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的企业文化

一统的企业文化（通用6篇）

篇1：一统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宗旨

1、秉持领先技术

2、倡导行业风范

3、标志上乘品质

4、推动企业文明

二、价值观

我们的责任是高质、高效、安全

我们的理想是事业和文明

三、经营理念

领先 高效 高品味

四、管理理念

崇尚责任 崇尚竞争 追求品质 追求高效

不断追求创新、追求卓越，是企业力量不竭的的源泉，是企业赖以成长发展定额资本。献身精神、团队意识与强烈的事业心是企业的凝聚力。

专业化、现代化是企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效益与效率是企业管理的灵魂。

五、服务理念

满意+惊喜

六、服务宗旨

1、顾客至上--满足顾客的需要永远排在工作的第一位。

2、主动热忱--积极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

3、礼貌微笑--是每个员工对顾客服务应具备的基本要求。

4、团结协作--和谐的团队精神是达到最高效率和最佳服务的基础。

七、三大纪律

1、公私分明

2、团结合作

3、及时准确八、八项注意

1、熟悉岗位职责

2、明确工作目标

3、遵循业务流程

4、遵守作业时间

5、注意团队和谐

6、维护企业形象

7、保守商业秘密

8、不断学习进取

篇2：一统的企业文化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香港、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台湾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

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以一种独特的家长制为核心的，这种“家”的概念不断的象外推，“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一个小国”[3]，这种不断的“家”的延伸在中国传统统治中体现得至关明显，在历朝历代都在思想灌输中不断得到加强，这是“大一统”思想的基础。

［中华图腾“龙”］

如果我们探询一种文化中的特别现象，难免不去考虑它的地理环境，因为意识层面的东西都源于特定的物质环境，因此可以说，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容。例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就闹地震。古埃及人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倒并非古埃及人比古希腊人聪明，而是因为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而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还老闹地震，就想出了沙盘鲸鱼说。由此可见，中国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不能说与地理环境无关。

在这方面的解释中，黄仁宇给出了他的三个地理上的理由。

华夏文明尽管出于多源，但黄河文明无疑是最主要的源头，“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他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4]。所以就文明的起源来看，黄河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建立在其之上的人类文明的特性。

在农业劳作的时代，人类抵御自然侵袭的条件很差，因此类如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除了不断的迁徙，就只能依靠有组织的赈济一途，而中国有主体是个农业国家，这使得选择前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就赈济灾荒而言，“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5]。所以，资源上的集中能够在生存竞争中更具备优势。

最后一种是由于气象上的因素影响，气候和雨量的差异使得中国国内适合于农业生产，而塞外则以牧畜为务，当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6]。这种生存竞争迫使国家必须扩大其规模才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应付不间断的外部侵袭。

概言之，黄仁宇所言以上三个地理环境上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同时，由于东面近靠大海，南面毗连瘴地，西面环接高山戈壁，北面郊临苦寒荒漠，客观的自然环境使中国主体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生存和有效又必须统一成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以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局面，否则，伴随组织支离破碎而来的必然是长期的饥荒、**、羸弱和个人极度的贫穷。

这一点显然和农业生产特征相关，如果我们考察农业家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它在组织功能上与国家功能极其相似。老人孩子各行其务，男子妇女各司其责，家庭的生存和延续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完整和统一，所谓“家和万事兴”，只有达到相当的统一和谐，家庭的各项功能方能行之有效，个人的幸福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由此一层层扩大，我们发现在整个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特征配合到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有效生存和延续必须倚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内部功能上的和谐一致。应该说，是农业生产特征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促使华夏文明中“大一统”思想的出现。

“大一统”思想在其初期只是作为一种宗教理想而出现的，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化，各地区广泛的差异性使得使得对一个庞大帝国的直接管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从由祭祀上天的大祭司转化而成的天子只是在名义上和理想中统一着昊天之下的广大地域，大部分具体细务的地方自治是几千年来中国的通行做法，这种名义上观念上的统一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实际相接，也才能够在中庸妥协的条件下获得一些地方实权者的配合与合作。所以，开始它只是一种在上天治理下由内到外的一种理想体系，“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供，荒服者王”[7]，可见最初它只是作为一种祭祀上天的不同，后来在实际治理中根据实际需要而发生了变化，这种抽象的思想理念能够一代代保持延续不能不说是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密切相关的。

正如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也有反作用一样，客观的地理环境产生了这种“大一统”思想之后，它的生存与发展仍然有耐于文化和政治上的保证，这种保证无疑又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赢秦一统中国之后，虽然在客观上符合了地理上的生存和繁盛的条件，但由于缺乏“大一统”文化的保证，便很快又陷于分裂之中，所以，刘汉王朝吸取教训后对此进行了强化，这种强化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三国时期彼此都要求对自己是正统王朝的认可及统一的要求显然就是这种长期强化后的结果。南北朝之后随之而来的**又打乱了这种文化的同一性，直到中国的重新再统一。很明显，后继每代统一的王朝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对此都一再的加以强化，以至到最后它能够牢固的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功保持了中华民国名义上的统一。

历史事实对“大一统”实践的同时获得了强大证实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优势，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元明清三朝，统一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它各各方面的兴旺，这显然彰显了“大一统”思想的魅力，因此在文化的传承中这一信念能够不断的加以延续，也由于历史追溯的渺杳而更显分量沉重。

所以，文化思想上的不断强化是“大一统”思想能够长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原本是对上天祭祀中表露出来的理想，最终由于在教育上的强化以及在实际具体事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扬。

一方面由于客观地理环境需要“大一统”思想，一方面人们又在教育中有意识的强化这一思想，于是，“大一统”思想便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且成长得枝繁叶茂，以至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发现想逃出它的荫惠都是徒劳的。

二、“大一统”思想的在实际运用中几种主要形式

我们在论述“大一统”思想的时候往往会误认为权力的绝对、标准的整齐划一是“大一统”思想的特征，其实不然。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代表的是一种客观上的抽象理念，而并非是具体的实际或事实，和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仁”一样，它是在事实中所要求的一种原则而并非有一种完全模式化的标准，与《孟子》中所谈到的“嫂溺，援之以手”一样，权变始终存在于其中，根据具体的事实而加以调整。

因之钱穆论述到“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之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但不能谓西周封建非统一。”[8]很显然，这已经说明：中国的统一有着不同的形式(我在这里引用钱穆之言仅用来说明统一有多种形式，非以其言为确，事实上，赢秦之前的“天下”仅仅立于宗教意识之上，是普天之下的意思，由于当时地理上的局限，当时以为天下就只有今天中国的规模而已，若按其本意应指今天的全世界，所以西周严格而言其实不能算统一)。

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虽然为了应付内部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外部的掠夺客观上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但理想和现实肯定是有差距的，在一定情况下，如果国内不存在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诸侯，而相互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的话，国家的分裂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并非没有分裂的时候，只是这种分裂没有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在名义上中国依然是统一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对上天的崇拜，而地域的限制又割裂了对外面世界的联系，因此对世界的认识只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域之中，只要在一个苍穹之下，对上天在文化上的认识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在于，正如前面所说的自然地域和气候的客观条件使大国在各方面更具优势一样，不仅各诸侯国治下的人民为寻求安定而渴望统一，诸侯本身也可以利用这种愿望来获得其政治上的成功和经济上的更大利益，因此会有意识的灌输统一的概念，同时灌输的还有自己政府合法性的思想以确保统一是由自己完成。

这就是“大一统”思想在实际运用中的第一种形式，即客观上处于分裂状态，但统一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现在的大陆和台湾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另一种方式是一种名义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各地方政府承认中央政府的存在，也认可它的权威，但地方的具体事务仍处于自理的状态。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过去的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客观上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因素，同时，如果地方财政和军力能够维持其独立存在，那么各地方实权者就完全可以获得自己独立治理治下的“一亩三分地”的权利而无法受到实质上的伤害。

当然，中央和地方的暗自角力是始终存在的，其结果必然是以一方的胜利而告终，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被迫中断。汉武帝、明成祖就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的代表，刘汉、李唐王朝的末期就是以地方政权的胜利而结束，中华民国蒋介石政权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角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中断是第三类例子。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前面宗教文化上影响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中央政权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是缘于中央和地方在过去历史上是同源的，而中央方面是直接的名义上无可争辩的继承者，但是，由于中央缺乏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控制各个地方，因此使各地只在名义上遵从中央政权而在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最后一种形式是政权完全的统一，国家处于中央集权之下。这种统一不管是外族的侵入如蒙元、满清两朝，还是由于地方诸侯的日渐强大如赢秦、杨隋、李唐王朝，或者是完全由初始起家如刘汉、朱明王朝，他们在统一的同时也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对地方保持着相当的控制力，因此是“大一统”思想的最大宣传者，也是“大一统”思想的最有效实践者。

无一例外，这几个王朝都是异常强大的王朝，无论是对内和对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保持有相当的影响力。正如前面黄仁宇所论述的原因，由于中央王朝在这种形式下能够最大化的使用资源，因此对内部的自然灾害和外部的骚扰侵袭都能够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应付。事实上，统一的神话由他们再三的重申，客观上的强大又证实了他们的神话——这便是中国特殊的传统教育。这种教育配合和对上天的崇敬形成了中国特别的文化体系。

但是，地理上的差异与交通的不便依然存在，这些王朝为了有效的获得最大的资源不得不在解决与外部冲突的同时还解决内部的问题。元、清两朝由于本缘于外部的侵入，因此他们的重点只在解决内部自然灾害的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而对于赢秦和杨隋两代而言，同时解决内外的问题太难了，结果导致了王朝的迅速解体。其余三朝都不是同时解决内外问题的(唐是先不惜示好以稳定外夷来解决内部问题，汉、明都在事先在内部保持分封以达到稳定然后再来对外)，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大一统”并非一蹴而就的。

即便在解决内外这些问题之后，治下各域的差异仍然存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朝廷不得不使用抽象的原则来治理，甚至在税收上采取摊派的办法。所以，精确的绝对的“大一统”形式始终不存在。

在解放初期，我国曾经试国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来统一调配资源和生产，事实证明，试图将“大一统”形式单一化精确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三、“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其它特点一样有其体系，且是以抽象的原则为基础的。这种庞大而抽象体系构造出的基本原则在现实中又不得不具体化，因此我在前面说到了它的几种形式，但就总体而言，“大一统”思想出现的目的是切实有效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它的形式都是理想与现实出现差异后加以变通的结果，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权变的思想。就目的来说，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向来都是这种思想所要达到的最终归宿。

为此，我在这里谈到“大一统”思想的影响的时候，主要还是立足于形成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毋庸质疑，“大一统”思想能够长期存在自然有其正面的影响因素在内。

首先在于，“大一统”思想的存在使华夏一统成为必然。中华文明中由于有了这种思想，统一就成了一种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这使得当中国客观上处于分裂之时，每一个地方实力派无法太多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它制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若要获得统治自己地方的合法性，他在足践帝祚之始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的归于统一成为一种必然。

如果说秦汉只是开始，隋唐是加以继承，至元以后中国在政权上也趋于一种集中的统一，这显然是“大一统”思想更为深入民心的结果。

所以“大一统”思想能够促进统一国家的形成，而一个统一国家的形成也就客观上为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基础。

统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家的稳定繁荣，文教昌盛、军事强大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同时政府也有相当的资源与组织基础来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很显然，国人对汉唐的记忆莫不赖于其政治经济上的空前繁盛和对外部的巨大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无疑都是在统一集权的条件下获得的。

如前面黄仁宇谈到得中国统一的客观性要求，中国在中央集权下更有利于国家最有效的战胜自然灾害和获得外部战争的胜利，也更有利于国家统筹资源，完成类如都江堰、长城、通济渠、永济渠等重大工程，这些无疑都对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都是在“大一统”思想下获得的，因之渲染和强化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力。

从其它的方面看，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不仅是源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也源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了统一和一致，统一有助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促成了伟大的华夏文明。中国文明的多源就缘于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客观上促成了各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从而使中国传承的文明带有很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一统”思想也为我们的文化形式产生了作用。由于各地的差异，思想上要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准绳就不得不立足于抽象之上来建立一个羼杂的文化体系，以便于各地进行符合具体实情的操作，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象西方一样过于细分科目和知识而注重各门类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重视具体和精巧的技艺。

篇3：一统的企业文化

台湾作家琼瑶的小说《几度夕阳红》里的女主角、号称“沙坪坝之花”的李梦竹,年轻时美丽的身影曾在20世纪40年代重庆嘉陵江边的码头晃悠过,那码头所在多半便是距离当时的中央大学(即现在的重庆大学)较近(3km左右)的古镇磁器口。现如今每逢节假日,都会有许多身影在磁器口晃悠,他们晃进小吃店、饭庄、艺术品店、画廊、“街客”饮料店(1)以及江边的茶馆,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地示范着“拥挤美学”(2),用时髦的话说,他们在旅游、观光或消费。而那些热情迎送他们的各种店、庄、廊、馆则涂抹在整齐划一的川东风格的传统民居建筑妆容下。

这是旧城更新运动的结果,该运动基本起始于2001年《重庆磁器口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设计》编制完成并获准通过之后,其规划初衷可被认为是“注重历史、保护文脉意识”的具体体现,采用了迄今为止全国各类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中仍在通用的思路—形成统一的传统地域建筑整体风格。对于磁器口而言,这种统一的风格即川东传统民居,其外观特点简言之即坡屋面、小青瓦、大出檐、白粉墙以及在白粉山墙上可见的、深色的、由底贯顶的垂直竖条与相间的水平横条。这些外观特点源自川东传统民居的结构系统:白粉山墙上的竖条与横条其实是穿斗式木构架结构的视觉化;白粉墙其实是填充在柱与穿之间的、竹篾为筋、泥土填实、外刷白粉形成的墙体(也有用夹板墙方式的);柱顶承檩,从屋脊到檐口以坡形斜降;檩上编制竹篾,竹篾上铺排椽条,椽条上正反扣盖小青瓦,小青瓦顺着椽条挑出墙外成檐。建筑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形式一气呵成,简明质朴,表里如一(图1)。

可是当代磁器口大多数的民居建筑已经不再采用这些传统的结构方式,四海通行的是砖混及钢混结构,这种结构倒是做得出坡屋顶与大出檐,却实在没有必要采用小青瓦、白粉墙与山墙上的柱与穿了。但统一的传统风格要求又不能不满足,解决方法很简单—在钢筋混凝土坡屋顶上铺小青瓦,把墙刷成白色,在白墙上画出柱与穿(以及其他一些装饰图案),添加调整一下(门窗)细节,川东传统民居就按照现代的方式被打造出来了(图2,图3)。这基本上是一种画(装饰)的逻辑，采用该逻辑打 造城市形象的运动被称为“画城(3)”。2005年重庆市 为筹办亚太城市市长峰会时就来过一次超大规模 的画城运动，至今这项运动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二、画城←→文化←→空间生产←→消费空间

为什么要画城?在众多可能的答案里有一个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传承地域文化。接着再提一个问题:文化是可以画出来的吗?尽管这问得突兀,本文在此给出的答案则是肯定的,既然吃能吃出文化(饮食文化)、踢能踢出文化(足球文化),当然能够画出文化。还有第三个仿佛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画城的文化与盖房子(如前述的川东传统民居)的文化是一样的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那么可以再接着提出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形成了它们的区别呢?或许有一个角度能够提供答案—空间生产(4),更具体地说,是空间的生产方式。因此,画城与建造川东传统民居都可以理解为某种空间生产行为,不过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表1)。

既然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那么作为其产品—画出来的与盖出来的川东传统民居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可辨析的差异,比如内部空间体验、手的触感、色泽的不同、材料的连接关系、物质的立体性能等等。这些差异也恰恰是许多业内以及懂得建筑的人士所难以忍受的—赝品与真品不能相提并论。既然如此,为什么画出来的“赝品”古镇磁器口反而比以前的“真品”兴旺发达呢?

有多个角度能对此进行回答,可触及民众素质较低、群心浮躁、文化教育普及度不够、传统手艺面临失传、社会大环境下的被动选择等。本文在此所强调的是与空间生产一脉相承的空间消费的角度—或许对于民众来说,是不是赝品并不重要,是不是画出来的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某种(文化)意义指向特别明确的空间去游乐,这种“特别明确的意义”可能是奇景式的(如迪斯尼乐园与重庆洋人街),也可能是回忆、寻根、乡愁式的(如磁器口、丽江大研、乌镇等古镇的传统民居聚落),还可能是其他某式的,总之要与现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空间经验拉开距离、产生引力,用“难以得到”拍出消费的黯然销魂掌,将大众(也就是巨大的市场)推向这些空间。既然如此,布景式的画城难道不比费时费力的建造更加可取吗?磁器口的画城与都市大商场里几乎每季都要更换的各品牌购物区块的室内装修有着大抵相同的空间生产机制。由此角度看,磁器口并不比被人诟病良多的重庆洋人街(5)高级,正如看似高贵的上海新天地也不比磁器口高级。

三、消费空间←→空间生产的收编←→舞台空间←→篡改真实

基于消费与基于日常生活需要而生产的空间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用后者的机制观念去理解前者(或者反过来)就会得到令人沮丧的结论,这恰恰是目前许多消费行情看好的所谓地域文化空间(如北京798、上海8号桥、浙江乌镇、云南丽江等)受到指责(6)的一个基本原因。自从它们开始纳入政府(及其相关管理与规划设计部门)和资本视野并写进打造创意文化或者某古代(民族)文化等的计划书之日起(7),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地域文化气息浓厚的特定性、特色性空间的生产机制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空间生产就被自觉的、自上而下的官方或资本式空间生产收编了。收编虽不是一日之功,却有着资本运作特有的效率,尤其是在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支持下,总能以摧枯拉朽的豪迈将空间再生产一次。在如此再生产过的空间里生活的人可能依然思想特立独行、行为乖张边缘、衣着离经叛道,但是这一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资本投入、产出与盈利的“完美”程序中,你可以象古代的高士那般醉倚轻舟独钓,也可以象愤世的画师那般闭眼狂舞挥毫,这些都被程序性地编写成了空间的奇观,成为吸引人们来消费的要素,就连独钓的高士与挥毫的画师自己也可能对此心照不宣。

心照不宣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共谋,它还表现为各类占据电视、电脑屏幕等电子空间、书报杂志等纸面空间与高速路上方、建筑外表皮等实体空间中的广告以及变相促销文本中深情款款的描画—将丽江大研/磁器口式的“古镇”描画成田园牧歌中的诗意居所;将798式的“艺术聚落”描画成工业唱晚中的迷情家园;将新天地式的“高尚街区”描画成时代巨变中的生香活色……煽情的图文建构起空间消费的符号群与幻景。更进一步的是,空间的再生产已经不再以真实的历史、而是以虚构的历史作为符号蓝本了,变得更加自由与富于创意。比如风景“甲天下”的阳朔漓江以1961年上映的电影《刘三姐》为依托,高价聘请张艺谋等一批知名导演进行创作,精心打造大型山水实景演出项目《印象·刘三姐》(Impression Liu Sanjie)(8)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与利润(9)。这起典型的空间再生产事件能够很好地说明当代资本进行地域文化空间生产的流程:品牌/有价值的空间原料(桂林山水)+品牌制作人/创作者(张艺谋等)+品牌符号文本(电影《刘三姐》)→有创意的概念设计(“实景山水剧场”)+项目设计(制作剧本《印象·刘三姐》)+强势的广告宣传与资本运作→具体的各项运作→出品新的空间。根据电影生产空间,请电影导演(而不是史学家)进行策划,顺着这一流程,真实的山水自然空间与地域文化只是一出大戏的原料而已,“实景山水剧场”将山水变成了被人严格控制的剧场,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地域文化空间已成了地地道道的舞台空间,不断地生产着各种舞台般的奇景(图4)。

历史是用来作秀(show)的,真实是用来篡改的,似乎经济利润才是真正“永恒”的空间生产动力。假设历史与真实存在着本原性法则的话,它们不能被重塑、复原,不能被作为,甚至不能被发现(或者说只能仅止于发现),一旦资本外力开始干预历史与真实,篡改也就开始了,其美轮美奂的言说、描画总不能完全掩盖其诡异的表情。

四、篡改真实←→赤脚医生/游击队←→资本的橄榄枝←→知识资本

如果历史与真实意味着抗拒资本式社会大生产的入侵,意味着继续男耕女织或地缘性小生产式的生活,盖房子意味着满足原住民居住生活的需要,意味着坚持固有的乡土文化习俗。那么这四重意味在当今的全球化产业格局中能有多少存活的可能?它们既弥足珍贵,又倍加艰难,甚至只是文化精英与偏执狂才能在小范围内做到的事情。在大范围的语境下,对地域文化、建筑的坚持已成为一种小众行为,以这种方式设计城市、建筑的规划师、建筑师也因此会成为内心强大、甘于清贫生活、视(以当代成功学为依据的)白眼如无物的新时代规领域、建筑界的赤脚医生、游击队,穿行在资本势力还未足够强大的地界,用乡土的或“生态”药方与便宜的材料治疗文化的思乡病;偷袭被大生产统一思想 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法;身体力行地执行着对 当代社会的批判(10)。

在其他更为大众化的地方,地域文化或建筑往往与弱势群体、破旧的物质环境、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等相依为命,连“传承”地域文化习俗的人们都可能在眼巴巴地期盼着资本的橄榄枝。以磁器口来说,原来那些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不也是对自身居住环境有诸多抱怨吗?换个角度看,如果懂得附庸风雅的文化资本不对其染指,更加粗暴的地产资本(或者其他类型的资本)又会对其以礼相待吗?恐怕磁器口早被分而治之地拆除并代之以各类高层住宅楼盘了。如此看来,磁器口一类地方所面临的就不再是需不需要资本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资本的问题;或者说不再是防范资本入侵的问题,而是防范或迎接哪些类资本入侵的问题了。

答案十分明了,磁器口不能承受洗劫式的地产资本,它更能接纳的是改写式的文化资本,后者比前者温和且有所保留,这就有了回旋的余地。无论地产资本还是文化资本都离不开知识资本的执行,而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界显然是位列于知识资本的行业—典型的能够用知识(技能)换取利润的行业,这不正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写照吗?知识经济时代是让读书人/知识人为钱包欢欣雀跃的时代,也是让知识分子哀叹奈何的时代(11)。几乎所有类似于磁器口、798或者新天地一类的空间再生产项目都离不开城市规划与建筑学专业的积极参与,虽然这个行业没有为那些空间的生产行为付钱而是收钱,但是其知识的投入已经进入了资本运作的流程。

五、知识资本←→权力与资本的“雇佣军”←→非犬儒

如果认为规划师和建筑师是为了美好的未来描画城市蓝图的人,这种观点未免太过于天真。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界不但本身是门类繁多、数量庞大的知识资本的一部分,其身后还有更大的后台—上层政治权力、金融资本与地产资本等。或者说,知识资本是更大的权力与资本的“雇佣军”。这是可悲的现实吗?假若规划师和建筑师曾经(无意识地)误以为自己是上帝的话,这现实确实相当悲情。其实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行业天生就是为各类政治权力贯彻其空间统治意图的执行者,只是在资本势力远不及今天强大的古代,控制着它的是另外一些系统(如皇权、宗教、军事等)罢了。因此也就有了与“天真派”相对的“犬儒派”,认为自己只能一味地为权力与资本服务,萨义德曾指出“必须以兼顾现实与理想的方式,而非犬儒的方式来探究。王尔德说,犬儒者知道每件事的价钱,却连一件事的价值都不知道。仅仅因为知识分子在大学或为报纸工作谋生,就指控他们全都是出卖者,这种指控是粗糙、终致无意义的。‘世界太腐败了,每个人到头来都屈服于金钱’,这种说法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犬儒式说法。另一方面,把个体知识分子当成完美的理想,像是身穿闪亮盔甲的武士,纯洁、高贵得不容怀疑会受到任何物质利益的诱惑,这种想法也同样草率。没有人通得过这种考验,即使乔伊斯的戴德勒斯也通不过。戴德勒斯如此纯洁,一心孤意追求理想,最终还是力不从心,甚至更糟的是,只得噤声不语。(12)”

所以作为权力与资本的“雇佣军”并不意味着只能成为权力与资本的爪牙或奴才,掌握知识与技能本身就掌握了某种话语权—知识与技能的话语权。以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1978年出品的英国电影《野鹅敢死队》(The Wild Geese)所描述的是一只独立的雇佣军从被金融资本家雇佣到最后被迫哗变并除掉资本家的故事。雇佣军因为拥有特殊的技能而被雇佣,并使用这些技能为自己谋生,最后还靠着这些技能维护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作为“雇佣军”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行业不是用以杀戮而是用以建设的军团,所面临的也不是非常极端或简明的你死我活而是更加复杂的文化冲突与利益纠葛,也就有可能做出更多样的积极反应而不是痴守天真或者投靠犬儒。

六、非犬儒←→画城←→涂鸦街

被生产的空间往往比空间的生产者更加长寿,因此帝王会死去,故宫留下来,正如政府会换届,磁器口留下来。故宫被尽量原原本本地留下来,供人仰视着追思帝国曾经的荣耀;磁器口被涂涂抹抹地描画后留下来,供人无拘无束地购买与吃喝。如果尚不能拒绝资本的入侵,如果目前看来文化资本仍是最佳的选择,如果画城是符合“低成本高产出”原则的空间生产方式,那么倒是可以琢磨琢磨该怎么画城。

嗯工作室曾经做过一个假想式的设计,所选择的对象是重庆市内建筑命运类似于磁器口的另一地方—石板坡(图5),设定的空间生产方式仍旧是画城,只是具体的画城程序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称为“错误”)—把现实中画作柱与穿的实线改成了虚线。远远看去仍然是一片川东传统民居,却由于山墙上的虚线使得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这是画出来的而不是盖出来的川东传统民居。这个简单的偏差使得画的空间生产方式不再以谎言(模仿传统建造关系)而是以真实的状态展现出来(图6)。既然知识资本在为城市打造地域文化的舞台,那就让它以舞台的方式存在而不必装作真实(13)。故意制造偏差的方式也常常被一些以模仿大师作品为生的赝品画家所采用,以此实现对真品的现实性尊重与保护,他们在画作里设下埋伏,遏制投机商的无良诈骗。

再把视线转移到同样身在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所处的黄桷坪正街,据说那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涂鸦街,全长1 250m,总面积5万m2(图7),“整个涂鸦工程共有800余名工人、学生和艺术家参与制作,花费各色涂料1.25万kg,消耗各类画笔、油刷近3万支。前后经过150天的精心制作,共涂鸦建筑物37栋,改造拓宽道路1.25km,下地各类管线约9 000m,拆危改建建筑2 700m2,设置雕塑小品18座,使得整个街区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这是一起政治权力与知识资本结盟的典型案例:这种源于纽约黑人与拉丁裔街头帮会,发展于民间艺术家的、散漫、自发、自下而上的涂鸦(Graffiti)行为(14),在重庆被收编为统一、官方、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行为,以一种不作建筑学式欺瞒、省钱、不对当地居民的社会空间结构造成巨大冲击(15)的癫狂方式,在完成一次旧城更新的同时广告式地生产了某种地域文化和建筑。

七、涂鸦街←→第五园中的老房子←→地域建筑的“乾坤大挪移”←→新的创造

从反叛、愤怒、发泄、即时性的涂鸦到策划、冷静、功利、规划性的涂鸦,空间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不言而喻,这是资本时代的知识策略。涂鸦艺术本身的个体性与强劲的生命力被资本与知识驯化与收编的同时也被知识资本实践性地暗度陈仓,保护(也刺激)了掩盖在画面后的日常生活。这已不再是保守地面对地域文化与资本入侵的关系,而是某种创造性的积极行动了,并且是一次比磁器口和石板坡更加地道的画城运动。

画城胜在便宜,因此难免带着浓重的草根气息,在相反的空间生产方向上,贵族化运动也已初现端倪。自2005年开发、以炒作现代中国民居风格名噪一时的深圳万科第五园里有一座据称有300多年(也有说200多年)历史的清朝徽州民居,以“异地保护”的方式“将其从面临拆除废弃的命运中抢救出来”(16),从千里之外拆解运送并重装“复活”,作为万科社区内的公共建筑来使用。该民居“占地面积有300m2,建筑面积400m2,按照原来的比例安装而成,分成了上下两层,木质结构。在老房子的外面,万科给它加了不少现代的元素,靠近售楼处的地方,装了一层钢结构的蓝色玻璃幕墙,使得老房子的古老显得典雅而不陈旧,且和周边的建筑都十分融洽。”—这种做法算不算是传承地域建筑和文化呢?身在徽州的地域建筑经历了一次当代手段的“乾坤大挪移”,也就脱离了原本的地理气候与文化土壤,脱离了在其中演变的日常生活,被地产财团当作一种高贵居住方式的符号送给其业主把玩,更重要的是用于象征财团的文化品位。更有趣的还在于老房子外面所罩的一层蓝色玻璃格栅其实从概念上讲是一个超大的“盒子”,用以盛放这古老的大玩物。这样的空间处理手法表明这栋老房子不是在第五园基地内土生土长的此地的地域建筑,而是以博物馆方式呈现的异地的地域建筑。“盒子”与玻璃格栅进行了一次诚实的空间叙事—老房子如果留在原址,会因旧城更新运动被摧毁;如果直接挪放在第五园并用空间设计技巧将其与周边新建建筑融为一体的话,又无异于编织了一个谎言;将它放在盒子里,说明其具体来源,它就是玩物,它就是象征或符号。但是人们能进去体会、抚摸、倚靠、伤感或得意(图8)。

还有更专业的对老房子进行“乾坤大挪移”式“异地保护”的人—华裔富商黄修志,在上海收购并仓库式地保存了多栋老房子,其中包括杜月笙的老宅、徐志摩的祖居以及静安寺的大雄宝殿等一些无法在大规模旧城更新运动中于原址幸免的“地域建筑”(17)。黄修志与万科的“乾坤大挪移”很技巧地 化解了占据着好价位地皮的老房子或地域建筑与新 的利润型空间再生产之间的尖锐对立。万科是著名 的地产资本，黄修志也拥有自己的家业，他们的行为 恰好能解释当代社会空间大生产的某种境况— 以资本对付资本，以空间生产对付空间生产—空 间生产的新的创造持续涌现着。

八、新的创造←→运动战←→资本一统下的纷纷江湖

权力与资本持续并创造性地开辟空间生产的新疆域,知识(资本)持续并创造性地用空间生产的方式消解或改写权力与资本系统对地域建筑与文化的入侵程序—权力与资本的多层次、多立场、甚至自相矛盾的复杂关系勾勒出一个新权力与新资本时代的大江湖—帮派林立、纷争不断、混乱而又生机勃勃—覆盖在资本系统的全球性号令之下。

篇4：中华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夏尚在传说时期，共主和各邦关系不得而知。商对外有征服，卜辞里有“征犬方”的记录。商没有封邦建国，封邦建国自周开始。周灭商后，大举“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立七十七国，姬姓国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殷商时期，共主和各邦国是拥戴的关系、征服的关系，周时多了一个分封。分封，就向统一走近一步。

商人信天，信天命，还没有“天下”意识。周人始有“天下”意识。《周书》《易》《左传》《礼记》《论语》都有“天下”的记载，“天下”的意识逐渐普遍。

周人所能想象的天下，大约就是当时的文明世界，包括周王和诸侯国的国和野。天下是大于诸侯国家的一个领域。春秋战国时代的天下，实体的味道渐浓。《大学》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已是大于国家居国家之上的实体了，孟子“天下定于一”已是大一统，天下一统。诸侯国间的战争、兼并，使人产生了“定于一”的思想和希望。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还包括文化的统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或宗族，骨子里有一种排外感情。“鬼神非我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这都是血缘关系的排斥异族的思想意识。不是同血缘祖先都不食他的祭祀。族类不同，心也必不一样。但族与族之间，也有一种联合为一体，融汇为一家的因素。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是可以联合的，夷狄、华夏也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诸多氏族联合而为部落，诸多部落联合而为部落联盟，这在古代是常见的，华夏民族，即后来的汉民族，就是一个多源的民族融合体。截止到春秋时期，民族的差异大体已比较鲜明。华夏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现在河南为中心向四面伸延的地区，东有夷，西有戎，北有狄，南有蛮。各个地区都有民族混杂居住的情况。中原华夏族居住的地区尤其如此。西自陇，东至伊、洛，都有戎人居住。“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后汉书·西羌列传》）齐鲁之间，多有夷人。“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春秋时期，在华人眼里，区分民族的似乎已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你是华人，如果你接受了夷人的风俗习惯，你就是夷人了。一个夷人，如果他接受华夏文化，风俗习惯同于华人，他就不是蛮夷了。这种胸怀，有助于民族融合。春秋时期已出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四海一家的思想。

春秋以来，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些戎、夷、狄、蛮，文化水平高低不一，接触华夏族，和华夏人通婚，参与华夏人的盟会，逐渐华夏化。秦始皇统一后，三十六郡之内大体已无民族区分。秦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文化统一，民族的统一。秦始皇灭六国，出现真正大一统的帝国。

秦之后，两汉四百年基本上是统一的。有此四百年的统一，居住在此一大体“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大帝国内的约五千万人口，大体已泯除了先秦的民族界限，融合为一个大汉民族，过着“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同一个文化系统的生活。

五千万人口，认同一个文化、一个国家，这在二千年前的世界不是一件小事。文化水平不一定高过希腊、罗马，但一个文化圈内有五千万人口，却是当时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比的。

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就是分裂时期，一些割据的国君也都想由自己来统一，不愿意分裂。大有作为的皇帝更不愿一寸国土被人强占。

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王苻坚已占有整个北方和长江上游，西域都在他控制之下，但他仍要灭东晋，作一统大帝国的皇帝。起兵南征之前，他对群臣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晋书·苻坚载记下》）天下不一，饭都吃不下去，这固然是皇帝国君的感情，也是中国大一统思想文化培育下的产物。

隋文帝作了皇帝，又想灭陈。陈的罪名就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隋书·高祖纪下》）。这是责陈不按天命行事。要灭陈的道理是“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同上）。他伐陈，一定会得到天助。上天会“降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戡定之力”（同上）。他说他的一统天下，是上天的意旨。他在一个诏书里说：“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同上）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思想是夏可变夷，夷也可以变夏。夏人（汉人）接受夷人的文化生活习惯，就是夷人了；夷人接受夏人文化，就变成夏人。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思想的根源。有大一统思想的，往往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前秦苻坚想灭东晋一统天下，他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他对他弟弟苻融说：“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晋书·苻坚载记上》）这是很大的气魄和抱负。他当时统一的条件不成熟，他失败了，但和他有同样思想的唐太宗李世民，却是成功的。《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载有唐太宗和臣下的一段对话：

上（唐太宗）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思想往往是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一起的，即和友爱、和平、中庸思想结合一起的。

（选自《何兹全文集·中国文化六讲》，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

篇5：历史《大一统的汉朝》教案

知识与能力：了解两汉兴衰的基本脉络，掌握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大一统基本史实。

过程与方法：本课的讲授将与多媒体课件和历史小品有机结合，通过情景拟想、阅读概括、联系对比等多种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并通过小论文的形式初步学习全面的评价历史人物。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汉武帝的大一统不仅是西汉强盛的顶点，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他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重点：汉武帝的大一统。

难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秦朝开始于哪一年?是哪一年结束的?算一算秦王朝共存在了多少年? 项羽和刘邦争权夺利的战争史称为什么?西汉是哪年建立的?由谁建立的?

二、文景之治

“民失作业，而大饥谨。……人相食，死者过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羊。”--《汉书·食货志》

(学生概括)西汉建立后，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形势?--经济萧条、国家贫困

“海内安宁，家给人足。--《资治通鉴》

”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汉书·食货志》

(对比思考)汉初统治者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采取的恢复经济的措施还是行之有效的?那么这些措施有哪些呢?

(补充介绍)汉高祖刘邦恢复经济的措施：相比秦徭役、兵役繁重，赋税沉重，刑法严酷，汉高祖让士兵复员生产，免除若干年徭役。让战时逃亡在外的人回乡，发还原有的田宅;释放一些奴婢为平民;把田租定为十五税一。

(阅读归纳)汉文帝、景帝(前180-前141)时的主要措施(找出关键词)

1、奖励农桑轻徭薄赋

(补充介绍)田租三十税一;算赋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

2、提倡节俭以身作则

(补充介绍)退还千里马，下令：”朕不受献，其令四方勿来献。“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

(对比分析)秦始皇修阿房宫，骊山陵与汉文帝预修陵墓要求从简、停建露台(P62动脑筋)--”成于勤俭败于奢“

3、以德化民约法省禁

(补充介绍)改革刑法，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缇萦救父);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

(小结过渡)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结合书本介绍由于国内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粮食/串钱的绳子)，史称”文景之治“.

而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带来的经济繁荣，为西汉进入强盛时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汉武帝得以实现大一统提供了客观条件。

三、汉武帝的大一统

(思考)那么，汉武帝能够完成大一统的主观因素是什么呢?--汉武帝雄才大略、善于用人(结合小字部分介绍：董仲舒/下马陵、主父偃、卫青)

(说明)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叫”大一统“,这是古人的说法。汉武帝的”大一统“是借用”春秋大一统“的观念，来表现当时加强集权的措施

(思考)那么，汉武帝从哪些方面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呢?--政治、(经济、军事、)思想

1、政治：推恩削藩酹金夺侯

(简介)诸侯国问题的由来：(西周分封制→秦朝郡县制→)汉高祖：郡国并行矫枉过正→汉文帝→汉景帝平”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削藩、酹金夺侯

(课件展示)①汉高祖认为”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而大封同姓，使之成为中央的屏藩，巩固刘姓的天下

②贾谊向文帝上了《治安策》，分析当时的形势就像是一个病人，”一胫(小腿)之大几如要(腰)，一指(手指)之大几如股(大腿)，平居不可屈伸“,如果再发展下去，”失之不治，必为锢疾“

③晁错向景帝上了《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听从他的建议

④主父偃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武帝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

(评价)进一步削弱诸侯国割据势力，诸侯国再也无力与中央政权对抗，巩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政治上的统一。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

(历史小品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完小品，我想请大家思考回答几个问题)

(课件展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天人三策》

(思考)1、”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是指哪家的学说?--儒家学说，即儒术

3、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是不是一回事?

(课件展示)”霸(法家)王(儒家)道(道家)杂之“

(分析)不是。董仲舒所推崇的”儒术“是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发挥，吸收了法家、道家学派的一些思想。

4、为什么汉武帝会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要实现政治上的一统，就需要实行思想上的统一。汉初，诸子百家学说仍很活跃，不利于中央集权，不适应汉武帝时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

5、我们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指把儒家学说提升到”独尊“的地位，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那么汉武帝又是如何推行儒家思想的呢?

(课件展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说明)设太学，以”五经“为主要教材，大力推行儒家教育。

(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大力推行儒家教育，使儒家思想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

(思考)大一统的历史意义：汉武帝的大一统不仅是西汉强盛的顶点，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他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篇6：大一统的汉朝评课稿

首先，吴老师以楚汉之争最后刘邦建立西汉的设问进行导入。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起到一个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尤其是在经历了期中考试之后，可以让学生从之前的复习状态转入学习新课的状态中。

其次，吴老师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并分析历史材料的能力，她给出《汉书》中西汉初年经济形势的材料，让学生分析出西汉初年经济荒凉、萧条的状况。进而再分析这些景象如何产生的原因。接着，要求学生在课本中找出西汉初年恢复经济的措施，培养学生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由此引出文景之治。并强调文景之治是第一个盛世局面。

再次，是本节课的重中之重——汉武帝的.大一统。先提问学生汉武帝可以实现大一统的条件?通过讨论得出是文景之治提供了经济基础，以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培养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然后要求学生阅读书本，找出汉武帝实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和军事上的措施。在学生自行归纳的前提基础上，教师再针对与每一项内容做具体的讲解。其中，在讲推恩令时，吴老师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用长方形切割的办法，让学生一目了然的知道，推恩令相比于之前分封制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不同，通过图形也能很直观的表现出推恩令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它的作用。这是我认为本节课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吴老师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她在讲述汉武帝大一统措施的新课时，还帮助学生回忆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同样是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概括，让学生形成一个前后知识对比的思路。吴老师特别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拿出来进行比较，从目的、手段和结果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加深学生对两者思想方面内容的认识。

最后，简要介绍西汉灭亡和东汉建立的史实，并利用生动有趣的漫画，形象的向学生展示东汉外戚和宦官专权的两大特点，这也是导致东汉最终灭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