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精选8篇）

篇1：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变革管理学是构成西方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战略管理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的增强，关于企业战略的变革理论应运而生，为变革管理学增色不少。本文分别从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战略弹性、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企业战略变革障碍等方面介绍和评价了此理论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变革管理对我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企业战略,变革,启示

“战略变革”包含两种形式的变革：一是企业组织的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另一种是企业战略的变革。前者是构成西方战略变革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英国曼彻斯特管理学院教授伯恩斯(burnes，)认为，组织理论也就是变革理论。在大量关于组织变革的研究文献中，也有涉及企业战略变革的内容，但它处于依附的从属地位。这与战略管理的产生时期较晚有关。随着人们对战略管理的逐步重视，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难以预测性的增加，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关注亦与日俱增，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目前，此理论正在深入发展。而国内管理学界对它却较少关注，大多聚集于企业组织变革。然而，国内企业因复杂多变的环境而被迫实施企业战略变革的紧迫性亟需此理论的“智力支持”。因此，本文首先对此理论加以述评，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对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的相关启示。

一、企业战略变革理论述评

我们分别从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战略弹性、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企业战略变革障碍等四个方面展开。

1．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

企业战略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效的组织与领导，企业各级经理人员理所当然地要履行这份职责。Prahalad&doz (1987)通过对20世纪70、80年代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的研究，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最主要任务是管理战略变革。美国学者gioia& chittipeddi(1991)利用单一主体的“讲道理”(sensemaking)和不同主体间的“给道理”(sensegiving)两个概念，通过对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的战略变革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新框架以帮助理解战略变革开始阶段的不同特征，并用这种阐释法来说明高层管理者或团队活动是战略变革发起过程有效性的关键。瑞典学者bohman&lindfors(1998)分析了企业的战略结构和战略行动者 (strategicactors)认知结构的相互间关系，并结合对1990～1995年瑞典经济衰退期间10个企业集团战略变革的纵向研究，鉴别了两种驱动力量。他们所说的“战略行动者”就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通过对其的战略意识体系和战略形势本质的分析，考察了理论结构、现实结构和企业组织的政治形势的内在相互作用，得出了“战略行动者的学习过程和行为对于经济萧条时期的企业战略变革是必要的”的结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Eisenhardt和麦肯锡咨询公司brown(1998)通过对全球计算机行业12家典型企业的调研，并结合复杂性理论、时间节奏理论、进化论等多种学科知识，提出了在激烈变革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的新竞争战略――“边缘竞争”。她俩对公司高级官员、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与负责管理多个业务部门和多条产品线的业务整合人员的职能作了总结和归纳。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成立的“麦肯锡真正改革协作组”的研究(1995)表明：一批新型的中层经理人员是公司在变革(包括企业战略变革)方面表现杰出的原因。floyd&lane(2000)从社会交流和角色的角度，而不是战略过程分析中常用的有限理性或政治性决策的视角，把战略更新(strategicrenewal)定义为伴随着提升、供给、使用新的知识和创新行为以促进组织核心竞争力或产品市场范围变革的演进过程。他们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子过程：竞争力的定义、部署、修正过程。在每一个阶段，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经理人员在他们的时间范围与当前战略的关系、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信息要求、情感特征等方面各不相同，由此导致了经理人员个体的不同战略角色(strategicrole)间和经理人员之间的战略角色的冲突。美国学者markoczy()从界定一致性(consensus)的多方面性出发，构建了一个一致性形成的概念，并把它应用于战略变革的背景下，结合对三家经历不同战略变革的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战略变革的早期阶段，一致性的基础场所不是在高层管理团队 (topmanagementteams)，而是在其它利益集团，尤其是在那些赞成和支持战略变革的利益集团。

西方学者们用认识心理学、社会学、复杂性科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考察了经理人员在企业战略变革中的角色与行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单一的高层管理者扩大到了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管理者，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战略变革全体经理层的参与性。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角色的多样性和战略变革过程不同阶段的职能要求的权变性，他们间的组合模型是多变的。沃尔贝达和巴登富勒(1998)对此作了综述。但是，他们的讨论重点基本落脚在职能上，而对于隐藏在职能背后的内源性能力驱动因素：管理人员的战略思维(strategicthinking)能力和战略行动(strategicacting)能力较少涉及。而这两种能力的强弱与驾驭成功倾向型的战略变革息息相关。另外，企业战略变革的另一重要群体：员工，尤其是作为企业成功要素的重要载体――关键性员工，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

2．战略弹性

弹性(Flexibility)在变革管理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Prahalad&doz(1987)在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跨国公司的战略研究中，对战略弹性(strategicflexibility)作了阐述。他们认为“战略弹性不主张长期的较大幅度变动，而是主张持续调整和精确微调”，而且“战略弹性要求有相当程度的多义性和多样性”(普拉哈拉德，2001)。曾因对组织弹性和战略变革的创新研究而获得“安索夫战略管理奖”的荷兰学者volberda与合作者rutges()把弹性(组织弹性)定义为“一个组织拥有的若干现实和潜在管理者能力的程度，管理者据此可以加快提高管理控制能力和改进组织控制力的速度”，

在此基础上，他们把弹性分成三种类型：操作弹性、结构弹性、战略弹性，每种弹性的区别在于内部弹性，即迅速适应环境要求的管理能力，以及外部弹性，即管理层影响环境的能力。这里的战略弹性是一种与组织目标或环境相联系的管理者的非常规性操纵能力。当组织处于难以预测的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且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时，战略弹性是必需的。当然它需要非常规的技术、有机的结构和创新的文化的综合性组织支撑。他们提出组织的学习过程对战略弹性的形成是重要的。芬兰学者tienari&tainio(1999)对组织变革中的弹性作了分析，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分析战略弹性，但由于战略和组织的有机联系，他们对组织弹性的研究结果对战略弹性还是有启发的。通过对组织的“弹性与刚性结构”的四种类型的分析，他们提出组织弹性的传统认识是有局限的，没有认识到它是高层管理者以循序渐进的执行程序来重组企业的快速决定。

综上所述，战略弹性作为企业战略变革中的学习机制，其顺利执行与否和变革绩效密切相关。但是，战略弹性的构成要素、具体形成机理，尤其是组织弹性和战略弹性的关系，在已有的战略弹性研究文献中尚不多见，但恰恰是这些问题对于战略弹性和企业战略变革的关系意义重大。

3．企业战略变革过程

关于战略变革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过程的类型及性质；二是过程的具体内容。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种情况。

Prahalad和doz(1987)在对20世纪70、80年代的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区别了两种战略变革的过程：一种是公司危机引发的“迅速”、“剧烈”的变革过程，另一种是公司主动引发的缓慢的变革过程。后者是战略变革的基本过程，前者是后者的极端情况。他们通过考虑影响战略质量的因素，认为剧烈变革过程其效果不及缓慢变革过程。英国战略管理学教授johnson和scholes(1993)对此问题的观点是，总体而言，组织中的战略变革是渐进式的，偶尔会出现一些转型式变革。他们之所以认为战略变革的主导过程是渐进式过程，是因为战略变革主要是基于企业已有的行事方式或惯例所形成的“影响路径”或“影响环”上的一个社会系统而进行的。沃尔贝达和巴登富勒(1998)在对大型多业务企业如何在变革力量和稳定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寻求平衡的战略更新的文献综述中提出，从时间机制而言，学术界认为，战略更新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非连续的间断性革命变化过程；另一个是缓慢进化过程。荷兰学者 bobdewit和meyer(1998)通过对大量直接或间接性战略变革的文献的整理发现，理论界有两个观点：一是非连续性变革视角的革命式 (revolutionary)过程观点；二是连续性变革角度的演进式(evolutionary)过程观点，两派观点各执一词。

关于企业战略变革的具体过程，Prahalad和doz(1987)认为，几乎所有成功的战略转变都发端于一个关键的任命程序。然后，新任执行官对各级经理人员的认知过程施加影响。随后的变革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战略和认知产生多样性；第二阶段，系列的决策和执行权力的微调；第三阶段，由于战略变革获得合法性地位而紧随的战略再定位。

总的来说，企业战略变革过程的主流观点认为，渐进式变革过程是主导过程。这一理论观点在战略管理案例中能得到相应的印证。但是，研究者们不大关注渐进式战略变革的具体实施方式、渐进式变革与剧变式变革的关系、变革过程的设计的成本收益权衡及风险防范等问题。

4．企业战略变革的障碍

随着企业组织结构的转型、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的重组、企业内外部利益格局的调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更新，可以这么说，成功的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也是成功排除变革障碍的过程。Prahalad和doz(1987)在对跨国公司和战略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管理层认识和行动上的滞后是战略变革的重大障碍。造成认识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分裂、同质性管理体系在异质性经营领域的推广和过去成功经验的重复。引起行动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权力重新配置导致的各级管理层分裂。另外，不能有效地使用构成管理基础设施的管理工具也是主要障碍之一。johnson和scholes(1993)认为，阻碍企业战略变革的因素包括日常惯例、控制系统、组织结构、标识、权力、依赖性关系。

由上可见，管理学家们着重从认知、权力与组织政治、惯例等角度分析战略变革方面的障碍。但他们的分析大多局限在管理层范围之内，很少涉及员工、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和对管理层的权力制衡有重要意义的公司治理机构。

二、启示

虽然我国企业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了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理论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使用，但是，它对开拓国内企业管理者的视野，培养战略思维能力，提高战略行动能力还是有借鉴意义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导致的竞争规则国际化，国内企业的战略管理逻辑正逐渐从“机会主义型”和“关系主义型”转变为“市场主义型”和“公平主义型”，战略管理在企业成长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可以这么说，一个不重视、不精通战略管理的企业是难以长大的。企业战略变革作为实施企业战略的重要环节必须受到重视。具体而言，西方企业战略变革理论和实践对我国企业战略管理有以下启示：

1．管理者要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反应。就企业战略变革的诱因而言，有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强制性变革和内部情况变动造成的诱致性变革。管理者较易注意前者，但对后者也不能忽视。

2．建立一个由高、中、低管理和关键员工组成的战略管理团队，对战略变革实施综合、系统管理。尤其要注重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员工的角色和作用。中层管理者承上启下的有机联动性和关键员工对战略执行绩效的第一线真实感受和认识，是正确发起和实施战略变革不可或缺的要素。

3．培育战略学习机制，提高企业战略的转换能力。企业战略作为连接企业组织和环境的纽带，通过环境、组织和战略三者间的反馈式互动而成为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方向性装置”。战略学习机制在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组织学习是以组织为基本单位的知识创新过程，所以要充分重视各种形式的企业知识创新活动，使企业在实施战略变革时不会感到“积重难返”。

4．合理、谨慎地设计企业战略的变革过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企业战略的变革要经历发起、制定方案、贯彻执行(其间伴随着绩效评估)等阶段，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深入调研、认真制定和扎实推行，不能凭借“长官意志”而武断拍板，一蹴而就。

5．制定细致严密的排除战略变革障碍的方案，做好相应的风险防范工作。受组织的“路径依赖”、经济人“有限理性”假设和“机会主义”的影响，战略变革的障碍是复杂多变的。成功的战略变革是以有效排除变革障碍为前提的。

尤其要引起注意的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企业家能力在企业战略变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战略企业家能力的主要内容是战略思维能力和战略行动能力。我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们要充分重视、培养和提高这种能力，实现经理能力向企业家能力的转变，并不断提高企业家素质，在推动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实现自身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升级。

篇2：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11-9-2

3一、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减税潮

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过大规模的减税潮。当时的经济背景主要是滞胀。按照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解释，减税在短期可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并且可以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增加未来的供给。

（一）美国的减税政策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应对这一经济困局，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法对经济加以刺激，期望能够尽快走出经济衰退。世界性的减税风潮正是在这一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作为这一次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所推出的经济救急政策里，减税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09年1月，上台不久的奥巴马即向国会提出一项总额为三千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以刺激已经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经济刺激方案，该方案涉及787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具体包括减免联邦税收，提高失业人员津贴和其它社会福利供给，以及加大在国内教育、卫生保健和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其中的税收减免计划2880亿美元左右，约占方案总额的36.6%，对个人的减免税为2370亿美元，对公司的减免税约为510亿美元。这些税收减免主要有：（1）95%的工薪家庭将获得税收减免；（2）70%的税收津贴将给予60%的收入居中间地位的工薪者；（3）200万家庭将因复苏法案的税收减免而脱离贫困；（4）在经济复苏期间，超过150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将用于帮助低收入者和脆弱的住房拥有者；（5）税收减免将帮助创造和保留100万个就业。①

（二）欧洲各国的减税政策

欧洲地区各国原本对于减税政策褒贬不一，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各国几乎都实行了减税政策。2008年11月24日，英国公布了以减税为核心总额约200亿英镑的经济救助计划，减税政策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将商品销售增值税税率从17.5%降至15%，持续时间为一至两年，每年减少增值税约125亿英镑。2009年10月，意大利和瑞典先后宣布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德国联合组阁的新政府决定免除缴纳医疗和护理保险费方面的全部税收，大约涉及90亿欧元。以高税负出名的法国也施行减税以刺激经济。俄罗斯政府在2009年年初也推出了减税政策，总额约为5500亿卢布。②

（三）亚洲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减税政策

在亚洲，以“四小龙”著称的日本和韩国同样施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日本的税收减免政策向来繁复，但凡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贷款买房等都可享受减税。2008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约273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内容包括发放现金补助、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减税和降低失业保险费用缴纳标准等。在税收方面主要采取减免税、降低税率、税收抵免等方式。如在2年～3年内，对购买环保车的消费者减免汽车购置税、汽车重量税；在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的两年内，对中小法人按照18%的减轻税率（原税率为22%）征收法人税。④③

在美国、日本等国相继出台减税方案之后，韩国政府也于2008年9月1日公布了一系列税制改革方案，对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内的16项税率进行大幅下调。据韩国企划财政部预计，此次税收改革将在2009年年底前为韩国国民节省大约11.7万亿韩元（约合10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超过一半的减税额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据估算，在未来5年内减免所得税、法人税、房地产税等共计2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49亿元）税金。⑥⑤

中国香港也于2009年6月24日推出了17项经济刺激措施，涉及金额168亿港元，其中对个人实行减税退税政策。政策之下，有50万香港市民获得退税，80万人全年免交税。⑦

除了以上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如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印度、巴基斯坦、沙特、以色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希腊、捷克等也纷纷采取了一些减税措施，一时间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减税潮。

二、世界性减税潮实施的经济背景及减税的经济机理

关于世界性减税潮的出现，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为什么会出现减税潮，或者说减税潮出现的经济背景是什么？其二是世界各国实施减税政策的经济机理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对症下药？只有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才能找到这一世界潮流的可资借鉴之处。

（一）世界性减税潮实施的经济背景

前文所述世界性减税潮的出现，从表面上来看，是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之下世界各国的临时性宏观调控经济政策。但从深层次来分析，减税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这是由实体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矛盾所致。或者说，我们需要分清的是，究竟是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危机，还是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金融危机，进而通过金融冲击显化和加深了经济危机。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世界经济的矛盾和减税潮出现的实质。

关于这个问题，本人的观点是，实体经济运行矛盾的累积，导致了金融危机，进而显化和加剧了经济危机。而减税正是在这一经济背景下比较有针对性的对策之一。

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先导因素或许是金融危机，但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还是一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

首先，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得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结果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兴起，同时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二是向金融部门转移，通过对虚拟金融资产的全球化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

其次，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二是，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一方面有利于压低国内工薪者的实际工资，另一方面又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缓解社会矛盾；三是，对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通过

发行具有特殊霸权地位的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这种新型积累模式无法根本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

再次，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可从以下数据得到论证：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而雇员的平均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考虑到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更加严重。⑧

从上所述可以推断，来自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是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相对不足。而在2008年以前，美国经济似乎仍然存在一定的经济增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消费。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2000～2007年的八年间，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口～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八年间实际GDP的增长只有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只有2.1%。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⑨

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其金融泡沫的累积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着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而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实体经济的矛盾得到放大和显化，全球性经济危机便极速爆发。2008年正是这样一场由金融市场泡沫引发的实体经济危机。这是我们分析和理解世界性减税潮的经济背景。

（二）减税政策的经济机理

上文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一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上表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总供求失衡。要平衡这种失衡，从短期来看，其有效对策只有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或称需求管理政策。从长期来看，除了需求管理政策以外，供给管理也成为可能。简单说，一方面采取刺激需求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淘汰过剩和过时产品的产能，通过产品创新来创造新的市场、新的需求，以消化过剩的产能。

一般来说，扩大政府支出是比较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在短时间内拉动有效需求，缓解供求失衡的矛盾；而制度设置合适的减税政策则可以达成两方面的功能：既可以拉动有效需求，也能调节未来的供给。

刺激有效需求的税收政策主要有减免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商品课税和公司所得税等。其经济机理可以做如下解释：减免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可以直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社会公众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会上升；减免商品课税可以降低商品的销售价格，而价格的下降则可以增加购买数量，此是从另一个角度刺激消费；减免公司所得税则可以增加企业部门的税后利润和可用于发展的资金，有利于刺激投资的上升。这都是刺激有效需求的税收政策。从前文的资料可见，美国的减税措施重在针对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其目的是刺激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当然，也有扩大或者保持就业导向的针对企业的公司所得税减免。英国则在商品课税之一的增值税上做出了减

税措施。德国则采取了社会保险税方面的减免税措施。日本和韩国的减免税既有针对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也有针对企业的公司所得税减免。我国香港则采取了个人所得税减免措施。这些政策主要都还是从需求管理角度的短期经济调节措施。

如果从长远角度来考虑，商品课税和公司所得税内所涉及的一些特别条款很可能具有刺激创新进而对未来的供给产生影响的作用，最终可从供给角度来调节总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比如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从前文资料来看，这次减税潮较少涉及供给管理角度的减免税措施。其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各国政府更加期望在短期内挽救经济困局。

三、世界性减税潮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回顾世界性减税潮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世界各国在面临经济危机冲击的时候所采取的主要税收措施，分析这些措施的经济机理。更重要的是，考察世界各国作出的减税措施是否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所启示。

（一）世界性减税潮的启示

2008年以来出现的世界性减税潮至少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1.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联动性非常之强，这要求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某一国家的调控政策要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政策措施。在很多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很可能是政策生效的重要保证。

2.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凯恩斯主义所言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这一根本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是被其他假象和矛盾所掩盖。当这一深层次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必将通过一定的渠道爆发出来。所以，对世界经济而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问题还将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如何启动民间自主消费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主旋律。

3.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至少应该沿着两条主线。其一是从收入调节角度入手，切实增加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起到刺激消费扩大的作用；其二是从生产角度入手，通过鼓励和刺激创新，淘汰过时的和过度的产能，从供给调节的角度来缓解供需矛盾。减免税政策很可能具有这两种功能。

4.临时性的个人所得税、商品课税、社会保险税以及公司所得税等税收减免措施，是刺激有效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措施之一。无论是短期措施还是长期措施，都可以倚重税收政策的调整来达成。

（二）我国税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经历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矛盾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解放了久被束缚的生产力，那么在市场经济转轨基本完成以来的情况下，我国同样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那就是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直接投资或者干预下的投资来拉动经济。而且这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方面。现在我们的情况与美国相同的是，在收入分配中工薪收入占比下滑，这意味着民间自主消费有受到挤压的倾向。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和房地产证券化等虚拟财富效应鼓励民间消费。而我国则是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来拉动经济。美国式的借贷超前消费会受

到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金融危机下实体经济危机加剧。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则隐藏着另一种危机，那就是资源的浪费和投资各环节的腐败丛生。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权贵资本掠夺了大部分利润，平民则会陷入无法自拔的贫困。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将是非常危险的。

另一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非常之大。至少，在对外贸易方面就是如此。经济危机之下我国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就是明证。当外部需求因为经济危机而减少的时候，我国的外向型制造业恰恰很深地体会了生产能力过剩的苦果。

无论是内忧，还是外困，解决问题的思路之一就在于税收政策，重点是减免税。

1.尽快改革个人所得税。设立具有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综合模式的个人所得税制。通过加强征收管理，对高收入者从实际上课以较高的税负，同时要将广大的中低收入者税负切实降低，免除其中一大部分个人和家庭的税收负担。

2.改革财产税制。设立财产持有税制，把不动产以及一些奢侈型财产纳入课税范围，既可以起到收入调节的作用，还能够刺激高收入者消费。

3.协调改革商品税。统一增值税和营业税，适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减轻商品课税负担，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4.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在深度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设立大量的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税收条款，激励企业自主投资和创新。

5.灵活税收政策调节机制。可以考虑制定某些特别法律法规，允许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特别经济情况下启动税收应急措施，利用税收这一政策工具调节宏观经济运行。

①数据引自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②数据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 lf0100lav0.html。

③数据引自《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环球视野》第319期。

④数据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lav0.html。

⑤引自http：//money.163.com/08/0904/13/4L0G7UCM002524SC.html。

⑥引自http：//.cn/articles/16029.html。

⑨引自http：//.cn/articles/16029.html。

参考文献

篇3：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西方的近现代科学,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蓬勃发展起来,随之产生的西方企业管理的独特理论。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建立至今经历过三次巨大变革。第一次变革是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这标志着管理科学的正式产生;第二次变革是行为科学的产生;第三次变革是二战以后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

在此,我们探讨的主要是现代管理理论范畴的内容。现代的西方管理学诞生了多位管理学大师,如德鲁克、波特、哈默尔、克里斯坦森、明茨伯格等,其管理理论各有特色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纵观当今中国,基于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则尚未诞生任何现代管理学大师。

二、我国企业管理的典型问题

(一)企业管理者管理理论及理念匮乏

我国现代的企业家,由于起于恢复高考的时代,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的很多人不擅于学习现代先进管理理念,因此,造成了管理理论和理念的匮乏;另外一些喜欢学习的人对于现代西方企业理论要么是全面排斥,要么是照抄照搬,均与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不甚相符;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企业运营的企业家仍然较少。

(二)企业管理者管理技能及经验薄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应用依靠于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由于我国很多企业家对于管理理论并不熟稔,而管理经验也不足,使用“专权式”等不恰当方式进行员工管理的现象屡有发生,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发展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三)企业整体管理模式陈旧

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带来现代企业的巨大变革,但是,我国的很多企业并未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其管理模式依然依托于“家族式管理”或“计划经济式管理”等不恰当的管理模式,使得企业的整体战略、组织架构及管理制度流程等并不能完全的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最终只能落到“不改则废”的地步。

(四)企业后续管理人才培养意识差

金钱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管理者以创造企业当前的利益最大化为奋斗基准,却往往忽视了西方现在管理科学理论提倡的人才培养理念,造成企业高层逐年呈现“老龄化”的态势,而后续人才的培养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使得企业未来的核心管理人才出现“断档”已经成为很多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象。

三、西方管理理论对解决问题的启示

(一)完善企业管理者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积累

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不同,对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应该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对于西方管理学家德鲁克的管理学理论、科特勒的营销管理理论、哈默的战略管理理论、明茨伯格的组织管理理论等进行系统的自我学习,并且积极参与各类学习活动进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学习、交流与沟通。

(二)培养企业管理者现代管理技能的水平

作为一个杰出的企业管理者,必须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学习以及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不断的通过企业的内部管理活动有计划、有步骤的提升企业管理者技能水平,逐步形成适合本企业发展、适合本企业员工的现代化企业管理风格。同时,也必须充分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的实际案例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管理的实际方法,助力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

(三)以现代管理理念变革企业管理模式

西方现代管理理念提倡“以人为本”,管理模式陈旧的企业必须直面现实,依托西方现代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模式,根据企业实际承受能力,对于企业自身的战略规划、组织架构、部门权责、员工权责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在最快的时间完成企业管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变。

(四)依托人才理论建立企业人才培养机制

管理的主体的人才,管理的客体是“人、财、物”,企业的延续和发展依靠的是企业核心管理人才的推动。企业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并且提供物质支持,通过西方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模型工具,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的现状进行客观调研,并且针对企业核心管理人才的现状及危机,建立符合企业要求的企业高、中、低层核心管理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人才库存档、核心员工培训、核心员工晋升、核心岗位选拔等多种途径,满足企业发展和员工发展之间的“共赢”需求。

我国企业的“年轻态”迫使我国企业不能够完全依靠自身的积蓄完成企业发展的飞跃,因此,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有辨别的学习和借鉴是尤为必须的。而基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状,我国的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危机意识,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在国内外贸易的大潮中找准企业的现代管理定位。

参考文献

[1]陶丽平.系统管理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会计师,2014年第14期

[2]鲍春莉.中西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管理影响初探[J].企业管理,2012年第1期

篇4：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就业理论；启示和借鉴

中图分类号：C9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25-02

引言

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进一步讲，就业形势的好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着密切关系。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大学、大专毕业生面临就业选择，甚至毕业就失业的境况。可以说，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局部就业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方就业理论演进剖析

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就业理论。如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

（一）凯恩斯的就业理论

凯恩斯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则为核心，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不足，由此造成较多的社会失业，即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促进就业理论实际上主张降低工资，即在不降低名义工资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但前提是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工人名义工资不变，但实际工资相对减少。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目的。

（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滯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因而以托宾、杜生贝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得出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该理论主张从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角度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政府要指导收入政策，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胀；注重完善劳动力市场，缓和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适当修改完善失业补助金制度，激励失业者就业。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两方面。名义工资粘性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和交错调整工资所致，工资通常是由于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隐性合同理论认为，雇员与雇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会形成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契约，从而使工资具有粘性。效率工资论则说明了雇主会主动付给员工高工资，以提高雇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跳槽和偷懒的机会成本同时吸引有能力及高技术人才。因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工资合同，要减少工资粘性，增加工资弹性，使工资能够适时适度灵活调整。

（四）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反古典”学派主张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及行政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就业问题上，强调在保证企业自由用人和求职者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在保持企业活力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同时建立稳定就业，劳动力流动平缓、劳资合同和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模式。

二、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借鉴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启示及借鉴

凯恩斯就业理论强调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实行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就业，是一种总量就业理论。它只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就业量的变化、就业水平的高低，而不分析就业的结构。因此，中国在通过政府扩大投资规模解决就业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高投资的就业效率，要尽可能投向吸纳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和领域。另外，政府应注意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制定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计划和产业政策，把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因而当前应当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以就业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优化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就业理论启示及借鉴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政府应主要从劳动力市场和人力政策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第一，采取全方位人力资源开发措施；第二，大力发展职业介绍机构；第三，减少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

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应建立完善就业教育制度，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学龄儿童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对劳动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以及在岗培训指导等，从而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及时有效配置，消除结构性失业。鼓励引导劳动力在地区、行业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则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借助网络信息资源平台加强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特殊群体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相关信息的发布，达到信息资源共享。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粘性工资论启示及借鉴

新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工资粘性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行不可避免的现象，仅靠劳动力市场调节是不可能解决的。政府可就全社会工资水平定期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并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本生活水平为基础，制定出基准工资水平以供各地区的企业参考，使得企业工资在合理区间浮动。另外，政府应控制非工资性人工成本的过快上升，以增强工资弹性。

（四）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启示及借鉴

可以说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关于就业保证企业具有灵活的用人机制，加强人力资源部的建设，保证企业能够在第一时间招聘到合适的、合格的劳动力，同时求职者也能够自由灵活地选择适应自己的满意的工作岗位，从而充分地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政府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制定人口政策，一方面调整教育结构等来控制和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国家给与市场活动进行宏观引导，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建立新型的劳动就业体制服务。

结语

总之，西方的就业理论对我国寻求解决就业矛盾的途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我国还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不仅依赖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还要有市场调控体制改善的制度保证，两者面相辅相成，不可偏颇。

参考文献：

[1]　肖静.西方失业理论与中国的就业问题[J].法制与社会，2006，（11）.

[2]　刘加强.缓解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矛盾对策研究[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　罗恩立，孙定东.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进程剖析与借鉴[J].经济学与经济管理，2003，（2）.

[4]　谭运进.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商业时代，2005，（12）.

篇5：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评级通常包括证券评级、企业评级、金融机构评级、国家主权评级等不同种类，其中证券评级的评估对象又可分为债券、优先股、基金、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信用证等。债券评级作为评级制度的起源，不仅是证券评级的核心业务，其做法也是其他评级的重要参考，因此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债券评级展开。

证券评级是指运用评估体系，通过对与该种证券有关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对证券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等方面的质量作一综合评价，并以约定的符号予以列示的评估活动。作为降低资本市场交易费用的一种重要工具，证券评级已成为西方金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评级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然而，证券评级制度并非是作为一个制度体系中超然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它与所处的经济、法律等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从制度比较的角度出发，对西方国家的评级制度加以研究，并与我国评级业现状及具体国情进行对比，以期得出具有政策性意义的结论。

西方国家的证券评级制度

证券评级始于本世纪初的美国，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积极作用也逐步为其他国家所认识。目前，在日本、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评级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考虑到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不同，这里将选取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证券评级制度作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代表。

一、美国的证券评级制度

19美国的约翰·穆迪(John Moody)在《铁路投资的分析》中，首次运用评级的方法对当时的各种铁路债券进行了分析。其后，普尔出版公司(S&P公司的前身)、标准统计公司(1941年与普尔出版公司合并)和菲奇公司(Fitch)也先后于1922年和1924年开始对工业证券进行评级。由于证券评级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始在资产评估、银行监管等方面引入评级的分类方法。进入70年代以后，企业财务状况的持续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风险的加大，也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者对投资情报分析的需求，从而推动了证券评级制度的发展。

根据美国商法的规定，评级机构属于一般股份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立场是“评级机构的地位应由投资者予以确定，政府不得进行干涉，并不得以任何手段加以限制”。为了保证评级的公正，坚持“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评级机构极为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样做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利于规避风险、保护自身利益;对于发行者来说，有利于按照优惠条件迅速实现发行，并为在更大范围内筹资提供了可能;对于监管当局来说，有助于有甄别地实施监管，提高监管效率;而对于社会来说，则可以降低信息成本，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上述美国证券评级的制度性安排和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来看，美国评级制度的发展更多地受到投资者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企业对直接融资的依存度远大于间接融资。首先，美国法律对银行发展的限制。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35年银行法》的相继出台，标志着自由银行制度的终结。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合法分离，同时禁止商业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以及对利率和银行买卖证券的限制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赢利状况。另外，美国法律也限制了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的经营，分支机构在其他州的经营必须得到州一级政府的批准。1984年，平均每个美国银行只有2.6个分支机构。与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大公司甚至跨国公司相比，区域性银行的实力往往相对弱小。因此大公司在融资时就必须在金融市场上寻找多家区域性银行，或是采用直接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而根据企业公开信息进行的评级，就为多家银行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情报，从而大大降低了银行重复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

另一方面，则是证券市场的充分发展。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主体是企业的长期债券和股票，政府公债仅占10%左右。在这个市场上，企业提供关于自身的有限信息，各类投资者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选择效益好的企业作为投资的对象，并通过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保证这种契约关系的实现。投资者对投资情报分析的迫切需求，促进了评级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另外，有名的大公司在筹措长期资金时，往往通过投资银行这一中介机构进行。但1933年的证券法禁止证券承购业者对有价证券进行评级，从而也刺激了投资银行对评级的需求。因此，与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相对微弱的银企关系相适应，美国的证券评级制度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二、德国的证券评级制度

德国没有专门的评级机构，这一现象的成因同样是与经济体制内部的制度性安排密切相关的。出于对本文目的的考虑，下面将只对二战后至90年代初的原联邦德国进行考察。

1.全能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

德国奉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指导思想是建立有法律保证的经济自由和有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的综合体。这里，银行和企业同样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参与方进入市场，联邦银行和各级政府只能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和规定间接干预。但与美国相对微弱的银企关系不同，德国历史上的综合银行制度使银行通过股权操作和人事安排，实现了对工商企业的监督和控制。其具体的机制安排如下：

投资者融资形成投资基金，并由投资公司管理，基金的投资者与投资公司之间是一种契约式的合同关系。该公司一般由若干家银行持股，其中的控股银行是投资者的真正受托人。根据投资银行法的规定，银行可以利用投资基金所持有股票的代表权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与美国银企之间在市场基础上建立的信贷关系相比，这种银行参与企业内部管理的监控方式，更有利于银行准确把握企业的内部信息，并且成本更低，从而使评级制度丧失了其经济上的可行性。

德国法律允许商业银行超越通常的银行储蓄、信贷、汇兑和结算的职权范围，从事证券市场等所有的投资、融资业务。而企业也十分愿意将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交由有关银行做主承销，这样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投资基金购买企业所发行的债券，保证资金迅速到位;另一方面，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企业在二级市场上的有关证券，可以使公司股票有较好的市场形象。银行在债券市场上同时作为发行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以“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为宗旨的评级机构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2.私人企业发行债券受到限制。

原则上进入证券市场筹资是不受限制的，但直到1990年底，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除了联邦政府、州政府、联邦铁路局、联邦邮政局和“负担平衡基金”之外，其他借款人如欲发行境内不记名债券和记名债券均需获得官方批准。自70年代以来，德国工业债券的发行总额下降了很多。公司债规模的逐年减少也是造成评级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3.不愿公开信息的企业传统。

欧洲企业不同于美国企业，一般不愿公开其信息，对于那些要求企业公开其信息的筹资手段，往往不予选择。在德国，大企业中有许多是同族公司，它们更不愿将秘密的企业信息暴露给外部。因此依赖于公开信息原则的美国式评级在这里无法进行。

三、日本的证券评级制度

日本评级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发债会进行的评级。1947年日本建立了发债调整协议会，统一决定各种债券的发行条件和发行利率。1959年以后，发债会开始对债券进行评级，最初划分为A、B、C三个等级，主要考察资本金、纯资产额、发债余额等反映规模状况的指标。进入60年代中后期，日本评级制度由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转变，指标设置日趋完善，级别分类也参照美国的评级制度作了一些调整。第二阶段，参照美国模式建立专门的评级机构。1979年，日本经济新闻社附设的日本公社债研究所率先开展评级业务，并在1981年成立了御国信用评级社。1985～1986年间，日本信用评级公司和日本投资者服务公司也相继成立。下面将仍然从经济体制内部寻找日本评级制度安排的原因。

1. 战后至70年代日本的经济体制与相应的金融制度的安排。

战后日本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技术立国，以获得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为此政府制定了扶持具有出口竞争力产业的政策，以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产业升级。而金融支持又是扶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并由此建立起了以主办银行制度为基础的银企关系。由于产业资本对借贷资本的高度依赖，推动了银行垄断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相互融合，并进一步形成了以银行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在这些集团中，工商企业相互持股，同时也对银行持股，但只能是银行的小股东。另一方面，战后日本的金融市场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政府不允许个人和非金融机构参与票据贴现市场和活期放款市场，严格规定债券发行总量、利息支付、每种债券的最低限额以及有效期限等。因此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虽然初级市场较活跃，次级市场却相对呆滞。

在政府的强力扶持下形成的日本银企关系，造成了日本经济中银行作用显著，而证券市场的作用则相对微弱。因而日本银行同样可以发挥德国银行在银企关系中的作用，虽然如前所述，德国密切的银企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这也就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阶段日本没有美国意义上的评级机构，虽然存在发债会，但其评级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调整发债规模和决定发行条件，实质仍是为政府的金融政策服务。

2. 80年代后的日本经济体制与相应的评级制度的安排。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自有资金的增加，大企业开始大幅度降低对主办银行的借款依赖，更多地通过对外发行证券融资。而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加快，则为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和外国资本进入日本创造了条件。随着日本企业进入欧美市场融资以及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融资的增多，参照美国模式建立专门的评级机构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并最终导致了日本目前的评级机构的出现。

从上述对各国证券评级制度的比较来看，一国评级制度的有无及其具体的实现模式，是与该国经济体制中的银企关系密切相关的。更进一步说，是由该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的资源配置状况决定的。一般而言，在银企关系相对微弱、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中，对评级的需求较强，其制度设计以美国为代表;若银企关系密切、企业融资以间接方式为主，则对评级的需求不足，其代表国家是德国和80年代以前的日本。

另外，对制度变迁路径最初的选择也影响到现今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论述(青木昌彦、奥野正宽，)。

我国评级业的现状及发展

我国的证券评级始于80年代，当时许多省市级人民银行在内部设立了评级委员会，它们在业务上接受省级人民银行的管理和监督，在行政上挂靠人民银行。1987年，我国第一家独立于银行系统的地方性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成立。1992年10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首家全国性的证券评估机构--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成立。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已发展到40多家，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依照其独立程度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银行系统的评级机构，包括挂靠于人民银行、专业银行的评级机构、专业银行自身成立的评级机构及直接开展评级业务的地方专业分行等。第二类是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的评级机构。

我国评级业虽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现阶段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评级市场需求不足，评级机构缺乏权威性，其设立及评级程序的行政色彩太浓等。这些问题同样是与我国现阶段特有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的。其原因如下：

1.特殊的银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主体仍然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1995年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83%。因此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更多地只能是向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银行贷款成为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然而这种密切的银企关系并不能使我国的银行像日本和德国的银行那样，监督和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是因为：其一，我国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对银行的过度负债，使企业在与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处于强势代理的地位，企业采取各种方式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很难对企业作出准确的评价，从而使银行贷款的质量大打折扣。其二，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更多地是作为物质生产部门的附属部门而存在，为生产单位完成会计和结算等方面的工作。这种传统使得我国的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对企业经营管理应有的影响力。

2.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计划管制。各类证券的发行从总体发行额度的确定到具体上市公司的选定，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的方式进行的。而可交易公司债、CP(商业票据)和ABS(资产担保债券)均未形成一个稳定和公开的交易市场，即使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也在品种或数量上受到了严格限制。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虽已起步但远未达到美国评级所要求的完善程度。另外，目前我国公司债券市场的最大问题是很多企业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由于这些公司债券发行时是由银行担保的，所以银行不得不替企业先垫付还债资金。这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从而制约了我国评级业的发展。

3.政府对银行系统的严格控制。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在此之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控制银行系统的借贷行为，极大地限制了商业银行作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法律关于分业管理和禁止商业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规定，以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条块分割，也大大削弱了商业银行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使得银行虽然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却无法对其实行类似于德国和日本严格的有效监督和控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鉴于我国目前经济体制和银企关系与西方国家的差异，简单照搬其他国家评级制度的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评级制度作为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金融体系整体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选择。我国目前正处于过渡经济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银行业日益严格的监管和对直接融资渠道的积极开拓，都使我国在政策选择上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近乎美国模式的金融体制。由此可见，我国评级业发展的取向应该是既能满足现阶段市场对评级的需求，又要在将来随体制变迁的过程中成本最低，并最终在高度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中稳定下来的良性机制。

篇6：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行政学自19世纪末由政治学分离出来后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不断发展,尤其是20世纪中后叶,公共治理理论日益形成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两大理论学派.两者源于各自的实践基础,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既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反应,亦是西方社会过去一段时间乃至当前社会变革的理论指南.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政治文明建设之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之一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在借鉴和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充分吸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科学成份,借鉴西方官僚制的技术性成果,形成适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公共治理模式.

作 者：程寿  作者单位：广州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070 刊 名：攀登 英文刊名：ASCENT 年，卷(期)： 23(6) 分类号：B032 关键词：公共治理   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执政合法性  

篇7：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及其对我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

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关注学习者的原有知识经验,注重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重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倡导学习者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原有的`知识经验在活动与交往中探究学习、合作学习,注重学习者实际学习能力的培养,强调培养学习者终身主动求知的技能、态度与习惯.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借鉴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中注重发挥学习者主体作用,让学生在活动与交往中探究学习的观点,使教学过程成为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利用原有知识经验进行的主动建构过程.

作 者：李延明 LI Yan-ming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社会科学部,河南,新乡,453003刊 名：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XIANG TEACHERS UNIVERSITY年，卷(期)：23(4)分类号：G40关键词：建构主义 活动与交往 探究学习教学改革

篇8：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税是指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以所有者的身份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税种;广义的环境税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既包括为实现环保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税收,也包括其他并非以环保为主要目的,但却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的税收。本文的环境税指广义概念。征收环境税是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征收适当税额,给损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人以外在的经济压力,促使其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少或消除环境损害,达到保护环境和持续发展的目的。近年来国外对环境税的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即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中考虑生态环境受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税对就业、投资、消费水平等的影响。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

西方经济学家对环境税效应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即本文前面提到的以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为代表,研究重点集中在环境税对负外部性的矫正方面,强调环境税的环境改善功能。庇古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市场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起作用,从而带来“负外部性”。为了克服“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对污染者的每单位产出征收与其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等值的税,通过支付与污染行为相应的价格,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从而达到控制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

第二阶段的研究以Pearce和Bovenberg为代表,研究重点侧重于关注环境税对税制效率、社会福利和就业的影响。Pearce提出对污染行为征税取得的收入,应当被用来减轻社会福利税费的负担,通过这种税收转移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实现环境改善和福利成本降低的“双赢”效应。Bovenberg则对环境税“双赢”效应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阐释。Bovenberg认为征收环境税除了会产生更低的污染外部性,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绿色红利”外,环境税增加的收入还可被用来减少其他已存在的税收扭曲,弱化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负效应,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税制效率的提高。

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描述为: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且还可以通过税收转移,减轻社会福利成本或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比重,改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的扭曲现象,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非环境受益。对非环境受益的解释目前有三种观点,即弱“双赢”效应、强“双赢”效应和就业“双赢”效应。弱“双赢”效应是指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可以降低原有税收的扭曲性,改进税制效率;强“双赢”效应是指征收环境税取得的收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社会成员承担的福利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业“双赢”效应是指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可以弥补因减少对资本和劳动课税而带来的“税收损失”,对资本和劳动课税的减少会促进就业的增加。

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降低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也就是说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应。换言之,要想获得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就应该在征收环境税引起的经济损失和税收收入循环收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因此,环境税改革的效应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社会总体的税负负担不会增加,即由环境税产生的财政收入由其他税种税率的减少来平衡社会纳税人的总体负担;第二是税负在劳动力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转移和再分配。只有这两个因素很好的结合,才会降低劳动力税负和获得预期经济效应。

据学者Carraro的研究发现,其一,从长期看,环境税收的收入会有所减少,但由于社会累积总需求的变化,就业方面的良性效应会一直出现,就业中有高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可以产生环境税预期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二,由于征收环境税,如能源税引起的生产因素价格的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方面来说,实施清洁生产的公司,即不用支付环境税的公司和那些支付环境税的公司相比,他们的产品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会有所提高。这也就提出了清洁生产这个概念,它对环境质量改善和节约资源特别有利。

(二)OECD国家的实践检验

环境税“双赢”效应理论的提出,引起了OECD国家决策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进行了环境税制改革。表1(1)列举了部分OECD国家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实践措施。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国家在环境税制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但都体现了“双赢”效应的核心思想:即开征环境税,促进污染企业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同时,降低所得税以减少税收的扭曲性,并将环境税收收入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减少社会的福利成本。那么,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环境税制改革是否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呢?学者Bosquet收集了大量数据,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后“双赢”效应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为:在环境税实施地区,CO2减少量非常明显,短期与长期记录的就业有所增加,环境税“双赢”效应存在。

表2(2)列举了Bosquet收集的部分研究数据。从表2以看出:

(1)CO2排放量减少明显,说明环境税的实施促使能源消耗企业调整了产品结构或转向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实现了外部性成本的内在化,达到了环境保护的目标。

(2)当政府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用于替代和劳动相关的税收或社会保险支出时,雇主的劳动力雇佣成本降低,促进了就业的增加。

(3)从短期看,环境税加重了企业的成本,企业投资有所下降;但从长期看,环境税的开征为人们提供了更洁净的自然环境,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了投资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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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弊端

虽然环境税的征收在OECD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在考察OECD国家对能源产品征收环境税的现状及具体税制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与环保目标相悖的“怪现象”,这在我们普遍认为的“发达国家以改善环境为目标来设计环境税”这一前提下无法得到解答。

(一)在大多数国家,无铅汽油税率明显高于柴油税率

如图2(3)所示,除了澳大利亚、瑞士、冰岛、英国和美国(4)外,其他国家的无铅汽油税率均高于柴油税率。2007年,OECD国家无铅汽油税率平均高于柴油税率的比例为43.51%,特别是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前者超过后者甚至高达80%以上。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有些奇怪,因为柴油的使用具有更强的污染性,根据所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即使是“清洁”质量的柴油都比无铅汽油的污染程度要大。

在OECD国家,以能源产品为税基所带来的收入在整个环境税收入中占重要份额,以2004年为例,在30个OECD国家中能源产品税(5)在环境税收入中的平均比重为71.65%,在墨西哥、澳大利亚、德国、卢森堡、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比重甚至分别高达82.31%、88.28%、86.16%、96.44%、91.89%。(6)因此,柴油和汽油税率现状很重要,能反映OECD国家环境税征收中的典型问题和主要矛盾。各国普遍对柴油征收低税率,结果导致污染较重的柴油交通工具数目的持续增长和道路运输业的过度发展,在欧盟柴油燃料已占到30%~61%的比例。

(二)并没有纯粹环保意义上的碳税

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引入了所谓“碳税”或“二氧化碳税”,虽然这些税的税基通常覆盖了化石燃料,并且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被征税燃料的碳含量而不同,但这种征收并不是纯粹的碳税。比如煤炭和焦炭具有严重污染性而且是碳密集度最高的,但煤炭和焦炭税对环境税总收入的贡献很小,焦炭所产生的税收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图3(7)所示)。实际上,只有上述几个国家对煤炭和焦炭征税,而且有很多免税项目。比如在挪威,如果煤炭和焦炭作为还原剂在工业过程中使用或用来生产水泥和建筑用陶粒就可以免税。燃烧煤炭和焦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其中99%的部分都获得了减免。对于在挪威造纸、生产纸浆或鱼粉的企业,他们所使用的矿产品仅需缴纳标准二氧化碳税额的一半。又如在瑞典,当燃料用于制造业和温室栽培时,可以免除79%的能源税(除汽油外)和二氧化碳税,减免后应纳税额仍超过公司营业额的0.8%,则仅需支付剩余部分24%的二氧化碳税额。

虽然绿色税收有时被贴上“碳税”的标签,但很难反映不同燃料的碳含量。一些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对电消费征税,但对用来发电的主要燃料的碳含量不征税。这些现象反映了碳税征收并未充分考虑环保目标,体现了环境税政策对部门竞争力或收入分配的考虑。

(三)对电征税显现出环保低效益的特点

如图3所示,在OECD国家,对电力消费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对电力生产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这是由于用来发电和配电的能源通常是免税的,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有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显然,下游电税(对消费电力产品征收)与上游电税(对投入燃料征收)相比是低环境效益的,虽有利于筹集财政收入,但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更低或不含碳的燃料,对环境问题治标不治本。即使在电力消费环节,有很多产业部门也获得了税收豁免,如大多数情形下,制造业或任何工业部门不需要缴纳电消费税。如果税收的确覆盖了这些部门,通常其税率也比其他部门要低,这些部门可获得重要的税收返还或税款缴纳上限的规定(如表3(8)所示)。

(四)存在大量出于产业竞争目的考虑的减免项目

OECD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服从政治压力的程度当然是一个实证问题,但有丰富的非直接证据,比如许多利益集团成功获得免税和特殊待遇。值得注意的有两种类型的减免:其一是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部门的税收优待;其二是鼓励环境危害溢出的减免。如丹麦、挪威和美国对在境外水域工作的商业捕鱼船所使用的能源产品免税。这两类减免不仅损害环境而且具有强烈的政策扭曲效应,通过环境税政策促进环境改善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假设政治家追求公共产品,假定公共部门制定环境政策的唯一目的即是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将环境税政策作为矫正市场体系扭曲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典型社会政策形成的过程,在现实中能够佐证传统理论的实证证据非常缺乏,而如前所述的种种“怪现象”却频频出现,这也促使学者另辟蹊径,寻找能描述社会政策决策的实质模型,以求更现实地解释环境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政治经济学分析逐步显现出对现实问题较强的解释力,有助于探寻环境税政策制定“黑箱”的真相。

四、对我国环境税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同样凸现,特征表现在:一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这种浪费型发展模式使煤、电、油、运“荒”声一片。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落后,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增长迅猛,严重地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源;二是过度采伐、放牧,破坏了植被资源,造成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近年来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尽管环境税的“双赢”效应观点在理论研究和国外实施的数据分析上都有很大的可行性,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行税制结构和目前的环境污染收费来看,环境税的这种“双赢”效应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了限制。

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流转税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低;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都在60%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的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可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小,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对劳动力征税,税收的替代效应也不大,因而环境税降低扭曲性税收、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增加就业的“双赢”效应在我国并不十分明显。

从环境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现行税制,我国的现行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都没有从环境角度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我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占总的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2004年分别为7%和9.6%,而在环境税实施比较成熟的国家丹麦环境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就达到了10.03%;2002年排污费收入总额67.43亿元,同年的治理废水费用和废气费用分别为71.5亿元、69.8亿元。这些都说明我国现行税制还有待绿色化,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环境税放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环境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环境税收思想的现实,我国环境税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应将环境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

虽然环境税“双赢”效应论对我国适用范围有限,但它却为我国环境税制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根据我国国情,把环境税的设计与整体税制改革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的“双赢”效应。

首先,我国正处在由“费”向“税”的转化阶段,环境税改革应遵循这个基本思想:“最终将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这样对能源、其他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污染的高税收,会使工业、贸易和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经济需求,即减少对这些因素的消费。相反,相应数量的税负、社会保障成本等会从劳动和资本中退出,以鼓励企业家精神,并大大减少促使劳动力合理化的经济压力。收入中的税收改革将保持使对企业的总体财政负担不变”。把环境税纳入到国家的税收管理和征收体制中,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其次,在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开征一些新的环境税种,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纳税人经济行为的方式改善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排污收费与税收手段相比有一定的缺陷,因而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排污税的税基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税率要根据特定地区的环境目标及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即随着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税率也应做一定的调整。适当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燃油税可减少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噪音税可以用隔音设备投资,或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城镇居民的垃圾税可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的处理成本支出。

第三,对现有税制进行一些调整。对不同产品根据其环境友好的程度,设计差别税率的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使用方向。这样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出口,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刺激民间投资。

(二)对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建议

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的成功,为“双赢”效应理论提供了实践例证。虽然我国和OECD国家在税制结构、福利制度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预期“双赢”效应能够在我国取得与OECD国家相同的效果。但是“双赢”效应理论的思想及OECD国家的实践经验却为我国环境税制设计提供了思路,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从宏观角度来说,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适当降低其他税收,保持现有宏观税负基本不变;从微观角度来说,环境税的税基选择和税率确定应模拟现实条件反复检验,尽可能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降低环境税本身的扭曲性,减少环境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其次,环境税制的设计应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立法宗旨,以能否取得良好的环境质量作为税制是否优化的主要衡量标准,确保环境税保护环境功能的实现。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就业压力巨大的实际国情,创造条件促进环境税就业“双赢”效应的实现。

最后,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强调环保部门的配合。因为环境税的课征需要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污染排放量的确定则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污染企业进行定期监测,并将各种监测信息及时提供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依据这些信息才能完成环境税的课征。强调环保部门配合的意义在于提高环境税制的可操作性。

另外,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是正常的,但是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被某一个或几个集团所俘获而制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扭曲性”政策则是具有很大危害的,这不仅会影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也易使国家进入俘获经济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采取措施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政治家是增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有效措施。

第一,健全听证会制度,实行环境税行政决策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一原则性要求意味着,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将更加透明。对此,可以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使公共利益成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点,避免政策被单方面的利益所左右。

第二,鼓励合法民间团体参与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实现利益制衡。斯蒂格勒(9)在定义政府俘获时认为,它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所施加的影响。而西方政治学认为防止利益集团参与决策过程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现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对民间团体的严格控制,使得消费者和一些中小企业等其他弱势群体难以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行抗争,结果不言而喻。因此,环境税政策制定应更多地吸纳利益相关群体,鼓励环保民间组织、科研机构、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发展中介组织,并发挥这些组织或团体的功能,允许它们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实现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衡。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享有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政府制定环境税政策时被俘获的几率就应该大大降低了。

第三,建立对政府决策的有效监督体制,增大俘获成本。增大规制俘获的成本可从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监督政府,使其不能“受贿”。要通过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纪检领导体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对同级党的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决策实行监督,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决策监督,对错误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偏差进行及时修正,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决策监督,通过健全司法制度,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决策的监督。环境税政策制定后,要对其进行跟踪检查和评估,对于没有预期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决策要启动主动追究程序,决策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有明确的责任者,论证、评估和最后的决断都应有相应的责任制度。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特殊利益集团设定一些约束条件,使其贿赂行为代价巨大甚至无利可图。尽管这样做本身是有成本的,且顺利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因而算是一种“次优”方案,但这些方法确实可以减少串谋和俘获发生的几率及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

摘要：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过,而目前在我国则集中出现,我国已进入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外环境税的征收情况、环境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双赢”效应,对我国环境税的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