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狱发展简史一

中国监狱发展简史一（精选6篇）

篇1：中国监狱发展简史一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发展简史

一、历史沿革

1、建国前期

1948年沈阳解放后，医院与同样创立于1908年原沈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医院合并，组成了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1）。新中国诞生前，我国没有神经外科专科设置，只有北京协和医院的关颂韬、赵以成；沈阳的张查理等几个外科医生兼做一些神经系统方面的手术（中国神经外科发展简史王忠诚）。其中张查理教授1918年留英归国后，曾任奉天医学院助教、副教授，外科主任等职，为东北区域较早开展神经外科手术之先驱。

2、创建初期（1958-1984）

我院外科教研组共分为十个分组。头、颈、胸、腹、四肢、泌尿等。头颈组成为后来神经外科的前身。原南满铁道医学院松原动教授为分组组长，当时的副组长为翟允昌教授。1953年第一届神经外科专科培训班在天津举办，我科翟允昌教授参加培训，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神经外科专科医生（中国神经外科发展简史王忠诚），当时可以处理颅脑损伤、脑肿瘤等神经外科常见疾病，同时也开展了脑室造影，并做过剖开式颈动脉造影术等。于1958年初，神经外科便从外科中分出来成为独立单元。当时专业医生3人，轮转医生1人，开设床位15张。翟允昌教授任第一任主任（1958-1984）图2。

图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首任主任翟允昌教授

3、发展中期（1985-2000）图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前身沈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医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神经病学教研室为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二部分组成。神经科病房设70张床位。内科组31张，外科组39张。杨国瑞教授任主任（1985-2000）图3 随着我院神经外科的规模不断扩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开展了脑血管病和神经外科特殊病种的诊治工作，如脑动脉瘤、脑血管动静脉畸形、海绵窦动静脉漏、硬脑膜动静脉漏、脑积水、经鼻垂体腺瘤切除、先天性疾病等的治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展了颅底外科的手术治疗和立体定向外科技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展了脑干肿瘤和高位颈段脊髓内肿瘤的手术治疗，1997年开展了脑血管病的血管内治疗。期间我科参加了脑外科部分的全国统编教材编写并撰写了多部神经外科学教程，其中1974年出版的《实用手术学-神经外科胸外科分册》是国内较早的神经外科手术学教材之一（图4）。

图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第二任主任杨国瑞教授

图4 1974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用手术学为国内较早的神经外科手术专著

3、全面发展（2001至今）

目前学科带头人为王运杰教授（图5），现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辽宁神经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在王运杰主任带领下神经外科在辽宁省内率先开展各项显微外科手术，包括颅内巨大动脉瘤塑形夹闭术、脑干肿瘤切除术、应用POPPEN入路切除松果体区肿瘤，应用远外侧入路切除颅颈交界区肿瘤，应用乙状窦前入路切除岩斜肿瘤等一系列神经外科复杂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疗效，并达国内先进水平，其中“颅内动脉瘤术中实时荧光造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室大力支持和扶植中青年骨干力量，2002年在东北三省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神经介入技术，多次派人前往日本札幌医科大学及北京天坛医院等处学习先进的神经介入技术，目前，我神经外科已能成功地进行动脉瘤、颅内及脊髓动静脉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闭塞性脑血管病等的介入治疗，在东北地区神经介入领域占据着领先地位（图6）。同时学科大胆引进先进人才，购进功能立体定向系统和微导航术中电极记录系统，成功地填补了辽宁省功能神经外科治疗领域的空白。目前已开展应用脑内高频电刺激治疗帕金森氏病等功能性神经外科疾病（图7）。

图5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现任主任王运杰教授

图6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在国内较早开展复杂脑血管疾病的复合手术

图7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功能神经外科开展情况

二、学科现状

在学科带头人王运杰教授的带领下，无论在科室发展方向、团队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科环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本科室现科室医生的学历及职称结构合理，其中正高级职称8人，副高级职称7人，中级职称16人，初级职称10人，已建立了一个完善、合理的三级医生体系及人才梯队。开放病床总数166张，专用手术室8间，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单元（NICU）1个，神经外科实验室1个，万元以上设备101件，总价值1800余万元。形成了脑血管病、神经系统肿瘤、功能神经外科、重症神经系统创伤等多个研究方向和以此为基础的专业化分组，年均手术例数超过3500例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的比例达90%以上,治疗总体水平达到国内前列（图8）。1978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专业，2001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专业，2006年成为卫生部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目前为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单位、辽宁省重点学科。

图8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现状

近三年来，科室已结及在研各级课题48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25项，省部级以上课题14项，累及科研经费600余万元，发表SCI文章48篇，国内核心期刊200余篇。近三年科室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辽宁省科学技术三等奖3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项、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资助项目1项。获王忠诚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奖2次。1名护士代表医院参加卫生部护理技能竞赛荣获金奖；获辽宁省“优质服务技能竞赛”第一名及省“五.一”奖章；获省“三.八”红旗手称号1人次；获市“技术标兵”称号1人次（图9）。

图9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科研获奖及文章发表情况

三、科室发展展望

神经外科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从最初的单纯的颅脑损伤的治疗到目前的颅脑肿瘤、脑血管病以及癫痫等功能神经外科疾病的治疗，神经外科的疾病谱日益扩大，新技术、新术式、新观念不断出现。我院是东北地区大型高端综合性医院，拥有先进的诊疗设备﹑精良的医疗技术和雄厚科研实力，影响辐射东北和内蒙地区。神经外科自创建以来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打下坚实临床及科研基础，具有良好的声誉和广大的患者群，在本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经过多年努力，本科室已经建立了合理的人才梯队，中青年骨干迅速成长，学科专业化分组日渐完备，并与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能及时掌握学科的发展动态，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本学科的未来将继续以脑血管病、神经系统肿瘤、神经系统创伤、功能神经外科等专科发展为重点，发挥现有优势特色医疗技术，加速转化医学在创新技术中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扩大学科区域辐射能力。同时优化人员结构加强人才培养、深化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力争把本学科建设成为有相当国际影响、国内领先的优势学科。并带动相关学科群及区域神经外科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的均衡发展。

撰写：秦晓飞 审校：王运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013年2月

篇2：中国监狱发展简史一

（一）中国古代黄金矿业的历史渊源

通过考古发掘成果表明，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迄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我国黄金的开采和使用亦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认识了黄金。

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各种金器的出土墓葬或遗址的年代，最早的为商代早期。如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珥形金饰，河南辉县殷代墓葬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金块、金箔、金叶都证明了我国早在3500年以前就已开始使用黄金，并掌握了加工制作金的工艺技术。

中国黄金生产在世界黄金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构成了世界黄金史的重要篇章。从世界采金史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采淘砂金开始的。我国采金活动始于奴隶社会早期，淘洗的砂金是从含金的砂砾层中得到的，古称“河金”或“麸金”，后来又根据砂金赋存地质条件的差异,分为“水砂中”淘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的砂金两种。脉金的开采时代远远晚于砂金，大约起于唐代、宋代之间。劳动人民为获得宝贵的黄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唐代诗人刘禹锡把生产黄金的艰辛和贵族们的奢侈写入诗中：“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北京平谷出土的商代金臂钏、耳环，四川广汉出土的周朝金手杖，汉朝来自湖南长沙马王堆的金缕玉衣，唐代的纯金十二环锡禅杖，明代的耀眼的金装饰，件件文物展示了中华民族采金历史的悠久和制金技艺的高超。中国黄金生产始于商、兴于汉、衰于两晋南北朝，复于唐。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对黄金时而禁采，时而开禁，高亢和低迷交替出现，阻碍了我们这个民族快速发展黄金生产的脚步。

（二）我国重点产金区开采史

山东招远素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又有“金都”之誉名。它不论在黄金生产上，还是在金矿地质与成矿规律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胶东西部掖县、招远、栖霞三县中，金都招远的金矿开发最早。招远在境域之内，北北东向的招平断裂带把招远县一分为二。东半部主要为变质岩分布区，与栖霞相似。西半部为花岗岩类分布区，它南延至平度，北延至蓬莱，构成一长度超过140km，宽度超过40～50km的复式岩带。招远玲珑石英脉型金矿与罗峰-台上蚀变岩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东缘；掖县新城-焦家金矿带与三山岛-仓上蚀变岩金矿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西缘。

由于玲珑金矿属石英脉型，自然金粒度较粗，常见明金＞0.0125～0.1mm的占51.79％，加上脉体边界清晰，容易辨认，脉群又十分密集，便于开采，而且大部分出露地表，引人注目，因此在胶东西部三县中，玲珑金矿开发最早，相传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年1007年），便已派大臣潘美来玲珑督采黄金。较栖霞早260年，较掖县至少早960年。

招远采金虽较栖霞与掖县为早，但胶东采金仍较鲁西为晚，而胶东西部又晚于胶东东部，先秦时（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泰山产金记载初见于《山海经·东山经》（夏湘蓉等，1980），以后又见于《汉书·武帝传》：“泰山见黄金”（章鸿钊，1927）。而胶东采金记载初见于《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所记为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公元607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昌阳（今莱阳）县东一百里黄银坑（在今乳山境内）冶铸黄银（即银金矿）。故胶东采金较鲁西至少晚800～1000年，而胶东西部较东部采金至少晚300年。但胶东所以能超越鲁西，胶东西部所以能超越东部，后来居上，甚至在全国遥遥领先,显然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金都招远金矿资源丰富并获得大力开发有关。

唐代采金机构分布于六州，但以南方砂金为主，胶东并不是重点。北宋时已将胶东划分为登、莱二州，到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全国采金的监（主管）、税（税务）、冶（冶厂）、场（采场）、坑（矿坑）只分布于四州一郡，而且并不包括胶东登莱二州，还不如唐代。到北宋中期，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增为六州十一冶，并将登、莱二州亦包括进来，六州中胶东已占其二，但还不是重点。到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又增为二十五州，已为唐代的4倍，其中登、莱两州黄金年产量高达9583两，占全国总产量的89.5％，才使胶东产金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金都招远金矿开采更盛，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派太监魏忠贤来玲珑督采黄金，地域和规模更加扩大，据《招远县志·艺文》（清张作励等，公元1660年）载毛贽咏《金华山》：“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砍秦松”反映了当时的开采之盛况。金华山在招远县城西北20km，玲珑金矿西南30km处，矗立于招远西北部的平原之上，海拔192.3m。它西有望儿山金矿，东有蚕庄金矿，西南有黄埠岭金矿，东南有灵山金矿，西北有河东、河西金矿，东北有前孙家、洼孙家金矿，它本身因受金华山断裂剪切，山形扭曲，也有金矿化。明代金华山一带金穴已达千百处，可见招远西部原生金矿开采之兴盛了。另根据《招远县志·山川》中记载：此时砂金的开采也属极盛时期。“淘金河在县西北四十里，东北十五里入界河”按淘金河发源于招远西北部灵北（灵山-北截）断裂带北缘，它先后穿过金华山、望儿山等一系列断裂带，向北流入界河。沿途金矿化十分密集，盛产砂金，淘金者众，淘金河也因此而得名。

到清末光绪年间，当胶东东部牟平一带金矿开发处于收缩停顿阶段时，在胶东西部的金都招远，不仅西北部蚀变岩型原生金矿与砂金获得大量开发，玲珑石英脉型金矿由于吸收官商与侨商投资，而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产量大增。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97～1898年）玲珑金矿矿工多达3000人，年产金7000两、银1300两。当时仅玲珑一个矿的产金量，已相当北宋元丰年间全国年产量的65.36％，胶东全部金产量的73.05％，可见金都招远在清末全国所占的重要位置。

四顾胶东金矿与金都招远开发史，可见胶东黄金生产自北宋以来在全国几度领先，虽历经千年，不但至今不衰，反而蒸蒸日上，实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招远金矿资源十分丰富有关，也与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断加深、技术不断进步有关。

（三）我国历代黄金产地的分布

篇3：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简史初探

一、中国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末民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崩溃和新的社会形态逐步建立的探索过渡时期。这时, 一批有识之士先后认识到, 当时中国正面临“四千年未有之变故”, 面对“四千年未有之强敌”。要改变当时的窘况, 就必须改革原有的儒家“以和为贵”的政治理念, 效仿西方, 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等, 以强吾国。同时伴随着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进程, 西方的社会学随之传入中国。

在受到西方社会学思想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响下,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当时中国之贫困在于实业不兴, 致使人民疾苦众多, 又加之连年战事, 民不聊生。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振兴实业、救济贫困, 随着思想家和西学的实践者的呼吁, 中国传统的“以养为主”的济贫方式逐步被西方式的“兼筹养教”济贫方式所取代, 使贫困者在接受救济之后能够自谋职业而生。随后, 光绪八年 (1882年) ,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广仁堂, 将“兼筹养教”的思想加以实践。之后, 清朝政府又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附设工艺所, “兴养立教”。[1]

社会工作是以助人自助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的专业服务活动, 它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度过困难时期, 同时帮助他们学习自行解决今后的生活、精神方面的问题的能力。而在清末所产生的救济思想和救济方式正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基本的价值理念。伴随着这种思想和价值的推动, 在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得以发展, 并成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渊源。

二、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一) 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的建立与发展

随着社会学的传入和社会工作思想的形成, 我国在20世纪初期逐步建立了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 这些机构依赖和脱胎于西方教会创办的大学和机构中。上海沪江大学首开其端于1913年创立社会学系, 成为中国最早设立的社会学系的大学。这样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慢慢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 “最早进行社会工作研究的中国学者当首推朱友渔, 朱友渔于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兼职教授”, 在任职期间对社会工作进行介绍和推广, 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和课程体系以及实践活动。

而中国的社会工作正式成为一门专业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2年,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步济时先生出任社会学系主任。他制定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宗旨和原则就是培养专门的社会服务专门人才和理论专家, 讲授课程也着重于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调查等。1925年,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 研究范畴也仅重视理论的应用方向, 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 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社会福利工作者, 这样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正式开始。1926年, 许仕廉在步济时之后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倡导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应为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在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同时, 更加注重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工作。许仕廉在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带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于1928年在清河镇设立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室, 由杨开道进行指导与研究, 推动着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在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起步之后, 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 苏州东吴大学、教育行政学院, 杭州的之江大学, 南京金陵女子学院, 山东齐鲁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先后或成立社会福利行政系、社会行政系, 或开设社会工作方向等课程。这些大学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社会服务人才, 为当时贫困和战争的救济与救援工作做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贡献。1948年, 南京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系, 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 成为当时也是中国仅有的社会工作系。

与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同时, 社会工作的实践也不断进行。当时的社会工作服务与实践主要以农村社区工作为主, 以个案社会工作为辅进行开展。在社区工作的实践方面, 乡村建设运动是比较著名又有较大影响的运动, “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李景汉等一批学者以社会工作教育为中心, 希望通过知识分子下乡, 开展平民教育, 以少数知识分子唤起多数民众的自觉, 改造乡村社区, 推动乡村建设。”此种种实践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先河。在个案社会工作方面, 1918年北京协和医院成立“宗教与社会服务部”, 开展医疗个案工作。此外, 还有一些民间慈善组织所从事的济贫和定向福利工作也推动着社会工作的发展。

总的来说, 在民国期间,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在逐步探索与发展之后开展的有声有色, 为今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建国初期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建国初期,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大致如下:

“在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救济, 就业安置和社会改造等社会工作。”“此外对于一般的流氓、乞丐、娟妓、吸毒者、算命卜卦者则给予收容与教养, 以教育改造为主, 同时辅以多种形式的社会救济, 给予治病与戒毒治疗, 组织学习生产技艺, 安置就业或遣送回籍。”“党和人民政府在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的同时, 还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许多慈善机构和救济福利团体, 进行了接管和改造。这样, 到1953年初, 上述社会问题便基本解决, 新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 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为基本出发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不断发展和壮大着。

(三)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中断与重建

1952年, 我国在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进行批判时, 作为学科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学一同被取消, 在随后的将近30年中社会学和社会工作销声匿迹。社会工作教育虽然被取消, 但作为实践的社会工作并没有中断, 社会工作仍然在共青团、工会、妇联、民政部门中进行并缓慢地发展着。

1979年春天, 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 中共逐步意识到恢复社会学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借鉴的重要性。1979年3月15日——18日, 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所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6日上午, 胡乔木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代表中共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 社会工作也间接得以恢复。同年3月30日,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 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同年, 以费孝通、雷洁琼、林耀华等著名社会学家为主要倡导者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 这样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已经初见端倪。在恢复重建工作中, 各个省市社会学研究所和几所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建立。但由于社会学取消时间之久, 专业人员“断代”现象较为严重, 又因为缺乏专业的社会学师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先后又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区举办社会学长、中、短期培训班, 为社会学的教育培养师资力量。同时, 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培训也在培训班中进行。1981年, 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一书中, “专门增写‘社会工作’作为独立的一章, 成为我国恢复社会工作教育的开端”, 这样社会工作逐步有了重建的起色。

在我国社会工作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雷洁琼教授在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不久, 就开始开展社会工作教育和建设。1980年冬天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期中国社会学讲习班上, 凭着早年留学美国的经验和所见所闻以及社会工作素养的灵敏度, 雷洁琼教授主讲《社会工作》这门课, 也使得社会工作这个名词得以发展与普及。在那时, 雷洁琼教授鲜明地指出社会工作发展至今已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专业,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我国的社会工作必然会有空前的发展。“1985年, 雷洁琼教授又在第一届民政理论研讨会上指出:‘民政工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至此, 社会工作被人们不断的提及与重视。

与此同时, 中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业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率先开设社会工作课程, 其他院校也相继设立社会工作课程。1986年,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1987年, 民政部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成立。1991年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1994年,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从此,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得以重新发展。直到今天, 我国发展成为有200多家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 使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达到了高潮。

三、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总结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其思想来源于西方福利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结合, 针对我国历史发展状况得以起步和发展。在民国时期,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的建立与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我国民众的生活状况。虽然,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化和连年战事的发生使得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缓慢, 但总体来说社会工作还是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2]崔凤、李无苑:《社会工作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3]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4]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殷晓清、薛和:《当代社会工作》,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3年。

[6]董根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轫》,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7期。

[7]孟晓玉:《社工教育——隐遁在岁月中的足迹》, 《中国社会学导刊》, 2008年第9期。

[8]李宝库、王青山:《社会工作在中国》, 《社会工作研究》, 1994年第1期。

篇4：中国舞蹈发展简史

关键词:六代舞 燕乐

舞蹈起源于劳动,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古老的舞蹈是以模仿狩猎或欢庆丰收为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走向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为主。舞蹈总是鲜明而形象地反映出人们不同的思想、信仰、理想和审美要求。既是供人欣赏和娱乐的艺术形式,也具有宣传教育的社会作用。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之间最激动的思想感情。舞蹈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此时舞蹈的典型代表是西周时代的祭司仪式的乐舞和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的舞蹈,以后逐渐改为供奴隶主娱乐的巫舞,并把乐舞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为其政治服务(周公旦《四裔乐》),并出现了专职乐舞奴隶——“倡优”。

当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汉代对礼制乐舞的变革,设立乐府,广泛收集民间歌舞,出现了“百戏”(指民间各种各样的技艺表演,也包括脚力武术的竞技和歌舞表演)。当时汉代的乐舞,不仅宫廷的乐舞和民间的乐舞都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而且表演技术随着汉族男女服饰上的变革也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如“翘袖折腰”、“掌上舞”等。

在歌舞艺术鼎盛的隋唐时期,社会政局稳定,生产恢复,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强盛,使文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乐舞艺术也出现了繁盛局面,尤其是最为繁荣的盛唐时期更是如此。如唐朝祭祀上歌颂皇帝百战百胜的“武舞”《破阵乐》;表示皇帝功成回乡与民同乐的《庆善乐》;把皇帝比作上天之子、能管天地制鬼神,应居于万民之上的《上旦乐》。唐代宫廷乐舞又称“燕乐”,它不仅建立了完整的乐舞机构组织,成立了“教坊”、“梨园”等,还极大地丰富了乐舞表演的内容形式(坐部伎和立部伎),在舞蹈风格上也形成了两大类健舞(刚健敏捷多为来自外族的舞蹈)和软舞(舞蹈温婉轻柔多为汉族自己创作的舞蹈)。

在元朝,又出现了“元曲”,这是一种有歌有舞的戏剧形式,就是戏曲舞蹈的前身。

进入清朝以后,戏曲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昆曲和京剧,清明时代宫廷乐舞已逐渐僵化、刻板,成为没有任何艺术生机和感染力的礼仪和程式。尽管清代宫廷增添一些满族风格的舞蹈节目和形式,也未能挽救宫廷乐舞的衰败。

历史到了近代之后,欧美社会所流行的剧场艺术体系逐渐流入我国,甚至外国的“土风舞”、“社交舞”等开始传入我国。1922年,俄国芭蕾舞艺术家安娜·巴普洛娃来上海公演芭蕾舞“天鹅之死”等,将芭蕾舞演出带进中国;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的第一代亲传弟子“俄玛·邓肯”曾率邓肯舞蹈团来我国的哈尔滨、天津、北京等地演出,使现代舞第一次与中国人见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舞蹈也起了根本的变化,从封建的舞蹈文化里开始挣脱出来,其中具有进步意义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儿童歌舞的成就方面。

在20世纪20年代,以黎锦晖为代表的舞蹈工作者,创作大量适合儿童表演的舞蹈节目,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而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影响下,吴晓邦举起“新舞蹈艺术”的旗帜,积极以新舞蹈为抗日战争与民主解放斗争服务,相继创作了一批舞蹈,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

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舞蹈的先驱者,如戴爱莲。戴爱莲是一位新中国舞蹈界的老前辈,三代人侨居国外,14岁到伦敦学习芭蕾,1941年回国后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等地编创舞蹈《空袭》、《思乡曲》等,宣传抗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并深入少数民主学习舞蹈,创作了《瑶人之鼓》、《拉萨踢踏舞》、《青春舞曲》、《边疆舞》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舞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戴爱莲、吴晓邦分别担任了正、副主席,为我国舞蹈事业提出了积极建议。在50年代还建立了培养我国专门舞蹈人才的“中国舞蹈学校”,各地及全国性的舞蹈文艺单位相继成立。它们在新中国文化生活的建设中创作了大量的歌舞节目,反映了人民精神面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对舞蹈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时我国的舞蹈无论在题材、体裁,还是在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参考文献:

篇5：中国保险的发展简史

 1805年，英国人在广州成立于仁保险公司，是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

 1875年，最早的华裔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在上海成立。

 1899年，中国经营的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中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成立。

 1949年，上海约有中外保险公司400余家，其中华裔保险126家。

 1949年10月20日，保险业收归国有，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垄断中国保险市

场。

 “文革”期间保险停办成为中国保险时尚的一段空白。

 90年代初，平安、太平洋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独家垄断的局面。

 199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2002年10月修正，2009年

2月再次修订，新版保险法于2009年10月1日实施。

 1996年，新华人寿等第一批适应保险法要求的股份制、专业的商业保险公司成立。 2004年，中国入世后保险市场全面开放。国内保险也股份制改造全面完成。 2008年，中国保险市场总保费收入9384亿元，总资产达到33000亿元。

 200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再次修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表决通过修订案。

二、世界保险发展简史：（总概论）

 公元14世纪后半叶，意大利，海上保险

 17世纪中后期，英国，火灾保险

 18世纪，英国，人寿保险

 19世纪末期，德国，综合保险学

 20世纪中期，美国，风险管理

 世界保险业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每阶段有哪些标志性事件？

（一）、海上保险

标志性事件：萌芽——共同海损（共同海损思想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的地中海，公元前916年在罗得岛上制订的“罗地安海商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商法）

（二）、火灾保险

标志性事件：

1、1666年的伦敦大火是火灾保险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直接诱因。

2、牙医巴蓬（现代保险之父）的差别费率。

（三）、人身保险

标志性事件：

1、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完成第一张完整的生命表

公元前4500年埃及石匠的“互助基金”。

2、“冬蒂”方案。

3、1699年英国的孤寡保险社

详细如下：

保险法学的产生

 14世纪后半叶，海上保险开始在意大利出现。

 16世纪初期，以海上保险条款与判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海上保险专著的出版，标志

着保险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由于这时候的保险研究侧重于有关海上保险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因此，当时的保险学被称为保险法学。

 保险法学的建立，不仅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理依据，而且为海上保险合同的履行扫清了障碍，进而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世界贸易的中心领域逐步地从意大利扩展到英国、法国、荷兰等地。人类由此意识到保险理论研究对保险实践产生的巨大作用。

保险精算学产生的背景

 继海上保险之后，火灾保险、人寿保险相继形成。

 人寿保险究竟起源于基尔特（Guilt）制度，还是起源于公典（Monut of Piety）制度

或年金（Annuity）制度，似乎没有具体史实可以佐证。然而，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存在于13世纪至16世纪之间的上述三种制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性质的人寿保险，而是一种具有相互性质的人寿保险的雏型。由于当时的人们没有从理论上找到其赖以存在的数理计算问题，所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寿保险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 直到保险精算学产生并应用于保险实践之后，它才开始转化为真正意义是的人寿保

险。

保险精算学的产生

 17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有两位保险精算创始人对人寿保险计算原理的研究取得突破

性进展，一位是荷兰政治家维德（JaanWitt），另一位是英国天文学家赫利（EdmundHalley）。前者倡导了一种终身年金现值的计算方法，为国家的年金公债的发行与生息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后者在研究人的死亡率的基础上，发明了生命表，从而使年金价值的计算更为精确。

 18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辛浦森（Thomas Simpson）根据赫利的生命表，制作出

依照死亡率的提高而递增的费率表，陶德森（Jams Dodson）依据年龄之差等因素研究出计算保险费的方法，至此，人类实现了死亡保险的梦想。

 虽然上述过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但所得到的结论却十分简单：统计学和概率

论成为应用数学并加以推广，为生命表和年金的计算提供了可能；保险精算学的产生，使理论意义上的人寿保险转化为现实意义上的人寿保险，开创了人寿保险发展的新纪元。

综合保险学的产生

 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综合保险学，对保险业的发展，对提高保险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德国是综合保险学的发源地。

 早在17世纪前半期，德国根据三十年战争的经验，将保险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实行火灾保险国营计划，为此后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保险迈出了第一步。

 后来保险又被纳入社会政策范畴研究，为1880年德国劳动保险的实施并取

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1895年，德国经济学家雷克西斯（Wilhelm Lexis）、法学家艾伦伯格和数学

家波耳曼三人合作，在哥廷根大学成立研究所，开设了以保险综合研究为内

容的保险课程。他们首次将保险与经济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开创了以应用

保险这一经济杠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先河。

微观保险学的产生

 在德国学者将保险与经济挂钩研究之后，美国经济学者于20世纪初开始从保险与国

民经济、企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出发，从事保险学的研究。他们认为保险是经济生活处于危险地位的一种对策，提出了保险与风险管理关系的观点，创立了微观保险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兰脱1911年发表的：“风险与保险的经济理论”论文，芝加哥

大学的奈以德和哈代提出的“保险是经济生活处于危险时的对策”等观点，可被视为当时美国微观保险学研究的代表。

三、计算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

1、保险深度：保险深度是指某地保费收入占该地国内生产总

值（GDP）之比，反映了该地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保险深度取决于一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保险业的发

展速度。

2、保险密度：保险密度是指按当地人口计算的人均保险费额

。保险密度反映了该地国民参加保险的程度，一国国民经

济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计算

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GDP总值：397,983.15亿

2010年全国大陆地区原保险保费收入：1,542.80亿

2010年全国大陆地区总人口：13.39亿

保险深度：0.003876546

保险密度：1***68

四、中国保险现状

近年来保险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外资金融保险机构对华投资不断增加，中资保险公司的对外投资和“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我国保险市场与国际金融保险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我国保险业。当前，我国保险业受此次危机虽然影响相对较小，但必须高度重视和重点警惕国际金融保险风险跨境传递。首先，高度重视和重点警惕保险资金运用不当可能带来的风险。投资风险是保险企业发生经营危机的关键因素。要持续做好风险排查，完善投资风险分析、预警和应对机制。其次，要高度重视和重点警惕因个别公司偿付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风险。保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是防范保险风险、维护保险市场稳定、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保证。要把偿付能力作为保险监管的刚性指标，把偿付能力充足作为防范风险的一条红线。当前，要紧密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按照有关规定，密切关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变化，加强资本管理，以强化偿付能力约束。第三个需要高度重视和重点警惕的是，由于保险消费者信心不足和销售误导可能引发的非正常退保风险。我国保险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取得长足发展，抵御国际金融风险跨境传递能力得到较大增强。

2008年1-9月，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7939.6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840.4亿元，同比增长18.6%；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455.9亿元，同比增长63%；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82.3亿元，同比增长72.3%；意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161亿元，同比增长7.8%。截至9月底，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3.2万亿元，比年初增长9.8%。保险赔款和给付支出2227.2亿元，同比增长 35.5%。其中，产险业务赔款981.5亿元，同比增长40.2%；寿险业务给付1075.1亿元，同比增长32.2%；健康险业务赔款和给付 125.1亿元，同比增长49.5%；意外险业务赔款45.5亿元，同比减少0.6%。特别是2008年年初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保险业主动开展理赔服务，在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9月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8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6%。其中银行存款 7039.7亿元，占24.5%；债券16569亿元，占57.6%；股票、股权投资和证券投资基金4075.6亿元，占14.2%；其他投资1077亿元，占3.7%。1至3季度，保险资金运用平均收益率为2.1%。

《2009-2010年中国保险业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市保监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国

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等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保险市场发展情况及供给与需求状况、保险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分析，对保险行业投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对我国重点保险企业的经营状况、竞争策略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保险业的发展机遇，以及应对当前我国保险业所面临的竞争与挑战的策略。本报告内容丰富、翔实，在撰写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图、表等工具进行分析，是保险行业、相关研究单位准确了解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动态，把握保险行业发展趋势，制定市场策略必备的精品。

 保险市场需求增加并呈现多层次性

 保险市场供给主体多元化和经营行为的规范化

 保险业务将以需求为导向稳步发展

 保险中介在规范中稳步发展

篇6：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杜晓勤

概说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库中，诗歌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中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诗歌一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紧密相关。古代祭神、节庆的时候，要唱诗祈福、祝愿；朋友聚会或离别时，要作诗言欢、赠诗惜别；青年男女谈恋爱时，也常以诗歌相与赠答、互诉衷曲；外出旅行看到名胜古迹，人们往往要题诗赞美。唐宋以后，科举考试也要考做诗，诗做得好，还可以得到功名，获得做官的资格。而且，自先秦开始，就有“诗缘情”、“诗言志”的传统，历代诗人都喜欢用诗歌来述怀、抒情，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感受和看法。三千多年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美、感人的作品，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下面就让我们漫步在历史画廊中，回顾一下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了解其伟大的艺术成就。

先秦两汉诗歌

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唱的歌谣。这些 歌谣往往和先民的劳动生活、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是配合着音乐舞蹈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其历史面貌。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谕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称之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共有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有“正”的意思，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雅”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的表现内容较为丰富。“雅”、“颂”中有些作品带有“史诗”的性质，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但《诗经》的精华在于十五“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唱爱情，赞美劳动，揭露现实，是“国风”中最为动人的主题。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开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诗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后人曾经归纳为“赋、比、兴”。“赋”是铺陈叙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后来汉儒借《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名平，是楚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谗害排挤，被楚怀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爱国之心不改，把满腔的郁闷写成了一首首感情浓烈、文辞华美的诗篇。他后来看到楚国必将灭亡，人民水深火热，而他又无力回天，遂自投汨罗江而死。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肯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在这首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里，屈原反复倾诉了对国家的热爱，讴歌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达了自己决不同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发自肺腑的诗句，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真理的心声。《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祀乐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或写人对神的礼赞倾慕，或写神灵间的眷念、爱情，语言优美，情思忧伤。《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以其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像，铺陈华美的语言，勃发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

汉代诗歌，有直接从《诗经》而来的四言体，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现优秀的作品；有运用《楚辞》形式写成的“楚歌”体，亦少有创新。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汉乐府的产生和汉代音乐机构－乐府关系密切。史载秦汉立乐府，但乐府的真正繁荣自汉武帝始。它的职责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后来人们 便把乐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乐府歌辞”。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尤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困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和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焦仲卿妻》则是封建家长干涉青年婚姻所酿成的一个悲剧。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的“二二”节拍，抑扬顿挫，韵律上更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

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编入《昭明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哀怨虽深，却平平说出，娓娓道来。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和平远。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魏晋南北朝诗歌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时期。创作成就 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们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乐府民歌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名垂青史的奋发精神，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语言上深受乐府民歌影响，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慷慨情怀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为建安风骨，或者称之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

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年龄最小，艺术成就却最为突出。他前期深受曹操喜爱，纵情任性，风流不羁；后期名为藩王，实际上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和迫害，常怀忧惧之心。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多方面抒写其内心世界的彷徨和悒郁。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在内容之深邃和艺术之精湛两方面，均超迈前人，钟嵘《诗品》誉之为“诗中之圣”，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范型。

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恐怖，嵇康直接抗争，诗文均愤世嫉俗，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阮籍不敢公然反对，外表佯狂放诞，内心十分痛苦。其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远绍《小雅》、《楚辞》，近承《古诗十九首》，受“言不尽意”玄学思想和险恶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多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得隐晦曲折，意旨遥深，归趣难求，创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诗歌进行抗争的新形式。他的这种五言咏怀组诗的体制，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左思《咏史》、郭璞《游仙》、陶渊明《饮酒》、庾信《拟咏怀》、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 等组诗，精神上都与之一脉相承。

西晋时期，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渐渐疏远，文人诗创作走入低谷。陆机、潘岳等人，于诗歌形式上用力颇多，文才斐然，然内容贫乏，骨力不振。只有左思能自出机杼，独立不群。他的《咏史诗》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把历史现象和个人遭际融为一体，批判当时的门阀制度，倾吐寒士的不平，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对后世咏史诗影响很大。

此后诗坛的复振，要到东晋、刘宋两代，代表作家是陶渊明、谢灵运。陶渊明，字元亮，曾更名潜。他受时代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早年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同时也有“大济于苍生”的想法。由于时局动荡，他迟迟没有出仕。后为贫穷所迫，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但是他深感官场险恶、政治污浊，于彭泽令上毅然弃官归田了。他的诗歌按内容可以分成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是他的独创，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或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自己毅然怡然自得的心境，或歌颂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后人称之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他的咏怀诗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崇高品格，代表作有《饮酒》、《杂诗》、《读山海经》等。他的诗歌出语平淡，不事雕琢，风格清新，意境淳美，是情、景、理的统一。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后代诗人像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都从他身上学到人生品格，从他诗中得到艺术养料。

和陶渊明多写田园不同，当时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则热衷于山水。谢灵运，系东晋重臣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刘宋代晋后，仕宦不得意，转而放情山水。他的山水诗观察细致，感受敏锐，往往能真切地描绘出山 水之美来，叙事、写景、说理兼长，诗风清新自然。他又以炼句著称，像“池塘生春草”、“白云抱幽石”等名句，都传诵一时。他是中国诗歌史上大力描写山水的第一人，开创了山水诗派，直接引领了谢脁、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创作。

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民歌的新发展。东晋、宋、齐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期。南方民歌大多属于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男女爱情的，代表作有《西洲曲》、《子夜歌》、《读曲歌》等。这些作品多为五言四句，情调哀怨缠绵，艳丽柔弱，且喜用双关谐音，语言活泼，当时文人仿作甚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民歌题材广泛，感情直率，语言朴实，风格刚健。其中《木兰辞》叙事与抒情相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与此同时，南北朝文人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刘宋诗坛的一般趋向是更重隶事，也就是抄书用典。刻划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倡“声律说”，诗文力求谐调，对于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和谢脁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他们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的创造，影响了后来诗歌的发展。其中鲍照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诗风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他又创制七言歌行，在诗体发展上大有贡献。谢脁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他的一些五言四句短诗，仿自《吴声歌曲》，出语天然，情深味长，对于唐人五言绝句极有影响。他的诗歌还继承了谢灵运描写山水的传统，但是摒弃了谢灵运铺排板滞的弊病，也绝少玄言的尾巴。虽然不废雕刻和藻绘，但能 归于自然和清绮，所以风格秀逸，情致动人，使得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击节称赏。

南朝后期，社会风气绮靡，朝纲日益堕落，士人气质纤弱，所作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萧纲等人写作的“宫体诗”，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庾信也是在“宫体诗”创作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且为“徐庾体”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他在出使北朝、被羁不返之后，生活境遇大变，而能突破齐梁体的藩篱，融合南北诗风之长，由冶艳而刚健，成为南北朝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后期的诗歌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异国的愧耻不安的心境。他的诗用事贴切，造语新颖，在体制声律上更加接近律绝等近体诗的格调，启唐人之先鞭。

唐宋诗词

唐宋两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唐诗的繁荣，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仅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诗人就有两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九百多首，共九百卷。不过，更主要的标志是涌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以及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唐诗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再加上题材、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高峰。

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诗歌承梁陈宫体而来，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是文学侍从之臣。但是他们精研声律，探索出五七言新体诗联间粘缀合律的规律，促成了近体律诗的定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始冲破绮靡诗风牢笼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继承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改造了宫体，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快清新。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歌开始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初唐诗歌逐渐摒弃了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起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那么，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盛唐时期，诗坛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主要生活在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是盛唐之音的天才歌手。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将他尊为“诗仙”。但是，李白并不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开元、天宝时期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而李白却毫不掩饰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又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成为后人反抗黑暗现实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想像奇特，手法夸张。他的乐府诗很多，取材广泛，用来抒写自己的奔放不羁的感情。他的七言歌行又掺入杂言，雄壮、缥缈而奇丽。他的五、七言绝句，纯任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优柔不迫，闲雅超远。明代胡应麟就认为唐代五、七言绝 句，以李白为最。

杜甫的生活经历跨越了安史之乱，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不幸、民众的疾苦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诗史”。他的五、七言古诗，格调大变，沉郁顿挫。七言律诗在他手中正式成立，沉着而痛快。后人认为杜甫律诗为唐律之最，其中五律极尽声律、句法变化之能，七律亦精炼而多创造。他的诗歌博大精深，既有清新刻画的句子，又有议论和用典，有严肃也有诙谐，有柔情也有沧桑。所以，自中唐开始，杜甫就被称为“诗圣”，宋人更是推崇备至，谓“杜甫集开诗世界”，后人似乎从任何角度都能从中各取所需。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

李杜之外，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以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王、孟等人继承了陶渊明吟咏田园、谢灵运刻画山水的传统，又加以发展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表达隐逸的思想和情怀，描摹自然幽静和生气之美。他们的诗多采用五古和五律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其中王维山水田园诗更是将诗情、画意、音乐美，与道家、禅宗的意趣结合起来，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高岑等人的边塞诗，其源出自鲍照、刘琨，以边塞战争题材为主，表现了边塞风情、军中苦乐，以及诗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和慷慨不平之气，亦交织着儿女情肠。这些诗大都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面对盛唐这一诗歌高峰，中唐诗人力求新变，诗风走向多元。韩愈、孟郊 诗歌多“不平之鸣”，喜押险韵窄韵，意象壮伟瑰怪，诗境奇崛雄豪。元稹、白居易诗风走向平易，用语质朴明白，音律琅琅上口。刘禹锡的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柳宗元多写被贬之后的悲愤抑郁，山水诗简洁深婉。李贺诗歌重在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想像奇特，构思不拘常法，语言峭奇艳丽，诗境诡谲。

晚唐诗坛以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为代表。他们感慨盛世之不再，诗中充满迟暮黄昏的情调，极幽艳晚香之美，预示着一个诗歌创作伟大时代的结束。其中，李商隐诗学杜甫、韩愈，擅长律绝，典雅华丽，情深意远。他的《无题》等爱情诗，内蕴深刻的世情和人生感慨，哀艳绵渺，堪称诗苑奇葩。杜牧的诗尤以七绝最为有名，其咏史诗议论政治得失，讽刺帝王荒淫，豪健跌宕，意气风发。温庭筠尤有“绮才艳骨”。

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别出蹊径，开启了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追求平淡的诗歌发展方向。苏轼是北宋诗坛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达四千多首，才情豪迈，挥洒自如。诗中充满谐趣，饶有禅理，比喻之丰富、新鲜，使人叹服不已。他的门下黄庭坚不但在创作上穷力追新，体现了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色，而且总结出一些谋篇、造句、炼字等方面的规律，得到了陈师道等人的响应，开创了江西诗派，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南宋诗人的优秀代表有杨万里、陆游等人。他们大多由江西诗派入手，而能自出机杼。杨万里诗写景最工，有机趣，重“活法”，被称为“诚斋体”。陆游继承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大家的传统，植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在平易晓畅中呈现出一股恢宏踔厉之气，是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

但是，晚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坛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却是词的发展和兴盛。词，原名曲子词，就是“歌词”的意思。词起源于隋，所配的音乐是燕乐，即一种供宴会演奏的音乐。它在体制上和诗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词有词调，同一词调又有不同的格律，形成数体。其次，由于乐调繁简不同，而形成长短不同的诗篇，一般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

词在唐代有所发展，敦煌曲子词中有一些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具有清新的民歌风格。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不久便引起文人的注意和仿效。中唐文人学习民间词，为词体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晚唐五代，文人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温庭筠、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人，在填词时往往取当前情事，表现艳遇怨慕与离愁别绪，形式藻丽浓艳，细美婉约。南唐是五代时期词坛的另一个创作中心，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人。其中冯延巳所表现的士大夫的忧生隐衷，李煜亡国后所抒写的迫烈沉痛的故国之思与深广的人生感慨，均已改变了五代词狭小的空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承五代余绪，主要表现士大夫流连光景、感伤节序的闲愁淡怨，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惯用的小令为主。至柳永、苏轼登上词坛，宋词始能自辟门径。柳永在乐调形式上开风气之先，他采用北宋流行的新曲，大力发展慢词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羁旅情怀，并把赋的铺陈手法引入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为此后词体革新提供了足够驰骋才情的形式基础。苏轼是宋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词体革新家。他的词打破了前人“词为艳科”的狭隘传统，题材广泛，将怀古、感旧、记游、悼亡、说理等诗中常见的题材引入词中，气象阔大，豪放飘逸。他还“以诗为词”，冲破了词的音律束缚，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对词体发 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苏轼之后，周邦彦妙解声律，善于创调。词法上推陈出新，讲究谋篇，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女词人李清照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宋室南渡之后，民族矛盾尖锐，产生了张元干、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词人，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辛词不但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而且以文为词，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而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他的词气盛言宜，无往而不利，感染力强，尤其是他那些抒写爱国激情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姜夔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清空幽冷，于辛弃疾之外另立一宗，在南宋词坛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明清诗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唐诗、宋词一样，元代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元人小令。小令也叫“叶儿”，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很像一首单调的词，但字数不限。由于它诞生于民间，较之以往的诗词，形式更为灵活，文字更为通俗。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性。在风格上，尖锐泼辣，清新幽默，毫无酸腐之气。同时，因有大量的北方方言融入其中，又呈现出浓厚的北方地域色彩。就其发展而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金末到元成宗大德年间，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他们的作品大多质朴自然，比较接近民歌，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后期从元武宗时到元末，代表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他们作品的风格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内容也开始远离现实，有些作品竟与唐宋词的形式韵味相差无几了，如张养浩的《双调水仙子·寻梅》、张可久的《越调凭栏人·江夜》 等。

元明清时期，诗歌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创新和拓展之处较少。元代诗坛，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只有杨维桢尚能开宗立派。他的诗以乐府诗和竹枝词著名，一些诗既藻词丽句，又奇特险怪，人称“铁崖体”。明代诗坛稍有起色，规模有所扩大。明初高启诗才最高，风格豪迈，但不到四十就被杀，影响有限。此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虽然都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然在创作上成就不大。明末清初，江山易主对诗人心灵的冲击很大，诗歌创作亦起波澜。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为“江左三大家”。吴伟业诗取盛唐而出入唐宋，形成了声律妍丽的“梅村体”。康熙年间，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国朝六家”。雍正、乾隆年间，名家迭起，沈德潜持“格调说”，袁枚主“性灵说”，翁方纲倡“肌理说”。但是，有清一代，还要数龚自珍诗内容最具忧患意识和哲理色彩。他的诗大歌大哭，风格瑰丽奇肆。晚清诗坛，流派众多，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等人的“同光体”。而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响亮口号，对中国近现代诗歌尤其是白话诗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词尽管在金元时期出现了元好问、萨都剌等颇有成就的作家，但渐趋衰微。清词素有“中兴”之誉，百余年间，各派并出。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清初三大家。陈维崧词效仿苏辛，才力卓著，开创了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南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为浙西派的宗师。纳兰性德崇尚李煜，尤以清新自然的小令著称。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应有比兴寄托。清末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词人和优秀作品，但在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