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爱情观之比较

第一篇：中西方爱情观之比较

中西电影文化比较(爱情观)

爱情观——中西电影之比较

爱情，是电影永恒的题材，甚至可以说是电影中最大的一个题材类型。无论是纯洁正常的爱情亦或是猥琐畸形的爱情，电影里皆有反映。

但由于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历史情况、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中国与西方的爱情观念的差别在电影里亦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首先，在恋爱与婚姻的关系上，中西方的认识就是不同的。

中国人的恋爱离不开婚姻，可以说是更看重婚姻。电影《非诚勿扰》中有句经典台词“一切不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就很好地阐释中国人的恋爱与婚姻的关系。中国人的爱情往往是以婚姻为前提的，恋爱关系确认后的一段时间里就会选择结婚。随着时间的流逝，浓郁的爱情细化于生活的点滴。彼此习惯了对方，相爱变成了相知，夫妻间的情感往往变成一种融合了爱情和亲情的复合感情。如此，相濡以沫，白头到老。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更相信一见钟情并乐于享受恋爱带来的感觉，而不是婚姻带来的束缚。西方的恋爱往往与婚姻无关。电影《初恋50次》的中，男主角亨利·罗斯(亚当·桑德勒饰)一开始就是个不婚主义者，但却极其喜爱享受恋爱，所以我们能看到他大大方方与形形色色的女人们在初识之时就能不断表达爱意乃至发生各种风流韵事，但很快又急于摆脱她们。

可以说，在爱情上，西方人只要求曾经拥有，不要求天长地久。

其次，在爱情的表达方式上，中西方的方式也迥然不同。

中国男女表达爱情的方式历来主张含蓄、拘谨、谨慎的。在古代中国的正常的婚姻嫁娶，必须是“父母之约，媒妁之言”，因而男女都被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在爱情表达上只能是拘谨的。

不得不强调的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一贯重男轻女，女子一直被“三从四德”所压迫，因而中国女性在爱情表达的含蓄性这一点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就算是具有反抗旧习俗精神的祝英台，也只敢在完成学业后暗中委托师母转递给梁山伯玉扇坠、让梁山伯去她家提亲，而不敢当面表明心意。

直至近代，虽然人人皆知自由恋爱，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向喜欢的人表达爱意前总犹豫再三。爱情最经典的表达——“我爱你”，亦仍是比较难说出来。过于露骨的爱情表达方式，尤其是女子过于露骨的爱情表达方式，在西方很正常，但在中国，女子避免不了会遭受各种非议，轻则可能被指“这女孩一点都不矜持”，重则恐怕就背上了“不知廉耻”的骂名。

而西方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就显得直白、开放得多了。西方人自古就特别崇尚爱情，很早就有了“平等爱情”“爱情至上”之说。西方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社会尊重自由恋爱，家庭干涉小。人们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感情，社会舆论对此也予以容忍和支持。人们在个人生活中对自己倾心的对象往往公开表露爱意，无须顾忌是否会遭到社会的轻视、是否会遭到道德批判、是否会被他人指指点点。

西方人，不管男女，经常是第一次见面，眼光就离不开对方。往往会用直白的语言或是连绵不断的甜言蜜语，乃至用更具体化的行动来表达爱意——《恋爱刺客》中，三个女子为一个男子大打出手。他们甚至会为了心爱的女人决斗，比如电影《特洛伊》中麦尼劳斯和他的兄弟迈西尼国王阿伽门农就为了海伦兴兵讨伐特洛伊，引发特洛伊木马之战。

中西方的爱情观在一点上的差异尤其巨大——对性的看法。

中国的传统观念不仅羞于谈爱情，更是耻于谈性。中国的传统婚姻是以生育为基础，然后是婚姻，最后才是性爱。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绝对反对非婚性行为的，认为那样是只求一时享乐不顾后果的行为，没有婚姻做前提的性行为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而且，对女性的要求远比男性苛刻。未婚先孕的女子，往往被人指指点点，未婚妈妈往往被人轻视，结婚时不是处女的女子往往更会背负“淫荡”的罪名。男性顶多就戴上“花心”的头衔。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性爱观念还是稍微开放了些。

而在西方，次序却是完全颠倒的。西方人以性爱为基础，然后是婚姻，最后才是生育。他们认为性是生理要求，恋爱中的情侣发生性关系是亲密的表现，属正常现象。在中国道德中所不齿的一夜情，在西方却是很正常的事。《穿PRADA的恶魔》Andy Sachs (安妮·海瑟薇饰演)在有男朋友的前提下却也能与自由作家Christian Thompson发生一夜情。欧美电影电视剧中性爱场景的尺度也远比中国来得大得多，就像《Lie to me》，其中不仅男女关系混乱，其开放尺度也不是中国广电局所能允许的吧。

通过中西方电影中的爱情观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爱情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西方人的爱情表达方式直白而热烈，中国讲究含蓄委婉;西方人对待性观念随意自由，中国则比较保守。

我个人觉得中国在对待男性与女性的爱情公平程度方面，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其男女平等的观念，才能有利于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真挚的感情。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方爱情观中的某些成分，如重视婚姻的同时也要重视恋爱，重视恋人间的言语沟通，男女都敢于主动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至于其他方面，没什么好强求的，环境不同，观念不同，自然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第二篇：东西方爱情是比较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

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

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

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

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 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

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

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

1 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

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

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

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

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

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

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

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

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

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

即使天神降下甘露，

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

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

并不只为把你仰攀，

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

叫它此后永不凋残。

由于你嗅过的香气，

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

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

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 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

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

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

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

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

又如斐多菲的：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

然而，姑娘你是地狱，

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

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

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

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 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

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 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

4 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

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

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

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

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

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

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

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

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

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

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

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

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

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

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

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

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

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 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 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

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

四、

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

5 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 请读下面两首词：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 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第三篇：中西方旅行社销售渠道之比较

文章标题：中西方旅行社销售渠道之比较

中西方旅行社销售渠道之比较

旅行社销售渠道是指旅行社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将旅游产品转移到最终消费者的途径。旅行社销售渠道的选择对于旅游产品的销售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旅行社作为供求关系的中介环节按照销售环节的多少可以划分为直接式渠道和间接式渠道。直接式渠道

是指旅游企业把旅游产品直接出售给消费者或使用者，中间不经过任何形式的商业企业、代理机构等中间环节转手的营销渠道结构。间接式渠道是指旅游产品从旅游企业转移到消费者或使用者的过程中，经过若干旅游中间商向旅游消费者推销的营销渠道。

目前，我国旅行社在经营国内旅行业务的时候一般是采取直接式渠道，通过组团社和接待社完成业务。在国际入境旅游业务中，由于关税壁垒、企业自身资金和技术的不足以及促销力度不够，知名度不大等原因，广泛采取的是间接销售渠道，主要有三种：

一、专营性渠道策略，在一个客源市场(国家或地区)内只找一家旅游批发商作为自己在那的独家代理或总代理。这种渠道策略销售成本低，且双方的合作关系稳定，但是会导致旅行社产品的市场覆盖面窄，市场风险大。

二、广泛性销售渠道策略。指通过经营商把产品广泛分派到各个零售商，以满足旅游消费者需求的一种渠道策略。其优点是销售范围广，联系面宽:缺点则是销售成本高，合作关系不稳定。

三、选择性销售渠道策略，即在一个市场上从众多的旅游中间商中，选择少数几家推销能力强、经营范围广、信誉度高且与旅行社较对口的中间商，设法同他们建立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优点是销售成本低，市场覆盖面宽，合作关系稳定;缺点则是实施的难度大，具有一定的风险。现在，我国旅行社普遍感到客源不足，都希望和更多的外国旅行商建立关系，因此多采用广泛性销售渠道策略。采取这种销售渠道策略产生了很多不好的后果，需要我们注意很多的问题。

大体来说，西方旅游经营商推销其旅游项目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零售旅行社销售;一是直接销售。一般较大的旅游经营商都是依靠旅游代理商来推销旅游商品的，按照惯例，旅游经营商与其委托的旅行代理商会签署一份正式的协议，他们互相支持与合作，对旅游产品进行促销。在西方，连锁旅行代理商的发展一直是旅游部门近年来的主要特点，它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高科技管理优势和广告宣传优势。在营销策略上，旅游经营商和连锁旅行代理商都采用选择性的营销方式，这样能节约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以往直接销售一般会被一些限于一定地区或特定范围的经营商所采用。他们的规模较小，实力较弱，无力建立全国性的零售网络。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市场营销观念的逐渐改变和旅游批发零售商的实力不断壮大，西方旅行社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直销领域，接受顾客的直接预订，向公众直销产品，他们直接与顾客互动接触，建立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营销观念。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旅行社与西方旅行社，由于市场机制、旅游需求发展水平以及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市场营销观念和手段的不同，导致在销售渠道上差异有：一：我国旅行社的销售渠道选择比较单一和狭窄，表现在国内业务一般采取直接销售渠道，但由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较少，直销力度效果较差，没有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国际业务上采取间接的广泛性销售渠道，对于海外中间商有两种选择：一类是经营许多旅游目的地或者是兼营输出和输入客源业务的大旅行社;一类是专门经营中国生意的中小旅行社。但往往我们没有最佳的选择优势，对于这两种选择需要我们取舍得当。而西方旅行社的选择十分广泛灵活，它的旅游批发商选择销售渠道时十分谨慎，不断根据外部和自身的条件而变化，一般有实力选择最有利的零售代理商，而零售代理商的专业化经营也为供求双方同时节约了成本，同样具有选择的优势。并且较大的旅行经营商往往采取直接销售和间接销售并重的销售渠道策略。往往这些企业实力雄厚，直销效果较好。同时在间接销售上，销售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并且它涉及的中间商较多，关系较为密切，形成互相支持的优势。二：我国旅行社之间缺少良好的配合，它们之间缺乏双方合作销售的那种相对稳定的市场契约关系，呈水平一体化趋势，大多形成过度竞争的局面，使整个旅游市场呈现“小、弱、散、差”的局面，集中化程度不高。而西方旅行社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以垂直分工体系为主，形成纵向一体化旅游企业集团。连锁旅行代理商的发展迅速，形成全方位的紧密联合。大的旅游批发商以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优势，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形成生产、批发、零售一体化，形成自己的直销优势，从而控制整个旅游产品的销售渠道，实现销售渠道最短化。

当然中西方旅行社在销售渠道上还是有一定相同点的：两者都是直接销售渠道和间接销售渠道并用，只是侧重点和收到的效果有差异而已;两者都希望达到销售环节最少化，并不断往这个方向努力着;不可否认，两者的销售渠道选择都受到了现

第四篇：中西方节日文化之比较―― 以春节与圣诞节为例

摘 要:中西传统节日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两者之间的文化横向交流不断深入,西方节日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我们应行动上传承中国的节日传统和文化,态度上包容西方节日。

关键词:节日文化 春节 圣诞节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4(b)-0247-02

1 节日的起源、形成差异及习俗差异

“不同的节日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活动,但他们都能凝聚在一起。”[1]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文化节日只是其中一方面。节日文化把中西方不同地域,两个主流文化差异明显的群体的精神文化特征的鲜明体现,也反映中西方习俗表达方式的独特和历史传承的悠久。春节与圣诞节是中西方各自最为重要的节日。

1.1 春节与圣诞节的起源

(1)春节的起源:春节,又叫阴历(农历)年,俗称“过年”,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节日喜庆气氛要持续一个月,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节庆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

(2)圣诞节的来源:12月25日是西方国家的圣诞节,是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于公元一世纪初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伯利恒出生。耶稣是为了救世俗的人,赎世俗的人罪而降为人的,所以俗称“救世主”。世界各地范围内的基督教徒将12月25日公认为耶稣的生日。直到公元440年罗马教皇正式宣布“12月25日”这一天为圣诞节。圣诞节也是合家团聚、亲切交谈,吃大餐,唱圣诞颂歌,互赠礼品,迎接新年到来的日子。这点与春节一样,但它更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1.2 节日形成的差异性对比

(1)源自农业文明的中国节日;“传统岁时节日,是民族和历史创造的文化产品。他是古代信仰物化形态的一种遗存;同时,他也是一种生活节奏一种形成的自我调节机制”(钟敬文,1998)[2]。因此许多主要传统节日几乎都是以岁时节令命名,相应较多的反应农业生活模式。例如:古代“春节”迎春之际,农事伴随着春而逐渐展开;“清明节”是农耕的“气节”,“端午节”“中秋节”处于处于秋分之间,农作物已收割完毕。因此其含有庆丰收、些神灵之意。

岁时节令的变化能够直接决定农事活动,这说明时令已与人们的农事生产有着直接而必然的关系,且在中国人的认知、意识世界里已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喜欢对与农事有关的对象进行把握,在中国与农事、农业有关的许多书籍、文献、俗语为数不少,如“瑞雪兆丰年”“一年之计在于春”等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节日与社会根源和活动目的。春节过年的主题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长期以来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受物候天气的周期性转换,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约定成俗,具有特定的风俗和活动内容。

(2)源于宗教的西方节日;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西方的节日与农业生活的内容联系较少。“宗教是一种形式化的社会,社会的观念是宗教的灵魂”涂尔干,2006)[3]。西方节日具有鲜明的宗教性,宗教成为维系西方人们生活的力量,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共同点。

西方的节日大多为宗教节日性,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主体是由基督教文化联结而成的。无论是在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在思想上、宗教的认知方式上,都充分表现出宗教在西方人的眼中处于极度的重要性。西方节日的活动内容和命名形式上有很强的宗教性。因此选取宗教传说和历史事件来作为节日的名称,例如:“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元旦”人们到教堂辞旧岁迎新春的活动;“复活节”源于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万圣节”纪念教会所有的圣人和殉难者;“感恩节”源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早期英国移民为感谢上帝的恩赐和印第安人的帮助而逐渐形成的。

1.3 儒家主导的中国节日文化和宗教主导的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

由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文化和宗教统治的西方文化存在民族和社会交往的差异昭示中西方人的不同心理。

(1)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民族文化的集群性特征。中国人自古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在血缘基础上。“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差序格局’使人们交往的内在尺寸以此来区分亲疏关系,并确立互相交往的规则,如礼物的奉送、祭祀的神位等等。”(费孝通,2003)[4]像财神、拜年、年夜饭,炮竹、舞龙、舞狮等这些词构成了节日的仪式内容和活动方式,蕴含着中国人注重大团圆结局、喜庆热闹气氛、民族集体期待的以“家”为中心的儒家民族文化心理。而如年糕、饺子、粽子等春节的饮食词汇体现了在农业文明中“民以食为天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中华传统是以饮食为中心的文化象征体系。如:年糕喻高升;饺子预示新旧年交于子时。

(2)西方文化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具有外向性的特征,注重群体间的沟通与交流。西方圣诞节的词语如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袜等多注重在交往上。圣诞老人喻快乐的使者,西方文化精神的传达使者;圣诞礼物、圣诞袜和圣诞卡体现人际交往、交流中给予与获取的乐趣的实现形式。而圣诞节多以社区活动为范围,大型的圣诞节日游行、圣诞节日庆祝会,淡化家庭的氛围,表明西方以个体为本位,重视个人参与的团体文化倾向。

2 西方节日文化的应对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

西方节日文化影响日益加深,而中国传统节日融合了我们传统的价值理念和情感。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应对西方节日文化的影响和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呢?

2.1 圣诞节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脚步加快。许多领域如电影、电视节目、书刊杂志、流行音乐、快餐食品以及外语教育和学习等都融入了许多西方文化因素。甚至中国许多地区的年轻人兴起圣诞热,商家也大肆渲染圣诞气氛。

圣诞节受到商业化时代的影响已削弱了其本有的宗教意味,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圣诞节的影响有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存在:(1)早期的殖民影响在某些方面客观上的促进世界各地对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2)西方国家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处于主导地位;(3)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西方与中国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和相互依存。(4)文化交流的深入和频繁缩短了世界各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客观上对于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同时也逐渐被也让更多不同地域和文化的人们了解、认同并包容。随着通讯和信息领域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交通设施的提高和改进以及地域限制的逐渐消失,人们主观上渴望文化的交流得以实现。

2.2 中国人心中“年”的传统意义

春节的社会意义巨大,不可能被圣诞节取代。被儒家文化熏陶着的中国人们把春节作为中国人数千年的核心节日。节前,采购年货物品。除夕夜在大门上或屋里粘贴财神、门神像、倒贴福字以及红纸金字的新年寄语的春联和寓意吉祥的年画。大红灯笼门前挂,放鞭炮、祭灶、祭祖等仪式,吃年夜饭,熬年守岁等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庆气氛。节中有给儿童压岁钱、、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祝福等典礼。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还延伸至大街小巷。街市上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和逛庙会等习俗。节后半月是元宵节,届时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盛况空前。

“祭灶、祭祖等仪式、吃年夜饭、儿童压岁钱、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祝福”表现出受儒家文化支撑的影响,在农耕社会里形成独有的节日文化。儒家文化中,家族、宗族制度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人的存在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处于家族、宗族关系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礼尚往来”和“祭祀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从而出现了讲辈分讲情意、讲团聚来增进家族、宗族间的团结。这样的思想已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成为一种传统文化。正因如此,每年农历腊月,数千万在外打工的民工如滔滔江水涌回家构成从古到今中国春节来临之际永恒的壮丽景观。即使是在漫漫羁旅风雪夜,回家团聚、对父母尽孝、珍视亲情、合家欢乐是中国人对家乡故土的认同。

中国人把自己的感情、愿望、伦理、信仰都积聚在传统的节日里使其价值化,成为一种民族文化象征与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让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传衍不断、合而不分、创造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2.3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节日和包容西方的节假日

圣诞节的娱乐、全民参与、狂欢、浪漫和商业化运作,使得近年来中国各大中城市都兴起圣诞热,尤其是学生、年轻人中最为盛行。随着中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西方的节日也加倍升温。西方节日似乎正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我们改如何应对此种担忧呢?

我们要在行动上真正传承我们的节日文化,态度上接纳西方节日。春节隐喻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潜意识的加强中华民族的身份识别,加强民族向心力,让其文化内涵、文化底蕴的支撑得以延续。西方圣诞节宗教性的减弱而趋于无神的全民性,许多人仅把过圣诞节作为一种时尚、浪漫、的享乐节日推崇,远非原生意义上的圣诞节。因此对于外来的“圣诞节”带来的快乐、热闹的气氛,中国人应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来包容。

3 结语

在对“春节”和“圣诞节”进行对比、分析后不难看出两个节日隐喻着中西方文化的鲜明差异。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和难以避免的碰撞但并非冲突。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承需要的是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和精神传承,而不是形式上的单一传承。

参考文献

[1] 董晓萍.说话的文化―― 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53.

[3]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52.

[4] 费孝通.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30.

第五篇：《牡丹亭》与《红楼梦》爱情观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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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与《红楼梦》爱情观之比较

自古以来，爱情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爱情从来都是文学作品的不二主题，随着时代和人们意识的发展对于爱情的观念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分析也越来越透彻。中国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人们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但是仍有许多作者冲破束缚，在文学作品中大胆表达自己的爱情观。从夏商、先秦、汉魏、隋唐、宋元到明清，都有许多爱情作品大放异彩，流传至今。尤其在明清，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出现了两部里程碑式的情爱作品——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与清朝曹雪芹《红楼梦》，这两部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情爱作品的璀璨之作，两部作品对于爱情的描写打破了传统束缚，影响非凡，意义重大。

《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由生到死，死而又生的超越生死的爱情，《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悲剧，两部作品都是通过爱情去鞭挞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表现对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向往和追求。但由于两部作品的作者汤显祖和曹雪芹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两部作品体现的爱情观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本文主要通过作品主题中体现的“情”、作品情节中的“情”的描写和作品主人公爱情理想不同，比较两者的爱情观,从而深入的探析曹雪芹《红楼梦》中的爱情观。

一、从两部作品中 “情”的探析谈作者的爱情观

(一)从作品主题中体现的“情”之比较

汤显祖一生写了四部戏剧作品，《牡丹亭》是他最为得意的一部。此剧演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通过对“情”的描写，讴歌人本性中所具有的真实感情，展示现实社会人的真实感情与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汤显祖受到了李贽的‘童心说’的启发，将其发展为‘情’的概念和价值观。《牡丹亭》的创作主题就是由‘情’出发，汤显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①《牡丹亭》的主题是对人性中“情“的肯定和对这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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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之恋的一往情深。汤显祖有意把“情”与传统礼教、封建礼仪、价值伦理规范对立起来，通过杜丽娘对爱情超越生死的不顾一切的斗争，最终“情”战胜了。可见，他把“情”放在了多高的位置。

《牡丹亭》中的“情”包含了肯定人欲否定天理、张扬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一面。作品的主题通过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不顾生死最终圆满的结局来表现。《牡丹亭》中最终爱情和婚姻得到完满结合，这是“情”的力量让传统礼教、封建礼仪、价值伦理规范不得不妥协，是人欲占胜天理，个性冲破束缚。汤显祖对传统礼教、封建礼仪、价值伦理规范的批评是猛烈的，对宋明理学扼杀人性天伦的残酷可谓是痛心疾首。但《牡丹亭》中让柳梦梅中状元，与杜丽娘奉圣旨完婚的团圆结局，让戏剧的冲突得到平衡，消解了汤显祖内心的困惑与矛盾，既无可奈何，也别无选择。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汤显祖的“情”是大胆的、张扬的，但同时面对的对手太强大，太根深蒂固了，《牡丹亭》结局最终是妥协、折衷的。从根本上说汤显祖的“情”的落脚点还是建立在传统礼教、封建礼仪和传统的价值伦理之上的，因此这种胜利是不彻底的。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虽说是康乾盛世，但是，两千年多年来的封建社会思想基础的孔学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禁锢人们的思想，扼杀人性，在巩固封建统治等方面已经是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自明朝起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进展缓慢，但却是新生的力量。新的思想也不断的兴起，像曹雪芹这样的人清晰的看到了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后，受到新的思想的影响。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在《红楼梦》中塑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样封建叛逆者的形象。

和《牡丹亭》一样，《红楼梦》虽然也是写男女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但曹雪芹的“情”与汤显祖的情显然不同。曹雪芹的“情”，既有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复归，更有新的个性解放的激荡，包含着更多的异质于传统文化心理情感的价值取向。他在对传统理想和传统伦理的怀疑、绝望和批判的同时，建构了自己的自我价值，他将终极关怀投向了爱。《红楼梦》“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可说明《牡丹亭》对宝黛心灵的触动。“脂砚斋认为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情‘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曹雪芹的悲情意识‘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些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 ②《红楼梦》中大观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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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美丽的女子的青春、爱情、生命、自由和幸福，全部被“贾府”这样代表性的封建家庭葬送，被传统专制文化的反人性灭人欲的思想扼杀，《红楼梦》中的“情”不是悲情就是苦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呼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匮缺的品质——自由与爱。《红楼梦》中的“情”是自由与平等的，男女平等，没有上下尊卑的礼制，没有贫富之分，宝玉的爱实际上是一种博爱精神，人人平等、自由观念的萌芽。《红楼梦》中写的是儿女之真情，明确指出了杀死黛玉，杀死晴霁，杀死那些美丽女子的是封建理教。这是比《牡丹亭》中表现出的爱情观进步的地方。汤显祖在《牡丹亭》中针对“理”来谈情，曹雪芹不仅继承了这个观点，而且还写了男女之真情。《红楼梦》歌颂的是纯洁的爱情，痛批了一切封建专制体制。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出了传统文化缺少的新的文化精神：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肯定，对新的人生的价值的追求。宝玉的“疯”“傻”“痴”“呆”，其主要意义正在这里。宝玉所反抗的，不仅仅是家庭包办婚姻，传统的人生，而是扼杀个性自由的传统伦理文化和传统的反人性的专制体制，是比《牡丹亭》的反抗更彻底的。

(二)、从作品主人公爱情情节的描写来解析

杜丽娘和柳梦梅是所谓“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杜丽娘“因情而情，因梦而生，死而复生”勇敢地追求梦中人，最终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牡丹亭》写杜丽娘战胜了死亡以至复活追求自由的婚姻，在追求的过程中，情与欲有结合，在那个对妇女进行“贞德”规范，大立贞节牌坊，鼓吹节义教道，迫使妇女严守礼法，从一而终的时代，有着极大的叛逆性，可以说是“情”对“理”的大反抗。

杜丽娘、柳梦梅二人的爱恋源于丽娘的一场春梦，既然在梦中，就少了许多现实的羁绊，杜丽娘的思想和作为不受任何现实的束缚，杜丽娘的爱情是自我青春意识的觉醒，由内而外萌生的，因此才会一发而不可拾，继而才会为实现这理想中的爱情而展开一场出生入死的斗争。

而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则不然，宝黛的爱情是经过相互了解后建立起来的，是以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关系。“在封建社会里‘男女授受不亲’，因此《红楼梦》以前的爱情故事，在情节发展中往往是‘一见钟情’式的，《牡丹亭》也不例外，而《红楼梦》突破了封建‘男女之大防’，描写了宝黛爱情的萌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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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深化过程。书中说‘宝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闺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些心事。’”③这种经过互相了解而建立的爱情 ，比之在偶然相遇中产生的一见钟情自然要情投意合，另外宝黛爱情虽然写情，但并不重在情欲，他们的“情”以共同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理想为基础，包含了封建思想为敌的内容，以杜绝仕途经济为枢纽，如宝玉因宝钗劝他留心仕途，说“好好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蠢之流”又说“林妹妹不说这些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因此宝黛爱情是一种男女之真情，是远远超出情欲之上的爱情，是两个叛逆者心灵的默契。

“贾宝玉和林黛玉彼此都‘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从另一个人身上找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第二十回九写道：‘那宝玉心里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遂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为我的心。„„那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就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宝玉和黛玉把爱情看作至上的，如果彼此不能结合就是最大的痛苦与不幸，即使为此而献出生命或与家庭决别也在所不惜。”④在宝黛爱情中，传统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婚姻观念被遗弃，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情爱观念即纯真美好的品格，充满相知的甜蜜与幸福的纯洁高尚的爱情，这种新型的爱情是具有自主性和平等原则，既不容许男尊女卑，也不容许外来条件的干预。

二、从作品中主人公的爱情理想之比较来谈爱情观

《牡丹亭》与《红楼梦》两部作品分别塑造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林黛玉与贾宝玉两对爱情叛逆者的形象，作品中所描述的爱情，反映到男女主人公身上他们又各自有着不同的爱情理想。

(一)、杜丽娘与林黛玉爱情理想的比较

杜丽娘和林黛玉她们有相似的出身，但在环境中又有所不同。她们都生活在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时代，程朱理学严重束缚着当时人们的个性和心理，扼杀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从家庭出身看，两个人都出身在官宦之家，都有过家庭教师，教学的都是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但不同的是，杜丽娘从小禁锢在深闺之中，深受家庭的教育，父母都是社会名望之士，对她的影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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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而林黛玉自幼丧母，使她没有像一般的大家闺秀那样从母亲那里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体弱多病，课读不严，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特别有限，她保持着纯真的天性，爱自己所爱，恨自己所恨，我行我素。个性孤高自傲，目无下尘，使她用真率与锋芒抵御伤害，保持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性格的不同导致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不径相同。

《牡丹亭》细致地写出了杜丽娘青春觉醒后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和大胆地追求。《红楼梦》中则写了林黛玉蔑视功名富贵，执着追求幸福纯洁的爱情。从两位主人公的反抗精神来看，她们都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婚姻爱情，但从她们的爱情理想来看，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带有浓厚的夫贵妻荣的思想，而林黛玉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

《红楼梦》写林黛玉听女孩唱《牡丹亭》听到“心动神摇”，“心痛神痴”，她当时特别受到打动的句子，都是谈“情”的，她从那些句子中品味出来的是对美满爱情和幸福的向往，因此黛玉的爱情不能说没有受到杜丽娘的影响，但我们还看到了黛玉的爱情与杜丽娘不同的一面。“杜丽娘对柳梦梅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带有爱情生活的自主性，但她认为婚姻‘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且有着浓重的夫贵妻荣的思想。第十四出‘写真’，她的题诗中道：‘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第三十九出‘如杭’，柳梦梅将赴选场，她举怀对柳梦梅说：‘盼今朝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增精神金阶对策。’并说：“这酒更是状元红了。’这些说明杜丽娘理想中的伴侣是‘蟾宫客’，并且希望自己的爱情婚姻可以得到社会和父母的认可。”⑤

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则不同，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为的是我的心!”她“癖性喜洁”，正好她《葬花词》中所说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沟渠。”斗争锋芒指向的不只是封建婚姻制度，更重要的，她厌恶那整个污浊如泥的社会。尽管她无依无靠、寄人篱下，但她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个性的自由。“眼空蓄泪泪空垂，安洒闲抛更向谁?天福鲛绡劳惠赠，为君哪得不伤悲!”⑥她用“手帕诗”吐露珍贵的心声，昭示着她对宝玉的纯洁爱情。她对宝玉的爱始终具有自主性，其感情之强烈不亚于杜丽娘，其主动性则远远甚于杜丽娘，黛玉自幼不曾劝宝玉“读书明理”，立身扬名，也从不与他谈什么“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可见，黛玉追求的爱情是拥有共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彼此互相尊重，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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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的夫贵妻荣的思想。

(二)、柳梦梅和贾宝玉爱情理想之比较

我们再来看柳梦梅和贾宝玉对待爱情的观点。贾宝玉向林黛玉表达爱情时曾两次自比《西厢记》中的张生，却从未把自己比作柳梦梅，其中是有原因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但柳梦梅的人生抱负是“必须砍得蟾宫客，始信人间玉斧长”。 ⑦他曾托词去干谒钦差，以求进身，他日夜盼望“走马章台”，终于博得个“状元及第” ，最终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封建仕途，叛逆的爱情也得到了社会认可。可见柳梦梅的爱情理想始终没有脱离封建仕途经济这条道路。

贾宝玉的爱情观则与柳梦梅截然不同，贾宝玉的性格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自己的思想自由活动，他爱女性，尊重女性，甚至崇拜女性，即书中借警幻仙子之口，提出“意淫”。这种“意淫”是一种博爱，是以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为前提，在宝玉的眼里大凡女子都是可爱的，他认为“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灵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而已。”他说：“女儿是水做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恶浊逼人。”⑧这种对女孩的特殊体恤和尊重和对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叛逆，

他爱林黛玉，因为林黛玉的身世处境和内心品格突出集中的包蕴了生活环境里的所有女孩子一切都使他感动、使他亲爱的特征。他对林黛玉的爱情，既注重两人之间的“心情相对”，志同道合，又注重征求对方的意愿，珍惜彼此的真情。“他与黛玉一起看《西厢记》、《牡丹亭》，几次引用《西厢记》，‘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黛玉，又几次对黛玉表白他的一片真心。第二十六回，宝玉去潇湘馆闲逛，无意中听到黛玉一声长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进屋，借《西厢记》说：“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账，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宝玉咬牙切齿地发誓，表白他对黛玉的一片痴心：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行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以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得四面八方都散了，这才好!„„我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⑨可见贾宝玉的爱情理想是要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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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基础上，彼此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理想作为基础的，他寻找的是一种男女之真情和平等自由的情爱观念。宝玉的爱情理想，表现了他对自身出身的封建阶级的否定，肯定了几千年来被压迫的女性价值，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平等的要求，这些也是宝玉和柳梦梅爱情不同的地方。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牡丹亭》在“情”的方面高举“女性初步觉醒”的旗帜，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现的则是女性的进一步觉醒。《红楼梦》中除了表现男女主人公对纯真爱情的不渝追求，还表现了在爱情追求过程中对人格自由的渴望，即对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人生平等的企盼，更多的表现了一种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封建礼教的彻底的批判，从而达到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批判。因此，如果说《牡丹亭》中的爱情具有反抗的元素，那么《红楼梦》里曹雪芹的爱情观中则是更多的批判。

《红楼梦》这部作品是站在历代情爱作品之上的，正如曹雪芹在作品中理想的爱情观念是超越所有情爱作品爱情思想之上的，他设计这理想的浪漫完美的爱情观念是对现实的传统爱情婚姻的批判和与现实社会制度的彻底绝裂。曹雪芹是一位小说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强大的爱情构架给我们展示了无语伦比的思想境界，这是对理想的美好向往，也是对现实的强烈批判。曹雪芹《红楼梦》带给了后人崭新的爱情观、价值观，世界观!

参考文献：

① 杨庆夫 《从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论看曹雪芹的情爱观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②林柳生郭联发 《牡丹亭》和《红楼梦》中情与理的比较研究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第20卷第4期

③④⑥陈彩华《牡丹亭》与《红楼梦》爱情观之比较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9年 第30卷第1期

⑤⑨陈彩华 杜丽娘、柳梦梅与林黛玉、贾宝玉爱情理想之比较 安徽文学 2008年第 7期

⑦汤显祖《牡丹亭》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版 ⑧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