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2024-05-13

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精选8篇）

篇1：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逻辑学数量化是逻辑学发展的领域中的一个，但是随着逻辑学的发展，它是注定要在人类知识不同的领域展开分支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时代的突飞猛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加深，加之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逻辑学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改变。计算机学的发展进入了知识处理和智能的发展阶段，还有构造逻辑系统描述(高级)认知过程的特征、规约和验证主体和多主体的性质等成为当时逻辑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逻辑学的认知也从数量化的认知转向别的认知，它是起源于数学基础研究为背景的逻辑学，是转向构造认知过程的规范性或描述性模型的逻辑学。

逻辑学认知转向的目标是：给出知识获取和知识表达以及知识扩展的修正方法和模型。来给别的学科或者别的领域给予新的思考方式或者出路。它是引领人们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的途径。

逻辑学在计算机可续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等科学的发展中，是围着智能认知的过程来转换的，逻辑学研究的主题实现了它的认知转向，向新的方面发展和转变。

逻辑学的认知转向，表现在更加关注科学知识的处理过程，更加关注知识不确定的研究，开始研究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研究实体智能的认知过程，研究不完全形式的存在，但是逻辑学的认知转向根本还是研究智能体的知识获取和逻辑建模的建立以及逻辑方法的探寻，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计算机水平发展的需要。

篇2：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逻辑研究的第二次转向

现代社会的发展扩展了推理方法,形成了非形式逻辑体系,成为现代管理人才必备的思维工具.认知科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的紧密结合成为第五代计算机发展的`理论基础.以上逻辑研究发展的动向,表明了逻辑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已经形成.

作者：康巧茹 KANG Qiao-ru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宁夏,银川,750021刊名：宁夏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XIA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年，卷(期)：5(2)分类号：B81关键词：非形式逻辑认知逻辑计算机科学

篇3：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根据200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相对于外贸英语、商务英语、翻译等实用性课程, 英美文学课所占比重较低, 大约只占总课时的7%。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英美文学课程逐渐被实用性课程边缘化。鉴于此种情形, 英美文学教师和研究者们对英美文学新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展开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如何解决实用性课程与文学课程以及相关专业知识课程之间的课时冲突矛盾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与此同时, 英美文学教学模式与方法仍需进一步探究, 以此来解决英语专业学生“思辨的缺席”和经典阅读缺失的问题。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认知科学对教育理念和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认知诗学研究随之蓬勃发展, 将认知科学和文学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本文着眼于认知诗学这一理念并结合国内某些高校的具体举措, 从提高学生的认知和思辨能力出发, 在低年级英美文学课程设置、教材编排、课堂教学模式、测评方式等方面做出一些深入的探讨。

2 认知诗学

认知诗学是一门语言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 是借用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解读文学文本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 其发展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Reuven Tsur教授提出的认知诗学。他在《认知诗学理论》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一书中研究的认知诗学建立在分析哲学基础之上, 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读者接受理论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 从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等多个相关学科中吸纳相关知识, 主要从语音层、意义单位层、世界层、概念调控、定位和非定位诗歌、意识变换的诗歌、批评家和批评等方面探讨诗歌欣赏过程中处理信息的心智工具, 阐释读者细微的直觉机制, 发现编码和解码信息处理过程中制约和影响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机制, 以探讨文本结构和所感知效果的关系, 为系统探讨审美效果和非审美元素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认知理论和模型。以Lakoff Turner和Gibbs为代表的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引领了这一阶段认知诗学的另一发展潮流, 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中的日常认知机制理解文学作品, “认为诗歌阅读所使用的概念隐喻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系统是一致的。”[1]119第二个阶段的认知诗学研究以Freeman、Semino和Culpeper为代表人物, 以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为标志,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理论探讨诗歌文本结构与内容的关系, 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象似性, 并运用图式、隐喻和概念整合理论探讨量类心智风格在文本上的体现。第三个阶段的认知诗学研究以Stockwell为代表, 以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和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为主要标志, 明确提出文学文本阅读为其研究目的, 重视对特定语境下文学文本作信息处理分析, 运用图形-背景、脚本图示、文本世界理论、可能世界理论、原型理论、认知语法、心智空间、隐喻、寓指等认知方式探讨如何精确解读文学文本, 并强调依托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文学阅读的体验性、互动性和文学语境性。总体而言, 认知诗学研究是在认知科学研究基础之上, 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阐释文学文本, 关注心智活动在文本解读中的作用。正如某些学者所揭示的那样, “认知诗学的‘认知’聚焦于阅读的心智过程, ”[2]9认知诗学重视文本解读, 关注体验、意义和概念的生成, 将解读文学文本的心智活动解释为日常心智活动, 将文学能力看作日常认知能力。

黄源深老师曾经明确指出:“外语系的学生遇到论争需要说理的时候, 写文章需要论述的时候, 听讲座需要发问的时候, 常常会脑子一片空白, 觉得无话可说, 或者朦朦胧胧似有想法, 却一片混沌, 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因缺乏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辨析能力造成的现象, 我们可称之为‘思辨的缺席’。”[3]11思辨的缺席直接影响着英语专业学生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影响着他们的素质。文秋芳老师也曾对我国英语专业学生和其他文科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做了对比研究, 发现英语专业学生思辨水平三年内上升的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 并且“英语专业学生思辨水平未出现质变的关键期, 1-2年级, 2-3年级与1-3年级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而其他文科类大学生变化幅度大, 同时呈现质变的关键期在2-3年级。”[4]354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 着重解决思辨缺席的问题就成为英语专业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重要专业课, 英美文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认知诗学对英美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可以帮助学习者寻求文学和日常语言之间认知的一致性, 挖掘二者之间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模式, 让个人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结合在一起。学习者便会在文本阅读中获得不同寻常的阅读体验和审美享受, 从而实现一直备受忽视的最基本的阅读体验过程, 达到让学习者读出并领悟文本的深刻含义的目的。

3 认知诗学视野下的英语专业低年级英美文学教学

鉴于认知诗学为学习者解读文学文本提供了新的路径, 同时也为高校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国内某些高校在低年级开设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赏析是英美文学课程建设中的一个创新举措, 突破了英美文学课程只在三四年级开设的时间壁垒, 打破了教学过程中“文学史+作品例证”的传统模式, 增加了学习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 突出了英语专业课程从一开始就注重学习者认知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 彰显出培养创新性、宽口径英语专业人才模式的特色。

首先, 认知诗学视野下的英美文学教学在课程设置上是有所革新的。传统的英美文学课程大多安排在本科生的三年级全年和四年级上学期。文学课程设置单一, 课时偏少, 随意性大的问题日渐突出。并且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导向之下, 英美文学课程逐渐被压缩, 造成许多高校只在三年级开设英美文学课程。试想一下, 要在短短一年时间保证学习者阅读量的同时让英美文学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难乎其难的。还应看到, 在就业压力的驱使下, 学生在英语基础课即阅读写作课以及在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科技英语、法律英语等实用课程上投入的时间精力较多, 而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少之甚少, 很难获得相应的阅读体验。需要指出的是, “本科英美文学课程的基本定位不应该是专业理论课程, 而是着眼于启迪思想、开发思维潜能的素质教育课程。”[5]151因此英美文学课程设置必须做出相应调整。让低年级学生多接触文学作品, 在学生步入高年级之后再引导他们从系统性全面性上把握英美文学知识是一种较好的思路。以笔者任教的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 将部分经典文学作品赏析课程增设在一二年级且适当注重作品的简易度, 则可以增加学习者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 让学习者更多的享受阅读体验的过程, 这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阅读者的词汇量, 拓展其知识面, 增强其认知思辨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 课程设置的革新必然带来教材的革新。国内传统的英美文学教材大多还是“按编年史顺序遵循文学背景介绍+作家作品介绍+作品选读+作品注释模式编排的。”[1]119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学生大多先了解文学史方面的知识, 再接触作品。由于课时的限制和注释的简略, 学生很难对作品本身有充分的阅读体验。低年级学生所使用的英美文学教材必须充分关注作品本身, 打破以史为纲的编写模式, 不必强调文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也不必追求文学批评的理论性。值得一提的是, 语言学家斯蒂芬·克拉申曾倡导用公式i+1来说明外语教学内容的难度问题。“如果语言学习者现有的语言水平为i级, 他能接受的语言输入难度应该为i+1。如果难度为i+2, 则会在学生心中产生压抑和焦虑;如果难度为i+0, 则不能激发求知欲, 也没有提供进步所需的新知识。”[6]100因此, 教师必须从教学实际出发, 注意考虑作品的难易程度, 因为较难的作品容易让学生望而却步。以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 开设在一年级的《简易读本阅读》没有系统性的教材, 主要由教师根据课程的需要和学生的喜好来选取合适的文学作品。教材主要采用以经典认知话题或主题为中心的英美长篇小说的简写读本搭配相应的原著以及部分短篇小说, 特别注重学生对作品的感受和鉴赏。所选教材可力图以点的深入来克服面的空泛, 从而引导学生在阅读作品过程中进行独立思考, 提高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提高语言思维能力, 培养审美能力, 增进人生阅历, 陶冶情操。在讲授过程中, 笔者曾以“成长”这一学生熟识的日常生活话题为中心, 指导学生阅读《鲁滨逊漂流记》、《飘》和《儿子与情人》等作品, 并以分组讨论的形式让学生进行相互交流, 分享对这一话题的认知体验。

再次, 教学模式也要随着教材的变化发生改变。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 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合以认知话题为纲的教材, 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形势。其弊病显而易见:大班上课, 教师一言堂, 四段论教学法灌输式的讲授让学生觉得文学课索然无味。学生要从就业需求来感受文学课的价值, 需要通过学习文学作品来提升自己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 提升自身认知思辨能力。这样, 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阅读和赏析以及学生的认知体验就成为重中之重。但如果在作品赏析过程中完全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也会因自身文学知识积淀太少而在阅读体验中显得不知所措。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认为较为合理的教学模式是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教师可利用自身的文学素养, 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 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之中, 在引导学生阅读与分析作品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如问答法、演示法、讲授法、讨论法等, 让文学课堂成为分组讨论式课堂, 充分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习兴趣, 最后由教师来去粗取精, 总结提高。除此以外, 要格外重视课堂教学由传统的“第一课堂”向注重学习者认知能力的以读书会、经典诵读会、戏剧表演为特色的“第二课堂”延伸。在读书会上, 学生可分组进行专题讨论发言。在经典诵读会和戏剧表演中, 教师可鼓励学生结合自身认知体验对文学经典进行创新性理解和演绎。

低年级英美文学作品阅读赏析课程的测评方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 必须强调对学生认知思辨能力的形成性评价。学生的大量参与让立体多样的评价方式成为可能。学生的课堂讨论参与程度和发言情况、读书会上的演示和陈述、读书笔记中的书面表达能力、经典诵读会和戏剧表演的表现情况都可以成为形成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测评方式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4 结束语

认知诗学充分强调文学阅读的认知过程, 既是对文学阅读和分析的一种革新, 也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革新。这一不断走向成熟的文学艺术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和课程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尤其对英语专业低年级英美文学教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认知诗学视野下的英语专业低年级英美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英美文学课程设置上的创新, 体现了以认知话题为纲的教材编排方面的革新, 将课堂教学模式改变为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认知主体的模式, 让立体多样的形成性评价模式成为可能。英语专业低年级英美文学教学的认知转向为我国英语专业课程建设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摘要：认知诗学是借用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解读文学文本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认知诗学视野下的英语专业低年级英美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英美文学课程设置上的创新, 体现了以认知话题为纲的教材编排方面的革新, 将课堂教学模式改变为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认知主体的模式, 让立体多样的形成性评价方式成为可能。

关键词：认知诗学,英美文学教学,英语专业低年级,认知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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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马克思所面对的是出了问题的近代理性一直为之辩护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中并不能找到适宜的生存。现实与人们预设的生活明显不符。马克思曾经推崇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自我意识，并用它来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但结果却是现实并不听从理性的使唤，自行其是。这样，马克思面临了一个以往哲学家压根没有涉及或者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现实和哲学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怎样让哲学走向现实?怎样在现实中实现哲学?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了马克思当时最重要的任务。由于用哲学去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条道路走不通，马克思就转向了经验现实本身。正是在经验领域，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

一、在超验领域里遨游的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学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

哲学之所以能产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因为人们对变动不居的自然现象的好奇与对其穷根究地式的追问。这种追问产生于自然现象的流变不已与相互转化。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追问，使哲学逐渐远离了经验领域。这个过程始于阿那克西曼德。他认为，哲学所追寻的对象——本原，不可能被我们所能见的任何物质和实体所代替，在现实的经验中是找不到的。到了巴门尼德，把哲学的对象固定为自身同一的、圆满的、不变的“存在”。对它的认识，只能靠思想，感觉对它是无能为力的。柏拉图更把哲学的对象完全固定在不可见的“理念世界”之中。从整体上说，古希腊哲学追求的就是经验现象背后并决定经验现象的不动不变的东西。但希腊哲学伴随着对柏拉图理念的纯思辨中衰落了古希腊哲学衰落以后，中世纪继承了其思辨的特点。无论是哲学还是神学，仍然在超验领域里遨游，只不过把不可感的“存在”、“理念”换成了上帝与彼岸世界。中世纪的哲学只是神学的助手，理性几乎完全服从于神秘主义，中世纪的哲学家对知识的追求其实就是对神学教条的辩护，把思辨的神学教条当作真理。它们是不可经验的对象，但它们却是经验世界的支配者。?

当人在近代战胜了上帝之后，人们认为我们所认识的经验世界完全有我们自己的理性世界所统治。哲学的对象被禁锢在理性世界之中。经验世界只是前者的派生物。可事实上，外在世界并不是由理性安排的人间天堂，近代哲学也不具有改造现实世界的神奇魔力。?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的势力日益扩大，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真理不在于信仰，而在于理性的认知。又由于哲学家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反思，认为确切的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切的基础之上。整个近代哲学就是对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的寻求。当笛卡儿从“我思”中引出像“自我”一样极其清楚、极其明白的天赋观念时，也意味着对从感觉经验得到的知识的不信任，甚至是完全怀疑。确切地说，是对感觉经验的怀疑。重视经验的经验论者，开始就底气不足，经验论的完善者洛克认为我们从经验得到的与实在相符合的知识是很少的。而当休谟把经验论发挥到极致时，从感觉经验得到的只是经验事实的堆积，我们只能用习惯来代替有效的知识。?

在康德那里，尽管知识离不开感性经验，但它们也只能充当先验感性和先验知性格子里面的填料。人们能得到确切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完全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当黑格尔把一切都囊括在绝对精神之中时，从感性确定性得到的东西还远远不是知识，他认为我们在这里也得不到知识。当马克思用黑格尔的理性来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时，却总是打不开经验事实的坚硬外壳。如果说现实的经验的原因和发展不取决于外在的东西，而恰恰在于现实经验本身。那么，转向现实经验，用经验现实本身来说明自己，走向这一步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是时代对哲学发展的需要。这一步由时时刻刻关注现实的天才的马克思迈出了。

二、马克思把哲学转向经验领域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之所以能把哲学转向经验领域，这与费尔巴哈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马克思提到的两本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和《未来哲学的导论》中，费尔巴哈说道：“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种学说再没有找到它的自然基础之前，只能是假说。”[1]在同一本书中费尔巴哈强调，如果有人责备说他表达的这个思想是经验主义的，他也根本不会反对，因为“经验成了法庭”。马克思评价说：“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2]“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开始的。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无声无息，这些著作的影响越是实在、深刻广泛而持久;他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3]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就像费尔巴哈那样，大量使用经验一词，如“经验事实”、“经验生活”、“经验意志”、“经验人格”、“经验本质”、“经验的政治组织”等等。马克思后来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但经验这个词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道：“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4]可以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把哲学完全建立在纯粹思辨基础之上，并批评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也是完全的抽象物之后，马克思正是把他的哲学建立在可经验的现实的个人。可以说，可经验现实的个人是他建构哲学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

马克思把哲学转向经验领域，这与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有密切关系。赖欣巴哈说，马克思“受到李嘉图那样的英国经验主义的强烈影响”[5]。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英国发展的比较充分，经验主义是英国的传统，而且英国的经济学家大都信奉经验主义。马克思为了研究经济学，不得不和他们的著作打交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带有实证性，就把自己的根扎在了经验领域。重商主义者采用经验总结法，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性质也决定了它不能建立在空泛的思辨之上，而应以人们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在这里，宗教的神秘和哲学的玄奥不起任何作用。一旦进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马克思必然会接受经济学所固有的方法。?

马克思在现实的经验领域探求哲学，还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有关。马克思首先通过费尔巴哈了解经验主义。在此之前，正像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一样，马克思对英国经验主义也知之甚少。后来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对经验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受，这促使马克思在1844年9-11月对英、法唯物主义做了自觉研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把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归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尽管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同费尔巴哈及其以前的唯物主义学说明确的区分开来，而且他对唯物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只注重经验论的一派，但这对于他在现实的经验世界里探求哲学，形成自己新的世界观，英国经验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篇5：科学概念的认知进路与转向论文

第一次转向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完成了从传统科学(内)史的内部视点和描述方法到科学社会学的外部视点和规范方法的研究转变。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一次转向看作“建制转向”。默顿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对科学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对当时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默顿否认科学知识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把科学确认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在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和四条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规范基础上，默顿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划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与认知Ⅰ区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默顿刻画的是正统科学的形象。

第二次转向是由库恩开始，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完成的。这是一次近乎彻底的科学观念转变，经常说到的“社会转向”就是指着一次，它把人们的视点从自然-社会的一维空间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会一面。SSK的“强纲领”确实转变了科学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强”，自出世以来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劳丹认为，“因果性”原则似乎是能被明证的，“公平性”与“自反性”原则只不过是些从属性的因素，完全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引申出来，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原则来考虑;最后，在“强纲领”中具有独立性并拥有实质内容的只剩下“对称性”这样一条原则。但这一原则带来的无非是“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会建构论仅仅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人们怀疑这种“社会学主义”的一维思维方式解释力，就像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一样。因此，强纲领开始弱化，巴黎学派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就是“弱纲领”的代表。

第三次转向明显的特征是强纲领的弱化调整，对科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外部视点转向内部视点;但最后调整到内/外视点与微/宏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调整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所寻找到的“田野”和知识的制作现场都是一个个“小社会”。这种“微观社会学”不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注重考察技术的实验室构造。第二步调整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网络研究上，拉图尔与卡龙给出了一种方案与进路，从注重实验室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从微观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建构出一条自由出入的“转译”通道，构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权力的、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第一步调整是科学论的技术转向，[12]第二步调整是科学技术论的工程转向，因此，第三次转向可以理解为“技术-工程转向”。转向后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实践”意义，科学不是研究者进行观察的对象，而是他们必须介入并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实践的意义上开始崛起。

经过科学认知研究的三次转向，与正统科学概念相比，转向后的科学概念显得有点“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维系统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正统科学内部，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争论是归纳-演绎的一维思维上的争论;正统科学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科学-社会一维思维上的争论;还有斯诺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维思维上的争论。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维的思维方式，自然与社会都认为是给定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陷阱”徘徊。拉图尔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争论，而是直接建构出“自然”或“社会”。他称之为“转向之后再转向”，[13]这也就是他在行动者网络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种工程方式设计出“社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反身性”，还构造了新的“对称性”原则：自然-社会的二维结构，见图2的90度角的粗实线(NAT-SOC)。

4 结语

现代科学不仅要求科学家/技术专家、科学仪器等参与，还要求公众等社会要素参与进来。人们已经关注到，在科学实践中，人与物，科学理论与仪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搅拌在一起。搅拌(Mangle)不仅包含着相互交错混合，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地重组整合。在实践期间(对现实中发生的活动的理解)，如建造一个新的科学仪器(例如，气泡室)，或者一种新技术(例如，数控机床)，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缠结在一起。人类主体，以目标为形式，受到非人类主体形式的物质世界的抵抗。为了在现实实践中是因为这种抵抗，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相互“搅拌”。[14]这种搅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成为一项异质工程。科学不仅是表象，更是介入实践的活动，[15]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搅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双重力量的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

现代科学，已经是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两者的结合。事实上现代科学越来越像一项工程事业，它是一个充斥着不同个体、不同的理解目标的方式，但这些个体又不得不联合进行创作、想象、连接、设计、演绎、分析、测试并根据一定要求和目标而生产出一种新产品的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16]在拉图尔那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经过“技术-工程转向”，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force)有内在相关性。[17]科学研究项目的设计、科学争议的诊断以及科学成果的评判都有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者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一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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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关于炼丹术 (主要是外丹术) 研究, 前辈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其研究史进行过专门回顾, 但多集中于对研究主题的总结与研究工作的介绍, 多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 尤其是炼丹术中有关智识的部分[1,2,3], 对研究进路的分析较少, 对国外学者的研究则考察不多。自学术界在20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炼丹术研究领域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炼丹术的考察在研究主题与方法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本文将从研究进路、史学倾向出发, 探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方法, 考察炼丹术研究史, 并试图探究炼丹术研究的新方向。

一国外学者的中国炼丹术研究:炼丹术是科学史的一部分

(一) 从文献量看炼丹术研究群体的整体走向

利用JSTOR (西文过刊数据库) 、SCI、SSCI、A&HCI数据库对直接研究炼丹术的外文文献进行检索, 结合普雷加迪奥 (Fabrizio Pregadio) 列出的外国学者研究炼丹术的文献目录进行回溯检索, 共搜集到1855-2010年间正式发表的141篇外文期刊文献。以每10年的文献数进行累计, 得到图1。如图所示, 国外对炼丹术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热潮, 主要研究群体是职业的化学家和化学史家;50年代出现衰退, 60年代复苏, 70、80年代出现新的研究热潮。引发炼丹术研究新热潮的主要群体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文献量趋势反映出, 90年代之后, 国外对炼丹术研究的兴趣开始减弱。

(二) 从炼丹术的起源到炼丹术的多元文化研究

以研究进路为依据, 国外学者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研究者集中讨论炼丹术的起源、翻译与介绍炼丹术典籍, 炼丹术原始文本步入海外研究者的视野。随着炼金术被界定成前化学, 炼金术研究的地位被合法地纳入化学史领域, 炼丹术随之也成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引起关注, 炼丹术中与化学有关的内容开始被探讨, 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为科技史研究新视野下的炼丹术研究, 随着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入, 炼丹术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

(三) 炼丹术起源问题的争论与文本翻译、介绍阶段 (1855-1950年)

国外对炼丹术的研究由职业的化学家开启, 关注的问题单一, 集中在炼丹术的起源与西方炼金术有何渊源、有哪些原始文献可供研读。

自1855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最早用西文介绍炼丹术, 并提出炼丹术的起源受炼金术影响[4]以来, 西方化学史或炼金术文献中大量呈现与艾约瑟相同的看法。直至化学家、化学史家帕廷顿 (James R.Partington, 1886-1965) 提出质疑, 关于起源问题的学术讨论才开始兴起, 并在20世纪20-30年代成为争论焦点。帕廷顿首次利用原始典籍——虽然是翻译的炼丹术典籍及外国学者的游记——提出炼丹术起源于中国本土, 并影响了西方炼金术。威利 (Arthur Waley, 1889-1966) 则通过研读更多的原始典籍, 指出西方哲人“石能够成为生命万灵丹”的观念来自中国。[5]巴恩斯 (William H.Barnes) 从分析炼丹目的出发, 指出炼丹术起源于中国。[6]而化学家戴维斯 (Tenny L.Davis) 则通过细致的比较, 特别是炼丹术与古希腊炼金术在理论、方法与操作方面的异同之后, 认为两种传统之间的区别依然清晰可辨。炼丹术有可能通过波斯, 继而影响欧洲炼金术, 但是这种影响在晚期, 而非其起源。[7]这些研究对原始文献的利用不多, 研究进路主要是文本分析, 对炼丹术起源存在争议的根源是不同学者对文本的利用与理解程度以及对炼丹术的定义有别。

这一时期产生的重要成果是对炼丹术典籍的翻译与介绍。虽然炼丹术典籍在1926年之后已广泛流传于中国之外, 但鲜有人研读。约翰逊 (Obed Simon Johnson) 的《中国炼丹术考》[8]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学者, 尤其是北美学者对炼丹术研究的兴趣, 他们开始意识到研读原始文献的重要性。戴维斯所在的麻省理工大学成为炼丹术的研究中心, 他与其修读化学专业的学生合作翻译了《抱朴子》《参同契》等重要炼丹术书籍, 介绍了葛洪、魏伯阳、陶弘景等炼丹家。威尔 (James R.Ware) 重新翻译并解读了《抱朴子·内篇》。《丹方鉴源》以及“九转丹砂法”也得到翻译和介绍。此外, 巴恩斯还翻译了曹元宇研究炼丹仪器的文章, 而他自己也对炼丹仪器进行了考察。[9,10]即便如此, 这一时期翻译的研究炼丹术本身的著作很少, 而且可靠的、严肃的翻译不多。

(四) 炼丹术步入科学史研究的视野 (1950-1990年)

炼丹术研究的真正展开是在炼丹术被界定成科学史的研究对象之后。一批受过汉学和科学史训练的研究者, 开始大量利用原始文献, 从现代科学的立场与视角出发, 通过文献考证与解读、模拟实验等实证主义的进路, 探讨炼丹术中与化学有关的内容。

曹天钦博士最早从现代化学的立场分析炼丹过程, 通过模拟实验, 对水法丹方的炼制过程与反应机理从化学原理上进行了考察。何丙郁和李约瑟博士的一系列合作, 大大改善了炼丹术的研究状况。他们最早对炼丹术文本《三十六水法》进行系统考察, 分析了丹方所得产物成分。此后, 两人的研究范围逐渐开始扩展到炼丹术的多个领域, 如理论、术语和概念, 仪器、原料及操作方法, 以及炼丹术中冶金化学的背景和成就, 职业的炼丹家等, 并由此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和发现。这些研究成果最后汇集到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中, 是对中国炼丹术考察最详尽之著作。

更为重要的是, 李约瑟与合作者们有着宏阔的视野, 开始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炼丹术, 如中西方的丹药观与炼丹原料, 炼丹术对阿拉伯的影响等, 不过其关注点多集中于炼丹术所取得的化学成就。值得一提的是, 鲁桂珍和李约瑟还对医书中记载的炼制秋石的丹方进行了详细考察[11], 并引发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持续讨论。[12]

席文 (Nathan Sivin, 1931-) 教授对《太清丹经要诀》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13]他还分析了炼丹术对时间控制的理论。此外, 他对中国炼丹家制备单质砷的问题进行了模拟实验[13], 其开创性工作引起了中国学者探讨该问题的热情。特别是, 他提出要充分利用并且严肃对待道藏中的原始文献, 考证版本成书年代, 强调必须先深入探讨炼丹术和炼金术的早期原始文献, 才能比较双方起源的先后。

另外, 历史学家薛爱华 (Edward H.Schafer, 1913-1991) 从语义学的视角探讨了炼丹家对雄黄、雌黄、云母等矿物的使用[14]。仍有部分学者继续讨论炼丹术与炼金术之间的关系, 继续翻译新的或者重新译注炼丹典籍。

(五)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炼丹术 (1990-)

李约瑟等人的炼丹术研究建立在他所倡导的研究科学真理的世界史的实证主义框架之上, 而90年代之后, 席文等研究者试图用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及其制造者的文化假设, 来解释中国的这种古代科学, 为相对主义运用另外一种认识论策略开辟了新的道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被科技史研究者所借鉴, 炼丹术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发掘它与现代化学的对应程度, 而是将炼丹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智识、社会、建制层面等多维度的探讨。

从第二到第三阶段炼丹术研究进路的转变, 与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重新理解有着重要关系。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不再停留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 或者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方面孰先孰后。这种比较不是历史研究所能回答的问题, 也不能提供关于两种文明传统的丰富信息[15]。席文倡导回复到古人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中, 更加丰富、深刻地理解中国炼丹术。虽然和李约瑟一样, 席文试图在比较科学史的基础上理解中国的智识传统, 但是他试图比较的不是个体或者是独立的创造发明, 而是与其背景相关的完整的历史脉络与社会情境, 既强调专家的社会关系, 也关注各类科学应用于自然现象的认识模式。按照其理解, 炼丹家的生存状况, 炼丹所属派系之分, 炼丹家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 炼丹术与医药、社会乃至政治之间的互动等等都应在考察之列。席文的学生斯卡 (Lowell Dean Skar) 的博士论文———金丹术:中世纪中国道教南宗的形成与转变———即体现了这种研究路径取向。该论文指出, 应将炼丹术看成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而不是将其与现代化学或者精神疗法进行比较。

在炼丹术研究开始逐渐衰落的情况下, 这种跨文化的相对主义进路丰富了研究视角, 使我们能够获得对炼丹术更深刻的理解。另外, 它使得更广泛的研究群体、而不是仅仅有化学学科背景的人, 能够进入炼丹术研究领域。

二中国学者的炼丹术研究:炼丹术中有化学成就

中国学者的炼丹术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证明炼丹术中有化学, 到炼丹术取得了哪些化学成就, 再到尝试回答为什么有炼丹术。较之国外, 中国炼丹术研究在不同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史学倾向差异, 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有明显的取舍, 研究结果多发表在自然科学类刊物上。中国学者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 在80年代至90年代出现高峰, 一批研究者采用模拟实验的研究进路, 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与国外炼丹术研究群体逐渐缩小相比, 21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的炼丹术研究仍保有一个稳定、但人数极少的学术群体。炼丹术研究在新史料、新思想的发掘方面取得进展。

(一) 民族主义情感下的炼丹术研究 (1920-1970)

中国古代是否有化学?如何证明?若有化学, 它有什么样的成就?这些问题是研究炼丹术的原初动力。

与国外相同, 中国学者对炼丹术的研究也是由职业的化学家开启。王琎在20年代最早探讨炼丹术中有关金属变化的理论及阴阳学说, 发掘炼丹术中的化学内容, 强调中国古代科学不受重视, 但化学却占据重要位置。[16,17]紧接着曹元宇详尽考察了《道藏》中的炼丹仪器[18], 探讨了炼丹术的起源与炼丹术早期著作《参同契》[19], 研究成果引起国外研究者的重视。劳干讨论了丹砂的运用[20], 黄素封考证了东汉与魏晋时代的炼丹术及方士服食金丹的理论。[21]

及至50年代, 有着化学背景的袁翰青、孟乃昌、王奎克、陈国符等学者也加入炼丹术研究群体。袁翰青探讨了《周易参同契》等有关炼丹术的典籍, 研究了炼丹家葛洪。[22]陈国符整理了道藏中的外丹黄白术材料, 考证了炼丹书籍的成书年代和术语名称所指的具体操作, 大尺度地勾勒了外丹黄白术的发展史。[23]王奎克考察了炼丹术水法丹方中的金液方[24], 孟乃昌对《周易参同契》中的化学知识进行了探讨[25]。其中, 马和是否发现氧气的问题引起了多位研究者的关注[26,27]。

中国炼丹术的早期研究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的学科史领域, 促进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炼丹术研究的兴趣。但是其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中国及其文化辩护, 树立民族自信心。王琎明确指出“吾人研究中国古代之化学, 能见堪以自慰一点, 即科学进化之状况, 东西皆循一极相同之轨道”[17]。袁翰青则强调“炼丹术是我国化学史的先驱, 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史工作者, 系以看待殖民地文化的眼光, 来研究我国的炼丹史”。还认为国外学者没有从化学方面来研究问题, 他们介绍《列仙全传》中有关神话的内容, 是降低了研究的科学性, 是一种广告心理, 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不尊重。[28]所以, “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及医药都比西方发达, 故发现这些知识的任务, 大部分都落在中国。”[29]正因为此, 国内学者将研究炼丹术的目标确定为发掘和总结炼丹术中的科学成就, 尤其是中国独特的化学成就。在这种情感导向下, 炼丹术中的内容被分隔成科学与迷信两部分, 研究者自然只关注炼丹术中与化学相关的内容。这种研究风格一直持续到70年代之后。

(二) 实证主义视角下的炼丹术研究 (1970-2000年)

如何证明中国古代炼丹术取得的化学成就?70年代至90年代, 一批有着化学学科背景的中国学者开始利用模拟实验的方法研究炼丹术。他们通过这种方法所做的大量工作, 在用现代化学语言对丹方进行解读的同时, 丰富和改变了已有的化学史知识, 其中有的取得了确定的结果, 也有一些存在争议的领域。

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者有孟乃昌、赵匡华、王奎克、陈国符等。孟乃昌在此期间发表了32篇研究炼丹术的论文。赵匡华及其学生做了大量模拟实验, 研究成果汇集在《中国化学史》 (古代卷) 中。研究主题包括金属和合金的炼制、火药的发明、含汞化合物的制取与提炼、单质砷的制备、秋石方是否含有性激素、水法丹方中各种矿物水的溶解及其机理、伏火法的操作与目的、“五毒方”的炼制和成分等。模拟实验虽然无法还原古代的各种炼丹情境, 但通过这种方法得出来的结果, 无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如火药的发明, 冯家昇仅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得出中国火药的发明起源于中国炼丹术[30], 而研究者通过对丹方进行模拟试验, 进一步确证了这一结论, 并且由此推断出具体的时间以及发现了某些火药配方的特性。鲁桂珍和李约瑟提出秋石中含有性激素, 孟乃昌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探讨了秋石的六种制备方法;其后刘广定则以现代有机化学知识对李约瑟的见解提出质疑, 张秉伦和孙毅霖等对秋石方进行了模拟实验和理化检测, 证明这三种秋石方不含性激素。[12]虽然这一时期通过模拟实验得出了一些有争议的结论, 如水法炼丹中的矿物水是否真正实现了溶解, 秋石方是否含有性激素, 但是这种争论至少有据可争, 比起单纯的文献考证, 其研究结果要显得厚重得多。

与开创时期相比, 研究者更加注重发现中国人曾经创造过多少个“世界第一”。李约瑟等学者的工作促使人们逐渐对中国科学传统的重要性有了认识。他对炼丹术之于化学方面的贡献作了一些推测, 即中国的炼丹术在冶金、医药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全世界都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明朝以前是世界领先的, 李约瑟的书里讲到, 明朝以前全世界的发明中国占一半以上, 那些发明到底怎么样?谁发明的?怎么回事?”[31]在发现第一的导向下, 研究者开始寻找现代科学中的哪些结论和概念首先出现于中国, 并通过模拟试验来发现和证实它。而对于席文所进行的关于炼丹理论部分的探讨, 则被认为是有点“洋味儿”[1]。为此, 中国学者的炼丹术的研究仍处于化学成就描述阶段。

(三) 从民族认同到学术认同 (2000-)

21世纪以来, 炼丹术研究在继续关注丹经中与现代化学有关部分的基础上, 开始注重炼丹理论的考察, 并结合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探讨。在炼丹理论方面, 探讨了为什么要伏火炼丹及对铅汞大丹的推崇、《参同契》对炼丹阴阳变化之道的论证、炼丹操作的理论依据、火候控制, 外丹术的世俗化流变与实践哲学等。此外, 丹经中外丹黄白术的研究得到扩展, 在火药发明、最早炼制硫化汞的时间、《三十六水法》的版本与水法丹方服用后的功能等方面有新的观点;利用考古发掘的检测结果, 提出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金汞合金是最早的炼丹实物。除此, 还有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对炼丹术认知特征的初步探讨。[32]

炼丹术研究正开始突破单一的实证主义框架而逐渐走向综合。但是这种转向并不明显, 并没有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炼丹术的特点, 研究视野可以更加开阔, 主题可以更加丰富, 炼丹术的诸多层面仍有待发掘。

三炼丹术研究的转向:走向社会、文化与认知情境

不论是90年代之前国外的炼丹术研究, 还是20世纪国内的研究, 大都认为炼丹术有意义之处在于其化学知识方面。这种进路固然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炼丹术的认识, 但也有缺失。炼丹家对于科学的发展确实作出了贡献, 但是他们只是间接地表现出对金属和医药的关注。炼丹家有自己的目的、动机、方法和假设, 用现代科学的标准去评判其研究, 是对他们的曲解和误读。炼丹术并不能被还原为原化学, 若仅仅用现代化学的眼光来研究炼丹术, 炼丹术的意义也就消失了。仅仅将炼丹术定义为前化学, 是炼丹术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意识到这点, 国外的炼丹术研究开始转向。当然, 随着国外炼丹术研究固定群体的消失, 后来者的研究兴趣也大大减弱。曲安京教授提出中国数学史研究有两次运动, 第一次运动是数学史家运用现代数学的概念和方法去解释和验证所“发现”的古代数学。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炼丹术研究中。不过, 数学史研究有了第二次运动, 走入了对数学概念、思想和方法等的“复原”。中国学者的炼丹术研究也在发生转变运动, 但是运动的轨迹并不明显, 仍存在困境。

要摆脱这种困境, 中国炼丹术研究应该进行彻底转向, 突破传统智识史的界限, 超越智识史、建制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分野而走向多元化的研究。与炼丹术相关的问题需要被重新理解, 而这种理解不应再按照前化学的方式, 而是按照古代研究的具体特征。20世纪末以来,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引入, 西方科学史研究已从成就描述向多视角、多方法的分析和解释方向发展。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了大量精细的概念工具与方法, 有助于研究很多与科学史相关的文化问题。[33]认知科学与科学史的结合, 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古代的实践和技艺。采用社会学的研究进路, 可考察哪些人在炼丹, 他们的组织活动形式是什么, 炼丹家如何获得资助, 其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如何, 炼丹爱好者与职业炼丹家有什么区别。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进路, 可对炼丹仪式、丹药服用效力的检验等进行探讨。此外, 中国的经验科学或者官方科学有一套共有的宇宙论以及关于自然变化的哲学, 而这种看待自然的方式在炼丹术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结合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析究炼丹术理论与操作, 可探讨炼丹家对物质分类、存在、生成与变化的认识, 发掘他们的推理判断与逻辑思维形式, 以及如何对理论进行论证、修辞与评价。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作出深刻理解。

另外, 炼丹术和炼金术的研究常处于相互隔离的状况, 比较研究也常囿于炼丹术和炼金术有没有交流和影响的简单层面。这类问题固然重要, 若能从文化比较的方法出发, 探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 炼丹术与炼金术在看待自然、理论的提出与辩护方面的差异, 关心知识产生过程的总体的、政治的、社会的、物质的、认知的层面, 以及知识与社会整体相互作用的方式的差异, 我们才能更好地刻画不同文明的形态, 以及不同文明所孕育的自然科学的特征。当然, 不论采取何种研究进路, 传统的文献考证与史料解读仍是最为基本的方法。

摘要：通过考察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炼丹术的研究史发现, 炼丹术研究在进路上经历了从传统考证到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的转变, 在研究内容上由关注炼丹术与现代化学知识相关的内容到尝试考察炼丹术中的智识及其社会文化情境。国外学者对炼丹术的研究主题从炼丹术的起源转向对炼丹术的文化研究, 但研究兴趣开始减弱。中国学者的炼丹术研究在史学倾向上曾受民族主义情感与“发现第一”导向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与主题上遭遇困境。炼丹术不仅仅是前化学, 转向探究炼丹术的社会、文化与认知情境不失为一条有益的进路。

篇7：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当我将目光从画布移开,原先那些被遗忘的残留物——滴落在地上的颜料,忽然显现出生命。确实,它们静穆地存在于我们的关注之外,在无意识地洒落中逐渐形成,正如一幅画作的改变过程。但为什么,此前我无法注意它们的存在呢?当问号在意识层面出现,绘画过程便不再是简单面对画布的塑造过程。忽然间,我开始怀疑此前自己面对作品时的心态是否虔诚。因为看似虔诚的态度,却往往使我们陷落在绘画的具体目标中,进而让我们失去远大的理想。或者,所谓的创作只是为了一种预先设定效果,每天的工作不过是运行程序,而非生命的体验过程。难道,绘画就是这种目标预设下的劳动,犹如机器的运行程序?作为从事绘画的人,我们热爱它的理由是不是一天一天的被现实功利性所遮蔽?在不断接触到的各种美学、艺术理论的笼罩下,绘画还能不能与生命的本真重逢?

我们认为绘画是表现一颗自由心灵的过程,然而,在表现的过程中,身体却成为了工具,犹如心灵的雇佣工。心灵与身体难道真是一种分离状态?或者,身体只是心灵的服务者?当我们自以为获得心灵自由的时候,我们却丧失了身体的感觉。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如果心灵与身体能够分离,那么所有绘画训练中形成的心灵果真就反映着我们的本真吗?此时,鲍德里亚在《艺术的阴谋》一文中的话浮现眼前:“我们对绘画的崇拜乃是数世纪漫长适应过程的结果,因此与艺术或心灵无关。绘画创造了它自己的接受者,它在根本上是一种习俗性关系。”多么令人悲观的看法!绘画中假想的自由心灵竟然只是一种习俗性接受者。什么是习俗性的接受者?这不过是历史经验的产物。比如,当我们挥洒笔触而感动于生命力量的时候,其实不过是“笔触与生命表现”这一历史经验的控制对象;当我们惊喜于再现对象的完美技术时,则又成为“视觉与现”这一历史经验的控制对象然而,我们时常会忘记这种控制,并想当然地认为那是自己心灵的流动我想,感动的理由源自成长中接触到的知识、经验。换句话说,面对绘画的体验方式就是“历史”规定出的经验之路。正如我在绘画中忘却那些洒落掉的油彩一样,这些都是长达十数年绘画训练的结果。曾经的绘画训练将历史上各种美学、艺术样式注入到自己不自觉的思考中,使创作中的我处于各种“关于创作看法”的控制之下,处于在具体的目标下注视画布的完善过程中。自然,作为这一训练目标之外洒落的油彩便注定会成为被默默遗忘的对象。突然,这些曾经遗忘的对象出现在眼前,它所带来的视觉震撼丝毫不亚于第一次在西方博物馆中看到的那些崇拜许久的“经典”。甚至,在精神质感上,前者带来的震撼较之后者更具反思性。显然,博物馆中看到心仪已久的“经典”,以及与之相关的视觉震撼是被教育塑造出来的但发现那些关注之外的废弃物,却是一次在曾经的“规训”之外发现自己的过程。如果说,绘画是富有创造力、不断扩张和进化的思维方式的话,相对博物馆中的视觉震撼,发现曾经被遗忘的洒落的油彩则更加具有思维转化的力量。此时,我们关注的不再是既定目标下绘画结果的好、坏,而在于发现绘画给我们自身体验方式的启示。终于,我们的目光不只是历史预设的工具,而成为人面对世界时的感知方式。

或许,这是一次沮丧的转向。沮丧地发现曾经执着的绘画理想并非那么神圣。但同时,这也是一次惊喜的转向,因为终于在绘画的行为中重新发现了自我——在摆脱他者经验控制的瞬间,作为自身存在的主体也得以彰显。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洒落的油彩,便瞬间成为生命生长的视觉象征。它们默默地承受着遗忘,但仍然坚定地与身体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如人的生命本身,在看似眼花缭乱的各种预设中前行,但始终会在这些预设的背影中保留自己潜在的感知。于是我拿起画笔,不再投向那预设的目标,而将笔触融入曾经洒落的油彩中。一幅幅作品,因此从地面的废弃状态中生长,恰如根植于土地的树木,因生命本身的感召而成长。它们看似没有规律,但规律不就是曾经的预设吗?艺术,不正是要挑战这些预设的牢笼,并“突围”出去吗?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汇表述这种“突围”的目的,那么,它不正是为了追寻心中的“自由”吗?绘画与生命的“重逢”不正是源于对这种自由的渴望吗?当绘画不再是历史的预设目标,而是自身经验的产物时,不也体现出我们面对绘画时的初始之心吗。不忘初心的绘画,需要的就是不断地与历史“规训”抗争,正如我在一刹那间发现了那些废弃的油彩,就如同重新发现了自己。

篇8：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经典逻辑包括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模态逻辑认为经典逻辑中的蕴涵不符合日常语言中的蕴涵的含义,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上引入了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概念,提出了严格的蕴涵,是经典逻辑的扩充。模态逻辑用来表示关于认知的有关概念,如知识、愿望、意图、信念等。

在AI领域,许多学者对Agent的认知系统进行了研究,较有影响的是BDI模型[1]。为了描述Agent,应该采用哪些意识属性呢,对此,已有大量的研究工作[2],并在模糊逻辑和模糊认知图方面也有很多研究[3]。

经典命题和一阶谓词逻辑不能描述Agent的BDI结构。Agent的信念、目标和意图等意识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模态算子,可以采用模态逻辑的形式进行推理和表示。Agent的理论研究通常基于正规模态逻辑,但正规模态逻辑存在“逻辑全知”问题。这一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如副作用问题、传递问题等给Agent理论研究带来了困难,例如正规模态逻辑在逻辑蕴涵下是封闭的[4,5]。采用广义系数的方法表示Agent的相关性也是对改进经典逻辑推理的一个探索[6]。

为了描述各种不确定的和不精确的概念,人们引进了模糊逻辑,本文提出了一种关于Agent的模糊认知逻辑,该方法用数字来表示模糊事实,用模糊逻辑来获取知识。

1模糊认知逻辑的表示和推理

1.1经典逻辑表示知识的局限性

经典逻辑中有蕴含的概念,当且仅当P→Q是重言式时,称P蕴涵Q。当条件为真的时候,结论一定为真。规则可以表示知识,例如婴儿饥饿时啼哭,用经典逻辑表示为: $(V x) ((Η (x) \land B (x)) \to C (x)) \Rightarrow C (x)$ 。但是经典逻辑没有办法表示规则的可能性的量度。模态逻辑增加了当条件成立,推导结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也没有给出可能性的量度,因此我们引入了一种模糊的认知逻辑。

1.2知识不确定性的表示

我们采用命题逻辑表示婴儿饥饿时候哭泣为, $(B \land Η) \to C, B$ 表示婴儿,H表示饥饿,C表示哭泣。当婴儿会用语言来表达饥饿,就会比较是哭泣和说话哪个更方便地获取食物,通常情况下,说话能方便地获取。该知识可以表示为: $(B \land Η) \to S$ 。两个知识可以合并为: $(B \land Η) \to C \lor S$ ,但该方法无法表示决策过程。

定义1 定义P→Q: $V (x) Κ (x), Ρ$ 为条件,Q为结论, $V (x)$ 表示是条件概率; $Κ (x)$ 表示条件和结论同时发生的概率。

$V (x)$ 的取值范围为[0,1],1表示在P条件下推理知识为真;0表示P条件下推理知识为假;当值处于0和1之间,表示在P条件下,知识不确定量度。同理 $Κ (x)$ 表示条件和结论同时发生的概率。例如婴儿饥饿时啼哭的知识可表示为: $(B \land Η) \to C$ : $V (1)$ ,婴儿饥饿时说话的知识可表示为: $(B \land Η) \to S$ : $V (0.3)$ 。

1.3条件不确定性的表示

定义2 定义Pm→Q: $V (x)$ 表示条件的不确定性。m的取值范围为[0,1],1表示条件为真,0表示条件为假,处于0和1之间的值表示条件的可信度。

例如刚出生的婴儿饥饿时候啼哭的知识可以表示为: $(B^{1} \land Η^{1}) \to C$ : $V (1)$ 。若婴儿已经长大些,当不是非常饥饿的时候啼哭,表示为: $(B^{0.3} \land Η^{0.8}) \to C$ : $V (1)$ ,条件的取值是根据专家的经验而来的。

推理1 根据定义1,条件非的值为1减去原条件值,表达式为:⇁Pm=P1-m。例如已知P0.8的值,那么条件非的值为P0.2,计算过程为:⇁P0.8=P1-0.8=P0.2。

组合条件包括合取和析取,求组合条件值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采用较为简单的方法求解。

定义3 当组合条件为合取关系时,结论和条件中的每一个值均有关,组合条件值m用条件值的积来表示,表达式为:

m=m1×m2

例如 $(B^{0.6} \land Η^{0.8}) \to C$ : $V (0.7)$ 的条件是一个组合条件,那么其组合条件的值为:m=0.6×0.8=0.48。

定义4 当组合条件为析取关系时,组合条件值m取条件值中的最大值,表达式为: $m = \max (m_{1}, m_{2}, . . ., m_{n})$ 。

例如 $(A^{0.5} \lor B^{0.8}) \to C$ : $V (0.9)$ 的条件是一个析取条件,其组合条件的值: $m = \max (0.6, 0.8) = 0.8$ 。

1.4知识的推理计算过程

推理2 根据定义1,当结论仅有单个前提推导出来,条件和结论同时发生的概率值为条件值和知识条件概率的乘积,表达式为: $Κ (x) = Ρ^{m} \times V (x) = m \times x$ 。

例如求解中P0.6→Q: $V (0.3) Κ (x)$ 的值,可以采用: $Κ (x) = Ρ^{0.6} \times V (0.3) = 0.6 \times 0.3 = 0.18$ ,故公式可以表达为:

P0.6→Q: $V (0.3) Κ (0.18)$

推理3 根据定义1,当相互独立的析取关系的知识表示同一个结论时,新知识值为: $Κ (x) = x_{1} + x_{2} - x_{1} \times x_{2}$ 。

例如婴儿饥饿和生病的时候都会啼哭,这是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知识。已知婴儿饥饿时哭泣的知识, $(B^{0.6} \land Η^{0.8}) \to C$ : $V (0.7) Κ (x)$ ,根据定义3和推理2的规定求得: $Κ (x) = (0.6 \times 0.8) \times 0.7 = 0.336$ ;另外还有表示婴儿哭泣的知识,例如婴儿生病时哭泣的知识,表达式为: $(B^{0.3} \land Ι^{0.7}) \to C$ : $V (0.6) Κ (x)$ ,同理可以求得: $Κ (x) = (0.3 \times 0.7) \times 0.6 = 0.126$ 。在求得两个知识的结论值时,根据推理3的规定,新知识的值为:

$Κ (x) = 0.336 + 0.162 - 0.336 \times 0.126 = 0.42$

1.5知识的更新算法

算法1 结论的值已知,当知识推导出来的值和实际结论的值不同时,需要对知识的量度进行更新,表达式为:

$Κ (x) = Q + x - Q \times x$

例如P0.6→Q0.5: $V (0.3) Κ (x)$ ,根据推理2可以求得: $Κ (x) = Ρ^{0.6} \times V (0.3) = 0.18$ ,求得的值0.18和原来的值0.5不同。我们利用算法1可以得到值为: $Κ (x) = 0.5 + 0.18 - 0.5 \times 0.18 = 0.59$ ,更新后的逻辑表达式为:P0.6→Q0.5: $V (0.3) Κ (0.59)$ 。如果结论一直保持0.5不发生变化,当第11次更新后知识的值趋于一个恒定值:P0.6→Q0.5: $V (0.3) Κ (0.714285)$ 。该算法一般情况下收敛速度比较快,但是不能最终完全达到实际结论值,当推导出来的结论值和实际结论值比较接近时,会出现无法收敛的情况,在结论值大于条件值的时候也无法收敛。

2模糊认知逻辑的反向推理

2.1条件的反向推理

定义5 当结论值已知,引入对条件的评价值来表示知识的可信度的方法,如P↔Q: $V (x_{1}, y_{1}) Κ (x_{2}, y_{2})$ ,其中Q为条件,P为结论,y1的值相当于条件概率。

y1的取值范围为[0,1],1表示在此结论下,条件出现的可能性为真;0表示在此结论下,条件出现的可能性为假;当值处于0和1之间的时候,在此结论下,条件出现的可能性的量度。这种推理方法称为反向推理。

例如我们还以婴儿哭泣为例,当婴儿啼哭是因饥饿的知识可表示为 $(B \land Η) \leftrightarrow C$ : $V (1, 0.9)$ ,婴儿啼哭是因为生病的知识可表示为 $(B \land Ι) \leftrightarrow C$ : $V (1, 0.8)$ 。

2.2知识的反向推理

推理4 根据推理2和定义6,当条件由单个结论推导出来,条件的值为条件和知识的条件概率的乘积,表达式为:

$Κ (x, y) = Q^{n} \times V (x, y) = n \times y$

假设知识为:P↔Q0.8: $V (x, 0.7)$ ,求P的值。可以采用推理4的规定: $Κ (x, y) = Q^{n} \times V (x, y) = n \times y$ ,知识的表达式更新为:

P↔Q0.8: $V (x_{1}, 0.7) Κ (x_{2}, 0.56)$

2.3条件的更新算法

算法2 当条件的先验概率m和条件推理值y不同时,要进行更新,公式为: $Κ (x, y) = m + y - m \times y$ 。

例如P0.6→Q0.8: $V (x_{1}, 0.7) Κ (x_{2}, 0.56)$ ,假设P的先验概率为0.6,那么通过反向推理知识的更新过程为: $Κ (x, 0.824) = 0.56 + 0.6 - 0.56 \times 0.6$ ,最终知识变成了:P0.6↔Q0.8: $V (x, 0.7) Κ (x, 0.824)$ 。

2.4反向推理的表示

Agent的推导过程是根据条件推导出结论的,认知过程同样需要从结论推导出条件的过程,该过程称为Agent的反向推理过程。

根据知识P0.6↔Q0.8: $V (0.8, 0.7) Κ (0.48, 0.56)$ ,采用正向推理可以推出: $Κ (x_{1}) = 0.6 \times 0.8 = 0.64$ ,条件和结论同时发生的概率为0.64,而且P0.6×Q0.8=0.64,根据概率公式,当条件和结论的乘积等于条件和结论同时发生的概率,表示条件和结论是相互独立的事件。

根据知识P0.6↔Q0.8: $V (0.8, 0.7) Κ (0.48, 0.56)$ ,采用反向推理可以推导出: $Κ (x_{2}) = 0.7 \times 0.8 = 0.56$ ,结论和条件同时发生的概率为0.56,而且P0.6×Q0.8=0.64,根据概率公式,当条件和结论的乘积不等于条件和结论同时发生的概率,表示条件和结论非相互独立的事件。

可以根据知识画出模糊认知逻辑有向图,在结点内标识事件的概率,有向弧线标识条件概率,结点旁边标识条件和结论同时发生的概率;若条件和结论是相互独立的事件,弧线用虚线表示,若条件和结论有联系,弧线用实线表示。

3关于Agent的模糊认知逻辑

3.1用模糊认知逻辑表示Agent

定义6 Agent=(State,Knowledge,Belief,Intention,Input,Output)元组的含义如下:

State:Agent的内部状态,简化为时间值;Knowledge:Agent的知识,包括事实、规则;Belief: Agent的信念,是指导认知过程的原则;Intention:Agent的行为目的,包括动作流程;Input:Agent的信息输入;Output:Agent的信息输出。

规则R0表示不幸福的时候会饥饿;规则R1表示婴儿饥饿的时候会哭泣;规则R2表示哭泣的时候可以吃奶;规则R3表示吃奶后可以幸福。

Baby.Belief:{nexttime.happiness>now.happiness}表示婴儿增加将来的幸福值。

Baby.Intention:{Cry→Eat}表示婴儿为了增加幸福值选择哭泣和吃奶。

Baby.Input:{Eat0.7}表示婴儿吃奶。

Baby.Output:{Cry}表示婴儿哭泣。

3.2用模糊认知逻辑表示Agent的认知过程

算法3 根据Belief搜索Knowledge中满足条件的知识,并把查找到的知识按照顺序记录下来,放在Intention里面。然后进行实施意图,记录Input的值和Output的值,更新知识。以婴儿饥饿啼哭为例说明该算法2。

(1) 从Baby.State中获取happiness=0.2,根据Baby.Belief要增加将来的幸福值,对Baby.Knowledge进行搜索。

(2) 从Baby.Knowledge的搜索中获取R0、R1、R2、R3的知识序列,可使happiness增加。把R0、R1、R2、R3的结论放置在Baby.Intention中,R0、R3的结论是属于Baby.State,故消去。

(3) 实施Baby.Intention里面的意图,更新R0的值为: $(⇁ Η a p p i n e s s^{0.2}) \to Η u n g r y$ : $V a l u e (1) Κ (0.8)$ ;更新R1的值为: $(B a b y^{1} \land Η u n g r y^{0.8}) \to C r y$ : $V a l u e (1) Κ (0.8)$ ;更新规则R2的值为:Cry0.8→Eat: $V a l u e (1) Κ (0.8)$ ;规则R3输入的Eat值为0.7小于规则R2的结论,是因为规则R2的结论是Baby的愿望,而规则R3的条件是事实,故R3更新为:Eat0.7→Happiness: $V a l u e (1) Κ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