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数学发展简史（通用5篇）
篇1：中国近代数学发展简史
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简史
而中国官办银行的历史则应从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算起。户部银行是经清朝军机大臣王奕劻奏请，慈溪太后批准成立的。清政府授予了其铸造银元、发行纸币和经管国库的权利，成为清末实质上的中央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历史驶入中华民国时代，大清银行也更名为中国银行，并继续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直至1928年。
1912-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跟中国银行一起承担中央银行职责的还有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历史同样可以上翻到清朝末年。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牵头组建，为官商合股，初期目的是借款赎回被列强控制的铁路，故名交通银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其地位进一步上升，与中国银行一起承担共同承担发行货币、调节币制、兑换外币和代理国库收支的中央银行职责。
二、第一个繁荣时代
1927年至1928年，北伐军革了北洋军阀的命，历史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受江浙财团资助的蒋介石政府，也十分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另组建中央银行，授予其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管理外汇等特权。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外汇兑换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辅助工农商矿的专职银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组建中国农民银行，作为供给农业信用、发展农村经济的专职银行。至此，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基本骨架的银行体系。国民党统治后期，形成了宋子文家族控制中国银行，孔祥熙家族控制交通银行，陈果夫家族控制农民银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国有金融业的局面。
在清末和北洋军阀时代，除了官立银行之外，众多私营银行也百花齐放，并在1920-1930年代进入快速成长期，成就了中国金融业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私营银行以“北四行”和“南三行”为代表，官商合办银行以“小四行”为代表。
“北四行”是指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1915年成立的盐业银行、1921年成立的中南银行和1919年成立的大陆银行，与北洋军阀均有一定的渊源，均以华北为业务重心，并曾一度开展广泛的协作，合办“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1927年之前，盐业银行实力最强，存款额曾一度位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1930年代之后金城银行实力飙升，成为北四行的支柱，其存款额也一度跃居全国首位。
“南三行”是指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和1909年成立的浙江实业银行，后两家均为清末浙江地方金融力量组建。民国后三家银行均以上海为业务经营重心与发展基地，并多方面开展合作。1927年之前，浙江兴业银行与盐业银行并驾齐驱分列南北银行之首。1930年之后，则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金城银行后来居上，成为南北银行的老大。浙江实业银行则专注于外汇业务。
“小四行”为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成立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19年成立的中国实业银行和1929年成立的中国国货银行，前三家原来均为民族资本经营，后被国民党政府改组和控股，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则为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组建的官商合办银行。
1930年代前期，中国金融业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史称“黄金十年”（1928-1937年）。但繁荣的背后是极度的混乱。当时，市场上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多家金融机构都发行自己的纸币。1935年，国民党政府着手实行金融改革，首先是通过增资和颁布《中央银行法》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随后实行“法币政策”，放弃银本位，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流通货币，称“法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一笔，中国至此才第一次进入了纸币为主的时代。
抗战和内战时期，金融系统濒于崩溃，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信用难以维持，银行的命运也同样如风中的飞絮。抗战时期，部分银行随国民党内迁，部分则留在沦陷区惨淡经营。内战时期，金融领域严重失序，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国民党废弃法币，发行金圆券，但维持了不到一年金圆券体系也因急剧贬值而崩溃。到了新中国成立，存留下来的金融业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最后，“北四行”、“南三行”、“小四行”及一些私人钱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于1952年被组合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随后在1955-1956年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这些曾经历过辉煌时代的民营银行品牌，至此消亡。它们所代表的那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也已烟消云散，只给后人留下一连串的概叹。
三、大一统时代。
交通银行是清政府邮传部为了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四个单位的款项收付,以便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的资金发展交通事业的目的,于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不久津,沪,汉,粤四分行亦开业.该行成立时资本金库平银为500万两,其中官股纯由邮传部拨款,投资200万两,商股(大都来自官僚企业界人士)300万两.以后金城,大陆,盐业,浙江实业等银行因抵偿欠款也持有大量交通银行股票.而交通银行初即于天津,汉口,上海,广州,张家口,营口,开封,香港等八地设立分行.辛亥革命后,交通银行在北京继续营业.从1922年到1926年间,张謇,钱新之主持整顿交通银行,业务有所发展.1927年以后,与中国银行一起经过两次改组,并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于1928年11月迁至上海,北京分行继续营业.1912年2月5日,在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新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袁世凯夺取政权后中国银行于8月1日在北京正式开业,上海的中国银行改为分行.1913年《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6,000万元,分60万股.政府认购30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认购总额超过30万股时,政府酌情售股于民;并规定由政府简任总裁,副总裁.后于1917年11月修正,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简任,而董事和监事则由股东会选任.1917年底,在总裁王克敏,副总裁张嘉璈的策划下,促使行务向着商业银行轨道运行.随着商股的招集和增加,股本成份发生很大变化.到1923年12月底,官股仅剩5万元.中行驻京董事早于同年11月16日声明,财政部与中行各有职责,不容牵混.中国银行从此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将经营重点转向同工商业的合作.中国银行成立后,除利用原有大清银行分支机构外,还添设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分支行及西坝,镇江,大通,正阳等处派出机构,形成统一全国国库之势.盐业银行是北洋政府本着以盐款为财政收入大宗,为维持盐业,调剂金融,而由国务卿徐世昌,财政部参政张镇芳筹办.于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办,总管理处设于北京,下设分行,支行及办事处,北京分行经理为宋乾斋,副理朱虞生.该行创立时为官商合办,资本额500万元,其中官股200万元.开幕时总额实收64万元,而官股只有1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遂改该行为商办.1923年改定资本额为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原址改为北平分行.其分支机构除京,津,沪,汉外,还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都有设立.金城银行由王郅隆,倪嗣冲,徐树铮,任振采,吴鼎昌,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于1917年在天津创办.王郅隆担任董事长,周作民任总经理,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行(天津分行一度称总行).因领导人的关系,金城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由于北京分行和总管理处同在一地,经常在总管理处直接指挥下办理具体业务,有时代表总处与政府机关联系,因此金城银行总行的沿革对北京分行影响很大.该行的股本资金主要来自北洋军阀和官僚,开办时原定资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至1919年收足.旋即增资到500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两家入股共约1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股份共110余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共约260余万元.1923年再次增资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后来再次增收.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于是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药界的存款,以及社会中立阶级的闲散资金.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银行重心南移.大陆银行由谈荔孙,张公权联合冯国璋,张勋等出资设立.1918年9月开始筹建,1919年4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资本初定200万元,实收100万元.1926年扩充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该行自开办以来以中国银行为蓝本,各项业务以稳健发展为主旨.1919年秋大陆银行成立北京分行,同年在京,津,沪三分行设立保管,信托专部,为市民保管贵重物品,开展买卖股票和有价证券等业务.1922年夏又于各分行内部设立储蓄专部,北京分行除在各大学设立支行外,还在城内外工商业繁盛地区及靠近居民集中点设立支行.1930年增资收足1,000万股本.这个时期为大陆银行鼎盛时期,开办了许多附属机构.1933年谈丹崖病逝,由许福昞升任总经理.1935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正式迁往上海,一切行务由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叶薰主持.抗战开始后,大陆银行业务一蹶不振,北京分行业务也受严重影响.中南银行为南洋侨商黄奕柱于1921年6月在上海创办,7月5日正式开张.总行设在上海,1922年7月成立天津分行,并在北京设办事处,后改设支行,归天津分行管辖.初建时银行资本额定为2,000万银元,先收500万银元.其中以黄奕柱占股最多.该行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第一任董监事有黄奕柱等9人.董事长一直由黄奕柱担任,他去世后由黄浴沂继任.董事会下设经理部,总经理胡笔江全权处理一切业务,并向董事会负责.北洋期间,胡笔江在北京有各种关系,故该行早期特别重视北方业务,胡派亲信王孟钟任天津分行经理兼管北京办事处.1921年相继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组成四行联营.1922年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并发行钞票.四行准备库成立一年后,为了吸收社会上的游资,扩大其业务,1923年6月又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北京四行准备库和储蓄会成立于1923年,经理为张季光,地址在东郊民巷,后建新址在西郊民巷.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收回中南银行钞票,四行准备库遂告结束.1936年成立四行信托部,改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发生,因此该部营业不多.7
在北洋时期,中国,交通两行都有国家银行的性质.1914年3月,中国银行“向海关交涉存款”,并提出“国家关,盐两大税收,依法自应存入中行”.同时积极筹设各省分支机关,并委托未设地区的其它行号代其接收管理各省区之国库业务.至1915年,接管省金库有直隶,江苏,浙江,山东,福建,贵州等十五个省市,经收款项计达银13,000万元,占当时税收50%以上.清政府时期,交通银行吸收官款主要是邮传部系统各局款项.1908年3月邮传部规定所有各处电局每日收入款项应就近存放各交通银行,同年的铁路总局拨用亦存放于交通银行.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银行亦取得部分代理国库的权利.1913年取得“分理金库”的特权,由此其存款也随之上升,1912年时为2,160万元,到1914年增长到6,553万元.金城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存款,充实营运资金.它在早期,主要依靠北洋军阀官僚的关系,收揽政府机关存款.当时陆军部,交通部以及京汉,京绥等铁路局,都在金城存款.北京分行任用一些外勤人员,经常分头联系各自熟悉的政府机关.为了吸收铁路存款,金城一方面承做铁路放款以引进存款,一方面应酬拉拢铁路局的有关首脑人物,有时还送给他们一些利息回扣.在军阀官僚和富商大贾中,有不少人是金城的大存户.例如,安慰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清末担任过汉冶萍煤矿和招商局督办的巨富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瑷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连分行存款约100余万元.政府南迁后,金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遂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务界的存款,并开展储蓄业务,吸收社会上中产阶级的闲散资金.当时各银行竞争甚烈.例如,大陆银行在清华,燕京等大学设立办事处.中孚银行独揽协和医院存款;金城则由全绍文,吴延清等人,广泛联系吸收教会,团体,学校,医院以及一些教授,医生的存款.金城为了吸收个人储蓄,对于一些工作较忙的教授,医生,一度采取了上门收款送款的做法,以便利储户存取.金城在创办初期,全行存款总额大约仅有400余余万元.抗日战争前夕,存款增达1.5亿多元.在存款结构方面,由于当时北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银行业的存款来源主要不是民族工商业的闲置资本,而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剥削阶级的个人存款和来自军阀官僚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而来自工商业的“企业存款”则是不多的.以金城银行为例:在它的存款中,来自工商业的企业存款,1917年占存款的12.49%,1921年占16.23%;相对的,来自军阀,官僚,地主等个人存款及军阀官僚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则相应为38.15%,46.25%和49.38%,37.52%.这些数据虽不是北京分行的,但由于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以这种情形来估计,北京各家华资银行的情况大体类似.注:资料来源,《民国七年中国银行之营业成绩》,《银行周报》第106号,民国8年7月8日.说明:原载各放款细数与总数不合,不多及少.各方款单位细数,定期放款少853元,活期放款多3001元.现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借款数维持原数.(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第132页.)由上表可知中国银行该年放款的45.81%是借给北洋政府财政部和各省财政厅的,而财政部借款又占政府机关借款的71.86%以上,可见中国银行的政府银行职能“加强”,已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支柱.同样作为国家银行的交通银行,其放款对象也以政府借款为主.据统计, 1923年到1926年,交通银行的政府欠款每年都达4,000万元以上,均占各该年放款总额的50%以上.见下
注:资料来源,根据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此仅以中国,交通两行为例,抗战前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如金城银行,新华银行等,在放款方面,政府放款几乎都居首位.1925年6月,财政部致电金城,盐业两行:“接准京师警察厅来函,以警饷需款孔急,爰向金城,盐业两行各筹借十万元”.当然银行为政府垫款,获利不浅.政府每借入一笔巨款,不但付巨额利息,而且经手双方还可从中得到大笔回扣.原新华储蓄银行,由于业务关系且受储蓄条例限制,不能参与政府放款,而于1917年下半年改组为商业银行,以商业银行的名义来分享对中央政府放款的巨大利益,就是很好的证明.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在对政府放款中获利甚丰.2,投资工农商业
据以上分析,北京近代新式银行自成立以来,其业务发展不以产业发展为主要基础,这是很明显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银行对工农商业的放款,就其绝对数而言,还是不小的 ,而且这种放款呈增长趋势.以下就几家银行的相关业务加以论述:交通银行早期的放款业务,就其对象而言,与存款相反,对私放款大大超过对官方的放款.如1911年放款总额为1,798万两,其中对清政府及有关事业放款为458万两,占25.5%,而对私放款却达1,340万两,占74.5%,后者比前者大两倍.而这其中的对私放款,主要是投资于工商业.后来经过1916年和1921年两次停兑风潮后,交行规定军政借款一概婉言拒绝,于是对于工商业的放款比重更有增加.注: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由上表可见,金城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逐年增加,而且占到放款总额的50%左右.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的放款,主要以北京电灯公司为对象.放款时间持续12年之久,总数达400万元.而且针对该公司负责人不善经营,经理岳乾斋派他的私人代表对公司经济进行监督,坐地收费.该行的另一笔押款是关于清室抵押的一批古物,这些古物由英商汇丰银行押款和溥仪结婚抵押两部分组成,先后计60万元.因清室无力赎回而被该行没收.其中处理变卖古物所得款项,除清算清室押款的本息外,剩下的就成为该行的帐外财产.大宛农工银行以“融通资财,辅助农工业”为建行宗旨,因此该行的各种放款业务多为较长期的低利农工抵押放款.各种抵押品大多是房产,田亩,农作物,渔业权,栈单等,最有的特色的是其初期办理的留置旗地放款业务.改组为中国农工银行后,其业务经营依然以农业贷款为主,该行章程规定,“办理各种抵押放款并下列各种放款1)5年以内分期摊还以农工业不动产作抵押者;(2)3年内定期归还以农工业不动产为抵押者;(3)1年内定期或分期以农工业动产物品为抵押者”.扶助工农商业的发展,金城银行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1918年12月在金城银行的董事会议上,提出“银行业与工商业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欧战既平,世界经济之竞争日益剧烈,我国工商业似应及时发展.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本行为发展营业起见,或须分授资本亦未可知”.基于此,金城银行对于工农商业的投资在近代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一是其经营某些放款不是单纯地为了取息,而是比较有远见,有魄力地扶植一些企业,事业的举办和发展.如在永利塘沽制碱厂初创时期,该行就放给透支10余万元,后来逐渐增加贷款达百余万元.其中一部分是由周作民直接指挥北京分行投放的.其对工业的放款比较集中于与本行投资有关的企业,主要在四个行业,即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面粉工业.如下表: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60页表编制.由上表可以看出,金城银行在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面粉工业这四个领域的放款总额在其对工矿业的放款总额中的比例常高达80%以上.3,投资交通运输业
北京地区近代华资银行对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主要是交通和金城两行.交行早期对清政府及有关事业放款中即以铁路放款为最高.比较大的有:1910年对福建铁路公司的放款50万两,1911年对江汉铁路公司放款80万两等.民国时期尤其是交行改组后,交通建设事业放款成为该行的特许业务,故此项放款历年均有增加.北京分行在总行迁入上海后,对交通事业的放款每年虽有所增加,但占总放款额的比例不大.金城银行认为,铁路放款业务“大率息重期短”,有比一般银行业务高的多的利息.以京汉铁路为例,“放款利率经常在月息1.2-1.7%之间”.其次通过铁路放款还可以吸收一部分存款和放款业务.再者铁路为国家交通命脉,且路局在外国债权人的严密控制下,路款收入比较正常,这样还款就较有把握,放款风险则相对较少.所以金城银行较多的参与铁路放款:1921年9月签订的京汉铁路借款是金城银行较早参与承担的一笔放款,款额共200万元.当时金城与中南,大陆等银行合作,仅承担其中的20万元.此后随着该行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发展,加上通过利息回扣等方式结交了有关人员,故与铁路部门各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便开始直接承做铁路放款,并且数额逐年增大.1919年,金城铁路放款只有22万元,占其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3.96%,运用资金总额的2.95%.1923年其铁路放款总额已达80万元,增加了2.6倍,占其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6.00%,运用资金总额的4.47%.到1927年,其铁路放款额达401万元,比1919年增加17.2倍,比重也占到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14.65%,运用资金总额的11.66%,“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承购的铁路债券等69万元在内”.而且铁路放款对象已包括交通部及陇海,京绥,京汉,津浦等多条铁路.另外金城银行还大量参与交通部购车公债垫款,这亦属于其铁路放款的范围.(三)发行,领用钞券
清政府时期,通商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华资商业银行,被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1898年北京分行发行钞券,是为北京华资银行最早发行的银行券.大清银行成立后,发行钞票为其主要业务之一.还在1910年拟定《兑换纸币则列》,企图对已经十分紊乱的币制局面加以整顿.从成立到停业清理,六年间该行共发行银两票1,688万两,银元票2,865万元.北洋时期,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滥发纸币的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政府特许发行纸币的银行有中国,交通,通商等六家,同时各省官办银行,银钱局号也大量发行各种纸币.1919年8月当时《银行周报》统计,各省官办银行另发行纸币折合银元122,937,475元,占当时全国各类银行总发行额的56.65%.在这种形式下,得政府之协助,中国银行担负起统一各省纸币的大任.于是在广东,江苏等省内设立分行,发行本行纸币,兑回省号所发旧币.然就广东,江苏,吉林三省收回之贬值纸币不下4,000万元,中行所垫之款亦达6,653,500元.且因为中央财力不及,统一各省纸币计划遂告破产.另一方面,当时中央财政竭厥,银行必需为政府垫款,尤其是中国银行,银行没有这么多现款可垫,于是便拼命发行钞票.1916年中国银行为北洋政府垫款2,200余万元,同期发行钞票达4,600余万元.中国银行发行额连年增加.如1914年为16,398,178元,1924年则为89,978,582元,1927年则增至159,001,103元.另外,北洋政府为了财政的需要,修改交通银行章程,委托其分理金库,并授予发行兑换券的特权.交通银行的发行额也是连年有增无减.1914年为5,957,627元;1927年则增至65,096,889元.北京当时有权发行钞券的还有北平农工银行与中南银行.在北伐战争期间,农工银行试发行辅币券,总额为100万元.其中京行备用券40万元,计1角券8万元,2角券24万元,5角券8万元.各地分行的发行业务中,尤以北平分行最佳.于是1928年5月董事会决议发行北平地名银元钞票,京津通用,此票极受信赖.华北事变后,平行停止发行该钞.而中南银行主要与金城,盐业,大陆联合经营,设立四行准备库发行兑换券.1923年该行也在北京成立联合分会且发行钞券.那些未被特许发钞的银行,则以领用钞券开展银行业务.同业领券始于1923年,兑换券领用办法,变更频仍,以交通银行为例,有长期领用与短期领用之分.撮其要点为:①领用数额,以所缴纳准备金为准,长期者于总额外每次领用为五千至二万不等,短期者,则对每周,月领用之数有规定;②领券准备, 长期者有四六制,十足制,八二制等;至于短期者,以迟期之本票或支票缴纳准备,迟期日数及给息另定;③领券期限,长期者无定,短期者有周,月及迟期日数之限;④各领券户与发行库不同,领券暗记也不一,由此兑换办法也随之不同.当时北京地区华资银行领用钞券获利甚丰.但发行兑换券也曾引起停兑风潮.1916年,中,交两行京钞贬值,导致全国各分支机构发生停兑风潮.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给予银行业发行兑换券的权利发放不严,加上各行对政府垫款过多,一时难以收回,库存现银不足等原因,造成1916年中交两行的停兑风潮,1920年的中法实业银行停兑事件,1921年中交两行京钞停兑**等金融风潮.北京金融市场因此也潜伏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四)经营有价证券
近代的中央政权一方面为了统一控制全国的金融而设立国家银行,进而通过特许发行纸币来充实财政,另一方面又发行大量公债以解决财政困难.因此银行主要以发行或领用钞券及投资公债来经营有价证券业务.北洋政府筹款的办法就是加税和发行公债.而且政府往往将这种公债向银行抵押来换取现款.这就造成了银行投资公债业务的兴盛.这种投资公债的方式相对于直接垫款而言,银行获利不可谓不盛:其一,高折扣.如北洋政府的公债最低折扣为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月息为3分左右.民国六七年间,市场利率为月息七八厘,银行成本平均为四厘,故有五厘银行即有利可图.而购买公债利达3分,可见银行从中获利甚厚.连当时对公债投资极为谨慎的大陆银行,在“五年公债”和“七年公债”的买卖中,也赚取了300余万元.1926年,北京银行业曾承购政府为筹付政费所发内债春节特种库券.另外,公债还可以作为发行,领用钞券的准备金,或者在市场上直接进行投机买卖,无怪乎当时银行对此积极经营,并成为首要业务.北京金城银行成立丰大证券号,专门经营公债,从事公债投机,即为一例.据统计,至1927年末金城银行账列有价证券中,北洋政府各种债券即占74.56%.盐业银行在吴鼎昌的主持下也曾经营公债投机买卖.北京部分华资银行进行证券倒卖,在20年代中期曾引起债权人的不满,甚至对银行信用及其同业组织的作用等产生质疑.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长期的严重的.据初步统计, 1912年至1926年,总共发行了27种内债,1917年以前实际发行83,182,640元,占13.59%;1918年以后,实际发行528,880,068元,占8**1%.同时,1918年以后,全国银行增设103家,占总行数142家的72.54%,两个同步增加,一脉相称.再看北京地区,据1925年统计,北京商业银行为23家,占全国性所有商业银行的16.3%.其实,北京产业并不很发达,新设商业银行资力又不雄厚,靠近中央政府,经营公债乃“近水楼台”.由此可见,投资公债是北京地区华资银行最重要的业务.据记载,北京华资银行业在买卖证券方面也曾获得丰厚利润.但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所大量发行公债,举借外债,政府垫款的担保,归还难以落实,因而银行业所经营公债,给予政府垫款还本付息大成问题.这曾引起银行业及其利益代表银行公会的强烈反应.如1921年北京银行公会等为反对烟酒续借款致函北洋政府.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传记文学社印行1982年版,第64页.叶世昌,潘连贵主编:《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张孝谋,胡景权:《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史料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267,268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4页.朱锡祚:《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沿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传记文学社印行1982年版,第20页.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前言》,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第308页.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65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张伯驹:《盐业银行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当时北京附近大兴等县农民可凭借旗地得到借款,以事农作.大宛农工银行则分别记入各县清理上报之地价.(见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42页.1932年,中国农工银行北京分行在西郊温家村设立寄庄,主要办理田亩,房舍及其它农产物抵押放款,除支持传统农业耕作外,还鼓励农民改良农产物品,栽桑养蚕,种棉,兴修水利,垦林开荒.在该行协助下,温家村还成立了保证责任北平西郊温泉村信用合作社,为当地社员储金并贷放生产上所必需之资金.同年在西直门车站附近借合顺公司建筑物设立仓库,为农民储粮,并派员常驻办理储粮押款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页.《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参见《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42页.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42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42页.按当时的规定,银行发行的钞票是可以兑换现银的,即1元钞票兑1枚银元.但是中国,交通两行共发行钞票7千余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2千万元.(见《关于上海中国银行1916年抗令兑现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第102页).一有风吹草动,持票人都向银行兑现,银行即有停业和倒闭的危险.为了不使中,交两行倒台合并能在财政和金融上继续支持自己,北洋政府就运用国家干预的办法,以政权的力量强行压制人民暂时不准向银行兑现.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此令发布后,交行上海分行遵令停兑,中行上海分行在以“南三行”为核心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下,抗令兑现,且度过这场挤兑风潮.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第4卷第4期,1955年.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抄送各银行呈购春节库券额数致财政部函》,1926年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984-98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1,206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摧残，民族工业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而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亦非常缓慢。到1897年才出现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终清朝一世，中国银行业尚处在幼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华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给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银行业在与政府结缘、投机公债的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本世纪20—30年代，在中华民族工商业衰败之中，近代银行业则仍然靠投资公债、地产而畸形发展，投资工矿事业者实微不足道。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银行业逐步向商业银行发展，力图摆脱政府的控制。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政府逐步控制全国金融体系，并施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震荡。本文试就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以及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进一步寻求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
银行业的发展是推动近代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之一。筹集巨额资本以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办新式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银行业建立伊始便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它同产业的关系不密切，却和政府财政结下不解之缘，银行业资本不是用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促进投机业务的盛行。中国近代银业始终未能完成动员和组织全国资金以供工业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起飞的任务。为什么中国近代银行业未能积极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完成？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
1.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中国银行业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银行业的资本积累的缓慢和不充分，使得银行界没有雄厚的资力去扶植近代产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金融业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有所发展，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张，原来经营汇兑和融通商业资金的票号和钱庄也扩大了营业范围，它们通过为封建官府服务或为外国在华洋行推销、采购商品，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有了一定资金积累；外国银行在华经营多年，更获取了高额利润，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但票号、钱庄、外国银行的历史代替不了中国新式银行的历史。由于其内在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中国的前资本主义金融机构票号和钱庄始终没能发展为新式银行。它们所积累的资金也未能转化为银行资本去为产业发展服务，而是转为消费资金挥霍掉了。这就是说，票号和钱庄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获取许多社会财富，却没有为中国新式银行的建立奠定任何基础，中国新式银行业建立之初，仍然面临着资金不足，需要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问题。
在建立新式银行的问题上，清政府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亦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发育缓慢，原始积累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在19世纪后期，中国传统的金融信用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外国银行纷纷来华设立分行，很快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吸收国人大量存款，非法在中国发行纸币；通过对钱庄的信贷，控制中国的主要信用机构。面对金融制度的危机，许多人建议学习西方，建立近代银行，以改造传统信用制度。清政府却置若罔闻，听任外国银行自由发展，在华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对外国商人和一些政府官员自办银行的意见则一压再压，甚至对盛宣怀准备办银行一事亦满腹疑虑（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
10、10页。），致使中国人自办银行的事业长期议而不行。在1897年以前，中国在建立近代银行制度方面几乎一事无成，丢失了整整半个世纪资本积累的时间，使1845—1897年这段时间反成为外国在华银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时期。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幼稚，亦限制了中国银行业资本积累的速度。中国的产业，在鸦片战争以前，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中，没有经过自发的产业革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内客观地刺激了中国新式工业的初步发展，一方面却又以一种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形态阻挠中华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国内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更是压迫备至，极力摧残。到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候，中国产业的发展仍极为落后，能够投资银行的当时只有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家官督商办企业，这两家企业名为官督商办实际是官僚投资居多；通商银行的商股中亦有亦官亦商的张振勋和严信厚分别投资10万两和5 万两（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
10、10页。），纯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极其稀少。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阶段，银行能够吸收民族工商业存款的数量亦很少，许多企业很少赢利，几无游资存入银行。由于没有得到近代企业资本的强有力挹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原始积累过程十分缓慢。
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资力薄弱，有限的资金又转投于政府，新式银行业也就无力对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近代银行业资金的运用，大致分为放款与投资两途，而抗战前银行业所谓证券投资，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公债投资和地产投资，于近代工业发展有害无利；只有放款一项，银行业资金才可能转到工业建设上。以抗战前的1934年、1935年和1936年为例，这三年全国银行业放款总额平均每年约为31亿元，而银行平均资产总额为57亿元（注：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黎明书局1947年出版，第116—117页。），放款占银行全部资产的54％，放款的最大主顾仍是政府，工业放款仅占放款总额的12％左右，银行业对于工业投资额还不及资产总额的7％（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3页。）。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新式工厂仍然依赖钱庄的贷款。
2、中国近代银行业起步较晚和近代产业发展的幼稚，导致了中国新式银行业从兴起到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银行业需要同产业挂钩，扶植近代企业的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然而中国近代企业资金薄弱，技术落后，赢利微弱，银行向企业投资需要承担风险，一时很难获得收益，银行业在向企业贷款上自然裹足不前，其自身也就无从取得大的发展；另一方面，银行业要谋求发展，只好结缘于政府，为政府财政服务，通过投资公债而获取巨大的利润。结果，银行业非但没有扶助近代产业的发展，反而把社会上大量原可供工业投资的资本转给政府用于军事，破坏了近代产业赖以发展的环境基础，这样银行业的发展非但无裨于近代产业的发展，反而有碍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到本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国内战乱频仍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市场丧失，市面萧条，产品无法脱售。民族工业内困于资本人才的匮乏，外遭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打击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非但没有比从前发扬光大，而是日趋衰微。如资本薄弱的火柴、卷烟等工业部门，固已不胜外资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而日趋危殆，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纺织、缫丝业，亦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农村经济崩溃的影响，出口锐减，内销迟滞，以致亏损倒闭。（注：《中国银行二十一营业报告书》，《二十一之工业》，第49—52页。）银行家为自身利益所限制，实不愿冒风险将宝贵的资金断送在脆弱的民族工业之手。
从总的情况看，在中华民族工业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得到中国银行业帮助的很少。中国银行自1928年改组后，以“增加工商业放款，以辅助生产事业不发达”为己任，但到1932年，在中国银行的放款总额中，政府机关放款仍占42.6％，商业放款占22.38％，工业放款只占11.46％。（注：《中国银行二十一报告书》。）在放款总额中，工业放款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交通银行是政府特许的一个实业银行，但1932年它对“货物抵押及其它工商业投资”的数额，亦仅“约占总额百分之九”（注：《交通银行二十一报告书》，第10页。）。这两家业务范围最广的全国性大银行的工业放款竟如此稀少。
为求自身资本扩充，中国银行业对工商业放款的取息亦十分高昂，这使民族工商业常感到难以忍受。192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在其宣言中有这样的话：“国内金融，贷款息重，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注：陈铭勋：《经济改造中之中国工业问题》，第30页。）1933年4 月华商纱厂减工时，穆藕初先生也以“银行利息过昂”为纱业衰败之一大“远因”（注：天津《庸报》，1933年4月30日，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9页。）。据日本东亚研究所在太平洋战争后的调查，1936年在华的外商银行的资本构成中，放款占47％，外汇占11％，有价证券占28％，动产及不动产占7％，现金及准备金占7％。（注：见《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在放款中，绝大多数放给在华的外资企业，利率较中国银行业放给华商企业的为低，这就使外国企业大大增强了与华资企业竞争的力量。由于中国银行业要谋求自身的发展，它的资金也就偏重投放于通商口岸，以赢利为目的，中国银行业的商业资本，大部分用于推销洋货，便利洋布、洋米等外国商品的输入，而不便于丝茶等土产的经营。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自身赢得厚利，却是在助长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的膨胀，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害无利。
3.本世纪20—30年代，尽管一些有远见的银行家开始注意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开始对中华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危机中受困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但这种扶助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金城银行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以工业放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1937年金城银行的全部放款中工矿企业和铁路放款占42.2％，这样大的比重，在当时的银行中是少见的。该行指出：“银行在社会事业之立场，必须兼顾公共之利益。故本行授信（放款）业务除注意收益性外，其公益性也素所重视，凡能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否则，纵能博得厚利，不取也。”（注：金城档案：《金城纪念刊》。）并要求各行：“于承做放款时„„遇有某种事业对于国家社会确有贡献或于本行职责及声誉确应承做时，应随时商请总处办理。”（注：金城档案：《行务会议议决案》，1935年1月23日。）金城银行在北方时期大力支持发展纺织、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生产，简称“三白一黑”。浙江兴业银行十分强调该行创办本旨在振兴实业，并在以后历年的营业报告中多次重申，因而在日常业务中，放出款项往往压低利率，优先照顾信誉较著的企业、商店，与民族工商业的关系建立较早。如近代企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时，因资金不足未能开工，张謇来沪与浙兴商议，浙兴在本身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贷款25万两，对大生厂的开工起了决定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得到浙兴放款的民族工商企业先后有600余家，其中20余家临危得到解救（注：《旧上海的金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10—111页。）。1932年，为了扶助民族工商业企业，中国银行发起组织了国货厂商星五聚餐会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促进国货产销渠道的畅通；在资金融通上，利用多种贷放方式向国货企业投放资金，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
许多史实证明：本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业在逐渐完成了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有了一定的资力的情况下，开始走出兴起和发展初期那种两难境地，开始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一定的放款和投资。这虽谈不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大的促进作用，却可以说对困难中的民族工业进行了扶持。
纵观中国近代银行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完成它所应该担负的筹集巨额资本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尽管在抗战以前，中国银行业已经把目光转向扶植民族工商业，但这距离以巨额资本投放民族工业、促进中国经济的起飞还相距甚远。银行业未能完成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原因固有多端，而政府未能负起动员资金以供投资的任务，反而把银行业从社会筹集的资金绝大部分都耗费于非生产的用途上，使本来就有限的资金未能用在工业化这一正确目标上，实为重要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认为，抗战前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全社会未能提供可供投资的巨额剩余资金以供工业发展，而在于未能最终建立将全社会剩余资金导入投资民族工商业的运行机制。
二、近代银行业与社会发展
中国银行业伴随着近代社会的进步而产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结果。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它开始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本应成为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动力，成为社会建设资金的最主要供应者。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制约，中国银行业最终未能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梦想，却在战争、国家高度垄断、政府施行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作用下，银行正常功能丧失殆尽，最终同政府财政一起走向崩溃的边缘。
如前所述，中国银行业不是直接从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而和产业关系不密切，却同政府财政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近代的银行大都以向政府垫借巨款、承销政府公债起家，许多银行都把政府借款“视为投机事业，巧立回扣、手续、汇水各项名目，层层盘剥，与利息一并计算，恒有至五分以上者，殊属骇人听闻”（注：《银行杂志》3卷6号。）。从中国银行兴起到本世纪20—30年代银行业的发展时期，同政府财政挂钩的垫款和公债业务都是银行业的最主要业务。
经营公债和对政府放款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北洋政府时期，政府更替频繁，后任政府往往不承认前任政府的债务，放款的银行也就无法把借款收回，许多银行因此破产倒闭。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仍然以向银行业借款和发行公债来筹集财政开支，银行业对政府公债仍然是趋之若鹜，以战前的1933年为例，1933年底全国公债余额的9亿多元中，至少有4～4.5亿元的数额是握在国内银行界之手。（注：据浙江兴业调查处统计数字统计，见《中国的银行》，第74页。）这种各大银行将大部分资金投资政府公债的现象，实为银行业最危险的举动。吴承禧在1934年曾指出：“银行的资金，大都来自社会，本非银行自有，今银行以社会付托之资金，贪图厚利，提供政府，如一朝政局骤变，篮坠卵碎，两手皆空，危险岂不太大！且银行界对于内债的投资，昔之眩于厚利者，今则以欲保持以往投资的利益起见，势成骑虎，有愈陷愈深之慨。此种情形，岂能任其长久继续！我们很怕中国银行业的全体，将来或许有一天，会随着财政崩溃以俱亡哩！”（注：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81页。）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尽可能多地掠夺财富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法币贬值的手段来解决偿还政府借款和公债问题。战前各大银行曾大量购买公债和借款给国民党政府，但战后国民党政府归还时却只按当时的数额和利率归还，在数十万倍数的通货膨胀下，实际上等于赖账不还却又赚回了有借有还的面子。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加足马力，内迁的中国银行界还基本上保持着正常或比较正常的银行功能，各大银行大都设计了一套支持工矿、商业的信贷计划，希望促进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以金城银行为例，抗战初它曾制定了一个“基本事业”设想，筹设嘉陵纱厂，从事食盐运销和棉花、纱布的经营，加强与迁入四川工厂的业务往来，走一条信贷—工贸综合发展的战时金融路线。在这种战略指导下，金城银行在钢铁、机器、煤矿、化工等行业中，至少投资7000万元。（注：据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使银行投资和放款很不合算（通货膨胀率与债权人的收益率成反比）。因而金城银行很快改变经营战略，制定了以外汇、黄金、物资、证券、地产为主的战时业务方针，把资金大量用于自己的附属商业企业和外汇上，仅购入美元一项就达200多万美元，走上了套购黄金外汇、搜购物资、囤积居奇的道路。
1940年底，26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96％；1941年底，36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89％；1942年3月底，60 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80％。这些银行都是从事商业投机和外汇投机，进行商业囤积以保存实力，这更导致了经济产出水平急剧下降，物资短缺，物价暴涨不止。这时，银行业已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的正常功能迅速退化，几乎沦为流通领域的商业企业。由于国民政府高速通货膨胀政策，破坏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和信用制度，使银行业正常的存、放、贷业务无从开展，中国的商业银行业已陷入绝境。
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政府用了8年的时间，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四行二局一库”国家垄断金融体系。国民党政府利用这一金融垄断体系，高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控制或吞并全国各家商业银行，操纵全国的金融市场，推行其搜刮人民财富的金融政策。抗日战争胜利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增发指数为394倍，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额达6636946亿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发行指数竟膨胀了47万倍，使同期物价水平暴涨了571万倍。（注：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在如此狂奔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甚至连资本家都倍受痛苦，使国家银行丧失了正常的金融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变成了反动政府的搜刮工具。这样，国家银行非但不能稳定金融局势，反而造成了全国的金融混乱和金融震荡，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
中央银行是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体系的中心，1928年成立时，曾标榜：“代为国家做事，非以营利为目标，与普通银行性质固异，即与他种国有营业机关性质也不相同。今国家银行的业务，当以全民之利益为目标，不当以银行自身之利益为目标。”（注：《银行月刊》，第8 卷第11号，载银行近闻《中央银行开幕志要》。）而实际上，中央银行却是凭借其垄断地位，与普通银行竞争营业，进行投机事业，攫取巨额利润。如1933年经济危机年代，上海各银行的决算盈余报告，无论大小银行，少则获利数万元，最多不过百万元，而中央银行则独获盈余1200万元。（注：孙怀仁：《中国经济之畸形发展》，《申报月刊》2卷2期。）正是由于中央银行实际上奉行与商业银行争利的政策，又有政权作保证，经营起来一帆风顺，成立仅8年间，存款增加41倍，纯益增加61倍，到1936年，资产总额达到1928年的23倍。
中央银行连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中国、交通、农民银行高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控制了全国工矿、交通、农林企业的贷款、投资权。国民党政府利用四行，将全国商业银行及其他半官半商的银行吞并或控制起来。如具有悠久历史的三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曾于1935年发生挤兑危机，政府借名“救济”，以500万元资金加入三行，对三家银行进行兼并，使其成为支属银行。此外，其他重要的商业银行，比如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上海、新华等银行，都因渗入了官僚资本的股份而受到控制。（注：许涤新：《官僚资本论》，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53—58、99、103页； 《银行周报》第991号。）还有许多银行如金城、大陆等，虽未被直接控制，但无论在业务上、资金上都没有独立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非但未能向商业银行提供有关服务，以助其应付金融危机，反面乘商业银行危机之时，对其进行打击和兼并，这时的国家银行已完全丧失了应具有的服务性职能，走向了反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幼稚，银行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建立伊始就被迫同政府财政结缘，其发展是同政府公债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中国银行业也就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而且银行业自身也受到政府财政的影响，时时受政局变化的牵制。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政府逐步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对银行业进行多方限制和统制，使得本应成为社会经济“百业之首”的中国银行业逐步丧失了银行的特殊功能。其国家银行非但不能承担稳定金融秩序、推进全社会进步、为社会提供建设资金的任务，却成了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搜刮工具，成为全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制造者。而商业银行在国民党政府控制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业务经营日见萎缩，逐渐失去了商业银行的正常功能，被迫从事投机事业以自保，陷入了严重困境。到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各商业银行被胁迫交出全部外汇资产，蒋介石密令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200 余万两从上海运往台湾。在一片慌乱中，宣告了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统治的破产。而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影响下，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浙江兴业银行强调振兴实业，如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浙兴银行一直列为重点放款户。浙兴银行尤其关注国计民生急需的事业。1934年，浙兴向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建议，尽快修筑钱塘江大桥。建议被采纳后，浙兴积极筹措款项，邀请中国、浙江实业等银行组成建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在浙兴银行发展的中后期，它还注重经营房地产业务。在旧上海的金融界中，浙兴的房地产业务做得最大，到
40年代末，拥有近1000幢房屋。
金城银行
1921年，北京的中国、交通银行发生两次挤兑风潮，金城的存款户数虽多，但“大致未经提动”。为便利客户，金城设置了多种多样的存款方式，有定期、活期、特种等，每一类又分若干种。为提高服务效率，金城非常注意对行员的基本技能培训。1924年至1928年，专门开办会计训练班培训行员。在接待客户上，讲究礼貌待客，“顾客至上”。在放款上，以对工矿企业放款和投资较多而闻名。据统计，从1917年至1927年，金城放款的工矿企业有一百多家，重点是纺织、化工（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经营得法，业务发展迅速，1936年存款达1.83亿元，一度超过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中南银行
中南银行成立于1921年6月，总行设于上海。创办时实收资本即达500万元，这行首位。在旧中国私营银行中是罕见的。主要发起人和最大投资人为南洋华侨黄奕柱。因系侨资为主，很快被批准获得钞票发行权。总经理为胡笔江，他为中南银行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南银行是侨资银行，为便于华侨汇款和进一步参加国际金融市场，胡笔江力主中南创立国外汇兑业务。中南香港分行、厦门分行成为侨汇枢纽。由于中南银行外汇业务经营时间长，国民政府历次统制外汇都指定该行为经营外汇银行。中南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到30年代初，存款总额跃居私营银行的第三、四位，它也有较多的工业放款和投
资。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是在大清银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1917年起，经当时副总裁张嘉璈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日益商股化。
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修改了中国银行条例，改组中国银行。规定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总管理处也由北平迁至上海。张嘉璈即聘任总经理主持行务。
中国银行改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增加了官股，但是中国银行的实际经营管理权仍
掌握在江浙资产阶级之手。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再次修改中国银行条例。条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宋子文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至此，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了中国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机构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前身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蒋介石为对红军围追堵截，需要大量军费。他认为四省农民银行太小，无济于事，便决定将其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策划，1935年6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在原四省农民银行基础上改组而成为的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了。资本总额仍为1000万元，总行仍设在汉口，1937年迁至南京。根据《条例》规定，该行办理农业放款，票据贴现，买卖证券，经营储蓄存款和汇兑，享有兑换券发行权、农业债券发行权和土地债券发
行权。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行业，银行一经出现便显示出勃勃生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深陷于欧战，中华民族工商业趁机获得迅速发展，极需银行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一向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国在华银行，由于失去本国经济力量的支援，不得不放松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压力，有些甚至转而向中国银钱业拆借款项。这一切给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据统计，1915年～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4家；1911年华资银行存款总计1亿元左右，1921年达5亿元。
经过早期银行家们的励精图治、艰难创业，近代中国自办银行仅以二、三十年的时间，便走完了西方银行家们200多年行走的路程。尤其是在1920、1930年代，一方面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为代表的政府银行体系得以形成；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私营银行（即由华商投资创办的私人资本银行，在某些场合也被称为华商银行或华资银行）努力应对政府监管，积极开拓市场，迎来了中国银行业、特别是私营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统一币制与国库、调剂全国金融，即开始筹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1928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中央银行设有理事会、监事会、总裁，首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其后长期由财政部长兼任。根据条例和章程，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和发行国币、经募国内外公债等特权。虽然拥有多项特权，中央银行初期实力远不及中国银行，甚至比不上交通银行。1935年起，国民政府对中央银行增资，使其资本总额达一亿元，居当时国内各银行之冠，并颁布《中央银行法》巩固其地位。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地位的加强，中央银行资力得以迅速增加，至1936年，其资产增加约25倍，存款增加约48倍，纯利增加70倍，为国民党政权实施金融统制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业务也得到较大发展。北洋后期，中国银行2000万元资本总额中商股曾达到1971万元，交通银行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基本摆脱了政府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中国银行被改组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交通银行被改组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官股增加到20％。待到1935年第二次增资改组，中行官股达50％，交行更高达60％，另通过修改条例、增派官董、撤换主要负责人等手段，国民政府最终把中、交两行纳入政府银行体系。与此同时，中交两行加速了近代化建设，业务规模与日俱增，到1934年底，中行资产总额达97565万元，其存款、放款、发行分别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各项合计数的50.5%、59.2%和50.7%，占全国银行业的15.3%、23.3%和34.6%，成为全国资历最雄厚、业务最发达的华资银行。同样，交通银行的存款、放款等各项业务均增长数倍。
1933年4月，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下设的“农村金融救济处”被改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正式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额定资本1000万元，分别来自财政部拨款和各省市政府的认股，但该行实际受国民党军方的控制，主要业务为发行纸币、垫付军政费，存款、汇款中80％是军费、军饷。另办理农村救济贷款，1933年为30万元，1937年便达1859万元。
以上中中交农政府银行体系的确立和对全国金融统制的实施，一方面是国民党政权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抑止在华外国经济与金融势力，稳定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促进货币制度、银行制度的改革和现代化。
私营银行的经营理念与实践
推动近代中国银行业繁荣的核心力量，是那些吸收了近代银行经营理念、制度、经验，勇于打破成规、大胆创新的华商银行。
“服务社会”是当时华商银行的普遍信条。许多银行家在服务社会的理念之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灵活方便的经营方式开展业务：如信成银行曾首创“一元开户”；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采用“零存整取”，客户每月存入一元，十五年后可支取本息504.66元；大陆银行推行“特种定期存款”，客户一次存入171.51元，十五年后可得本息1000元；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开办存取两便储金、整存零取储金、存本付息储金，并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的主张，力主银行建筑要平民化，以消除普通存户自惭之心理。这些因时因地开拓业务的理念和进取精神，成为银行经营的宝贵财富。
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则是私营银行业的重要经营理念。如陈光甫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方针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该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总额，在抗战前最高曾达14 000余万元，户数达2000多个，对工业放款的比重一直占全部放款的1/3左右。又如，周作民在创办金城银行时提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始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金城银行在1927年对棉纺织、化学、煤炭、面粉等工业放款与铁路放款，合计占放款总额的40.19%，1937年该比例增至42.2%。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时即强调“以发展工商为原则”，其上海分行的工业放款，1928年占全部放款比重为36.8%，1936年上升到61.8%。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兴业银行先后为600余家民族工商企业提供过贷款，并解救了20余家濒危企业。中国第一位实业大王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一度因缺乏营运资金而一筹莫展，幸得浙江兴业银行的贷款而摆脱困境，从此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每逢张謇告急求援，浙江兴业银行都给予及时的帮助。著名的民族企业家“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厂，1935年受日货冲击濒临倒闭，刘鸿生希望能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商请宋子文给予贷款支持，却被其挖苦股票已连草纸都不如，最后也因得到浙江兴业银行的贷款才挽救了危机。此后，刘鸿生不止一次地感慨：浙江兴业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在“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的号召下，银行不仅为民族工业提供资金融通，还在经营方向与方式上进行调整，以期对民族工业有所促进，如举办小额工业贷款，用信用放款办法扶植小工业发展；举办国货工厂定期聚会，促进经验交流；组建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在各地成立中国国货公司等。金城银行还曾参预研究改良植棉事业，组建华北农业研究改进社，向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省棉农发放优良棉种，指导种植，提供多开创了商业银行经营农业贷款的先例。
华商银行业曾组成银团，以庞大的资金支持国家重大经济建设。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联合投资兴建浙赣铁路，贷款数占全路总工程费用的60%。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中国银行等还另组银团，投资兴建钱塘江大桥。这两项工程在支持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三行”等银行还是最早一批经营外汇业务的华商银行。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在外汇经营方面一直存在激烈竞争。外商银行当然不甘其世袭领地被步步蚕食。1932年，英商麦加利银行公然发难，宣布拒绝接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之签订的外汇合同，企图凭借资金优势限制华商银行经营外汇。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其他华商银行支持下，也拒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海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动。最终两家银行恢复交换合同，华商银行外汇业务得以继续开展，进一步打破了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外商银行包办的局面。
银行家的合作与互动
伴随着中国银行业的成长，一批著名银行家迅速崛起于金融界，如中国银行的宋汉章与张嘉璈、交通银行的钱新之与胡孟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与徐新
六、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盐业银行的吴鼎昌、中南银行的胡笔江、大陆银行的谈荔孙、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王志莘，以及徐寄庼、陈朵如、孙瑞璜、杨粲三等。
由于熟知近代银行经营知识，遵奉银行运行基本原则，制定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讲求办事效率，注重服务质量，重视银行营业设施的近代化，这些银行家大都在金融领域中成就显著，并因此获得种种赞誉。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曾被称为金融界的“四大名旦”。此外，张嘉璈与宋汉章为维护银行信誉，拒不遵行北洋政府“停兑令”而享誉社会；陈光甫因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个“第一”和“之最”，还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朝野颇具人望；周作民则因在历届政府中都能够逢源立足，善借机缘，被人称为金融界的“不倒翁”；徐寄庼在抗日战争时期身处沦陷区，面对日伪多次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洁身自好，被后人赞誉为“金融界之莲花”。
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日本的经历，或专攻货币、银行学，或精通财政、经济学，徐新六更是当时少有的兼攻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人才。由于教育背景、从业经历、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相仿，这些银行家往来密切，联系广泛，形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力，甚至参与政事，对不少重大问题发表过主见。
在银行业内部，由这批新式银行家领导的银行往往在业务上相互扶持，互通有无，合力对外。如“南三行”虽然是独立经营，没有设立联营或集团式的统一组织机构，但业务上相互支持，互兼董监，实际上收到了联营互助的效益。
“
1918年，上海银行业头面人物发起成立银行公会，1931年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到1936年7月，会员由最初的12家发展为43家。银行公会的负责人都是银行业的核心人物，会长一职则长期由宋汉章、陈光甫、盛炳纪、李铭等交替担任。在他们的倡导和主持下，银行业加强了自身的联合，建立和健全了各项金融措施。如在银行公会成立初期便设立了上海公栈，以利货物流通；又设立公共准备金，12家银行共集现银30万两，由中国银行特设金库保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凡会员银行因市面发生意外风潮而需维持并藉资周转时，都可以相当抵押品向公会抵押借用；主办《银行周报》，沟通信息，宣传新式银行知识等。1932年2月，还发起设立了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通过集中各会员银行缴存的资产，解决各行资金调配问题，起到了调剂虚盈、实现同业互助、应付紧急状况的作用；1933年1月，又在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之下成立中国第一个正规化的票据交换所，对转变传统的资金清算方式、加速资金周转具有积极意义。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上海银行家们在近代化经营活动和银行制度建设方面，都迈出了新的步伐。
纵观1920、1930年代的中国银行业，繁荣时期银行数量曾达到100多家。据统计，1928年～1936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8家，且各大银行的资本额与业务量都获得显著增长。以当时全国25家主要私营银行为例，1927年存款总额为48731万元，1936年增加到136370万元，增长了1.8倍；1927年放款总额为45963万元，1936年增加到109999万元，增长了1.4倍，这种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期间，虽然也有为一时之目的如投机公债、房地产、金银外汇等而设立的银行，但更多的华商银行则为振兴民族工商业、促进近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银行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前十年的继续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一方面，自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的爱国运动，打击了外国在华银行的扩张势力与霸权地位，外商银行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经理巨额外债、吸收国人存款、发行银行兑换券等特权性业务被削弱，为华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以银行家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财政支持，因此银行业也凭借承销公债、买卖证券等业务获得巨额利润。此外，钱庄的逐渐衰落、沿海地区资金的集中、随着经济发展各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增长等，这些客观上都为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经济遭到沉重打击，重要工矿企业内迁，大量银行机构也不得不内迁。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社会生产与流通再度受到破坏，金融领域严重失序，整个银行业信用破产，私营银行业更走向衰落，中国银行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随之落下帷幕。
篇2：中国近代数学发展简史
（一）中国古代黄金矿业的历史渊源
通过考古发掘成果表明，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迄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我国黄金的开采和使用亦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认识了黄金。
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各种金器的出土墓葬或遗址的年代，最早的为商代早期。如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珥形金饰，河南辉县殷代墓葬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金块、金箔、金叶都证明了我国早在3500年以前就已开始使用黄金，并掌握了加工制作金的工艺技术。
中国黄金生产在世界黄金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构成了世界黄金史的重要篇章。从世界采金史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采淘砂金开始的。我国采金活动始于奴隶社会早期，淘洗的砂金是从含金的砂砾层中得到的，古称“河金”或“麸金”，后来又根据砂金赋存地质条件的差异,分为“水砂中”淘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的砂金两种。脉金的开采时代远远晚于砂金，大约起于唐代、宋代之间。劳动人民为获得宝贵的黄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唐代诗人刘禹锡把生产黄金的艰辛和贵族们的奢侈写入诗中：“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北京平谷出土的商代金臂钏、耳环，四川广汉出土的周朝金手杖，汉朝来自湖南长沙马王堆的金缕玉衣，唐代的纯金十二环锡禅杖，明代的耀眼的金装饰，件件文物展示了中华民族采金历史的悠久和制金技艺的高超。中国黄金生产始于商、兴于汉、衰于两晋南北朝，复于唐。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对黄金时而禁采，时而开禁，高亢和低迷交替出现，阻碍了我们这个民族快速发展黄金生产的脚步。
（二）我国重点产金区开采史
山东招远素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又有“金都”之誉名。它不论在黄金生产上，还是在金矿地质与成矿规律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胶东西部掖县、招远、栖霞三县中，金都招远的金矿开发最早。招远在境域之内，北北东向的招平断裂带把招远县一分为二。东半部主要为变质岩分布区，与栖霞相似。西半部为花岗岩类分布区，它南延至平度，北延至蓬莱，构成一长度超过140km，宽度超过40～50km的复式岩带。招远玲珑石英脉型金矿与罗峰-台上蚀变岩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东缘；掖县新城-焦家金矿带与三山岛-仓上蚀变岩金矿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西缘。
由于玲珑金矿属石英脉型，自然金粒度较粗，常见明金＞0.0125～0.1mm的占51.79％，加上脉体边界清晰，容易辨认，脉群又十分密集，便于开采，而且大部分出露地表，引人注目，因此在胶东西部三县中，玲珑金矿开发最早，相传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年1007年），便已派大臣潘美来玲珑督采黄金。较栖霞早260年，较掖县至少早960年。
招远采金虽较栖霞与掖县为早，但胶东采金仍较鲁西为晚，而胶东西部又晚于胶东东部，先秦时（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泰山产金记载初见于《山海经·东山经》（夏湘蓉等，1980），以后又见于《汉书·武帝传》：“泰山见黄金”（章鸿钊，1927）。而胶东采金记载初见于《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所记为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公元607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昌阳（今莱阳）县东一百里黄银坑（在今乳山境内）冶铸黄银（即银金矿）。故胶东采金较鲁西至少晚800～1000年，而胶东西部较东部采金至少晚300年。但胶东所以能超越鲁西，胶东西部所以能超越东部，后来居上，甚至在全国遥遥领先,显然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金都招远金矿资源丰富并获得大力开发有关。
唐代采金机构分布于六州，但以南方砂金为主，胶东并不是重点。北宋时已将胶东划分为登、莱二州，到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全国采金的监（主管）、税（税务）、冶（冶厂）、场（采场）、坑（矿坑）只分布于四州一郡，而且并不包括胶东登莱二州，还不如唐代。到北宋中期，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增为六州十一冶，并将登、莱二州亦包括进来，六州中胶东已占其二，但还不是重点。到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又增为二十五州，已为唐代的4倍，其中登、莱两州黄金年产量高达9583两，占全国总产量的89.5％，才使胶东产金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金都招远金矿开采更盛，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派太监魏忠贤来玲珑督采黄金，地域和规模更加扩大，据《招远县志·艺文》（清张作励等，公元1660年）载毛贽咏《金华山》：“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砍秦松”反映了当时的开采之盛况。金华山在招远县城西北20km，玲珑金矿西南30km处，矗立于招远西北部的平原之上，海拔192.3m。它西有望儿山金矿，东有蚕庄金矿，西南有黄埠岭金矿，东南有灵山金矿，西北有河东、河西金矿，东北有前孙家、洼孙家金矿，它本身因受金华山断裂剪切，山形扭曲，也有金矿化。明代金华山一带金穴已达千百处，可见招远西部原生金矿开采之兴盛了。另根据《招远县志·山川》中记载：此时砂金的开采也属极盛时期。“淘金河在县西北四十里，东北十五里入界河”按淘金河发源于招远西北部灵北（灵山-北截）断裂带北缘，它先后穿过金华山、望儿山等一系列断裂带，向北流入界河。沿途金矿化十分密集，盛产砂金，淘金者众，淘金河也因此而得名。
到清末光绪年间，当胶东东部牟平一带金矿开发处于收缩停顿阶段时，在胶东西部的金都招远，不仅西北部蚀变岩型原生金矿与砂金获得大量开发，玲珑石英脉型金矿由于吸收官商与侨商投资，而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产量大增。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97～1898年）玲珑金矿矿工多达3000人，年产金7000两、银1300两。当时仅玲珑一个矿的产金量，已相当北宋元丰年间全国年产量的65.36％，胶东全部金产量的73.05％，可见金都招远在清末全国所占的重要位置。
四顾胶东金矿与金都招远开发史，可见胶东黄金生产自北宋以来在全国几度领先，虽历经千年，不但至今不衰，反而蒸蒸日上，实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招远金矿资源十分丰富有关，也与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断加深、技术不断进步有关。
（三）我国历代黄金产地的分布
篇3：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简史初探
一、中国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末民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崩溃和新的社会形态逐步建立的探索过渡时期。这时, 一批有识之士先后认识到, 当时中国正面临“四千年未有之变故”, 面对“四千年未有之强敌”。要改变当时的窘况, 就必须改革原有的儒家“以和为贵”的政治理念, 效仿西方, 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等, 以强吾国。同时伴随着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进程, 西方的社会学随之传入中国。
在受到西方社会学思想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响下,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当时中国之贫困在于实业不兴, 致使人民疾苦众多, 又加之连年战事, 民不聊生。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振兴实业、救济贫困, 随着思想家和西学的实践者的呼吁, 中国传统的“以养为主”的济贫方式逐步被西方式的“兼筹养教”济贫方式所取代, 使贫困者在接受救济之后能够自谋职业而生。随后, 光绪八年 (1882年) ,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广仁堂, 将“兼筹养教”的思想加以实践。之后, 清朝政府又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附设工艺所, “兴养立教”。[1]
社会工作是以助人自助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的专业服务活动, 它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度过困难时期, 同时帮助他们学习自行解决今后的生活、精神方面的问题的能力。而在清末所产生的救济思想和救济方式正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基本的价值理念。伴随着这种思想和价值的推动, 在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得以发展, 并成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渊源。
二、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一) 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的建立与发展
随着社会学的传入和社会工作思想的形成, 我国在20世纪初期逐步建立了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 这些机构依赖和脱胎于西方教会创办的大学和机构中。上海沪江大学首开其端于1913年创立社会学系, 成为中国最早设立的社会学系的大学。这样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慢慢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 “最早进行社会工作研究的中国学者当首推朱友渔, 朱友渔于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兼职教授”, 在任职期间对社会工作进行介绍和推广, 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和课程体系以及实践活动。
而中国的社会工作正式成为一门专业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2年,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步济时先生出任社会学系主任。他制定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宗旨和原则就是培养专门的社会服务专门人才和理论专家, 讲授课程也着重于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调查等。1925年,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 研究范畴也仅重视理论的应用方向, 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 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社会福利工作者, 这样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正式开始。1926年, 许仕廉在步济时之后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倡导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应为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在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同时, 更加注重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工作。许仕廉在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带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于1928年在清河镇设立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室, 由杨开道进行指导与研究, 推动着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在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起步之后, 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 苏州东吴大学、教育行政学院, 杭州的之江大学, 南京金陵女子学院, 山东齐鲁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先后或成立社会福利行政系、社会行政系, 或开设社会工作方向等课程。这些大学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社会服务人才, 为当时贫困和战争的救济与救援工作做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贡献。1948年, 南京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系, 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 成为当时也是中国仅有的社会工作系。
与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同时, 社会工作的实践也不断进行。当时的社会工作服务与实践主要以农村社区工作为主, 以个案社会工作为辅进行开展。在社区工作的实践方面, 乡村建设运动是比较著名又有较大影响的运动, “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李景汉等一批学者以社会工作教育为中心, 希望通过知识分子下乡, 开展平民教育, 以少数知识分子唤起多数民众的自觉, 改造乡村社区, 推动乡村建设。”此种种实践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先河。在个案社会工作方面, 1918年北京协和医院成立“宗教与社会服务部”, 开展医疗个案工作。此外, 还有一些民间慈善组织所从事的济贫和定向福利工作也推动着社会工作的发展。
总的来说, 在民国期间,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在逐步探索与发展之后开展的有声有色, 为今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建国初期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建国初期,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大致如下:
“在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救济, 就业安置和社会改造等社会工作。”“此外对于一般的流氓、乞丐、娟妓、吸毒者、算命卜卦者则给予收容与教养, 以教育改造为主, 同时辅以多种形式的社会救济, 给予治病与戒毒治疗, 组织学习生产技艺, 安置就业或遣送回籍。”“党和人民政府在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的同时, 还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许多慈善机构和救济福利团体, 进行了接管和改造。这样, 到1953年初, 上述社会问题便基本解决, 新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 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为基本出发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不断发展和壮大着。
(三)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中断与重建
1952年, 我国在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进行批判时, 作为学科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学一同被取消, 在随后的将近30年中社会学和社会工作销声匿迹。社会工作教育虽然被取消, 但作为实践的社会工作并没有中断, 社会工作仍然在共青团、工会、妇联、民政部门中进行并缓慢地发展着。
1979年春天, 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 中共逐步意识到恢复社会学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借鉴的重要性。1979年3月15日——18日, 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所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6日上午, 胡乔木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代表中共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 社会工作也间接得以恢复。同年3月30日,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 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同年, 以费孝通、雷洁琼、林耀华等著名社会学家为主要倡导者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 这样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已经初见端倪。在恢复重建工作中, 各个省市社会学研究所和几所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建立。但由于社会学取消时间之久, 专业人员“断代”现象较为严重, 又因为缺乏专业的社会学师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先后又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区举办社会学长、中、短期培训班, 为社会学的教育培养师资力量。同时, 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培训也在培训班中进行。1981年, 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一书中, “专门增写‘社会工作’作为独立的一章, 成为我国恢复社会工作教育的开端”, 这样社会工作逐步有了重建的起色。
在我国社会工作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雷洁琼教授在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不久, 就开始开展社会工作教育和建设。1980年冬天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期中国社会学讲习班上, 凭着早年留学美国的经验和所见所闻以及社会工作素养的灵敏度, 雷洁琼教授主讲《社会工作》这门课, 也使得社会工作这个名词得以发展与普及。在那时, 雷洁琼教授鲜明地指出社会工作发展至今已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专业,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我国的社会工作必然会有空前的发展。“1985年, 雷洁琼教授又在第一届民政理论研讨会上指出:‘民政工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至此, 社会工作被人们不断的提及与重视。
与此同时, 中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业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率先开设社会工作课程, 其他院校也相继设立社会工作课程。1986年,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1987年, 民政部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成立。1991年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1994年,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从此,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得以重新发展。直到今天, 我国发展成为有200多家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 使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达到了高潮。
三、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总结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其思想来源于西方福利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结合, 针对我国历史发展状况得以起步和发展。在民国时期,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的建立与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我国民众的生活状况。虽然,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化和连年战事的发生使得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缓慢, 但总体来说社会工作还是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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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4]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殷晓清、薛和:《当代社会工作》,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3年。
[6]董根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轫》,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7期。
[7]孟晓玉:《社工教育——隐遁在岁月中的足迹》, 《中国社会学导刊》, 2008年第9期。
[8]李宝库、王青山:《社会工作在中国》, 《社会工作研究》, 1994年第1期。
篇4：中国保险的发展简史
1805年，英国人在广州成立于仁保险公司，是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
1875年，最早的华裔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在上海成立。
1899年，中国经营的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中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成立。
1949年，上海约有中外保险公司400余家，其中华裔保险126家。
1949年10月20日，保险业收归国有，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垄断中国保险市
场。
“文革”期间保险停办成为中国保险时尚的一段空白。
90年代初，平安、太平洋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独家垄断的局面。
199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2002年10月修正，2009年
2月再次修订，新版保险法于2009年10月1日实施。
1996年，新华人寿等第一批适应保险法要求的股份制、专业的商业保险公司成立。 2004年，中国入世后保险市场全面开放。国内保险也股份制改造全面完成。 2008年，中国保险市场总保费收入9384亿元，总资产达到33000亿元。
200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再次修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表决通过修订案。
二、世界保险发展简史：（总概论）
公元14世纪后半叶，意大利，海上保险
17世纪中后期，英国，火灾保险
18世纪，英国，人寿保险
19世纪末期，德国，综合保险学
20世纪中期，美国，风险管理
世界保险业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每阶段有哪些标志性事件？
（一）、海上保险
标志性事件：萌芽——共同海损（共同海损思想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的地中海，公元前916年在罗得岛上制订的“罗地安海商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商法）
（二）、火灾保险
标志性事件：
1、1666年的伦敦大火是火灾保险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直接诱因。
2、牙医巴蓬（现代保险之父）的差别费率。
（三）、人身保险
标志性事件：
1、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完成第一张完整的生命表
公元前4500年埃及石匠的“互助基金”。
2、“冬蒂”方案。
3、1699年英国的孤寡保险社
详细如下：
保险法学的产生
14世纪后半叶，海上保险开始在意大利出现。
16世纪初期，以海上保险条款与判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海上保险专著的出版，标志
着保险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由于这时候的保险研究侧重于有关海上保险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因此，当时的保险学被称为保险法学。
保险法学的建立，不仅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理依据，而且为海上保险合同的履行扫清了障碍，进而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世界贸易的中心领域逐步地从意大利扩展到英国、法国、荷兰等地。人类由此意识到保险理论研究对保险实践产生的巨大作用。
保险精算学产生的背景
继海上保险之后，火灾保险、人寿保险相继形成。
人寿保险究竟起源于基尔特（Guilt）制度，还是起源于公典（Monut of Piety）制度
或年金（Annuity）制度，似乎没有具体史实可以佐证。然而，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存在于13世纪至16世纪之间的上述三种制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性质的人寿保险，而是一种具有相互性质的人寿保险的雏型。由于当时的人们没有从理论上找到其赖以存在的数理计算问题，所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寿保险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直到保险精算学产生并应用于保险实践之后，它才开始转化为真正意义是的人寿保
险。
保险精算学的产生
17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有两位保险精算创始人对人寿保险计算原理的研究取得突破
性进展，一位是荷兰政治家维德（JaanWitt），另一位是英国天文学家赫利（EdmundHalley）。前者倡导了一种终身年金现值的计算方法，为国家的年金公债的发行与生息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后者在研究人的死亡率的基础上，发明了生命表，从而使年金价值的计算更为精确。
18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辛浦森（Thomas Simpson）根据赫利的生命表，制作出
依照死亡率的提高而递增的费率表，陶德森（Jams Dodson）依据年龄之差等因素研究出计算保险费的方法，至此，人类实现了死亡保险的梦想。
虽然上述过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但所得到的结论却十分简单：统计学和概率
论成为应用数学并加以推广，为生命表和年金的计算提供了可能；保险精算学的产生，使理论意义上的人寿保险转化为现实意义上的人寿保险，开创了人寿保险发展的新纪元。
综合保险学的产生
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综合保险学，对保险业的发展，对提高保险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国是综合保险学的发源地。
早在17世纪前半期，德国根据三十年战争的经验，将保险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实行火灾保险国营计划，为此后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保险迈出了第一步。
后来保险又被纳入社会政策范畴研究，为1880年德国劳动保险的实施并取
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895年，德国经济学家雷克西斯（Wilhelm Lexis）、法学家艾伦伯格和数学
家波耳曼三人合作，在哥廷根大学成立研究所，开设了以保险综合研究为内
容的保险课程。他们首次将保险与经济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开创了以应用
保险这一经济杠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先河。
微观保险学的产生
在德国学者将保险与经济挂钩研究之后，美国经济学者于20世纪初开始从保险与国
民经济、企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出发，从事保险学的研究。他们认为保险是经济生活处于危险地位的一种对策，提出了保险与风险管理关系的观点，创立了微观保险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兰脱1911年发表的：“风险与保险的经济理论”论文，芝加哥
大学的奈以德和哈代提出的“保险是经济生活处于危险时的对策”等观点，可被视为当时美国微观保险学研究的代表。
三、计算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
1、保险深度：保险深度是指某地保费收入占该地国内生产总
值（GDP）之比，反映了该地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保险深度取决于一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保险业的发
展速度。
2、保险密度：保险密度是指按当地人口计算的人均保险费额
。保险密度反映了该地国民参加保险的程度，一国国民经
济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计算
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GDP总值：397,983.15亿
2010年全国大陆地区原保险保费收入：1,542.80亿
2010年全国大陆地区总人口：13.39亿
保险深度：0.003876546
保险密度：1***68
四、中国保险现状
近年来保险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外资金融保险机构对华投资不断增加，中资保险公司的对外投资和“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我国保险市场与国际金融保险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我国保险业。当前，我国保险业受此次危机虽然影响相对较小，但必须高度重视和重点警惕国际金融保险风险跨境传递。首先，高度重视和重点警惕保险资金运用不当可能带来的风险。投资风险是保险企业发生经营危机的关键因素。要持续做好风险排查，完善投资风险分析、预警和应对机制。其次，要高度重视和重点警惕因个别公司偿付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风险。保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是防范保险风险、维护保险市场稳定、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保证。要把偿付能力作为保险监管的刚性指标，把偿付能力充足作为防范风险的一条红线。当前，要紧密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按照有关规定，密切关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变化，加强资本管理，以强化偿付能力约束。第三个需要高度重视和重点警惕的是，由于保险消费者信心不足和销售误导可能引发的非正常退保风险。我国保险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取得长足发展，抵御国际金融风险跨境传递能力得到较大增强。
2008年1-9月，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7939.6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840.4亿元，同比增长18.6%；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455.9亿元，同比增长63%；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82.3亿元，同比增长72.3%；意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161亿元，同比增长7.8%。截至9月底，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3.2万亿元，比年初增长9.8%。保险赔款和给付支出2227.2亿元，同比增长 35.5%。其中，产险业务赔款981.5亿元，同比增长40.2%；寿险业务给付1075.1亿元，同比增长32.2%；健康险业务赔款和给付 125.1亿元，同比增长49.5%；意外险业务赔款45.5亿元，同比减少0.6%。特别是2008年年初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保险业主动开展理赔服务，在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9月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8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6%。其中银行存款 7039.7亿元，占24.5%；债券16569亿元，占57.6%；股票、股权投资和证券投资基金4075.6亿元，占14.2%；其他投资1077亿元，占3.7%。1至3季度，保险资金运用平均收益率为2.1%。
《2009-2010年中国保险业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市保监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国
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等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保险市场发展情况及供给与需求状况、保险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分析，对保险行业投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对我国重点保险企业的经营状况、竞争策略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保险业的发展机遇，以及应对当前我国保险业所面临的竞争与挑战的策略。本报告内容丰富、翔实，在撰写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图、表等工具进行分析，是保险行业、相关研究单位准确了解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动态，把握保险行业发展趋势，制定市场策略必备的精品。
保险市场需求增加并呈现多层次性
保险市场供给主体多元化和经营行为的规范化
保险业务将以需求为导向稳步发展
保险中介在规范中稳步发展
篇5：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杜晓勤
概说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库中，诗歌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中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诗歌一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紧密相关。古代祭神、节庆的时候，要唱诗祈福、祝愿；朋友聚会或离别时，要作诗言欢、赠诗惜别；青年男女谈恋爱时，也常以诗歌相与赠答、互诉衷曲；外出旅行看到名胜古迹，人们往往要题诗赞美。唐宋以后，科举考试也要考做诗，诗做得好，还可以得到功名，获得做官的资格。而且，自先秦开始，就有“诗缘情”、“诗言志”的传统，历代诗人都喜欢用诗歌来述怀、抒情，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感受和看法。三千多年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美、感人的作品，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下面就让我们漫步在历史画廊中，回顾一下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了解其伟大的艺术成就。
先秦两汉诗歌
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唱的歌谣。这些 歌谣往往和先民的劳动生活、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是配合着音乐舞蹈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其历史面貌。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谕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称之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共有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有“正”的意思，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雅”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的表现内容较为丰富。“雅”、“颂”中有些作品带有“史诗”的性质，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但《诗经》的精华在于十五“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唱爱情，赞美劳动，揭露现实，是“国风”中最为动人的主题。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开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诗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后人曾经归纳为“赋、比、兴”。“赋”是铺陈叙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后来汉儒借《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名平，是楚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谗害排挤，被楚怀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爱国之心不改，把满腔的郁闷写成了一首首感情浓烈、文辞华美的诗篇。他后来看到楚国必将灭亡，人民水深火热，而他又无力回天，遂自投汨罗江而死。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肯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在这首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里，屈原反复倾诉了对国家的热爱，讴歌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达了自己决不同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发自肺腑的诗句，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真理的心声。《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祀乐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或写人对神的礼赞倾慕，或写神灵间的眷念、爱情，语言优美，情思忧伤。《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以其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像，铺陈华美的语言，勃发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
汉代诗歌，有直接从《诗经》而来的四言体，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现优秀的作品；有运用《楚辞》形式写成的“楚歌”体，亦少有创新。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汉乐府的产生和汉代音乐机构－乐府关系密切。史载秦汉立乐府，但乐府的真正繁荣自汉武帝始。它的职责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后来人们 便把乐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乐府歌辞”。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尤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困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和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焦仲卿妻》则是封建家长干涉青年婚姻所酿成的一个悲剧。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的“二二”节拍，抑扬顿挫，韵律上更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
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编入《昭明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哀怨虽深，却平平说出，娓娓道来。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和平远。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魏晋南北朝诗歌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时期。创作成就 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们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乐府民歌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名垂青史的奋发精神，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语言上深受乐府民歌影响，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慷慨情怀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为建安风骨，或者称之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
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年龄最小，艺术成就却最为突出。他前期深受曹操喜爱，纵情任性，风流不羁；后期名为藩王，实际上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和迫害，常怀忧惧之心。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多方面抒写其内心世界的彷徨和悒郁。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在内容之深邃和艺术之精湛两方面，均超迈前人，钟嵘《诗品》誉之为“诗中之圣”，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范型。
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恐怖，嵇康直接抗争，诗文均愤世嫉俗，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阮籍不敢公然反对，外表佯狂放诞，内心十分痛苦。其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远绍《小雅》、《楚辞》，近承《古诗十九首》，受“言不尽意”玄学思想和险恶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多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得隐晦曲折，意旨遥深，归趣难求，创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诗歌进行抗争的新形式。他的这种五言咏怀组诗的体制，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左思《咏史》、郭璞《游仙》、陶渊明《饮酒》、庾信《拟咏怀》、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 等组诗，精神上都与之一脉相承。
西晋时期，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渐渐疏远，文人诗创作走入低谷。陆机、潘岳等人，于诗歌形式上用力颇多，文才斐然，然内容贫乏，骨力不振。只有左思能自出机杼，独立不群。他的《咏史诗》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把历史现象和个人遭际融为一体，批判当时的门阀制度，倾吐寒士的不平，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对后世咏史诗影响很大。
此后诗坛的复振，要到东晋、刘宋两代，代表作家是陶渊明、谢灵运。陶渊明，字元亮，曾更名潜。他受时代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早年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同时也有“大济于苍生”的想法。由于时局动荡，他迟迟没有出仕。后为贫穷所迫，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但是他深感官场险恶、政治污浊，于彭泽令上毅然弃官归田了。他的诗歌按内容可以分成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是他的独创，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或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自己毅然怡然自得的心境，或歌颂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后人称之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他的咏怀诗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崇高品格，代表作有《饮酒》、《杂诗》、《读山海经》等。他的诗歌出语平淡，不事雕琢，风格清新，意境淳美，是情、景、理的统一。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后代诗人像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都从他身上学到人生品格，从他诗中得到艺术养料。
和陶渊明多写田园不同，当时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则热衷于山水。谢灵运，系东晋重臣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刘宋代晋后，仕宦不得意，转而放情山水。他的山水诗观察细致，感受敏锐，往往能真切地描绘出山 水之美来，叙事、写景、说理兼长，诗风清新自然。他又以炼句著称，像“池塘生春草”、“白云抱幽石”等名句，都传诵一时。他是中国诗歌史上大力描写山水的第一人，开创了山水诗派，直接引领了谢脁、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创作。
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民歌的新发展。东晋、宋、齐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期。南方民歌大多属于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男女爱情的，代表作有《西洲曲》、《子夜歌》、《读曲歌》等。这些作品多为五言四句，情调哀怨缠绵，艳丽柔弱，且喜用双关谐音，语言活泼，当时文人仿作甚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民歌题材广泛，感情直率，语言朴实，风格刚健。其中《木兰辞》叙事与抒情相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与此同时，南北朝文人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刘宋诗坛的一般趋向是更重隶事，也就是抄书用典。刻划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倡“声律说”，诗文力求谐调，对于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和谢脁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他们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的创造，影响了后来诗歌的发展。其中鲍照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诗风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他又创制七言歌行，在诗体发展上大有贡献。谢脁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他的一些五言四句短诗，仿自《吴声歌曲》，出语天然，情深味长，对于唐人五言绝句极有影响。他的诗歌还继承了谢灵运描写山水的传统，但是摒弃了谢灵运铺排板滞的弊病，也绝少玄言的尾巴。虽然不废雕刻和藻绘，但能 归于自然和清绮，所以风格秀逸，情致动人，使得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击节称赏。
南朝后期，社会风气绮靡，朝纲日益堕落，士人气质纤弱，所作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萧纲等人写作的“宫体诗”，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庾信也是在“宫体诗”创作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且为“徐庾体”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他在出使北朝、被羁不返之后，生活境遇大变，而能突破齐梁体的藩篱，融合南北诗风之长，由冶艳而刚健，成为南北朝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后期的诗歌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异国的愧耻不安的心境。他的诗用事贴切，造语新颖，在体制声律上更加接近律绝等近体诗的格调，启唐人之先鞭。
唐宋诗词
唐宋两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唐诗的繁荣，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仅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诗人就有两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九百多首，共九百卷。不过，更主要的标志是涌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以及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唐诗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再加上题材、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高峰。
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诗歌承梁陈宫体而来，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是文学侍从之臣。但是他们精研声律，探索出五七言新体诗联间粘缀合律的规律，促成了近体律诗的定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始冲破绮靡诗风牢笼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继承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改造了宫体，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快清新。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歌开始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初唐诗歌逐渐摒弃了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起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那么，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盛唐时期，诗坛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主要生活在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是盛唐之音的天才歌手。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将他尊为“诗仙”。但是，李白并不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开元、天宝时期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而李白却毫不掩饰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又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成为后人反抗黑暗现实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想像奇特，手法夸张。他的乐府诗很多，取材广泛，用来抒写自己的奔放不羁的感情。他的七言歌行又掺入杂言，雄壮、缥缈而奇丽。他的五、七言绝句，纯任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优柔不迫，闲雅超远。明代胡应麟就认为唐代五、七言绝 句，以李白为最。
杜甫的生活经历跨越了安史之乱，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不幸、民众的疾苦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诗史”。他的五、七言古诗，格调大变，沉郁顿挫。七言律诗在他手中正式成立，沉着而痛快。后人认为杜甫律诗为唐律之最，其中五律极尽声律、句法变化之能，七律亦精炼而多创造。他的诗歌博大精深，既有清新刻画的句子，又有议论和用典，有严肃也有诙谐，有柔情也有沧桑。所以，自中唐开始，杜甫就被称为“诗圣”，宋人更是推崇备至，谓“杜甫集开诗世界”，后人似乎从任何角度都能从中各取所需。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
李杜之外，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以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王、孟等人继承了陶渊明吟咏田园、谢灵运刻画山水的传统，又加以发展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表达隐逸的思想和情怀，描摹自然幽静和生气之美。他们的诗多采用五古和五律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其中王维山水田园诗更是将诗情、画意、音乐美，与道家、禅宗的意趣结合起来，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高岑等人的边塞诗，其源出自鲍照、刘琨，以边塞战争题材为主，表现了边塞风情、军中苦乐，以及诗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和慷慨不平之气，亦交织着儿女情肠。这些诗大都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面对盛唐这一诗歌高峰，中唐诗人力求新变，诗风走向多元。韩愈、孟郊 诗歌多“不平之鸣”，喜押险韵窄韵，意象壮伟瑰怪，诗境奇崛雄豪。元稹、白居易诗风走向平易，用语质朴明白，音律琅琅上口。刘禹锡的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柳宗元多写被贬之后的悲愤抑郁，山水诗简洁深婉。李贺诗歌重在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想像奇特，构思不拘常法，语言峭奇艳丽，诗境诡谲。
晚唐诗坛以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为代表。他们感慨盛世之不再，诗中充满迟暮黄昏的情调，极幽艳晚香之美，预示着一个诗歌创作伟大时代的结束。其中，李商隐诗学杜甫、韩愈，擅长律绝，典雅华丽，情深意远。他的《无题》等爱情诗，内蕴深刻的世情和人生感慨，哀艳绵渺，堪称诗苑奇葩。杜牧的诗尤以七绝最为有名，其咏史诗议论政治得失，讽刺帝王荒淫，豪健跌宕，意气风发。温庭筠尤有“绮才艳骨”。
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别出蹊径，开启了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追求平淡的诗歌发展方向。苏轼是北宋诗坛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达四千多首，才情豪迈，挥洒自如。诗中充满谐趣，饶有禅理，比喻之丰富、新鲜，使人叹服不已。他的门下黄庭坚不但在创作上穷力追新，体现了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色，而且总结出一些谋篇、造句、炼字等方面的规律，得到了陈师道等人的响应，开创了江西诗派，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南宋诗人的优秀代表有杨万里、陆游等人。他们大多由江西诗派入手，而能自出机杼。杨万里诗写景最工，有机趣，重“活法”，被称为“诚斋体”。陆游继承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大家的传统，植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在平易晓畅中呈现出一股恢宏踔厉之气，是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
但是，晚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坛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却是词的发展和兴盛。词，原名曲子词，就是“歌词”的意思。词起源于隋，所配的音乐是燕乐，即一种供宴会演奏的音乐。它在体制上和诗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词有词调，同一词调又有不同的格律，形成数体。其次，由于乐调繁简不同，而形成长短不同的诗篇，一般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
词在唐代有所发展，敦煌曲子词中有一些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具有清新的民歌风格。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不久便引起文人的注意和仿效。中唐文人学习民间词，为词体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晚唐五代，文人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温庭筠、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人，在填词时往往取当前情事，表现艳遇怨慕与离愁别绪，形式藻丽浓艳，细美婉约。南唐是五代时期词坛的另一个创作中心，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人。其中冯延巳所表现的士大夫的忧生隐衷，李煜亡国后所抒写的迫烈沉痛的故国之思与深广的人生感慨，均已改变了五代词狭小的空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承五代余绪，主要表现士大夫流连光景、感伤节序的闲愁淡怨，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惯用的小令为主。至柳永、苏轼登上词坛，宋词始能自辟门径。柳永在乐调形式上开风气之先，他采用北宋流行的新曲，大力发展慢词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羁旅情怀，并把赋的铺陈手法引入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为此后词体革新提供了足够驰骋才情的形式基础。苏轼是宋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词体革新家。他的词打破了前人“词为艳科”的狭隘传统，题材广泛，将怀古、感旧、记游、悼亡、说理等诗中常见的题材引入词中，气象阔大，豪放飘逸。他还“以诗为词”，冲破了词的音律束缚，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对词体发 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苏轼之后，周邦彦妙解声律，善于创调。词法上推陈出新，讲究谋篇，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女词人李清照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宋室南渡之后，民族矛盾尖锐，产生了张元干、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词人，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辛词不但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而且以文为词，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而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他的词气盛言宜，无往而不利，感染力强，尤其是他那些抒写爱国激情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姜夔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清空幽冷，于辛弃疾之外另立一宗，在南宋词坛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明清诗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唐诗、宋词一样，元代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元人小令。小令也叫“叶儿”，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很像一首单调的词，但字数不限。由于它诞生于民间，较之以往的诗词，形式更为灵活，文字更为通俗。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性。在风格上，尖锐泼辣，清新幽默，毫无酸腐之气。同时，因有大量的北方方言融入其中，又呈现出浓厚的北方地域色彩。就其发展而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金末到元成宗大德年间，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他们的作品大多质朴自然，比较接近民歌，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后期从元武宗时到元末，代表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他们作品的风格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内容也开始远离现实，有些作品竟与唐宋词的形式韵味相差无几了，如张养浩的《双调水仙子·寻梅》、张可久的《越调凭栏人·江夜》 等。
元明清时期，诗歌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创新和拓展之处较少。元代诗坛，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只有杨维桢尚能开宗立派。他的诗以乐府诗和竹枝词著名，一些诗既藻词丽句，又奇特险怪，人称“铁崖体”。明代诗坛稍有起色，规模有所扩大。明初高启诗才最高，风格豪迈，但不到四十就被杀，影响有限。此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虽然都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然在创作上成就不大。明末清初，江山易主对诗人心灵的冲击很大，诗歌创作亦起波澜。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为“江左三大家”。吴伟业诗取盛唐而出入唐宋，形成了声律妍丽的“梅村体”。康熙年间，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国朝六家”。雍正、乾隆年间，名家迭起，沈德潜持“格调说”，袁枚主“性灵说”，翁方纲倡“肌理说”。但是，有清一代，还要数龚自珍诗内容最具忧患意识和哲理色彩。他的诗大歌大哭，风格瑰丽奇肆。晚清诗坛，流派众多，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等人的“同光体”。而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响亮口号，对中国近现代诗歌尤其是白话诗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词尽管在金元时期出现了元好问、萨都剌等颇有成就的作家，但渐趋衰微。清词素有“中兴”之誉，百余年间，各派并出。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清初三大家。陈维崧词效仿苏辛，才力卓著，开创了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南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为浙西派的宗师。纳兰性德崇尚李煜，尤以清新自然的小令著称。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应有比兴寄托。清末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词人和优秀作品，但在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