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新闻观比较

中西方新闻观比较（精选8篇）

篇1：中西方新闻观比较

中西自由观比较

道德自律是自由人的最高精神境界，这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所蕴涵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人之所以能够最终达致这一境界，是因为人的天性不仅自由，而且善良。性善论是儒家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石。在儒家看来，“仁”源乎人的生命的内在要求，而非人为构造出来再强加于人的某种外部规范；亲情是人最天然最本真的感情，只要用它来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理想的大同世界就能够实现。人性原本善良，只是因为受到了污世流俗的习染才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真性情。儒家的救世，就是要通过教化众生来重塑自我，回归真我。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第六章）。他还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救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第十一章）。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心所固有的本性，如今人失却了自己的本性而全然不觉，这是很可悲的。求学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找回人的本真之我。儒家十分强调自我修养必须发乎本心，人格完善是人的自觉追求，这完全是超功利的，既不是为了求得大众的赞赏，更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因此，儒士修身的第一要义就是：正心诚意，毋自欺。《礼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明确表征了儒家的这一立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弃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为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篇》）。儒家倡导人格的凛然尊严和浩然气节，哪怕处在政治权势的重压之下也绝不卖身求荣；即便贫困潦倒，生活无着，也要保全自己的名节。这种特行独立的人格气象足以令那些择利者、求荣者、卖身者汗颜。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子罕》）。一个牢牢保持住自己的本心和道德理性，而不为功名利禄所惑、不为一己得失所虑的人，就是一个超越了各种束缚的、拥有最高自由的人。

儒学的理想人格上如此的高尚，它的道德理念是如此的完善，不由人不心向往之。然而，我们恰恰认为，儒学最大的缺憾就在于对人性作了过于乐观的估价。因此，它怎么也走不出这样的逻辑怪圈：如果每一个人都天性善良，那么后天的恶习从何而来？倘若人心如青天白日，又何来乌云蔽日？乌云蔽日既是事实，又怎么能指望将其彻底驱散？其实，人是极端矛盾的动物，他永远不能挣脱生命的有限性，因而生存焦虑会一生一世伴随着他；可正是这种焦虑使他渴望超越，去触及那深不可恻的无限和永恒。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他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无论他行善还是作恶，这种情欲都是他行为的最大驱动力（如果不是唯一动力的话）。有情欲就会生恶念，就会私欲膨胀，就想损人利己。然而人又是一个理性动物，处在社会教化之中，他也厌恶自己的俗不可耐，向往那至纯至善的完美境界。人既逃脱不了尘世的诸多诱惑，又消除不了自己对完美界域的憧憬，这本身就是人类无奈的宿命。的确，因为人有善的愿望，我们并不否定儒家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也乐于承认在儒家理想人格感召下，中国历史上确有少数高洁卓越之士以其孤往直前的道德大勇和独立挺拔的人格魅力为世人作出了表率。然而，少数圣贤的生命成长历程并不具有普遍的范型意义。就绝大部分普通人而言，世俗世界的诱惑太多太大，实在难以抵御。因此人世间邪恶和伪善的行为远远多于高尚道德的.行为，甚至圣贤的垂范对普通人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基于性善论的德治礼教的空疏无力就尽显出来。这就是说，儒家相信人天性善良，相信道德教化对于人心的向上和社会的安定具有主要的甚至根本的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的恶行缺少防范的考虑，更缺少防范的措施。有人反驳说，儒学对人的恶念和恶行也不乏冷峻的分析，它同样主张用法律等制度性措施对人的行为进行遏制和惩治。然而在这一方面，孔子对自己的学说亦有过明确的定位，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用政法来诱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顿人民，他们只是暂时的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人民，用礼教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口服心服。可见在孔子眼中，德治才是最根本的手段。尤其重要的是，道德教化是要靠人来实行的，教化别人的人必是修正“正果”的人，他们的人品德行具有先验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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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西方新闻观比较

比较视域中的中西信任观

中国作为典型的东方国家与西方社会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路径、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本文试图在比较的视野下对中西方信任观的同异及其特点作初步探讨.其相同之处:在信任与人的`向度上,中西方皆从本体论的高度予以诠释;在信任与社会的向度上,中西方皆将信任视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保障.其相异之处:诚信取意不同--作为个人品质的诚信和作为平等主体交往的信用;维系诚信的载体不同--心性和契约;诚信的社会机制不同--单方承诺、良心维系和双方契约、法律保障.

作 者：林滨 李萍 LIN Bin LI Ping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广州,510275 刊 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5 45(3)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比较   诚信   信用   制度  

篇3：中西方新闻观比较

一、西方新闻体制的特征

西方新闻观的基础是西方的新闻体制, 是西方社会制度以及由西方社会制度决定的新闻体制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西方新闻体制就是所谓独立媒体的体制, 而独立媒体就是私人所有的媒体。西方新闻观认为, 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政党控制, 保持政治上的中立, 秉持客观报道, 成为社会公器, 这样一种理念在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然而, 所谓的独立媒体是不是真的独立?是不是真的远离政治和资本?是不是真的公正和客观?

西方的独立媒体实际上并不独立于资本, 例如几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上采取漠然的态度, 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 无视在金融危机中破产的普通美国人的呐喊。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的是大资本集团, 而所谓的独立媒体正是由这些大资本集团所控制。

大资本集团对西方主要媒体一直占据垄断地位。美国的三大传媒家族——苏兹伯格家族、格雷厄姆家族和默多克家族, 多年来一直掌控着美国的主流媒体, 如《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福克斯广播公司等媒体, 默多克家族的美国新闻集团还拥有英国40%的报纸, 包括《泰晤士报》《每日电讯》《镜报》《卫报》, 以及拥有澳大利亚2/3的报纸, 在拉美、欧洲和亚洲也和多家电台、电视台合作, 制作和播出大量电台、电视台节目, 这些媒体穷尽其强大宣传攻势, 对世界政治经济的解析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使西方媒体独立但不客观。

西方媒体在表面上独立于政府和政党, 实际上有些媒体也接受政府、政党或个人的资助或投资, 建立对社会主义国家或敌对国的宣传渠道, 或者为其资助人的利益出面进行歪曲报道, 违背客观事实的新闻报道比比皆是, 如中国建国初期, 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在其政府的资助下, 专门开设了针对中国的反共宣传, 对新中国充满仇视和贬低, 企图颠覆新中国政权、搞乱人心。

西方新闻观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基础之上的, 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 如近些年,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 美国为了抑制中国, 不仅重启亚太战略, 深入亚太地区到处趟起浑水, 而且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资助或授意一些国外和华人媒体开展反华宣传, 在世人面前扰乱视听, 引导舆论导向, 破坏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今年在中国主导建立世界亚投行过程中, 美国就极力阻挠西方国家参与, 在舆论上极尽干扰之势。由此, 西方媒体标榜的民主和新闻自由可略见一斑。

其实, 真实性、专业性和公共性是任何制度下新闻的共同属性, 西方新闻观只是淡化和掩盖了新闻的政治性和阶级性, 用真实性和公共性这些新闻属性来掩盖为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本质, 造成一种假象。尽管西方新闻观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 其实质仍然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西方新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客观公正真实。由于资本和政治的牵绊, 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观点经常偏离新闻属性, 成为西方政府、资本家的御用工具。由此, 西方新闻观的核心——独立媒体论, 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不掩饰新闻的阶级性、政治性, 而且鲜明地强调, 新闻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质是, 新闻宣传必须与党的指导思想保持高度一致, 这是党性原则;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人民性原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是真实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这三大原则的统一, 即坚持党性原则、人民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的统一。

新闻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党性原则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工作中,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及依法治国理念;要求新闻工作者维护党的权威, 成为党的“喉舌和耳目”;要求新闻工作者承担起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引领舆论导向的重任。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 真实性原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是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期望和要求。在新闻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实性原则要求, 新闻工作者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 尊重事实、尊重科学, 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杜绝虚假新闻和一切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 从来就没有忘记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靠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解放, 建立了新中国;依靠人民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繁荣昌盛的富裕之路。因此, 中国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领路人和代言人, 党的政治主张、党的思想路线, 是从实际出发、为老百姓的利益服务的。我们在新闻工作中所坚持的党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 其出发点和目的完全一致。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实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也是统一的。党的工作提倡走群众路线, 新闻宣传的工作原则就是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新闻实践活动。近年来, 新闻工作一直坚持从人民的需求出发, 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社会, 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走群众路线的着眼点在于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 做好政府的工作,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的共同要求。

我国的新闻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新闻工作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在实际工作中, 新闻工作者只有认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新闻观的本质区别, 才能站稳立场、辨明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的统一, 更好地完成新闻工作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陈力丹著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4：中西方新闻观比较

【关键词】东西方；正义；比较；罗尔斯；先秦

正义又名公正，西方称为“justice”，中国传统文化中称“义”，一般在我们看来正义就是根据正确的善恶分辨来作出正确的行为。复杂点来说就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一般来讲与公正同义。正义是人类的美德品质与理想追求，它指引着人类在伦理与政治领域走向更深远。不同的流派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正义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本文既然是研究中西正义观的比较，权衡利弊之后，给出一个适合本文研究的正义定义：正义是个人的修养外化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尺度，使之达到一种均衡合理的状态，正义是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尺度与标准。也可以简单而言：“每个人得到应得部分”。

一、西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论证西方民主社会的道德价值，反对传统的功利主义，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主要美德，就像真理对思想体系那样：非正义的法律制度，不论如何有效，也应该加以改造和清除。罗尔斯的正义思想具有强烈的平等观，正义所关注的是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分配利益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正义问题实质上还是一个平等问题，“什么是正义？”罗尔斯反复强调“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针对正义的对象，罗尔斯指出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主要的制度。罗尔斯讲述了两大正义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每个人对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则包括了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依系于在机会公正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面向所有人开放就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就是差异原则。在两大正义原则中，第一原则优于第二原则；而在第二原则中机会平等原则又高于差异原则，罗尔斯将这种顺序看作各方将选择的原则处于一种“词典式序列”。

罗尔斯的正义讲求的是一种平等，那这种平等是什么呢？如果细细分析他的《正义论》就会发现罗尔斯正义理论论证的起点就是一个起点的平等，罗尔斯对其正义论的论证是从一种纯粹假设的“自然状态”开始的，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出身，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资历与能力。总之，每个人的一切都被掩盖在无知之中，这样就使所有人处于一种理想的平等起点状态上了，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并不关心别人获得多少利益，在行动中只会选择对自己损失最小而非利益最大的方案，这种状态下人们达成的社会契约是公正平等的。达成社会契约之后，人们就会适用两个正义原则，针对第一原则中的自由，包括的应是“政治上的自由及言论与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针对第二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涉及的是对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通过“自然状态”和“机会平等”，我们看出了罗尔斯的平等是一种起点的平等。

虽然起点平等，但是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的人们由于过程中的各种可知与未知的因素，社会无法保证由起点平等就能带来结果的平等。为了弥补过程中造成的各种不平等，罗尔斯提出了“差异原则”，为的是实现事实上的平等。结果的平等才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所在。第一正义原则单纯只是具有程序意义上的平等，不能保证真实生活中的平等，按照罗尔斯自己的话来讲：“那些先天受到自然眷顾的人，可以从他们的好运中获得利益，但那只是在改善那些失利者状况的基础上的。”改善失利者状况意味着那些“幸运儿”要对“失利者”有所补偿，这是正义的。他的“差异原则”正是表达了一种互惠的观念，它是一个相互有利的原则。再者，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包含着一种“博爱”的精神，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幸运者帮助失利者这正是一种基于社会正义的博爱。

二、中国传统正义思想

中国传统的正义观最主要的还是根植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之中，后面的几千年只不过是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做注脚罢了。所以要考察中国传统的正义思想，就必须从先秦思想讲起。首先是儒家，儒家关于正义的思想核心在于“仁义”，孔子说“义”总会把它提高到一个最高的道德范畴，认为“义”是能够体现一切道德条目要求的概念。孔子常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义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义思想，提出了“四善端”，“义”来源于人皆有之的“善恶之心”，也就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生活中扩展发扬人性好的一面，其中自然也包括“义”，由此，孟子的“义”讲求的是一种个人的心性修养。荀子则讲求“隆礼贵义”礼主要指的是社会的等级制度，而义主要针对的是适应这种社会等级制度的观念行为，内容包括君臣之义、父子之义、兄弟之义、夫妻之义。其次，看一下也讲求正义的墨家学派，墨子同样把“义”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他对于“义”最为出名的一句话就是：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同时墨子还强调“义”不能只是停留在嘴边，更要身体力行，墨子的“义”与他的“兼爱”思想相结合，就成了一种没有等级观念的正义观念。至于道家，老子崇尚的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向往一种纯朴自然、保持一种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纯朴人性状态，所以对于道家来讲无所谓“义”还是“不义”。最后是法家，法家关于“义”的观点站在了儒家思想的对立面，崇尚的是重法重势，不提倡“仁义”的治国观点。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正义观只是浅浅得停留在了政治的表面，不像西方那样深入的发展下去，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正义理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个人修养或是道德品质的提升，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正义观往往与道德相联系。

三、中西方正义观念的对比

从西方现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正义观看，西方的正义观念更多的是与政治、社会公平相联系，从社会契约形成前自然状态的正义平等观发展到社会契约形成以后社会权利、人身权利上的平等，到现在几年更加突出个人财产权利的正义，不但注重人类起点的公平，而且更加注重一种结果的正义。可以说西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正义观念是根植于西方国家长久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为的是从理论上解决西方国家经济繁荣外表下隐藏着的各种危机，特别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反观中国传统的正义观念，以先秦的思想最为代表，虽然也有与政治相结合的部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个人的德性修养论”，“义”注重的是道德层面的修养，所强调的是君子的修身养性已达到内圣，这也是君子所要做的正义的事情。

中西方的正义理论，各有侧重，中国传统的正义思想更加注重一种个人道德修养，西方的正义思想更注重一种政治领域的实践，个人认为，两种正义理论是有融合可能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弊端，可以同时引入西方的正义思想，同时与中国传统的注重个人修养的正义观念相结合，可能会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总之，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正义总是我们美好的追求，是指引着我们前行道路上的明灯。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篇5：中西方新闻观比较

——英雄观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会到。英雄观，正是其差异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所谓 “英”为才智，“雄”为胆识，二者兼备则称之为英雄，但这只是最简明的字典定义，一个被社会所公认的，真正的英雄，他就是这个社会的楷模，人们对英雄的定义——即英雄观，反映出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人们的道德理念与理想追求，更深层次地说，英雄观代表的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东西方在对英雄的定义上，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价值，值得我们深思。下面，我将从艺术类的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这两大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东西方英雄观。

一、东西方虚构作品中的英雄

美国的超级英雄片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电影塑造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经典英雄形象，如超人、蜘蛛侠、蝙蝠侠、美国队长等等。比较他们的设定，表面上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能力，但从内在精神来看，反映的都是西方的冒险精神与个人英雄主义。超级英雄电影中主角们或许失恋过，辍学过，工作失败过，或许曾经走错道路过，但在敌人面前，他们从不畏惧，也绝不会被彻底击败，也许一时会遇到挫折，剧情一波三折，但最后一定是其战胜了邪恶，独自一人救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达成圆满的结局，其个人英雄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至。

以蜘蛛侠为例，剧中最经典的台词就是蜘蛛侠——彼得帕克叔叔对他说的那句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蜘蛛侠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小记者彼得帕克，其在高中时默默无闻，作为记者时也曾面对过事业的烦恼，和女友——玛丽·简的关系也落入过低谷，但面对邪恶势力时，他从未屈服，尽全力自己解决以维护社会治安、惩治恶人，有时也会身受重创，但他依旧会站起来，直到击败敌人。但在他惩恶扬善的同时，他也十分的无组织无纪律，独自行动还常常破坏公物、惹出麻烦，甚至在剧中还被人们所猜忌。蜘蛛侠这一英雄形象便是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与冒险精神的深刻写照。

反观东方，在中国一提及英雄，首先联想到的是“舍生取义”、“舍小家，为大家”、“精忠报国”这类有关大义的成语，传统定义中的英雄往往富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集体主义，与西方的英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在虚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中国古代传说故事中的英雄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原洪水泛滥时他父亲因治水不利被流放处死，而他则临危受命，不因舜处罚了他的父亲就嫉恨在心，一心为天下黎明百姓治水，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见妻儿也不过挥手示意，没有与其团聚，可以说他把个人利益完全抛下，真正做到了舍小家为大家，最终拯救了天下苍生，被颂为英雄。再如金庸笔下的郭靖，侠之大义者，忧国忧民，也是家国思想的写照。若对比一下东西方英雄的生平，不难发现中国的英雄们都尽善尽美，做到超越人性的理性，从未犯过错，形象过于完美而脱离于现实，他们似乎从来不会过分感情用事，国家与民族危亡永远在第一位，而且做事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更多的，他们几乎都带有一种悲壮的色彩。

二、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方英雄

在现实生活中，东西方都有其名为英雄的榜样，受世人敬仰，不像影视及文学等虚构类作品中那样，他们没有超能力，并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可能战胜一切，但他们以自己的实际作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为比较东西方在现实生活中的英雄观差异，我们引入一份2006年由美国人民评选出的“英雄榜”，榜单上的英雄们是由美国人民自己票选出来的，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人们的看法，其中不乏影星、球星、主持人，如美国著名的黑人脱口秀节目主持奥普拉·温弗丽，再如名列第二的身患帕金森症、支持干细胞研究的电影演员福克斯，但令一些中国人惊讶的是，在美国人评选出的十位生活中的英雄中，其中一位叫约翰·麦凯思，是越战军人，他在越南呆的六年中没有上战场厮杀，而是待在越南人的战俘营里，战争结束后回国的他受到礼遇，被授予勋章，奉为英雄，这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有些难以理解，一个战俘为何能成为英雄？在东方文化中，英雄应该有一份骨气，宁死不屈，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不论这样做的价值，这份尊严是英雄必不可少的，是高于生命的。但在西方人眼中，生命高于一切，在残酷的战争中活下来，才能创造更多价值，悲壮牺牲并没有太大意义，在他们看来，东方历史故事中项羽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于乌江，这样轰轰烈烈的死反而是不可理喻的。总结

虚构作品中的英雄拯救世界，他们的价值观是人们所认同的价值观，他们的形象是人们所希望成为的形象，他们是人们心中理想的一个美好映射，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更具有实际意义与参考价值。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略窥一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的英雄形象源于古代个人英雄主义、冒险精神，以及近代的民主革命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带来的追求自由和追求力量的潮流。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其核心是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将人的生命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这一思想至今仍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之一，反映于诸多超级英雄电影中。而东方文化中，自古以来便以家国为重，国重于家，家重于个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其写照，强调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英雄的价值中心在中国人看来主要体现于能够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具备这种奉献精神是成为英雄的基本条件，一代又一代传承的悠久的东方文化，已将舍生取义的气节烙进了每个东方人的心中。纵观历史上记录的英雄形象，或虚构或真实，无不是以完美的正面形象出现，而不像西方的而英雄形象那样接纳了人性的完美与不完美。

篇6：中西灾难新闻报道理念比较研究

2010-02-26 09:57:35

由于中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着意识形态、历史人文背景以及媒体功能认定等方面的冲突和差异，中西方媒体对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也有所不同。我们所说的灾难性新闻的报道理念，就是指媒体和记者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所采取的报道方式、报道思想，以及对灾难本身的看法。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理念进行比较：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方面表现为信息发布的快速性和公开性。这一点西方记者向来比较注意。西方国家非常看重媒体的社会环境监测功能，同时媒体最关注的也是这种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只要发现有涉及公共安全或者涉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异常情况，媒体就会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秉承的理念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无所不能的西方记者甚至连捕风捉影的灾难也要报道出来，哪管它仅仅只是传说呢。像美国炭疽袭击，最后就证明多是谣言或恶作剧。中国新闻界向来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像灾难这样的“负面报道”要遵从统一口径，等到政府批示之后才开始报道，时效性明显不强。但是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以5·12地震为例，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就发布了第一条确认地震的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32分钟后直播《关注四川地震特别节目》。36分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断原有节目插播地震消息，19时电台推出特别直播《汶川紧急救援》，全面关注灾情和救灾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向灾区最前线派出得力记者。从5月13日起，四川省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适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快速、及时地向国内外发布抗震救灾的最新情况。经由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不间断的覆盖式报道，5·12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公开，成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的一个典范。

报道的内容

我国记者擅长波澜壮阔的全景式素描，西方记者则注重事实和细节的仔细描摹。中国媒体一向认为“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对于灾难的报道向来多停留在全党全国救灾的宏观场面，突出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全民面对灾难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在写作上善于从小切口入戏，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展开对灾区灾情的报道。2000年春夏，巴基斯坦南部遇到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井水干涸，河流枯竭”，人们饮水困难，不少人和大牲畜渴死。美联社记者在报道当地灾情的一篇电讯中这样写道：“在巴基斯坦南部一个名叫巴西马的小镇，农民布希罗因再也无钱买水买粮，一家人身陷绝境，夫妇二人万般无奈，不得不把15岁的女儿扎胡拉从老远的家乡带到集市上，等着有人把她买去当佣人或者是做新娘。赶集的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布希罗悲哀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都快要死了。如果卖掉她就能救活家里其他20口人。”尽管最终扎胡拉逃脱了被卖的命运，但是作者通过描述受灾地区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人的故事，把旱灾的严重性，救援的急迫性，以及灾难给当地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苦难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了。

表达方式

我国记者在报道抗灾救灾的同时，不仅通过客观的叙事描写来表达主题思想，还会通过抒情议论等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感情。2005年6月黑龙江局部地区连续暴雨引起沙兰镇洪水肆虐，《光明日报》的一则新闻《洪水无情人有情》这样写道：“灾难来得那么突然。一场猝不及防的山洪,在大地上留下了淤泥与悲恸。但在灾难中,有一样东西却没有被淹没,那就是爱,就是职责，这种爱,这种职责,不仅使受难者得以获救,更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温

情。”这里作者还没有讲述事实，就用先声夺人的抒情议论抓住读者的眼球，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同时这样的抒情和议论不仅有力地表达了文章的主旨，更加强了文章在抗灾救灾期间对人们精神的引导和启发，增强了文章的指导性和思想性，能够激发抗灾救灾的自豪感和英雄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在报道中倾向于纯客观主义的叙事，对灾情只做白描式的刻画。2005年美国遭受飓风袭击，《纽约时报》在9月3日的头版刊登《新奥尔良情况依然悲惨——可能需要数月才能把水抽干》的报道写到：“飓风卡特里娜袭击海湾沿岸5天以后，新奥尔良国际机场的混乱景象使这个城市陷于希望夹杂着绝望的复杂情感。哪儿都没有秩序，成千上万目光茫然的幸存者，带着不过装了几只垃圾袋的物品，排着长得没有尽头的队伍等着逃离的机会。机场成了急救场所，在一角，有一排躺在担架上的人，还有其他困在轮椅上的人，有的人已经死去。在一个候机厅里建起了一个太平间。”这段话里完全是在描写和叙述，并没有对事件做观点鲜明的评价，也没有明显的抒情议论，作者的感情只是在字里行间通过单纯的叙事描写表达出来。

感情基调

中国记者对于抗灾救灾的报道总是不乏激昂和奋进，其着力点在于对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精神劲头的赞扬和描写，向外界传递的是中国人的坚韧、自强、众志成城、抗灾必胜的信念，包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理念。5·12地震震惊全国，当时国内媒体几乎步调一致进行大规模的抗震救灾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舆论氛围，媒体在报道中着力反映党和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灾区人民的努力，以及全国人民慷慨解囊对灾区的大力援助，抗震救灾在当时成为全社会一致认同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自觉行动。这些有关抗震救灾的报道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此时的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回望当时的报道无不充斥着一个昂扬不变的主题，那就是“爱我中华，抗震必胜”！

西方记者在灾难报道中倾向于描摹灾难对人类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毁，表现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痛苦悲惨的处境和不加掩饰的毁灭感，凸现自己在巨大灾难面前无助挣扎的悲观意识和迷茫情绪。1986年旧金山发生地震，马尔科姆·麦克福特悲观地写道：“地震的最糟糕结果是终于使人惨痛地意识到，面对这样突然而来的自然力量，我们所有的人多么无助。高度进化，握有科技的我们是怎样脆弱。”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大概知道中西方对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不同取舍，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受党和国家的指导和控制。建国初期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以及维护大局稳定的需要，对灾难的报道比较慎重，秉承“正面宣传为主”的理念，对灾难的报道倾向于宣传人们如何同灾难作斗争以及取得的胜利。受这个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在信息发布和报道内容上就和西方有了上文所述的差别。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第四阶层”，受政府的控制性较弱，新闻自由度相对较高，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方面就占了先机。而且西方新闻界一向秉承客观主义的报道理念，这就造成了西方记者在灾难新闻报道内容上客观主义的描写以及表达方式多为叙述描写，很少抒情议论的格调。

同时，中国几千年来的“大一统”思想使人们倾向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战线”，中国媒体或者记者总会以政府代言人的口吻来报道灾难，这种一致性倾向和代言人身份使媒体或记者在报道中容易关注抗灾救灾的宏大场面，也容易因此激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抗灾救灾新闻中充满的昂扬基调和乐观主义精神。经历过启蒙思想的完整洗礼以及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西方，人的思想极为开放活跃，正如美国一位脱口秀主持人所说，在美国，哪怕让所有人都承认天空是蓝的都是一件极不可能的事。所以西方对于灾难的报道很少会统一到政府和全国的口径上，只是在客观主义的基础上发表个人观点，记者以个人的眼光看待灾难，记录灾难，表达个人对灾难的无助和思考，感受到的通常是人在自然力的巨大破坏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和迷茫。

（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篇7：中西方戏剧观研究论文

不同戏剧特征论的中西方戏剧观

在戏剧特征论方面，中国传统戏剧观念注重寻求戏剧艺术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共通特征，探讨戏剧艺术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相互联系。而西方传统戏剧观念倾向于发掘戏剧艺术有别于其他文艺样式的个性特征，探求戏剧艺术自身的本质特性。西方戏剧观念认为戏剧是以语言为媒介，利用人物的动作对现实生活的摹仿，以达到净化和陶冶感情的社会效果。它在社会文化中由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与音乐、图画、诗歌区分开来，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传统戏剧特征论认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戏剧特征论却恰恰相反，认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类同性。西方戏剧家认为本质是个性，中国戏剧家则认为本质是共性。

中西戏剧特征论的迥然不同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西方把宇宙视为外在于人的对象，祟尚“人神对立”的宇宙观。西方人习惯于同中见异的思维模式。通常以冷静科学的理性态度，认真地审视外部世界，细致地观照内心世界，把现象与本体划为两端，自然和人世分为二物，强调对立双方的剥离式的分析与综合。因而西方戏剧家对戏剧特征的探讨，采用的是把戏剧艺术从宇宙万物中逐层剥离、独立出来的办法，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差异性。中国古人把人和宇宙看成互相包容、和谐统一的整体，提倡“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这一本源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产生出各种形态的事物。即一切事物的本质是同一的、不变的，只是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产生出万事万物。因此，我们古人通常把内心与外物、现象与本体、自然与人世视为互相联系的整体，强调对立双方的和谐与统一、渗透与协调。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使中国戏剧家在探讨戏剧特征时，倾向于寻求戏剧艺术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类同性，以此揭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侧重于求异性不同，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偏向于求同性，这决定了中西戏剧家对戏剧特征的探讨，分别选择了差异性与类同性的不同方面。

不同戏剧社会功能的中西方戏剧观

在论及戏剧艺术的社会功能时，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戏剧家同样都运用了“镜子”的比喻，但却各自表达了不同的观念。西方戏剧家重视的是“镜子”的形态，强调认识功能，而中国戏剧家则着眼于“镜子”的情态，倾向于教育功能。西方戏剧观念认为戏剧应该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给时代展示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

篇8：中西方古典文论“和谐观”之比较

中西方的“和谐”理论都起源于音乐, 但却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 毕达哥拉斯率先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 然而作为一个数学家, 他对“和谐”的理解是从“数”的角度阐发的。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 作为本原的数之间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 “在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 在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 正是“数”的比例造就了音乐的和谐, 造就了音乐的美。“数”的和谐不仅是音乐美的本质, 推而广之也是其他一切形式美的本质。建筑的和谐在于数的比例, 雕塑的和谐也在于数的比例, 因而“和谐”指的就是存在于事物中的合理或理想的数量关系。此外, 他还认为“和谐美”就是“杂多中的统一”, 是“不协调因素的协调”, 提出了“整体说”的观点。在毕达哥拉斯自己看来, 这种“统一”是一种内在的统一、内容的统一, 但实际上, 对以后的“和谐”观影响深远的, 还是其外在的形式。在他之后, 柏拉图主张艺术要靠对立因素的调和来体现, 并据此提出了“有机统一”的原则, 指出美的外在和谐是由内在和谐、精神和谐决定的, 从而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深化了和谐理论。这时, 他似乎已经是从事物内部的量的关系上考量和谐问题了。继而, 亚里士多德把和谐看作是整体的统一和完满, 即多样性的统一, 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和谐的内容。他在其《诗学》中从悲剧理论方面提出来“整一”的观点:“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摹仿……所谓完整, 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之美不仅在于其各个部分外表上的美, 而且还在于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有机统一, 即在悲剧中, 任何一个细节都应该是有意义的, 部分的实在性形成了整体的和谐。这种观点再次深化了“和谐”的理论, 建构了更为完备和充分的和谐观。其后, 贺拉斯进一步将这种古典和谐美的理论具体化, 提出来“合式”原则, 即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应当和谐统一, 合情合理。

梳理以上西方“和谐”理论的发展轨迹, 我们可以看出, 西方的“和谐”主要是一种基于形式美的和谐说。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 无疑是一种外在形式的和谐;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有机统一, 也更多关注的是外在形式上的统一, 它们在理论形态上均体现为具体事物的外在形式的和谐, 体现于微观的个体自身, 即所谓秩序、整一、对称、比例、黄金分割等等。

与西方追求和谐之科学性格的观点不同, 中国古代和谐理论追求的是一种主客混沌、天人合一的“中和美”。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即认为天与人是相类相通的, 原本就是一体的。在中国古人看来, “和谐”首先意味着情感抒发的含蓄性和节制性。“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 “中”就是人的本性, “和”就是人性之发而合乎礼节法度的合宜状态, 这便是和谐。孔子主张通过对人情感的克制来达到美与善、人与天的和谐统一, 避免各种狂暴激烈、哀伤绝望的强烈情绪的流露与宣泄。他赞赏《关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就在于它情感表现得适度节制、中正平和。这与亚里士多德尽情发泄情感, 以获得平静和谐心绪的主张有着很大的差异。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中, “和谐”的主调是“中庸”, 即主张通过修身、养气、立德等方式来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保持一种持中的状态, 以求在人际关系中校正自己、尊重他人。他们积极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实际上就是强调个体要通过“克己复礼”来实现政治理想, 以此寻求群体社会的认同, 从而建立起与群体社会之间的亲和关系, 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与之不同,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主张回归内心, 寻求心灵的和谐以反观社会。在老庄“出世”思想的导引下, 个人遗世独立, 离弃群体社会,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是谓玄同”, 即通过减少自身的欲望和加强自身修养, 来达到与万物大同的境界。他们力图超越一切世俗的利害, 保持心胸开阔、行无偏执、谦而不争、清净无为, 以此寻求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可见, 中国古代的和谐观是一种基于内容上的整体的和谐, 这个整体不单指向群体社会或自然, 而是包括整个宇宙, 亦即“天”。这种和谐观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宏观的协调关系, 而以“天人合一”为其哲学依据和美学基础。

在西方哲人们那里, 人与自然、群体社会的关系并不是相濡以沫、无分彼此的。他们在对自然、群体社会进行观照时, 往往采用的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冷静客观的眼光, 把自然、群体社会看作主体的参照对象, 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二元分离, 因而所谓人与自然、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和谐, 就不是一种“对立而不相抗”的状态, 而是基于相互斗争和冲突之上的暂时的动态的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中, 主体的人与客体对象之间的矛盾总是处于斗争———和谐———再斗争———再和谐……以至于无穷的运动中。通过这种与对立面的斗争, 主体不断解决着与对立面的矛盾, 不断追求着和谐的境界, 也不断达到与客体之间的相对和谐以及感受到与这种和谐相适应的心情的欢愉。

西方的“和谐”揭示的是事物对立面在斗争中达到相对平衡的一种状态, 呈现出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古典的“和谐”说是以“天人合一”作为其哲学依据和美学基础的, 因而“和谐”常常体现为主体的人对客体的自然及群体社会的物我同一的亲和态度, 人与天、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呈现出一种协调统一的关系。个体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消解自身的特性与差别, 来求得与整体的和谐统一。在中国古人看来, “和”本来就意味着多种事物、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融洽与融合, “和谐”应具备容纳万有的包容性, 这种包容性决定于其内在的统一, 单靠外在的“数”或“量”的积聚是无法达到和谐的。然而世界上万事万物毕竟是纷繁芜杂的, 不同性质的事物或因素中明显地存在着对立和相互排斥。看起来, 这似乎是对整体一致的和谐的否定, 但经过中国古代哲人的“相反相成”的转化, 它反而成为了和谐的一种方式。老子认为“反者, 道之动”, 揭示出所有的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 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存在, 而必须相互依存、互为前提, 即“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在事物的对立统一中, 他还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矛盾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 指出“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这样, 他就把明显看起来是对立和排斥的因素, 转化为一种相辅相成、相生相济的关系, 亦即相互对立的东西, 又相互生成。这就如同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 头尾相接, 此消彼长, 循环往复, 呈现出一种圆转的趋向, 以此保证了整体和谐的绝对性和永恒性, 防止了整体内部各个部分或各个因素之间的对抗造成对整体和谐的破坏和瓦解从而导致的对整体和谐的否定。这种“对立而不相抗”, 变矛盾冲突为相生相济的和谐观念, 体现出中国古典和谐观具有绝对性、稳定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