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论文

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论文（共4篇）

篇1：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论文

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论文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利益作为个人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完善和再发展，而法律作为几千年来人们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探索结果，也是在与利益不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而发展和成熟的。但是，利益是非主动的、不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它对法律的影响必然要通过一定的中间主体来实现，而这一中间主体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由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来充当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法与利益的关系就是法与利益集团的关系。

对于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分配方式上的根本性变革造成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失横与混乱，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被赋予合法化外衣的新型集团，他们也同样力图影响立法以增进自己的利益，虽然他们与传统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上有着诸多不同之处，但在目的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影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时的立法，并进而影响着正在进行着的中国法治建设事业。对于利益集团与立法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剖析我国的现实将有着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对利益集团的诠释

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利益对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发挥作用的特性的必然产物。在利益追求过程中，当个人的利益表达遇到困难时，往往希望借助于集团的力量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和表现，于是以代表、反映个人利益为己任并寻求法律、政治制度保护的利益集团应运而生。

(一)、对利益集团内涵的界定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集团或者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追求，这是它们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所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社会中的任何团体和组织都可以称为“利益集团”。但本文所要论述的利益集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有着一定利益追求的团体，而是经过众多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的认真研究并科学界定之后形成的一个较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象。社会学和政治学把“利益集团”作为研究对象始于上个世纪的50代和60年代，开拓者为美国学者。但由利益现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对利益集团进行定义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社会科学新辞典》中对“利益集团”解释为：“它的基本含义是说明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政府机构、立法人员或行政管理者的活动，但并不谋求控制政府及有关机构的社会集团。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维护本集团的特定利益，促进本集团利益的发展，他们不仅宣传自己的利益，而且必要是诉诸或威胁司法机构，以便达到维护和扩大本集团利益的目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利益集团有如下阐述：“利益集团是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组织，他们自身并不图谋组织政府…利益集团分为‘圈内’集团和‘圈外’集团，‘圈内’集团可以定期与政府磋商，并对政府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积极的作用;‘圈外’集团通常被视为非法，他们为在政治事务中获得立足之处而奋争。”(

从利益集团的以上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1)、利益集团是一个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群体。不论规模大小，它都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不论组织的性质是长期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也不论组织体系是严密的还是松散的，它都有一定的组织，不是那种完全的乌合之众。(2)、利益集团都有着鲜明的目的性，那就是对集团整体利益的追求，这是利益集团形成的目的，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意义所在。(3)、利益集团的核心问题是利益主体实现利益的方式问题，所以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对政治活动、立法活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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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论文

中国房地产立法中的各个利益集团

作者：王令、谷毅博

引言：伴随着房地产业近些年的火暴发展。与此相关的各个利益集团也逐步壮大，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中国房地产的立法。本问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立法现状的描述，说明了房地产法律、法规的必要，并着重分析了各利益集团利益取向及对立法的态度。最后在对各个利益集团矛盾的比较中，笔者提出了关于协调矛盾，加速房地产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立法现状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及立法要求

(一)中国的立法现状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家的民族，有所成就的人最终想到的是安家乐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不断提高的工资和时下流行的银行信贷业务也使中国人“安居”梦想越来越现实。而这消费增长点也刺激了中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热的迹象，有“泡沫”的倾向。

针对中国房地产业出现的这些现象，现在并没有完善的法律来规范这一市场。中国相继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形成了以《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为核心、系列单行法规并列、诸多规章相补充法律体系框架。但是这些法律多以原则性为主，缺乏可操作性和协调性。法律、法规中的冗杂、重复现象也很普遍。而且这些法律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对于现在中国房地产业中出现的纠纷等问题没有很准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新的房地产法的制定迫在眉睫。那么，哪些因素会对新法的出台产生影响呢?笔者认为现在有四个大的利益集团会对新法的制定产生很大影响。它们是政府、开发商、消费者、银行。让我们分析一下各个利益集团现在是怎样获得各自的利益的。

(二)各个利益集团

在房地产业中，政府会通过税收实现自己的利益。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对房屋和土地基本上是分别征税。所以所说的房地产税，实际上是房产税和地产税的总称。房产税包括调节税、房产税、契约、印花税;土地税包括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销售不动产税。如果加上房地产企业应该交纳的全部税种来看，还包括5个税种和一个1个附加。的确，在房地产业中，政府会通过税收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有报告说，北京20的GDP增长有30%以上来自房地产，20的固定投资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

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是当前房地产业的首要问题。而政府作为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对房地产业是如何引导的呢?政府对居民买房进行补贴，体现在政策上就是福利分房。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干预来保证“居者有其屋”，维护社会的稳定。

开发商在房地产业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据统计，在房产价格构成中，土地费用占到了20%，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用占到20%，相关税费占到10%---15%，这样看来，交给政府的各方面税款占到了房产价格的50%以上，开发成本势必增加。而建设成本一般又占到房价的40%左右。这样，开发商的利润就会减少。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开发商会提高房价。或是通过加大商品用房、高档房的建设来谋取更大的利益空间。而这种方式的结果很可能是造成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最终，危及的还是开发商的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在新的房地产法制定中，开发商这一利益集团急需通过这一新法来调整税费制度，降低开发成本，规范政府活动，减少强制措施对开发商的影响。

一般消费者都希望政府尽可能地实施福利分房，减少自己的买房支出。而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对房屋周围的环境，物业方面的要求极高，但这些通常是在消费者购房之前已经由开发商决定了。所以消费者希望通过立法增加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同时还要求法律协调好开发商与物业之间的关系，明确责任。减少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纠纷。

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能这么“蓬勃”的发展呢?谁提供给开发商大量的资金投入呢?答案就是我国的各大银行。开发商可以通过直接借贷来筹集到自己的建房资金。因为借贷的偿还利息很高，银行也乐于将资金借贷。这样，开发商就有了稳定的投入资金来源。当然，随着现在信贷消费的风行，“按揭”买房也成为一种时尚。大量的商品房的消费人群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住房愿望的。

事实上，在中国信贷消费这一点上，存在着审查不严格，有证明就借贷的现象。也正因此，许多人加入了投机和买房的行列，在“羊群效应”下，投机和投资者不断增加，导致泡沫产生。一旦泡沫破裂，房价下跌，形成恶性循环。房子成了负资产，很多人会抛房，银行接收的是贬值的房产，这就会冲击整个金融体系。

笔者认为，各银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高额的利息诱惑下，都希望可以分到信贷收入这块蛋糕。所以，在新的房地产法颁布的同时，相关的金融方面的立法也能出台来补充新法，应该是各大银行的希望所在吧。

(三)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与立法建议

综合看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取向和对立法的需求，我们可以横向比较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更直观的看出当前房地产立法中的一些不和谐之处，提出解决方法。

从税收方面来看，政府应该很满意现在的房地产税的收入现状，大量的财政税收不仅使得各种政府计划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也提高了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从更功利的角度来说，财政收入的多少与该政府的政绩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政府当然是希望维持现在的冗杂的税收政策，而这就与开发商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上文已经说过，由于税收成本的过高，开发商的利益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最坏的结果就是开发商减少建房，那么政府也将减少大量的财政收入。所以这个反应也是连锁的，那么新的立法中应该怎样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笔者认为，应该出台一部完善的，专业的法律。改变现在法律冗杂、重复的现状，在税收方面，减少税种，规范税收标准。

这部法律在福利分房方面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因为这一政策，涉及到了四大集团的利益。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希望通过这一立法缓解现在住房紧张的状况。所以它希望通过法律可以约束开发商，使其能够建造足够的经济型住房，而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中间，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商品房和中高档房的建造中。但是，政府应取得的税收并未减少。这样的话，开发商的利益又受到了损害。会大大减小它的投资热情，最后可能会出现各种类型的住房都紧缺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一方面，我国应该借鉴新加坡现在实行的住房措施，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一个标准，比如工资收入。()一定的工资标准之下可以享受福利分房，而超过了这一标准，就应该自己购买商品房。这样既保证了广大居民的利益，也确保了开发商的利益，政府也会有稳定的财政收入。

在开发商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很大的矛盾，出了房价之外就是居住环境和物业管理方面。事实上，这两年的关于这些方面的纠纷也是曾出不穷。因此，关于这一方面的立法也在人们的期待中。笔者也认为，中国应该在新的房地产法中加大这一方面的比重。明确开发商、物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若出现纠纷时，消费者可以明确索赔对象，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减小诉讼成本。对于居住环境方面的要求，开发商基于成本考虑，很少关注这一方面，这对于消费者是很不负责的。当然这也成了购房后开发商与消费者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笔者同样认为应该在新的法律中增加保护生态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容。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辅助新房地产法的实施的其他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同样重要。比如，针对现在的信贷业务方面，关于金融方面的立法势在必行。在这方面的立法中，要完善信贷方面的立法，严格申请条件，从而减小金融体系承担的风险。

篇3：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论文

笔者认为, 为促进票据法制完善、维护票据的流通性、加强票据作为支付手段的工具性, 首先应当从现实问题入手, 分析法律背后的利益保护主体, 从根本上分析解决问题出现的原因。

我国《票据法》第4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票据权利, 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 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这一条文, 规定了我国票据法的票据权利, 包括两种, 即: (1) 付款请求权;《票据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提示承兑是指持票人向付款人出示汇票, 并要求付款人承诺付款的行为。”和第五十四条:“持票人依照前条规定提示付款的, 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 (2) 追索权。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 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第七十一条:“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 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 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 (一) 已清偿的全部金额; (二) 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 (三) 发出通知书的费用。行使再追索权的被追索人获得清偿时, 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 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这些法条清晰地规定了两种票据权利的性质及行使方式。然而, 仅凭法律规定, 仍不能直接适用于解决实践问题。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票据的承兑付款及追索问题, 涉及到票据权利能否实现, 是票据流通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面对法条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立法中仍存在缺陷的地方, 本文要做的, 即是探究法条背后的立法者意图及所保护的利益, 以期更好的实现票据在经济领域中的流通功能。

票据作为现代经济结算工具, 在商品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起着加强商业信用, 促进商品流通, 加速资本周转的重要作用。要促进票据流通, 提高其利用率, 就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持票人的权利。否则, 人们就不愿接受和使用票据, 势必会给票据的使用和流通造成巨大的障碍。因此, 票据法以保障持票人权利为原则, 赋予持票人比一般债权效力更强的票据权利。

本文即从票据被绝承兑时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保护谈起, 分析票据在不获承兑不获付款时, 风险由谁承担, 法条背后所保护的利益者是谁, 以及对票据流通性的影响。现展开分析如下。

一、拒绝承兑的问题

汇票的付款人在提示承兑前不是票据当事人。为了使付款人成为票据债务人, 使持票人的期待权变为一种现实的权利, 付款人应为一定的票据行为, 即其必须以独立的票据承兑行为进入票据关系。只有付款人经承兑为行为而成为承兑人后, 才成为票据债务人。付款人可自由决定是否承兑, 如其作出了承兑, 持票人就取得了确定的付款请求权;如果其拒绝承兑, 持票人就可立即行使期前追索权, 向出票人及期前手进行期前追索。在付款人的拒绝承兑, 可能有以下问题:

(一) 未规定拒绝承兑的条件

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 在无依据的情况下, 很容易引起付款人为避免承担可能存在的风险, 而任意拒绝承兑的行为。

承兑人在汇票上为承兑表示。由于汇票发票人与付款人的关系是票据外的关系, 因而付款人并无承兑的义务, 其可以承兑, 也可以拒绝承兑。付款人如承担票据义务, 则必须在汇票上按照一定的要求完成承兑行为。如果付款人拒绝承兑, 则持票人可请求付款人作成拒绝证书并行使期前追索权。值得注意的是, 虽付款人并无对汇票必须承兑的义务, 其在持票人提示承兑时可拒绝承兑。但我国的法律并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拒绝承兑。如果接受承兑的银行在于出票人由资金关系的提前下, 仍然拒绝承兑, 并然会引起追索权的行使, 从而影响票据的安全性和流通性。

(二) 未规定部分承兑的效力

我国《票据法》第43条中规定:“付款人承兑汇票, 不得附有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 视为拒绝承兑。”由此可见, 我国票据法是否定不单纯承兑的, 此处不仅包括附条件承兑, 而且对于限制承兑, 部分承兑, 我国都不予认可。在我国的票据实践中, 当上述三种承兑情况发生时, 都被视为拒绝承兑。持票人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行使期前追索权。笔者认为, 这种规定不够合理。

在部分承兑的情况下, 尽管持票人的票据金额不能根据付款请求权的行使而得到全部保障, 但持票人可以通过行使二次救济权追索权, 来向其前手实现未获承兑的金额。此种情况, 持票人既能在付款人处取得部分钱款;又能就已经减少的票据金额向其前手追索, 更有助于保障持票人票据金额的实现。

而我国不承认部分承兑的效力, 所以在拒绝承兑时, 持票人只能就全部票据金额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从表面来看, 法律是规定了对票据金额“全额”的保障, 但实际操作中, 因其责任大, 风险承担的单一性, 并不如部分承兑制度下, 对持票人的保障功能强。

与我国规定不同的是, 发达国家的票据法一般与我国规定不同的是, 发达国家的票据法一般都规定了这三种不单纯承兑。而且又将是否允许不单纯承兑授权于持票人。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第26条规定:“承兑应为无条件, 但付款人承兑时得就票据金额一部分为之”。英国《票据法》第19条规定:“承兑可以为一般承兑或限制承兑”, 限制承兑就包括部分承兑。第44条第1款规定:“汇票持有人可拒绝接受限制承兑, 汇票持有人为能获得无限的承兑时, 可视其所持汇票因不获承兑而作退票处理。”第3款规定:“凡汇发票人或背书人接受限制承兑的通知, 而未在合理期间内向持有人作出反对的表示, 应视为该发票人或背书人同意该项限制承兑。”日本《汇票本票法》第26条、美国《统一商法典———票据编》第3-41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二、追索中的问题

一旦持票人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 又无人参加承兑或参加付款, 票据权利就有落空危险, 为了防止这个危险的发生, 票据法上设置了追索权制度, 持票人可向其前手或者出票人追索票面金额和有关利息、费用, 保全自己的利益。追索权制度正是基于对票据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予以同样保护的公平理念, 为实现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利益的均衡而设立的。

如前所述, 在我国法律并不总是承认部分承兑的效力, 这不只影响到付款请求权的行使, 同时还对持票人追索权的行使、追索的金额都有着实质影响。

追索权制度保障持票人不仅可以向直接前手追索, 还可以在诸多前手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者进行追索, 甚至向出票人追索。举例说明, 如果持票人A的金额为100万的汇票, 被委托付款银行拒绝承兑。持票人A只能向其前手B、C、D三人行使追索权。依照我国票据法规定, 若遇此情况, A可以向B、C、D三人中的任意一人行使追索权。所主张的金额是票据所载的全部金额和必要费用。此时, 只有三人中任一人向持票人A支付了全部金额后, 才能取代A取得票据权利, 继续向其前手行使在追索权。这里再追索权形成的前提, 是有一个前手全额支付票据所载金额。虽然A可以选择行使追索权的对象, 但如果其前手均没有能力足额支付票据金额, 都只能承担部分金额。那么实际上持票人A就得到不任何人的付款, 其票据权利就完全得不到实现。因为我国票据法中不承认部分承兑的效力, 所以在请求付款、行使追索权时, 也不得就部分金额主张票据权利。这就造成了实践中, 如果前手都只具有部分而不具有全额付款能力时, 实际上持票人的追索权就无处行使, 是对票据流通性的阻断。

换言之, 在承认部分承兑效力的情况下, 持票人的票据被完全拒绝承兑或者部分承兑后, 就所剩部分的金额, 持票人仍可向其前手分别行使追索权。如例中持票人A不能再B、C、D任一人处获得全额付款, 但可分别依其偿付能力, 以票据所在金额或未获承兑部分的金额为限, 分别对各人行使部分金额的追索权。这样各部分相加, 持票人A票据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加强。部分追索相当于追索权行使的金额门槛降低, 不仅有利于持票人权利的实现, 对于在追索权人也一样有利。部分追索避免了全额追索可能出现因金额不足而出现的追索权行使中断、所有不获付款的风险均有当中的某一个票据当事人承担的现象, 使票据的安全性大增, 能对人们使用票据的积极性起促进作用。

三、现实中的风险承担情况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 在我国现行规定下, 禁止部分承兑, 从而也影响到了追索权的行使。对于票据不获付款时票据上的最终责任, 理论上是由出票人承担。但实践中实际的付款责任承担者, 也有可能会是最终的持票人。票据的最后持票人付出代价取得票据后, 本应从付款人处获得票据金额, 得到补偿的对价, 但如果持票人的追索权无处行使或再追索权不能实现, 又找不到出票人时, 实际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最后持有票据的人, 持票人就因无法实现票据权利而失去对价, 这对其是显失公平的。在现行票据承兑、追索制度之下, 立法者把票据不获付款的风险留给了持票人承担, 而且最终是的一个确定的票据当事人。

票据的流通性被认为是现代票据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流通, 才使得票据上通常有多个当事人。票据持票人人的追索权无处行使或再追索权不能实现, 就会严重影响交易效率, 危及交易安全。并且, 票据作为一种信用支付工具, 除见票即付的票据外, 其他票据都有到期日的记载, 票据只有在到期日才能得以付款。而从出票到付款这段时间内, 由于现代经济瞬息万变, 往往在这期间就会发生资信下降或其他情形, 致使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是落空。最后持票人是很难得到票据金额的, 其票据权利就形同虚, 得不到保障, 致使其权利极易受到损害, 从而使人们对票据缺乏信任和安全感, 在以后的经济活动中就会减少或者避免使用票据, 对票据的流通性造成严重的损害, 妨碍票据流通。

四、问题的根本原因:立法者对银行利益的偏袒保护

在我国现行汇票制度规定下, 有可能承担不获付款风险的人, 只能是除出票人之外的其他票据签章人。由于没有关于部分承兑的规定, 被委托的付款银行只要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是否承兑汇票。银行只要拒绝承兑, 就可以脱离风险, 而把全部的风险转移给其他签章人。

从风险承担的规则可以看出, 在我国票据法法条的字面表述之后, 实际是把风险的承担留给了除承兑人之外的票据当事人。其中原因, 是因为承担汇票承兑责任的被委托人, 在我国通常只能是银行。而在票据法颁布之时, 我国的商业银行都属国有银行。立法者出于保护国有企业资产、控制国企经营风险的目的, 从而把部分承兑理论排除在我国立法之外。这种做法固然有其存在的依据及对国资银行经营风险控制的益处。但面对当今的经济社会, 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我国开放的市场, 这一立法目的所保障的主体的特殊性和产出的效益均已大大降低。反之, 这一规定, 对于某一最终承担责任的票据签章人而言, 风险过大, 不利于风险的分担, 实际已经产生了妨碍票据流通的客观后果。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知,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虽有利于减化票据关系, 控制国有银行的经营风险, 保护票据流通安全, 却忽视了票据流通的效率, 且不利于对承兑人之外的汇票义务人的保护。所以, 我国票据法应承认部分付款的效力。

参考文献

[1]李广利.论汇票承兑人汇款义务[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2.

[2]潘凤艳.论票据流通方式对票据权利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 2007 (5) .

[3]李庭鹏.论票据权利构造[J].现代法学, 2000 (6) .

[4]王小能.论票据权利义务[J].中外法学, 1999 (6) .

篇4：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论文

关键词：利益集团 行政立法 利益诉求

在利益追逐过程中，當个人的利益表达遇到困难时，人们往往希望借助组织的力量来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和表现，于是以代表、反映个人利益为己任，并寻求法律、制度保护的利益集团便应运而生。

一、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的影响现状

利益集团是指具有特殊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的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以压力方式影响政策、法案的制定、修订和实施的政治性社会团体。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我国并不存在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不可否认，我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存在利益集团问题。当前行政立法中出现的“立法割据”现象，就是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自己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使行政立法沦为利益集团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

目前，我国行政立法中的公开性和公众参与度并不理想，往往由行政机关自己起草，自己执行，公众几乎没有参与政策制定。这使行政立法更易受强势的利益集团影响，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情绪。

二、利益集团影响行政立法的途径

利益集团影响行政立法的途径：一是通过公开演讲、张贴标语、举行记者招待会，用电视、杂志、报纸、网络等制造公共舆论，以“民意”来影响政府决策；二是通过信访、申诉、约见官员等方式向决策者明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三是参与政府的听证会或政府专门为政策制定召开的会议；四是让其成员进入立法机关、政府部门或者是能对立法、行政活动产生影响的部门中，直接参与决策；五是提供各种信息资料来影响决策过程；六是通过行贿给有决策权的官员来影响政府行政决策。

三、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的利弊影响

（一）对行政立法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利益综合与利益表达

因为政府职能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同样的，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进入政策议程。而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具有分散性，政府决策系统不可能同时受理那么多的利益要求。这时，通过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就很可能在政府决策方案中得到体现。

2、有助于决策机构全面掌握相关的信息资料

由于利益集团对本行业的情况了若指掌，他们为政府提供信息帮助，有助于降低决策机构收集信息的成本，并且保证信息的完备和有效。政府决策者有可加以比较选择，使制定的决策方案更符合实际，提高决策质量。

3、能够缓和各方矛盾，协调决策中的各方利益

不同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地会由于利益的争夺而发生冲突，而利益矛盾的激化有可能损害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局的稳定。在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创造条件让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进行充分的表达和博弈，进行统筹兼顾、平衡协调。

4、具有监督约束功能

不同种类、不同能力的利益集团对立法、政府的决策行为施加影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

（二）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的消极作用

1、有可能会误导决策过程

利益集团为了追求私利，提供给决策者的资讯难免会有利益指向性，可能会强调对自身有利的一面，而对不利的一面忽略过去或轻描淡写，这样很容易对决策者起误导作用，使决策者无法顾及整个目标。

2、影响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损害公共利益

如果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的影响过大，就会使平等竞争成为虚有，无形中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衡，使真正的自由难以维系。而利益集团所反映的民情可能仅是团体成员或集团领导阶层的意见，有时甚至与公众的意见相悖，影响了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损害了公共利益。

3、有可能造成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利益集团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政策方案较大程度地体现本团体的利益。但因多方力量的参与，最后的决策结果很可能是一个调和各方分歧的折衷方案。而折衷方案会阻碍政府高效率处理公共事务。另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对自己有利的决策方案，可能采用多种手段对政府决策进行抵制、阻挠，可能造成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4、有可能造成腐败

政府决策有可能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变成少数人幕后交易的产物，将“公共决策”异化为“私人决策”。利益集团依靠其成员的家族血缘、同学情谊、地缘和社会关系等私人关系纽带接触地方政府官员及决策者，影响政府决策。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与规范，就可能发展成“钱权”交易，造成官员腐败。

四、抑制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造成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完善利益表达和决策参与机制

在整个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利益集团成为一种进行利益竞争的工具，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完善利益表达和决策机制有助于充分听取民意，帮助地方政府决策机构获得充足的决策信息，有助于统筹协调决策中的各方利益，缓和各方矛盾。

（二）找准政府的职能定位

政府自身职能定位正确与否将极大地影响到决策质量的和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协调和兼顾各方利益，绝不能同时兼任“运动员”与“裁判员”。

（三）提升政府能力和决策者的素质，加强廉政建设

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博弈，政府必须提高自身的能力，防止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过度影响。提高的决策者素质，有助于在立法过程中分辨信息的真伪、拟定正确方案、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提高公务员的拒腐防变的能力，有助于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

（四）规范利益集团运作，促进利益集团健康发展

政府应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促进利益集团健康发展和规范运作。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强化政府公共权威，完善决策咨询、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来应对利益集团参与背景下的复杂决策环境。

五、个人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