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以铜仁市为例

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以铜仁市为例（精选5篇）

篇1：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以铜仁市为例

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

——以铜仁市为例

皮坤乾

（铜仁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地处黔湘渝交汇处的铜仁市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落后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存在着积累少、来源渠道单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村级集体资产流失严重，缺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人才和配套政策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基层干部群众对发展集体经济认识不足、能力不强，制度建设缺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措施，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差，各级财政“输血”能力严重不足等；要发展好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必须切实清除认识障碍、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带头人”队伍建设、完善政策制度、盘活集体资产、探索总结有效发展模式、加强“示范点”创建、加大帮扶指导力度等。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原因分析；对策建议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on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Guizhou

-Tongren City As An Example

Pi Kunqian(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Tongren University)

Abstract：Tongren city located in interchange between Guizhou , Hunan and Chongqin is typical poor ethnic minority areas.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exists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less accumulation, single channel of sources ,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serious erosion of village collective assets, lack of economic management talents to develop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other issues;The main reason lies in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not strong ability for the grass-roots cadres and masses to develop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 absenc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measures, poor resources endowment condition, and woefully inadequate “blood transfusion” ability from various levels finances, etc.To develop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ongren city well must clear understanding disorders practically,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and perfect policy systems, and revitalize collective assets, and summarize effective development mode, and strengthen “demonstration place” creation, and intensify support guidance, etc.KeyWords:Ethnic Minority Areas;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Cause Analysis;Countermeasures Advice

作者简介：皮坤乾（1969—），男，贵州思南人，土家族，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专项任务项目《武陵山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JD2014231）的阶段性成果。

地处黔湘渝三省市交汇处的铜仁市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0.45%，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落后地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制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非常迟缓。在新形势下，把握好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切实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题”，已成为铜仁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

一、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分析

1、典型的“空壳村”多，集体经济积累少

铜仁市绝大部分行政村集体土地、山林早已承包到户，村级集体固定资产大多变卖或因年久破败而难以盘活利用，缺乏发展集体经济的资源和基本条件。即使是那些有资源优势的行政村，也只顾眼前利益，没有考虑市场经济特性，将归属集体所有的少数山林、土地、石场等采取一次性承包二十年、三十年的形式出让使用权，一次性收取承包费，在短期内过度开支而无应有积累，极大地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全市2746个行政村中，没有任何集体经济收入的行政村有2218个，占到总数的80.75%。其中江口县92个行政村中，就有90个无任何集体经济收入。

2、村级集体经济来源渠道单一，收入稳定性和持续性差

铜仁市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绝大多数是将集体资产通过租赁、发包的方式交由他人经营，按合同约定收取租金、承包费等，经营性收入较少。如玉屏自治县2013年8个有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均为发包土地、鱼塘转包、林地转让、门面出租等租赁性收入。由于缺乏经营性收入，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收入稳定性和持续性较差，有的村去年因土地、房屋租赁，有集体经济收入，今年没有租赁出去就成了“空壳村”。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基本上是靠政府划拨的村级办公经费和上级帮扶单位给一点经费，来维持日常运转。

3、村级集体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

铜仁市现有村级集体经济中，以第一产业为主，且大多为提供初级农产品的养猪、养牛、养鸡、养鱼等养殖业和蔬菜、花卉等种植业；第二产业很少，多为砖瓦厂、加工厂等；第三产业占极小部分，大多是办停车场、店面、厂房等。

4、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缺乏经营管理人才 即便有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的行政村，若无盘活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人才，再有优势的资源和条件也会变得没有了优势。在铜仁市2746个行政村中，村干部整体素质较低，普遍存在着“有威望，文化低”、“有经济实力，无发展思路”的现象，很多村干部之所以能够任职是因为他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或是经济实力，但政治素质强、发展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及懂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村干部严重缺乏，即使是一些刚刚补充进去的大学生村官也限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尽管有好的发展思路却难以落实到实际。

5、村级集体资产流失严重 在调研中发现，相当一部分村干部根本不懂得村级集体资产的管理规定，加之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意识不强，在处理集体资产时违反规定程序和组织纪律，不召开村“两委”会研究并提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就擅自做主，甚至借机以权谋私，导致村级集体资产流失，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6、部分行政村债务较重

一方面是村级集体经济无收入或收入很少，另一方面则是村级支出呈增长趋势，在村组公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垫交农保、医保金，动物防疫、山林防火、林权发证、便民服务、公务接待等方面的支出压力较大。此外，部分农民群众集体意识不强，只强调权利，不履行义务，拖欠、拒交应交费用，这无疑使本已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雪上添霜。如2013年底，全市2746个行政村有213个村负债，总额为1558.31万元，分别比上年增加50个和481.42万元，其中债务5万元以下的行政村121个，占负债村总数的56.80%，比上年增加48个；负债5万—50万元（含50万元）的行政村88个，占负债村总数的41.31%，比上年增加68个；负债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的行政村4个，占负债村总数的1.9%。

7、缺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配套政策

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使村级集体收入锐减，尤其是没有任何村级集体经济来源的村，村级集体组织运转只能靠上级转移支付支撑，也因待遇太低而难以有效激发村干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缺乏优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环境、拓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空间、促进村集体增收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配套政策，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如征地费用主要归国家和个人所有，村集体得到的收入相当少；再如“一事一议”规定缺乏灵活性，每人每年严格限制在15元以内，一些资金投入较多一点的公益事业根本无法兴办。

二、制约和影响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1、基层干部对发展集体经济认识不足、能力不强 基层干部在发展集体经济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认识误区，如有的人认为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合时宜的；有的人“等要靠”思想严重，认为村级组织主要行使政治管理职能，村级组织在经济发展上的作为主要在于引导广大农民增收致富，自身根本没有兴办经济实体的必要等。这些不正确认识，使不少村组干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思路不清、行动不积极，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另外，由于村级换届任期偏短，一届任期只有三年，对于发展集体经济，有的村干部怕搞砸了受埋怨、搞垮了受连累，思想上顾虑重重，于是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想做个“维持会长”，不愿当个“敢死队长”，只求三年平稳过渡。这样，对没有资源、没有资金、没有好政策的抱怨远远多于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思考与行动。

铜仁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人员“空心化”十分严重。如德江县潮砥镇小溪村原有人口2687人，但目前在家人口仅有431人，仅有1/6的人口在家。其中，60岁以上老人189人，15岁以下孩童131人，留守妇女84人。虽然近年来，铜仁市高度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在选优配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上作了很多努力和探索，但依然存在村干部年龄偏高、学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单

一、创新意识与能力不强等问题，以致他们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想干不敢干，想干不会干”，心有余而力不足。

2、制度建设缺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措施 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各种惠农政策主要是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个人，缺乏村级集体经济的专门扶持政策，而且没有统一的归口单位或部门管理，导致铜仁市各级经济部门和涉农部门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铜仁市各乡镇尚未建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引导、鼓励、支持、监督制度，村级相关制度建设更加缺失。有的村虽然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却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对村级集体经济的管理和使用监督不力。制度建设上的缺位，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失去了保障，也严重影响了干部群众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信心。

3、各级财政“输血”能力严重不足 要“造血”，得先“输血”。由于市、县、乡（镇）三级财政本就不足，难以挤出更多资金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即使是为落实上级发展政策而须投入资金，也因数额有限，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这使得一些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行政村，虽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愿望和积极性，也因苦于没有资金而困于现状。

4、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差

铜仁市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的过渡带，自然地理环境特殊，加之历史因素的影响，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发展落后。许多行政村远离县城、乡镇，交通不便，信息落后，农业生产设施不足，资源匮乏，可利用资源较少，产业原始粗放，教育水平落后。即使一些有资源比较优势的村，在交通、信息、技术、水利、人才等问题面前也变得没有任何优势，可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不多。

5、村干部普遍缺乏投资经营意识和能力 从历年统计结果看，由于村干部普遍缺乏投资经营意识和长远发展意识，不少村将土地征用、固定资产转让等所获得的集体经济收入，只是用于保运转，即使投入到项目或产业发展上，也鲜有真正产生经济收益的。

三、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要迅速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应从以下方面发力。

1、切实清除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认识障碍

如前所述，对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种种错误认识，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阻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首要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清除认识障碍。必须明确的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早在我国农村改革之初，就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1]；他在1990年3月3日又明确提出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壮大集体经济实力。”[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再次强调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4]因此，为切实清除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认识障碍，须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平台，通过开展专题学习等形式，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学习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形成有利于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2、建强班子，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带头人”队伍建设

事实证明，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带头人”队伍建设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关键一招。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发挥好乡镇党委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各乡镇党委强化主责意识，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带领群众致富，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作为乡镇党委的一项重要任务。二是发挥好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通过选优配强村干部，抓好以村党支部书记为重点的村干部队伍建设，使他们在具备发展信心和决心的基础上，提升对经济发展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领导发展能力。三是打破“政经合一”体制，培育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建立，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由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使。然而，这种“政经合一”的体制已逐渐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根据铜仁市农旅一体化、茶旅一体化等发展思路，紧紧围绕生态农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大力培育和扶持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3、完善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

在总结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示范经验，梳理、整合现有相关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支持和鼓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土地、财政、税收、工商、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制度和目标考核办法，为铜仁市“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题”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4、加强村级民主管理，严防集体资产流失

按照村务公开要求，规范和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民主决策机制，对行政村内部重大投资决策、项目建设、处置集体资产资源等事项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同时，按照“村财乡管”的思路，落实“收支两条线”和收支预决算制，对公用经费实行总量控制、定项限额管理，由乡（镇、办事处）财政所对村级集体经济资金进行日常监管，严格控制村级集体经济收益作为接待、考察、培训、偿还债务等非生产性支出，严防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流失。

5、深化土地改革，积极盘活土地资源 土地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土地资源，农村的发展将只是一句空话。铜仁市应在不违反国家土地政策、土地制度的前提下，鼓励各地在土地上做文章，结合实际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如思南县长坝镇碑记坳村整理开发“四荒”资源，增加了村级集体土地，引进利康生态茶叶公司发展茶产业，村里以土地入股，每年获得6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6、积极探索总结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

近年来，铜仁市已探索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资源开发型，即大力挖掘村域内的山林、水面、矿产、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等资源潜力，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资源条件，通过招商引资借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如德江县高家湾村抓住旧村改造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农业土地，高标准打造现代农业观光园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是资产经营型，即依托区位优势，挖掘资源潜力，通过租赁经营、联合开发经营等方式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增加集体收入。如思南县大河坝镇河坝村村干部筹资40多万元，整治了村内闲置荒地后，以300元/平方米的价格转让给农村集中建房户建房，增值收益20余万元全部作为集体经济收入；塘头镇江口村把原来由村民私掘滥引的天然洞藏水资源收归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对外出租，每年可收入2万元以上。三是生产服务型，即在村组干部带领下创办专业合作组织，采取“合作社+协会+农户”等多种形式，开展技术指导、物资供应、产品加工等生产经营服务，以有偿、微利的方式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既方便了农户和客户，又增加了集体收入。四是能人带动型，即村支两委大力扶持能人大户发展产业，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除了农民收益外，还可以抽取一定的费用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如许家坝镇蒲家寨村用活现代烟草农业基地单元核心区优惠政策，从2011年起，村支两委就积极培育烤烟种植专业大户，实现了烤烟种植优质高产，很好地完成了烤烟种植合同销售任务。该村每年仅此项就可获得县、镇两级政府奖励金10万元以上，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后，还可节余5万元以上作为集体经济收入。五是有偿服务型，即村干部通过有偿服务获得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如德江县桶井乡高井村的生姜集体经济建设项目，村委会负责为承建方协调土地和协助生产管理，承建方按每亩50元标准支付村委会经费作为集体收入。显然，这不仅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还有效改变了村支两委干部在发展中充当“义工”的局面。这些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已成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可资借鉴的“样板”。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按照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的原则，鼓励各村充分发挥资源、区位等优势，积极探索适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

7、加强“示范点”创建，发挥好“榜样”的示范作用

由于铜仁市经济社会落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对于一些村级组织来说还是新事物，客观上还需要“榜样”的示范引领。为此，应选取既有一定发展基础，又有代表性的行政村开展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将其打造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示范点”。沿河县2011年就在10个行政村开展了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每个试点村根据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方案，除县财政在每个试点村下拨5万元发展资金外，还通过政策优惠、资金扶持等方面的支持，整合农牧科技、扶贫等资金的投入，并明确了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具体责任人指导发展，强化考核管理，有力地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如在后坪乡河兴村，发展以特色蔬菜产业为重点的村级集体经济；在沙子镇南庄村，发展以空心李产业为重点的村级集体经济；在官舟镇黄龙村，重点发展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依托企业发展集体经济等，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8、加大帮扶指导力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继续抓好从市、县（区）直机关中选派优秀党员干部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工作，尤其是对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更是要选好派强。同时将新农村工作队、干部驻村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制定帮扶措施，明确帮扶职责，发挥帮扶部门和工作队在发展理念和资源上的优势，在政策、项目申报和项目审批等方面大开绿灯，在项目启动、项目实施等方面给予资金、技术支持，在运作模式、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指导帮助和全程监督，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长效发展。如万山区发改局在帮扶该区大坪乡川硐村期间，积极帮助该村获批了黑木耳基地建设项目，推动了该村黑木耳产业发展，基地年产黑木耳达45吨，总产值达270万元，在带动当地80余农民群众就业的同时，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2014年石阡县112个党建帮扶部门“一对一”与帮扶村结成帮扶对子，帮助“空壳村”解决2万元以上的产业发展启动资金，并通过项目、资金扶持等形式，发展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10—1311.[3]《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

篇2：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以铜仁市为例

为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本课题组对铜仁市 (2) 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从监护、学习、心理、品德、安全五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一铜仁市农村留守儿童概况

铜仁市位于贵州省东北部, 行政区域总面积18003平方千米, 少数民族区域占全市总面积的77.16%, 工业发展薄弱, 经济欠发达。截至2011年, 全市总人口427.2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约占88.05%, 城镇化率为33.53%;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4.21% (3) 。作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铜仁市农村经济落后,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规模较大, 留守儿童的问题亦非常突出。

据原铜仁地区妇联2008年的不完全统计, 铜仁地区约有农村留守儿童121250人, 约占全区7~15岁儿童的23.3% (4) , 比全国平均比例略高。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大部分留守儿童经济较为富足, 学习尚属优良, 能够与同学和睦相处, 能够体谅父母外出打工的艰辛;但是在监护、学习、心理、品德、安全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二铜仁市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分析

1. 监护问题

监护缺失与不力是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第一个难题。调查表明, 铜仁市仅有约30.7%的农村留守儿童处于父亲或母亲的监护之下 (5) 。而接近70%的农村留守儿童或是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或是与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 甚至还有极少数是单独生活。《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个方面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 大量留守儿童无法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现实状况, 使得父母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和以家庭为核心的保护无法落到实处。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他们无法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 成长中缺少了父母在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 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特别是出现了部分留守儿童遭受不法侵害和走上违反犯罪道路的现象。在很多留守儿童身上, 家庭的亲情教育、情感交流和关爱保护功能几乎丧失。可以说, 监护不力和亲情缺失是很多留守儿童在学习、心理、品德和安全等方面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

2. 学习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 由于在学习上缺乏父母的指导、督促和帮助, 部分留守儿童学习目的不端正, 学习积极性不高, 学习自制力较差, 学习成绩偏低, 迟到、旷课、厌学、辍学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调查中, 有近70%的孩子表示, 如果父母在身边, 自己的学习会更好些。对于这种现象, 学校也很无奈, 校方表示, 教育不只是学校的工作, 留守儿童的父母工作流动性较大, 校方在工作中发现学生的不良行为, 无法与家长及时沟通, 而家长几乎不主动了解学生的在校情况。照顾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其他亲属或者没有能力管教孩子, 或只关心孩子的生活, 对孩子的学习问题漠不关心。

3. 心理问题

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与沟通, 对孩子的正常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父母外出打工, 对留守儿童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亲情的缺失, 这种缺失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照顾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属, 往往无法及时顾及孩子的心理和情绪方面的变化。留守儿童处于身心发展的时期, 对自己的身心变化、人际交往与沟通等有着自己的认识与理解, 也存在着种种困惑与烦恼。调查中, 约有40%的孩子表示自己经常感到孤单, 约有50%的孩子表示有心事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 宁愿闷在心里。留守儿童缺乏与父母沟通交流的机会, 长期处于缺乏亲情呵护和家庭交流的环境, 容易养成冷漠、自卑、封闭或骄纵、随意、任性等不好的性格。

4. 品德问题

在调查中, 品德问题也是学校提及较多的一个问题。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教育和管束, 往往容易产生品德问题。祖父母、外祖父母一般文化水平较低, 对孙辈存有“隔代亲”的现象, 往往对孩子较为溺爱纵容, 重视物质上的给予, 轻视道德和精神上的引导和教育, 放任自流;而其他亲属通常对寄养在自己家的留守儿童只求平安无事即可, 对孩子的道德品质、生活习惯的养成则关心不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留守儿童往往由于缺乏教育、引导和管束, 出现品德偏差和懒惰、撒谎、小偷小摸、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

5. 安全问题

人身安全, 在农村留守儿童身上也是较为突出的问题, 如思南县2006年5月至2007年5月这一年中共有8名儿童意外死亡, 其中留守儿童就有6名 (6) 。从其他地区的情况来看, 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留守儿童本身缺乏对危险的认识能力和自救能力, 时常会发生诸如车祸、触电、溺水、坠崖等意外, 也容易遭受同学或邻居的欺负。

三思考与建议

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 事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农村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是涉及三农问题、劳动力转移、用工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多方面问题的综合性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政策、法规、制度和社会心理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因此留守儿童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各地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 努力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生活环境,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从铜仁市来看, 各级党委政府、妇联、教育部门和学校都采取了各种措施关爱留守儿童, 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针对本次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快构建减量机制

构建减量机制, 减少留守儿童数量, 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途径。一是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支持、鼓励和帮助有条件的务工人员举家进城, 让子女与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二是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 解决子女与父母不能共同生活的问题。

2. 进一步完善监护制度

首先要对涉及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 完善监护制度, 强化父母对子女的法定监护职责, 积极探索有偿委托监护, 逐步解决留守儿童监护缺位问题;二是设立监护监督人员, 通过立法赋予其对监护人监护情况的监督权, 切实保护留守儿童的权益。

3. 逐步构建全方位关爱网络

要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 按适当比例将生活及心理辅导教师纳入学校编制, 加强对留守儿童的保护;在村里设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园, 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托管、心理辅导、教育指导, 为留守儿童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加强政府干预, 构建留守儿童安全保护预警与应急机制, 在县、乡两级设专岗负责留守儿童保护, 在村一级设留守儿童信息报告员, 确保一旦发生问题, 相关人员能够迅速介入并妥善处理。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落后, 外出打工青壮年规模很大, 留守儿童的数量庞大。通过调查发现贵州省铜仁市留守儿童的总体情况尚可, 但是在监护、学习、心理、品德、安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及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下, 建议构建减量机制, 减少留守儿童数量;进一步完善监护制度;构建政府牵头, 社会各界有序参与的全方位关爱网络。

关键词：铜仁市,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对策研究

注释

11 全国妇联课题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EB/OL].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

22 2011年10月22日, 国务院国函[2011]131号文件批复同意撤销铜仁地区设立地级铜仁市, 同时撤销县级铜仁市。本文中, 铜仁市均指地级铜仁市

33 《铜仁年鉴》编辑部编.铜仁年鉴 (2012) [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篇3：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以铜仁市为例

民办教育属于社会主义公益事业, 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样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 不是可有可无, 无足轻重, 而是关系到人力资源强国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大事。近年来, 随着铜仁地区办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民办教育也得到较快发展, 在较短的时间里, 铜仁地区民办教育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逐步成为本地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地基础教育发展注入了活力, 显现了生机, 做出了新贡献。

民办学校在本地区的办学途径中, 由于办学时间较短, 因此, 在它办学的指导思想、规范、质量、条件及其在社会的认可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二、西部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观念认识模糊

当前在本地区民办教育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没有确立, 对民办教育还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第一种是“多余论”, 认为公办学校已经办得够多, 没必要再发展民办学校。第二种是“冲击论”, 认为发展民办学校冲击和影响了公办学校, 抢了公办学校部分生源。第三种是“盈利论”, 认为民办学校以办学为名, 行盈利之实。第四种是“怀疑论”, 认为民办学校主要招“双差生”, 学习氛围不良, 办学条件较差, 很难培养出合格生和优等生。

(二) 管理不善

地方政府宏观管理失控。目前, 本地区没有一个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民办教育管理机构, 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沟通, 争夺办学审批权、管理权等现象时有发生, 又没有教育行政执法队伍, 对非法办学和恶性竞争的处置, 缺乏有力的措施。民办学校教师的聘任、教育教学、督导评估、固定资产和财务运作、安全管理等方面, 存在许多管理真空区域。

(三) 缺乏师资

民办教育队伍的主要来源是离退休教师, 而且主要以兼职为主, 队伍老化严重。教师与学生之间年龄差过大, 导致教师与学生的生理、心理的巨大差异, 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全面发展学生素质, 教师队伍不够稳定, 流动性大, 由此, 导致教育教学工作缺乏稳定性, 对学生的教育缺乏长远规划。这种现象, 不利于民办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 也不利于民办学校形成自己的传统, 创出自己的特色。

(四) 经费短缺

目前, 本地区民办教育的经费是靠民办学校自己筹措, 经费上并无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国家法律规定:个人投资民办教育, 不能索取回报, 而且在学校存续期间, 资产属于学校, 个人不得转移。由此种种客观局限, 让民办学校普遍感到经费紧张, 因此, 民办学校普遍办学条件差。

(五) 自我封闭

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 可以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 举办各级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根据实施条例规定, 民办学校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以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等方面, 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较大的自主性。然而, 有的民办学校, 办学目的不够明确, 关门办学, 缺乏与相关部门的主动沟通、协商和相互了解, 以致对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能及时落实、传达和贯彻。再者, 任课教师普遍没有参加业务培训, 而且缺乏对外交流, 缺乏教学探讨及教学观摩, 不能接受新信息, 不能了解前沿知识的发展现状。

三、积极推进西部民办教育发展的对策探讨

(一) 提高认识, 加强宣传

国家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民办教育事业, 先后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条例》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行政法规。这些法规的出台, 对于调动和保护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 维护教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利, 全面规范社会力量办学活动, 全面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加强和规范民办学校的管理, 促进民办学校健康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 提高认识, 当地政府要将民办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去, 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劳动保障等相关部门的工作目标。大力宣传报道社会力量办学中的好人好事, 突出事迹。对社会力量办学中的优秀教师、优秀管理工作者和优秀的学校, 应给予大力的宣传和表彰, 要端正对民办教育的认识, 认真落实、支持、鼓励民办教育的各项政策, 使民办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 共谋发展, 共同提高。

(二) 增设管理机构, 加强管理力度

要使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必须设立一个具有权威性, 且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机构, 负责协调与民办教育有关的各部门。在教育行政内部, 设立一个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 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进行归口管理, 加强管理力量, 避免多方插手, 政出多门的现象;专门负责协调民办学校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协助民办学校建立教师培训制度, 并将教师的各项培训纳入公办教师培训的行列, 同等享受各项培训资格;规范和完善民办学校的课程管理、学籍管理和教学管理制度;鼓励民办学校开设特色科目, 创办特色学校, 对有突出贡献的学校给予表彰和鼓励,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表彰和奖励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学校, 依法进行处罚。将民办教育的管理, 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制定民办教育储备金及收取标准, 有效防止高风险行业对社会造成的震荡。

(三) 建设一支结构合理, 相对稳定专职教师队伍

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 在社会力量办学中任教的教职工, 其养老医疗等方面, 应纳入国家的补助政策。完善教师聘任制度, 为民办教师提供晋职升级、评优及业务进修的机会;为专职教师提供住房、医疗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 解除民办学校教师的后顾之忧, 使教师乐于敢于到民办学校担任教职。同时, 改革社会人事制度。建立教师人才市场, 健全公、民办学校教师合理流动机制, 鼓励教师合理流动。

(四) 地方财政适当投入支持, 鼓励民办学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地方财政可以适当对民办教育经费给予财政资助。在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 还应当鼓励民办学校多方筹措教育经费, 通过多渠道融资, 将所得资金投资于办学, 用以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质量, 以利于学校的发展。

(五) 建立一套民办学校的评价体系

这个评价体系不能和公办学校一样, 尤其是硬件方面应做一些调整, 每一个环节都要规范, 可以由政府监督, 社会中介进行客观评价, 根据评估结构确定学校每年招生指标, 保证质量。这样做有利于促进民办教育的完善和发展。

(六) 建立档案管理机制

为了使民办学校的教师队伍相对稳定、基本素质得到保障, 教育主管部门应对学校在招聘教师时提出明确要求, 招聘的教师必须具有符合所从教科目的教师资格证, 对不符合规定的, 在一年之内必须参加相应的考试, 并取得对应的资格证后才能上岗。学校一旦聘用了教师, 必须签订聘用合同, 并将所聘教师的个人资料、聘用合同一并交由主管部门保管, 建立专门的档案保管库, 督促学校、教师双方切实履行合同, 对违反合同的要作出相应的处罚。

(七) 维护民办教育内部安全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 民办教育因其体制与机制上的自主性、灵活性, 加上在快速发展的初期, 存在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保障等方面的不完善, 民办学校和民办教育内外部的不稳定因素均同时存在。一段时期以来, 来自民办教育领域的一些不稳定事件, 不但给社会增添了不安全因素, 也影响了民办教育自身的安全稳定。因此, 必须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 认真排查各种影响安全稳定的隐患, 及时化解各种矛盾, 努力建立民办教育的风险防范机制等, 切实维护好民办学校的安全稳定,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履行好职责, 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结语

社会力量办学中民办学校, 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而出现的产物。西部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样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 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中的民办学校。西部民办学校要善于寻求自身的发展机会, 不断思考, 勇于探索,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才能创造出自身的特色, 才能在教育市场中抢占先机, 赢得发展。

摘要：西部民办教育是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一系列如管理方面、观念方面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展西部地区的民办教育, 培养更多的人才, 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

关键词：西部民办教育,铜仁地区,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王中华.研究性学习与终身教育[J].成人教育.2000.6 (6) 45-46.

[2]于艳玲.[J].教育探索.2007, (12) 8-9.

篇4：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以铜仁市为例

一、喀斯特地貌对传统民居选址的影响

贵州传统民居是在贵州特有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 属亚热带季风区, 境内高温多雨, 碳酸盐岩的溶蚀作用强烈, 喀斯特地貌十分发育。喀斯特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 对贵州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并形成了乡土色彩浓厚的喀斯特民居文化。现将以地处贵州东部的铜仁地区的传统民居为例来分析喀斯特环境对贵州传统民居选址的影响。

铜仁位于贵州东北部, 东邻湘楚, 北接巴蜀, 是连接中原地区与西南边陲的纽带, 享有“黔东门户”之美誉。全区八县一市一特区, 总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375万, 有汉、土家、苗、侗、仡佬等26个民族。[2]与贵州的大部分地方一样, 铜仁境内喀斯特发育, 地表破碎, 沟壑纵横, 山高林密, 小溪河流穿梭于高山峡谷之间, 严峻的地理环境迫使铜仁居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发挥出了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力量, 以求得生存。铜仁独具特色的、风格多样的传统民居建筑就是铜仁各族人民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抗争中聪明与智慧的结晶。这些别具一格的民居为丰富贵州乃至中国的建筑文化,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受喀斯特生态环境的影响, 铜仁地区“地无三尺平”, 可供使用的农耕土地十分有限。在小农经济时代, 土地无疑是最宝贵的生产资料。为了把有限的土地留给农耕, 铜仁人们在选择住宅地时十分注重节约土地和根据地形地势进行合理布局。因而, 铜仁传统民居在建筑上力求依山而建, 傍水而居。多半在背山面水的山间河谷地带安家落户, 民谚谓之曰“鱼住滩, 人住湾。”但某些民族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环境的种种原因, 也有住在山腰甚至山顶的。[3]如“高山苗, 水仲家, 佗佬住在石旮旯”;“瑶族占箐头, 苗族占山头”等民谚就是生动的写照。

因山区地势起伏较大, 住在山腰甚至山顶的民族在建筑房屋时就不得不利用原始地貌中的坡、沟、坎、台等地形, “借天不借地, 天平地不平”, 将房基用石块直接砌筑其上, 逢高就低因地制宜建造房屋, 所以铜仁传统民居建筑多分布在山坡上、坝子上、沟河边, 这样既节约了可农用土地, 又有利于防洪排污、取水通风, 实现了人、建筑与自然的和谐。

聪明智慧的铜仁人们除了利用大自然的天然美来创造生存环境外, 还遵循自然规律, 有意识地利用自然资源营建房屋, 解决安居问题。在小农经济时代, 受物力、财力的限制不可能从遥远的地方采购建材。因此就地取材、因材制用成了铜仁也是我国传统民居的一个共同的建筑原则。铜仁地区多高山, 森林特别是杉木丰富, 故铜仁传统民居多为木质结构。建房用的柱、檩、梁、围壁、窗等几乎全用优质的杉木, 有的地方竟以杉皮为“瓦”, 全然是杉的世界。当然屋面盖杉皮, 不全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也有山区防雹的需要。因为铜仁春季多冰雹, 有时竟大如鸡卵, 房面如用青瓦则在冰雹的袭击下容易破碎。这种地方性建材直接影响到房子的外观与格局, 更使传统民居带上浓郁的地方色彩。

受喀斯特地区相互协作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历史上共同防御各种外敌他族袭扰的需要, 铜仁传统民居单家独户的现象比较少见, 大多数情况下, 是几户、十几户、几十户甚至上百户聚族而居, 形成自然村寨。这种村寨一般只有一个姓氏, 或以一个姓氏为主而杂以别的姓氏。这种聚族而居的状态也是喀斯特环境的封闭性使传统的宗族制度的凝聚力比较强的表现。铜仁传统居民在选址建寨时还十分讲究“风水”和“龙脉”。在他们看来, 房基地的好坏与家人的祸福及子孙的兴衰息息相关, 因此他们在选择寨址时非常审慎。经常会选择背山面水、负阴抱阳、左右两侧有山呈合抱状, 前面有向山且不占农用土地的地方作为寨址。为了完善风水, 他们还会采取修桥、栽树、改水立寨等方法。铜仁传统居民的“风水”观念, 既是受喀斯特地貌多山地峰丛沟河的生态环境的影响, 同时又是一定的民俗文化和宗教心理的体现。除去“风水”观念中的封建迷信思想, 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有选择既实用又风景优美的地方作为聚落地的朴素的环境审美心理。各村寨还会在村落前平地建立村坊、井台、水塘、打谷场等公共设施。狭窄的小路在村寨各房舍间迂廻曲折, 邻里之间鸡犬相闻, 相互照应, 和谐共处。随着村落人口不断增加, 新建的房屋向四周伸展。由于村寨大多分布在坡地或河边, 无论村寨兴建多大也不会占用宝贵的农用土地。同时又由于因地势而建, 房舍沿地理等高线层层传递, 屋檐相接, 鳞次栉比, 错落有致, 在青山绿树的掩映下, 或隐或显, 美丽多姿, 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二、喀斯特对传统民居建制的影响

人类选取和建造住宅的历史始于原始时代, 我国古代可考的住宅形式主要分为穴居和巢居两大类, 贵州大面积发育的喀斯特为穴居提供了物质基础, 再后, 喀斯特地区传统的住宅建筑多以“干栏楼居”为主, [4]很多史料文献都证明了“干栏楼居”的前身与远古原始人类的“巢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汉书·贾捐之传》曰“雾露气湿, 多毒草虫蛇之害,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韩非子在《韩非子·无覃》中描述远古人类的生活图景是“上古之时, 人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尝构木为巢, 以避群害”;张华的《博物志》亦云“南越巢居, 北溯穴居, 避寒暑地”;《魏书·系传》中更明确认为古代民居是“…名曰‘干栏’”。可见贵州喀斯特地区的“干栏”楼居系古“巢居”发展而来, 而古“巢居”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居民远古时代的居住空间, 与古越人的“干栏”楼居同属一个文化系统。

铜仁位于武陵山腹地, 属亚热带高原季风区, 冬季寒冷干燥, 夏季高温多雨, 且年日照率低。在小农经济时代, 受财力和技术的限制, 不可能象今天一样用挖掘机、起吊机等机械设备去大规模地改变建筑环境, 也没有风扇空调等现代设备,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为了御寒、避暑、防潮和避开野兽虫蛇的袭击, 顺应当地的地理条件, 采用了一种底层架空上层居住的半吊式吊脚楼建筑。这种建筑造型别致, 一般采用穿斗架式结构, 用木梁木柱穿插扣连而成。房屋一般为三层三开间, 底楼由石台基和支撑木柱构成, 用来喂养牲畜, 堆放杂物。二楼中间为堂房, 堂屋用石头做基, 建立在实地上, 主要是用于祭祀祖先和办理红白喜事, 一般不住人。堂房两边为厢房, 厢房用木柱支撑, 建在离地70～80cm处, 作卧室用。楼上正面和两边侧面有楼廊环绕。设置楼廊既可以防止飘雨对墙壁的侵蚀, 又方便晾晒衣服和各间房子之间的联系。三楼用来堆放各种粮谷或其他物什。屋顶用青瓦或杉树皮覆盖, 为了遮雨和防止太阳辐射, 出檐一般较深远。厨房和厕所依地形建在附近。整幢房屋全是木质结构, 不用一钉一铆, 但结构严密, 非常牢固, 既实用, 又美观, 美中不足的是防火性不强。吊脚楼依山就势而建, 形式灵活, 千姿百态, 顺应了喀斯特地区沟壑纵横的复杂地貌, 又具有一定的旅游审美价值。

三、铜仁喀斯特传统民居中的建筑美学原则

受喀斯特复杂地貌和落后的生产力的影响, 贵州传统民居在选址、取材、格局, 建制上表现出了对大自然极强的依附性。从贵州传统民居建筑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着一个古朴而伟大的建筑美学原则, 那就是“和”。这个“和”体现在与地形地貌的和, 与气候植被的和, 与经济基础的和, 与民族审美习惯的和。[5]因为有了这个“和”的建筑原则, 贵州人们变不利为有利, 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理条件、自然资源营造自己的安居之所, 尊重了自然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个“和”的建筑理念对铜仁乃至中国现代民居建筑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已掀起了兴建新式民居的高潮。原本贫困、落后、闭塞的喀斯特地区近年来经济也发展迅速, 连接外界的公路也通往了许多的乡镇村寨。在外来文化和信息的冲击下, 一座座钢混水泥的现代民居建筑在各地拔地而起。这些现代民居可能在豪华、档次、卫生方面都要优于传统民居, 但是它们普遍形式单调, 乡土色彩缺失。不仅与传统建筑和环境极不协调, 造成审美的视觉阻塞;同时也使具有浓郁喀斯特地域特征的传统建筑更显苍老和羸弱;这种现代钢混结构的民居建筑的大量涌现, 也意味着喀斯特地区住宅文化已失去原有的文化底蕴, 必将对喀斯特文化的延续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 这些钢筋水泥的现代民居一般是建在地势较平坦的地方, 长此下去会造成大量的宜农的后备土地被占用。还有许多地方用挖掘机来夷平土地建造房子, 这样在改变了建筑环境的同时, 对地貌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继而会导致水土流失, 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难以逆转的结果。所以, 铜仁现代民居建筑既要适应时代要求, 融进现代先进的科技成果, 又要继承传统民居的优秀传统, 实现人、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铜仁喀斯特地区现代民居建筑发展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摘要：本文探讨了喀斯特生态环境对铜仁传统民居在选址、取格、格局及建制等方面的重要影响, 并分析了铜仁传统民居所体现出来的建筑审美思想对现代民居建筑的启迪。

关键词：铜仁,喀斯特,民居建筑

参考文献

[1].熊康宁等.喀斯特文化与生态建筑艺术[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2].中共贵州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贵州省情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3].金其铭等.中国人文地理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4].汪其力等.中国传统民居建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篇5：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以铜仁市为例

聘礼纠纷一般可称为婚约财产纠纷, 是指婚约双方当事人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婚姻聘礼, 因为特定原因致使婚约双方最终没能成就婚姻或者因为给付聘礼造成给付人生活困难, 给付方请求接受方返还聘礼引发的财产纠纷。聘礼作为我国传统婚姻的基本程序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西周时期确立的“六礼”制度是婚姻聘礼的源头。“六礼”的核心就是聘礼, 女方以接受男方财务的方式表示许婚, 这种婚姻形式一直延续下来。

当前国内法学界关于聘礼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给付聘礼的行为的属性和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和适用, 针对婚姻聘礼纠纷的普适性开展研究。目前国内对于婚姻聘礼的给付行为的性质也达成了一定共识, 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所规定的如“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生活困难”等语词的理解也有了可行的参照。然而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的婚姻聘礼纠纷法律问题的针对性研究相对较少, 专门就贵州这个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下关于少数民族的婚姻聘礼纠纷的法律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 许多民族都保留着各自特殊的婚俗习惯, 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聘礼问题而产生的纠纷也屡见不鲜。这是法律问题, 也是民族问题, 解决好民族地区的群众的纠纷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针对农村少数民族婚姻聘礼纠纷的解决机制还亟待提出。

二、聘礼概述

( 一) 聘礼的由来

聘礼又叫彩礼、聘财, 是我国传统婚姻的前置程序, 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在我国农村, 聘礼被视为男女双方婚姻的前置程序和订婚的必备物, 而聘礼的主要方式就是送彩礼。

早在西周时期的《周礼》里规定婚姻礼制的“六礼”婚姻制度, 是婚姻聘礼的源头。“六礼”的内容里“纳征”就是指送聘礼。女方家庭以接受男方送来的彩礼的方式表示同意缔结婚约, 这种婚姻形式一直延续到20 世纪初。

1934 年4 月8 日中央苏区颁布施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其中就有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直至新中国成立, 其后颁布施行的几部《婚姻法》均未对婚姻聘礼作出明确规定, 但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等内容。

( 二) 聘礼纠纷的类型

在现行婚姻法框架下, 人民法院在处理聘礼纠纷时主要按照婚姻中的财产纠纷来处理聘礼问题。2004 年4 月发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彩礼问题的条文, 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聘礼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给人民法院审判彩礼带来了便利。与此同时, 也产生了如下社会争议, 影响社会和谐。

1. 双方未成就婚姻而造成的财产纠纷

婚姻双方在聘礼给付后因特定原因致使双方未能最终成就婚姻, 而接受方按照地方风俗已经向给付方赠送了嫁妆或婚约双方已经实质生活在一起等缘由致使给付方要求返还聘礼的请求得不到实现而产生的纠纷。

2. 双方离婚后产生的纠纷

在这里又可以细分为两类, 一类是婚约双方最终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并没有共同生活, 另一类是聘礼给付致使给付人生活困难, 双方离婚以后给付方要求返还聘礼的请求没有得以实现而产生的纠纷。

( 三) 聘礼的性质

对于聘礼的性质, 法学界历来说法不一, 纷繁复杂, 但比较统一的就是都在法理上承认了聘礼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这也是解决聘礼纠纷或称为婚约财产纠纷的重要前提。

时下主流的一种说法就是, 聘礼给付行为是附条件的赠与说。《合同法》对于合同附条件的规定如下: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 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 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在合同中所附的解除条件必须是将来可能发生的, 同样也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 并且该约定不得违背法律要求。首先聘礼给付约定的双方结婚的条件是将来可能发生的, 给付聘礼的行为也是明确的表示为了促使双方成就婚姻, 这一条件本身是不违法的, 因为它并没有强制的要求接受方结婚, 而是作为聘礼给付这一赠与行为的条件。换言之, 如果给付方不是出于对未来双方结婚的考虑, 是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无端的向对方赠送大量财物, 如果缔约双方最终没能成就婚姻, 聘礼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婚约中赠送的财物。这一赠与行为自双方成就婚姻时生效, 该聘礼行为的解除条件就是双方没有最终成就婚姻, 这样双方赠与合同的解除条件就产生了, 婚约中所赠与的财产就应党恢复原状。

三、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聘礼纠纷特殊现状

( 一) 特殊的民族婚俗

在贵州, 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保留有自己特殊的婚姻习俗, 像贵州安顺地区苗族的“跳花坡”、抢婚, 男女双方通过在民俗集会“跳花坡”上认识, 相中对方, 然后以假意抢婚的方式将女孩子带回家, 女孩子要假装很不情愿的被“掳走”。最后, 男方通知女方父母, 在乡间邻里就会默认了这样的形式的“婚姻”。

近年, 贵州某法院就曾经处理过一起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聘礼案例。李某某与杨某某都系苗族, 两人在“跳花坡”集会上认识。当天李某某便将杨某某带回家中, 按照民族婚俗向杨某某家提亲并赠送了彩礼若干, 杨某某也按当地习俗给李某某家赠送了嫁妆, 后两人遂开始了同居生活并得到了族中的认可。不久后杨某某在未告知李某某和家人的情况下奔赴广东打工, 李某某在寻找未果的情况下将杨某某一家告上法院并要求返还聘礼。在双方调解过程中, 李某某家所在的村寨与杨某某家所在的村寨都扬言要踏平对方的地盘, 一度火药味十足, 幸得当地政府出面调停, 才没有把事情闹大,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民族问题无小事, 然而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 我国法律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婚姻的合法性, 怎样在应用法律法规和尊重民族婚俗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 二) 妇女权利在纠纷中的保护

在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由于婚约形式事实婚姻的大量存在, 致使很多女性在这种不受法律认可保护的事实婚姻里蒙受损失。笔者在探访中曾经了解的一个案例里, 王某某与张某某均系苗族, 家住安顺市西秀区内, 两人在外出打工期间认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王某某 ( 男) 与张某某 ( 女) 一起回到家里举办了婚礼, 王某某向张某家赠送了聘礼48000 元, 并将张某某“娶过门”。两人并没有办理结婚证, 同居半个月后王某某便又外出打工, 张某某则在家务农, 两个月后王某某通过电话告知张某某自己没想好结婚, 要求张某某离开他家。并且以双方没结婚为由要求返还聘礼, 张某某回到自己家中向邻里哭诉, 族里长辈均表示要惩罚王某某, 并要他赔偿张某某的损失, 还要求王某某到张家门头挂红。

在这一案例里, 作为女性的张某某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就与王某某同居在一起, 其最终没有成就婚姻的情况下, 王某某返还聘礼的诉讼请求应该得到支持。然而, 这期间的未婚同居中对于女性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女性的贞洁观念依然很重, 如果一个女孩子有过案例中这样的履历对于未来的婚姻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终生都不结婚。这样, 对于女性权益保护的必要性就愈发显现出来了

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婚姻聘礼纠纷的原因

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 由于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限, 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和《婚姻法》的冲突长期存在, 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 一) 少数民族婚俗与《婚姻法》的冲突

在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由于本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限, 人口素质普遍不高, 学法懂法的意识不够, 习俗与法律的冲突成为了婚姻聘礼纠纷的源头。

少数民族地区, 当地百姓对于本民族婚姻习俗依然持保留意见。在很多地区, 人们对于婚约的理解几乎等同于婚姻缔结, 所以对于婚姻聘礼纠纷中聘礼的返还持反对态度的较多。那么, 婚姻聘礼纠纷的原因就应该是人们对于《婚姻法》的了解和民族婚俗观念的冲突。因此, 在婚约双方订婚并给付聘礼以后, 婚约双方及其周围的群众就默认了这一婚姻的实际效力。然而我国法律并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 人们对于成就婚姻的理解和现实法条的冲突就成为了婚姻聘礼纠纷的主要原因。

( 二) 教育发展水平不足

贵州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均分布在落后的山区, 交通闭塞, 教育资源匮乏, 导致山区教育水平提不上来, 当地百姓学法懂法的意识也严重不足。

全国56 种民族中, 在贵州原住的少数民族就有18 各, 他们其中都分布在毕节、黔东南、安顺等边远地区, 民族地区的教育普及度严重不足。国家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受自然条件、教育成本等原因的影响收效甚微, 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现状令人堪忧。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对于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法制普及很难做到让受教育者真正知法懂法, 进而对其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有法制参照。农村地区尤其多民族地区的法制教育普及问题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念, 也成为农村婚姻聘礼纠纷的重要原因。

五、针对性解决方案

针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婚姻聘礼纠纷中的特殊现状, 笔者整理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方案, 以供参考。

( 一) 做好法律知识宣传, 在聘礼纠纷问题出现时充分应用当地政府疏导调解,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聘礼纠纷案例中, 解决好聘礼纠纷问题, 是处理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于少数民族同胞中出现的聘礼纠纷问题要充分发挥法制宣传和当地政府调解的有机结合, 灵活解决其中的对于事实性质的判定, 就聘礼纠纷中“还与不还”、“为什么还”、“怎么返还”、“返还多少”的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并让群众理解并接受。

( 二) 加大婚姻登记制度的宣传, 让登记结婚的观念深入人心; 深入基层探访调查, 加紧完善农村尤其民族地区的婚姻登记工作。民政部门应该加大宣传投入, 让民族地区群众了解婚姻登记的常识, 以此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让广大群众中未进行结婚登记的抓紧时间完成婚姻登记程序, 让纠纷解决有据可循。

( 三) 在未婚同居案例中要求返还彩礼的, 应从保护妇女权益方面酌情考虑返还的比例。由于在大部分未婚同居的案例中, 女性的群益收到很大程度的损害, 甚至有的还育有子女。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律在不背离公序良俗的情况下, 保障妇女权益就涉及到了聘礼纠纷中返还数额的问题, 还有就未婚同居事实中女性权益受损的赔偿问题都会让返还的具体数额有了可酌情考虑的空间。

六、结语

贵州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地区, 特殊的婚俗习惯造成的婚姻聘礼纠纷问题成为了我们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 解决好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司法实践对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陈群峰.彩礼返还规则探析[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