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伦理观比较研究

中西方伦理观比较研究（共6篇）

篇1：中西方伦理观比较研究

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

孔凡宏

【专题名称】伦理学

【专 题 号】B8

【复印期号】2003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州)2002年08期第54～57页

【作者简介】孔凡宏 厦门大学

【内容提要】 行政伦理建设近来是世界性潮流。本文以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为突破口，对由这些核心观念而引发的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并对转型期中国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提出了理性的建议。

【关 键 词】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

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

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

“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注：［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古希腊政治学者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7页。）西方的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

（二）中西方行政官员的服务对象的分析

在中国，从终极根源上看，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这是我国所确定的一项根本的宪政原则。这个宪政原则要求行政人员的服务主体只能是人民。但在实

际的操作过程中，特别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权的直接掌握和行使者，是各类重要社会资源实际的拥有者，又拥有庞大的官僚体制；（注：金太军《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公共行政》，2001.1，第12页。）而作为工作于政府组织内的行政人员，其工资福利的直接来源是政府；其行政活动中心似乎是围绕着政府展开。而且中国深受2000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封建政府职能主要是统治职能，要求全国上下都一致服从政府的统治，要求全社会的资源都服从政府的统一支配，政府的意志主导一切。所有大小行政官员都是为政府组织的统治服务，为皇帝服务。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现今人们的观念。以上诸种因素容易造成一种错位，由“为公民服务”倒错为“为政府服务，为上级服务”。这种“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适应和服从政府和公务人员的管理，而不是要求自己去适应和方便广大公众。它还导致了一种行政实践评价标准的倒错，凡是适应政府行政组织系统的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注：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第60页。）所以在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本位的原则，但受传统思想影响，政府本位思想仍有残留。

在西方国家中，契约观念历史久远，并且深入人心。契约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为消除原始状态的办法是要订立一种社会契约：“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公共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3-24页。）所以在西方观念中，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力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就公民而言，一是通过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性行使权力的基础；二是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同时公民也自然期望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包括以服务对象的身份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就政府而言，它在获得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同时，必须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公民满意的服务。这里不存在单方面的“恩赐”，而是体现着一种资源的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中的行政人员就容易产生一种为公众而服务的观念，容易体现“公民本位”这一思想原则。

二、传统观念差异而导致的中西行政伦理建设特点的分析

中西方由于传统上存在道德人和经济人假设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对行政个体伦理建设期望值过高，且只注重内在约束；西方对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比较平稳，既注重内在约束，又注重外在约束。中西方在传统服务对象的差异上，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只注重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而忽视官员道德与组织伦理建设的联系，以及导致的行政职业道德太笼统、一般化；而西方既注重行政人中的伦理建设，也注重到了组织伦理建设，以及注重行政职业道德的具体化，可操作化。

（一）中西人性假设差异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

中西个体伦理建设要求的差异的分析。在中国，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一直是很高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党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094-1095页。）张闻天同志也认为“只有我们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勤务员与主人），我们才能自觉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我们的一切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人民群众身上。”（注：《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9页。）由上观之，我们长期以来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具有纯粹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由道德人假设所承认的人的善性的一面的积极作用是使人们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的精神。建国至今，确实涌现了一大批清官、好官。但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人性的缺陷也会走向极端，那就是道德要求很高，以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至善境界”来要求所

有的行政人员。而大部分人由于实际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反而使道德说教流于形式。在西方由于“经济人”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是保持冷静和审慎态度的。尽管要求行政人员的道德因其职位特殊而略高于一般的公民，但基本上还是要求行政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有德公民。美国学者认为，在18世纪晚期以后的美国，把公民个人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利益的从属地位的观点已不再普遍。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则是公民个人利益应受到尊敬。“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被认为是现代公民的品德。“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作为公民的品德明晰而确定，契合人类的弱点和缺陷。它虽不具有传奇式的崇高，却得体、有效、可行，适合民主社会。这个道德原则可能会阻止一些公民达至高超境界，但却阻止了更多的低于此水准的公民的品德的堕落。（注：De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v2(New York:Alfred A·Knopf)PP121-123Recite from Tarry L·Cooper:An ethic of citizenshi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Prentice Hall,Inc 1991)P153。）这种道德原则要求个体可以有自我利益，不过要有能力在给定的情境下使个体利益契合于群体利益，而总体利益应反映群体利益。（注：Clark E·Cochran,“Yves R·Simon and the common good:A note on the concept”Ethics,88(1978)PP229-239。）库珀对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提升，他认为“因为公共行政人员不仅仅是一般公民，同时也是特殊的受信托公民。所以除了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以外，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还要求行政人员具备其他三种品德。即公共精神、谨慎、实质理性。这些品德其他公民也有，但它们对于行政管理角色中的行政人员功能的发挥的支持是尤其重要的。”（注：Terry L·Cooper,An ethic of citizenshi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Prentice Hall,Inc1991)P163。）由上可见，西方对于行政个体伦理建设要求并不是要达到某种至高境界，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这可能就是受经济人假设所导向的结论。

中西行政人员约束途径侧重点的分析。在中国，由于“人性本善”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只要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不断地进行伦理规劝，使人性始终保持在“至善”境界就万事大吉了。中国的宋明理学，不论是程朱（程颐、程颢、朱熹），还是陆王（陆象山、王阳明），对于中国道德修养的理论贡献都是很大的。他们集中研究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行动。所有这些传统的德育理论被继承并发展用以加强对行政人员的内部约束。通过文件传阅、会议学习、榜样示范等多种方式来使行政人员达到廉洁自律。并从道德接受主体的接受这一角度出发对道德教育进行创造性研究，培养一种行政人中的道德需要。“道德需要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表现出一个人能够把对社会、他人的献身、贡献和给予当作是一种崇高的义务和责任，并能够在履行这种义务和责任时感到愉快、高兴。”（注：《罗国杰文集》下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基于这种片面的“性善论”的人性理解，难以产生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所以中国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没有强制性制度约束就无法控制行政人员的自利行为不滑向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在西方，人们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注：［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这种制度约束就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外部约束，主要包括道德立法、职业规范、组织变革等等。如果说内部约束规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外部约束则更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制度一旦产生就引导个人逐步地通过他律实现自律，自律在许多时候是他律的习惯成自然。制度性伦理规范是集体理性，不管在层次上还是内容上都能够最普遍地对各级行政官员起到约束作用。制度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所以亨廷顿认为：“在一个国家要肃清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人员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58

页。）

（二）行政人员服务对象的观念差异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

中国的行政人员伦理建设与西方的行政人员、组织伦理共同建设的特点分析。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本位意识使人们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而忽视了组织本身也存在伦理问题。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导致公众的影响力较小，行政人员对于公众的回应性程度较弱。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仅仅只是行政人员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纠正失范。力图通过使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内化为行政个体道德的自我意识，以达到更好地按照这些原则和规范来调整行政个体的行政活动。人们与此同时却没有想到政府本位思想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对于行政人员的影响，它也会使有德的行政人员作出不道德的行为，成为组织的替罪羊。在西方，由于契约论思想而形成的公民本位意识，使得人们敢于对于引起道德失范的原因作广泛的探索，其中包括敢于怀疑官僚组织本身的伦理问题。库伯举了一个案例，说有一警察局长没收违规商人的物品而不交公，据为己有。一试用期警察发现后要局长作出解释。局长反而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以此说明组织的制度性权威经常被用来压制道德行为。他还对组织的有分散个人责任的倾向进行了论述。（注：［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人们于是着手两方面的伦理建设。一方面是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包括个人品德和行政职业道德建设。其中个人品德建设又分成思想态度和思想品德（乐观、勇气、仁慈的公正）建设两部分。（注：［美］斯蒂芬·K·贝利《道德标准与公共服务》，转引自R·J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李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21-434页。）另一方面组织伦理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后，组织层面的行政伦理日益受人关注，威尔本、但哈特、鲍曼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注：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3页。）张国庆教授把这些人的行政组织层面伦理的内容概括为“程序公正、组织信任、民主责任和制度激励”四个方面。（注：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4页。）美国的但哈特认为政府的伦理建设就是进行组织改革。他认为可能的组织改革的类型从广义上可分为：培养一种组织良心；改变组织的任务分工和分权状况；保护违反组织政策和程序的有道德的人；提高作为组织活动一部分的道德讨论的水平四种。（注：［美］凯瑟琳·但哈特：《公共伦理学—解决公共组织中的道德困境》，1988年，转引自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2-474页。）

作为群体伦理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特点的分析。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政府本位思想使得政府被降为同其他行业一样的组织实体，行政人员同其他职业人员混同起来，从而导致行政职业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混同。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注：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385页。）这种涵盖一切职业的职业道德体现为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敬业乐群、克己奉公的精神。所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人民服务”5个字就几乎能把所有行业的职业道德都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明确意识到行政管理作为一种职业必须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人民日报，1986年9月28日。）此后行政职业道德渐渐从其他职业道德中分离并不断深化，但仍较为笼统，内含一般职业道德的普遍性成分较多，特殊性成分较少，经常发和职业道德错位。在西方，受契约论思想的深远影响，使得政府及其行政主体被认为是受全体人民之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这种思想使人们极容易认识到行政道德的层次高于其他一般职业道德。这极大地促进了行政职业道德与其他一般职业道德的分离。如美国国际城市协会1987年5月就通过了12条职业道德规范。比如：向民选官员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坚持并执行民选官员制定的政策；牢记民选代表是负责制定城市政策的，协会会员的任务是执行政

策，回避参与当地立法机关的选举活动，回避一切可能影响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党派政治活动等。美国公共行政协会也在1985年通过了12条规范。（注：马国泉《美国公务员制和道德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8-101页。）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行政职位分类比较严格。每种行政职业、职位的特殊责任和权力都规定得比较清楚，并且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与之相对应，很具有针对性。另外，针对行政职业、职位的特殊性进行行政职业道德评价就具有可操作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为群体伦理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

三、对转型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

（一）反思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的性善论观念有它的积极一面，即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精神。但过于强调它则会忽略人的缺陷的一面，从而导致轻视制度建设的片面做法，有时会导致起码地道德要求也难以保障，最终不利于道德建设。中国现阶段残留的政府本位思想脱胎于2000多年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也使行政伦理建设出现困境。所以我们当前的做法是：对人性的理解既要承认道德人的一面，也承认经济人的一面；坚决摒弃政府本位思想，树立完全的公民本位观念。

（二）加强制度约束

行政人格的形成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其间有两次升华。第一阶段是行政伦理的他律时期，即外在的制度约束时期；第二阶段是行政伦理的自律时期，是行政义务向行政良心的升华时期；第三阶段是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形成时期，是自律和他律完全统一的升华时期。（注：王伟等《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道德教育可谓投入很多，但制度短缺，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外部约束确实有降低道德要求之嫌，但它具有可操作性，使得准则和行为之间具有更大的和谐性。所以现阶段的中国既要保持道德教育的力度，又要尽快出台道德法案，形成内部和外边约束的合力，促使官员行政人格的尽快形成。

（三）重视组织改革

以往我们都太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规范上，而没有关注组织的性质。没有意识到使人难以以道德方式行动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权力形式。然而组织内的政策和程序确实可能会产生助长组织成员非道德行为的无意的，然而确实的结果。我们今后要探索可能性的途径用以强调组织层面的道德并追问什么是鼓励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什么是挫败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在此基础上实施组织变革，如改变组织的分工与分权状况；建立行政人员揭发腐败内幕的保护机制；建立激励组织员工道德讨论机制以及建立公正的组织办事程序等等。

（四）完善职业道德

行政职业道德是由公务人员的个人伦理道德向行政组织层面伦理道德的过渡。行政职业规范的改革将个人方法和组织方法联系了起来。当职业规范影响了管理者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了管理决定时这便是一种个人的方法；当专业行政组织建立和实施道德准则时，这些组织向个人提供了一套可以对组织产生强大影响的规范体系、程序和奖励结构。我们现阶段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主要就是使这种“官德”从其他职业道德中完全脱离出来，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行政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既有总体规范，又有针对特殊职业的具体约束，使其真正成为连接行政个体道德与组织伦理的桥梁和纽带。^

篇2：中西方伦理观比较研究

之比较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 姓 名：林 美 学 号：2009822081

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之比较

林美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822081）

摘 要：制度伦理站在制度与伦理有机统一的维度寻求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优势，期待制度和伦理在社会生活变迁中发挥最优的约束与指导功能。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在制度伦理上也呈现出极大不同。在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反思中西制度伦理的利弊得失,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加强我国的各项制度伦理建设,更好地加强制度建设。

关键词：中西；制度伦理；比较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学逐渐传入我国,“制度伦理”这一概念随之舶来。实际上我国制度伦理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人生下来便处在伦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已完全制度化,而制度时时处处含有德性的意蕴。“制度伦理”虽是西方一个新兴名词,但“制度伦理”的思想在西方也历史悠久。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衍生出的制度各有千秋,制度伦理各有特色。

一、制度伦理的基本含义

制度是规范的集合，是对人的行为实施规范和约束的准则。它在设立时都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精神，这就是制度伦理。制度伦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它是人们对一定制度所作的伦理判断。其二，它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即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中的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其三，它是制度本身所蕴含的道德追求和价值理想。

二、对中西制度伦理的比较

(一)从人性论取向上对中西制度伦理比较

中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对人性是善是恶各执己见。中国自先秦儒家开始,“人性本善”一直是主流,而西方表现为对“人性本恶”的认同。这不仅表现为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也体现在西方哲学家“性恶论”的主张中。两种不同的人性论趋向，给中西社会制度的安排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中国的性善论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以儒家为主导地位的性善论学说，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张建立—个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即以道德作为理想和预设的目标成为人生和社会存在的目的。人为道德而活，人为求善修善而修身养性，从此，道德渗透到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成为道德的存在物。由此，教化、修养、立志等就成为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重要内容，成圣成王成为人生的理想和目标。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张为集权主义提供了文化支撑。如朱熹就把“理”归结为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原则，经过演绎最终使道德的“天理”成为宇宙的真正本体。这样就把道德的“理”与具体对象区别开来，道德本体也就具有了超验、普遍的本质。由此，道德也成为压制人性、私欲的一种规范形式。“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体”，强调道德本体的超验性和普遍性，以及对个体的超越性和统治性。把道德视为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最高标准，人就只能是道德的工具或道德的体现物。由于道德的先验性，皇权作为道德的化身和代言人，成为道德的权威和道德完善的代表，因此，皇权以道德本位的形象出现，皇权就成为超越法制、超越法则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和僭越。同时，加强道德教化、思想禁锢也成为皇权统治的有效手段，制度与法治只是维护皇权的形式和工具，权力制衡与监督更无从谈起。可见，人性善的理论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伦常、忽视规则，重视教化、忽视制度，重视德性、忽视法制的主要思想基础。

2，西方的性恶论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西方制度伦理中的人性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总倾向于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是保存生命和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体而言，利己的动机是首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利他动机是次要的，是在利己动机得到一定满足后的选择。二是人同时还具有理性，能意识到满足自身需要的客观条件和他人的需要，认识到个体需要是在有限的资源和可选择的空间里实现的，离不开他人的互相妥协甚至协助，因此，人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力量来抑制自私的一面，约束彼此的行为。

正是这样对人性的不信任，使得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以法治来制约和制衡权力，克服了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的弊端。正是建立在人性恶的权力制衡、法治至上的体制，使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逐渐适应了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人性恶为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奠定了价值基础和逻辑前提，为防止制度腐败和权力滥用提供了理论预设。与此同时，基于人性恶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机制和法律制度，又成为有效地防止人性恶走向社会恶的手段。

(二)从社会建构原则出发对中西制度伦理的比较

中国人生活在伦理社会中，伦理社会即是一个扩大的家庭。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对契约的重视。

1，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建构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是中华文明的基石。这种农耕形式依赖于依血缘建立起来的家庭、家族。这种生存状态必然会使中国社会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即伦理是处理一切关系,一切事物的 原则。伦理社会认为人的生命直接出自父母，因此“孝”的意识兴起，造成了家长权威。家长权威延伸至社会形成了君主集权的国家，封建家长的权威至上,使得儿女绝对顺从,一切皆由父母做主。君主权威的至上形成了专制主义。这使统治阶层的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不可避免走向专制、腐败。

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不需要契约和合同，靠的是依靠人情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人情信任靠德性来维系，缺乏外在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支撑。当走出血缘、地缘关系外，对陌生人便会极不信任，使得中国社会信用制度不发达，也制约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向现代文明进步。

在人情主义至上的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这叫共财之义。不过伦理感情是自然有亲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时以分居为便,故财不能终共。于是弟兄之间，或近支族间,便有分财之义。初次是在分居时分财，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财于贫者。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中国社会以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中国法律中对于人们的物权与债权是极其忽略的。又由于人们不分彼此，只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伦理的义务，而不识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区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也正因为这种血缘关系，一人获罪,则会诛连九族。

“嫡长子继承制”是伦理社会中独有的继承制度，即按父系氏族血缘嫡庶之分而建立起来的继承制度，这种制度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会导致兄弟之间为争夺家产地位而手足残杀。

平等、民主精神虽非主流，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不感生疏。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仅止于理论上人民共享,在具体程序上，从未实施过。百姓也从未主动争取过自己在政治上作主的权利,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让老百姓对西方争权运动嗤之以鼻，认为这样会天下大乱。因此中国无民治之制度，无西方的投票表决，无代议制等。

在伦理社会中，国家价值形态表现为国家权力至上，强调整体利益的权威和至上性,忽视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个人要无条件服从整体，服从国家，走向大我淹没小我的歧途。古代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私权，因此也没有西方所谓集会制度，结社制度等。中国人被统治习惯了，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从未主动提出。更可笑的是中国人对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是淡漠得很，不懂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

2，西方契约形式的社会建构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契约简称合同或协议。从制度层面而言，主要是指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转让关系；从道德层面而言，是人们对协议的遵守。特别是制度层面的契约意识，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主流意识和精神理念。

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以社会契约为中心环节的自然法理论兴起，掀起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在自然状态下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保障人的生命、自由权利的,个人需要将一部 分权力让渡给国家，国家则用政治、法律等形式来维护人们的安全，保护契约的订立者的基本权利。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意识萌芽甚早，且深入人心。人们皆为契约订立者，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皆是平等的。法律的制定是基于权利，注重的是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契约文化的影响，契约精神也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表现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安排，也不仅仅限于公民之间的协议的履行，而是体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

(三)中西方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不同诉求及其对制度伦理的影响

1，中国的国家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国家主义是指国家权力至上、社会整体为本位的一种观念形态。实际上，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是与个人本位相对立的。在中国，国家主义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影响社会政治制度的取向。儒家文化以建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开创了国家主义传统。在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下，国家作为共同生活、民族利益的共同体，成为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者。正是由于国家主义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强化，使人们忽视了国家主义在现代社会所衍生出的弊端和问题。一是重视国家，忽视个体。由于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的至上性，容易使国家的权力拥有者脱离对权力的制约，而仅仅求助于道德的治理，不仅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也忽视了制度的建设。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为上，虽不必然导致对个人利益的侵害，但却有忽视个人利益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味地强调个人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必然会导致对个人利益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侵害。二是重集权、轻分权。我国在建国的一段时期内，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就是国家主义传统的影响。高度集权虽然有高速、快捷等优势，但由于忽视对权力的制约和制衡，腐败问题就难以避免，甚至会损害社会公平。分权看似妥协、争论，但又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集中与腐败。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集权的弊端，但由于国家主义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实中真正制约权力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三是重人治、轻法治。只要修身就可以治天下。

国家主义强调德治，虽然在宗法社会具有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传统的德治方式越来越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仍沿着国家主义模式来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现代社会呼唤法治、呼唤规则、倡导制度，因此，国家主义传统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经济的要求。

2，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传统，成为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人们往往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利己主义而加以拒斥，因此，个人主义原则一直被作为集体主义原则的对立面，而成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代名词。实际上，个人主义原则与把个人利益的得失视为衡量善恶、是非的唯一的标准的利己主义是不同的。个人主义含有利己的内容，但个人主义不等于就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原则基本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强调个人的中心地位，个人是目的、社会是手段；二是强调个人尊严，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三是强调个人权力和个人利益至上。个人主义原则作为西方 文化的主要价值原则，不仅渗透于道德生活领域，更是广泛地渗透于经济、政治、法律生活等各个领域，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个人主义原则是与私人产权制度相适应的道德理论，在经济领域就是要求保障个人财产，肯定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在政治关系中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反对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过多干预；在法律生活中，强调依法保护个人的权利；在道德生活中主张个人奋斗，自己的行为选择应由自己负责。

个人主义原则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伦理准则，之所以在西方社会被视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准则，其合理性不在于对个人一己利益的肯定，而是对每一个人利益的肯定与维护，这是个人主义与利已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时，为了保障个人主义原则的实现，西方社会通过经济、法律、政权、国家等手段来进行调节以避免个人主义滑人利己主义。从现实中来看，个人主义原则之所以在西方社会没有走向利己主义．主要就是通过法律、制度等保障个人权利，并防止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损害。所以，个人主义并不仅仅是道德学说，更是社会学说，它要求的核心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建设来保障个人的利益。然而，个人主义对国家、集体利益的蔑视，是西方社会的危机之所在，也是个人主义的危机之所在。

结 语

制度伦理作为调解人们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和制度安排、制度运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不是从某一抽象理性原则演绎出来的，一定的制度伦理的产生及其演变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据和文化根源。不同国家的制度的制定渗透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同一个国家不同时代的制度也体现出已经渗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骨子里伦理道德的一脉相承。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苛求前人,视“三从四德”。“嫡长子继承制”等为糟粕,只能说它们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生活的时代;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标准去批判西方,视“个人主义”等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只能说它们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进入转型社会的关键阶段,我们应学会包容,学会审度,学会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篇3：中西爱情伦理比较研究

1 中西爱情伦理比较

1.1 爱情及其本质

恩格斯对“爱情”这一概念做了科学的定义, 即爱情是“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恩格斯对爱情的这一定义揭示了爱情的内涵即爱情是男女两性间, 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 由于共同的生活理想而相互倾慕, 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和持久的感情。爱情既包含着自然属性, 也包含着社会属性, 但是, 爱情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社会性, 因为:爱情中的自然属性是受社会关系制约的;爱情中的性行为是受感情和理智支配的, 是以社会道德为准则, 受社会风俗和法律规范约束的;爱情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情感, 是变化着的历史范畴;爱情作为两性间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特有的社会现象;爱情作为两性间的情感生活, 是社会性的, 人生伴侣的选择、爱情生活内容也都是社会性的;爱情中的主观情感和客观义务是统一的, 人们在行使爱的权利的同时, 随之也产生爱的义务。

1.2 爱情的道德品质

爱情是一种由性爱、理想、责任和尊重等多种因素所综合而成的复杂的感情系统。爱情的社会内容是理想、责任和尊重, 然而性爱则是爱情的自然和生理基础。爱情的灵魂在于理想;责任是爱情能够保持长久的不懈动力;而尊重则是爱情的先决条件。爱情也是一种道德关系, 它本身具有一些本质特性, 这些特征表现如下:

第一, 爱情具有平等和自主的特性。尽管处于恋爱关系的当中的男女可能在相貌学历、家庭背景、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但是对于男女双方来说, 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第二, 爱情具有双重性即既具有激情性又不乏理智性。爱情具有强烈性, 它有别于一般感情。人们对爱情的激情性表现在对爱情的主动积极追求上。爱情的激情性往往会带来活力, 且能最大化人的潜能。正因为爱情激情性, 使人们为了追求它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虽然爱情需要激情但在本质上来说它具有理智性。

第三, 爱情具有纯洁性和真挚性的特征。爱情的纯洁性归根结底是指恋爱的男女双方在情趣相投的前提下所产生的对对方的爱慕之情, , 他们选择的是对方的人品而不是人之外的如家庭背景、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

第四, 持久和专一也是爱情的特性。爱情的本性决定了爱情的专一性和持久性, 这种专一性和持久性指的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一个人只允许有一个恋爱对象。

1.3 中国社会的爱

与西方社会不同,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爱情往往得不到重视, 甚至被扼杀。然而爱情不仅是男女两性之间心理以及生理上的和谐交流, 也是一种对精神的自主选择。传统的中国父权制社会使女性长期处于受压迫的状态, 这不可避免地扭曲了女性的正常人性, 女性的思想和感情受到压制, 使女性完全失去独立的人格, 甚至男性把女性作为一种商品化的附属物, 在这种情况下男女两性间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性爱。因为爱情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男女之间的平等。

在中国传统的古代婚姻观中, 并没有给爱情留下一席之地。不仅礼法阻止男女之间婚前的爱情交流, 甚至婚姻伴侣的选择也没有自主权。女性是男子的附属物, 更是为家庭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 这使得夫妻之间几乎无感情可言。另一方面中国的主流文化中爱情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 因此性爱也是相对隐晦的。然而包含着性爱因素的爱情却没有因为受到扼杀而从此就消失了, 这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妓女和男子之间的爱情上。才子与妓女之间之所以能产生真正的爱情有许多的原因。一方面, 中国传统的夫妻关系不是建立在男女的感情基础上的, 妻是父母指定的, 媒人介绍的, 能不能在婚后产生爱情, 完全要靠运气。才子与妓女交往常常是为了摆脱家里沉闷的气氛和出于义务的性关系, 渴望与她们建立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爱情关系。在这个意义上, 有人说“妓女教会了中国人浪漫的爱情”。在中国这种传统社会中, 夫妻之间的真正爱情是向来被禁忌的。由于受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对爱情的态度与西方人有明显的不同。中国虽有“婚嫁乃人生终生大事”的说法, 但人们看重的是婚姻, 而非爱情。

1.4 西方社会的爱

在西方社会中, 人们认为爱不仅是一种能支配人的生活、情感和行动的力量, 而且是能唤醒人的知识和意志的东西。爱是人类“精神与理性的母亲”。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社会中, 人类的自然性得到重视, 自然爱情也得到相应的重视。在古希腊人的眼中, 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假如谁排斥甚至拒绝爱情, 那么谁就要注定灭亡。因此在大多数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神几乎都表现得充满情欲, 风流倜傥, 然而古希腊人对他们所崇拜的这些偶像的风流韵事不仅不加掩饰, 然而却进行大肆渲染, 并对此持有一种敬仰的态度。对神与人之间、神与神之间的爱情神话的描写也是希腊神话中最优美、最动人的内容。

尽管古罗马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 然而在文化上它却被希腊所征服。在古罗马文明瓦解后, 人类进入了一个以基督教禁欲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即黑暗的中世纪, 在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义把肉体和灵魂完全割裂开来, 肉体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东西, 然而灵魂却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东西, 凡是与肉体有关的一切要求都被认为是应当加以抑制的, 性生活更被认为是一种不洁之事。在中世纪的西方史上, 基督教禁欲主义影响相当大, 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思想、文化、政治等。纵观西方爱情史, 尽管禁欲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如维多利亚时代和基督教统治时期占据着一定地位, 但是总体上来说, 爱情的发展是顺着人性的方向发展的。然而在西方, 女性的生活史也是一部力求激发妇女生命活力、逐步提高妇女人格的发展史。爱情在西方人的世界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2 中西爱情伦理的同异

2.1 中西爱情伦理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其共同点表现如下

2.1.1 对爱情的追求和赞美

作为人类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爱情, 是人类各类情感中最高尚的一种情感。不管是生活在传统的中国还是生活在相对开放的西方, 人们都热烈地追求着爱情, 并渴望能拥有甜蜜的爱情。

2.1.2 人们始终坚信爱情是纯洁的

无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于爱情的这种忠贞不渝品质的追求是永恒的。

2.2 然而中西方爱情伦理也有许多相异之处

这些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如下:其一, 在中西方社会中爱情在社会和人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自然所处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人们尽管认为爱情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社会个人的理想更倾向于事业;不管什么时候事业总是屈从于爱情的, 甚至把为了事业而放弃爱情的人树为榜样。然而西方社会则与中国社会不同, 它是一个个体本位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 人们始终把爱情视作是最高尚的东西, 也是个人追求幸福的最高境界。其二, 在中西方社会中人们对爱情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西方社会, 爱情的自然属性受到人们的推崇, 即西方人认为在爱情的所有组成要素中, 性爱则是最为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讲, 爱情、婚姻和性生活完全是两回事。然而对于责任心非常强烈的中华民族来讲, 爱情的道德价值、责任和义务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第三, 爱情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讲, 真正的爱情并是不讲理性的, 他们在追求爱情时往往相信一见钟情。然而中国人在对待爱情是比较理性的, 他们在对待爱情时不会轻率地作出决定, 往往把爱情与事业、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3 结束语

中西方在爱情观上有许多相似处, 但却有更多的相异之处。在以老人为本位的传统的中国社会中, 人们往往强调以孝顺为本, 因此即使是在家庭中, 爱情和夫妻之情也是毫无地位的。然而在西方社会中, 人们推崇个人自由, 在对待爱情上直率且又热烈、大胆而又开放, 追求感情的无拘无束和自由抒发, 形成了外显的爱情美。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 中国人表现得比较理性和保守,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在当人们在面对爱情时往往表现得相当谨慎, 人们总是把爱情与自己的命运、前途和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 中国人在对待爱情时总要经过一番仔细的权衡才会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人们在表达自己感情时比较委婉和保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30.

[2]王秀华.经济发展与家庭伦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22.

[3]李桂梅.中西家庭伦理比较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9:159.

[4]林玉堂.吾国吾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5]Alfred S.马克斯·舍勒哲学论文选[M].江日新, 译.1997.

[6]于丽华.庄重谐谑与忧患:美国的婚姻和家庭[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51.

[7]乔德福.家庭道德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8]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篇4：中西方伦理观比较研究

关键词：中西方；善；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95-03

在伦理学中，“善”指的就是大家共同满足，双方能够互相自愿接受话语、行为以及精神上的帮助。性善论是儒家认为的人生而性善，成为政治上“以德治国”的基础，另一方面，性恶论就成了西方政治上进行“法治”的主要源泉。大多数时候，人性的善恶只是存在不同的思想者眼中，也就会有不一样的论断，也许这只是顺手捏造出来的一种表达。既然人性的善恶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终归是有其一定的伦理学原因的。

一、中西方伦理学中的“善”

（一）中国伦理学中的“善”

中国文字中的善就是羊进入口里，羊在古代被人们认为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羊是善良温顺的代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善”。儒家思想自始至终占据着中国思想统治性的地位，并通过道德的引导渗透贯穿整个伦理发展历史。作为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论语》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孔子认为的“善”是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社会规范，更多的则是表现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对于普通百姓，“善”在其日常生活中能够使邻里和睦；对于君主来说，“善”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体现了君主的仁爱思想，和谐社会也就产生了。

孔子为孟师，思想上对其有一定的影响，孟子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人“性本善”，他认为人性生而为善，具备着向善的意向，这是一种萌芽状态，也就是他所谓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4个方面的规定使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相互对应，四心为四德的开端。拥有四端也只是在可能性的阶段，需要后天的训练，要经过主体主观的努力和其他人员的教化才能达到完备的伦理上的“善”。

“善”经由两位儒家圣贤代表的论述，逐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中伦理上的“善”，对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西方伦理学中的“善”

西方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善”是其最根本的一方面内容，西方人对其具有科学的内涵认识，就是一种完善的状态，表现为事物各个部分可以相互依存但自身又可以单独存在。西方这种伦理观念下的善就包含了“幸福”“目的善”“真善”：

第一，幸福。在西方人的眼中，幸福是人们感到“适合”最直接的善，所以伦理学中善的观念必须首先是有幸福的内容。在西方人看来，善没有幸福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只在于什么样的幸福[1]。目前幸福主义下的伦理学研究中无非有以下3种主流的幸福观：①物质利益带来的幸福到达灵魂上的幸福。②自由下的利己主义带来的幸福。③非理性主义下的个人幸福。有西方人比如康德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带任何情感意志，单纯地只是一种原则，人们可以一直听它的号令来追求简单的尘世幸福。我们不是彻底否定自由下的幸福，只是希望能脱离形式主义，尽可能地实现这种非理性下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观念降低了利己主义下的幸福，建立一个正义合乎人性伦理学的幸福王国，是对人性道德的尊重。

第二，目的善。所有美好的事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也就是“善”。这种状态是就自身而言的，是独立于其他事物的。也就是说，判断一事物是否是目的善，要看其在任何情况下是否都是善的，因为目的善都是绝对的[2]。苏格拉底提出了大自然创造万物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人们干不同的事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同人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满足和释放一样。人性道德是目的善的最高阶段，所有的目的都是绝对的善，只是借助的意志手段有所差别而已。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总戴着“合目的性”的眼镜，所以看见的事情都是合乎规律，符合善的观念的。

第三，真善。真善是最高目的善，又被称为“善之真”，是理想型的善，是个人追求的最高的善。这里的真善与中国所讲的至善完全不同，中国的至善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它完全地剔除了个人主义下的至善。西方人所谓的真善是关于人的品性道德的最高阶段，一种终极目标的意识追求，世俗主义下生活的人们是享受不到真善的，现代西方人所宣称的普世道德或普世价值就根本不是古希腊人所提到的这种单纯地达到真善的地步，而只是低级的庸俗的善，一种“乌托邦”。

二、中西方伦理学的内核及其冲突的原因

（一）中西方伦理学的内核

毋庸置疑，中国的伦理学是从儒学开始发源的，儒家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伦理学的思想根基。儒家思想源远流长，无论是春秋时期孔孟的“仁”“礼”“性善论”还是后来的程朱理学，无一不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它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集体利益，人是自然中的人，因而儒家文化历来推崇牺牲自己维护家庭和集体利益的道德准则，所以说儒家思想伦理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思想[3]，也就是说中国伦理学的核心就是一切以集体为重、团体至上。

在古老的希腊时期，伦理学已经诞生并有了丰富的内涵：伦理学是指各种发展变化中的思想理念，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一系列体系。在各阶段形成了差异悬殊的特点，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西方的伦理学一直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至上，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点。宗教盛行自始至终重视着上帝给予信仰者的保护和忏悔带来的自律以及神学的他律，启蒙运动后，又迅速恢复到了之前遵从个人利益的阶段，西方伦理学的中心也就放在了推崇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至上。

（二）中西方伦理学冲突的原因

封闭的社会下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体制就注定中国的传统思想必然是保守的封建愚昧的，重农轻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导致简单的物物交换使得人们交流困难，只为了求得短暂的平和。一直以来，中国以血族关系为基础，家族是国家的根基，单纯地依靠家族的聚合，传统的伦理观也只是调和家庭伦理矛盾，家庭道德伦理成为中国社会的首要原则并将父子关系放在伦理道德的首位。

反观西方，其伦理观起源于古老但是思想先进的希腊，那里曾是思想最为发达的地区，独特的位置和环境造就了西方人的商业头脑，很快地便形成了发达的经济社会，商品社会的发展就养成了当地人们利己主义浓重。西方伦理学也就打破家族关系到达国家层面，那么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的利益就出现了冲突，雅典式的国家十分重视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调节。

三、中西方“善”视角下的伦理学差异比较

（一）中国自然经济体制下“善”代表的保守型以内向中和表现出来的伦理学，西方商品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善”代表的开放型以外向竞争表现的伦理学观念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时期统治着中国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基本上不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少量的商品经济只是凤毛麟角，对中国经济起不了主导作用，更不可能随意改变小生产方式的经济体制，结果只能是人被捆绑在土地上，但又只能这样才能促进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决定了人际交往是保守的、静态的，形成以中和为主流形式的伦理学观念，人们也只能依附于社会群体才能得到思想品德的升华。

西方则完全不同，它重视活力十足的商品经济，随着生产力范围的扩大，生产关系使得人们之间关系密切，不局限在自给自足，而是更加注重物品的交换，脱离了土地对人的束缚。个人的主观意识也进一步被释放，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也就是把他人作为自己发展的手段。由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人们便被利益驱使去做为自己创造财富的事，极少地考虑群体的利益，竞争也就随之产生，伦理学也就表现为外向开放。

（二）中国的伦理学更加以“善”来调节家族内部关系，西方的伦理学更注重以“善”来调节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关系的调节

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使得华夏先民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完好地保存了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家族血缘关系。所谓家族，是由男女之间的婚媾关系繁殖、衍生出来的社会群体[4]。尊卑有序，长幼有次，君臣父子的伦理观念在封建时期已经很深刻地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善”在伦理学中只是用来调节这种氏族内部矛盾和关系的方式。协调好家庭伦理，才能推之于社会层面，去适应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

相比于中国，西方的“雅典式”社会显然是打破古老的家庭内部关系而上升到城邦层面，自由人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更为高远。在商品经济下，西方的个人利益必然会与群体利益产生冲突，如果说家庭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简单的金钱财富上的矛盾，那么个人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原因就不局限在金钱上了，还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思想体系等等政治文化方面，所以西方在进行伦理学的研究时就更多地会把重点放在个人和群体国家利益关系的调和上。

（三）人性论比较中西伦理，中国的伦理学中“善”成为判断人性品德的标准，西方的伦理学则完全不同，以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善”成为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封闭的，它从人性本善到后天道德修养的养成最后再到人性的回归，可以看出道德在人性培养的过程十分重要——是人生目标和价值所在。人在实践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生产力水平自行把道德调整到最适合的位置，也就是“善”。孟子的性善论是为了养成善而非利用善，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发挥。

幸福伦理思想的前提也是人性，但是这里的人性和中国的道德是不一样的，人性成了道德形成的依据。以费尔巴哈“我欲故我在”和黑格尔“我思故我在”为代表的感性和理性主义是西方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道德是人发展到“善”的手段。目前，西方人性论下的伦理学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更偏向实现人的价值。道德不是人的目的，而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手段[5]。西方人擅于把“善”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建设服务，更切合实际，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西方伦理学上的讨论也均被局限在“善”的伦理学之上，被普遍的认为伦理学就是在讨论“善”在中西方伦理学的差异。不同的是中西方一个把善看作是因而另一方把善看作是果，我们在讨论善的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看待善在伦理学中的真正存在价值和意义，要对道德路径和善的对象进行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邓晓芒.西方伦理中的善.社会科学战线，2001，（5）.

〔2〕宗家鸣.摩尔“善”的伦理思想研究研究[D].广西：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14.20.

〔3〕张松林.西方伦理学和中国儒家思想伦理之间的矛盾.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3，（31）.

〔4〕陈炎，张艳华.家族血缘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J].思想战线，2004，30（2）：41-42.

〔5〕章海山.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初探[J].学术研究，1993，（2）：67.

篇5：中西方伦理观比较研究

东西方家族企业不同质伦理动因之比较

家族企业的繁衍,在东西方各有其伦理动因,分属不同的文化.其伦理动因在家族企业的存在、发展之中,无论是作用的范围还是作用的.程度均有较大差别,在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现代价值的探讨中,涉及东西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之比较就在所难免.不能以“叛离家庭”(或“以家为本”)与否,作为衡量东西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的唯一标准和作为是否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的判别标准.以“家为本位”特征的作为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繁衍主要伦理动因的儒家家族主义,并不一定就不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而只具有否定的价值.

作 者：张震 江林 ZHANG Zhen JIANG Lin  作者单位：张震,ZHANG Zhen(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54)

江林,JIANG Lin(西华大学计财处,四川成都,610039)

刊 名：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6(5)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不同质”伦理动因   西方的“伦理动因”   东西方伦理动因异同  

篇6：中西方伦理观比较研究

西方当代伦理学的发展与译学研究-翻译研究中的伦理性问题

翻译是跨语际、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只要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发生跨文化的交流行为,就会涉及到对待不同文化间关系的伦理性问题.本文首先阐述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然后重点梳理和分析西方当代伦理思想的主要发展阶段,并详细分析其对几种译学研究范式发展的影响.我们认为翻译伦理研究应该以史为鉴,以伦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为参照,以便促进译学研究全面而深入的发展.

作 者：杜玉生 DU Yusheng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南京・210044刊 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年，卷(期)：200819(1)分类号：H059关键词：翻译伦理 伦理思想 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