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六大类社会组织

我国六大类社会组织（精选6篇）

篇1：我国六大类社会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款“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社会团体是我国的六大类社会组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章规定了社会团体法人是我国四类法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事业法人）之一。

国家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国家军事机关。

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都带有准官方性质。中国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其中使用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由国家财政拔款的社会团体约200个。在这近200个团体中，全总、共青团、全国妇联的政治地位特殊，社会影响广泛。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8个）： 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14个）：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法学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欧美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

社会团体中除了人民团体以外可称群众团体。

企业单位：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

事业单位：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如学校等，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如医院等，还有一种是自收自支。企业分类

（一）以投资人的出资方式和责任形式分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制企业。

（二）以投资者的地区不同分为：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三）按所有制结构可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和私营企业和外资。

（四）按信用等级可分为：人合公司、资合公司、人合兼资合公司。

（五）按规模可分为：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 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是一个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没有自己的法律人格，其民事或商事活动都是以独资企业主的个人人格或主体身份进行的。

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个体工商户是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或家庭。自然人或以个人为单位，或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工商业经营，均为个体工商户。根据法律有关政策，可以申请个体工商户经营的主要是城镇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和农村村民。国家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不能申请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个人独资企业是经营实体，是一种企业组织形态 个体工商户则不采用企业形式。不具有组织体的属性。

个人独资企业和一人公司的区别：一人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形式的公司，即公司的投资人为一人，由投资人独资经营，但投资人对公司债务仅负有限责任。我国新修改的公司法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出资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除自然人和法人出资设立的一人公司外，我国公司法上的国有独资公司也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是其股东地位特殊而已。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一人公司的投资人(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即负有限责任。

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从2000年1月1日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再缴纳企业所得税，只对投资者个人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制企业又叫股份制企业，是指由两个以上投资人（自然人或法人）依法出资组建，有独立法人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企业。根据现行中国公司法（2005），其主要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类公司均为法人，投资者可受到有限责任保护。

有限责任公司：指依据公司法由全体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每个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人数有一定的限制，必须是50人以下；

2）股东以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财产责任；

3）有限责任公司不公开募集资本；

股份有限公司：是指依法成立的，其全部资本分成等额股份，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公司资本，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1）公司发起人游人数限制，2~200人

2）公司资本分成等额单位，称之为股份

3）股份以股票形式发行

4）股份有限公司一般规模较大，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在设立程序上也比较复杂。

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三人至十三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

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会设主席一人。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不设监事会。

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中，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股份有限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会设主席一人，可以设副主席。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中内部任职，并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并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

公司制企业的优点

1.无限存续

一个公司在最初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退出后仍然可以继续存在。

2.有限债务责任

公司债务是法人的债务，不是所有者的债务。所有者的债务责任以其出资额为限。公司制企业的缺点

1.双重课税

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其利润需交纳企业所得税，企业利润分配给股东后，股东还需交纳个人所得税。

2.组建公司的成本高

公司法对于建立公司的要求比建立独资或合伙企业高，并且需要提交各种报告。

3.存在代理问题

经营者和所有者分开以后，经营者称为代理人，所有者称为委托人，代理人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伤害委托人利益。

外资企业是一个总的概念，包括所有含有外资成分的企业。外资企业分为三种类型，即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称三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主要法律特征是：外商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比例有法定要求；企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故此种合营称为股权式合营。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其主要法律特征是：外商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份无强制性要求；企业采取灵活的组织管理、利润分配、风险负担方式。故此种合营称为契约式合营。一般可分为两类：具备法人资格的合作经营企业和非法人的合作经营企业。合作与合资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契约式的合营企业。是一种可以有股权，也可以无股权的合作式经济组织。

全民所有制企业又称为国有企业，但广义的国有企业还包括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是国有企业的一种。

私营企业包括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以公司信用基础为标准，公司可以分为人合公司、资合公司以及人资兼合公司。人合公司以公司股东的个人信用作为基础；资合公司以由公司股东分别出资而形成的公司财产作为信用基础；人资兼合公司则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性质的信用基础。

人合公司：无限责任公司是最典型的人合公司。

中国没有无限责任公司，我们国家认为，凡称为“公司”的都应当是责任独立的法人，“无限责任”这一概念与公司的“责任独立”是冲突的，所以我们国家没有“无限责任公司”这一称谓，只有与之对应的“普通合伙”。

企业大小标准要以行业而定。

篇2：我国六大类社会组织

发布日期：2012-10-23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2012年10月23日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建立，社会保障覆盖人群迅速扩大，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实实在在地让亿万名老百姓受益，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您如何评价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

胡晓义：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最快、人民群众获益最多的时期。

一是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全面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制定实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开展试点，企业年金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并开展了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对城乡居民的制度全面覆盖。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基本建立，覆盖城镇职工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普遍实施。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实现了由单位和家庭保障向社会保障、由覆盖城镇职工向覆盖城乡居民、由单一保障向多层次保障的根本性转变，初步形成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二是覆盖人群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社会保障。截至2011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4亿人、4.73亿人、1.43亿人、1.77亿人、1.39亿人，比2001年分别增长100.2%、549.1%、38.3%、307.1%、301.7%；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64亿人，新农合参保人数达到8.32亿人。在短短的几年里，数亿人被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计划，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三是保障水平较大幅度提高，保障和改善了群众的基本生活。2005年至2012年连续8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2012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人月均基本养老金预计达到1700元，是2002年的2.8倍。开展了门诊统筹，逐步提高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40元提高到2012年的240元以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由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提高到6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高支付限额，分别达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待遇，以及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

四是社保基金规模不断扩大，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各级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进一步规范社保基金收支和管理，基金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城镇5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和累计结余分别达到2.37万亿元、1.79万亿元和2.86万亿元。2009年至2010年，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社会保险领域首次实施对困难企业缓缴5项社会保险费、降低4项社会保险费率，并加大3项社会保险补贴力度的措施，直接为企业减负800多亿元，为6000万名职工稳定了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较快企稳回升。

五是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些突出矛盾得到化解。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各类企业，在相应期限内给予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补贴以及适当的岗位补贴。将关闭破产国有企业未参保退休人员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统筹解决其他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纳入医疗保险问题。将国有企业 “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将未参保集体企业和 “五七工”、“家属工”等群体纳入养老保险。

六是社保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服务网络逐步延伸。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了以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主干、以银行及各类定点服务机构为依托、以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组织体系和服务网络，并逐步向乡镇、行政村延伸。全国县及县以上经办机构8000多个，工作人员达16万人；全国街道、社区、乡镇、行政村建立的基层服务站所超过19万个，专兼职工作人员达37万人；医保定点医院9.6万个，定点零售药店11.3万个。建立了中央、省、市三级网络，并全部实现了省、部联网，实现了数亿名参保人员的监测数据上传。到2012年8月底，社会保障卡已发行2.52亿张。全面实现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率达到77.8%。

记者：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发展为什么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有哪些主要的做法和宝贵的经验？ 胡晓义：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主要做法：一是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和特殊人群保障问题。10年来，我们坚持以农村、居民和部分特殊群体为重点，加快推进各项保障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计划，使社会保障覆盖人数成倍增长。同时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多方筹集资金，基本解决了国有关破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将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以及集体企业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等历史遗留问题。

二是改革创新，努力破解群众和社会反映强烈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根据城镇化提速、老龄化加剧、人口流动性增强等新形势，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制定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以退休人员为重点推动异地就医结算。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社会保险领域首次实施对困难企业缓缴5项社会保险费、降低4项社会保险费率，并加大3项社会保险补贴力度的措施。

三是加大政府投入，不断提升保障能力和待遇水平。10年来，各级财政对5项社会保险的投入累计达到1454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0881亿元，有力支持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了及时足额支付各项社会保障待遇。

四是强化法制建设，依法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10年来，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保障立法进程不断加快，先后颁布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颁布修订了 《工伤保险条例》等，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规章和实施办法，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记者：今年是 “十二五”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十二五”时期，国家是否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整体布局和谋划？进一步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胡晓义： 《社会保障 “十二五”规划纲要》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第一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对 “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布局和谋划。它的制定颁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凸显了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实施规划，将成为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新的强大动力，将为我国社保体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十二五”期内，我们将继续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更加注重保障公平，把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作为优先目标，着力解决制度缺失问题，逐步缩小相关群体保障水平的差距；更加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做好转移接续，加快制度整合，提高统筹层次，促进城乡统筹；更加注重优质高效服务，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和质量；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巩固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机制，拓宽多元化筹资渠道，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完备、体系比较健全、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水平适度、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网。记者：近年来，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社保服务手段不断创新和提高，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好评，请问有哪些主要的创新服务手段？

胡晓义：近年来，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大力推动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通过建设和整合应用系统，推动实现 “五险合一”、“一单征收”、“一站式服务”、“柜员制”等经办模式，使经办工作逐步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粗放走向精确；许多地区还依靠信息网络，通过分级权限管理的方式，将业务窗口下沉到基层，方便了群众办事。

二是构建跨地区交换平台，为形成异地协作新机制创造技术条件。目前，养老保险待遇状态比对查询服务系统已有24个省份入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系统已有27个省226个地市1772个经办机构入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系统已有 15个省份接入部级平台。23个省份还建立了省内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或利用省级大集中系统形成对省内异地就医结算的支持能力。

三是大力推动社会保障卡建设，全国254个地区发行了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员达到2.52亿人。去年一年的发卡量就相当于 “十一五”期间5年发卡量的总和，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发卡地区普遍实现了持卡就医即时结算，部分省份实现了省内跨统筹地区持卡结算，有效解决了参保人员跑腿和垫支问题。与人民银行共同推动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使社会保障卡具备了对持卡缴费、持卡领取社保待遇的支持能力。

篇3：我国六大类社会组织

一、政治条件

在法律类社会组织中, 非法身份的现象普遍存在着。也就是说, 很多的社会组织都未曾在民政部门进行正式的注册、登记[1]。非法身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过分高的门槛和过分严格的限制, 因而造成法律类社会组织难以取得正式身份。特别是政治法律类和宗教类等, 还包括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 因为他们具有较为复杂的情况, 所以这些社会组织申请登记之前, 还必须得到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和认可。受非法身份的不利影响, 有部分法律援助组织人员, 尽管持有律师资格, 但是还是无法获取法律服务执业证书, 身份受法院质疑, 处理纠纷时还会遭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很多局限。

二、经济条件

相比较世界上的一些国家, 我国社会组织生存的经济条件现状堪忧。

国外社会组织的以服务费用为主要经济来源, 总收入中的大约一半都是这项费用。而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收费占比则少的很, 只占了不到总收入的10%, 基本上缺乏“造血”能力, 而且其自身就需要“输血”。政府资助是国外社会组织的第二个主要经济来源。相比之下, 我国社会组织的经济来源则是以政府资助为主。但是我国的政府资助对象只是那些经过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 可是我国还有一些缺少正式身份的社会组织大量存在, 其根本是得不到政府资助的。慈善所得是国外社会组织的第三个主要经济来源。相比之下, 我国社会组织的慈善所却仅仅占了非常小的比重。

三、自身条件

法律类社会组织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 自身未能发育健全。不少法律类社会组织都是演变于政府职能部门, 也有的是是政府部门直接成立。因而在很多方面都对政府非常依赖, 不论是组织职能, 还是管理体制和活动方式, 具有十分浓厚的“二政府”色彩。有的法律类社会组织规模很小, 不存在独立的理事会, 通常创办者拥有绝对权威, 存在极为严重的家长制作风;有些法律类社会组织具有较大的规模, 尽管有了单独的理事会, 然而其主要是由发起者、出资人组成, 无社会人士的参加。不仅是理事会制度, 这类组织的财务信息公开制度也亟待完善。

四、改善条件

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2]。为了实现社会组织建设的这一总目标, 就要对其生存条件进行不断的改善, 从而为实现其健康成长起到助推作用。

(一) 改善组织生存的政治条件。

要将民政部门与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束缚突破, 将法人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建立起来, 其核心便是社会组织章程。对三级登记注册制度进行积极探索, 为了方便管理可以将法律类社会组织纳入公益法人范畴。政府要转移监管重心, 不再是过去的事前审批, 而是着重进行事后监督, 将相应的评估办法和标准制定出来。采取第三方评估的方式, 可以向专业机构提出委托, 将相关部门彼此协调的监督体系建立起来, 不再只是简单的进行防范式监督, 而是要实现培育中的监管。

(二) 改善组织生存的经济条件。

也就是要将这一组织的“造血”功能充分开发出来, 将多方面相结合的融资模式建立起来, 要求有能力的人就需要付费, 为没有能力的人提供免费服务, 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公益价值。政府对于法律类社会组织要大力投入培养, 将其基本公共法律服务通过财政预算的渠道购买过来。

(三) 改善组织生存的自身条件。

这就是要让法律类社会组织脱离行政部门。通过自身各方面能力的加强来增强这一社会组织的综合实力, 具体包括绩效管理、专业服务以及财务管理等能力;对于这一组织中的相关从业人员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其录用标准;促使管理从业人员的办法更加规范化;对相应的员工激励机制进行建立健全;对法律类人才要不断加强专业培训, 进而促使这类社会组织中从业人员的社会形象得到不断提升。

五、结语

总之, 现在需要着重发展的几种法律类社会组织有:第一类, 主要是为了对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进行加强, 有助于对市场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 诸如公证协会和律师协会之类;第二类, 主要是为了对公益理念进行认真实践落实, 对困难群体进行很好的帮扶, 大大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诸如公益律师室之类;第三类, 主要是为了对利益进行更好的协调, 将矛盾有效化解, 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诸如社区矫正组织之类。通过发挥这三类法律类社会组织的引导作用, 进而对其它所有法律类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壮大发挥带动作用, 以便这类组织能够变成法治国家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2010年中国社会组织理论研究文集[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1:535.

篇4：我国六大类社会组织

摘 要：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500家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迅速参与到芦山的抗震救灾中，在灾民安置、物资筹集、心理抚慰、维持秩序、志愿者培训等方面发挥政府救灾助手作用，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力军。通过对四川省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此次芦山抗震救灾的参与方式、特点、范围及持续性等现状进行调查访谈，分析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的经验与不足，以期为构建科学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芦山地震；社会组织；社会救助；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6007305

从政府与公民互动的视角，研究重大灾害救助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之一。现代社会，理性的公民参与只有凭借一定的公民组织才能有序有效地进行，因此，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自治和治理的载体之一。自2003年SARS事件以来，国内社会组织作为对政府资源的有效补充，在重大灾难事件中积极参与社会救助的体系逐渐形成。汶川地震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迅速，2008年底在民政部注册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有2.1万家，2012年底注册组织则达到了3.6万家。2008年也由此被认为是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轨道上的“里程碑”和重要拐点。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全国近500家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万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抗震救灾，其组织化程度、专业技能装备以及救灾的针对性和适用性等，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一、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理解

（一）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定义

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向社会某个领域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我国社会组织是一个庞大、复杂且处于渐变中的体系，狭义上的社会组织通常指的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实践，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1]。在不同的语境下，社会组织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

公益性社会组织指的是在法律允许的领域内，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无偿或者以较优惠条件提供服务，从而使服务对象受益的社会组织[2]。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指的是以公众利益、利他为核心价值，以志愿者为主要参与者，服务范围包括济贫、赈灾、环保、教育等领域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3]。相比较而言，此类社会组织更能折射出公民参与的自主意识。

（二）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方式

社会救助是在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内容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自然灾害等生活性救助，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法律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等[4]。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方式大致有四类：一是以官方背景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为主体持续参与社会救助。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发起的“希望工程”在帮助贫困儿童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二是由政府出资向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定期参与社会救助。如上海市民政局在浦东新区和静安区扶持社会组织参与对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三是由社区支持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如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成立社区慈善超市，主要救助街道辖区内的弱势群体，为其募集善款、衣被、家电和日用品等。四是草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自主参与社会救助。如汶川地震中300多万志愿者自愿奔赴灾区，与很多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一起深入一线服务，得到公众认可。

二、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芦山地震救助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向78家参与芦山地震救援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发放调查问卷，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参与地震救助的服务内容、参与方式、服务专业性及在参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方面。最终回收45份，有效问卷41份，回收率52.5%。同时以当面走访和电话访谈方式对30家社会组织进行了一对一访谈并对逐字稿进行分析。

（二）结果分析

1.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资质

80%的社会组织已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其中，97%的社会组织成立于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个人发起的社会组织占75%、企业发起的占15%。

由此可见，一方面说明汶川地震的确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访谈显示大多数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不仅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还在注册中得到了当地县民政和妇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个人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和投入度都较高，并且这些组织在震后紧急救援阶段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少依靠个人威望成立的社会组织，其资金保障、精力投入、组织发展等均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

2.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时间

70%的社会组织在“4·20”地震当天就进入灾区。其中，60%的社会组织参与了地震救援的所有阶段；36%的社会组织持续服务时间为1年，50%的预计持续时间为1年-3年，9%的预计持续服务时间在3年以上。

由此可见，大多数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参与及时，同时又考虑到不同救助阶段的重点不同，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访谈显示，的确有不少社会组织一直坚持在灾区提供服务，相比较而言，获得政府或基金会等资金支持的社会组织比没有获得资金支持的社会组织在人员投入、项目持续、服务保障等方面更有优势。

3.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服务

调查显示，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服务内容方面几乎涵盖了救死扶伤、物资保障、维持秩序、环境保护、辅导学生、安全教育等多层面，公益服务内容呈现多元化态势。endprint

值得一提的是，73%的社会组织主要以老人儿童为服务对象，68%的社会组织主要提供心理抚慰服务，55%的社会组织有专门针对志愿者的培训服务。可见，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视和本土志愿者的培训，说明社会组织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更加注重救援服务的精神需求和定向服务。访谈显示，不少社会组织在救援同期即重点吸收本地志愿者、重视扶持当地力量，以期实现灾区自助。如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除组织专职志愿者长期坚持在灾区服务外，还培养当地“乡村社工”，帮助孵化当地社会组织，力图实现社会组织本土化、持续化的发展。

4.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方式

经历汶川大地震后，大多数公益组织选择联合救援方式进行资源整合。调查显示，83%的社会组织选择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联盟的方式，而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地震紧急救援中为部分联盟组织提供了信息支持。如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新中心在地震发生当天就开发出“一键多渠道发出求救信息”——益云信号弹，地震当晚就搭建好了救灾地图，联合前线救援队、后方数据筛选志愿者，保证救灾平台信息的及时有效。

在资金保障方面，68%的社会组织主要依靠自筹，在紧急救援阶段运用自身影响力筹集大量资金物资运往灾区，协助政府做好灾区民众的生活安置保障服务。调查显示，在过渡安置及灾后重建阶段，继续在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均获得了基金会等各类资金支持和保障。

在同政府交流方面，85%的社会组织并没有与政府直接接触沟通。例如，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在积极联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有效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访谈同时显示，这种合作和联盟大多停留在信息交流层面，在协同作战、后勤保障和后续联合方面还有待加强。

三、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优势分析

（一）反应迅速积极参与，行动能力强

“4·20”芦山地震发生过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立即启动灾害应急响应，在紧急救援阶段、过渡安置阶段以及灾后重建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来自民间，没有行政部门繁琐的行政审批，其救助行动反应更快。如芦山地震发生当天，成都11家公益机构[5]共同发起成立了开放型的“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4·20联合）”，凡愿意参与4·20救灾活动的社会组织都可以参与，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以各种形式参与的机构有68家。其次，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成员大多来自基层，熟悉社会基层的情况，也了解受灾群众的需求，其志愿者因为来自各行各业，因此社会救助的内容广泛，能更好地为灾区服务。

（二）利用资源募集物资，整合能力强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因其民间性和公益性，利用多种媒体方式，能号召群众参与到社会救助中，在短时间内满足社会救助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芦山地震发生后，在短短的时间里，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利用各种社交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筹集物资，招募志愿者，使来自社会的力量很快投入到灾后救助中。

据新京报报道，地震后第7天，全国参与地震救援和确定参与灾后重建的115家基金会，已募集善款和物资10.49亿元人民币。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止2013年5月19日8点02分，全国共有144家基金会参与到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募集善款和物资达13.79亿元人民币，总额已超过汶川地震中基金会募集到的捐款。

（三）参与方式灵活多元，应变能力强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规模小，能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服务策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灵活地参与到突发事件中，每一个社会组织背后有着巨大的社会力量，能在短时间汇集灾区所需的资源，解决问题。例如：地震发生后，通往芦山的道路中断，大型的救灾设备、器械无法进入灾区，来自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携带专业救灾设备徒步前往灾区；在地震发生后，大批志愿者涌入灾区，而没有考虑到自身基本的生活保障，成都义工网迅速募集了700多只手电和睡袋运往灾区，解决了志愿者的基本保障。

（四）自发搭建联动平台，合作意识增强

与汶川地震相比，参与芦山地震救助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增强了合作，更多的社会组织采取联合作战。 “4·20”芦山地震后，到达雅安的各公益基金会，参与和确定参与救援和重建的NGO组织，大都对灾区情况做了实地调研，都对救援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2013年4月28日，在成都召开的“‘4·20社会应对圆桌会暨信息分享会”上，与会的73家机构不仅分享了各自的工作规划和设想，还通过讨论达成了“‘4·20共识”：“联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推进芦山地震救援重建中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此次会议上成立的“4·20”联合救援行动，在分享信息、分析灾情、联合行动，以及同政府沟通、协商、协调救援行动等方面进行了高度的整合，为各组织高效有序地参与到芦山地震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寻求政府支持协作，组织规范增强

相较于汶川地震中组织参与的无序，“4·20”芦山地震中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不仅建立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体系，而且多家社会组织在芦山成立前线指挥中心，分工明确，有专人负责灾情收集、后勤保障、救援行动等，并有序安排后续队伍进入灾区，形成了专业化的参与地震救助的队伍。在此次芦山地震中，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还积极主动地同政府交流沟通，寻求政府的支持协作，同时政府也成立了“雅安地震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通过这个平台，各组织加强了同政府的合作与交流，在信息交流、后勤保障、资金支持等方面为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提供了便利。

四、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反思建议

（一）专业程度和救助能力参差不齐，落实有效性

经历了汶川地震的洗礼之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有增长，而且在组织资质上有保障。有些社会组织救助资金来源充足，专业素养高，曾多次参加类似的灾害救援；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社会组织缺乏专业人员、资金支持、以及抗震救灾的经验，因此在有效组织救助能力方面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局面，有的组织甚至只是个临时机构，缺乏社会各界的有效支持，如同昙花一现，很快销声匿迹。endprint

因此，完善社会组织自身机构建设，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加强对组织成员的联系和专业培训，提升筹资、组织、协调和救灾能力才是长久之策。尤其需要重视的是人才建设，明确优秀的人才才是社会组织前进的基石和动力，应加强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构建组织文化。

（二）资金缺乏和持续发展不容忽视，提高长效性

虽然不少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组织和筹集资金物资方面很有资源，政府也通过各种途径支持社会组织长期为灾区提供救助，但仍旧存在部分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因个人发起，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和志愿者渠道，难以长期坚持下去。一些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因此被迫削减在灾区的服务时间和服务力度，如在芦山地震中成长起来的小雨公益组织，缺乏专业人士和资金，没办法拿到政府或基金会的项目，在接受调查采访时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的作用。资金是社会组织最基本的资源之一。缺乏资金的社会组织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也难以吸收足够的专业人才，严重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因此，一方面政府需加大对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培育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品牌，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宣传、推介力度，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声誉。另一方面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搭建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企业、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的合作平台。

（四）法律监督和民间认可仍显不足，重视公信力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在已经公布实施的一系列救灾法规体系中，对社会组织参与救灾有一些明确的规定，但总的来说，仍是宏观层面的原则性、笼统性规定，还缺乏详细而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参与机制和工作制度。民政等部门虽然承担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但监管多在制度和经费方面；灾区政府从维护灾区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对进入灾区的社会组织及其开展活动进行限制，甚至宣布一些社会组织“不受欢迎”，直至取缔和驱逐社会组织；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尚不成熟，加上民众存在对陌生人的信任普遍缺失，不少社会组织表示在参与社会救助时常常受到抵触和误解。在“4·20”芦山地震中，许多社会组织告知，在开展社会救助时，民众往往不理解、戒备心强，甚至产生了误解，影响了社会救助的进程。

因此，一方面以立法或授权的形式明确灾害发生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范围与相应责任，尤其是要明确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角色、作用和相应责任，在法律法规上对社会组织参与救灾进行规范和保障。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重视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公信力，主动改善与政府的关系，积极寻求友好合作的途径，直至建立一种互动合作的良性关系。

参考文献：

[1]王名.社会组织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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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米勇生.社会救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5]曹天禄.转型期社会组织正能量的发挥与负能量的降解[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26-131.

[6]何敏.促进成都市公益事业发展的对策及措施研究[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1）：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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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湘树.大型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J].人民论坛，2014，（4）：74-76.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id of Charity and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for the “4·20” Earthquake as An Example

CHENG Hongjuan， XIE Jihui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China）

Abstract：The “4.20” Lushan after the earthquake， charity and public welfare social organitions responded quick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earthquake relief.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nearly 500 of charity and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quickly to participated in earthquake relief in Lushan， played the government relief assistant role in resettlement victims， material raise， psychological

comfort，maintain order， volunteer training， become the main force in disaster relief. In this study，investigation of charity and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status，characteristics， scope nd persiste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Lushan

earthquake relief， analysis and the lack of socil organizations and how to integrate social forcesexperience，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to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mode.

Key words： Lushan earthquake； char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assistance； social managemen

篇5：我国六大类社会组织

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上午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时表示，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文字实录：

[马凯]二是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民政部门要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切实履行责任。

篇6：我国六大类社会组织

如今, 我国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变革, 面对学习型社会的到来, 面对人们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以及教育的民主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 未来我国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发展将是满足人们不同偏好, 使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有效手段。

一、发展历程

由于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 一些个人和社会机构自发实施的零星的教育公益行为在民间始终存在。但作为有组织、有资源投入的社会化的教育公益实践, 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发起的“春蕾计划”等, 把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状况呈现在社会和公众面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多个国际发展组织和基金会在扶贫、社区发展和儿童保护等方面涉足基础教育支持, 也有个别的专门做教育支持。2000年左右,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 网络上的支教和助学平台逐渐形成, 最早的网络支教平台在2001年左右出现, 例如希望之光、灯塔计划等。2003年以后, 一批相对成形的教育类公益组织出现, 在度过了早期艰难生存的阶段之后,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基本现状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所做的统计, 目前我国以公民结社形式组成的教育类公益组织 (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国际组织、已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未注册的非营利机构等) 共约150家左右。它们大多成立于2000年后, 分布在城市的高达91%, 分布在县城或乡镇的仅占9%。

在这些教育类公益组织中, 注册为社会团体/协会的占20.9%, 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占9.3%, 按工商注册的占25.6%, 未注册的占34.9%。后两者绝大部分是本土教育公益组织, 是在社会组织注册难的背景下, 不得已的做法。

教育类公益组织规模普遍不大。专职工作人员为5人及以下的组织占40.9%, 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即全部是志愿者和兼职工作人员的组织占25%, 两者共计占调查样本的65.9%。工作人员为6~15人的占22.7%, 工作人员16~21人的占4.5%。三分之二的教育类公益组织处于相当弱小的状态, 它们主要是草根型的教育类公益组织。

教育类公益组织运作资金的来源主要来自基金会、个人和企业 (见表1) 。三分之一的机构运作资金的来源之一是自有经费, 有9个机构能够得到来自政府的经费。有少数组织的资金来源是志愿者/义工内部捐助、筹款活动等。资金状态和机构发展比较好的主要是国际组织和非公募基金会。

注:有2个样本未做选择

不同教育类公益组织的运作经费数额高度分化。年运作经费 (含项目资金和机构运行资金) 在300万以上的组织为11个, 100万~300万的组织为5个, 10万~50万的组织为12个, 10万以下的组织为9个。

关于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工作领域, 其中有61.4%的被调查组织最为关注义务教育教学和课外教育 (支教、教师培训等) 。其他主要关注:公益组织建设、终身教育、学前教育和农村综合发展等。

绝大部分教育类公益组织认为本机构的强项之一是共同的使命感, 超过60%的组织认为自己拥有专业人才的优势, 近50%的组织表达了对资金稳定性的迫切需要, 约25%的组织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将获得政府支持视为强项。

教育类公益组织非常广泛, 介入的角度很多, 呈现出很庞杂的局面。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调查统计, 教育类公益组织大致分成六大类 (见表2) 。当然, 这种分类只是依据工作内容进行的简单划分, 对于遍布全国的爱心志愿者群体以及庞大的从事特殊教育的公益组织均没有包括进来。

三、发展困境

我国教育类公益组织起步较晚, 理论研究不成熟, 加之社会处于转轨时期, 因此, 教育类公益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身份”尴尬

我国对非政府组织采取的是“分级登记, 双重管理”的登记管理制度, 即由民政部门 (登记管理机关) 和业务主管单位共同管理, 并且按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由不同级别行政区域的相应机关进行登记和管理。登记管理机关是指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机关负责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变更和注销的登记或备案, 年度检查, 以及对其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业务主管单位指的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 它负责非政府组织的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监督、指导其依法并根据章程开展活动, 负责年度检查的初审, 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 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

这一规定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登记限制比较严格,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业务主管单位, 而在实践中, 各个业务主管单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它们对提交申请的非政府组织大多采取推脱的态度, 使得很多非政府组织不可能通过登记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活动, 往往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 这样一来, 在减税免税上就很难获得合法的待遇, 也难以接受相应的捐赠。因为我国的税法规定, 只有向国务院、民政部门规定的少数几家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的捐赠才能享受税前扣除的税收优惠。上文中提到教育类公益组织能够正常注册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仅占30%, 绝大多数都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尴尬而难以界定的法律地位问题, 一直是困扰教育类公益组织的生存与良性发展的基本问题。

2. 资金不足

上文中提到, 教育类公益组织运作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基金会、个人和企业, 三分之一的机构运作资金的来源之一是自有经费, 有少数组织的资金来源是志愿者/义工内部捐助、筹款活动等。资金状态和机构发展比较好的主要是国际组织和非公募基金会, 而其他的教育类公益组织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很多教育类公益组织国内资金筹措和资源动员主要依赖于精英人物的人格化的影响, 直接来源于社会公众的自愿捐赠。所以, 资金不足是困扰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3. 专业性不强

教育类公益组织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 相应的理论研究比较缺乏, 已有的也不成熟不系统, 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的发展。资金短缺也不足以吸引优秀人才。因此, 目前大多数教育类公益组织的专业性还很低, 没有形成良性的工作机制和科学化的工作模式, 尚处于摸索和积累经验的时期。另外, 教育类公益组织的专业性不足又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 因此, 其权威性深受质疑。

四、对策

教育类公益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 在短时间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资源短缺、资金和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现状。教育类公益组织如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尽管在一开始需要借助外力的扶持, 摇摇摆摆、跌跌撞撞, 但是, 我们有理由相信, 教育类公益组织充满朝气和潜力。

1.“曲线”解决身份问题

众多教育类公益组织既然不能注册成为一个民办的非企业单位, 那么就进行商业注册;既然不能在市级单位注册, 那就在区县级单位注册。这种折中的“曲线”策略既是对环境的无奈, 又是一种灵活的变通。这种变通一方面使其获得了开展活动的合法身份, 另一方面也以商业注册的形式获得了宽松的商业环境 (与民间组织的管理环境相比) 。虽然这种做法会衍生出“名不副实”的问题, 但这种“名不副实”的生存方式并不会影响社会对其民间性和独立性的认可, 只要其具备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

2. 争取与政府开展有效合作

教育类公益组织的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支持。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教育类公益组织的生存策略就是其与政府互动的策略, 成功的“接触”、“公关”和“联系”往往能够疏解它们面对的困境。教育类公益组织要在专业方面花心思、想办法, 力争将自己的专业化水平提高, 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公信力。只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成绩、产生影响力, 为政府思考和解决专业问题提供思路和建议, 政府没有理由限制公益组织的发展。教育类公益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政府解决专业问题, 提供决策参考。所以, 教育类公益组织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以一种建设的态度帮助政府出谋划策。

3. 加强自身建设

教育类公益组织要通过加强组织自身的再生产、组织产品的再生产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提高生存能力。再生产的方式主要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外延式再生产主要是增加组织部门、增加组织功能, 内涵式再生产主要是以加强组织专业化为主。教育类公益组织可通过开发新的项目、提供新的服务等加强外延式再生产。对于具体的项目或者产品而言, 可采用内涵式再生产的方式, 不断提高专业化的水准。外延式的增长是有边界的, 每个组织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需要内涵式再生产。但仅有内涵式再生产也是不足的, 过于专注某一方面, 不利于适应更广阔的环境, 有可能“长不成参天大树, 而变成了一个个小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