 可以用相应的数学模型近似描述。通过对该数学模型分析研究, 能够更本质地认识时间序列的结构与特征, 达到最小方差意义下的最优预测。

建立随机时间序列模型, 应当考虑研究对象的性质, 以判断它是否满足建模的条件。如果序列不符合建立ARMA模型的条件, 应当考虑对原序列做适当调整, 进而分析新序列是否能够用B-J方法建模。

在B-J方法中, 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够直接建立ARMA模型, 否则必须经过适当处理使序列满足平稳性要求。

在现实中, 常见的时间序列多具有某种趋势, 但很多序列通过差分可以平稳。如果原序列xt非平稳, 经过d阶差分后平稳, 则新序列记为:

平稳序列yt可以建立ARMA (p, q) 模型。原序列xt可表示为ARIMA (p, d, q) 模型, 记为:

或记为:

同时, 包含季节性的时间序列也不能直接建立ARMA模型, 因此必须进行季节差分消除序列的季节性, 差分步长应与季节周期一致。

一般地, 如果序列经过D阶周期长度为s的差分, 季节性基本消除, 新序列wt可表示为:

若序列在季节差分之前还进行了d阶的差分才平稳, 则可对原序列xt建立模型ARIMA (p, d, q) (P, D, Q) s, 记为:

或记为:

其中, P是季节自回归阶数, Q是季节移动平均阶数, 并且分别称ΦP (Bs) 和ΘQ (Bs) 为季节P阶自回归算子和Q阶移动平均算子。差分平稳序列▽d▽sDxt建模时, 阶数P和Q的取值可能为0。

由上文的初步分析, 时间序列CPI是非平稳序列, 并存在季节性。因此, 在建立ARMA模型时, 第一步就应该是将时间序列CPI作差分, 以得到新的平稳序列。

(二) 序列差分及阶数确定

在确定差分的阶数上, 可以做单位根检验。如图6所示, 在EViews5.0中对原序列CPI进行ADF检验, 得到:

序列CPI的t统计量是-1.498935, 大于所有的临界值, 因此接受原假设, 即存在单位根, CPI可能是I (1) 的。

继续对序列CPI的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发现, 序列d (CPI (-1) ) 的系数的t统计量-3.955400小于所有的临界值, 因此拒绝原假设, 即CPI的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亦即d (CPI) 是平稳的I (0) 序列, 并由此确定CPI是I (1) 序列, 并且在检验中也发现, 序列的滞后期为2。

时间序列CPI一阶差分后的新序列d CPI的自相关图和偏相关图如图7所示。

对比图5与图7, 可知, 经过一阶差分的序列d CPI趋势已基本消除, 但滞后期k=12时序列自相关系数是-0.274, 大大超出了随机区间的范围, 与0有显著差异 (同时, 这在图8中更为突出) , 表明序列确实有周期为12个月的季节波动。

现用SPSS对序列d CPI作一阶季节差分, 得到结果如下:

结果依然是在k=12时序列d CPI的自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都显著不为0, 季节性没有完全消除。经试验, 对序列的CPI进行二阶季节差分, 发现序列的CPI季节性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故只做一阶季节差分即可。

(三) 模型识别

因为经过一阶差分, 序列趋势消除, 故d=1;经过一阶季节差分, 季节性基本消除, 故D=1。所以选用ARIMA (p, d, q) (Q, D, Q) s模型。

观察序列dd CPI的偏相关图 (见图8) , 偏相关系数在k=1处显著不为0, k=6时似乎也与0有显著差异, 可考虑p=2、p=3、p=4或p=5;自相关图显示, 自相关系数在k=2后很快地趋于0, 所以取q=2。考虑到AR模型是线性方程估计, 相对于MA和ARMA模型的非线性估计容易, 且参数意义便于解释, 故实际建模时常希望用高阶的AR模型替换相应的MA或ARMA模型。综合考虑, 可供选择的 (p, q) 组合有: (4, 0) 、 (3, 1) 、 (2, 2) 、 (5, 0) 、 (4, 1) 、 (3, 2) 、 (6, 0) 、 (5, 1) 、 (4, 2) 、 (7, 0) 、 (6, 1) 、 (5, 2) 。由于k=12时, 样本自相关和偏相关系数都显著不为0, 所以P=Q=1。

(四) 模型选择与评价

将可供选择模型的参数估计和相关检验结果汇总列入表2和表3。

经计算, 除模型ARIMA (3, 1, 1) (1, 1, 1) 12、ARIMA (4, 1, 1) (1, 1, 1) 12、ARI-MA (4, 1, 2) (1, 1, 1) 12和ARIMA (5, 1, 2) (1, 1, 1) 12以外, 其余8个模型各系数的值都在单位圆以内, 满足ARMA过程的平稳条件和可逆条件, 模型拟合合理。比较表3中各个模型的检验结果, 与其他模型相比, 当 (p, q) = (3, 2) 时, 模型的RMSE (均方根误差) 和BIC值较小, 且样本决定系数R2精度最高。预测模型的选择应力求简洁、有效, 因而选择ARIMA (3, 1, 2) (1, 1, 1) 12模型比较合适。其展开式为:

利用模型ARIMA (3, 1, 2) (1, 1, 1) 12对中国2009年3-8月CPI指数进行预测, 考虑到2的滞后期, 得到预测结果 (见表4) 。

上述预测结果延续了近段时间以来中国CPI指数持续下降的趋势, 这种趋势是国内的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总体而言, 预测的结果是理想的, 最大绝对误差仅为0.002238, 预测值均在95%置信限中。从而可以认为此ARIMA模型是一种精度较高且比较方便的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分析手段。

四、总结

本文对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 得出了较好的ARIMA模型, 从而也达到对未来进行短期预测的目的。经过本文得出的ARIMA模型, 可以预测2009年8月, 中国的CPI指数将会在98.84左右。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 国内经济刺激方案还未发挥真正效果,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下降趋势会继续保持下去, 但是预测中也可以看到, 其下降幅度会逐渐减小, 有望在年底增幅进入正区间。相信政府一定会努力改变局势, 也会进一步加强国内宏观调控手段, 营造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摘要：CPI指数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 但它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CPI指数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文章利用SPSS、E-Views软件, 将时间序列的ARIMA模型应用于中国地区CPI指数分析, 通过对CPI指数进行拟合、预测分析, 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CPI指数,时间序列,ARI-MA模型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2]、顾岚.时间序列分析在经济中的应用[M].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篇4：从CPI分析中国经济形势

纵观2008年以来的价格指数，无论是CPI，还是PPI，双双走出了一条漂亮的“微笑曲线”。虽然最近几个月有企稳的迹象，但仍然在高位徘徊。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如果单看CPI，也许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可以肯定，从10月起翘尾因素将明显下滑，所以CPI是强弩之末已成定局。但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判断指标也不能是单一化的。包括经济增长速度、货币信贷总量、宏观财政收入和支出，失业率、商品进出口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等都是重要指标。即使是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也是在初涨时期消费者的直接感觉会更强烈一些，慢慢地就逐渐接受了。从总体上看，目前宏观调控似乎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今年的GDP增速有可能达到9.4%。这无疑仍然是一个高速度！如果不出意外，各地的最终数据只会比这个高，不会比这个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欧美深陷危机，债务缠身，不能自拔，中国的高速增长在世界上毫无疑问是过热的表现，中国也许是世界唯一的过热经济区。

从供给的角度看，CPI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是9个月甚至一年以前货币投放的表现。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对货币的紧缩力度不断加大，终于出现了企业资金链断裂、温州老板纷纷跑路、鄂尔多斯的开发商跳楼等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这是信贷紧缩的“成果”！近期出台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扶持政策，等于在信贷紧缩的总体格局下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可以说是一种打破一刀切，实行结构调整的变相松动，但真正让大银行执行起来也毕竟困难，所以总体上不会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发行的“水龙头”还是拧得相对比较紧。

从需求的角度看，房价虽然不计算在消费物价指数内，但是购房支出却占了老百姓的大头。中央政府把房地产市场来了个“五花大绑”，死活不让你松动，基本上控制住了。而房地产是信贷需求的大户，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政策不松动，信贷规模一定萎缩，房价早晚撑不住，下跌是必然的趋势。另一方面，虽然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可以绕过存款准备金率，为信贷需求提高些许贴补，但是毕竟杯水车薪。

从财政收入情况看，今年1—8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7533.97亿元，增长30.9%。有专家预测，今年的财政收入将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多么宏大的规模！与之相对应的是，1—8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59462.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426.1亿元，增长29.2%。仍然处于收入和支出双高增长周期之中，根本没有下行的任何意思。这不难理解，财政收上来这么多钱总要花出去，那不还是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吗？

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向来不是可以取信的数据，但是各地的招工难、用工荒却也表明，过热的经济并没有明显降温的迹象。可以佐证过热的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投资。2011年1—8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0608亿元，同比增长25%。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76.34亿美元，同比增长17.71%。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3525.3亿美元，同比增25.4%。其中，出口12226.3亿美元，增23.6%。哪一个不是热得发烫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表明，经济的热度并没有明显地减弱，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会很快松动。何况此时就开始松动，那么从长远看，结果并不好，它会伤及市场机制对结构的调整作用。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破产倒闭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如果一味地进行保护，反而是“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活不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都是一句空话。

篇5：从发展角度看我国经济形势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本地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作第一位的结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位矛盾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

篇6：从CPI分析中国经济形势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统计上GDP有现价和不变价两种指标。每年统计部门公布的GDP总量是现价总量。为了真实反映GDP增长情况, GDP增长率 (又称GDP增速, 用来表示经济增长速度, 记作GDP) 为不变价指标, 扣除了价格因素。在我国现行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中, 生产总值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现价总量;生产总值指数即GDP增长率为不变价可比增速, 包括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和生产总值指数 (1952年=100) 两种指标。本文中GDP数据采用的是不变价指标, 取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的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 因此GDP=GDP-100。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为方便表述, GDP和GDP一般可省略%。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者价格指数, 我国通常称之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是反映一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变化趋势和变动幅度的统计指标, 是世界各国普遍编制的一种指数。在我国现行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中,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价格指数 (上年价格=100) 和定基价格指数 (1978年价格=100) 两种指标。CPI增长率 (又称CPI增长幅度, 也称CPI增幅) , 记作CPI。本文中, CPI数据采用的是统计年鉴中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价格=100) , 所以CPI=CPI-100。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为方便表述, CPI和CPI一般可省略%。

2 GDP与CP I增长率的关系

保持适度的GDP与CPI增长率, 是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GDP与CPI增长率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也是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难题。对GDP与CPI增长率关系的认识是宏观调控的基础。

笔者认为GDP与CPI增长率之间存在演化机制、直接耦合、非直接耦合、溢出效应及滞后效应等五种关系。

2.1 演化机制

正如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一样, GDP与CPI增长率也存在演化机制。我们可以认为GDP与CPI增长率在演化过程中, 时间或者说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今天的结果肯定与昨天的状态相关, 当期的GDP与CPI增长率数据是以前若干期GDP与CPI增长率导致的结果。另外GDP与CPI增长率在演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2.2 直接耦合

GDP与CPI增长率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 具体表现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抑制的关系。比如GDP与CPI增长率之间, 有时表现为共存关系, 有GDP增长就存在CPI增长;有时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一定范围内, GDP与CPI增长率会同向变动;有时又表现为相互抑制的关系, 过高的CPI增长率对GDP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而经济衰退时, 过低的GDP增长率也会对CPI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2.3 非直接耦合

GDP与CPI增长率之间有时没有直接关系,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第三个变量来实现的。比如, 通过货币发行量的变化, GDP与CPI增长率二者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4 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 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 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 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简而言之, 就是某项活动要有外部收益, 而且是活动的主体得不到的收益。GDP与CPI增长率之间也存在这种溢出效应。比如GDP增长率在自我演化的过程中, 会对CPI增长率产生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样CPI增长率在自我演化过程中, 也会对GDP增长率产生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2.5 滞后效应

在经济学中, 一个变量对另一个 (些) 变量的影响很少是瞬时的, 往往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 这种时间上的延迟就叫做滞后。也就是说, 一个经济变量在当期发生后, 往往会在以后若干期间对经济产生影响。GDP与CPI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影响, 也存在这种滞后效应。

3 GDP与CP I增长率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在确定GDP与CPI增长率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具体形式时,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微分方程是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因此用微分方程的思想建立模型;

(2) 二次函数是反映两个变量间有时相互促进, 有时相互抑制的最简单的函数, 为尽可能降低模型的复杂度, 模型主要采用二次函数;

(3) GDP与CPI增长率的观察值是时间序列, 是离散值, 因此建立差分方程模型;

(4) 经济系统具有不确定型和偶然性;

(5) 观察值存在统计误差。

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 为了最充分地反映GDP与CPI增长率之间的演化机制、直接耦合、非直接耦合、溢出效应及滞后效应等五种关系, 建立以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模型 (A) 中下标t-1表示滞后1期观察值, t-2表示滞后2期观察值……;ua、ub是随机误差项 (random error term) , 简称误差项 (error term) , 表示所有不确定因素。

4 甘肃经济GDP与CP I增长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下面我们用模型 (A) 对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4.1 数据的收集

笔者根据《甘肃统计年鉴2013》和《2013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收集了1978—2013年共36年的GDP与CPI增长率数据。

样本数据中反映的GDP与CPI增长率走势如图1所示GDP与CPI增长率无明显规律, GDP与CPI增长率关系的散点图如图2所示GDP与CIP增长率无简

有效性。笔者对估计的模型进行了正态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 结果如表4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 当显著水平为0.05时, 正态性检验中“Jarque-Bera”项的伴随概率“Probability”为0.453121和0.744075, 大于0.05, 模型的误差项正态性假设成立;一阶自相关检验中“Obs*R-squared”项的伴随概率“Probability”为0.3482和0.5753, 大于0.05, 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异方差检验中“Obs*R-squared”项的伴随概率“Probability”为0.7517和0.5899, 大于0.05, 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异方差。因此, 模型符合理论的前提假设, 模型是可靠的。

4.4 模型的分析

4.4.1 模型拟合优度

从表3可以看出, GDP增长率方程的校正的判定系数R-squared值非常高, 约为0.9905, 表示方程解释了GDP增长率99.05%的变异;CPI增长率方程的校正的判定系数R-squared值也非常高, 约为0.9976, 表示方程解释了CPI增长率99.76%的变异。也就是说模型的拟合优度是非常高的, 可以用来进行GDP和CPI增长率相关数据的计算, 为宏观调控提供数据依据。

模型对GDP和CPI增长率样本数据的拟合情况如图3模型非常准确地拟合了GDP增长率的样本数据、图4所示模型非常准确地拟合了CPI增长率的样本数据。

4.4.2 利用模型进行计算

利用模型 (B) , 可为甘肃经济宏观调控进行两个方面的辅助计算。

(1) 利用模型 (B) , 对甘肃经济下一年度的GDP和CPI增长率进行预测分析。

(2) 利用模型 (B) , 对甘肃经济的GDP和CPI增长率关系进行分析, 为宏观调控提供数据依据。

由于篇幅所限, 对于预测和决策分析, 笔者将另文论述。

4.5 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对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 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受历史数据的影响, 同时也对未来数据产生影响。

(2) 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可以合理预测。

(3) 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分析。

5 政策建议

5.1 理性看待GDP与CPI增长率数据

由于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受历史数据的影响, 同时也对未来数据产生影响, 因此要客观理性地分析和看待每年的GDP与CPI增长率数据。当年GDP与CPI增长率中, 有很大的成分是由历史数据演化而来的;同时当年数据也会对未来数据产生影响。因此, 在宏观调控决策中, 要重视历史数据的作用, 并充分考虑宏观调控政策对未来的影响, 合理确定经济增长和价格调控目标, 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5.2 进行辅助计算, 提高GDP与CPI增长率目标决策的科学性

利用模型进行预测和决策的辅助计算, 把这些数据作为GDP与CPI增长率目标的决策依据,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2]甘肃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2013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gstj.gov.cn/www/Hd Cls Content Disp.asp?Id=28329, 2014-03-25.

篇7：从CPI分析中国经济形势

中国出口商品廉价的机理

2001年，中国加入WTO；其时，美国正经历网络泡沫破裂。美国原本希望通过中国的“入世”，来打开中国市场，但中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的速度，显然超过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预期。1998年之后，为刺激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中国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从沿海深入到成本更低廉的内地，进一步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迎合WTO谈判并解决国有企业困境，政府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钢铁等规模性行业。这些因素，给中国出口作了产能上的准备，并在2002年后集中释放。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生活必需类轻工产品为主，且比重很大，因此足以对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影响。低价是中国商品占领美国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低价商品使得美国消费者产生财富效应，并最终提高其购买力，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基础条件。

低价格是中国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竞争要素，带来中国外贸及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成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低，除了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压价因素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定价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商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后，只能以美元定价（也被看作是美元霸权），出口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难以影响到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形成竞争，价格成为重要竞争因素，商品提价，就意味着退出美国市场。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都提高的情况下，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却涨不了价。

二是中国的自身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国内因素，包括设备投入和折旧、政府税收、财务费用、原料成本以及劳动力和土地及环保费用。前四项是刚性支出，阶段性的优惠（包括出口退税），难以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成本。影响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因素是人工成本及土地和环保费用，这两个变动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力。由于存在非贸易要素及不同经济体之间在环境等政策上的差异，理论上的一价定律并不能体现出口商品的所有制造成本（费用），从而造成同类贸易品在不同经济体生产时的巨大成本差异。即使考虑了劳动力成本差异因素，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的工业制成品），土地和环保费用作为非贸易要素构成生产（或社会）成本，却要么没有计价，要么没有经过市场化的定价，其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向中国的转移。

另外，中国扭曲的消费价格指数（即CPI，目前，中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为33%～35%）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而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以沿海加工企业为主，就业者多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低成本劳动力的稳定供应，除了供求关系因素，更取决于打工收入在其日常支出之后的节余，是否高于其离开农业产生的机会成本，而决定这个机会成本的，是农村的粮食生产。“稳定粮价”（也就稳定了CPI），并让粮价长期处于低水平（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使得外出打工者获得的现金收入，远高于在农业生产上的现金所得，这促使农民工前赴后继。

打工者就业期间的主要消费是食品，食品价格低而平稳，可以保证这些从业者收入节余的相对稳定。能在所处城市买房、购车的打工者比重不高；同时，长期以来，这些打工者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无法奢望同城市居民相当（成为城市居民的打工者，在子女入学时就会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而收入在回流家乡后的消费，主要发生在农村市场，充斥假冒伪劣商品的农村市场价格要远低于城市，这符合打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城市中食品之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跌，对打工者影响很小。城市食品价格的稳定，可以降低打工者提高工资的要求，进而降低用工企业调整工资的压力，最终达到“降低企业的负担，提高竞争力”的效果。这种格局，在中国1993年允许农民工全国范围流动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据统计，1992～2004年的12年里，农民工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

如果食品价格上涨（CPI就会上涨），打工者的食品支出势必增加，这种情况下，打工者要么要求增加工资，要么回乡种粮。而如果打工者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如80后年轻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他们追求时尚消费，势必改变其父辈“吃饱即存钱”的习惯，这必然会带来加薪的要求。2007年，沿海地区就出现“年轻人放弃就业加剧民工荒”的情况。这种状况将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利用控制CPI的手段来控制劳动力成本，将越来越难。

通过控制CPI来压低劳动力成本，似乎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企业在其间获得的好处不多，其发挥的作用是解决就业、保障社会稳定、创造税收，解决了政府关心的问题。理论上，打工者创造的价值中包含其社会保障，如果工资定价机制合理，他们拿到的现金工资收入就应该包含这些社会福利。但是，2008年之前，沿海打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部分，要么被企业转化为利润，要么以税费的形式进入了政府的口袋，或者以利息的名义进入银行的收入中（代表中国优秀企业的很多上市公司，其财务费用要远高于员工工资支出）。但是，从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水平看，进入企业利润的比例不大，如果让企业来解决保障支出（包括追溯补偿），企业倒闭就难以避免。

在中国市场经济价值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政府、银行及企业之间的不合理局面，同时，存在商品出口价格的不合理——产品定价过低。而在这个不合理的分配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打工者处于最底层，且获利最少。

现行价格体系的弊端

这种制度安排，在外贸加工企业导致的结果是，让劳动者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而扭曲的CPI体系，却没有让打工者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这保证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但其负面效应同样明显。最大的负效应，是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稳定CPI，政府通过行政措施控制食品价格，结果是食品质量的下降。在原料奶的价格比矿泉水还低的时候，消费者按照政府指导价买到不搀假的奶制品，在现代社会是不现实的。牛奶行业的“三聚氰胺”，可以放大到所有食品领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会交替上演彼此伤害的样本：农村购买工业品，会出现大头娃娃、伪劣药品致死案；农民生产自己不吃，专卖城里人的注水肉、毒韭菜、催熟西瓜。持续性的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降低了社会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全社会要为此支付即期的医疗费用，及潜在的（远期）健康成本，这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CPI的缺陷及政策性的物价稳定措施，只是使得通货膨胀隐性化，却不能控制全社会的实际通胀率，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城市居民从住房价格上体会到物价上涨，显然接近于真实的通胀水平；食品“标签”价格的稳定，伴随着食品真实价格的上涨，这实际上意味着食品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要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需要支付溢价或者根本买不到，“专供”、“特需”应运而生。理论上，商业社会中，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费品的支出费用，已经包含了使用效应和质量安全的保证。如果买一支钢笔需要准备维修费、喝一杯牛奶要准备好住院费，这些商品就已经不是易耗品，而是耐用品，其实际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在商场付款处支付的政府指导的“标签”价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94倍，其中城镇上涨4.33倍，农村比1985年上涨2.69倍。同收入增长幅度相比，通胀率还算温和（1985年后，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落后于CPI增长幅度），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仍以“三聚氰胺”为例，科技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化工原料”则掩盖了通胀真相：CPI构成中，猪肉和鸡蛋占据最重要的比重，但30年间，猪肉、鸡蛋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的猪肉和鸡蛋，在2008年，要以“有机猪肉”、“土鸡蛋”的名义，高出CPI统计构成中的样本猪肉、鸡蛋（饲料猪肉和饲料鸡蛋，甚至“三聚氰胺”鸡蛋）几倍的价格。“同样”的样本，不同的质量，实际通货膨胀率远不是政府公布的水平。

第三，中国为维持经济增长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扭曲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社会财富在中国与世界及中国内部的分配严重失衡。劳动者收入不能提高，无法形成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刺激消费”只能是不断被提出的口号；劳动者和企业都无力做到必需的技术投入，人力资源素质难以提高，进而制约产业升级。

外贸就如一剂“毒药”，中国全社会的积累，要不断依赖于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使得中国（2007年GDP全球第四位）越来越像一个外贸中的“小国”。在出口商品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当地政府）在劳动力成本之外，寻找降低成本的空间，如上述的环境等非贸易要素。寻租难以避免，从而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企业积累困难，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这部分解释了很多外资企业在享受完“三免五减”后迅速转移关闭的现象，因为其目的也只在赚取中国的政策优惠。出口加工企业及所在地区和整个中国，最终难以形成创新动力和行业领先优势。大量出口产生的贸易顺差，造成了进入WTO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美两国经济的依附和未来

中国以现行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和政策，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要高于其对人民币的汇价，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包含环境溢价。如果CPI政策进行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上涨，人民币也会相应贬值。目前的价格政策，造成整个中国对美国及其他出口市场的补贴，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价格体系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却始终难以变现的话题。所谓的产业工人，不过是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在就业地与家乡之间不断迁徙的候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也取决于美国消费者的荷包和消费信心。

除了美国等经济体的消费者之外，中国中央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大城市里的高收入人群，则是中国现有价格体系的国内受益者；而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城市里的无业和低收入者。前者的受益，主要通过税收、各种政府规费、银行等服务机构的中间费用实现。在那些候鸟失去工作之后，国内曾经的获益者也发现，“高端服务业”也需要朴实的基础——随着农民工大量返乡，城市的白领也加入到失业的行列。CPI控制了食品价格，但无法制约住房和服务价格，这增加了城市低收入和无业者的现金支出压力，但政府对低保对象支付的补贴，则会因为稳定的CPI水平而实际上减少。

如同全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一样，中国也不能有太多的北京和上海，因为通过价格手段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剩余价值，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高端行业和人群。美国爆发危机之后，中国人开始明白美国这种消耗全球补贴的模式不可持续。

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形成了农村对城市的补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城市形成二次补贴，同时也补贴了美国。取消农业税及对种粮农民补贴，可以看作是过去几十年农村对城市补贴的返还。而中国被全世界觊觎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看作是农民工及非贸易要素为支持外贸行业而完成的积累，应该用于补偿打工者（打工期间的社会保障）和环境破坏，以及因工业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是，这些储备与积累无关，而且已经变成人民币进入了国内金融市场。而真正的补偿，已经被国内的政府和城市消耗。

调整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打工者的工资会大幅上升并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这是加工业主无法承担的。因此，必须伴随税收、金融的同步改革，减轻全社会的运营负担，并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间合理地分配利益。

WTO之后，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越发明显：中国越来越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美国则需要来自中国的廉价初级加工品和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的贸易“黑字”。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汇储备的处理方式，一直以持有美元资产为主。随着外贸顺差累积的储备越来越多，中国回流美国市场的美元资产也越来越多。这些资产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美元也因此成为次贷市场和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参与者。这形成了中国官员对两国关系的结论：谁都离不开谁。

但显然，中国更需要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市场广度无法替代；而中国产品可以替代，且中国支持廉价出口品的条件不可持续。如果美国居民减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占其GDP的比重（2003年～2007年该比重一直维持在70% ）和贸易逆差都必将下降（2007年商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6%，较2005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 ），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中国而言，因为人口众多、初级加工业产能庞大，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出口和通路”来消化这些产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外贸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内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不足以替代外贸出口的作用。

中国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加入WTO后对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出口的结果。外贸出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一半以上的进口（典型如铁矿石）是为出口作准备（即“两头在外”的模式），而不会冲击国内的产能和产业（美国的进口以最终消费为主，因此会冲击竞争部门），甚至提高产能和就业。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高于依据顺差计算出的贡献率。

繁荣的房地产和民间产业投资，是以外贸出口的繁荣为前提。很难想象，2004年作为抑制投资过热典型的“铁本”案例，会发生在1998年或者2008年。没有外贸行业产生的现金流和繁荣预期，房地产投资及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制造业会迅速降至冰点（2008年之后的两年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幅度超过美国会很快变成现实）。而如果去掉房地产和生产制造业的投资，中国2007年超过13万亿的全社会投资将下降近一半。希望政府投资来填补社会投资空缺，“两年内4万亿”的规模显然如杯水车薪，效果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因为没有了收入预期，即使完善了社会保障，居民消费也不会增加。有着比中国完善得多的社保体系的欧洲、美国和日本，也正在经历消费萎缩的痛苦。另外，中国农村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巨大，且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温饱和争取现金收入边缘，希望农村市场来缓解百年不遇的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幻梦。

一个或许有些无奈的现实是，如果不作出制度性的调整，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影响，只能等待着美国先行从危机中复苏，再通过出口来制造国内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