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援外简史范文

2022-06-19

第一篇:新中国援外简史范文

中国援外再出发

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就成了国际媒体热炒的话题。顶着“世界第二”的帽子,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已是呼之欲出。

即使是没有众多外在压力,走过六十年岁月的中国援外之路,也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援助模式和方法如何与时俱进,援助思路当作何调整,都不仅关系到中国援外战略的前景,更诚如外媒所言,也是为中国走向更成熟国家定位展开的新探索

60年后,中国开启援外新思维

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随着上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有关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正令国际舆论沸腾。

面对外媒对“世界第二”的狂热宣传,有些人在看热闹,有些人则借机向中国施压。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当数美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对中国的公开喊话:“美国捐款最多,中国等国捐得少。巴基斯坦人将看到,危机来临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总在起领导作用。”

霍尔布鲁克说的是中美对巴基斯坦洪灾的援助,但他却故意“省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巴基斯坦爆发洪灾后,第一时间向巴捐赠了1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后又追加了5000万元的物资援助。而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包括援助巴基斯坦在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援外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漫漫长路。如今,当突然被戴上“世界第二”的高帽后,今后的援外路该怎样走,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援外前传:周边安全和“重义轻利”

面向未来,就要以史为鉴。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越南和朝鲜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受援国。1950年4月,越共中央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解放军派出一批干部全面帮助越南搞好军队建设。

那时,新中国也只是一穷二白,却无私地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兄弟国家。除了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给予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之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刘少奇曾在1950年12月指示,“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中自觉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进口了越南一些很难出口的土特产,越南则换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一时期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周琪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截至1963年,中国先后向21个国家提供约49亿元援助。其中亚洲国家12个,包括8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援助,有助于加强国防安全,亦可在边境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一位台湾学者如是猜想大陆援外背后的战略考虑。

但与此同时,“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援外政策。

比如在援助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时,刘少奇指出,“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也曾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表示,“如果它(法国)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阿尔及利亚)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为了援外,中国作出的牺牲还有很多。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经济陷入低谷,但其间和此后,对外援助的车轮却未曾停止。

1964年,周恩来访非期间提出了援外八项原则。此后到1970年的六年间,中国的受援国从21个激增到32个,中国共帮助20个国家建成了313个成套项目,其中包括坦赞铁路等连西方国家都望而生畏的大型工程。

个别受援国没把钱用在刀刃上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对外援助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就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援外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事实上,自从1950年开展对外援助工作以来个别问题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属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教训。由于双方缺乏对援助物资的有效监督,导致浪费现象频发。“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阿方用作电线杆,中国援助的锰钢钢板,阿方用作厂房地板,中国援助的高标号水泥,阿方来建烈士纪念碑。”这样的记载让人心寒。

也正是在那时,中国援外工作踩了一脚急刹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查阅外交部档案馆资料时发现,周恩来早在1965年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时就指出,“今后援阿金额不可能比前5年再多了。经济援助,你们提28项,我们研究后,能答应18项„„粮食,你们要求五年供应67.5万吨,我们只能给40万吨„„军事项目有的设备材料(精密车床和好的钢材)到货后尚未安装,放在露天,请注意检查一下,放久了就会坏。”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从“交钥匙”到“教经营”

从7%到0.7%,这是1973年与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变化。这背后,是对时代主题的认知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中国的援外也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战略转型期。

长期以来,中国援外资金基本靠单方“从裤腰带里勒出来”。改革开放后,援外资金的筹集更加灵活、多元,实现了三个结合,即同联合国多边援助相结合、同受援国自筹资金相结合、同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相结合。比如,1986年,中国就与联合国合作,向37个国家提供了111个技术援助项目。

资金的多元不仅为中国援外省了钱,受援国的范围也随之铺得更广,达到了102个。

除了改善筹资方式外,援助方式也由单项的提供经济技术变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援建项目多为“交钥匙”,即工程完后就移交受援国。但很多受援国缺乏管理经验,项目效益不佳。如1976年移交的坦赞铁路,到1983年累计亏损9.7亿坦桑先令。1983年中国派出专家参与管理后,次年即扭亏为盈。

九十年代至今,与援外一起走出国门的,还有探索全球化道路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加大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在飓风受灾的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的俄罗斯、在遭海啸吞噬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红蓝相间的“China Aid”(中国援助)标识已无处不在。

“回顾这60年来的援外之路不难发现,中国从来不逼债、中国专家不享受特殊待遇、中国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外作风,在中国与受援国之间架起了信任的桥梁,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位专家如是概括道。

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在援外的同时,仍然接受着来自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技术援助。如何在受援同时,更好地援外?如今又被戴上“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帽子,援外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

曾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张郁惠曾在论文中建议,“中国每年要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撒胡椒面’式的援助不利于发挥最佳效能。中国的援外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周边国家排第一,非洲国家第二,西亚和美洲第三。无偿援助规模不宜过大。另外,要提高援外工作透明度。否则,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对援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援外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大做文章争议的焦点。在周琪看来,中国应该在“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人道主义援助之间找个平衡。以苏丹为例,2007年后,中国派出了驻苏丹特使与联合国配合,还与联合国驻非洲部队一同维和,并提供了大量援助,如帐篷、打井、医疗队等。

“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后来的做法很好。但要是开始就这么做,可能就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对声而陷于被动了。”周琪认为,“中国援外不能完全忽略人权问题。(对苏丹)主动进行温和的劝说或引导是需要的。”

此外,中国在个别受援国开发矿藏发生矿难、在非洲砍伐原始森林等情况,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这些问题,不光是我国在援外工作中所欠缺的,我国国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后我国要进行一些改革,推动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在受援国的形象。”周琪说。

尼泊尔电视媒体在尼议会召集场所,中国援建的尼泊尔国际会议中心前录制节目。 本报记者 比

马/摄

中印日援助“鏖战”尼泊尔

作为一个离开外援就几乎过不了日子的国家,尼泊尔接受的不同援助方式也提醒我们,援外还可以做的更细致、更有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乔炎、章建华发自加德满都、北京 8月23日,尼泊尔总理选举第五轮仍未有结果,当地媒体称“总理选举次数创世界吉尼斯纪录”。跟着这一纪录进入人们视线的是尼泊尔国际会议中心。

这是尼泊尔最大的大型会展中心,它在2006年见证了尼泊尔和平协议的签署。到了2008年,又成了尼议会召集场所,并在当年见证了该国废除君主制、实现共和。但外界不太了解的是:这个会议中心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

中国援建的总统府、总理府、议会大厦和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建筑,广泛矗立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的首都。这些“高高在上”的地标性建筑见证着中外友谊和所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却与普通民众有着心理上的距离。

不过,这种情况或许正在改变。

“中国援助尼泊尔的领域今后将进一步有所侧重。如不再单纯注重标志性建筑工程,而是向能够使更多民众受益的项目倾斜,如基础设施和道路等。”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白东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援助“最有效”

“中国政府在尼泊尔的援助做得不错,帮助尼泊尔修了不少它需要的公路、医院和通讯设施,”罗伊曾是印度《印度斯坦时报》驻尼泊尔的记者,他认为中国援助项目的质量和社会效益都不错,“尤其B.P.柯依拉腊纪念肿瘤医院在尼泊尔民众中很受信任。”

医院显然比那些地标性建筑更直接地惠及普通尼泊尔百姓。

迄今为止,该院手术例数已经达到1.7万例。手术室刚建成时只有两个手术间,记者8月初来到医院时发现已扩建成4个。虽说设备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在中尼医生的共同努力下,一些高难度的肿瘤手术都能够开展。建院十多年来,已有总共六批百余名中国医生来到这里工作。

这所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医院位于尼泊尔南部巴拉特普尔市,项目总造价9700多万元人民币,1998年竣工。

当年,承包建筑施工的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员工们,从开垦一片原始森林开始,战酷暑,斗瘟疫,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使一座现代化的肿瘤医院拔地而起,为尼泊尔南部甚至邻国印度百姓寻医问药、解除病痛提供了方便。尼泊尔前首相柯依拉腊曾专门向中国政府发去感谢信,盛赞这项工程体现了“中国的速度,中国的质量”。

“援建的加德满都公务员医院2008年竣工,相信也将成为尼泊尔最杰出的医院之一,”白东民介绍,尼泊尔是中国援外项目实施比较早的国家,也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接受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1955年8月1日中尼正式建交后,中国从第二年就开始向尼泊尔提供援助,早期的援助包括项目、物资,还有现汇。迄今中国援尼完成包括成套设备、工程、技术合作和技术培训等各类项目至少83个。

中国援建的常为尼泊尔政府所急需的项目,如举办南盟首脑会议前,1993年中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援建了比兰德拉国际会议中心;南亚运动会前,1997年中国援建了一个射击场,并为原有一个大型体育场更新和升级了所有设备。

尼泊尔政府对中国的无私援助给予高度评价。有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对尼泊尔虽然不是援助最多的国家,但援助的项目却是最有效的。”

印度援助注重“打动人”

相对地,印度驻尼使馆每年可以自行支配500万卢比(约合71万元人民币)的援助配额,用于一些小项目。这就显得十分“灵活”。

无论在地缘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印度对尼泊尔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尼泊尔的重要援助国之一。印度一直试图不断扩大自己在尼泊尔的影响,所以也一直在增加对尼的援助力度。印度对尼援助为无偿援助,主要集中在陆路交通、卫生和教育领域。

“印度提供财政援助主要有两个方式:一如中国援助中央政府,而印度也为地方政府,甚至村委会,提供资助。印度还经常为学校提供校车,为医院提供急救车。”宾朱对记者说,这些援助不仅实在,而且能由下而上地“打动人”。

在援助区域上,罗伊介绍:“印度政府对尼泊尔的援助主要集中于南部德赖平原。”德赖平原上居住着近百年来从印度迁移到尼泊尔的印度人及其后裔,称“马迪西人”,占尼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自治呼声日炽,甚至有部分马迪西人要求“独立”。

不过,印度也有印度的烦恼。“虽然印度给了尼泊尔大量援助,但尼泊尔人仍然对印度不满,”罗伊说,“主要是因为错误的外交政策。”尼泊尔人对印度势力在尼泊尔的大量存在和援助的意图有所猜疑,而一些印度军政要人对尼内政指手画脚曾多次引起尼民众反感。

“中印援助的不同主要是工程的质量,多数印度建的建筑和公路质量不好,原因是腐败,没有足够的监督,”罗伊说。

日本援助细到投票箱

除了两个邻国中印的援助,一些区域外国家也对尼泊尔进行援助。

日本在尼泊尔的援助目标是,减少贫困和向穷人最低生活水平提供支持,主要集中在援助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对人力资源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支持;对环境保护提供支持,以减轻由于污染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加的环境负担。主要援助方式为无偿援助、贷款援助和技术合作。

不过,日本的援助也比较重“视觉效果”。尼泊尔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日本援助的面包车上印有日本国旗,而举世关注的制宪会议选举前,日本提出要援助投票箱。

“总体上,日本同中国一样援助比较有效,”基肖尔评价道,“欧美的援助集中于社会领域,效益难以预见。”

美国的援助比较多地投放在意识形态方面,如以加强尼泊尔“民主化建设”和“培养行政管理能力”等为援助项目,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尼泊尔进一步提高民主化程度和政府管理能力”。

另外,美国和平队在尼泊尔的人数一直维持在100多人,每年得到美国会的经费约为100万美元。目前他们进行的援助计划包括饮用水、环境(土壤)保护、医疗护理、社区发展、城镇发展、林业和渔业等。

欧盟的做法和美国类似,对上层侧重意识形态援助,比如,欧盟最近为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的“和平进程”基金,同时注重对村社的援助。

“基本上,美日欧政府援助正在大量增加,它们关注各种领域。它们似乎想改变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夏尔马23日对记者说,“他们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钻进尼泊尔人的心里,而在这方面,我看中国政府是缺席了。”

中国不会一直“缺席”。“今后的援助工作还将更加注重人员交往和技能培训等,提高受援国官员和民众的基本素质和各种生产技能,”白东民介绍,尼泊尔依旧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将加强这方面的援助,“今年,中国已经启动了如杂交水稻和工程隧道技术人员等的定向培训计划。农业方面的援助合作工作在尼泊尔还是空白,中方正在努力,争取尽快找到双方合作的方向,让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惠及尼泊尔民众,帮助尼泊尔解决困扰已久的粮食安全难题。” 建言:中国援尼可以更灵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政府对尼泊尔的援助,和西方援助用于政府治理和人权等社会项目不同,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人民福利的效果显而易见,并被当地人民所赞许,”尼泊尔政治观察人士基肖尔对记者说,“但也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在上世纪曾大力帮助尼泊尔进行早期的工业化,在不同地区建设了纺织厂、造纸厂、糖厂和皮革厂等,“但所有这些工厂现在都问题重重,或者被关闭或者被私有化了。原因很多,但我至少认为,这种方式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基肖尔为此建议,中国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公路网建设、中型水电和城市基础设施提升上。

尼泊尔媒体人士宾朱则注意到,中国很早就帮助建设大型公路、水利设施,“这有助于尼泊尔长远发展,但一些中国资助项目的维护是个问题。”

这显示出,普通尼泊尔人并不了解,中国援外体制、援助形式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援助对象是尼泊尔政府,项目的确定完全由双方政府协商。

此外,尼泊尔内部政治复杂多元,政府更迭频繁,提出的援助需求也大为迥异。

“中国的援助集中于邻近中国的地区,我想全面的发展不应只限于边境。另外,中国的援助局限于道路和通讯领域。为什么不投资于偏远的罗尔帕和鲁古姆呢?”夏尔马是一名亲近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的记者,他提及的两个县是该党武装斗争的发源地,“尼泊尔是一个农业国家,多数农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中国政府应该优先为落后地区的尼泊尔百姓提供帮助,而不是城里的人。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帮助工人阶级和农民。”

夏尔马固然是从其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但他所提的问题也确实与中国援助缺乏灵活性有关。

“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洲国家的援助形式不同,中国每年是按照一定的援助额度,根据尼泊尔方面提出的要求,确定援建项目。而其他援助国,则往往没有额度,而是根据项目投放资金,一个周期下来,三五年或七八年不等。”白东民介绍。

中国的援助,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工程,也要按照程序由政府逐级审批,显得不够灵活和过于程序化。由于援助项目都是由尼政府确定,所以边远和边境地区的尼泊尔民众往往看不到,也享受不到援助。西藏自治区两年前决定,每年为中尼边境10个县各援助3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和食糖等食品,但由于与尼泊尔政府部门沟通尚欠火候,这些物资的发放并不顺利。(陈乔炎 章建华)

同是经济大国,他们如何援外

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关键要看援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冉维、彭梦遥、郭一娜发自华盛顿、巴黎、北京 “没有完美的援助。”研究对外援助的日本专家桥本光平曾说。

对于援助国来说,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受援国来说,也一定是有得也有失。关键要看援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名为援助 实为美国“政治工具”

美国主要依靠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联邦政府独立机构来进行对外民事援助。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正式成立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美国对外非军事援助集中到一个机构之中。这使得美国能够有一个专门的独立体系统一实施对外援助。

国际开发署提供帮助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近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谓美国对国外的“利益输送”组织,对美国延伸其外交利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看看美国对外援助金额的排名便可以知道,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利益都举足轻重,要么是美军进行作战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盟友(以色列),要么是美国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埃及、巴基斯坦)等等。

美国开发总署明确表示,美国的对外援助一直有两层目的,第一是通过扩大所谓民主和自由市场延伸美国对外政策利益,第二才是改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生活。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给予援助的标准不是基于改善社会条件或者人道主义,而是为了奖赏它的政治和军事伙伴。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有各种条件,它规定援助必须采用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规定援助资金购买的大宗商品必须使用美国的航运公司运输。这实际上对美国的收支平衡起到了帮助作用。还有很多对外援助的项目合同都以高价授予了美国的公司,批评人士认为,对外援助的招投标过程受到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倾向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很大影响。

法国帮受援国“造血”而非“输血”

由于历史原因,法国与非洲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联系密切,这些国家也便自然成为了法国对外援助的最主要对象。

1995年,希拉克担任法国总统后提出“新非洲政策”,将法国与非洲的关系重新定位为“新兴合作伙伴关系”,减少对非洲国家事务干预,法国与原法属殖民地由“父子”变为“兄弟”。这一政策具体体现在法国对外援助政策上便是法国开始将对非援助与双边合作相结合,把财政援助以贷款形式提供给具体合作项目,而不再直接提供给非洲国家政府。

2008年,法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约为75.62亿欧元,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9%。下一步,法国计划于2012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0.7%。

法国专门为对外援助设立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机制。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每年修订“优先援助地区”的国家名单。每年调整名单不仅确保法国在对外援助中更重点明确、有的放矢,也避免了受援国的习惯性接受,从而更珍惜得到的援助。

近年来,法国对外援助项目的重心发生变化,更多以推进受助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为目的,直接扶贫已经不再是其援助的重点。特别是法国在支持受助国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展方面热情极高。无疑,这种帮助受助对象“造血”而不是直接“输血”的方式更有利于受助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进步。而在积极倡导、推动气候变化等热点领域项目的同时,法国也在国际范围内于相应领域取得了更响亮的话语权。

日本援外注重于环境共存

对于长期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的日本来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的援外都是商业利益优先。日本政府规定,所有援助项目的物资必须从日本商社购买。这被称为“系鞋带”或捆绑式援助。

这虽然让日本公司得到很多利益,加速了全球扩张。但这一做法也受到广泛批评。

80年代后,日本改革援外,从捆绑变为松绑式援助,援助所需物资从全世界公开竞标方式。有数据显示,日本公司在80年代的中标率为70%,到了93年就骤减至29%,而日本援外的最突出特点在于重视环境。

其实,日本对外援助也曾被指责破坏了当地环境和生态。痛定思痛,日本政府从1990年后,专门从ODA资金中拿出1000亿日元,作为“地球环境问题对策费”,并从92年开始5年共投入9000亿到1万亿日元作为ODA的环境项目专项资金。

现在,主要负责实施ODA的JICA设定了“顾及环境指导手册”,进行援助项目的综合环境监测。

中国在援外时要多考虑对方利益

【主持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胡渝

【嘉宾】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

《国际先驱导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外援助多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具体实施,如何克服援助要求与企业意志之间出现的矛盾?

李安山: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某国财政部官员曾向我表示,你们中国企业的一些做法让我们不满意,好多中国建筑企业跑到我们财政部,都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建筑公司。这种恶意竞争,其实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有必要由政府、行业协会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规范,来确保援外过程中公平、有序的竞争。

Q:近年来,由于雇佣工人等其他方面的原因,部分受援国当地人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了攻击,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A: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多重原因。关于雇佣工人问题,一个方面,有的项目,由于签约工期、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工作效率等原因,迫不得已地较多使用中国劳工。另一方面,不少项目劳工还是以当地人为主,比如最近我访问苏丹时参观了喀土穆炼油厂项目。目前本地工人有1100人,中国工人200人左右;而且本地工人是一半上班,一半培训。这个项目改善了苏丹的经济与民生。

Q: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但这种援助方式却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中国传统上的援助方式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A:我个人觉得,干涉内政对于有过被殖民经历的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他们受过殖民宗主国的压迫,所以对他们的指责也好,援助的附加条件也好,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历来看,也是这样。私下谈,朋友般的劝告,这可以接受。但是在国际社会当着别人的面,以一种“不这样、就怎样”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中国还是应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私下给非洲朋友提出一些建议,但听不听是人家的事。

Q: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但一些国家攻击中国是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活动。中国应该如何回应国际社会的这些批评?

A:这些年,我们中国为非洲培养了不少医生、工程师、外交官,我们称之为教育援助。而且,许多非洲国家希望和中国合作,他们是自愿的,所以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不值一驳的。今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过程中也要多考虑对方的利益、权益,实现真正的双赢,才能继续在那里待下去。

另外,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You Chinese are our friends,but the Japanese are our darling.”(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日本在一些方面的确做得不错。比如日本的志愿者制度,能涵盖各个层次的人们。很多非政府组织也配合政府开展援助。又如日本设有专门的援助机构JICA,全面负责援外事务,在非洲有几十个点,深入到各国基层,工作做得很细,影响力很广。但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援助机构,各部门的协调还有待改善。再比如在援助透明度方面,法国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援外花钱不少 为何非洲更喜欢日本人?

核心提示:另外,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You Chinese are our friends,but the Japanese are our darling。”(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日本在一些方面的确做得不错。比如日本的志愿者制度,能涵盖各个层次的人们。很多非政府组织也配合政府开展援助。又如日本设有专门的援助机构JICA,全面负责援外事务,在非洲有几十个点,深入到各国基层,工作做得很细,影响力很广。但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援助机构,各部门的协调还有待改善。再比如在援助透明度方面,法国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关键要看援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冉维、彭梦遥、郭一娜发自华盛顿、巴黎、北京 “没有完美的援助。”研究对外援助

的日本专家桥本光平曾说。

对于援助国来说,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受援国来说,也一定是有得也有失。关键要看援

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名为援助 实为美国“政治工具”

美国主要依靠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联邦政府独立机构来进行对外民事援助。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正式成立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美国对外非军事援助集中到一个机构之中。这使得美国能够有一个专门的独立体系统

一实施对外援助。

国际开发署提供帮助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近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谓美国对国外的“利益输送”组织,对美国延伸其外交利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看看美国对外援助金额的排名便可以知道,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利益都举足轻重,要么是美军进行作战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盟友(以色列),要么是美国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埃及、巴基斯坦)等等。

美国开发总署明确表示,美国的对外援助一直有两层目的,第一是通过扩大所谓民主和自由市场延伸美国对外政策利益,第二才是改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生活。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给予援助的标准不是基于改善社会条件或者人道主义,而是为了奖赏它的政治和军

事伙伴。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有各种条件,它规定援助必须采用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规定援助资金购买的大宗商品必须使用美国的航运公司运输。这实际上对美国的收支平衡起到了帮助作用。还有很多对外援助的项目合同都以高价授予了美国的公司,批评人士认为,对外援助的招投标过程受到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倾向和特殊利益集

团的很大影响。

法国帮受援国“造血”而非“输血”

由于历史原因,法国与非洲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联系密切,这些国家也便自然成为了法国对外援助的最主要

对象。

1995年,希拉克担任法国总统后提出“新非洲政策”,将法国与非洲的关系重新定位为“新兴合作伙伴关系”,减少对非洲国家事务干预,法国与原法属殖民地由“父子”变为“兄弟”。这一政策具体体现在法国对外援助政策上便是法国开始将对非援助与双边合作相结合,把财政援助以贷款形式提供给具体合作项目,而不再直接提供给非

洲国家政府。

2008年,法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约为75.62亿欧元,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9%。下一步,法国计划

于2012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0.7%。

法国专门为对外援助设立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机制。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每年修订“优先援助地区”的国家名单。每年调整名单不仅确保法国在对外援助中更重点明确、有的放矢,也避免了受援国的习惯性接

受,从而更珍惜得到的援助。

近年来,法国对外援助项目的重心发生变化,更多以推进受助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为目的,直接扶贫已经不再是其援助的重点。特别是法国在支持受助国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展方面热情极高。无疑,这种帮助受助对象“造血”而不是直接“输血”的方式更有利于受助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进步。而在积极倡导、推动气候变化等热点领域项目的同时,法国也在国际范围内于相应领域取得了更响亮的话语权。

日本援外注重于环境共存

对于长期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的日本来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的援外都是商业利益优先。日本政府规定,所有援助项目的物资必须从日本商社购买。这被称为“系鞋带”或捆绑式援助。

这虽然让日本公司得到很多利益,加速了全球扩张。但这一做法也受到广泛批评。

80年代后,日本改革援外,从捆绑变为松绑式援助,援助所需物资从全世界公开竞标方式。有数据显示,日本公司在80年代的中标率为70%,到了93年就骤减至29%,而日本援外的最突出特点在于重视环境。

其实,日本对外援助也曾被指责破坏了当地环境和生态。痛定思痛,日本政府从1990年后,专门从ODA资金中拿出1000亿日元,作为“地球环境问题对策费”,并从92年开始5年共投入9000亿到1万亿日元作为ODA

的环境项目专项资金。

现在,主要负责实施ODA的JICA设定了“顾及环境指导手册”,进行援助项目的综合环境监测。

中国在援外时要多考虑对方利益

主持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胡渝

嘉宾: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

《国际先驱导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外援助多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具体实施,如何克服援助要求与企业

意志之间出现的矛盾?(以下简称Q)

李安山: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某国财政部官员曾向我表示,你们中国企业的一些做法让我们不满意,好多中国建筑企业跑到我们财政部,都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建筑公司。这种恶意竞争,其实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有必要由政府、行业协会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规范,来确保援外过程中公平、有序的竞争。(以下简称A)

Q:近年来,由于雇佣工人等其他方面的原因,部分受援国当地人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了攻击,如何看待

这一问题?

A: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多重原因。关于雇佣工人问题,一个方面,有的项目,由于签约工期、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工作效率等原因,迫不得已地较多使用中国劳工。另一方面,不少项目劳工还是以当地人为主,比如最近我访问苏丹时参观了喀土穆炼油厂项目。目前本地工人有1100人,中国工人200人左右;而且本地工人是一半上班,一半培训。这个项目改善了苏丹的经济与民生。

Q: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但这种援助方式却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中国传统上

的援助方式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A:我个人觉得,干涉内政对于有过被殖民经历的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他们受过殖民宗主国的压迫,所以对他们的指责也好,援助的附加条件也好,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历来看,也是这样。私下谈,朋友般的劝告,这可以接受。但是在国际社会当着别人的面,以一种“不这样、就怎样”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中国还是应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私下给非洲朋友提出一些建议,但听不听是人

家的事。

Q: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但一些国家攻击中国是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活动。中国应

该如何回应国际社会的这些批评?

A:这些年,我们中国为非洲培养了不少医生、工程师、外交官,我们称之为教育援助。而且,许多非洲国家希望和中国合作,他们是自愿的,所以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不值一驳的。今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过程中也要多考虑对方的利益、权益,实现真正的双赢,才能继续在那里待下去。

另外,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You Chinese are our friends,but the Japanese are our darling。”(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日本在一些方面的确做得不错。比如日本的志愿者制度,能涵盖各个层次的人们。很多非政府组织也配合政府开展援助。又如日本设有专门的援助机构JICA,全面负责援外事务,在非洲有几十个点,深入到各国基层,工作做得很细,影响力很广。但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援助机构,各部门的协调还有待改善。再比如在援助透明度方面,法国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篇: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简史》原本是冯友兰先生1947年在宾西凡尼亚大学讲课的英文讲稿,后由其学生翻译成中文出版。

先生在自序中开篇直抒胸怀:“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非全史在胸,克臻境。惟其如此,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祥也。”先生自然是全史在胸,大有“小范胸中百万兵”之气势。先生抽筋扒皮,把两千年的哲学脉络清晰地展现于大家眼前。囫囵吞枣读完此书,我仍有许多不解,实在是自己资质愚钝。

所谓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之精妙也;识者,选材之精当也;学者,史料之精熟也。先生虽然强调著小史意在通俗,难展其学。

归纳出一些基本的问题。

一,哲学和宗教。

哲学,

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更少。

这种思想,之所以称为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产生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宇 宙是人生的背景,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宗教,

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必要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



二,中国的三教。

人们常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其实不然。

儒家不是宗教,道家只是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才是宗教。道家与道教是有很大区别,两者教义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道教教人反乎自然,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类宗教)。



三,道德价值和超道德价值。

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宇宙)是超道德价值(更准确地说,爱上帝是准超道德价值,按斯宾诺莎,爱宇宙才是超道德价值)。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地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例外。中国人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人们往往通过宗教来追求超道德价值,但科学往前进一步,宗教就往后退一步。幸好,出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途径——一条比宗教更为直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

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替宗教。

因此,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



四,“入世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

人虽有各种,但各种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

么呢?中国哲学家的答案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人如果要得到这个同一,是否必须离开社会,或者甚至否定“生”?

某些哲学家回答说,这是必须的。这种哲学就是普通所谓的“出世的哲学”

另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得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即普通所讲的“入世的哲学”。

专就中国哲学中得主要传统来说,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

五,哲学的功用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

六,内圣外王

中国哲学认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了“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他就是圣人。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并非不问世务的人。

他的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的;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是否有机会为王无关宏旨,是另外一回事。

而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还要养成这种人格。不单是要知道它,还是要体验它。

对于这个问题,冯先生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大段话,来说明知道哲学和体验哲学的关系: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的身上存在哲学家的合命题(入世和出世的统一),.....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来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做在靠椅中,处在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说到金岳霖先生,我的大脑里不禁打了三个大问号。金教授自然是以身载道的哲学大师,但他对人生的领悟,对于情感的领悟,让我费解。据说,他因为林徽音终生未娶,而甘做她的邻居。这是否也在他的哲学体系之内呢,他为何为自己写出如此奇特的人生传记呢?



七,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的表现形式多为语录,书信,多名言隽语,多比喻例证,富于暗示。

富于暗示不单是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例如诗歌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理想也影响了哲学家的表达。例如,《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到家则说,道不可道。这个特点一直影响中国的人方方面面,在西方,两个人相爱就会大胆直白的说“I love you”,而中国人要说“月亮代表我的心”,爱不爱你,自己去揣摩吧,不可道。



八,哲学的特色

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受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人们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就就构成哲学的特色。



九,中国哲学的背景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国土就是世界,所以创造“天下”“四海之内”既表示世界,又表示国家。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人,无法理解理解这些词语是同义,换句话说,因为这个基本的背景,他们创造发展了不同的哲学。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的地理条件大不一样,经济条件也大不相同。中国是大陆国家,以农业为主,以土地为生,土地是财富的基源。因此,在中国的哲学家眼里,存在着“本”“末”之分。“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因此,贯穿中国历史的,农业都是主线,政策都是“重本轻末”。因而跟土地相关的两个主要职业“农民”和“士——地主”是值得自豪的。而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是如此的不同,在建立强大的帝国之前,他们甚至都是处于分散在各自小小的城邦(这也大概是为什么西方的童话果故事里多得是公主和王子,在中国王子基本上只有一个,相互残杀的厉害),各自为政,经济靠海洋,和贸易。(关于古希腊的起源和政治经济,《顾准日记》里面有详细的论证)

家族制度。农业靠土地,土地不可移动,人就这样被禁锢下来,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从而建立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中国传统的五中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可以按家族来理解。同样的原因,祖先的崇拜也发展起来了。儒家学说大部分是在论证这种社会制度的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

这种家族制度既是地理条件的产物也是经济条件的产物。近年来,针对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混乱和迷失,有学者寄希望于重建家族制度,从它所依赖的条件来说,或许已经不再适宜了。



十,“反者道之动”

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有一个都支持的理论,就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借用黑格尔的话说,“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老子》也有相似的话:“反者道之动”。儒家也说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日盈则昃,月盈则食” 。

冯先生说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深远,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困难,贡献很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就是怀着“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的”的信念,度过了这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奸是做不得的,毕竟不长久。



十一,新儒家和新道家

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到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公元三,四世纪的时候,有些到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接近儒家,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是儒家更接近于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正是这种改变,是中国的哲学即出世又入世。



十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诺思罗普说过,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

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西方哲学以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中国哲学以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是,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很自然地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佛家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的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可以说是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不“能”对它说什么。但是对于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它说什么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负的方法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是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帽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用的好极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

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该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中国哲学史上,正的方法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必须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训练。它也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在先说很多话后然后保持沉默。

第三篇: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

通俗简明的阐释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中国人的最高精神是伦理道德,作者认为精神世界还有超伦理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既就是通向更高价值的通道包括哲学和宗教,而哲学比宗教更直接,达到的精神世界更纯,不掺杂想想和迷信。

第四篇:中国气象简史

全国气象科学技术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这是气象行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行业的动员大会,必将成为我国气象科技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进入21世纪,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科学技术创造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财富形成的主要源泉。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气象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是我们国家,更是气象科技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只有抓住科技革命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显著提高气象科技实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才有可能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站在“十一五”的开端,回望过去的五年,气象事业前进的轨迹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战略"促发展“十五”是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关键"首先突出地体现在整体战略的探索、凝练和提升,为“十五”气象事业和科技发展谱下了精彩的序曲和奏鸣。期间,中国气象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首先提出了“拓展领域、科技兴气象、人才强局”三大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事业发展,进而于2004年开始了中国气象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研究工作,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略研究?答案很明确,就是“发展”。因为随着气象科技的不断进步,世界范围内对天气的认识已经扩展到气候系统五大圈层及其相互作用,气象业务已经从传统的天气预报扩展到气候预测、气候变化预估、大气成分监测与分析等领域,气象事业已经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安全、环境外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站在国家利益和整个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层面上统一规划中国气象事业,进一步认识气象事业的真正内涵;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层面上,重新审视经济社会发展对气象的需求;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层面上,确定未来20年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已成为紧迫而现实的任务,更成为战略研究的动因。

战略研究成果与《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等国家战略紧密衔接,提出了“坚持公共气象的发展方向,大力提升气象信息对国家安全的保障能力,大力提升气象资源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的战略思想和“公共气象、安全气象和资源气象“的发展理念,展现出了“大气象”的宏伟格局。

新年伊始,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3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气象事业"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的战略定位,强调了气象事业对国家安全、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作用,对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作用。这是对战略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升华,同时也对中国气象事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是这些基于发展的宏伟战略带动和引领,使“十五”气象事业前进的脚步更加坚实,方向更加明晰。当前,全国气象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3号文件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新一轮气象业务技术体制改革正在全面铺开,跟随着“十一五”气象事业发展的进行曲,战略的提升指挥出愈加激越和跳动的和声。

“十五”创辉煌

在“十五”气象事业的辉煌乐章里,我们可以找出无数跳跃的音符,沿着它们澎湃的内涵,我们能够感受到鼓舞雀跃的内驱力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领悟着气象事业交响的宏大主题。

主题词一:发展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十五”期间,我国气象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气象科学技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科技体制改革和研究型业务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气象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我国科学家担任了国际一些重要气象学术组织的委员和国际刊物的编委。叶笃正先生荣获2003年度世界气象组织(WMO)“国际气象组织奖”,2005年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WMO青年科学家奖自1993年以来曾六度授予我国青年科学家。这些都表明了国际国内对我国气象科技水平的充分肯定。

——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下,围绕我国重大天气和气候灾害、城市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数值预报技术等开展了相关研究,在东亚气候变动理论和预测、气候-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温室气体排放和地气碳氮交换、短期气候预测系统、大气污染数值模拟和预报、中层大气探测理论和技术、天气过程动力学理论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气象行业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

一、二等奖17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近400项。我国气象科技论文的数量大幅攀升。——我国在大气科学领域已拥有10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多个部门重点实验室和一批共建的联合研究中心、工程中心。瓦里关大气本底观象台等台站被列入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台站体系。“十五”期间,中国气象局系统建成了101部新一代天气雷达、7514个自动气象站和风云一号D、风云二号C气象卫星,并投入业务运行,引进了21.5万亿次/秒的高性能计算机。同时,各级政府对平台建设的投入逐步加大,为气象现代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国气象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国际机构组织的活动和科学计划。中国气象局牵头组织国内各相关部门的专家广泛参与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组织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编写工作。目前我国科学家在世界气象组织(WMO)、IPCC、地球观测组织(GEO)、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和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等国际组织和国际科学计划中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我国还积极开展了国际双边和多边气象科技合作,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合作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成功地举办了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科学大会,表明了中国气象国际地位与科技影响力日益提高。

主题词二:改革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中国气象局是“十五”期间科技部首批启动的公益类科研院所改革部门之一,所属的一院八所和省局研究所已顺利完成了结构调整、人员分流、机制转变等改革任务,2004年10月,首家通过了由科技部、财政部和中编办组织的联合验收。国家级业务在探测、信息传输处理、预报服务、科研等方面都进

行了必要的调整,建成了国家和省(区、市)两级气象科研机构体系,加强了区域气象中心的作用,提高了资料和数据的共享水平和集约化服务能力,促进了研究与业务的结合,使气象业务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结构调整后,国家级气象科研院所重点学科专业从原来的74个凝练到51个,专业学科研究布局更趋合理,突出了国家目标,适应了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和学科领域发展趋势,实现了气象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初步形成了与气象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

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现行业务技术体制逐渐显现出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凸现。中国气象局党组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到业务技术体制改革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国务院3号文件,落实“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理念的需要;是继续推动气象现代化建设、增加业务科技含量、优化站网布局和业务分工、全面提升业务能力的需要;是着力提高服务水平和覆盖面、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坚持公共气象发展方向、适应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等各项改革的需要。中国气象局确定了近期改革重点:发展天气、气候、气候变化、生态与农业气象、大气成分、人工影响天气、空间天气、雷电等8个业务体系,进而力争在3到5年内,建立基本满足国家需求、功能先进、结构优化的"多轨道、集约化、研究型、开放式"业务技术体制。新一轮业务技术体制改革大刀阔斧全面展开。

主题词三:创新

创新是腾飞的羽翼。“十五”期间,气象科技创新亮点频现,异彩纷呈。

——研发了我国新一代数值预报系统。中国气象局组建了中国气象数值预报创新基地,通过联合攻关,取得了包括全球中期预报模式、区域中尺度预报模式、资料变分同化系统以及面向超级城市群的精细化数值预报示范系统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自主开发出了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系列产品,特别是风云二号地面应用系统集中体现了我国气象卫星科技的发展水平,解决了静止气象卫星定位这个世界难题,实现了气象卫星天地系统的一体化和“大运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风云二号气象卫星被世界气象组织纳入全球业务应用气象卫星序列,在国际对地观测卫星系统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气象科学数据率先实现共享。2001年12月,在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国气象局站在国家的高度,率先启动气象科学数据共享工作,为打破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数据壁垒”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初步建立了全国分布式的数据共享网络服务系统,包括国家级的主平台和6个省的分平台,为46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2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7项“863”计划项目、37项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87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提供了高质量的气象基础数据共享服务。

——成立了大气成分观测与服务中心。目前,中国气象局已布设了30个大气成分观测站,并按照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发展规划,牵头开展国家大气成分本底野外研究台站体系建设。由该中心研制的沙尘暴数值预报系统入选“十五”国家科技重大成果展。

——气候预测成果写进IPCC评估报告。经过十年的科技攻关,我国科学家建立了自己的气候预测模式系统

——“动力气候模式预测系统”,并投入业务化运行。该系统由海洋资料同化系统、海气耦合模式和高分辨率的区域气候模式组成,于2003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些重要成果及揭示的事实以及所持的观点已提供给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并得到了承认与采纳。

我们能够听到这首激昂的进行曲里,“创新”始终是嘹亮的最强音。

“创新”无止境全国气象科技大会的召开将为我们奏响“加速科技自主创新,全面建设气象强国”的序曲。创新无止境,此刻,“十一五”不止是一个时段和概念,气象事业和科技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和舞台上。

我们能够感到肩上的任务和心中的远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落实国务院3号文件精神,坚持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发展理念,面向国家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努力实现农业气象科学技术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科技支撑;实现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预报科学技术新突破,为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提供科技支撑;实现全球和区域气候预测和气候变化预估科学技术新突破,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保障国家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实现气候资源区划和开发利用气候资源科学技术新突破,为应对我国资源压力、保障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实现气象与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系统集成新突破,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改善广大人民生活质量提供科技支撑。回顾历史,50年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音犹在耳,28年前拥抱科学春天的欣喜仍驻心间。今天,十几亿中国人亲历了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享受着科技进步创造的丰厚财富,深切感受到建立在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之上的国家实力和民族尊严。

今天,气象科技工作者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自主创新,努力开创气象科技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这次科技大会后,一幅波澜壮阔的自主创新的画卷随之展开。气象科技界要立即行动起来,高扬自主创新的旗帜,总结经验,凝聚共识,继往开来,奋力开拓,为实现我国从气象大国向气象强国的跨越,竭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简史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列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逐步加深,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多少仁人志士为寻求革命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中国大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得到有机结合,中国工人阶级逐步成长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成长壮大及其斗争的发展,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志的精心组织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相继在上海、北京、长沙、广州等地成立了地方共产党组织,并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7个地方的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决议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历史时期的重要会议和重要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

21、

7、—19

49、

10、

1、)

1、北伐战争时期(19

21、

7、—19

27、

8、

1、) 北伐战争时期又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会议和主要工作是:

(1)、1922年7月,召开了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

(2)、组织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广州、香港大罢工等工人和农民运动。

(3)、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a、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b、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c、与国民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d、讨伐北洋军阀(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 大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蒋介石、汪精卫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加之党内陈独秀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大革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它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人民中的政治威望,为日后独立的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

27、

8、—19

37、

7、) 土地革命时期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

八、一”南昌起义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看到与国民党合作无望,于是于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

(2)、“

八、七”会议

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3)、秋收起义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到井冈山,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4)、五次反围剿

1930年12月—1933年9月,蒋介石为彻底消灭共产党,五次调集兵力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5)、红军长征(19

34、

10、—19

36、

10、)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付出巨大伤亡后,被迫于1934年10月由江西瑞金出发北上抗日,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途中经历了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历程。1936年10月,红

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6)、遵义会议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政治局常委,后又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处理军事指挥工作)。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关系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越过大草地,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会师的胜利。

(7)、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实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不抵抗主义,激起民愤。张学良、杨虎诚苦谏无望,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3、抗日战争时期(19

37、

7、—19

45、

8、) (1)

七、七芦沟桥事变

自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北全境沦陷,3000万同胞惨遭日军蹂躏,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县芦沟桥发动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2)、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在平型关与日军的战斗,歼敌1000余人,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战,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抗日的民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3)、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全城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30余万人被杀害。

(4)、台儿庄大捷

1938年3月—4月,国民党军队与日寇在台儿庄的战争,歼灭日军1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5)、百团大战(1940、

8、20、—

12、

5、)

八路军对日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参战部队达105个团约20余万人。百团大战历经108天,进行大小战役1820余次,毙伤日伪军25800多人,俘虏大批日伪军,破坏铁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

(6)、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美国设于太平洋珍珠港海军所在地,同时轰炸英、美军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对日宣战。中国共产党与美、英配合,牵制敌人,使日寇遭到狠狠打击。

(7)、整风运动

1942年2月,针对遵义会议后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为纯洁党风,开展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打破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普遍提高了全党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

(8)、党的七大

党的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9)、抗日战争的胜利

自抗日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肆意烧杀抢劫,中国人民惨遭蹂躏,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用毛主席论持久战等重要战略思想,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至1945年8月15日,日军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八年的抗日战争。

4、解放战争时期(19

45、

8、—19

49、

10、) (1)、和谈时期(19

45、

8、——19

46、

6、)

a、重庆谈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妄图利用和谈假像争取时间做好军事部署,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1945年8月28日,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最后两党于10月10日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签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诚意,争取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对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孤立蒋介石起了重大作用。

b、停战协议:1946年1月10日,公布国共两党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双方规定停战令的同时,又秘密下达“尽速抢占战略要点”的作战令。

(2)、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以30万大军围攻中共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3)、刘胡兰英勇就义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阎锡山用锄刀杀害,年仅15岁,毛泽东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4)、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27日,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越过黄泛区,渡过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开辟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5)、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1948年5月25日,在攻打热河隆化城时,敌人碉堡挡住解放军部队的进攻之路,董存瑞挺身而出承担炸毁桥头堡的任务,他机智地到达暗堡下面,发现无放炸药包处,于是手擎炸药包,舍身炸碉堡,年仅19岁。 (6)、三大战役

a、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在林彪、罗荣恒指挥下,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此战役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

b、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合举行淮海战役,整个战役由邓小平、陈毅指挥,此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

c、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在林彪、罗荣恒、聂荣臻指挥下,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联合发动平津战役,此战役历时64天,歼敌52万余人。

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

(7)、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6月2日,人民解放军第

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举行渡江战役,强渡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结束国民党22年的统治,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相继解放。

解放战争共歼敌744.5万余人。

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中国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28年的斗争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旧制度,建立新政权。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叫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

49、

10、——19

56、

8、)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从而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清匪反霸:人民解放军继续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匪帮,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3)、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民经济。 (4)、土改运动(1950年6月—1952年底)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法规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通过土改,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获得了土地,使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得到彻底消灭。 (5)、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53年7月29日) 1950年6月,美国武装介入朝鲜内战,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为保家卫国,中共中央作出战略决策,由总司令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历时3年1个月,朝中部队共毙伤俘敌军1093839名,击伤击落和缴获敌机12224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坦克3064辆,击沉击伤敌舰船257艘,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轮流参战130万人,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载入史册。

(6)、镇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上还残留着大批政治土匪和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颠覆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为了打击反革命,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7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从此,全国范围内的镇反运动开始。镇反运动至51年10月的一年时间内,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余人,在大陆上彻底摧毁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全局面,有力地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7)、“三反”、“五反”运动(51年12月—52年6月)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后又向违法的资本家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三反”、“五反”中,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因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现200万)元左右被枪毙。

“三反”运动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教育了广大干部。“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两个运动增强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8)、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造 一化: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化三改造期间,出现了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公私合营等运动。

在社会主义过渡(改造)时期,人民军队继续清匪反霸,农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城市进行“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知识分子等实行改造,使社会主义改造初见成效,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使中国顺利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9月—1966年4月) (1)、党的八大:党的八大于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八大是在新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

和社会转型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党代会。它提出解决了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大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八大精神并未得到贯彻执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出现“左”的错误,如反右斗争扩大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等,由于忽视了客观规律,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

(2)、大跃进:1958年——196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出现了虚报浮夸风,为了超英赶美,砸锅炼铁,大炼钢铁,粮食亩产报到130435斤/亩,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3)、人民公社:搞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大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等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

(4)、庐山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后被毛泽东确定为右倾错误进行批判,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

(5)、中、苏两党关系破裂:1960年6月至7月,中、苏两党因政治观点分歧,导致关系破裂。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60年至62年为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6)、“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针对58年以来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了八届九次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58年“大跃进”以来,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

(7)、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就1958年以来党在工作上的失误,承认了错误,这次大会纠正了左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3年至65年,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工农业生产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又进行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调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迅猛发展。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2、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极端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因而导致了一场严重混淆敌我的政治大**。

3、文化大革命所做工作 (1)、中心工作:抓阶级斗争。

(2)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迫害一大批领导干部,刘少奇、贺龙、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受迫害,其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同志被迫害致死。

(3)、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由此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天下大乱,组织机构被冲垮、政府机构被解散、司法机关被砸烂、科学文化被扰乱、国民经济被阻滞。学生不读书,搞全国大串联、工人不做工,停工闹革命,由此造成物质严重匮乏(一切物品皆用票证供应。),经济停滞不前。

4、粉碎林彪反党集团: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阴谋败露后,带老婆、儿子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随后林彪反党集团被彻底清查。

5、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败露,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

6、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导致国家一片混乱的十年内乱、十年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学生不读书,全力抓阶级斗争,导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停滞不前,物质供不应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机构遭到严重削弱;民主与法制遭到粗暴践踏;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社会思想和社会风气遭受严重损害。

(四)、文革后徘徊时期(1976年10月—1978年11月)

1、进行国家组织的整顿,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2、批判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3、调整充实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

4、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扭转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局面。

5、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为了真正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5月,在全党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讨论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延安整风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推进了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为新的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的干部条件和群众基础。

(五)、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12月— 今)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2)、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3)、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4)、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5)、对“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进行认真清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表明了自1976年10月以来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2、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1)、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不断发展,逐步解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2)、综合国力得到日益增强

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国民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日益增强,香港、澳门的胜利回归;加入世贸组织、申奥的成功并成功举办,充分体现我国正日益富强,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

(3)、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日益提高

经过农村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冲破了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已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现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4)、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

科技体制改革,使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

工业科技的发展,使我国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科技的发展,使我国人民基本消灭了贫困、解决了温饱、达到了小康;国防科技的发展,使我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高。神

五、神

六、载人航天飞船的成功飞行,标志着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3、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12日—18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邓小平同志理论思想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4、党的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11月14日)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党的建设得到不断加深和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不断发展。

5、党的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10月21日) 十六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显著提高,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宏伟目标。目前,我们正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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