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共6篇）

篇1：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人员最早在周代称作“象胥”或“舌人”。《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语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言辞传之。”

我国第一篇诗歌翻译据说是《越人歌》（《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但歌是用越语唱的，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只好请人翻译，原来歌词表达了对身为令尹的楚王同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侣四出传教。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

中国佛经翻译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是译界宝贵的财富。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法句经序》。据陈富康考证该序作者实为支谦无疑。序中云：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主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这是最早反映“文派”“质派”争论的文献。

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以无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六百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义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其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鸠摩罗什（344—413）是后秦僧人，祖籍天竺，华名童寿，著名译经大师。他反对过于质直的翻译，其翻译往往不拘于原文体制，经常变易。关于文体，他说：“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彦琮（557—610），他在《辨证论》中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翻译原则，坚持忠实第一，倾向直译。他还提出了“八备”说，是对译者的要求。

所谓“ 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

（一）“ 诚心爱法, 志愿益人, 不惮久时, 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 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 先牢戒足, 不染讥恶, 其备二也。”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厌恶。

（三）“ 鉴晓三藏, 义贯两乘, 不苦暗滞, 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 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 旁涉坟史, 工缀典词, 不过鲁拙, 其备四也。”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 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 襟抱平恕, 器量虚融, 不好专执, 其备五也。” 要求译人心脑宽和, 虚心好学, 不固执己见, 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 淡于名利, 不欲高炫, 其备六也。” 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 不贪图名利, 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 要识梵言, 乃闲正译, 不坠彼学, 其备七地。” 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 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 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 薄阅苍雅, 粗谙篆隶, 不昧此文, 其备八也。” 要求译经人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 熟悉文字的使用, 保证译文通畅典雅, 忠实谁确。玄奘（600—664），唐代名僧，称“三藏法师”，俗名陈祎，洛阳缑氏人。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翻译文学与佛典》）他在译经中已成功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多种翻译技巧。他还提出了 “五不翻”的音译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和生善故。

佛经翻译高潮之后，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形成了第二次翻译高潮，与欧洲传教士来华有关，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目的，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徐光启、李之藻等。1742年，雍正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同时采取闭关政策，第二次翻译高潮告终。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随之涌入，翻译成了对抗外敌的革命利器。冯桂芬把翻译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地位。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他在1894年冬天写了《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他指出了翻译西书的首要目的是反抗外侮，战胜列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善译”的标准：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无毫发出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马氏的这一理论与现代的翻译等值论已非常相近。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

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 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 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严复（1845—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严复还论述了自己的“达旨”的译法。他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背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其一生翻译西洋小说约180余种，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林纾主张以翻译救国，强调翻译的社会功能。他强调翻译时译者应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达到与原作中的人物心灵交汇。他在译《黑奴吁天录》时 “且泣且译，且译且泣”。

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他们一方面强调翻译对“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的作用；又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和审美功能。他们主张直译，认为直译有利于引进新知。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他既强调翻译的目的和功能，又强调翻译作品的艺术要素，他说：“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在回答关于“形貌”与“神韵”二者不能两全时，该以谁为重的问题时，他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他提出了“风韵译”的说法，他说：“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有种‘风韵译’。”他还十分注重译者的主观感情投入，他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还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论述了他的“直译”“硬译”主张，认为“欧化”“洋气”可以“益智”和“输入新的表现手法”。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他从美术的临摹中悟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神似。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福建龙溪人。他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据此他又提出了译者的三种责任：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他又提出了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他认为要做到通顺，要做到两点：须以句为本位；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他同意“翻译即创作”的说法。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他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 ‘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朱光潜（1897—1968），安徽桐城人。他指出在翻译中“信”最难达到，首先因为“字义”难彻底理解。他列出了词的六种不同方式的意义：直指的或字典上的意义；文学作品中结合上下文产生的特殊意义；在长久的发展中每个字有了“特殊的情感氛围”，具有了使人产生种种特有的心理反应和联想的意义；字音与节奏的情感表现意义；字义的历史变迁；字义的引申及其在隐喻、双关语、典故、惯用语等方面的意义。他认为:“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

傅雷（1908—1966），字恕安，上海南汇人。他强调理解和体会原作的重要性。他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中

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

他还强调译者本身的条件、气质对于原作的“适应力”。他在1951年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江苏无锡人。他提出了“化境”说。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引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得 ‘化境’。”

刘重德（1914—），河南滑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德把泰特勒的三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综合起来，并根据他个人的翻译体会，提出了“信、达、切”三字翻译标准。

(一)信——保全原文意义；

(二)达——译文通顺易懂；

(三)切——切合原文风格。

篇2：中国翻译简史

本学期，有幸选了赵老师的中西翻译简史课，目睹了赵老师作为目前中国译界大师的风采，收获颇多，感触颇深。翻译的学习中实践很重要，同时理论知识也必不可少。赵老师以风趣幽默的讲课方式，使我们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下了解的中外翻译历史，对于翻译界众多著名的大师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西翻译历史，赵老师在本学期初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了中外翻译的兴起、发展与成果，使我们对中西翻译史有了宏观的了解。做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对中西翻译史学习和了解是十分重要的，在中西翻译简史课上，我们首次看到了赵老师用其生动的语言和独特的构思为我们展现的中西翻译历史画卷，内容丰富，画面宏伟壮观。同时，也使我们深深折服于赵老师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其次，在微观上，老师位我们详尽介绍了中外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汉学家，其中包括鸠罗摩什、道安、僧睿、僧佑、罗XX、jamesLegge、williamEdwardSoothill等等。老师对翻译大师及其作品的认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不是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也教会了以辩证的观点看待许多翻译理念和译著，这样的学习和思考方式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取长补短，稳步前进，同时做一个有思想的译者。

此外，本学期课程，以博客为平台，我们有幸欣赏到赵老师的众多翻译作品，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也与我们交流了自己在翻译《三字经》、《道德经》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体会，我们也看到了老师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心底对老师产生的由衷的敬意。

最后，经过本学期的学习，我的翻译理念有了质的飞跃，对翻译有了更深的认识，所有的进步都离不开赵老师的悉心教导和言传身教，在此对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将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也期待老师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开辟更辉煌的明天。

篇3：中国翻译简史

关键词：《西方翻译简史》,翻译理论,翻译流派

1. 引言

《西方翻译简史》是谭载喜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 由商务印书馆于1991年出版。自出版以来, 该书一直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和欢迎, 国内许多院校均把它作为外语及翻译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用书或必读参考书, 2002至2003该书更被评选为2002-2003年度“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 (蒋骁华:2005) 。《西方翻译简史》深入细致地梳理了西方翻译理论, 把我国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 对我国翻译学科建设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 (周欣, 邵璐, 2009:36) 。

2. 主要内容

此书一共分为六章十八节, 另附有详细的“西方翻译史大事记”、“参考文献”、“重要人名索引”。此书可根据其章节划分为六个部分, 分别为第一章“绪论”概述西方翻译发展的总体框架, 第二章“古代翻译”介绍了从安德罗尼柯到奥古斯丁等早期翻译家的翻译理论思想。第三章“中世纪翻译”, 介绍了初期翻译家波伊提乌、中期的托莱多“翻译院”、末期的民族语翻译。第四章“文艺复兴时期翻译”介绍了西方民族语翻译的发展。第五章“近代翻译”翻译理论取得长足发展。第六章“现、当代翻译”, 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3. 几点看法

3.1 章节设置合理, 重点突出

作者将此书共划分为六章。除绪论外, 西方翻译史每一次发展阶段为一章, 这有利于读者把握西方翻译史的总体框架。同时, 自第四章到第六章, 作者都以国别为划分的依据, 分别对翻译实践和理论成果较为突出的国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特别是对于第四章和第五章这种介绍方法能使文艺复兴时期到近代的翻译史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为在20世纪之前, 欧洲各国翻译界之间的学术交流几乎很少, 各国的翻译理论和思想都相对的独立, 没有形成自己特色鲜明的学术流派。然而,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方社会经济发展趋于一体化。随着翻译组织的纷纷成立和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 学术交流的频繁, 翻译理论已经开始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 形成各自流派, 而翻译流派的代表人物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的国家。如果再按照国别来探讨翻译理论, 会使初学者陷入纷繁复杂的翻译理论中, 而不能进行宏观整体性的把握。

3.2 对译事译论善归纳总结, 并对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指出的那样“陈述历史不是写史的目的。我们的目的, 在于揭示历史的意义 (谭载喜, 2004:10) 。”因此, 在了解译事译论的基础上, 我们还应该辩证看待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例如, 第六章作者评论奈达的理论时, “当然, 奈达的理论和著述并非完美无缺。首先, 他的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交际性和可懂性的问题上, 因而其适用范围受到了限制……” (谭载喜, 2004:240) 作者用一大段文字列举出奈达翻译理论的缺陷。此类评价让读者辩证地看待翻译理论, 每个理论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对于翻译理论家不是盲目地崇拜, 而是既看到他为翻译理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又看到他的理论还需要后人继续完善和发展。

3.3 重视历史背景与翻译史实相结合

一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和一个翻译理论的诞生都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的。此书, 在探讨翻译发展史和翻译理论的同时, 还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作者在分析翻译家的著作和理论之前, 都对翻译家生平进行了简短的介绍。这不仅有利于读者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立体、形象的画面, 从而对译论的产生有更深入的理解, 也增加了此书的可读性。

3.4 按翻译理论家国别探讨当代翻译理论的方法有待商榷

作者提到“本书的前几章描述历史的基本方法, 均以时代、国别发展为基线。这个方法的一个主要优点, 是能对史料作出层次清晰的梳理, 便于人们对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译论传统和特点进行有益的比较, 进而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西方译论的分布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为了保持这个优点, 并为了保持全书的连贯性或整体一致性, 本书在描述当代西方译论发展的状况时, 仍采用这个基本方法。” (谭载喜, 2004:198) , 而就在这段的文字前一段作者又提到了与之相反的一个观点“正如本节在前面指出的, 二次大战之后, 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一体化, 西方翻译理论也开始进入跨越国家民族界限、逐渐趋向共同发展的崭新时期, 因而很难把某个翻译思想、某些翻译理论家十分狭义地划归为只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方” (谭载喜, 2004:198) 。不难看出作者已经意识到了按国别对当代译论进行划分是存在问题的。作者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原因, 同时还可以将这一章与芒迪的《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undy, 2001) 进行比较。芒迪的《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对当代译论的介绍是以翻译流派来划分章节的, 每一章节介绍一个翻译流派。如该书的第六章“话语分析与语域分析方法” (Discourse and register analysis approaches) , 作者通过对这一流派的理论基础和主要代表人物进行逐一介绍, 例如, 先介绍这一流派的主要理论基础——韩礼德的语言话语分析模式, 随后是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贝克的篇章语用层面分析, 最后是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语篇的意符层次 (Munday, 2001:89) 。这样, 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流派从产生、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

结语

《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版) 展示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西方翻译历史画卷。在我国的翻译研究领域, 谭载喜先生这本书有重点、有分析、有系统地勾画出欧洲和北美翻译事业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演变的概貌, 以期填补这项空白 (谭载喜, 2004:《南木先生序》) 。《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版) 对西方译史译论的科学梳理和归类, 把我国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2]芒迪: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3]蒋骁华:评《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版) [C].中国翻译, 2005, (4) .

篇4：中国翻译简史

【关键词】《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翻译活动 重要性

一、主要内容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是一部系统介绍我国自夏商至“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翻译活动的著作，共包括五个章节。

第一章：从夏商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我国原始社会的翻译活动已无文献可考，夏商两代现存史料也极少。周朝时，异族杂居，语言不通，译者应运而生。秦汉时，设置专门的机构从事礼仪及对外活动。在《史记.匈奴传》和《东观汉记》中记载有当时匈奴的民歌，极其珍贵。

第二章：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对从佛教的创立及至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进行概述，然后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佛经翻译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草创时期（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全盛时期（唐代），基本结束时期（北宋）。作者围绕着四个时期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翻译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等进行充分论述。第二部分中，作者介绍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北宋的外事活动及翻译情况，医学历数等书籍及其他宗教如景教和摩尼教经典的翻译活动。第三部分介绍了主要少数民族如西藏、辽、金、西夏及高昌回鹘的文字创立史以及翻译活动。

第三章：元代的翻译活动。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蒙古族文字的创制历史、元代的翻译机构和配备人数、译员的培养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元朝对皇帝诏书及官方文书的翻译、汉文典籍的翻译、汉族大臣奏章的翻译和国史的翻译;第三部分对蒙古文与其他文字之间的互译，以及汉文与蒙文以外其他文字的互译情况进行梳理。

第四章：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明代初中期历书，史书，外事翻译活动以及外事机构四夷馆;同时期回、蒙、傣、彝各族宗教典籍的翻译情况;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代表人物，如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南怀仁等和他们的主要译作，包括涉及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等九个种类。这些译作对促进明末清初的社会发展和增长各个阶层的视野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介绍了清初、中期满、汉、蒙、藏各族文字的互译及外事机构和翻译活动。

第五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翻译的代表人物林则徐的重要影响，其次介绍了当时的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及其翻译活动，甲午战争前后的西学翻译和代表人物和翻译机构，如李善兰、华蘅芳、马建忠、严复、梁启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然后介绍了同时期我国一些译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包括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代表人物有林纾，杨念慈等，作者着重对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最后作者对鸦片战争后的译名统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从作者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的翻译活动与政治背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译者出于爱国情怀，对译作进行选择，并试图寻求一种强国，救国的方法。

二、整体特点

1.资料翔实，真实可信。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虽然资料丰富但是分散零落，收集极其困难。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了大量的史料，不仅贯穿古今，而且来源多样。其中有的资料来自史书，如《史记》、《新唐书》、《宋史》、《辽史》、《清史稿》等等;有的来自名家名作，如梁启超、任继愈、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

2.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正因为作者积累了大量资料，涵盖了古今中外各时期，并非作者一家之言，所以在论证具体问题时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同时又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如207页在介绍蒙语公文汉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作者列举分析了大量语料，令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晰地了解。

3.列举细致，全面详尽。作者对每一时期翻译的代表人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列举，而且在介绍非常重要的译经僧，如道安和鸠摩罗什时，作者将二人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了他们各自翻译的优缺点，言之有理，公平客观。作者引用的资料中还包括许多统计数据，例如作者对各时期佛经翻译的种类和数量都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罗列。

4.描述生动，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于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介绍，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带有很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从介绍他在印度的伟大事迹到译经时勤恳认真的态度：“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以及玄奘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都十分详细，读后令人动容，心生敬佩。

三、不足之处

因为资料的庞杂，工作量的繁复，本书中也存在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245页，介绍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翻译《朝觐途记》以及他对马德新的评价，最后对马安礼进行简要介绍。此处对马安礼的简介有点突兀和多余，可以把这部分提前至他对马德新的评价之前，使文字更加流畅，逻辑更加清晰。238页，作者对《烟土披里纯》的原文意译与梁启超的译文比较进行转抄，但是两个译本的顺序有差别，并且内容有很大的出入，那么作者在这里进行引用的目的又是什么？

四、结语

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详细梳理了从中国古代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翻译历史，不仅包括具体的翻译事件，还涉及到历代翻译机构、作品、理论及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对研究中国的翻译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篇5：中国电信简史

历史发展

中国电信的前身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邮电部，实行邮电合营、政企合一的经营模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信的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电信业务蓬勃发展的需要，同时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的局面也屡遭诟病。1993年，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作为中国电信的竞争者的形式出现了，中国大陆的电信市场首次出现了两家运营商的局面。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电信的垄断状况，因为中国电信在参与竞争的同时也是整个市场的管理者，这种情况被比喻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在此后几年，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网通）、中国吉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吉通）等纷纷成立，而中国电信的移动业务也于1999年被剥离，另行成立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

2000年，中国电信结束了邮电合营、政企合一的经营模式。5月17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作为一家完全的电信业务运营商成立，而电信市场的管理职能则交给了信息产业部负责，邮政业务则由邮政总局经营。

2001年，为进一步打破电信业的垄断格局，中国电信被南北拆分。其中南方的21省区的省电信公司成立了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是南方地区的主导电信运营商。而北方10省区的电信公司则与原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吉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

2002年9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选举了周德强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及首席执行官，常小兵为副总经理、总裁。11月，中国电信H股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ADS形式）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交易。

下属机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部分资产重组后成立的上市公司，其H股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ADS形式）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31个省级电信公司：其中20个省区市的电信公司在纽约和香港上市

中国电信（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美国）有限公司：于2002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正式开业。中国电信（美国）公司是中国电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为美国企业提供中美间国际电话、专线、数据、电视传送和商用业务。中国电信（欧洲）有限公司：2006年9月12日正式在英国首都伦敦挂牌成立。[1]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信元公众信息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

中国电信广东研究院

经营范围

中国电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范围内经营除移动通信业务以外的各类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包括：

一、语音通信业务 包括固定电话本地通话、国内长途通话、港澳台通话、国际通话、IP通话。

二、数据通信业务 包括各类专线、主机出租等。

三、网络通信业务 包括宽带上网、窄带上网、ICP服务等。

四、信息服务 中国电信原先的114查号服务在转型后成为了综合性的各类信息提供者。

争议

中国电信宽带上网的帐号含有可自动登陆的“互联星空一点通”的功能，该功能默认开通，可以让中国电信宽带用户在无需用户密码、无需上网帐号的情况下，“轻松一按”，即可登陆中国电信旗下网站“互联星空”网站进行消费，可消费的内容包罗万有，费用全部由该用户的固网电话统一收取。

然而，该功能的推出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电信局在借机乱收费。该功能推出不久，全国就有许多用户陆续投诉，说自己家的电话费无缘无故多出几百元，经查证，这些用户的电脑其实许多都中了一种病毒，该病毒能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用户宽带的“漏洞”进行消费，随后，部分地区的电信局退还了部分“多收”的电话费，但仍有一部分电信局拒不退费。这引起许多用户的不满。

电信局解释说：用户是可以自行到客户服务中心申请禁用“一点通”功能，由病毒引起的损失理应由用户承担。

服务接入号

中国电信客服中心：10000

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服务：114，118114

篇6：中国民建简史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和其他专家学者组成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的参政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单位。民建于1945年在重庆成立，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光荣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建团结、联系经济界和有关知识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成立之初的政党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民族工商业者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摧残下，已濒于破产境地。为团结自救，争取光明前途，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文教界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联合起来成立了民主建国会这一政治组织。民建成立大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主要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其政治纲领的核心是要求民主和建设，集中反映了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反对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要求。这一政治主张与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完全一致，同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相呼应，表明了民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爱国、革命、进步的性质。民建的诞生，是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争取光明前途作出的历史抉择。

民建成立后，积极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促使旧政协会议成功，民建积极提供意见并多次举行报告演讲会，宣传动员社会舆论支持，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旧政协会议上的斗争。在“沧白堂”、“校场口”、“下关”等事件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其扼杀民主运动、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以促进民众觉醒。民建积极参加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声援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解放前夕，民建又通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商界介绍解放战争形势，介绍解放区情况，宣传解释中共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为迎接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是民建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民建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民建确认并接受中共的领导，有其认识发展的形成过程，是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民建是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政党。由于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前者是其区别于官僚资产阶级成为革命同盟军的客观依据，后者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其次，尖锐的政治斗争，使民建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可能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正是基于共同的政治斗争需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与中共密切合作，互相声援配合，共同并肩战斗。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后，民建参加由毛泽东领衔的10个党派《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的署名，特别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表明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之路，才是自己惟一的光明前途。这一《声明》，也是民建对自身成立以来政治活动、政治立场的总结，昭告世人自己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前途。毛泽东对这一声明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二、建国初期的政党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后，民建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制定，并把《共同纲领》作为民建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教育、推动会员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为新中国的建设献计出力。

民建积极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贯彻《共同纲领》，参加政权建设，参与政协协商，教育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改造，带动工商界人士爱国守法、依法纳税、支援国家建设，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争取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在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中，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作出了突出贡献。在1952年7月召开的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民主建国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推选黄炎培为主任委员。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为了推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对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民建积极组织会员及其所联系的工商业者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帮助他们在思想上适应所有制变革的要求，在行动上配合政府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这一过程中，民建组织发挥了“一教育、二代表”的特殊的历史作用。一方面，教育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业者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发挥带头、模范、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切实代表和反映民族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和要求，协助中共和政府制定和贯彻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尽了自己的光荣历史责任。由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政策，以及广大爱国工商业者和进步分子的积极配合，我国顺利完成了对资改造任务。在对资改造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不完善，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失误，但整体上可称为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将要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直至发生了“十年**”。这个时期，民建与工商联协作，帮助会员和所联系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教育，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收到积极效果。民建一大和一届二中全会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开展辩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对民建的自我教育给予高度评价。民建二大采取“神仙会”的方式，对当时我国工商业者所处的地位、工商业者与中共的关系、工商业者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取得共识，使会员进一步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经过自我教育，逐步形成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

在“十年**”中，民建被迫停止活动。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广大会员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党一道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三、新时期的重要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的时期。

随着国内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对民主党派所作的历史的、科学的结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民建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个纲领的提出，体现了民建在总结50年代“听、跟、走”的长期实践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拥护和坚持中共的路线方针，并结合自身实际，发挥主动性，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厥文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以后，民建各级组织经过积极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以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为四化服务的新路子，发挥了民建的特点优势，调动了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开创了具有自身工作特色的新途径，取得了显著效益。

民建四大以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回顾总结并形成了民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开展为四化服务的基本经验，更鲜明地强调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的具体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这一经验的总结，把民建坚持中共的领导和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奠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对民建几十年来实践的概括，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这一指导思想的统领下，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充分发挥民建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11月，胡厥文向民建中央提出辞去主席职务、建议由孙起孟担任主席。在同年12月召开的四届七次常委会上，选举孙起孟为民建中央主席。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强调现阶段要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建五大认真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民建的基本职能是政党职能，要以发挥政党职能为自己的根本职责，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化改革，发挥积极作用。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新的里程碑，有力地促进了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的发挥。民建各级组织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和民建五大的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参政议政工作，围绕改革与建设，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重大建议。同时，着眼于提高全会的组织程度、觉悟程度，提高参政党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取得了新的进步。

中共十四大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部署。面对新形势和自身发展的要求，民建六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本会要努力成为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能够掌握较高主动性的，在参政议政、实施民主监督中确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在自身建设上有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和比较健全的工作机制、充满活力的参政党，努力开创发挥参政党职能和自身建设的新局面，把民建建设成为有自己特色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会议以后，按照六大精神，民建各级组织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国有大中型企业、农业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多党合作等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和提案，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关于把多党合作写入宪法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正式写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以扶贫开发工作为重点，切实有效地开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活动，发挥了自身的特点优势。同时，自身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会员达到6万多人。在1996年12月召开的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接受了孙起孟辞去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成思危为民建中央主席，新老合作交替迈出了新的步伐。

四、新世纪的光荣使命

在中共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民建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确定了把民建建设成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机制上健全和充满活力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的目标。

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全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和民建七大精神，围绕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取得了积极而丰富的成果。七大期间，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12件，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34件、发言12件，全国政协民建界委员提交提案共计3990件。民建中央关于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建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同，推动了这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民建提出的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指导思想，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建议得到采纳。民建中央领导同志在高层政治协商活动中，求真务实地发表意见，得到了重视和肯定。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为中共和政府提供了决策参考，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执政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民建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和舞台。为此，民建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大以来的实践经验，确定了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参政党的行动纲领，动员全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建功立业。八大以后，全会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各级组织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精神，学习中共中央致民建八大贺词和胡锦涛走访民建中央机关的讲话，为坚持和发展新世纪的多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民建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协商会上提出的有关建议，受到高度重视。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的民建会员舍生忘死，救死扶伤。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民建会员勇挑重担，尽职尽责。各级组织、广大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情系疫区，踊跃捐款捐物，价值达1.4亿元，有8个先进集体和331位先进个人受到会中央的表彰。参政议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许多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社会服务工作有了新的提高，举办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中国中小企业经济论坛。对外联络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自身建设上更加注重制度化、规范化。

与此同时，民建的组织不断得到发展，会员总数由恢复工作初期的1.8万人发展到现在的9.4万多人，其中大多数为经济界和其他方面的代表性人士。成员的素质不断提高，结构不断改善，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到2003年底，全会有2311名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12076名会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在区、县以上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有1364人，担任特邀（约）行政、司法监察等职务的人员有2929人。

民建半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是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光辉道路。在长期的实践中，民建形成了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同经济界密切联系的历史特点。

民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遵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前进和发展，一方面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党合作制度；另一方面源于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的不断努力。从民建自身来看，其主要因素是：第一，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民主革命时期，民建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这是不断前进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主要动力。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只要坚持和发展爱国主义，其结果往往会通向社会主义，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第二，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提高。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又以极大的热忱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仅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且在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的亲密合作中，不断增加共识和一致性，使民建政治纲领的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第三，骨干的积极作用。在民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带头作用，团结了大多数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不断进步。第四，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民建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和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组织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成员在思想上得到提高，从而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