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利益法律论文

内容摘要：利益理论若仅提出权利是法律保护的利益，而不指明利益的判断程序、利益与权利的关系、权利人的确定标准等，其权利概念可能就是一个“毫无必要甚或令人迷惑的术语”。为回应这些质疑，利益理论者也作出了克服利益理论自身缺陷的诸多尝试。探求权利的本质更重要的或许不在于揭示权利本质本身为何，而在于依照权利的本质要求创设与实现权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信赖利益法律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信赖利益法律论文 篇1：

信赖利益：法律在要约人和受要约人间的均衡

摘要:《合同法》第28条和第29条关于不能在承诺期限到达要约人的承诺的法律效果的规定严重地影响人们借法律预期进行理性选择,从而减弱了多元化社会关系中个体间的利益信赖。从先契约义务,利益均衡配置,交易效益和交易安全等方面出发,确认要约人对于发生承诺超过期限到达的原因负有审查义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信赖利益;受要约人;要约人;承诺;交易

一

现行中国《合同法》在第28条和第29条分别对不能在承诺期限内到达要约人的承诺的两种情形作出两种不同的规定。第28条基于受要约人主观原因——“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做出,第29条基于“其他原因”——实际就是引起第28条产生法律效果的原因以外的原因——而言。

先看第28条,“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显然,承诺未按时到达是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受要约人自身有一定的过错,它使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在无形中和一定程度上遭遇损失。因此,第28条通过授予要约人主动权——要约人有及时通知或不通知该承诺有效的权利——来进行自我救济,让其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把握自身利益得失,从而达到平衡主体间的某种内心确信以保证交易秩序的安全和健康运作。再看第29条,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了承诺,按照通常情形本来能够按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到达要约人时已超过承诺期限。此时,受要约人自身无过错,并进行了积极的配合,要约人也当无过错,承诺超过期限到达是由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双方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如邮递员的投寄等)。既然受要约人对要约人发出的要约基于信赖在承诺期限内作出了积极反应,即使没有按时到达要约人,但只要到达,要约人应当作出积极配合,即必须“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否则迟到的承诺有效。问题是要约人又如何得知迟到的承诺究竟是由于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导致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

至此,不难发现第28条和第29条实际存在诸多细微差别。其一,对赋予要约人作为的方式上,第28条和第29条各特别提出一种与其他作为方式产生不同法律效果的方式。第28条要求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即通知接受承诺。第29条要求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即通知不接受承诺。看似都是赋予要约人以主动权,但第28条实质上具有更浓的权利成分,因为要约人假如不作为,即对承诺不予理睬,则为新要约,于要约人并无责任负担;而第29条的主动权实质上具有相对更浓的义务和责任的成分,因为要约人此时加入不作为,则“承诺有效”,于要约言,须承担义务甚至责任,此其二。其三,从法律分别对第28条和第29条中受要约人的保护角度来看,显然对第29条中受要约人的保护力度要强于第28条。其显著表现就是受要约人发出的承诺在第29条规定的情形下有效的机会要比第28条情形下有效的机会多3倍(文章第二部分第二段对第28条和第29条各四种可能性的分析容易得出此结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第29条中受要约人比第28条中受要约人具有更强的可信赖力,因为前者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而后者“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

二

通过以上分析,第28条和第29条合理性和完美性几乎毋庸置疑,似乎正验证着——用来描述法条的文字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然而,再抽茧拉丝般剖析,便会发现某种潜在的问题。

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其有且只有三种后果发生:第一,承诺将按时到达要约人;第二,由于某些原因,承诺没有按时到达要约人;第三,承诺到达不能。对于第一种结果的法律效果,《合同法》第26条第1款有明确规定。对于第三种《合同法》则未作出一般规定,而《合同法》第28条和第29条是对第二种后果的法律效果的规定。第29条至少可得出四种可能:其一,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承诺虽超过期限,仍接受,则承诺有效,合同成立;其二,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则承诺无效;其三,要约人如果不作出“接受”或“不接受”的通知,则承诺有效,合同成立;其四,要约人做出的是否接受承诺的通知如果不及时,则承诺亦有效,合同成立。同理,第28条也应包括以下四种可能:(1)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接受该承诺,则承诺有效,合同成立;(2)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不接受该承诺,则承诺当然无效;①(3)要约人如果不作出“接受”或“不接受”的通知,则承诺转化为新要约,根据《合同法》第20条第(三)款的规定,其必然后果是新要约失效;(4)要约人做出的是否接受承诺的通知若不及时,亦发生同(3)的法律效果。

对上述两类四种可能分别加以对照,你会恍然大悟:《合同法》第28条和第29条对上述第三种和第四种可能的情形的规定恰恰相反——当要约人没有发现或者无从知道超过期限到达的承诺是“因其他原因”所致,便更有可能认为是“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的,因为基于对《合同法》,尤其是对第28条和第29条的理解,理性的法律主体更有可能以第28条作为法律预期作出行为选择,因为第28条赋予要约人的主动权相比第29条具有更浓的权利成分。“法律制度本来就像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它用可靠的能够理解的事件范式把我们包围,法律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使我们能在知识及计算能力的限度内去应付它。”[1]然而要约人若如此决策行为,这就直接导致守法状态和法律初衷的南辕北辙。

简单说,假如当超过期限到达的承诺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但是要约人却没能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这项情况时,他往往会借第28条规定作为法律预期去应付。譬如说,承诺迟到是由于“其他原因”所至,而要约人认为是超过承诺期限所致,当要约人此时不想接受此承诺时,它可能想以不作出任何回应的方式使承诺变为新要约而自然失效,然而正是他的这一行为使上述第29条情形下的第三种可能变为现实,即承诺有效,合同成立。但是,这与要约人的期待正好相反,不免使他陷入窘迫的境地。在法律对此没有作出其他限制或禁止性规定时,基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理和理性人趋利避害本性,这种应付当然是合法又合理的。可是,这与法律之所以把导致承诺不能按时到达的两种情形分别规定在第28条和第29条的原意却恰好相反,第29条难免显得多余,更为可怕的是,第28条和第29条在实践中的矛盾,尤其是在第三和第四种可能下的冲突必定不可避免。

三

法律的初衷是善意的和美好的,但法律适用对象绝大部分毕竟是普通民众,而非法律职业者,法学精英,退一步言,他们或许更能游刃有余得钻类似法律的空子。因此,这必然使建立在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社会关系之不确定性雪上加霜,彼此的信赖利益不断被削弱。

1.确定要约人有审查导致承诺超过期限到达的原因的义务是消除要约人进行机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和保证受要约人信赖利益得到全面实现的有效途径。假如要约人对导致承诺超过期限到达的原因漠不关心,他就不可能对迟到的承诺做出合适的既有利于受要约人又有益于本人的配合,那么对“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和“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进行理性的选择更是无从谈起。同时,对承诺充满无限期待的受要约人的利益实现也变得摇摇欲坠。要使要约人关心承诺迟到的原因就必须确定要约人对此进行的审查义务,从而保证《合同法》第28条和第29条相得益彰地实现其规定的有效性。

2.审查承诺超过期限到达的原因的义务不仅要属于要约人的先契约义务,而且应该成为要约人的一项明示义务。先契约义务,即契约生效前,契约双方因缔结契约而依法应承担的附随义务[2]。按照王泽鉴先生的说法,附随义务系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在缔约双方间所成立之义务。分为辅助功能的附随义务和保护功能的附随义务[3]。要约人对超过期限到达的承诺的原因的审查正是对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确认此则理属当然。尽管先契约义务是“依法应承担的附随义务”,但由于先契约义务的强制性差,而主要是依赖当事人的自觉遵守和道德舆论的约束,所以仅仅把审查的义务归属于此仍难以保证要约人有足够的注意力去关心导致承诺迟到的原因,要确信地保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的完整实现则必须增加义务被履行的有效性。

3.如果说上面是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而言,那么再从信赖利益分配角度讨论。尽管第28条和第29条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平衡,② 但是由于要约人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掌握着合同是否成立的主动权,即信赖利益被减损的可能性仍是受要约人大于要约人。当要约人真实地不知道承诺超过期限到达是“因其他原因”,作为理性人,更可能以第28条作出行为选择(前已分析),如果说此种情形对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已造成威胁,那么,当要约人对承诺超过期限到达的“其他原因”产生确信时,他仍假装不知,同时,却通过既定状态对其将要达成的协议的预期效益再次作出抉择,从而再次进行是否完成此项合同的“理性”选择,这才是对要约人信赖利益潜在的最大威胁。

4.再从法律对交易资源有效配置来分析。法律不论进行权利义务配置,还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摩擦,促进各种资源有效合理利用,促进交易活动繁荣以增加社会总财富,《合同法》也不例外。波斯纳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如你出10美元买我的手表,但由于电报公司发报时出错,以致我收到的电报上为20美元,我以我的理解接受要约这一事实没有表明买卖会增值。那么,该如何办?接着,他评述道:“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是当事人中哪一方更便于防止由发报错误所造成的误解……那么对他施加法律责任将会有助于减少未来灾难发生的可能性。……通信瑕疵就会使辨识某一项交换是否是意欲的交换成为不可能,法律将失败的通信视作契约是为了在未来阻止这种失败。”[3]法学家们感兴趣的应当是,怎样以最少的成本去挽救合同订立过程中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双方由于误解而可能或甚至正在发生的利益损失。

类似情况下,法律将失败的合同视作合同也将不难理解,①如此以来,将审查承诺迟到的原因的义务施加于要约人并明示在法律之中也显得理所当然,原因就在于:第一,它能更大可能地保护双方的信赖利益,并给其他同辈群体以自己的信赖利益将会得到最强的保护和最大的实现的良好印象,进而保证交易活动不断地获得进步与繁荣。第二,基于交易成本和交易安全的考虑。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对交易成本和社会关系不确定性的不断降低以提高人们预期,通过法律控制的社会目的就在于实现“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4]。交易成本过高,超出公众承受力,或者说此时守法成本高于原始无法状态时,他们必然会选择规避法律,这就导致执法的困难,同时也无言地表明此项法律的失败,这是法律的悲哀。第三,基于交易效益和社会总财富的考虑。一项生效要件已经具备的合同如果因为当事人任何一方的一时疏忽而归于失败,便会使得其中一方的信赖利益荡然无存,假如说他的利益还能得到对方的赔偿,那么本来从这一交易中必将获得增加的社会财富现在却化为泡影而且不会得到补偿。

四

至此,我们必须对要约人承担此项审查义务的现实可能性进行考察。从实践中看来,比如信件邮寄,电报等普通的要约和承诺邮寄方式假如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不能按时到达的情形一旦发生,一般而言,查明“其他原因”比较容易(比如利用邮戳等)。然而,近年来由于EDI订立合同的手段和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等的出现对于此审查义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992年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的《通过EDI订立合同的研究报告》指出,可以把对计算机的运作拥有最后支配权的人视作该计算机所发出的要约或承诺的责任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其1996年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1条第1款也规定,“就合同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各方另有协议……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已仅仅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但我们还是坚持认为,要约人此项审查义务必须规定在“确信的现实可能范围”之内。任何一项制度——无论大或者小——的制定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要求人们控制他有限能力以外的事,否则,这项制度的存在与否别无二致。

“确信的现实可能范围”至少应包括如下三层含义:(1)要约人应当预测到或可能预测到“其他原因”的发生,即有一定的迹象或事件的发生,或者出于对先前的惯例或常态的例外情形的出现等都有可能给予要约人以启示。②(2)要约人有审查清楚的可能性,即在合理的时间内,要约人进行审查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理应具备。(3)经过审查,要约人能确信地审查清楚,即只要要约人基于善意,按合理方法尽最大努力地进行了审查,其审查结果就应当正确。

参考文献:

[1][美]G.M.霍奇顿.现代制度重大经济学宣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2.

[2]陈丽萍,王川.论先契约义务[J].中国法学,1997,(4).

[3]王泽鉴.债法原理(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1.

[4][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27-128.

[5][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1.

作者：李　亮

信赖利益法律论文 篇2：

现代权利视域中利益理论的更新与发展

内容摘要：利益理论若仅提出权利是法律保护的利益，而不指明利益的判断程序、利益与权利的关系、权利人的确定标准等，其权利概念可能就是一个“毫无必要甚或令人迷惑的术语”。为回应这些质疑，利益理论者也作出了克服利益理论自身缺陷的诸多尝试。探求权利的本质更重要的或许不在于揭示权利本质本身为何，而在于依照权利的本质要求创设与实现权利。由此，应该从权利人的视角即从内部由权利人自身创设权利，而非从外部赋予权利人权利。循此，则必须保证并确立权利人参与权利创设与适用的法律程序。现代权利的程序理论主要包括权利的生成程序与适用程序，其能够涵盖并容纳两种传统权利理论的核心内容，应该是研究现代权利理论的正途。

关键词：利益理论 意志理论 利益评价机制 利益正当性 权利生成程序

问题的提出

利益理论与意志理论仍是当下法律权利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两种学说。但就利益理论来说，我国法学理论界尚缺少对利益理论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缺少对利益理论内部多元观点的概括整理，对于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利益理论本身对克服与完善自身局限所作的努力尝试也缺少深入剖析。因此，厘清利益理论的核心观点、理论优势、理论局限及问题根源，不仅有利于检讨利益理论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优势，而且会充分揭示并论证利益理论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从而最终为研究并证成现代权利理论奠定良好的根基。

一、利益理论的核心观点

利益理论的核心要旨首先是由边沁和耶林等提出的。〔1 〕在威纳看来，边沁“首先对利益理论给出现代陈述”。〔2 〕黑克认为是耶林提出了利益理论的指导性原则：“法律不是由概念而是由利益、由其追求的目的所创设的。因此，耶林被公正地尊认为目的论学派及随后的利益法学派的创始人。” 〔3 〕但是，耶林的法学理论包括权利的利益理论 〔4 〕深受边沁理论的影响，此点可从耶林本人对边沁法律哲学的高度评价中看出：“边沁是最独特且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透过思想的丰富与刺激，透过健全的实际感受与远见所作成的学术研究，实要远胜于那些踩着思辨的高跷、飘着观念论战旗的大多数哲学对手的著作，而且他对伦理学的观念提供了许多贡献，这些贡献我认为是不会消失的。边沁已经意识并清楚地掌握莱布尼兹及康德的思想，然后将这样的思想用功利主义这个极为恰当的名称，构筑成一个独立的伦理体系。” 〔5 〕吴从周甚至指出，耶林的“《法律中之目的》根本就是在边沁的思想下写成的”。〔6 〕德国法律史学家科因的话说得更为彻底，“在德国，撰写法律理论史，没有回溯边沁的思想是无法完成的”。〔7 〕利益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边沁、耶林、里昂斯（Lyons）、拉兹、麦考密克、克雷默等人。〔8 〕

（一）内容方面：权利的核心是利益

1.利益是权利的精髓

边沁指出，拥有“对应义务的权利”就是一个人（或数人）意在从义务履行中受益。〔9 〕哈特甚至认为“对应于义务之权利的利益理论”是“边沁法律权利分析的最显著特征”。〔10 〕尽管边沁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是相对应义务的履行而得到的行为结果或利益，但他本人并没有把其权利理论命名为利益理论。这一名称来自哈特的概括，是哈特把這种依据意在从义务履行中获益的人来识别权利人的理论提炼为权利的“利益理论”。〔11 〕麦考密克认为：“赋予权利规则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们具有保护或促进个人利益或善的具体目的。” 〔12 〕就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来说，耶林的概括最为明了简洁。他认为权利有两个核心要素，即作为实质要素的利益以及作为形式要素的法律保护，两者相结合即为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利益。〔13 〕上述观点仍为当下学者所坚持，如威纳把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概括为，权利的单一功能在于促进权利人的利益。更具体地说，权利是那些目的在于促进权利人福祉的成分。〔14 〕克雷默则指出：“对于利益理论者来说，法律权利的精髓在于它倾向保护权利人某方面的福祉。” 〔15 〕

2.利益往往被理解为实际好处或益处

如麦考密克概括出了利益理论赋予权利规则的三个特征：（1）它们关注“善”或“益处”、“好处”、“利益”，或其他类似的任何表达。（2）它们关注由具体个人享有善，而非仅作为集体成员共同分享不能区分、不能转让份额的宽泛共同利益。（3）利益确归于个人，是因为法律为个体在享用它们时提供规范性保护。〔16 〕拉兹则把利益理论中的利益理解为终极利益。他认为，“终极（比如非派生）利益是内在价值，例如独立于人之工具性价值 〔17 〕的价值”，“说某物是终极价值，并不是认为人不能对某物是有价值的说法予以判断。它仅是指明其价值不是派生于他物的价值”。〔18 〕拉兹只承认那些福祉是终极价值的人才能拥有权利，且只有被认为是终极价值的利益才能够成为权利的基础。

（二）主体方面：利益理论的目的与核心就在于确定权利人

此点为克雷默明确指出：“利益理论意在明确法律义务的基础。换句话说，它在于说清决定向谁负有法律义务的一般考量。如果一项法律义务向某个人负有，那么此人则拥有跟该义务相对应的权利。因此，在高度概括的程度上，利益理论使得我们能够识辨法律权利的拥有人。如果我们知道一项法律义务的内容，以及有关此项义务履行的各种非规范性事实，我们就能运用利益理论确定谁拥有相应的权利。” 〔19 〕他在早些时候跟斯坦纳合著的论文中也指出，权利判断规则是“识别对应具体义务之权利持有人的标准。” 〔20 〕克雷默甚至明确指出，利益理论下的权利人范围是“所有的人类（包括死者和未来的人）以及集体与非人类动物等”。〔21 〕同为利益理论者，拉兹与克雷默的观点则大相径庭。在拉兹的权利理论下，主体资格的范围应该是所有人（道德主体），但不包括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物。即，只有人才拥有权利能力，才能成为权利主体，因为只有人的福祉才具有终极价值。非人类生物不能拥有权利。〔22 〕

（三）规范功能方面：权利是证成他人义务的基础

作者：彭诚信

信赖利益法律论文 篇3：

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研究

摘要：不当得利制度是指一方受有利益而无法律上的原因，并且导致他人遭受损失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返还对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非常重要，但我国法律只是简单笼统地对其加以概括，十分模糊。本研究详细分析了不当得利返还范围，认为在确定返还标的时，应区分受益人的善意和恶意，并依此作出标准。

关键词：不当得利；返还范围；善意；恶意

不当得利指的是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却获得利益，并且引起他人受有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制度作为一项完整的并具有相对独立价值的制度，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学界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本文通过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研究和分析，以期对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一、不当得利返还的理论基础与返还范围的一般原则

不当得利制度是发源于罗马法的一项古老制度，随后被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法律收入，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各国民法上普遍承认的一项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在英美法中，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准契约三个词语可以交叉使用，不当得利和返还请求权是密切相关的。大陆法上，学界有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的说法不一，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方获有利益，他方的利益有损害，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获得利益的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大陆法系认为，当损失大于获利时，返还的范围以获取的利益为准；当获利大于损失时，返还范围以损失为准。如果在取得利益大于损害时，以利益为准，那么就会使受损人因此而获利，这就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利益去除功能不相符。同样，当受损人的损失大于受益人的获利时，如果以损失为准，那么就会使受益人因为不当得利而蒙受损害。因此当受益人为恶意时，受损人可以就超过受益人取得利益的那部分，向恶意受益人请求损害赔偿。

二、不当得利受益人善意恶意的判断

首先应该确定明确的判断标准。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会根据不当得利受益人主观上的善意恶意，确定受益人的返还范围，对善意受益人将设减轻责任的规定，对恶意受益人则会设加重责任的规定。对于受益人的主观态度，各国法典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国家用善意恶意来概括，如日本民法典规定：不当得利恶意受益人，在返还所取得利益时，应该根据当时的利率计算利息，然后一起返还，当然，如果还有损害，也需要赔偿。而有的国家则是根据受益人主观上的态度，给出了善意与恶意的判断标准。例如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则规定。

在具体判断受益人是否知道无法律上的原因时，只要受益人知道自己所取得的利益缺少法律上的正当依据就构成恶意，并不需要知道整个法律关系。受益人只要认为自己获得利益这一事实有所不妥，没有理由自己保留这部分利益就构成恶意，并不需要受益人对于全部法定要件的了解。

三、善意受益人的返还范围

根据各国现行立法对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善意受益人基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相对较轻。确定不当得利善意受益人的返还范围需要确定现存利益的范围，一方面需要确定所受利益本身是否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受益人在取得利益的过程中所损失的财产是否应该扣除。

各国法律中所规定的所受利益，主要包括原受有利益本身和基于该利益的更有所取得。所受利益是根据受益人的抽象财产来判断的，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可以看作是法律上的交易，如果他所取得的利益不是基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而是因为原利益没有返还，因此在确定其返还范围时应该考虑所受利益是否存在的问题。举个例子，如果受益人把所取得的利益赠给其他人，那么实际上受益人的抽象财产并没有增加，就可以认为其所受利益并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返还利益的义务。

受益人基于不当得利事实所引起的其它财产上的损失是否应该去除，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受益人财产损失与不当得利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益人因信赖所受的利益是否具有法律上原因而遭受到的损失；受益人的行为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恶意受益人的返还范围应该加重，是因为其明知无法律上的原因却积极地受领利益；善意受益人的返还范围应当减轻，是因为相信其所取得的利益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制度中为了保护善意受益人的财产，允许善意受益人主张扣除损失的。

四、恶意受益人的返还范围

《意大利民法典》第2037条规定。如果不当利益消失，即使因为意外事件，恶意受益人仍然应该返所受利益。如果不当利益标的物损坏，那么恶意受益人应该以同等价值的金额返还给受损人，或者返还该标的物并根据物的价值减少补偿。所以恶意受益人该将原受利益和基于该利益产生的其他利益一起返还。在受损人要求返还时，即便所受利益已经不存在，并且该利益的不存在的原因与受领人无关，也应该返还。当受领利益根据其性质或者其他原因不能返还时，也应该根据其价值进行相应的返还。

一是受領时所得利益与基于该利益所得的其他利益。在受损人要求返还时，即便所受利益已经不存在，并且该利益的不存在的原因与受领人无关，也应该返还。当受领利益根据其性质或者其他原因不能返还时，也应该根据其价值进行相应的返还。

二是受领利益的利息。恶意受益人在返还不当得利的时候，还应该返还取得利益的利息，各国立法对此也有相关规定，如《德国民法典》。当受益人取得利益为金钱时，那么金钱的利息也应该一并返还。

三是损害赔偿。如果恶意受益人把原受利益和基于该利益的利息返还给受损人后，仍然不能赔偿受损人所有的损失，受损人能否请求损害赔偿来弥补自己剩余的损失，各国有关立法不太一致。本文赞成受领人在取得利益时，知无法律上的原因或其后知道的，都应该把所取得的不当利益，或知无法律上原因时所存在的利益，附加利息，一起偿还；如果还有损害，也应该一起赔偿。不当得利中的损害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产生基础的基础不同，这种损害赔偿义务的成立，是根据损失者的原有损失得来的，并不是根据权利侵害的事实作为构成要件，也就是说该损害赔偿的产生并不是基于侵权行为，而是基于不当得利。

五、结论

不当得利制度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不仅可以作为实体规范运用于解决各个不当得利问题的实体法；而且，它在法律体系和财货归属与移转这些民事法的基本问题上，都是一个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法律制度。成因不同的不当得利，它的法律效果的返还利益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不当得利的成立与受益人主观上的善意恶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主观上的态度对确定返还利益范围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善意受益人仅以现存利益进行返还，而恶意受益人的返还范围应该是加重返还。

本文主要研究了不当得利的成因及返还利益范围。当然，不当得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对不当得利制度仍然需要进行更为全面、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希望最终能实现我国不当得利法的健全与完善。（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蔡斌.试论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1）

[2]潘运华.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再思考[J].天津法学，2012（04）.

[3]谢鹏飞.论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和返还标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02）.

[4]孙伟成.关于不当得利财产返还范围的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08）.

[5]郁清清.关于不当得利财产返还范围的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报，2011（04）.

作者：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