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结构分析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逻辑结构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关键词:道德逻辑体系;道德真理逻辑;道德价值逻辑;道德选择逻辑;道德悖论摘要:道德逻辑体系的认知结构是由求真的道德真理逻辑、向善的道德价值逻辑和求善的道德选择逻辑构成的。三者之间也存在一种逻辑关系:其间,求真逻辑是认识前提,向善逻辑是推演方向,求善逻辑是判断环节。

第一篇：逻辑结构分析论文

《庄子》内七篇的逻辑结构

【摘要】《庄子》内七篇之间存在着一种次第展开的因果递进关系。《逍遥游》从时间和空间的开阔视野揭示了逍遥的理想境界;《齐物论》从道的高度突破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让我们开出一个平等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养生主》以技写道，讲我们如何养生;《人间世》揭示了人世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心斋以对;《德充符》贱形贵神，为我们揭示人性的光芒;《大宗师》以真人写真知，让我们看到笑对生死的局面;《应帝王》用心若镜，揭示了内圣外王的奥秘。对内七篇的逻辑结构进行清晰地梳理是我们正确、深刻理解庄子思想的基础。

【关键词】庄子;内七篇;逻辑结构;启示

《庄子》一书是道家学派经典著作之一，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书分为内篇、外篇及杂篇。因成书时间较早，从晋朝开始人们就对《庄子》一书的真伪性进行辨析，其中最普遍的观点是外篇、杂篇皆有伪作，但《庄子》内篇是庄子所作应确认无疑。《庄子》内七篇既是一个整体，其各部分又有自己的逻辑和主旨，且它们彼此关联，已是历代学者的共识。正如憨山德清评价《庄子》：“一部全书，三十三篇，只内七篇，已尽其意，其外篇皆蔓衍之说尔。”大约自成玄英以后，学界对内七篇的解读也延续了成玄英的路数，多认为《庄子》内七篇之间“相因之次第”。因此，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庄子》内篇逻辑结构领悟庄子真正的思想主旨。

一、学界已有的代表性观点

古往今来，《庄子》的内七篇一直是研究庄学的重中之重，不同的学者对内七篇的结构解读具有不同的见解。

从现存文献来看，初唐时期的成玄英是最早系统阐述《庄子》内七篇之间关系的。他的《庄子序》云：“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所以《逍遥》建初者，言达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者适，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夫无待圣人，照机若镜，既明权实之二智，故能大齐于万境，故以《齐物》次之。既指马天地，混同庶物，心灵凝淡，可以摄卫养生，故以《养生主》次之。既善恶两忘，境智俱妙，随变任化，可以处涉人间，故以《人间世》次之。内德圆满，故能支离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随物升降，内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鉴，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会内之极，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师》次之。古之真圣，知天知人，与造化同功，即寂即应，既而驱御群品，故以《应帝王》次之。《骈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为题，既无别义，今不复次篇也。”

德清《庄子内篇注·大宗师》总论内七篇的逻辑关系时说：“庄子著书，自谓言有宗、事有君，盖言有所主，非漫谈也。其篇分内外者，以其所学，乃内圣外王之道。谓得此大道于心，则内为圣人;迫不得已而应世，则外为帝为王。乃有体有用之学，非空言也。且内七篇，乃相因之次第。”关于《庄子》内七篇的逻辑结构，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清晰、准确的论述：“《庄子》内七篇是一个逻辑整体。内七篇的篇章结构中，《逍遥游》虽放在篇首，但却不是庄子哲学的逻辑起点，毋宁说倒是庄子感悟生命的心路历程的终点。庄子哲学的本质或理想是‘游’，‘游’意味着‘心’对‘形’的超越，亦即心灵在超越外在存在形态之后对内在生命本性的复归。庄子哲学之‘游’的精神苦旅是经过一系列艰难苦涩的精神超越完成的。此种‘超越’先后经历了‘知’的遗忘，‘形’的消解，‘世’的历练，‘德’的内充，‘道’的复归，最终获得‘心’的‘逍遥’，成为自己生命世界的‘帝’和‘王’。”

二、内七篇的逻辑结构

《庄子》内七篇虽然各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但从整体内容上看，相互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内七篇的文章次序反映了庄子以人间事为起点最终走向逍遥的境界。《逍遥游》是庄子哲学的总纲，它说明了庄子最终希望达到的人生境界。对于庄子来说，“逍遥游”是“心”在世间的游，是精神上或心灵意义上的“游”。而这个“游”就是让精神摆脱是非对错、功名利禄、尘世等一切“有”的限制，从而进入能消解一切束缚的“无”中，也就是庄子的“自由”。

那要想达到这个逍遥的境界，我们需要怎么做呢？庄子认为天地万物的生命本性是“道”，生命世界的本真之境也是“道”，“道通为一”就是天地万物的生命整体性。“形”和“成心”对生命本性的遮蔽。“成心”来自“形”的限制，而“形”不僅指人的肉体，还包括一切生命存在的外在形态。《齐物论》是追求逍遥圣人的出发点，故次之《逍遥游》。“齐物”旨在化解“成心”对本真生命世界的遮蔽。即改变了对物的认识，把世界的多样性、差别性融合在“道”中。

对普通人而言，如果可以达到齐物的境界，那么心灵状态就不随外物而转移，也就是有了积极的心态能够坦然面对生死，从容地活着，所以《养生主》次之。庄子的“养生”论的要旨是在拥挤的世界中找到一个栖息之地安逸生活。这就涉及“虚”和“忘”，一种不同的对待生命的态度或思维方式。而精神对于生命来说是最为根本的东西，也是养生的“主”。庄子的问题发生在“人间世”，他思考的始终是如何摆脱人间世中生命存在的困境，寻求生命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他的“养生”在根本上就是如何处理“形”与“心”的关系，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关系。就如同庖丁解牛一样，我们可以寻找生活的缝隙，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自由、内心的自由得以展开。

“人间世”是庄子“游”向“自由”的开端，庄子的“问题”或“困境”发生在人间世，它表现的就是庄子所感受到的生命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人间世》的要旨也就是虚心委形于“人”和“世”之间。“世”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或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世界的主体，“人”与“世”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间世》告诉人处于这个矛盾丛生的大千世界，应保持虚心安命、委形于世的存在方式。

《德充符》使得世人能处于繁杂的人世间而保持本真，对万物能够保持本真的认识，而与万物彼此一致。庄子在这篇文章中列举的一系列人物多是形态丑陋的残疾人，但这些人却显得很独特、可爱。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无视这种残疾，或者说在精神上超越了这种残疾。道的得失与否，不在于形的全与不全，而在于精神的达与不达。形体是外在的，而精神是内在的。高境界的人在外在形体上不一定完满，但内心境界却是崇高而充实的，这种内心世界，使得生命自然流露出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人，即生命的美。

庄子认为，“道”自本自根、无为无形，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大宗师》是要人宗“天”师“道”，“天”是自然本真的生命世界，“道”是一条通“天”的“路”，亦即回归本真与自然，获得本真生命体验的途径和方法。庄子希望这个世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能够以某种方式得以“消解”，回归自然本真的生命世界，从而安顿心灵和形体。

庄子哲学的本质是生命哲学。《应帝王》中的“帝王”不仅指政治意义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指在生命的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帝王。在庄子的精神世界中，无论做“外王”意义上的“帝王”，还是生命意义上的“帝王”，都需要一种相同的心态或思维方式，就是“应”。如果一个人将自身品德与生命历程都发挥到极致，就能做到主宰处于天地间的自己，因此内七篇以《应帝王》终结。

三、《庄子》内七篇带来的启示

《庄子》是关于心灵超脱的生命哲学。它的表达形式多样，文字汪洋恣肆，意境雄浑飞越，想象奇特丰富，情致高迈旷达。时至今日，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虽与之前的大不相同，但在庄子中仍旧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参考，带给我们无限的思考与启示。

庄子通过引用寓言故事表达其思想。《莊子》全书有颇多寓言故事，从这些寓言故事表现了庄子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魅力。从庄子笔下，人们可以领略庄周梦蝶是怎样的故事，可以看到庄子如何通过庖丁解牛、梓庆鬼斧神工、大马捶钩之绝技、轮扁得心应手等故事描写平凡人的不凡。不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小技艺，只要能够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去做，最后方可登峰造极。即所谓的“道以艺载，技进于道”，庄子孜孜追求的道与真实的世界紧密相关。

在庄子看来，人应该倾心于精神的自由，求诸个人心灵的安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应该追求道，并在道术中生活。实际上，道是人的本性，它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道对于人的重要性，就像水对于鱼一样重要。当鱼在深水中遨游时，鱼不仅忘却了自己，也忘却了水的存在，此时的鱼与水是一体的，它也是最快乐的。当人合乎道的时候，人不仅忘却了自己，也忘却了道，此时人是最快乐的。庄子对于现实世界有着深刻的穿透力，他的看透旨在更好地生存和远大的追求。

总而言之，《庄子》的内七篇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思路，各篇阐释的核心观念在内在逻辑思路上是循序渐进的，并不断扩展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逍遥”“道通为一”“缘督以为经”“世的历练”“德的内充”“宗天师道”“顺应自然的帝和王”等应对人世的重要法则，也能够看到庄子对人生、生命、心灵的眷念与爱护。庄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心灵的完善，做自己心灵的主人。人生在世，人们的生活会出现种种可能，或许形体残缺，或许穷困潦倒，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可以顺应自然，可以做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期望《庄子》的每一位读者都可以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却仍能游刃有余。

参考文献：

[1]徳清.庄子内篇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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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7]李振纲.论庄子思想之美[J].哲学研究，2011，（7）.

[8]李振纲，胥士元.心灵苦旅中的生命放歌——解读《庄子·逍遥游》[J].现代哲学，2009，（5）.

作者简介：

王丽珍，女，甘肃酒泉人，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逻辑哲学、分析哲学。

作者：王丽珍

第二篇：道德逻辑体系的认知结构

关键词: 道德逻辑体系;道德真理逻辑;道德价值逻辑;道德选择逻辑;道德悖论

摘 要: 道德逻辑体系的认知结构是由求真的道德真理逻辑、向善的道德价值逻辑和求善的道德选择逻辑构成的。三者之间也存在一种逻辑关系:其间,求真逻辑是认识前提,向善逻辑是推演方向,求善逻辑是判断环节。求善逻辑以认知结构的终点形式为道德实践逻辑奠定了一种逻辑前提,在根本上影响到道德实践逻辑的价值实现。

文献标识码: A

Cognitive Structure of Moral Logical System

QIAN Guangrong(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moral logical system; moral truth logic; moral value logic; moral choice logic; moral paradox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moral logical system is composed of moral truth logic pursuing the truth, moral value logic aiming at the good, and moral choice logic pursuing the good. Logical relationship exists among the three parts, in which truth logic is the cognitive premise, value logic is the direction of deduction, and choice logic is the link of judgement. As the end of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choice logic provides the logical premise for the logic of moral practice, thus essentially influencing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the moral practical logic.

面对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问题,逻辑学和伦理学应改变“自娱自乐”的老作风,为人类提供可应对挑战的精神食粮。然而,作为“思维科学”的逻辑学却不大关心人们的科学思维,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科学却不大愿认真指导社会的道德实践,反而津津乐道于日渐复杂的话语系统和经院式的表达方式,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学问”,让其他学人不易看得懂,更令普通民众望而怯步。

其实,逻辑学和伦理学这两门古老的科学都来自社会生活,都并不神秘或不应该神秘。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康德的先验逻辑,再从黑格尔的唯心论辩证逻辑到列宁的唯物论辩证逻辑,逻辑的对象和核心问题都是规律,凡有规律可寻之处就存在逻辑问题,合乎逻辑就是合乎规律,逻辑的意义就在于反映规律,逻辑学就是研究规律的学问。事物的逻辑就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思维的逻辑就是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思维规律(规则),而实践的逻辑就是反映“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规律,能够正确反映和表达这些规律就是合乎逻辑,反之就是不合逻辑。逻辑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发现、说明和把握主客观现象的规律,凡是有规律需要说明的地方逻辑学就应在场。逻辑悖论或悖论逻辑,是可以用“三要素”给予建构和说明的特殊逻辑,反映的本是客观事物的特殊规律,因而其“自相矛盾”是合乎逻辑的。道德悖论现象是道德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逻辑问题,其善与恶相对立的自相矛盾现象表明它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殊规律,同样可以用“三要素”方法加以建构和说明,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伦理学的对象是道德(也有学者认为,伦理学的对象是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及其价值,道德的广泛渗透性特点使得道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社会和人的发展与进步不可一刻离开道德价值的引导和梳理,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尤其是这样,否则人们就会因“道德失范”而感到“困惑”,失却内在的精神动力。如果说逻辑学是指导和帮助社会和人思考如何“合规律”地生活,伦理学是指导和帮助社会和人思考如何“合目的”地生活,那么促使两者“相适应”和“并列”就是一个逻辑与正义相关联的逻辑问题。逻辑学和伦理学的学科人都应当具备有这样的“学理性冲动”。

笔者研究道德悖论现象以来,一直有人在运用逻辑悖论的方法质疑“道德悖论”的科学性及道德悖论研究的话语权,对此,笔者曾在相关文章中作过较为集中的应答。①

如果说那些文章言说的道理已经表现出某种逻辑力量的话,那也是“纠缠”于道德悖论现象研究的方法而没有真正立足于道德悖论现象研究的本身。笔者渐渐有了这样的觉悟:关于“道德悖论是不是逻辑悖论”或“是不是纯粹逻辑悖论”的争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德悖论现象研究在何种意义上与逻辑悖论研究“并行”和“相适应”,并在此前提之下寻找和拓展自己的“拐点”,延伸自己的生命线。有学者指出:“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胡塞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之所以有巨大的精神创造性,缘于他们能抓住常识问题中的破绽,他们有异乎寻常的辨别细微差异的能力。”他称这些大师对人类思维最大的启发性贡献就是寻找创造新理论的“拐点”。[1]此言甚是!我等与这些大师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但生逢变革与创新的年代,寻找“拐点”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学人需要具备的职业良心和责任。

基于这种觉悟和认识,笔者不打算再纠缠于“道德悖论是不是逻辑悖论”或“是不是纯粹逻辑悖论”的争论,开始立足道德自身的逻辑问题②

,在与逻辑学和伦理学“并行”和“相适应”的前提之下探究道德现象“常识问题中的破绽”,寻找和发展支撑道德悖论现象研究的“拐点”。

道德真理逻辑:求真

道德真理逻辑是道德逻辑体系的基础,其对象是道德与经济、政治、法制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揭示和叙述这类客观逻辑关系的真实面貌说明“道德是什么”。就是说,道德真理的逻辑方向或反映的规律是求真,其知识形式属于真理观范畴。因此,证明道德真理科学与否或科学水平如何,只能放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的实践中去检验,能够经得起经济、政治、法制建设的实践检验方可视为道德真理,反之则不是。用以检验的标准,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是“相适应”,即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和要求相适应,不相适应就是不合逻辑,就不是道德真理;而形而下的实用形式则是“有助于”,即有助于维护和促进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制建设。可见,道德真理逻辑的本质在于反映一定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规律,合规律性是其逻辑力量的根源和真谛所在。正因如此,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道德真理逻辑都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那个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的理论来源,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道德真理逻辑的“真理性”所反映和体现的多是一定历史时代的统治者的道德意志。历史上道德真理逻辑的知识都是以伦理思想的文本记载的,内涵和形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成果,叙述的是当时代的人们(在阶级社会则是统治者及其士阶层)对道德与经济、政治和法制等社会存在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另一种是在第一种理论成果的指导之下,具体揭示和叙述特定社会里的道德与经济、政治和法制之间的逻辑关系,直接从道德上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后一种受到前一种的深刻影响,实际上是前一种合乎逻辑推演的结果。因此,从思维逻辑来看,要科学地建构道德真理逻辑,关键是要坚持和运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以前,道德真理逻辑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相对性(片面性)和有限性,不可能是彻底的,不可能真正揭示和说明道德与经济及“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之间的逻辑关系,统治者及其士阶层为了提升道德真理知识的逻辑力量,惯于在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做文章,把现实社会的道德现象根源推到彼岸世界或人自身,用先验的预设形式宣示道德理论“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性,使之具备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这种虚拟的道德真理逻辑,在中国封建社会主要表现为“天命”观、“天道”观、“天理”观以及与生俱来的“性善”论。在黑格尔那里,则是可以外化并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异在方式表现的“绝对观念”(他以“逻辑学”的范式,对这种“绝对观念”作了完整而精彩的唯心主义推演和论证)。这类形而上学的道德本体论,以其虚拟的方式掩饰了阶级社会里道德与经济及“竖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客观关系,因此是不合逻辑的,但从主观逻辑来看,却反映了阶级社会里道德与经济及“竖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层建筑之间特定的“相适应”的客观关系,“有助于”阶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又是合乎逻辑的。在阶级社会,私有制必然合乎逻辑地产生普遍的私有观念,而普遍的私有观念是不利于统治阶级集团维护其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要求的,这就在社会历史条件的意义上为虚拟和建构形而上学的道德本体论提供了“客观依据”。

实际上,道德作为“实践理性”,其根源和本质是无须用本体论加以证明的,更无须用先验的本体论加以证明,因为道德理论思维的对象和基础是现实社会的道德经验现象。它只是表明,在道德真理逻辑中建构和推崇先验的本体论只是阶级社会里的特有现象,并不具有永恒和普遍的意义。这样说,不是要否认人类在建构道德真理逻辑中需要运用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

道德真理逻辑的知识和学科形态是多以文本的形式建构和表达的伦理学。历史地看,伦理学的内容体系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但其逻辑对象却无一不是社会的、历史的,所要回答的本质和规律问题都是“道德是什么”。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伦理学由史以来关于“道德是什么”的绝对真理的对象其实只有一个。伦理学的理论叙述方式乃至范畴形式可能会是个人的,但其对象和实质内涵必须是社会的、历史的,具有社会公认度和公信力。一个人可能会创建反映他“一家之言”的伦理学,但他的“一家之言”不应背离“道德是什么”的求真逻辑和绝对真理,而只能是围绕“道德是什么”丰富和发展求真逻辑和绝对真理的内涵,表达个人的叙述风格和个性特征,所谓“一家之言”的本质内涵必定是“大家之言”。不作如是观,“一家之言”就不可能合乎道德真理的建构逻辑,获得社会的公认度和公信力,无益于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不要以为,花了许多年的工夫写就了关于道德的宏篇巨著,冠之以“伦理学原理”,它就是了。真正的伦理学原理不应当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路径,侈谈“道德是什么”。

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出现的道德价值多元化和“道德失范”时,人们需要道德真理给予合乎逻辑的解读,以排解“道德困惑”,因而需要发展道德真理逻辑,这样的解读和发展不可离开唯物史观的视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赢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包括人在思想道德方面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诸多“道德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变革,以及随之引发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它们呼唤着伦理学的“原理”给予合乎逻辑的解读。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是到变革的实践中去寻找理论创新的逻辑力量,还是希冀“多元主义的解放”或“德性伦理”的回归,难道还需要太多的“见仁见智”的争论么?

道德价值逻辑:向善

道德价值是关于道德价值的观念和标准及践履道德价值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称,观念、标准、准则和规范是其基本范畴。道德价值的对象是人关于理想生活的意象和目标的价值祈求,即道德与理想生活之间的主观关系或“思想关系”。道德的广泛渗透性特点多体现在道德价值方面,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家庭等“私人关系”和“私生活”领域,凡涉及到观念、标准、准则和规范问题,一般都包含这样的“思想关系”,具有道德价值,涉及到善恶评价的道义问题。

道德价值作为特定的观念、标准、准则和规范历来都是由社会提出并加以倡导的,即所谓“价值导向”,个人可以内化观念、恪守标准、遵从准则和规范,却不能提出和倡导观念、标准、准则和规范。社会提倡的道德价值无疑都是引导人们向善的,所以道德价值的本质和逻辑是向善,这是其逻辑建构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它通过叙述和诉诸主体实存状态与其希冀的理想之间的某种(或某些)价值联系,说明和告诉人们“道德应当是怎样的”,引导人们向善。

如果说,一切价值关系都具有假设(或预设)的特性,那么在道德价值关系中这种假设特性就更为明显,“假设-理想-实现”是道德价值逻辑最基本的推演形式。中国古代关于道德价值假设最为经典的记载,要数《礼记•礼运》的如下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一统”的“封建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就是基于道德价值的假设而描绘的。假设是道德价值的本质特性,没有假设也就无所谓道德价值。这一本质特性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关于“道德应当是怎样的”的假设似乎可以由心而发,随心所欲,不存在什么规律和逻辑问题。其实不然。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体,假设任何理想生活的意象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某些)实在的价值。虽然,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下人们假设某种“想当然”的向善目标或许是必要的,如同中国古人假设和追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目标那样,但是,这不应当是人类假设向善目标的普遍原则和真谛所在。如果“讲道德”的价值追求仅仅停留在“讲讲”的精神愉悦上面,不顾“讲”的结果是否真实地实现了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岂不成了一种装潢社会和人生的形式了吗?这样的向善导向其实是在误导社会和人生!如此看来,向善的合目的假设也是有其合规律性的特殊要求的,这就是“可望而可及”,或虽“可望而不可及”却有不可忽缺的意义。

道德价值逻辑的向善知识具有超验的特点,体现这一特点的语言命令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应当”;道德价值逻辑的知识体系就是依照“应当”的命令建构的,抽去“应当”也就不合其逻辑了。不少年来,学界一直有人主张倡导“普世伦理”和“底线道德”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对此人们见仁见智。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其主张倡导的“普世伦理”和“底线道德”如果属于“应当”范畴,那还是应该引起关注的,反之就大可不必了,因为那样的“伦理”和“道德”已不属于道德价值逻辑范畴。

道德价值逻辑的“应当”表达和传播方式与道德真理逻辑有所不同。求真逻辑的知识一般是以文本方式表达和传播的,而向善逻辑的知识除了文本以外更多的则是以社会经验和风俗习惯的方式表达和传播的,形成一种广泛渗透、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儒学伦理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多是以文本方式记述和传承的,道德真理问题与道德价值问题混为一体,这造成了一种误导:以为读了儒家经典文本就掌握了道德真理和道德“真谛”,既可以做“智者”(“学问人”),又可以做“圣人”(“道德人”)。实际上,道德价值一旦成为文本知识,“读道德书”和“做道德人”就成了两码事。一位从未读过道德书的文盲村妇,不会因为贫穷而偷盗,因为向善逻辑的经验和习惯所建构的社会氛围已经使她成为“道德人”。而一个熟读经书的文化人虽可成为“智者”却也可能会同时成为伪君子,干出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情来,原因就在于他只把道德经典当作“道德书”来读了,没有经过村妇那样的洗礼。须知,当“读道德书”的人只是把书中的向善逻辑知识当作求真的逻辑知识来追问的时候,他可能会成为“智者”(“学问人”),但不一定能够成为“圣人”(“道德人”),他可以去应对涉及道德知识的考职和说教,却难能担当社会和人生的责任;当一个社会形成这样的“读书风气”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道德学问”可能会很发达,但这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却恰恰可能会因此而低迷。中外伦理思想史上有一种现象:一些本属于道德价值逻辑的道德经验被当作了道德理论逻辑载入了道德文本,被当作道德真理教导着一代代新生人人类。

如《论语》记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镁,不成人之恶”,当代歌曲“如果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爱的奉献》)等。

事实证明这容易产生“道德教育误导”,使受教育者误以为只要我能够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别人也就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了。这种误导所积累的效应必定是悖论性质的,即在培养真心实意“讲道德”的仁人君子同时,培养了假仁假义“讲道德”的伪善小人,而后者通常是以前者“讲道德”的成果为寄生条件的。

需要注意的是,向善只是道德价值的逻辑方向或趋向,并不就是道德价值的逻辑走向,更不是道德价值本身。“方向”和“趋向”反映一种“势”,表现的是道德价值的观念、标准、准则和规范可能成为实际的道德价值的“势”;“走向”展现一种“走路”的“方向”,表达的是道德价值付诸实现的路径。因此,向善不等于就走向善,走向善(路径)也不等于就获得善的结果。就是说,道德价值逻辑的向善只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可能形式,并非就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际路径,更不就是道德价值事实本身。因此,以为有了道德价值的向善的逻辑体系就可以赢得社会和人的道德进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如何理解和把握道德价值的向善逻辑以将道德价值的可能转变为道德价值的事实?这是另一个道德逻辑话题,此处暂不展开。

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向善的道德价值逻辑的建构和评价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关于道德价值评价的标准大体是:将道德评价的标准等同于道德价值的观念、标准、准则和规范,与此相符就是合乎道德,反之就是不道德。这种“用尺子量尺子”的评价范式,缺失客观内容,掩盖了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道德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向善的逻辑方向自然也是一种历史范畴,虽然人类社会由史以来一直传承着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向善因子。

在一定社会里,道德价值总是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的统一体,这是道德价值的求善逻辑一个重要特征,片面强调道德价值的一元化或多元化都是不合逻辑的。而关于道德根源和本质的真理则只能是一个。人类面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感到最熟悉而又最复杂的问题是价值问题,面对道德价值问题的感觉更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对同一种价值的认同和选择,不仅不同时代的人们会“见仁见智”,而且同一时代的人们也会,甚至面对一个具体的伦理情境的道德价值选择,不同的人也完全可能会如此。

道德选择逻辑:求善

道德选择即道德行为选择。道德行为是指在一定的道德认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有利于社会或他人的行为,因此,道德行为选择也就是关于道德价值的选择,逻辑指向是求善。以往的一些伦理学论著把有害于社会或他人的行为也列入道德行为,这是不合逻辑的。

作为道德逻辑体系内在结构的一个层次,求善的道德行为选择只受善良动机即“他人意识”、“集体(社会)意识”的道德认识和情感的支配,这是它的逻辑终点,也是道德逻辑体系的外在结构即道德实践逻辑的起点。然而,很多人对这个逻辑环节却不大关注,忽视它至少涉及到的两个重要的逻辑问题。

首先是求善选择与向善标准是否合乎逻辑的问题。道德行为选择的向善的道德价值标准,只有在一致或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起求善与向善之间逻辑关系,为求善的道德行为选择及价值实现奠定逻辑前提,选择才有道德意义。如果选择的动机是出于求善,而选择的价值标准却不是向善的,或虽是向善的却不适合所选行为的向善要求,那么这样的选择就是不合逻辑的,就会因失去求善的逻辑前提而使求善的行为合乎逻辑地同时走向“求恶”,最终演绎出道德悖论现象。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里有一位乐于助人的焦淑红,为帮助揭不开锅的懒汉把自家的粮食赠送给他,结果那懒汉因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反而变得更懒了。焦淑红求善的选择没有错,她的错在于选错了不合适的向善标准——仅是助人以物而没有助人以神。

其次是求善选择的自由与必然(责任)是否合乎逻辑的问题。自由与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伦理学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道德选择中,自由与必然的问题亦即自由与责任的问题,两者的关系如何认识和对待涉及到主客体方面诸多具体的逻辑问题。比如:求善的选择自由是否存在责任问题?也就是说,只要出于善良动机是否就可以对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不负责任?中国传统伦理学的道德评价理论对此的回答倾向一贯是持肯定态度的,即使已构成法律上的“过失犯罪”也确认上是“情有可原”的,这就是所谓“动机论”。不能说这种传统的评价意见没有道理,因为“好心办坏事”的情况难以避免,如果因此而给予道德批评,那就会挫伤人们“讲道德”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传统的评价意见毕竟是不符合求善逻辑的,因为它实际上否认了自由与责任之间互为依存条件的逻辑关系。

再比如:求善的选择自由属于思想自由还是行为自由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只属于思想的自由,那其实就否认了求善选择应当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的思想总是绝对自由的,一个人持何种高尚的动机选择他的行为别人是管不着的,但从求善的结果反观之则不可这样看。分析和说明这当中的逻辑问题,涉及到主体求善的条件和环境。主体选择求善需要具备力可从心的条件,否则就会在初始的意义上种下产生“道德悖论现象基因”,在此后由求善到具体行善的过程中会同时“作恶”,最终演绎出善恶同在的道德悖论现象,致使求善的目的不能真正达到或基本不能达到。一个穷国无私地支援别国,却是以本国国民勒紧裤腰带为前提的,这种“高尚”的求善之举合乎道德逻辑吗?一个完全依靠农村父母种地收入(有的甚至变卖家产、卖血)资助其上学的大学生,为了助人为乐而时常慷慨解囊,此种善举是以花费父母的“血汗钱”为代价的,能够给予表扬和提倡吗?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涉及到求善的价值比较问题:按照一些人的观念,帮助他人是“公德”而体谅和孝敬父母属于“私德”,“公德”大于“私德”,因此这位农村大学生应当帮助他的困难同学,否则就是自私,他的行为是该表扬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行为不该表扬的,更不能提倡;其道德价值比较也不存在所谓“大”与“小”的问题,即使在道德价值的评价上可以分出“大”与“小”,也表明它是一个道德悖论问题,需要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环境因素看,主体的求善选择总是要受到环境因素的保障和制约的。保障是有利的环境因素,制约是不利的环境因素,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在主体求善的过程有的是可变的,这就在逻辑起点的意义上影响着求善是否为善的行为选择。由此看,求善的动机虽然是一种“思想自由”,但是却受到多种因素限制的,因此不能不考虑求善的动机是否合乎逻辑的问题。

诚然,求善必定完全为善的情况并不多见,相反,善恶同显同在的自相矛盾情况司空见惯,这本身就是合乎逻辑的,也是研究道德悖论现象之必要性和意义所在。因此,刻意要求人们求善选择必须最终完全为善并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是,若是因此而不追问求善选择是否合乎逻辑那就更不应该了。

由上可知,道德逻辑体系内在结构的三个层次,既不是纯粹的道德主观逻辑,也不是纯粹的道德客观逻辑,而是道德主客观逻辑在人的思维活动中建构的产物,它表明,道德逻辑体系的内在结构是关于道德真理、道德价值和道德选择相统一的逻辑体系,分析和建构这样的逻辑关系至关重要。

道德的求真、向善和求善逻辑的逻辑关系,大体上可以描述为:求真的真理逻辑是道德逻辑的认识前提,向善的价值标准逻辑是道德逻辑的推演方向,求善的选择逻辑是道德逻辑的判断环节,道德逻辑体系的内在结构经由这个判断环节而延伸到道德逻辑的外在结构,进入道德实践逻辑的演绎领域。由此可以看出,道德逻辑体系的内在结构是其向外推延和扩张的逻辑前提,其是否合乎逻辑在前提的意义上影响到道德实践中的逻辑建构问题,也就是说,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和人的道德进步。

参考文献:

[1] 埃德蒙德•胡塞尔.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M].艾四林,安仕侗,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

[2] 尚杰.“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J].世界哲学,2009,(3).

责任编辑:陆广品

作者：钱广荣

第三篇：教育思想的主体结构与内在逻辑

摘要：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形成了以青年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路径等为主体，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青年教育思想体系。教育目标上，强调以“中国梦”引导青年，注重以“理想信念”激励青年;教育内容上，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青年，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青年;教育方式上，强调以“有理想、有担当”鼓舞青年，注重以“模范人物”带动青年;教育路径上，强调以“知行合一”检验青年，注重以“埋头苦干”要求青年。学习贯彻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青年成长;实践创新;内在逻辑

一、教育目标上，强调以“中国梦”引导青年，注重以“理想信念”激励青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参加青年活动，给青年或青年群体写信回信，就青年和青年工作发表讲话，肯定了青年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的生力军地位，赞扬了青年群体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的作用，阐明了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肩负的历史使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青年、服务青年、依靠青年的光荣传统。习近平在客观认识和准确判断青年的重要地位、历史作用和肩负使命的基础上，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推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位青年教育的目标，强调要引导青年自觉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远大理想，注重教育青年自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1引导青年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国家的梦想、民族的梦想，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自然也是每一个中国青年的梦想。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艰辛付出，尤其需要青年一代的积极参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为实现中国梦贡献了青春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就，推进了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趋势更加明顯，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在这种激烈竞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不可替代。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然需要积极培养青年人才、凝聚青年力量、发挥青年的作用。在当前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既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梦的实现迫切需要凝聚青年力量，引导当代青年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就此，习近平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1]在习近平看来，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青年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奉献，而且我们党能否“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努力奋斗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国梦实现的高度强调青年教育引导的重要性，要求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这是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教育的基本目标。

2教育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理想信念对于青年的发展和成长成才具有方向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其中，远大理想是指引青年人生发展的灯塔，确保青年正确的人生方向;坚定的人生信念是引领青年持之以恒努力奋斗的旗帜，确保青年实现高尚的人生发展目标。而且青年是祖国的希望，也是民族发展的依靠力量，这就决定了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不仅关系青年个体人生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且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也就是说，理想信念教育对青年健康成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广大青年只有自觉树立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自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是推动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关于当代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2]这实际上是对青年成长和青年教育工作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自觉树立为推动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自己，练就过硬本领，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抵制各种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自觉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青春力量的决心和信心，努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二、教育内容上，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青年，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青年

习近平既强调了青年教育的方向和目标，也就教育的基本内容提出了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青年，这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得以传承和发展，用优秀传统文化塑造青年，这是提升青年综合素质、增强青年教育工作实效的重要保证。

1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作了高度概括和凝练，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3]31-32这个概括明确了国家、社会及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基本价值准则，为全社会的价值观教育指明了方向。由于青年思想特点、历史地位和肩负使命的特殊性，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意义重大，这不仅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发展和民族凝聚力的强弱，也关系着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复杂斗争中，能否形成思想文化优势、占据主动地位，进而关系着中国梦能否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全面地回答了青年一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和主要途径等问题。首先，青年成长规律、思想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决定了培育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意义。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极易受到外部环境以及各种社会思潮、思想观点、价值观念的影响，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正当其时，它直接关系着我们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习近平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例子极为形象地说明了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意义。他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可以看出，习近平关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思想既立足于青年的成长规律和思想特点，又着眼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发展。其次，关于青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强调广大青年既要严格要求自己，从自身做起，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行动，又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引领者和示范者。再次，关于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方法，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八字真经”要求，这对于青年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青年的成长成才具有全面而深刻的指导意义。其中，勤学是青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修德确保青年人生发展的正确方向，明辨是青年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笃实是青年全面成才的重要保障。

2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教育培养中的作用。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转化和创新，主张全党全社会都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会掌握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创新者。习近平关于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发挥传统文化作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思想观点，反映了其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举措，体现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客观要求，这自然也蕴含着对青年教育和做好青年工作的基本要求。首先，习近平明确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当今时代仍然是推进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武器，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内在力量源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建设者、主导者。因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教育培养中的作用，用优秀传统文化塑造青年，引导青年继承、弘扬和创新传统文化就具有了特殊而深远的意义。其次，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主张继承中华传统美德，特别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的双重视角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要求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再次，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培育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主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利用好、发挥好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年的“熏陶”和“塑造”作用，有助于青年群体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成才。习近平曾就青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作出明确指示。2014年9月9日，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他在同师生交流时指出，应该把古代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4]习近平这一指示为青年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可以看出，引导广大青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掌握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增强文化自信是习近平对青年和青年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殷切期望。

三、教育方式上，强调以“有理想、有担当”鼓舞青年，注重以“模范人物”带动青年

习近平高度重视青年一代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教育和培养。通过培养、提升青年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推动青年健康成长、全面成才，增强青年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习近平关于青年教育的重要方式方法。习近平一方面特别强调要培养青年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鼓舞青年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一代，另一方面又极为重视青年身边“榜样的力量”，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对青年的带动作用。

1教育青年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一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发展。近年来，一批批青年大学生和志愿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心怀远大理想，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或深入基层，走进社区，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服务基层、回报社会;或主动选择到祖国的西部艰苦地区奉献青春力量，为西部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对当代青年这种坚持高扬理想、牢记使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并多次通过参加青年活动发表讲话、同青年座谈以及信件等各种形式鼓励他们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鼓励更多的有志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勇于承担起青年人肩负的社会责任，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一代。2013年12月5日，第28个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际，习近平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高度赞扬了“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同学们“走进西部，走进社区，走进农村，用知识和爱心热情服务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的先进事迹，对同学们“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人生目标“感到十分欣慰”。习近平在回信中要求“本禹志愿服务队”和全体青年志愿者“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梦想、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5]这是习近平对青年志愿者的要求，也是对全体青年的殷切期望，反映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教育成长的基本思想。2003年，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组织实施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此后全国近20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陆续参加西部计划、选择到祖国西部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一大批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满后选择留在西部，继续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獻。这些青年志愿者成为“有理想、有担当”青年的典型代表。2014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给河北保定学院奔赴西部支教的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高度赞扬了西部志愿者群体敢于吃苦、勇于担责、勤于奉献的优秀品质。习近平结合自身工作生活经历，满怀深情地指出：“我在西部地区生活过，深知那里的孩子渴求知识，那里的发展需要人才。”他对奔赴西部的青年志愿者“有理想、有担当”的英勇事迹及其为西部发展所做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习近平说：“多年来，一批批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在西部地区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贡献。”[6]习近平勉励更多的青年人要牢记使命，勇于肩负起青年人的社会责任，主动到基层、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做“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人。

2发挥“模范人物”对青年的带动作用。青年人富有朝气和活力，思维活跃，思想更为开放，能够较快的接受新鲜事物，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等。但是，青年人的这种思想、心理特点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成长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更容易被不同人物言行和外部环境所“影响”，这就需要对青年群体加强思想引导，既要用先进思想理论武装青年，又要注重发挥身边先进模范人物对青年的“影响”作用。习近平特别敏锐地注意到青年人的这种特点，多次强调发挥青年身边“模范人物”对青年的带动作用，引领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此，习近平对青年群体和青年身边“模范人物”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要求青年身边“模范人物”要牢记肩负的社会责任，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谨言慎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先进事迹“影响”广大青年、“带动”广大青年，作好引领广大青年健康成长、全面成才的“表率”，不辜负国家、社会和广大群众的期望。同时，习近平要求广大青少年要主动向身边“模范人物”学习，自觉向先进典型看齐，做积极进取、向上向善的青年人。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这一观点，要求全社会都要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激励引领人民群众“崇德向善”，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7]158可见，在全社会形成学习道德模范的良好氛围，使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见贤思齐”，凝聚传播正能量，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水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反映了习近平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习近平坚持以“模范人物”带动青年健康成长、全面成才的基本观点。

四、教育路径上，强调以“知行合一”检验青年，注重以“埋头苦干”要求青年

实践是知识的源泉，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青年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而这种学习不仅仅是向书本学习和单纯的理论学习，还要主动向实践学习，自觉接受实践锻炼和实践检验。首先，投身社会实践能够使青年的所学、所想、所思接受检验，进而使青年学习和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内在的素质和能力;其次，青年只有积极走进社会、深入基层、参加实践，才能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并利用所学服务社会、回报社会。习近平多次强调参加社会实践对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注重提升实践育人效果。习近平主张，要引导青年接受实践磨练，这是检验青年和青年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要紧紧依靠青年，要求青年在工作实践中立足本职、埋头苦干、勇于创新、甘于奉献，这是推动中国梦得以实现的力量保证。

1引导青年投身社会实践，自觉做到“知行合一”。青年的成长和进步、青年教育工作的成效、青年作用的发挥，最终要体现在青年的实际行动上。在实践中学习，接受实践磨练，是青年健康成长、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必经阶段，是青年教育工作取得实效、确保青年正确人生发展方向的重要载体，也是发挥青年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凝聚青春力量的必然途径。首先，习近平要求青年“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以用促学，主动到“社会”这个“大学校”锻炼提升，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社会中练就过硬本领。在习近平看来，当代青年坚持学用结合，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伟大实践，才能掌握真才实学，逐步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其次，习近平要求广大青年要注重道德实践，在服务人民的实践中提升自身道德素养：要树立远大理想，确立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人生目标，自觉将个人的梦想同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在走进社会、深入基层、服务群众、报效祖国的具体实践中提升自身道德素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再次，广大青年要在社会实践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觉行动。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需要在社会实践中点滴积累，需要对青年的日常行为进行引导，进而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青年的自觉行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习近平的论述对青年和青年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引导青年自觉接受实践检验，经历工作岗位磨砺，在扎扎实实的实践锻炼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成为青年的自觉行动。

2要求青年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在艰苦环境中甘于奉献。任何梦想的实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追逐梦想的人持之以恒的辛勤付出，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也是如此。习近平要求广大青年既要树立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更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甘于奉献，在追逐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付出成就青春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给扎根基层的先进青年群体或青年个人写信回信，赞扬他们立足本职、埋头苦干，在艰苦环境中勇于奉献的可贵品质，同时勉励更多的青年人要踏踏实实工作，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要敢于面对困难，在平凡岗位、艰苦环境中作出不平凡的业绩，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贡献青春力量。如2014年1月，习近平给身患重病但仍不忘本职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回信，高度赞扬了以张广秀为代表的数十万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基层的辛勤付出和重要贡献。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对全国广大青年提出了明确要求：“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8]可见，教育青年扎根基层、立足本职、埋头苦干，鼓励青年勇于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创新、甘于奉献，体现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教育成长路径的基本思想。

结语

综上所述，习近平关于青年教育和青年成长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重要方法和基本途径等方面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构成了其青年教育思想的主体结构。其中，教育目标规定了青年教育和青年成长的基本方向，教育内容反映了时代、国家、民族对青年素质和能力的基本要求，教育方式体现了青年的成长规律和思想特点，教育路径展示了青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力军的地位。具体而言，教育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自覺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引导青年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是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理论归宿;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反映了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价值指向;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教育培养中的作用体现了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民族风格;教育青年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一代反映了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发挥“模范人物”对青年的带头作用体现了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时代特色;引导青年投身社会实践、自觉做到“知行合一”反映了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实践特性;要求青年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在艰苦环境中甘于奉献体现了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的关键点。习近平关于青年教育和青年成长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基本观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等理论特点的青年教育思想体系。

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是其青年理论的重要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全面梳理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系统分析把握其主体结构和内在逻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助于推动当前的青年工作、促进青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凝聚青春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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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习近平：不赞成课本去掉古代经典诗词[N]. 新京报，2014-09-10.

[5]习近平给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N].人民日报，2013-12-06.

[6]习近平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N].人民日报，2014-05-04.

[7]习近平.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责任编辑：张晓妍】经济大视野经济大视野

作者：李士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