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第一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摘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文出发点以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基础，浅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提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经济社会 发展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推进改革与发展。这是我国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的经验教训和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过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观进行深刻反思，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矛盾和新任务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战略性的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对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科学发展观建立在人本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础之上，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使社会在经济的带动下全面进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优化发展。

1、坚持以人为本放在首位。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我国无论是继续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还是继续实施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四个战略，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离开了人民群众为本，实施什么样的政策都是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的，也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2、进一步做好“五个统筹”的工作。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的要求。(1)统筹城乡发展，在于如何破解“三农”难题，重要的是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2)统筹区域发展，一是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二是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三是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解决好经济发展这条“腿”相对较长，社会这条“腿”相对较短的问题。(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核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大力提倡发张循环经济，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求，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的促进现代化建设，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的战略方针，把利用外部有利条件与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起来。

3、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动力是改革，目的是发展，稳定的前提是改革和发展;同时，只有在改革和发展下才能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就是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和发展。一是要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好改革的动力作用;二是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是要继续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和配套完美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当前，国际形式日益明显的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国内形式发展也比较快。因此，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重大战略，另一方面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又必须适时调整和晚上这些战略。与此同时，要做好实施每一个战略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配套工作。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1.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得到有效转变。目前，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与生产规模的外延式扩张，与国际水平相比，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率的“三高三低”的增长模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我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的固体废弃物要比发达国家高出10倍以上;2003年我国消耗的原煤、铁矿石、刚才和水泥分别占世界消耗量的31%、30%、30%和40%，但创造的产值不足全球的4%。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自然、社会、经济资源大量消耗的同时，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因污染产生的社会冲突问题凸显，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健康受损等，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2.公共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社会发展长期滞后。26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倍，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总体相对滞后。如，在教育领域，93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但这个目标至今都未实现。由于教育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低，导致农村学生的辍学率和流失率偏高，有些地方辍学率高达10%。另外，03年的“非典”也暴漏出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统计显示，2000年国家卫生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1.71%，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中国排名第188位。社会发展“短腿”的状况，折射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3.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该建立在发展的起点、发展的机会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相对公平上。由于多种原因，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发展总会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减少，相反还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如，占我国人口总量超过60%的农村，农业创造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宗旨的15%。再比如，1978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6.8%，比东部地区低了37.7个百分点。这种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巨大反差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4.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未能得到保障。在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中，一部分群体如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下岗工人、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等哲学在计划经济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产业工人和为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在社会变迁和利益的调整中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也未能从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中得到对等的补偿。利益的失衡导致心理的失衡，加之又缺乏有效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家具了社会冲突，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5.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总体上来看，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1亩，生物多样性锐减，乱砍、乱挖、乱采资源的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同时，生态环境形式严峻，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4%，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高达62%，沙漠化徒弟面积大刀38.57万平方公里;大气污染十分突出，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超过三级标准，酸雨区占国土面积的30%;固体废弃物的利用率不到一半，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不到10%。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加剧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 三，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从传统的发展观转到科学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审视发展观的演变可以发现，传统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天然合理的”这个新年的前提之上的。这种观念认为，只要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总比发展的慢好。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知识“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的问题却毫不关心，社会发展理论也仅仅被堪称知识研究社会“如何发展”的“科学”，却忽视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论、目的论问题。人们之所以本能的相信“发展是天然合理的”，是有其历史性基础的。自然界不能为人类提供现成的生活资料，人类只有依靠对自然界的改造才能生存。离开了发展，人类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这一信念就成了支配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自然成了人类评价一切的终极尺度了。但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由人类自己亲手造成的各种困境和危机面前，人类面对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了，而是如何使我们的发展持续下去，以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地球上世世代代生存下去的问题。这时，发展的“天然合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表现出巨大的危害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那种以毁灭地球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而是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四、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

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离开了相应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社会事业虽然取得明显进步，但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一条腿长一跳腿短”的问题。我国的五年计划，原来叫“国民经济计划”。20年前改称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可是民称的更改不等于内容的更新。如果把更名后的各级“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作些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都是经济重，社会轻，都是讲经济头头是道，讲社会囫囵吞枣。针对我国经济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用“五个统筹”来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改变目前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情况。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发展经济，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动力。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科学发展观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伟.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比较和借鉴[J].华东经济管理，2005(1). [2] 赵长茂. 找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着力点[J].瞭望新闻周刊,2003(28). [3] 陆学艺.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6). [4]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R]. [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第二篇：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建国以后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内容有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劳保医疗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特点是国家出资、单位管理。其弊端主要有：

一、覆盖面过于狭窄，主要局限于国有单位;

二、保障层次单一，国家和用人单位大包大揽，职工不出资，缺乏自我保障意识;

三、企业办社会，分散企业精力，经营亏损时职工权益难以保障;

四、保障项目不全，如否认社会主义存在失业，没有失业保险，国有企业进人容易减人困难，形成大量冗员等。

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制度改革

我国真正有意义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是从1986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1986年4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提出要有步骤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1993年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社会保障制度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五大环节之一，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体系建设的新时期。

这里先简要回顾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

养老保险：

为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1986年我国开始推行退休费社会统筹。

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规定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负担。

993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

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对统帐结合的规模、结构和养老金计发办法进行明确界定。

医疗保险：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首先是引入个人分担机制，实行公费、劳保医疗费用与个人挂钩、定额包干的办法，随后引入社会统筹机制。

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主要内容有：建立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的机制，切实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

失业保险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为配合劳动合同制和企业破产制的推行，1986年国务院颁布并实施《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开始建立和完善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制度。

1993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扩大了适用范围和享受失业保险的对象范围，调整待遇标准和增加救济的内容。

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决定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要求凡是有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都要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或类似机构，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促进再就业。

1999年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条例》，把失业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社会保险法的公布施行

XX年10月，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并于XX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确立了中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基本框架。

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已经比较成熟，该法对其实施细则也作了具体规定。

退休双轨制及社会保险主体在其中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中，还有一些转型期的特殊产物不能不提到，最典型的就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不同工作性质的退休人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而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指企业职工，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则享受着超出三界之外的特殊优待：他们无需缴费，却可以领取远高于企业职工的退休金。这是中国养老制度中最不公平的一个地方。

在各个社会保险主体中，政府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但在不同的养老金制度下，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政府的作用更大，某种程度上仍在“一手包办”。但是在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中，政府的作用更多的只是制定、推行政策，而把相关政策执行落实的，却是各企业。企业是社会保险缴费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和发展。

第三篇：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

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我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李伟

房地产调控问题虽然如媒体所说的那样“八年七调”，但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这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二十世纪60年代建国时就规定，90%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上世纪90年代我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尽管当时新加坡的廉租住房需求已下降，但他们仍在执行这项规定，直到上世纪末，这一规定才被取消，因为那时绝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英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到1959年保持了70%的社会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比例，1960—1979年期间保持了60%的建设比例，直到目前还保持着约20%的建设比例。香港现在则保持着50%的廉租房建设比例。美国现在每年建设350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规定只有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家庭才有资格购买社会保障性用房。奥巴马有一个很得力的非洲裔议员朋友，去年下台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购买了不该买的两套社会保障性用房。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3%—5%，这个比例太低了。1998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70%—80%;但后来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2002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2400亿元，2003年涨到5400亿元，涨幅高达125%，到2009年为16000亿元，去年为27000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举例说明，比如现在的高档奢侈品，一个包可以卖到十几万元，一件衬衫可以卖到3000—4000元，还有高档天价皮鞋、服装等等，老百姓对此没有多少意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元的包、一二十元的衬衫、不到100元的皮鞋、几十元的外衣……，他们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为高档的商品化住宅卖到天价也无妨，老百姓还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不满吗?但是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2010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27000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我国人均GDP4000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

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价房平均是177900美元，按美国每套住房约180到2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约为5700元人民币，由此对比，我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美国房地产2008年的溃市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50%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李伟

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7.5%，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7%，一个是36%，均与城市化率相差10%还多。“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相较之前提高了4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城市化率目标是51.5%，又提高了4个百分点，我的观点是可能发展太快了。数量叠加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1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和在人口2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给社会管理、城市承受及产业所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教育部近期的一个报告说，幼儿园的入学率50%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2000年的规划到2020年是1800万，但2009年就已达到1972万，加上流动人口1000万，已达3000万。据报道，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00多万，一年增加300多万，再加上流动人口至少还有1000万。这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无不产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1.27万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到2020年，北京至少需要3200亩的垃圾填埋场，相当于6个晋祠这么大的土地庄园，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据报道每年还产生1000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其它还有水资源，中国是个最缺水的国家，现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26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36亿立方米。仅2000—2007年，地下水超采达56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比如如何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建经济中心，又要建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六个中心，什么人都要到这儿来，当然人口不好控制。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应与我们现阶段的管理能力、资源水平相适应，不能太快。特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个很大问题，大拆大建现象严重，对社会资源浪费极大，欧洲国家的建筑使用寿命是70年到80年，我们的使用寿命只有25年到30年，这在我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报道甚至将这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称为“灾难”。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李伟

控制通胀是仅次于房地产调控的热点问题，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现在通胀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

我认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通胀的控制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比如目前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

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后者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影响是前一个因素。我对输入性通胀问题的认识是，与其说是输入性不如说最终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输入性，实际上是吸入性。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去年一年我们花了1万多亿元的代价进口石油2.3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5%左右;铁矿石进口了6.18亿吨，对外依存度2009年达到了62%。这几天，中东、北非问题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三天时间石油价格从103美元涨到114.23美元，而我们之前刚刚调高了成品油价格，现在涨了这么多，又面临是否调价的问题，可马上调价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通胀预期，不调又不符合经济规律。所以，大家认识到，中国的通胀问题源自于极大的高速发展需求，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对此我的观点是，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2005年和2009年举例，两年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值，国际上有个相对标准，即40%—60%;我们2005年社会最低工资的高档占平均工资的31.6%，最低档占平均工资的29%;2009年高档占26%，最低档占20%。这充分说明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流动性方面，这么多年这么大的流动性投入，说到底通胀问题就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我认为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 ——李伟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现阶段把广义的社会管理提高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难度也不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小。我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也很明确：我们发展的目标不会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也不会变。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GDP都达到1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依据中央文件的提法，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内涵和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但我认为在管理的基础目标上是相通的。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们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点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许多社会群体的很多利益问题，比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都是由政策来协调的。如果政策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许多连锁效应，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访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一个国家机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现在不少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在社会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党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严重，尤其是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

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要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

信危机。

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

第七是对特殊群体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和农村空巢家庭、流浪儿、鳏寡孤独等的管理，如对鳏寡孤独的救助问题在我国明朝时就列入了法律，如果不予救助则以监守自盗论处。对于特殊群体，我们必须要关注。与其用财政资金去做那些有GDP、无效率的投资，还不如用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

第八是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防范和应对问题。

国研中心与各地政策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

大家讨论中提到的最突出问题，也是这几年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各地政策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大家提得比较多的是明确一个指导关系并加强指导合作，作为地方机构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与中央机构建立起能够被认可的关系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其他部委不同，我们认为，不必拘泥于“指导”这个词，一是“三定”方案中没有依据;二是如果定为指导关系则会产生很多相伴而来的问题，诸如双方责任、权利、义务如何确定等，且定为指导关系也并非各地的一致意见。但是我认为即使不用“指导”这个词，在我们多年工作交流的基础上，只要在六个字上做文章，也完全可以达到大家所期望的效果，这六个字就是交流、沟通、合作。

交流包括工作交流、各种情况的通报和经验交流等，可通过会议或互访等形式实现;沟通就是针对当前政策研究中的突出问题、重点问题进行沟通和探讨;合作的范围就更大，目前我们已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如课题合作、调研报告共享等。

我们认为，围绕这六个字做文章，完全可以通过形式上的创新达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互利共赢的目的。如：我们已基本形成制度的春季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年中的省(区、市)政策研究机构主任座谈会等，都是非常好的形式;现在我们中心的一些部、所与地方联合建立调研联系点也是共同合作的有效方式，通过对当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跟踪分析，大家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加深了认识，提高了政策研究的质量;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发展研究奖评奖活动也是促进双方合作的好方式;还有信息的交流，利用信息化工具优化和提高我们交流的效果和效率。在这方面我们也在进一步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经过讨论已经明确利用三到五年时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成一个为政策咨询服务的信息化工程体系，目前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初步进展，国家发改委已原则上同意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纳入国家“金宏工程”建设单位，“金宏工程”是一个由八个部委组成、覆盖全国、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服务的信息平台，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还包括政策咨询研究数据库建设和数据模型使用等各种资源的整合。我们现在有些研究部、所已经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还处在一种封闭、孤立的状态，将来要逐渐放开与各省(区、市)政策研究机构的沟通合作。

第四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难下，增长动力不足，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从国内看，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物价水平仍处高位，房地产市场调控处于关键阶段，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凸显，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一些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

2012工作: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10%左右，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同时，要在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这里要着重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综合考虑了输入性通胀因素、要素成本上升影响以及居民承受能力，也为价格改革预留一定空间。

第五篇：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期简报报道第二场专题“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内容。

我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影响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调查，1997年和2001年调查。三个调查基本说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续下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小;二孩和三孩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断下降，三孩总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虑更长时期，终生生育率从70年代的六个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点几的水平;80年代没有明显下降;90年代出现新一轮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龄影响，生育年龄推迟会使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如果不划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龄变化不大。如果划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龄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剔除出去，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对终生生育率的一种估计，我们称作“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比按常规方法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偏高0.2-0.3。调整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进行地区间比较，生育率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包括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江苏和四川。我国的生

育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不是统一的一胎化政策。东部较严，中西部较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一些地方甚至没有生育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分为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三孩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约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个，一半生两个。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计。全国平均生育1.47个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基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的二点几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拟得出2000年总人口为12.67亿，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不是1.6)计算会更高，少儿人口比例也会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选择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其中考虑双独夫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开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中间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不同条件逐步开放二孩。

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最平稳，总人口数最低;一步开放危险较大，2005年出生人口从1400万上升到3300万，人口最高处超过16亿。老龄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开放政策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较低，不到20%;现行政策不变这一比例较高，达到28%。60岁妇女中只生一个小孩的比例，现行政策不变将超过50%;一步开放政策会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一步开放政策将先上升再下降;现行政策维持不变，会急剧下降，二十几年减少两亿。

一步开放会出现出生危机，总人口过多。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会在其他方面带来风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过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独生子女家庭过多。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比较分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现行生育政策虽然已考虑开放双独甚至单独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个

过渡，还需要有中间的衔接过程。

农村发展、劳工迁移与社会保障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出路是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把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到10%以下，韩国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国1.7%，法国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农民不参保，只有进了城市、工业、非农产业，才能够进入社保(尽管农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是年轻人，这意味着人口老化，而社保体系可能年轻化。按照14亿人口高峰计算，农业人口降至10%需要转移2-2.5亿农村人口。目前非农就业每年新增900-1000万，其中300-400万来自城市，农村只有600-700万，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了城的农民尚没有加入社保，成为老龄化的核心问题。进城农民的流动性很强，社保体制的统筹率很低，农民加入社保后无法带走，缺少动机加入社保。因此农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自己的养老，二是社保体制没人付费。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提高统筹程度的同时，实行一些过度办法，尽可能使新进城的农民工加入社保，对农民工的未来和整个体系都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留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宣扬民族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农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实行农村养老合作等。其他政策问题包括，如何让失地农民拿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买社保，创造商业保险模式、保险政策、保险产品，让进城的农民工为父母购买点商业保险等。

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劳动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其中的一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成为蓝领工人，平均年工资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现在

的农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长主要体现为20%人的收入增长，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由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才从3000元涨到8000元。由于30%的劳动力等着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使这部分人工资不能增长。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这部分人的工资才能上涨。农村人口转移到10%以下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如果是16亿人口，就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矛盾不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转，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国际上拉美、印度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出现各种补贴、社会运动、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停滞。与此相比，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老龄化和充分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与经济社会发展

曾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总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报，实际是1.62。如果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假设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龄上升的效应，总和生育率将提高到

1.7。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

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总人口2050年12.6亿;二胎晚育软着陆在2050年总人口是14.6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25年将达到14.05亿的峰值;二孩晚育软着陆晚一点，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50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是负的1-1.3%。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保持现行政策不变，65岁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岁以上老人占9%和17.6%。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两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2030年后差别很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

2030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增加就业压力，这里面关系，请各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起探讨。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实际上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导致了性别失衡;而二胎晚育软着陆不存在这种心理导向和负面影响。两种方案20-49岁婚龄女性与婚龄男性的比例的差异非常大，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只有2060年后，减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将导致劳力资源每十年减少1亿，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假定计划生育户每年领取的600元养老金不变，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多支出5千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财政支出会大大超过5千亿。

现行政策中，农村独女户生二孩和双独或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方案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尚可，但作为长期政策调整方案会产生一些问题。农村独女户生二孩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价值等于女孩两倍，使性别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标，可能会出现抢指标甚至假证明。双独单独夫妇需要抚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小孩，抚养比是3：1。非双独非单独夫妇只让生一个小孩抚养两个老年父母，抚养比是1.5。存在公平问题。城镇双独单独绝大部分是城镇老住户，非双独非单独多是农村迁进来的新住户，现行政策可能会人为强化社会分层，老住户间通婚，新住户间通婚。由于与非双独单独子女结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产生家庭矛盾。

评论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

郭志刚教授从人口发展前景比较不同方案，倾向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惯性大，周期长，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规划要有前瞻性。以前过于强调人口过多的负面效应，对人口的比较优势和减少人口负面影响研究不够。

樊纲教授从社会公平角度论证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详实地论证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紧落实两孩晚育政策。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决策者要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时刻关注政策的效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生育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忽略不计;国内的人口迁移不改变整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人均预期寿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会加深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唯一可以调控的变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亿。

大家对与人口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多生1-2亿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多方面代价，包括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殊轻殊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变，多生1-2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假设调控多生1-2亿孩子，会是谁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就业;人们是否意愿多生1-2亿。

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计划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

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结婚人口比例下降，离婚率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问题包括：生育问题、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和分布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趋势并未停止，生育水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问题才是大问题。

自由讨论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6千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临三个困难：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国的继续发展问题。就业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解决失业问题，也是解决老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的重点应放在中青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解决他们的就业，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赵耀晖(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出现不稳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人口多的国家，失业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对高技能的人，因为原来的独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解决城市社会保障，同时再负担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宾这些掉进陷阱的国家都是人口增长太快的国家。人口政策放松，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够的人口。让农民工承担两部分人确实不公平，但是假定在农村设立基金，与城市划分开，问题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