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周边社区居民作为保护区社区共管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其在社区共管项目期满后的行为策略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认为，当地政府帮助居民发展替代生计，社区居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区管理机构积极开展监管工作并制定有效的奖惩机制，是这场博弈的最优均衡点，有利于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利益相关农业保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利益相关农业保险论文 篇1：
“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剖析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产业经营户、各类种养专业户、区域产业集群等经济实体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财政增收、解决就业难题的有生力量。但这些经济实体由于受担保抵押物不足、组织化程度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等信息不对称因素影响，难以与现代金融服务所要求的标准和条件实现对接，导致“贷款难”问题比较突出，成为金融支持的薄弱经济环节和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或其他中小银行机构通过把与信贷项目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起来，建立“信用共同体”，形成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信贷运作机制，一定程度地破解了经济薄弱环节贷款难题，也为金融机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薄弱经济与现代金融对接的难题与矛盾
我国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产业经营户、种养专业户、区域产业集群等经济实体之所以成为金融支持的薄弱环节，关键是因为这些薄弱经济实体与现代金融服务所要求的条件存在对接难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
薄弱经济实体普遍存在抵质押物不足与现代金融严格的抵质押条件之间的矛盾。我国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各类种养专业户由于规模小、资产少、缺乏规范财务管理，不仅第一还款来源（经营效益）难以确定，而且普遍存在抵质押难题，包括产权设定难、价值确定难、抵押登记难、物品保管难、抵押变现难等，难以与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实现对接。作为经营第三方资金（即存款）、靠管理风险盈利的现代金融企业，首先必须遵循审慎经营原则，即在为各类经济实体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支持时，必须建立有效的还款保证和风险弥补机制，其中一条重要措施就是要求被支持对象提供充足有效的抵质押物，以确保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这是近年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产业经营户、产业集群等薄弱经济实体“贷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薄弱经济实体信息资料获取难与现代金融所要求的全面信息管理之间的矛盾。我国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种养专业户等经济实体普遍存在经营分散、规模偏小、管理水平低、经营不稳定、收益波动性大等弱质性，普遍缺乏规范的财务和统计报表，缺乏信用评级和征信记录，缺乏信息披露机制，缺乏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现代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时，必须建立在全面信息基础之上，即对金融服务对象的经营状况、管理情况、现金流等真实情况要全面掌握，以预测、分析和监控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但现实中，这些薄弱经济实体了解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容易，而金融企业则很难从这些薄弱经济实体获取真实、准确、全面、有效、动态的经营信息，致使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也是导致当前金融对薄弱经济实体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薄弱经济实体组织化程度低、获取金融服务成本高与现代金融追求规模效益、降低经营成本之间的矛盾。我国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种养专业户等薄弱经济实体的业务活动普遍具有规模小、分散、量大等特征，特别是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与现代金融所追求的规模经营、规模效益实现对接。这种特征决定了金融企业向薄弱经济实体经营等量收息资产需付出更高的营运成本，也决定了薄弱经济实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高成本性。而这些薄弱经济实体主要从事以农业等为主的弱质产业，盈利极不稳定；其主体主要是经济实力弱、经济承受能力低的弱势群体；他们既希望获得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又希望这些金融服务是低成本的，即在其所从事行业的盈利空间之内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也是现代金融与薄弱经济对接的重要难题之一。
薄弱经济实体风险因素多、诚信约束难与现代金融防范和分散各种风险之间的矛盾。我国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种养专业户等薄弱经济实体的自身秉赋和特点，决定了其经营管理中始终面临着来自各方面风险因素的困扰，尤其是市场风险。同时，由于社会信用环境欠缺、信用资源相对缺乏，加上个人和企业征信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对各类经济实体尤其是薄弱经济实体的信用情况存在信息记录难、失信约束难等问题。而作为经营风险的现代金融企业，必须始终确保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即在争取各种发展机会的同时必须有效防范和分散各种经营风险，使各种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和可承受范围之内。
“信用共同体贷款”的主要类型与方法
目前，农村信用社推出的“信用共同体贷款”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形成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形成信用共同体。通过信用社牵头推动、商会具体组织、企业共同参与，组成“封闭型、非盈利、自我服务”的担保基金，存放在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对企业进行风险评价后，根据企业缴纳的担保基金放大一定授信倍数，如5～8倍，从而放大每个企业的投资能力。每个企业缴纳一定的担保基金，意味着实际上承担了对其他企业的联保责任。有的为了防范风险，企业与担保基金又建立一个反担保机制。
围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形成信用共同体。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各地形成了大量“一村一品”专业化分工和龙头企业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有的是以合作社或专业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向市场的形式，解决分散农户从事某一产业的技术问题、市场问题和风险防范问题。同时，政府为了鼓励和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常常会出台很多政策，有的提供担保，有的提供贴息，有的提供减免税等。借助政府扶持政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形成的各种组织形式，信用社参与进去，把利益相关的各方组成信用共同体共担风险。在这里，政府承担一定的风险补偿，龙头企业提供现金流保证，农户组成担保基金等，从而解决分散农户在发展大产业或某一专业产业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和风险防范问题。
对交通运输业和工程施工企业形成信用共同体。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买汽车跑运输或工程机械搞工程，一次性投入、逐年偿还，于是就有了不确定的风险。通过一定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信用共同体”，可以解决资金投入和风险保证问题。如通过设立交通协会把交通运输户组织起来，运输户缴纳少量资金，组成一个封闭式、非盈利的担保基金存入信用社，信用社为其提供担保额5～8倍的贷款，于是运输户有2万元本钱就能买10万元的车，然后用汽车为担保公司或汽车协会提供反担保。汽车运输协会通过营运证等一定的行政权力，对整个交通运输户的诚信和其他方面实施强有力的管理来解决风险分散问题。同时把保险公司纳入进来，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祸、货物损失等，保险公司就要进行理赔，优先偿还信用社贷款。工程机械等一次性投入较大的行业都可以这样来操作。
对个体商贸企业形成信用共同体。通过把个体工商户、私营协会（商会）、工商局、市场管委会和信用社组织成一个信用共同体，既可解决信用社授信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又可帮助对个体工商户贷后管理问题，解决有效抵押的问题。如商户经营权实际上是市场管委会与个体工商户的一种契约关系，如果没有市场管委会的配合，就难以形成抵质押效力，信用社就难有作为，所以必须把他们纳入进来，使得商户的某种抵（质）押提供了确认和保证。同时，也可以组织相邻的商户组成担保基金，构成更加强有力的保证，解决他们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对政府发展的公用产业形成信用共同体。比如修路、建广场、办水厂或建其他设施等，政府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公用产业收入等都可以作为未来的还款来源。但由于财政无法直接给银行机构提供担保，如果政府建设的公用产业是经营性的，未来的现金流有保证，用经营权作为质押，就可以办理贷款。但一些非盈利的公益事业，财政可拿出一部分钱来建立一个企业化运作的非盈利的担保公司，财政通过不断将收入注入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再为政府公益建设借贷提供担保，坚持企业化运作，金融企业也可为其提供贷款。政府控制的投资公司或担保公司其资金来源和使用之间建立一种企业化的管控机制，使相关企业、政府、银行在这种机制中的权责明确起来。建立这种事实上的共同体，解决了政府暂时要用钱、未来有还款保证，但目前还款保证不足以构成贷款条件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各类“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一般由信贷活动的某关联方（政府、行业协会、商业协会、专业大户、农村信用社等）牵头，以信贷为纽带，将各类产业经营户、中小企业等分散的经济实体，组织成为“责权对等、相互联保、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信用联保体，农村信用社对信用联保体中单个成员发放贷款，信用联保体或担保公司对贷款进行担保，联保体成员之间相互承担保证责任并互相监督约束的一种信贷服务方式。具体操作步骤包括：
开展调查摸底。对辖内产业经营户、产业集群等分散型经济组织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摸底，由农村信用社与行业协会、社区政府等组织共同筛选产业经营户，形成组建信用共同体的意向群体。
利益相关者互动商议。针对产业特性，与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产业经营户等形成互动，推介、商议、组建信用共同体的相关事宜。
组建联保体并商定信用共同体成员。农村信用社、政府、协会、中介机构等引导、协调产业经营户组成联保体，一般由5户以上产业经营户组成。产业经营户加入联保体应提出书面申请,实行自愿组合，并民主选举产生信用共同体负责人。然后，每个联保体成员签订《信用共同体产业经营户联保承诺书》,每个产业经营户加入一个联保体。农村信用社、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产业经营户等各方成员进行充分、平等的协商，确定信用共同体组成成员。
信用共同体成员签约。信用共同体成员各方充分、平等协商信用共同体承诺内容，协商一致后，由信用共同体成员共同签订《信用共同体承诺书》。
缴纳联保基金。信用共同体产业经营户在信用社开设联保基金账户，缴纳一定数额的联保基金，每户缴纳的联保基金一般不低于各自授信额度的12.5%。为提高风险管理和分散能力，有的信用共同体还引入担保公司，由信用共同体成员用资产向担保公司进行反担保（不用评估登记）。
核定授信额度和期限。信用共同体成员对联保体产业经营户进行资产核实，填写《信用共同体产业经营户资产核实明细表》（引入担保公司的填写《信用共同体产业经营户反担保资产核实明细表》），根据评定的信用等级及资产核定授信额度，一般为联保基金的5～8倍，每年进行动态调整，并签订授信协议。授信期限根据产业经营户生产经营周期确定，一般1～2年，最长不超过3年。
发放贷款。凭《授信协议书》及相关证件到农村信用社办理贷款，办理前应根据联保承诺书、最高额授信协议书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引入担保公司的，除签订以上合同外，担保公司与联保体企业要签订《反担保合同》，市、县联社与担保公司要签订《反担保资产管理与风险处置协议》。
信贷风险的分担与处置。按照信用共同体产业经营户贷款出现的不良比例，将风险级别划分为个别风险、局部风险、整体风险等类型。视风险类级别，按以下流程进行风险处置：产业经营户实施互助→农村信用社扣划联保体缴纳的联保基金（担保基金）→对出现风险的产业经营户资产进行处置（反担保资产）→落实其它产业经营户的连带担保责任等。
信用共同体贷款的作用与启示
“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产业经营户等薄弱经济实体抵质押物不足、获取金融服务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管理和分散风险难等诸多难题，揭示出一个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之间实现对接的有效方法，揭示出一条既有效满足薄弱经济非正规金融需求又有效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实现“信用为本、合作共赢”的新思路。
破解了薄弱经济实体抵质押物不足的难题，找到了一条有效满足薄弱经济非正规金融需求的路径。信用共同体贷款的核心是以信用资源为保证，无须抵质押物或只要较低的抵质押条件，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产业经营户、各类种养专业户、区域产业集群等薄弱经济实体贷款普遍缺乏抵质押物的难题。如吉安市青原区联社针对该区贸易广场大量分散商户租店经营、普遍缺乏抵质押物但又具有巨大资金需求和较好经营效益的情况，2004年开始试办“贸易广场商户信用共同体贷款”，即以吉安贸易广场为载体，以个私协会为纽带，组成由农村信用社、个私协会理事、商户代表等多方参与的信用商户评定小组，逐户评定贸易广场商户的信用等级、核定授信额度，然后发放循环使用的授信贷款。三年多来，青原区联社累放商户信用共同体贷款1.2亿元，支持了800多家商户发展商贸经营，有效解决了商户贷款难题，促进了商贸广场的跨跃式发展，使贸易广场商户年纳税额由2003年的224万元增长到2007年的780万元，增长了248%，成为全国光彩事业的重点项目。一些信用共同体还引入担保公司，对共同体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共同体企业以其机器设备及厂房等资产对担保公司进行反担保，有效解决了共同体企业有效抵押不足导致的贷款难问题。如余江微型元件产业组建了三家“封闭性、非盈利、自我服务”的担保服务公司，分别为三个信用共同体共25家企业提供担保，25家企业则提供了价值 6892万元的厂房、机器设备和生产线等资产作为反担保，提升了风险控制力。2005年11月以来，该县联社对25家微型元件企业授信4362万元，累放贷款6784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收回率均为100%，有效化解了微型元件企业资金短缺问题，促进了该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至2007年底, 25家微型元件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亿元，实现利税1900万元。
破解了薄弱经济实体担保不规范的问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相互联保、相互约束的信贷担保机制。过去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联保贷款，也由5～10户农户联保，这种做法基本没有什么约束效力，因为往往是由亲属担保，没有什么财产保证，一旦发生风险，担保人互不认账，很多这类贷款最后都成了骗局。但是，信用共同体贷款解决了规范联保机制的问题，即同一个产业共同利益各方组成的一个联保体，联保体成员提供担保是为了自身利益，还往往形成了一种反担保机制。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构造了一种“封闭运行、非盈利、自我服务”的担保基金，这种担保就更加有保证。此外，通过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现金流控制条件。如江西煌上煌集团在南昌地区发展养鸭基地，企业、农户和信用社三方签订信用共同体贷款协议，信用社为农户提供鸭苗、饲料等贷款，鸭子长成后卖给煌上煌，煌上煌付钱给农户，由于煌上煌和农户的账户在农村信用社，农户鸭子的销售收入必须优先用于归还贷款，这样就提供了一种控制现金流的有力条件。
破解了现代金融与薄弱经济实体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找到了一条充分利用各种信用资源有效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的思路。“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通过把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共同体企业、担保公司等与信贷项目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纳入进来，签订责权清晰的协议书，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收集信息、帮助监督的作用，在金融企业与经济实体之间搭起信息沟通的桥梁，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余江联社针对微型元件企业经营规模不一、内部管理家族化、账务设置不规范、难以通过财务分析获取风险评估信息，风险管控缺乏有效信息支撑，而这些企业又对银行贷款的工作流程和要求不熟悉，导致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难题，通过充分发挥当地政府、微型元件协会、担保公司、工商税务等信用共同体成员的协调监督作用，既帮助农村信用社更为全面准确地了解企业各方面情况，也使企业了解信用社的贷款流程和要求。
破解了薄弱经济获取金融服务门槛高、成本大、诚信约束力弱的难题，找到了一条金融与经济互动发展、提升分散经济组织化程度的路子。“信用共同体贷款”使企业捆绑成一个信用整体，互相承担联保责任，诚信约束力显著增强；对企业实行统一授信并动态调整，企业在授信额度和期限内随用随贷、不用即还，企业做大做强后还可以申请增加授信，既有利于企业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融资，及时把握商机，又能有效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反担保资产无须抵押登记,减少了评估登记费用；信用共同体贷款实行利率优惠和存贷利差返还，降低了客户的利息成本；共同体企业共同采购原材料,通过团购或招标方式，获取优惠的价格，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提升了分散经济组织化程度；通过发展信用共同体贷款，农村信用社降低了信贷风险，争取到更多优质客户和发展机会。如余江联社三年多来累放信用共同体企业贷款7134万元，贷款余额3643万元，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110万元，吸引存款3600余万元；彭泽联社开展的“水产养殖信用共同体”，由于采取了招标的方式采购鱼饲料和鱼药，共同体成员购买的鱼饲料价格从原来的每吨2300元下降到2040元，仅此就为共同体成员节省成本130万元；都昌联社推出的“贝壳加工信用共同体贷款”，共有216户经营户组建了19个信用共同体，累放信用共同体贷款1488万元，到期贷款本利收回率均达98%以上，实现销售收入4000万元，每户获纯利5.6万元，助推了贝壳产业的发展，成为全国淡水珍珠养殖及贝壳加工基地。
“信用共同体贷款”的实质是金融企业针对有效益、有还本付息能力但又有风险、不易管理的项目，通过发掘与信贷项目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机制，从而解决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散问题，揭示出一条以综合利用信用资源为核心的农村金融创新之路。其内涵至少有以下几点：
信用共同体实际上是银行机构主动发掘存在于经济社会中的有效需求，变被动防范风险为主动管理风险，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管得住风险的良好信贷机会。很多金融企业过去在提供信贷服务时固有的思维是：看项目是否有风险，如果有风险就选择回避。发放信用共同体贷款的思路，首先不是判断贷款项目是否有风险，而是判断项目是否有效益，是否有还本付息的内在素质，然后考虑风险点在哪里，再考虑如何去分散风险、化解风险，最后使它成为优质贷款项目。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金融企业转变经营理念的问题，就是变被动防范风险为主动管理风险，在积极管理风险过程中抓住一切有效发展的机会。
充分发掘相关信用资源，是组建信用共同体的本质要求。一般而言，企业（项目）价值链上的相关环节（如供应商或销售商、客户），同一类型产业中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各成员，中介服务机构及客户群体，项目受益的社区和政府等，都可能是信用资源的拥有者。因此，正在形成的存在于工业园区、商贸园区的产业集群、一村一品的专业地带是构建信用共同体的天然良港。因为共同的产业有利于形成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因而有利于发展信用共同体。同时，在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中正在广泛发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组建信用共同体最重要的资源。因为这些企业和组织已经构成了某种组织化生产，借助这些企业和组织搭建的组织化平台，金融企业参与进去，就可以解决分散的产业户、分散的个体贷款很多风险管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有效的信贷需求是组建信用共同体的前提，而建立分散和化解风险的机制是构建信用共同体的关键。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个体工商户，都要有有效的信贷需求，且投资都是有回报的，有还本付息能力的，这是构成信用共同体的前提。有好的项目后，能否克服信息不对称和找到一种抵质押品替代机制，则是能否实现信贷的重要条件。这里关键是找到一种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引入授信调查或贷后管理帮助者，强化项目现金流管理，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或者建立某种互保机制来分散风险，或者建立一种损失补偿机制来减弱风险，或者建立道德约束关系防止信用风险等。
把握好信贷活动受益各方构成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实现互动共赢，是维系信用共同体的生命线。签订信用共同体协议，关键是要建立信贷活动受益各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使他们在共享收益的前提下实现风险共担。因此，必须十分仔细地理解项目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作用机制，设立相互约束条款，形成互动合作协议并确保贯彻执行。
信用共同体贷款的保证条件的把握并非越强越好，而是适度为好。构建信用共同体常常有一种指导思想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想把保证条件做得越强越好，把贷款利率提得高高的，把担保的倍数放得小小的，除了担保外，还要企业提供管理帮助和信息保证，把利益归集到金融机构，把风险落到企业，这样的信用共同体是无法维系的。金融企业作为一个经营风险的企业，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将保证条件人为地提高，就意味着利益相关者要提高成本，降低效益，这样的信用共同体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击破。所以，要把设定构建信用共同体的条件放到金融市场竞争中去把握，适度才可以薄利多销，才可以做大做强做优，才具有推广的价值。
推广“信用共同体贷款”的思路
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开展信用共同体贷款的实践经验，为推广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提供了一些思路。
研究客户需求，大力培育信用共同体。各类产业经营户、中小企业是构成信用共同体的基本元素。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深化，各类产业经营户、中小企业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性。因此，发展信用共同体贷款，必须首先深入研究客户的需求，做到随需而变、动态调整。要认真研究本地产业结构的特点，深入调研分析产业集群和客户的资金需求，研究他们现有及潜在的金融需求，分析不同行业的产业特点、发展前景、风险状况以及每个客户的经营效益、信用状况、资金实力、资金需求，从中找到优势客户和重要客户群，在此基础上发掘和筛选组建信用共同体的元素，从客户需求中去把握开展信用共同体贷款的机会。要积极争取政府、行业（商业）协会等组织的参与，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行业（商业）协会的协调、管理、自律作用。将政府、行业（商业）协会等组织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的决心转化成组建信用共同体的动力，将中小企业、各类产业经营户等分散经济实体在缺少抵押担保情况下迫切希望得到金融支持的共同愿望，转化为主动组建信用联保体的积极行动，从而形成政府、行业（商业）协会等组织积极牵头，各类产业经营户积极参与组合，农村信用社穿针引线并提供信贷支持的多方互动局面，培育、催生各类信用共同体的产生。
规范业务操作，科学评级授信。在推广信用共同体贷款过程中，对评级、授信、用信等具体操作必须科学规范并符合客户需要。信用等级评定要由信用共同体各方代表组成并由金融机构信贷工作人员负责把关，必须根据客户经理的调查情况，将生产经营者的素质、经济实力、资金结构、信誉、经营效益状况等作为重要评定依据。要根据企业或产业经营户的信用等级、资产总额、经营效益、经营规模、偿债能力、发展前景、生产经营周期、资金流转速度和资金需求量等因素科学核定授信额度和期限，既要能满足企业或产业经营户资金需求，又要能控制住风险。要充分运用利率杠杆促进产业经营户或企业诚实守信，对信用共同体成员的贷款利率可较同档次贷款利率下浮，授信期间可根据产业经营户的还本付息情况，对贷款利率进行动态调整。可借鉴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做法，对信用共同体企业或产业经营户发放贷款证，按照“动态授信、余额控制、循环使用、随用随贷”原则，允许企业或产业经营户在确定的授信额度和期限内灵活地使用信贷资金，使信贷服务更加优质、便捷。根据客户用信过程中的信誉情况，特别是优质客户，可考虑实行联保基金利差返还机制，即根据客户交纳的联保基金与其贷款之间的利差给予适当返还或利差补贴，让利于客户。
把握风险要点，落实风险防范责任。在信用共同体组建和整个业务过程中，如果成员准入基本条件未把握、合同不完善、联保体各方责权不明晰、银行经办人员责任不落实，特别是对评级授信、发放贷款、贷后管理、不良贷款处置等各环节管理、监督不到位，容易引发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因此，金融企业在开展信用共同体贷款过程中，要针对可能产生的风险点，落实各环节的责任，规范各环节的操作，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发生。一是要明确信用共同体各方的责权。信用共同体成员的加入、日常经济活动、退出及各方权利义务必须通过协议等予以明确，做到“责权对等、相互信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信用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经济活动，要自觉接受监督、遵循协议约定；信用共同体成员退出，必须履行完归还金融企业的贷款及其他约定义务。要通过规范信用共同体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保证信用共同体的质量，促进信用共同体贷款的持续发展。二是要落实贷后管理责任。要落实银行客户经理贷后管理责任，及时掌握客户信贷资金的使用情况、生产经营及经济效益等状况，多方面收集客户的财务和非财务资料；及时做好贷款到期前的催收工作，确保贷款本息及时收回；发现信贷风险时，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地予以防范和化解。要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对在组建信用共同体、开展评级授信、发放贷款以及贷后管理等各环节未尽职尽责而导致形成贷款风险的，应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三是要完善风险弥补机制。一般要设立担保基金，信用共同体产业经营户应在金融企业开设担保基金账户，金融企业要结合客户资信实力、信用记录、行业特点等确定具体授信的担保放大倍数，一般掌握在担保基金的4～8倍以内。要根据信用共同体客户贷款的不良比例将信用共同体贷款风险划分为不同风险级别，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散处置机制。当出现不同程度的风险后，应按照“客户实施互助、扣划担保基金、处置出现风险的客户资产、追究其它共同体成员的联保责任”的顺序进行处置。
建立合作互动平台，完善政策扶持机制。“信用共同体贷款”涉及社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担保机构、金融企业等各方面信用资源。因此，必须统一各方认识，强化通力合作，建立信用共同体贷款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和运行机制。一是大力培育专业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为提高分散经济组织化程度、形成信用共同体奠定基础。要在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基地、禽畜养殖基地、商业繁荣基地、产业集群基地等区域，对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农产品运销的企业，引导其组成各类专业协会或行业协会，借助这些协会力量，设立专业担保基金，形成信用共同体和行业集群担保机制，金融企业向各类业主发放贷款，发挥金融信贷的乘数效应，有效满足薄弱经济实体的信贷需求。二是对开展信用共同体贷款的金融企业应建立相关扶持政策。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出台信用共同体贷款风险补偿等扶持政策，将支持各类产业发展的投入变为企业组建信用共同体、获取银行贷款的一种担保基金，弥补可能发生的最终风险损失；对农村信用社等发放信用共同体贷款的金融机构实行减免税费、组织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使广大农民、中小企业等薄弱经济实体持续受益。三是鼓励各类担保机构发展。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出资组建新的担保机构，实行市场化运作，为农民、中小企业等提供担保。要建立完善农业信贷保险机制，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支持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结合，对参加种养保险的薄弱经济实体实行政策性的保费补贴制度，以规避信贷风险。要搭建保险公司与薄弱经济实体、金融企业三方共赢的合作平台，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应薄弱经济实体需要的保险产品，使信用共同体成员尽可能参加人身、财产等保险，并确定受益方为金融企业，使贷款户遭受市场风险、自然灾害后引发的信贷风险能得到一定风险损失补偿。四是完善要素市场，形成新的中小企业等薄弱经济实体贷款抵押担保机制。简化企业厂房、设备等资产用以贷款抵押时的登记手续，并降低相关费用，减少客户和金融企业的交易成本。当前，应迫切建立农村房屋产权登记制度，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农民发放房屋所有权证，并建立和健全农村房屋的评估、抵押、流转机制，切实解决广大农户、产业经营户等薄弱经济组织发展生产中资金短缺而又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的难题。
（作者系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
作者：肖四如
利益相关农业保险论文 篇2：
保护区社区共管中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分析
摘 要：以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周边社区居民作为保护区社区共管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其在社区共管项目期满后的行为策略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认为，当地政府帮助居民发展替代生计，社区居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区管理机构积极开展监管工作并制定有效的奖惩机制，是这场博弈的最优均衡点，有利于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区共管；利益相关者；博弈行为；生计替代
Key words： community comanagement； stakeholders； game behavior； alternative livelihood
保護区社区共管模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国际社会对森林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和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资源减少和环境破坏给以森林为生的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以及对传统林业只注重森林资源的开发而忽视林区居民利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深刻反省的结果[1]。保护区社区共管是指在保护区所开展的具体项目或活动中，参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在既定目标下，以一定形式共同参与计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整个过程[2-3]。它作为一种强调村民参与性和自主性的新型管理模式，被学界认为是解决资源保护难题的有效手段[4]。全球环境基金（GEF）于1995—2002年间所实施的保护区管理项目[5]，使中国将社区共管的概念引入到保护区的管理实践中，不但使保护区自然资源的保护效果得到了提升，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6]。
1 保护区社区共管中利益相关者分析
利益相关者理论源自西方学者对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经营目标的反思，这一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斯坦福研究院提出，如今已经成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研究中最为广泛的理论基础之一[7]。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有利于博弈模型的构建和博弈过程的分析[8]。本研究将保护区社区共管中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被保护区社区共管目标所影响，或能够影响保护区社区共管目标的实现的团体或个人[9]。在共管的实践中，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为国家、地方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及当地社区居民[6，10]，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企业及开发利用者等[11-13]。本文则选取当地政府、周边社区居民和保护区管理机构三个社区共管项目执行中的主要利益群体为研究对象。
2 保护区社区共管中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博弈分析
保护区社区共管项目具有不可持续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不利于政府、管理机构和周边社区居民的长期合作和协调发展。在共管项目到期后，社区居民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选择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行为，加剧了其与政府、管理机构间的矛盾，是当前保护区管理中面临的一大问题。为了使政府部门和保护区管理机构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本研究运用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对这三方利益相关者在保护区社区共管项目到期后的行为选择进行博弈分析，以期得到能使三方基本利益得到满足的共赢发展模式。
2.1 基本假设条件
2.1.1 局中人假设 局中人是指博弈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结果的个人或组织[14]。在本研究的博弈模型中，局中人是指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周边社区居民，他们是进行博弈决策和选择的主体。由于各级政府在考虑问题和利益追求上是基本一致的，本研究则将当地政府假设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代表，同时将保护区管理机构假设为保护区管理局、相关林业部门等对保护区有直接管理、监督关系的机构，社区居民假设为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及外围保护地带的全体居民。
2.1.2 理性经济人假设 在博弈的整个过程中，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周边社区居民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其中，当地政府追求的是长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保护区管理机构追求的是短期社会效益（政绩、声望等）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保护区周边居民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做任何决定时都不会受到社会道德及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制约。
2.1.3 完全信息假设 假设博弈中的相关信息是完全公开的，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周边社区居民了解博弈的整个过程，会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决策做出判断，从而来制定自己的行为策略。
2.1.4 策略选择空间假设 本研究假设在博弈的每个阶段，利益主体都只有两种策略选择的空间。当地政府可以选择帮助社区居民开展替代生计和不帮助社区居民开展替代生计；周边社区居民可以选择对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破坏性行为或保护性行为；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选择对社区居民的行为进行监管（监督、巡查、惩罚或奖励）或不监管。
2.1.5 博弈次序假设 本研究假设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周边社区居民的策略选择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具有先后顺序的。假设在博弈进行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具有先行优势，开始首轮的策略选择，其次为周边社区居民，最后为保护区管理机构。
2.1.6 支付函数假设 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周边社区居民的策略选择取决于选择后各自收益增加量的多少，本研究的动态博弈模型则用他们的支付函数来对收益进行表示。
①当地政府的收益假设。假设当地政府的正常收益水平用保护区的整体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表示，记作A0，即在周边社区居民不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且保护区管理机构能够做到有效监管的条件下，当地政府能够获得的收益为A0；假设当地政府帮助社区居民开展替代生计后，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生态效益的下降，记作ΔA1，同时会有社會效益的提升，记为ΔA2；一旦社区居民有破坏性行为的发生，当地政府的生态效益就无法实现，此时的收益就会变为0（未开展替代生计时）或ΔA2（开展替代生计时）。
②周边社区居民的收益假设。假设周边社区居民在没有当地政府帮助开展替代生计时的收益为B0，如果居民有偷猎、盗伐及过度利用资源等破坏性行为发生，则收益会变为B1；假设当地政府帮助居民发展替代生计，则居民的收益会增加ΔB；如果保护区管理机构有监管行为，则一方面社区居民的保护性行为会获得奖励，收益增加E1，另一方面破坏性行为会被惩罚，收益减少E2；如果保护区管理机构没有开展监管工作，则社区居民的破坏性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保护性行为也不获得奖励。
③保护区管理机构的收益假设。假设保护区管理机构不对社区居民行为进行监管时的收益为C0，如果保护区开展监管工作，会得到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拨款支持，此时收益会增加ΔC，同时也会多付出巡查、监督等人力物力的成本，记作D。
2.2 模型的构建
通过对当地政府、周边社区居民及保护区管理机构三方利益主体在保护区共管项目期满后博弈行为的基本假设，可以得出本研究博弈的整个过程和具体的收益情况（图1、表1）。
运用逆向归纳法，对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博弈行为选择的可能性结果进行分析：
（1）当B0>B1时，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居民无论是通过偷猎野生动物，还是盗伐林木资源或者过度采伐薪材等任何会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来谋取利益时，他们破坏动植物资源的成本始终大于所获得的收益，因此，社区居民会选择保护性行为。此时，如果从社区居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行为选择的最优解为①（A0-ΔA1+ΔA2，B0+ΔB+E1，C0+ΔC-D），即当地政府帮助居民发展替代生计，社区居民采取保护性行为，保护区管理机构开展监督工作，并对居民的保护性行为进行一定的奖金鼓励。如果从当地政府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当ΔA1>ΔA2时，即帮助居民开展替代生计所带来的生态效益的下降大于社会效益的提升，则当地政府的行为选择的最优解是⑤（A0，B0+E1，C0+ΔC-D），即当地政府不帮助居民发展替代生计，社区居民采取保护性行为，保护区管理机构开展监督工作；当ΔA1<ΔA2时，行为选择的最优解是①（A0-ΔA1+ΔA2，B0+ΔB+E1，C0+ΔC-D），同社区居民利益最大化时相同。在是否选择帮助居民开展替代生计的这轮博弈中，当地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对ΔA1和ΔA2进行考量，从而做出策略选择。由于当地政府是理性的，制定决策时会站在全局的视角从长远利益出发，当发展替代生计对环境的影响在保护区可承受范围内时，为了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保护区与居民的矛盾，当地政府都会做出帮助居民发展替代生计的决定。此时，博弈达到的均衡点是①（A0-ΔA1+ΔA2，B0+ΔB+E1，C0+ΔC-D），当地政府帮助居民发展替代生计，社区居民采取保护性行为，保护区管理机构开展监督工作。
（2）当B0
（3）当B0 2.3 讨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首先，当地政府是否帮助社区居民开展替代生计的策略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开展替代生计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变化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社区居民是否会对保护区有破坏性行为；其次，周边社区居民的保护性行为或破坏性行为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破坏性行为的成本—收益的大小，以及如果政府帮助发展替代生计所带来的收益的多少，同时也会受到保护区管理机构监管行为中奖惩机制的影响；最后，保护区管理机构是否会积极的开展监管工作，与当地政府所提供的监管资金和监管的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成本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在B0>B1和B0 3 博弈结果对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启示 保护区社区共管项目具有短期性的特点，是在实践中无法避免的，但是当地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开展社区共管项目的契机，将共管的行为融入到社区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使其能够长期可持续的进行下去，才能实现保护区建立的目标和意义，实现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通过本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将保护区社区共管方式长久发展的最佳策略选择就是当地政府在项目期满后，主动帮助社区居民开展替代生计，如林产品品牌建设、适度发展林下经济和外围区域开展生态旅游等活动，从而保证居民不会为了谋取利益而采取不利于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同时，保护区管理机构一方面应该积极做好监管工作，保证替代生计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应该建立起对社区居民行为的奖惩机制，鼓励居民自觉保护环境，对破坏性活动的发生起到防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杜受祜. 参与式管理与农民权益保护[J]. 林业与社会，2004，12（1）：1-7. [2]张宏，杨新军，李邵刚，等. 社区共管：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模式的新突破——以太白山大湾村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3）：134-137. [3]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指南[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4]朱桂兰. 莱阳河自然保护区实施社区共管的调查研究[J]. 林业建设，2003（2）：33-37. [5]谢屹，李伟，温亚利，等. 构建我国自然保护区区域共管体系的思考——以太白山自然保护区为例[J]. 林业科学，2007，43（6）：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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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龙文军，张显峰. 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3（5）：76-79. 作者：邓思宇 刘伟平 杨仙艳 关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的实证研究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13.072[HT9.] 摘要：近几年来，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亟须解决的棘手难题。基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实地调研数据，对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性进行评价分析，并且基于Logistic模型分析养殖场（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包括养殖场（户）、保险公司、无害化处理中心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养殖场（户）对“龙游模式”总体满意度较高；保险政策、补贴政策和回收过程是影响养殖场（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满意度评价的显著因素。最后，从完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体系、推进转型升级与健康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病死猪；利益相关者；经济性；满意度；Logistic模型 [HJ1.4mm] 收稿日期：2016-12-27 基金项目：农业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编号：2110402）；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专项（编号：2015ZX07103-007）。 作者简介：徐湘博（1988—），男，山东昌邑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E-mail：xuxiangbo.hi@163.com。 通信作者：高尚宾，硕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资源环境管理和生态补偿机制研究。Tel：（010）59196396；E-mail：nybstzzhbc@163.com。[HJ] [ZK）]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生猪存栏量为 41 776万头，2008—2014年，生猪存栏量一直在47 000万头上下波动，2008年存栏量最低，为46 291万头，最高是2013年的存栏量47 411头，而2015年生猪存栏量略有下降，为 45 113万头。我国每年因各类疾病引起生猪死亡的死亡率为8%～12%[1]，当生猪发生重大疫病时，死亡率还会上升，每年病死猪绝对数量惊人，最终导致2013年黄浦江病死猪漂流事件的发生。2016年7月份以来，南方地区发生洪灾，造成数以十万计的死猪未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在2013年被纳入农业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试点县，积极开展了生猪保险与病死猪处理联动机制，为突破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问题提供典型范本。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养殖场（户）对病死猪处理方式的行为选择。关于生猪较高死亡率产生的原因，有研究認为，养猪农户对生猪动物福利的缺失导致更多的生猪死亡[2]。在规模养殖场，养殖者由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无害化处理措施不足，导致养殖场（户）在生猪生产过程中对病死猪的处理采取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3-4]。同时，生猪养殖场（户）的知识水平、家庭状况、对病死猪风险的态度都会影响养殖场（户）对病死猪处理方式的行为选择[5-6]。另外，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人员不足导致监管措施缺乏，监管力度不足，财政补贴不尽合理，这些也是导致病死猪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原因之一[7]。 [JP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染疫动物或者染疫动物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处理、随意丢弃。目前，我国规模养猪场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但管理依然粗放，从而导致病死猪绝对量居高不下，猪场病死猪处理压力大，成为生猪养殖场（户）不选择无害化处理的主要原因[8]。散养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意识淡薄，同时并没有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受益的原动力，也没有因未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而遭受财产损失或者受到相应处罚，导致出现病死猪随意丢弃现象[9]。[JP] 2007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22号），正式提出了政策性生猪保险。此后，随着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的保费补贴力度，生猪保险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龙游模式”开展较早，浙江省龙游县在2013年被纳入农业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试点县，“龙游模式”已被多个地方借鉴引用，其中河南省内乡县、河南省新郑市等地已经取得实际经验[10-11]。 鉴于此，研究通过对“龙游模式”的实地调研，从经济学角度切入，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进行分析，并且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养殖场（户）对无害化处理模式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的发展提出政策启示和建议。 1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1.1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性评价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12]，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存在多个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对其进行科学的识别是剖析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的基础。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4个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养殖场（户）、无害化处理企业]和2个风险承担主体（包括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性评价选取收益率（收益理赔比）作为利益相关者各方面的评价指标： [JZ（]r=R/C×100%。[JZ）][JY]（1） 式中：r为收益率；R为收益；C为成本。对于保险公司，r为收益理赔比；R为保费收益；C为理赔款。 病死猪处置主要有3种方式：流入食品市场、丢弃进入环境和进行无害化处理。养殖场（户）自愿进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与流入食品市场、丢弃进入环境相比的利益驱动力分析是经济性评价的重点。 1.2养殖场（户）的满意度分析 1.2.1变量选择养殖场（户）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相关措施的配合程度与养殖场（户）满意度的高低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养殖场（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2类：一是养猪场（户）的个体特征，二是满意度评价的具体因素。养殖场（户）的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反映养猪场（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程度和人口特征等，包括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满意度评价的具体因素主要包括现行保险政策、补贴政策、保费额度、政策落实、回收过程、政府部门监督管理等变量。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龙游县生猪养殖产业发展现状，选择以下解释变量并给出相应定义和预期的影响方向，变量解释与说明见表1。 1.2.2数据来源2014年，龙游县全县生猪养殖规模为140.87万头，生猪养殖场（户）912家，全部为规模化养殖场（户）。调研对象为912家规模化养殖场（户），调查问卷共计发放160份，其中有效问卷136份，样本数量占调查总体的14.91%，占比超过10%。因此，可以大致认为，来自136个养殖场（户）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作为研究样本。 1.2.3计量分析模型一般而言，Logistic或Probit模型在计量经济分析过程中可以相互替代使用，二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13]。本研究选用Logistic模型来分析养殖场（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关系。对养殖场（户）满意度调查数据进行归类处理，将“非常满意”“满意”2类调查结果统一归入“满意”一类，取值为1；“不满意”作为参照系，取值为0。 养殖场（户）满意度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具体表达式如下： Logistic（P1）=ln（P1/P2）=α0+β1X1+β2X2+…+βnXn。[JY]（2） 式中：P1、P2分别为养殖场（户）对无害化处理模式满意度评价为“满意”“不满意”的概率；n为养殖场（户）对无害化处理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数量，个；Xi为自变量向量，这里主要指养殖场（户）的个体特征和满意度评价的具体因素2个方面；βi为自变量向量的回归系数；α0为常数项。 2结果与分析 2.1利益相关者经济性 据2015年龙游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龙游县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数量共计35.7余万头；2014年人保财险龙游县支公司生猪保险实现保费收入4 224万元，其中承保生猪140.8万头，承担风险保障约9亿元，涉及保费3 801.6万元，能繁母猪7.04万头，涉及保费422.4万元，理赔款总支出为2 050万元。 养殖场（户）通过为生猪投保来降低生猪养殖过程中生猪死亡带来的损失。养殖场（户）的支出主要包括生猪投保保费与冷库（冰柜）购置和运行费用。按照政策性农业保险规定，生猪保险由养殖场（户）自缴比例为15%，自缴保费633.6万元，折合每头病死猪的保费支出为17.75元。假设冷库（冰柜）的使用年限以10年计，据调研所得统计数据核算得知，折合每头病死猪的成本支出为0.65元，折合电费为2.01元。养殖场（户）为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总支出、获得的理赔款分别为20.41、57.42元/头。 据上述统计资料可知，2014年保险公司利润为2 174万元，折合每头病死猪的理赔、收益分别为57.42、60.90元/头（图1）。 [FK（W11][TPXXB1.tif][FK）]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全权负责龙游县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工作。病死动物炭化集中处理中心每处理1头病死猪可获得财政补贴80元。无害化处理中心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财政补贴、生物炭等产品销售收入，生物炭暂无销售去路，所以目前无害化处理中心的收入完全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无害化处理中心主要的成本包括固定资产、维护成本、运输成本、燃料成本、污水处理成本、人工成本、水电费等，其中处理35.7万头猪的运行成本为342.83万元/年。假设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以10年计，2014年每头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支出为18.00元。 从整体看，“龙游模式”开始阶段，养殖场（户）、无害化处理中心的收益率和保险公司的收益理赔比分别为181.33%、344.44%、106.06%（图1）。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全部来自政府财政补贴，缺乏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病死猪的补贴合计为18057元/头。 一般情况下，养殖场（户）缴纳的保费总额应大于保险公司理赔总额，以期在保险公司有利可图的前提下，起到为个别养殖场（户）防范风险的作用。财政资金为保费补贴了85%的比例，使得养殖场（户）整体也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并且收益率大于病死猪流向黑市的收益，从而保证了食品安全。 在无害化处理中心建立之前，养殖场（户）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主要措施为深埋，处理成本大约为100元/头。我国执行了一定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针对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给予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80元/头，这项补贴为全国统一标准，地区间的差异性导致不同地区对补贴的适应性产生了分化。无害化处理补贴小于成本，导致部分养殖场（户）采取向隐蔽地点抛弃病死猪等现象屡禁不止。无害化处理中心在全国尚未推广开来，部分建立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地区利用技术、规模优势大幅度降低了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成本，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较未建立地区更易开展。 2.2养殖场（户）满意度 养殖场（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综合满意度评价为满意的比例为82.35%，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最低为76.47%，其次为保险政策、回收过程。养殖场（户）对保费额度、政策落实和政府监督管理的满意度都高达90%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养殖场（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的满意度较高，得到了养殖场（户）的一致认可，病死猪得到了有效的无害化处理，但是无害化处理模式中仍有需要改进的环节。 运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考虑到自变量数量较多，可以先采用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上述10个变量分别进行分析筛选，然后将有显著性意义的自变量纳入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从表2可以看出，保险政策（X5）、补贴政策（X6）和回收过程（X9）3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符合先验判断，并且通过了假设性检验（P<0.5）。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得到下列回归方程： logit（P1）=-3.904+2.898X5+2.164X6+2.887X9。[JY]（3） 由Logistic回歸分析结果可知，保险政策（X5）、补贴政策（X6）、回收过程（X9）这3个变量构成了影响养殖场（户）满意度的主要变量并且具有统计意义，进而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结论： （1）保险政策（X5）对养殖场（户）满意度的影响明显，优势比为exp（2.898）=18.145倍。保险政策实施之前，病死猪造成养殖场（户）的直接经济损失，养殖场（户）为了减轻养殖损失和降低无害化处理成本，选择将病死猪卖向猪肉市场或者抛弃于水沟中。保险政策出台以后，“见死就赔”使养殖场（户）得到了切实的实惠，对保险政策的满意度较高。 （2）补贴政策（X6）包括生猪保险保费的补贴、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2个部分。因为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集中在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养殖场（户）了解最深入的补贴政策是生猪保险补贴。养殖场（户）对补贴政策满意的优势比是不满意的8.703倍[exp（2.164）]，但是并不是补贴比例越高，养殖场（户）的满意度就越高，部分受访者认为过高的补贴比例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主张生猪统保实行市场化运作。补贴政策仍需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以提高养殖场（户）对补贴政策的认可度。 （3）回收过程（X9）是否方便、顺利，直接影响养殖场（户）对病死猪处理模式的满意度评价结果。养殖场（户）对回收过程的满意评价对提高整个无害化处理模式满意度的优势比是养殖场（户）对回收过程的不满意评价的17.932倍[exp（2.887）]。据调查，受访养殖场（户）总体反映回收较为及时，但存在个别养殖场（户）的病死猪回收不及时，造成病死猪无法冷藏储存的现象。由此可见，回收过程仍需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3政策启示与建议 3.1优化保费补贴额度 保费补贴在保险政策开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养殖场（户）的收益率、保险公司的收益理赔比都超过了100%。二者较高的收益虽然调动了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但是却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须根据模式的实际运行情况，适当优化补贴额度。 3.2完善病死猪回收体系 在影响“龙游模式”满意度的所有因素中，回收过程是运行体系中最为相关的因素。继续采取“政府监督、财政扶持、企业运作”的方式，回收体系配备专职人员和密封运输车等，增加密封运输车的数量，提高单次运力和运输频次，同时严格执行养殖场（户）的冰箱（冰柜）空间配置不低于“存放1个月病死猪”的标准，通过2个方面确保病死猪冷藏密闭运输。 3.3完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机制 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技术也不断创新发展，同时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成本也不断降低。另外，集中式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建立，发挥了规模优势，进一步降低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成本。现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80元/头）难以弥补养殖散户或者小规模养殖场的处理成本支出，而本研究中集中处理中心处理每头病死猪的成本仅为18元，集中处理中心收益可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标准应建立差异化机制，国家财政支出在不同地区之间应有所侧重，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引导作用，降低社会总成本。 3.4发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优势 政府通过政策调整、补贴、监管等一系列措施为企业在病死猪收集和企业收益等方面降低了风险，同时社会资本也有效缓解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压力，为社会资本找到了一条相对理想的投资渠道，进一步转变了政府的职能。“龙游模式”充分发挥了PPP项目的多方面优势，并为其他地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提供了参考范本。 3.5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与健康发展 2014年龙游县生猪死亡率为25.36%，须通过畜牧业转型升级，提高整体的动物防疫水平，降低动物死亡率，从源头上减少病死猪数量。应进一步推进适度规模养殖的政策引导工作，逐步实现生猪的规模化养殖，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生猪养殖户的科学管理水平，在生猪养殖的各个环节严格按照规定生产，降低生猪死亡率。 [HS2*3]参考文献： [1][ZK（#]王兴平. 病死动物尸体处理的技术与政策探讨[J]. 甘肃畜牧兽医，2011，41（6）：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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