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巴黎多年,对法语中的一个空间名词——“广场”(Place),觉得有点蹊跷。法国人不仅把阔大的八公顷面积的协和广场叫Place,还把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弹丸之地也叫Place,滑稽!有一次我与法国汉学家朋友索菲相聚,向她请教,她说:“Place,没有广袤的意思,也没有窄小的含义,是你们翻译有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文学场逻辑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学场逻辑学研究论文 篇1：
胡适与实验主义
摘 要：胡适与实验主义有分割不开的联系。胡适自师从杜威，即一生服膺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对中国人文科学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胡适在人文科学多个领域极高水准的著述，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具有典范式意义，这是他对于中国文化“学报性的原始贡献”。此外，由胡适首倡革新语言文字工具，进而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运动，这是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所作的启蒙性贡献。
关键词：胡适；杜威；实验主义；历史的方法；实验的方法
实用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之后影响至全世界的一大哲学思潮。胡适（1891-1962），是实用主义三大鼻祖之一、“实用主义神圣家族中的家长”（怀特语）——约翰·杜威的门生。胡适的一生不仅服膺于其业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而且将这种实验主义哲学方法运用于对中国人文科学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胡适与实验主义是剪不断也分不开的关系，如若研究胡适，就不能不谈实验主义。本文试图从胡适浩淼的思想中撷取其学术思想部分来体会其实验主义方法，以期对解读胡适有些许裨益。
一 师从杜威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继承皮尔士、詹姆斯实用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将实用主义发扬光大。作为一种行动哲学、实践哲学，实用主义都把确定信念当作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不过，杜威的实用主义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尚有些不同。杜威认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把真理的概念、理论的效用仅仅满足于个人，只为了满足个人私利，比如，关于宗教经验，他们认为只要是“有用的”，也就是“有价值的”，这显然是情绪化的、片面的、狭隘的，这一论断容易导致将实用主义这一概念流于机会主义(opportunism)。与此不同，杜威更注意利用和汲取自然科学的材料，强调“实验的经验”与“效果”，他主张，任何观念、学说和理论都应该以实验为基础，并且接受实验的检验。因此，他将通用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提法改为了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杜威还认为，真理的概念、理论的效用必须是对公共而言的，应当涉及“存在方面的特性”，涉及“变化的过程”。只有经过实验证明，满足了一切公共的、客观的条件，在实践中解决了实际问题，才是“有价值的”。杜威实验主义虽然与以前实用主义是一脉相承，都注重实际效果，但是它更注重实验的方法。
实验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主义，不如说它是一个方法。“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1]365杜威曾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对这种实验主义方法描述到：它就是“将经验到的模糊、疑难、矛盾和某种纷乱的情境，转化为清晰、连贯、确定和和谐的情境的方法。”具体有五个步骤：（1）暗示（suggestions）。直接感受到了困难的情境。（2）问题（problems）。查明需要解决的问题。（3）假说（hypothesis）。提出有可能解决问题的设想。（4）推理（reasoning）。由假说的涵义推导出可以进行试验的判断。（5）试证（testing）。对判断进行检验[2]94-102。
胡适是将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方法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15年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即追随杜威学习哲学。1919年3月，胡适回国不到两年，就力邀杜威来华，不但陪同杜威前往全国各地讲学，而且大张旗鼓地宣传其实验主义哲学。到1921年7月，在将杜威迎来送往达两年的时间里，胡适先后发表了《实验主义》和《杜威先生与中国》等文章。他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实验主义’。”[3]279-280这个方法分开来说：一是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对事物要把握住中段，一头看它的原因，一头看它的效果。捉住两头，它就跑不了。另一个是实验的方法，从具体事物下手，提出假设，用实行来试验，并称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显然抓住了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方法之精髓，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方法作了最经典、最独到的阐释。
杜威对于胡适的影响，我们从后来胡适自己的回忆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4]507-508
二 践行实验主义
胡适一生学识渊博，治学广泛，从哲学、史学、文学到逻辑学、教育学、考据学，他大凡都有涉猎。不过，无论哪一门学科，其治学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验主义方法。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5]265这里的方法无疑是指他所师承的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6]
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就是把杜威的“五步说”浓缩成“两步说”：第一步：历史的方法，相当于杜威的（1）（2）（3）步。即任何学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自有它所发生的原因，也有它所产生的效果；第二步：实验的方法，相当于杜威的（4）（5）步。即一切学说，都只是一种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胡适还进一步把它提炼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箴言。胡适正是据此方法，并将此方法一一运用于对各门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之中。正如他在《我的歧路》一文中所说：“我…的言论文字，只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是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1]365-366
胡适1917年4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就是他实践杜威实验主义思想方法的最初尝试，该文于1919年2月改名《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成为以现代实验主义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该书从定义哲学和哲学史开篇。所谓哲学，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7]1由于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有一个，因此，哲学的门类就有许多种，比如：关于天地万物是怎样来的——宇宙论；关于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以及方法——知识论；关于人生在世应如何行为——人生哲学；关于怎样才能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关于国家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关于人生的归宿——宗教哲学，等等。所谓哲学史，胡适认为，因为对于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许多多哲学家的研究，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那么，若是“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7]2哲学史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通史，比如，中国的哲学史，西洋的哲学史；二是专史，包括专治某一时代的，专治某一学派的，专治某一人的，专治哲学某一部分的，等等。无论做哪一门类哲学或哲学史研究，胡适认为必需要用到实验主义的两条方法，即先用历史的方法搜集、审定、剔除、整理一切史料，发现和揭示各家学派、各家学说产生的原因、相互的影响、兴衰变迁，以及所发生的实际效果：然后，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推导、检验，以形成对各家学说其价值的评判。胡适治中国哲学史，无疑就是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而且他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有着相当的自信。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他曾说：“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件事要算中国的一件大幸事。这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8]100胡适的这番话并非狂言，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乃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特别是还为后世哲学史家开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是其实验主义思想方法在文学领域的最成功实践。胡适运用实验主义历史的和实验的方法，以中国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史各自发展变迁过程当中的大量事实和实例为求证依据，来评判白话与文言的优劣。胡适宣称：一种死的语言（文言），绝不能创造出活的文学，必须用活的语言（白话）来代替。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十四世纪以前，欧洲各国人民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至十四世纪初年，意大利大文学家但丁坚称拉丁文是一种已死了的文字，极力主张用意大利文来代替拉丁文。从此，“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不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已著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9]606
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活文字（学）逐渐代替死文字（学）的历史。中国自秦统一文字以后，又数经流变，由古散文到骈俪文与“四六体”文，特别至明代，发展成了“八股文”，逐渐变成一种“死文字”。胡适断言：“整部中国文学史都说明了[中国]中古以后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够用了。它不能充分表达当时人的思想和观念。所以人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新的工具。”而“事实上，这个变迁在唐代便已发生了。那时的散文在体裁上发生了革命，因而逐渐发展出一种以‘白话’来表达‘语录体’的新文学。这种新体裁，首先为和尚们所采用；后来宋代的哲学家也逐渐的采用它来记录他们的哲学讨论。最后老百姓更利用它来作曲。他们甚至使用这种活的语言（白话）来编戏剧和写短篇和长篇的小说。所以我指出这种用语体文写的活文学——最明显的如元曲——便是人民大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文学革命的最高潮。”[5]312胡适不但从中国文学史上为白话寻找根源，寻找“祖孙”，而且还从西方文学的历史事实来证实白话的价值，这都是实验主义方法的最好运用。
整理国故，是胡适学术生涯的又一重要目标。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0]48所以胡适的整理国故，乃就是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仍然是借鉴实验主义方法，并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发挥到了极致。他大胆提出“疑古”的口号，“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因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则甚少，我们需做考证的工夫。胡适曾对《水浒传》、《红楼梦》等十余种古典小说进行了深入地考证，他说：考证的目的“并不是教导读者如何读小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1]41他还说，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所以，整理国故必须以存疑——假设——求证这样一种实验主义方法的基本思路，来“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名家名人的义理是非。”[12]9胡适在他的晚年回忆到：“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的了解。（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证不信）。”[5]268正是由于他采用这种科学实验与历史的研究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和中国思想史方面，成就斐然。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一生将服膺其业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方法一一运用于对中国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胡适与实验主义有分割不开的联系，他的“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等等，无不都是“实验主义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无不深深打上实验主义的烙印。
三 余论
季羡林曾说“胡适首先是一个学者”[13]。的确，作为一个学者，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是不容质疑、更不能被否定的。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表现，好比体育赛场上的一位“十项全能”选手，“项项极佳”[14]382。归结起来，以下两点笔者认为应该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而正是这，使得胡适最终跻身于中国文化巨人的行列。
（一） 将实验主义方法引入对中国人文科学的研究，具有“学报性的原始贡献”（唐德刚语）
胡适一生奉实验主义方法为圭臬，并从中总结归纳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箴言。他以这种方法为指导，在人文科学多个领域都有极高水准的著述，而且“深为学报型、集刊型的学术圈所接纳”[14]386。从他19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70岁还孜孜不倦的《水经注》，还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中古思想史》，特别是《〈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等等，可以说，每一著述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具有典范式意义。陈寅恪曾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人能写出《〈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那样的文章[15]13；朱自清也说过，“将严格的考证方法应用到小说上，胡先生是第一人。他……开辟了一条新路，功劳尤大。”[16]235冯友兰称誉《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199。不仅如此，胡适的治学方法还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后学。如，顾颉刚说，他的古史辨就是受《〈水浒传〉考证》的启发而做起来的；罗尔纲承认，他的研究工作受胡适的古小说考证影响极大[15]13。
（二） 首倡革新语言文字工具，引发一场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运动，具有启蒙性贡献
事实上，胡适的“暴得大名”并不在其学术，而在于他首倡革新语言文字工具，进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运动。诚然，《文学改良刍议》、《尝试集》，与那些“学报性”作品相比，在学术上也许远远不如后者，然而它是一场革命，一场文化上新与旧的决裂。它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迎合了国民大众，由此，我们看到了“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18]327。对此，胡适是始料未及的。“这个重要性，恐怕一般人还不曾意识到，恐怕连胡适自己也不曾充分认识到。”[19]368应该说，这是比治学术更高一层的工作，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作，这种工作“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14]385胡适做到了，而且成功了，这是作为学者的胡适对中国文化的一项特殊贡献，具有重要的启蒙性意义。正如周策纵所言：“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都有极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就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19]368因为从此，古老的中国开始了由传统转入现代，并走上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参考文献：
[1] 胡适.我的歧路[A]//欧阳哲生.胡适文集（3）[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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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8] 李敖.播种者胡适[A]//子通.胡适评说八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19] 周策纵.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A]//子通.胡适评说八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立 早
On Hu-Shi and Experimentalism
RAO Di-qing
（Xiangtan UniversityPress, Xiangtan, Hunan 411105,China）
作者：饶娣清
文学场逻辑学研究论文 篇2：
“广场”的联想
旅居巴黎多年,对法语中的一个空间名词——“广场”(Place),觉得有点蹊跷。法国人不仅把阔大的八公顷面积的协和广场叫Place,还把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弹丸之地也叫Place,滑稽!
有一次我与法国汉学家朋友索菲相聚,向她请教,她说:“Place,没有广袤的意思,也没有窄小的含义,是你们翻译有问题。欧洲人把周围由建筑围出来的城市中的空旷场地都称之为Place。你们中国在皇帝统治的几千年中,城市里从来没有建造过纪念性的大广场,尤其没有供市民一起谈天说地的小广场,因此汉语就没有造出 ‘广场’这个名词来。不信你去查,你们过去的《康熙字典》和当代出版的《辞海》根本就没有‘广场’这个条目。”
欧洲文明的“祖父”是逻辑学
真正觉得“广场”这个词有着耐人寻味的丰盈感,那是我几年后到了希腊之后。
我去希腊雅典参加一个文学会议,在雅典古迹卫城偶遇了一位早就认识的希腊朋友。他叫保罗,是雅典一所大学的希腊史教授。我喊他时,他正热情似火地给身边一位女朋友讲解神庙。保罗见到我把我的手都握疼了。可奇怪,当我伸手向保罗身边的女朋友致意问好时,她居然“严重失礼”,拒绝和我握手!她“冷冷”地摘下墨镜——哈,原来是巴黎的老朋友——汉学家索菲!啊,他俩原来是……
朋友邂逅,似水分子在微波炉中,立即会被热振荡出异常的热情来。我毅然决然离开会议的观光队伍,跟着保罗、索菲他们去了。
这时正好快到用午餐的时间,保罗邀请我们去吃地道的希腊佳肴,以尽地主之谊。
保罗边喝着希腊特产Retsina酒边对我说,他昨天在课堂上被中国来的一位女留学生的提问问住了,很有点难堪,下不了台,到现在也还没有答案呢。
我很好奇:“还有什么问题能把保罗教授难住?快说来听听。”
保罗对我说:“贵国女学生根据我讲课提到的一个数字——在建造帕特农神庙时期的天才辈出的古希腊盛世,雅典城邦人口是30万人,除去没有公民权的20万奴隶、5万不准参加创造活动的妇女以及没有创造能力的男孩与老头,真正有资格参与智能型创造的人至多只有3万男士。中国女留学生讲到这里大为惊叹,她大声发问:太不可思议了,在3万多的小小人群中,怎么能在短时间内一下涌现出那么多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雕塑家、戏剧家、地理学家、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医学家?正是因为这些,史称古希腊是欧洲文明之父。”
索菲也兴趣盎然:“有意思!这确实是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我发呆了一会儿,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说:“哦,有了!我好像找到欧洲文明的‘祖父’了!我有个大胆的猜想:可能是因为你们古代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当时最先进的思维工具——逻辑学,所以才快速孵化出一批开创各个学科的学科之父,即‘欧洲文明之父’来。”
索菲好像听出了些门道:“你详细说说你的猜想。”
“众所周知,思维方法的先进与否,决定着人类的智能。古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思维方法——逻辑学,那是人类由混沌思维进入具有严格学理性的‘学’的必要条件。有了它这个成‘学’之父,才可能迅速繁衍出一大群古希腊的各个学科和‘学科之父’。这么一推算,逻辑学岂不就成了欧洲文明的‘祖父’了?”
保罗对希腊史如数家珍,他心有灵犀一点通,说:“啊,有道理!不错,逻辑是做学术的基础工具,因此集逻辑学大成的亚里士多德才会把他的逻辑学著作叫《工具论》!”
“不,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 索菲反驳,开始显现她在汉学方面的功底:“逻辑学并不是古希腊人的发明专利,你们中国古代学者墨子,比亚里士多德年长约100岁左右,他就有了逻辑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可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发端出古希腊那样的各个学科呢?”
我毕竟是中国人,对自己家的事总还是要知道得精细些。我说:“索菲,你是过分抬举墨子了。中国的墨子,以及后来的名辩学派中的惠施与公孙龙,还有再后来的荀子,他们确实接触到了逻辑方面的问题。但很可惜,只是东鳞西爪,没有进入逻辑的系统研究,根本不成其为逻辑学。他们主要是在名(概念)与实(对应的事物)的关系上发表了各种看法。老实说,他们连概念的定义、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概念的分类等都没有闹清楚,更谈不上对判断、推理、证明、反驳等逻辑问题的研究了。”
“是吗?”索菲半信半疑,但也没有新的理由反驳我。
我继续说:“假如有人对你说,索菲你那双美丽动人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你会做何反应?”
索菲抿嘴一笑,问我:“你是想说中国古代‘白马非马’的著名逻辑命题吧?”
我说正是。然后转向保罗:“刚才索菲说了,‘白马非马’是中国古代很有名的逻辑命题。有位叫公孙龙的说:‘白’是事物的颜色,‘马’是一物的形体,两者不同,因此白马不是马。这就等于说,索菲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这个命题,说明公孙龙已经发现‘白马’和‘马’这两个概念要加以区分了,开始进入逻辑范畴的思考了;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分清‘白马’是外延较小的种概念,而‘马’是其外延涵盖了‘白马’的类概念,因而‘白马’是属于‘马’的一种。公孙龙却把概念不同,说成两者不是一回事,于是得出了‘白马非马’,得出了‘索菲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
大情圣保罗开怀大笑。
我转向索菲:“索菲,你一定知道《庄子·天下》中记述的名辩学家惠施等天下辩士的21个逻辑命题。”
索菲点头。
“这些命题,说明名辩家们在探讨演绎推理的问题了。其中第一个命题就是‘卵有毛’。我们来听听中国古代辩士们是如何进行逻辑推理的:既然鸡蛋能孵出小鸡来,而小鸡是有毛的,所以,也可以说鸡蛋就有毛。哈,中国辩士们居然推理出‘鸡蛋有毛’的结论来了!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没能发明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来。”
索菲感叹:“哦,太有意思了,我从你这里为我的一个多年的困惑找到了解释。我在读中国古代典籍时一直有个难以解释的困惑,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通篇都是结论,为什么没有任何逻辑证明?现在明白了,原来是你说的,因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发明三段论。”
我进一步发挥,侃侃而谈。古希腊发明了逻辑学,才可能有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国虽然也懂得了直角三角形三边的所谓“勾股弦”的经验性比例关系,但上升不到“两直角边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古代有经验性的伟大的“四大发明”,但是很可惜,没有能建立起西方那样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来。究其源头性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没有诞生欧洲文明的“祖父”——逻辑学。
保罗突然雀跃起来,说:“告诉二位,如果逻辑学是欧罗巴文明的‘祖父’的话,那么,我现在宣布,我已经发现它的‘曾祖父了’!”
啊?!
曾祖父与精神助产士
保罗高高耸起眉头,问:“倘若那位中国女留学生接着追问: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为什么唯有古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学?你们二位又将怎样回答呢?”
我和索菲无以为答,冷了场。
保罗起身,脸上绽开了狡黠的微笑,说:“想知道古希腊逻辑学的发生机制——欧洲文明的‘曾祖父’是谁吗?好,请跟我来!”
保罗把我们领到离雅典卫城不远的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街区,说:“据考证,这里就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的广场的所在地。用苏格拉底的话说,这是伟大的精神助产士;用我的话说,它是欧洲文明,当然包括你们法国文明的‘曾祖父’!”
保罗带着我们在这个街区溜达。他指点着远处一栋五层楼的住宅楼说,那里是广场的外围,原是一座酒神神庙。他又指着近处的几排房子说,那是广场最为核心的建筑——围着广场的三面独立柱廊的所在地。那时的柱廊是由多里克柱式或爱奥尼亚柱式的双排柱子构成的,上面盖有顶棚,以遮阳避雨。广场有三边或四边式的平面布局,没有柱廊围着的那一边是店铺,卖些吃吃喝喝的东西。广场中央有雕塑、祭坛、树木、水池等景观。面积有几十到几百平方米不等。这是欧洲广场的母型,后来欧洲各城市的广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布局,只不过是将柱廊演变成了咖啡馆罢了。保罗停了下来,指着他脚下的地方说,这里是当年苏格拉底经常沉思发呆或拉着过往广场的人提各种问题的地方。苏格拉底非常喜欢拿困惑自己的问题去困惑别人,这是他一生做学问最特别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
保罗说:“我来郑重解释广场上为什么会发明逻辑学。古希腊人凭借着广场进行面对面的争论,当争论双方出现莫衷一是或诡辩时,人们必然会从具体的争论中跳出来,让思维向形式化(逻辑化)方向提升,以求解决。这个提升过程就是逻辑学诞生的过程。刚才你们俩议论的中国古代‘鸡蛋有毛’的命题,如果在古希腊广场面对面地争论,又正好遇到苏格拉底,就会出现这样的向逻辑化逼近的场景。苏格拉底首先拿来鸡蛋实证无毛,然后指出‘卵有毛’那般推理是违背逻辑的诡辩。那么怎样推理才是正确的呢?苏格拉底举了一个例子:
凡是人都是要死的(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所以苏格拉底必然会死的(结论)。
苏格拉底接着说,“毫无疑问,上面的三段论推理模式是正确的。那么,要套用上面正确的三段论推理,以得到‘卵有毛’的结论,其推理必须是这样的:
凡是能孵出小鸡的鸡蛋都有毛(大前提),
这个鸡蛋能孵小鸡(小前提),
所以这个鸡蛋有毛(结论)。
苏格拉底马上指出:‘凡是孵化出小鸡的鸡蛋都有毛’这个大前提不能成立,那么,推理出来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这就在逻辑层面上把‘卵有毛’的诡辩完全给驳倒了。由此可见,广场式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导向思维的形式化。这就是古希腊逻辑学的发生机制。如果说逻辑学是欧洲文明的‘祖父’的话,那么广场的的确确就是‘曾祖父’。”
“不,不对。” 索菲否定,继而转向我问,“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不也是一样在争鸣论战不休吗?为什么没有争出个逻辑学来?”
我若有所悟,说: “不,不同。中国诸子百家都是各自在书斋里著书立说,或者是在各自游说各国君主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同观点者不在同一现场。即使是专门好辩论的‘名辩派’也是如此。在书面论战中,可能会激发出一些逻辑问题,但是,由于没有面对面的不断逼问,因此没有建立起古希腊的逻辑学。对吧?”
“对!说得好!”保罗高声为我叫好。
索菲也有所悟:“是的,面对面很重要,只有面对面的争论才可能催生形式逻辑。欧洲一直在传承着古希腊小广场的‘精神助产士’的神韵。在巴黎一个小广场的‘双叟咖啡馆’里,争论出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发端出现代主义艺术的许多流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一个小广场的‘奥林匹亚咖啡馆’,争论出了爱因斯坦改写物理史的相对论。因此,欧洲一直是全球的文化重镇。”
保罗看表,笑眯眯地对索菲说:“亲爱的索菲,我们该出发去拜访你欣赏的拉斐尔了。”
哦,他们今晚要一道飞去罗马度假。
我在送他们上车时心里却老在重复着索菲的一句话:“你们中国自古没有古希腊那样的小广场,很可惜,到现在也没有……”
摘自《世界知识》
作者：祖 慰
文学场逻辑学研究论文 篇3：
我与逻辑学
80年代高中语文教材中有逻辑知识短文，有些语文老师不懂逻辑学，根本无法实施教学，我也不例外。直到我被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函授)盐城班学员之后，我才开始知道“逻辑学”，每当大学老师讲到逻辑学这门学科，我就会格外认真地聆听。
教我逻辑学的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王中和，他是当时盐城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名牌教授。和名字一样，他为人和蔼可亲，办事公正公平，特别关心每一位热心求学的学员，总能用知识与智慧的琼浆来满足嗷嗷待哺的学生。
据说，这位王老师当年参加高考时，曾是全省最高分，也就是“状元”。别看王老师人很清瘦，但永远精神矍铄。王老师在我们学员的心目中，无论是汉语、修辞、逻辑、文选、文论、写作，还是古代、现代、当代，抑或是外国文学，似乎没有什么能难倒他的，十八般武艺样样很棒。他的课永远充满智慧，永远充满笑声，当然也永远让你感到惋惜——怎么又下课了?每月一次的函授面试，几乎没有同学在王老师的课上请假，更不用说逃学。王老师，在我们心中，就像龙在中国人的心中一样，早成了崇拜的图腾。
我是在王老师的引领下，走进了“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喜欢上“假言”、“选言”和“三段论”。当然，更是因为王老师，我的书橱里有整整一框是专门关于逻辑学的书：《科学逻辑》、《大众逻辑》、《数理逻辑》、《中国古代逻辑》、《中国逻辑思想史》、《逻辑学辞典》，还有各种逻辑学刊物。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年坚持订阅逻辑方面的报刊复印资料。
我运用王老师教授的逻辑学去应付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逻辑知识短文教学，不能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至少可以说轻松自如。我被逻辑学迷住了，竟然萌生出考研的念头，并且很快付诸实施。1985年，我走进了设在当年盐城师专的研究生考场。我的总分已经达到了当年省控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17分。最终没能被录取到南开大学的逻辑学专业研究生班。
事后不久，王老师让我到他办公室。他拿出了一张逻辑学会会员登记表给我，并且对我说，他要推荐我参加逻辑学会。记得当时，我简直有点晕头转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呢?在我的记忆深处，没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不在某一领域有相当的建树，那是不可能成为学会会员的。从来不敢奢望的事情，怎么会轮到我呢?王老师看出了我的疑惑，也看透了我的心思，便缓缓地对我说：“填表不等于批准。真正被批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热爱学会；二是遵守学会章程，履行义务；三最重要，必须有两篇以上与学会专业相关的论文公开发表。”
“这一、二两条都能做到，这第三条，我能行吗?”我疑惑地询问老师。
“我看你行。不是要你写逻辑学专门学问方面的论文，那是比较难的。但你能结合语文教学的实际，开展逻辑学运用的研究，写出相关的成果来。”
王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让我眼前“仿佛若有光”。我对老师点点头：“好吧，我试试看。”
一次偶然的缘故，初中一位语文老师，向我请教《叔向贺贫》和《乐羊子妻》的写作艺术如何概括最好。我的灵感一闪，为什么不能从逻辑的角度来审读这两篇名篇呢?
于是，我写下了《(叔向贺贫)逻辑质疑》和《(乐羊子妻)逻辑欣赏》两文，并迅速查找相关刊物，投递出去。
对于投稿从来都不敢抱有多大希望，虽然那是自己心血的结晶，如同对待儿子一般，但不等于编辑先生也喜欢。更何况，新手写文章，多半收获的都是一张刊印的退稿通知单。
大概是1988年的年底，突然接到学校转来的电话，要我明天去盐城教院，找中文系主任王中和先生。当我匆匆赶到时，王老师把江苏省逻辑学会会员证给了我，并祝贺我同时成为盐城市逻辑学会会员。我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我也是逻辑学会会员啦!”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一句掩抑不住兴奋的话。
“王老师，我写了两篇论文还没有发表呢，怎么就把我批下来了呢?”此时，王老师不慌不忙地从他的中间抽屉里拿出两本刊物，一本是《逻辑与语言学习》，一本是《语文》，推到我的面前，“这两篇论文不是你写的吗?”我说：“是的，但我还没有收到样刊，我也不知道最后到底能不能发表。”现在的我当然知道，有的报刊的用稿是不通知作者的，且有的报刊的样刊与稿酬会推迟好几个月后才寄发的，何况这两种刊物我当时根本没有订阅。
“看到了你发表的文章之后，我正好去省里参加逻辑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就把你的申请与登记表一并上交，会上做了研究，同意你入会，并办理了相关证件。这张照片还是函授时放在我这里的，我给用上了。”
王老师还在我发表的论文上作了好多批注，有充分肯定的“OK”，也有“此处尚不透辟”的说明。我捧着王老师批阅过的论文，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谢，真的，突然口拙无比。
与王老师告别时，我记得说了这样一句话：“学生回去后一定好好教语文，做个合格的语文老师，报答老师的厚爱，这份特别的爱。”
写到这里，我特别要说三件事：一是恩师去世时，我因出差没能前往，回来后，登门向师母田老师表达了哀思，我想老师闭眼前肯定特别希望看一眼他一直喜欢的学生；二是我曾被聘为盐城教育学院的特聘教授，成了恩师生前工作的学院的一位教师：三是因为事业规划的需要，盐城教育学院与原盐城师专两所学校合并，成立了盐城师范学院，原盐城教育学院成为新学院的南校区。写下此文，一来纪念我的恩师，二来纪念曾经的盐城教育学院，三来是想告诉同行、朋友我的成长体会：逻辑学注定要影响我的一生，逻辑学也永远是语文老师必修的一门学科。
教语文的人很容易感性，因为每天接触着我们心爱的文学。但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就不能只是感性而不理性。只有两只翅膀同时展开，才能既激情飞扬又睿智深刻：文学共逻辑一色，情韵与严谨齐飞。
作者：蔡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