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中西文学比较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文学界多分析其思想内容、艺术风貌、创作动机等方面的不同，并侧重从文化传统角度指出造成这一系列差别的原因。但研究领域只局限在儿童文学中的叙事文体方面，其他体裁如儿童诗歌和寓言等则鲜有问津。并且，多数作家在评论时只注重对原因的分析，很少指出突破局限的具体方案。

第一篇：中西文学比较论文

英语文学作品中西方典故文学的探究

摘 要：西方典故是英语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西方典故文学的理解更是重中之重，这有助于我们对于西方文学作品能有更好的理解。因此，本文以“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西方典故文学的研究”为题，从典故是什么、西方典故的来源、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翻译时应该考虑的因素、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的翻译方法四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以便对于英语文学作品的精髓能有更好的理解。

关键词：西方典故文学;典故来源;典故翻译

在许多英语文学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的西方典故。无论是基于能更好地理解英语文学作品，还是想要了解西方典故独有的文化特征及魅力，对于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典故都必须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有利于扫除我们在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时的障碍，也有利于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英语文学作品的精髓所在，进而更好地体会英语文学作品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情感及含义。否则，如果对于西方典故不熟悉，就很容易使我们闹笑话。

一、 典故是什么

典故是指旧例，是关于历史人物、故事情节、典章制度等故事或传说的再次利用，与其他文学语言相比较，典故具有特定的、鲜明的、独有的意义。而西方典故主要是指人们在口语或者英语文学作品引用的一些寓言或者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以此来增加英语文学作品的文化底蕴和情感表达。而典故的合理应用，不仅可以使作品的表达更加生动活泼、易于理解，还能形成虽然语言精炼简洁，但是内容却丰富多彩的现象。

二、 典故的来源

英语的发展过程是非常久远的，因此，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西方典故来源也是非常广泛的。

(一) 《圣经》

在西方国家，宗教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们信仰的寄托。早期的基督教文学更是西方古代文学的来源之一，代表早期基督教文学最高成就的是《新约全书》(简称《新约》)，它是基督教的正典，基督教将希伯来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全书》(简称《旧约》)全部继承下来，并把《新约》《旧约》合称为《圣经》(又称《新旧约全书》)。而《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也为后世文学提供了数不尽的故事和经典。英语文学作品中许多都与《圣经》有关，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伊甸园”“禁果”“诺亚方舟”等。

在圣经当中，亚当是人类的始祖，而苹果的历史却比人类的历史还要悠久。在各国的神话传说或者民间故事中，苹果都是非常受人喜爱的一种水果。但是，根据圣经上的故事记载，苹果也是给人类带来麻烦的一种水果，男人的喉结就是因为吃苹果而引起的。Adams Apple(喉结)，这个故事就出自《旧约》，《旧约·创世纪》中讲到了人类的起源，传说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让他们结为夫妻，并在东方的伊甸建立了一个园子给他们居住。伊甸园里繁花似锦、树木茂盛、果实丰盛，伊甸园简直就是一个世间乐园。上帝告诉亚当：你可以随意吃园子中的各种果子，但是不能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吃了一定会死。这种“禁果”就是apple。但是后来，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吃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还把这种果子给它丈夫亚当吃。亚当因心怀恐惧，吃时仓促，有一片果肉哽在喉中，不上不下，因此留下了一个结块，这就是“亚当的苹果”。两人吃了这果子之后心明眼亮，能知善恶美丑。但是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告诫因而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亚当就永远在脖子前端留下了“喉结”，作为偷吃禁果的“罪证”。

(二) 古希腊神话故事

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最早的文学样式，是希腊艺术的前提，不懂得希腊神话，就无法理解希臘文学，也就无法理解西方文学。希腊神话是古代希腊人民留给后世的一份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遗产。同其他民族的神话故事一样，都是在人民与自然的斗争之中，凭借想象征服自然并把自然想象化。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热爱现实生活、积极追求自然美和人性美以及不断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都能在希腊神话中找到源头。现在，希腊神话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传说都已经成为典故，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在现在的英语文学作品中我们常见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这样的表述，如果不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典故，根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而这则典故就出自希腊神话：阿喀琉斯是凡人珀琉斯和仙女忒提斯的儿子。忒提斯为了能让儿子拥有长生不老之躯，在阿喀琉斯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接受洗礼，可遗憾的是，阿喀琉斯被母亲捏住的脚后跟却不慎露在水外，因此全身留下了唯一一处“死穴”。后来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被一箭射中了脚后跟而死去。因此Achilles Heel一般是指致命的弱点或要害。后人也常以“阿喀琉斯之踵”譬喻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

(三) 寓言

寓言是指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借此给人以启示的一种文学体裁，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人或者是拟人化的动植物或其他的事物，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是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有广泛的运用。

著名的《伊索寓言》可谓是家喻户晓了，被翻译成多个版本流行于世界。它文字凝练，想象丰富，故事生动，饱含哲理，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人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中《农夫和蛇》《狐狸和葡萄》《狼和小羊》《龟兔赛跑》《乌鸦喝水》《牧童和狼》《农夫和他的孩子们》等已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故事。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是披着羊皮的狼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知道《伊索寓言》的话，就能明白这句话可以引申为伪装善良的人。同理，sour grapes也不仅仅是酸葡萄的意思了，它可以表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这正是自己真正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产生挫折感时的一种自我心理安慰。

The Farmer and His Sons一般我们会认为是农夫和他的儿子们，但是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却有勤奋是宝的意思。这个典故也出自《伊索寓言》：“有个农夫感觉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了，于是他把儿子们叫到床边，想要把自己的耕作经验传给儿子们，他说：‘孩子们，我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卖掉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房产，因为在这下面埋藏着宝藏。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但是我肯定它就在这下面，你们一定会找到它的。为了找到宝藏，你们要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一寸土地。’儿子们以为那里埋藏的是金银财宝。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们把那葡萄园的地全都翻了一遍，什么宝物都没找到，但是秋收过后，他们发现当年他们赚得比任何一个邻居都要多。现在他们终于明白，父亲口中所说的宝藏是什么了，而这个宝藏也早已被他们找到了，那就是勤劳是宝啊!

(四) 童话

童话故事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赋予动植物等物体以人的感情。童话中丰富的想象和夸张可以使童话形象生动活泼、故事情节离奇美妙，借此来帮人们理解人生、认识社会，并且引导人们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因此，童话故事也是许多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的重要来源之一。例如我们最常见的uglyduckling(丑小鸭)的故事，这则故事就出自《安徒生童话》：“一只天鹅因为长相与其他鸭子不同而被其他鸭子当成丑小鸭。因此，它经常挨打，被排挤、讥笑，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于是他只好连夜飞过篱笆逃走了。当他看到美丽的天鹅展翅飞向湖面时，丑小鸭不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于是他来到天鹅群，被大家看出是一只最美丽的天鹅而不再是一只丑小鸭，他感到幸福极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uglyduckling(丑小鸭)变成了小时候不漂亮、遭受侮辱，但长大后美丽动人、受人尊敬的人物代表，俨然已经变成一个激励身处逆境的人们不断进取、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典型形象。

三、 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翻译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我国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它的《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指意義不与原文相悖，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原文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要通顺明白;“雅”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

因此，我们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时，也要遵循这三个原则。那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些因素的影响了。

(一) 文化差异

任何一个国家，由于其历史发展的不同和身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就会使其宗教信仰、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产生不同，也就是民族文化存在着差异。因此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文化的差异，我们不能从中国人的习惯出发想当然的理解英语文学作品，而应该了解作品来源国的文化，从作品来源国的历史渊源、人文情怀出发，结合汉语习惯有根据地进行翻译。

(二) 英文典故与中文典故的对应情况

作者有国界，而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一些英文中的典故往往能在我国的文化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内容，例如：helen of troy(特洛伊的海伦)，这个典故出自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神话故事：“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奉命出使希腊，在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那里做客，他在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的帮助下，趁着墨涅拉俄斯外出之际，诱走其妻海伦。希腊人为了夺回海伦发兵攻打特洛伊。双方大战10年，众神各助一方，胜负一直未决，最后奥德修斯巧设木马，一举攻陷特洛伊城。而海伦也成为战争的导火索，给特洛伊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而在中国历史上，“红颜祸水”的事情也不在少数，“妲己亡商”“褒姒亡周”以及唐明皇因宠爱杨贵妃而招致“安史之乱”，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等故事中都把责任归咎于“红颜”身上，因而“倾国倾城”“红颜祸水”等成语与Helen of troy十分近似。因此在翻译英文作品时，考虑对应典故，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作品想要表达的情感。

(三) 作品的整体性

典故是英语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典故的运用可以增强作品的情感和表达。但是，典故毕竟是存在于作品整体之中，因此，在翻译时还必须要考虑作品的整体性。从作品的整体内容出发，灵活地翻译典故，使其翻译后能有助于作品情感的表达，而不应该为了翻译而翻译，这样就会造成作品情感和表达的断裂，破坏其整体性，实在不可取。

四、 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的翻译方法

(一) 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不需要变通，即按照原文的意思翻译即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直译法并不是生搬硬套的逐个翻译单词，而是在尊重作品原创性的基础上，翻译典故的直接意思，这样不仅能使读者方便理解作品，还能保留作品的原创特色。例如《圣经》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我们就可以运用直译法将其翻译为“爱邻如爱己”;另外在《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句话：“One swallow doesnt make a summer”我们也可以运用直译法将其翻译为“一燕不成夏”。

(二) 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翻译时不受原文词语表面语义的限制，不拘泥于原文句子的结构，用区别于原文的表达方法，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这是因为在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典故不可能与我国的典故能够一一对应，因此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而采用的一种翻译方法。这样，既保留了原典故的含义，又能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更方便读者的理解。

(三) 套译法

套译法，是指英语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典故，和我们中文的典故意思相近，但是又不能一一对应，如果使用直译法就会显得语言表达太过苍白，采用意译法也会使典故失去原有的意思，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套译法，把它翻译成与我国典故相近的意思。例如：birds of a feature flocks together，这句话如果直译成“有特征的鸟成群在一起”的话，就会失去作品的文学色彩，所以我们采用套译法，将其翻译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既表达了作品的原来意思，又不失其文学色彩，一举两得。

(四) 直译加注释法

直译加注释法就是直译法加注释的意思，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句子用直译法翻译之后，还是不能使人明白其意思，这个时候，就需要在直译后面加一个注释，这样就能使人瞬间明白了，例如：“See Naples and die”，我们将其直译为“看了那不勒斯，就可以死了”，但是如果只是采用直译法将其如此翻译出来，还是使人觉得云里雾里，不能理解其意思。但是如果在直译后加一个注释：“那不勒斯为意大利南部港市，因为风景奇美而闻名于世”，这样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读者就会一目了然了。

五、 结语

典故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文化，很好地运用典故，不仅能显示作者渊博的知识储备，更能使作品表达深刻到位，对于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西方典故，这就需要人们能了解其典故来源，掌握其翻译技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语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张慧艳.浅谈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的翻译[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12)：91-92.

[2]刘颖.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典故研究[J].中国培训，2016(7下)：275.

[3]杨艺欣.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西方典故文学研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7)：32-33.

[4]张洁茹.西方文学典故浅谈[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2-23.

作者简介：

陈莹，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作者：陈莹

第二篇：中西儿童文学比较研究述评

摘 要： 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文学界多分析其思想内容、艺术风貌、创作动机等方面的不同，并侧重从文化传统角度指出造成这一系列差别的原因。但研究领域只局限在儿童文学中的叙事文体方面，其他体裁如儿童诗歌和寓言等则鲜有问津。并且，多数作家在评论时只注重对原因的分析，很少指出突破局限的具体方案。

关键词： 中西儿童教学 差异 比较研究

中西儿童文学有着迥异的历史演进历程。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发现并确定了童年的地位，十八世纪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又对儿童文学及儿童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在欧洲，产生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但由于借鉴了西方的进步的儿童文学理论，其理论起点较高。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等种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著，作品的风貌也与西方儿童文学有着鲜明的差异。对此，诸多评论家撰文分析了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并深入探寻了个中原因。

一

中西儿童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方面的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评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罗列了诸多区别。

在宏观方面，王黎君在《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1]中指出，西方童话重娱乐和游戏精神，而中国童话则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说教气较重。同样指出这一弊端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2]。但他在该文中补充道，即使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如郑渊洁的《皮皮鲁外传》，在天花乱坠的想象之外，也未能摆脱生硬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样针对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杜隽在《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3]中的总结则更加全面。除上述区别之外，他还认为，西方童话中的环境被虚化，更具幻想性，也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扬。比较而言，汤锐的论述最为全面也更为深刻。他在《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4]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中国的儿童文学注重传统伦理的宣扬，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空间中，道德评价与伦理启蒙往往并不重要，而侧重于鲜明的人本、哲学观念的表现;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群体意识及规范意识的灌输，而对于西方儿童文学来说，个体性的原则显然是占了上风的;在审美标准和美学风貌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突出“和谐”与“平衡”的观念，而西方儿童文学则充满了个性解放的鲜明特色。

在微观方面，冯昀的《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5]，从狐狸这一经典儿童文学形象着手，以小见大，得出了与王黎君类似的结论：西方的儿童文学标榜快乐原则，徜徉一种人文的精神;而中国的儿童文学则看重“载道”、“树人”的使命感和重视精神教化的功能。金莉莉的《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6]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童话教育功能的重视：《稻草人》的叙述主体显而易见，作者使用了全知视角，并且直接忽略了稻草人的叙述视角，控制力非常强;而《快乐王子》则不然。李红叶在《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7]中，通过中外两位儿童文学作家的比较，得出结论：安徒生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是属于文体层面的影响，而非童话精神的渗透。孙大公的《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8]，从中西不同的动物观出发，认为在西方童话中，动物与人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个性，且两者的关系处于对等状态;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动物往往充当纯粹的配角或陪衬式的角色，两者处在依从关系中。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一些富有民主思想的价值观念也影响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反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作品。

二

在对中西儿童文学艺术面貌的差别进行原因探析时，评论者多数是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着手找出答案。而文化传统中，又侧重从宗教、神话、道德伦理等方面展开论述。

杜隽指出，早熟的中国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以家为本的传统，中国文化对功利性的强调，以及儒家“教重于乐”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风貌，导致“五四”之前中国的童话作品寥寥无几。但同时他也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与西方儿童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点，有的作品摆脱了一贯的说教风气，把教育与幻想结合在一起，还吸收进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表现方法上，新时期童话中的幻想存在着放射型幻想和内倾情感体验型幻想两种类型。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究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9]，陈虹的《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10]，等等。

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各个评论者的结论大同小异，其中王松鹤的《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11]角度较新。在该文中，他从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演进历程角度出发，解释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西方对儿童的发现很早，加上拥有诸多进步的儿童观，所以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起却较之西方晚得多，儿童的精神世界被长久冷落，所以即使产生了儿童文学，也因封建传统积习较深而陷入创作困境。此外，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2]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发轫之始到新时期对西方(包括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借鉴的历程及其创作的得失，并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得从西方引进的进步的儿童观得不到生长的土壤，“它(中国儿童文学)的悲剧命运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时的超前性”。这一观点突破了一味从传统文化积习中寻找根源的局限，指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错位的另一原因，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也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多数作者只论述了中西儿童的差异及其原因，但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有人能予以解答。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3]便是例外。在该文中，他为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三驾马车”：以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根基，以丰富的感性体验为先行，以切实的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这三点经验均是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得以发展的途径，且可行性较高。但在指出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作者也清醒地告诫读者，中国儿童文学也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否则，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便是“东施效颦”，根本不能提升自身的水准。

但此种解决方案对西方童话采取的仍是仰视态度，仍侧重于学习和借鉴。王小浩的《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14]提出，舒伟教授在《中西童话研究》中探寻了解决困境的另一出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以试图建立中西童话之间互相沟通与借鉴的平等对话关系。舒伟认为，许多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山海经》和《西游记》等都含有鲜明的童话因素，这些童话因素足以和世界任何童话作品相媲美。于是，他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指明了另一改革方向：“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善于吸收全世界的优秀营养。”以充分调动内因和外因的双向发展因素，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本进步。

尽管探寻原因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仍只局限于叙事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文学的其他体裁则关注很少。黄诗海、郑芷芳合著的《诗歌中的儿童世界——中西诗歌中儿童题材的对比研究》[15]就是例外。该文选取中西诗学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英诗以音为主，对词的磁性、结构、事态等都非常严谨，故描述的对象更加直观;而中诗主张天人合一，注重诗歌的“性灵”、“风骨”，注重表现其含蓄内敛的风格。此外，因作者所处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英诗中反映孩童苦难的作品往往以对宗教的信仰结尾，而中诗是现世的，因此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往往成为历代文人的常规心理及艺术理念。

三

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文学界多以叙事型体裁为依托进行比较研究，而忽视了对儿童诗歌、寓言、儿童小说等领域的关注。的确，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的一大重阵，也是为广大儿童读者喜爱的文体样式。但是，在诗歌、寓言、小说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子，值得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王黎君.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Vol 19，(2).

[2][9]田华.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杜隽.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Vol 21，(4).

[4]汤锐.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5]冯昀.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比较.安徽文学，2009，(11).

[6]金莉莉.一个童话叙事牧师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浙江学刊，2000，(3).

[7]李红叶.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02，(2).

[8]孙大公.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丽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10]陈虹.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江淮论坛，2008，(6).

[11]王松鹤.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2).

[12][13]朱自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社会科学战线，1996，(1).

[14]王小浩.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

[15]黄诗海，郑芷芳.诗歌中的儿童世界——中西诗歌中儿童题材的对比研究.文教资料，2008，(19).

作者：王胜蓝

第三篇：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所有文明社会共同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在现代生活中对于人们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然而,文明社会这个概念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类型不同划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属于不同文明社会的法也存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人们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认识由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不同, 导致他们评价的标准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中國法律文化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德主刑辅”、“为政以德”、“以德去刑”等德治思想。当然法治并不是第一位的统治手段,而是与道德相辅相成,协同并用,或把刑作为维护道德的工具。德的思想发展到先秦儒家时期使德治已从理论上的建国理念迈进到实践性的治国理念,德获取了更高的政治性的含义,从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德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成为法律制定、执行的指导思想。作为一种对德的诉求,礼、德、刑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传统,即形成了以德为主的德礼刑三位一体的治国理念。

此外，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重婚是不受法律拘束的，是非常普遍合法的。而现如今我国现行的《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明确规定“禁止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且将重婚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及规定了无过错方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可见，现行的《婚姻法》吸收了现代社会一夫一妻的道德要求，并且加大了对重婚处罚。

法律与道德在中国的发展其实并非水火不容。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它之所以能够获得认可，是在于那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共同经验。“硬约束”的法律与“软约束”的道德在社会与法律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很好地结合，给社会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一)自然法学派的观点

自然法学派认为,所谓自然法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法则,其实质是道德法则,它在人和社会中的充分实现便是法。因此,道德不但是法律制定和存在的最终依据,还是评价法律好坏的最高标准。古希腊最古典的自然法学家通常把法律与道德古希腊最古典的自然法学家通常把法律与道德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来谈论,他们认为,法律与道德没有严格的界限,不存在独立的道德或独立的法律。

总之,无论是古典自然法学派还是新自然法学派,都没有孤立地去谈论法律和道德,而认为法律与道德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法律是与公平正义、人类的理性、上帝的神性、自然规律联系在一起的。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

以哈特和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法律有没有道德性,一旦制订出来,就成为法律,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偶然联系,但在内容上并无必然的概念上的联系。所以道德上邪恶的规定有可能成为法律上有效的规则或原则。

(三)综合法学派的观点

以博登海默为代表的综合法学派既反对实证法学派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又反对自然法学派的法律即是道德,提出法律与道德的辩证统一的观点。他针对“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的“新康德式理论”,提出“法律通常所关注的是一个行动受法律规范裁判的人的心智倾向”，同时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仍然是存在的,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和确使人们遵守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则。”

三、中国法律文化下的道德重建

(一)我国道德重建的原因

中国之所以需要道德重建，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自由或尊严必然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我们期望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向良性方向演进，那么，参与市场、社会活动的主体就必须具有基本的道德规范约束。这些道德观念为企业家的选择树立了一道篱笆，当其面对不合理的管制规则时，不会不假思索地采取贿买策略。相反，道德观念将会告诉他，贿赂官员是不正确的做法。这样，企业家如果要想从事自己认为正当的商业活动，就必须另想办法，那就是，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管制规则。

(二)我国法律文化下道德的重建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悄然出现了一场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民间人士积极推动儒家、儒教及其他宗教的复兴，法学界提出发育法律人共同体，企业家尝试商人自治，居民从事社区自治，各种NGO迅速发展，部分知识群体发出“新人文运动”呼声，尤其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推动的是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纲领，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对启蒙的文化决定论话语的反动，“制度”成为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媒体评论家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这些制度决定论者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制度改进。他们认为，道德与社会不过是制度的产物，在制度问题解决之前，谈论道德与社会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制度决定论否定道德与社会的内在价值，也就抽空了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于是，人们看到一种奇异现象：坚定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们，最后纷纷就转向了威权主义。

但强调道德重建和社会建设，不等于承认启蒙者所信奉的文化决定论，把道德、社会视为制度变

革的前置条件。相反，道德重建、社会建设、制度变

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健全的生活、优良的治理秩序及人们所向往的人的尊严与自由，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与社会、国家相互驯化，同步演进，不存在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关系。

这种演进是无所谓起点的，因为，人的尊严与自由本来就不是或者完整地有或者绝对地无的状态，而只能是一个自小到大渐进扩展的过程。因此，无须区分道德、文化或社会的新与旧，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的边际上进行尝试、改进。而人们遵照道德规范展开的社会性互动，自然地会改进社会治理所需要的规则，从而推进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的变革。因而，哪怕是最卑微的民众的道德自觉与最底层的社会自治努力，都是道德重建与社会成部分，都足以构成那个增进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演进过程的起点和动力。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1987

{2}刘云林.论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J]，中州学刊，2003(2)

{3}王建国.人性的假设与市场经济[M]，经济学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赵　阳　张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