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案件

关于死刑案件（共6篇）

篇1：关于死刑案件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百科名片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分为三个部分，共41条。第一部分主要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证据质证原则及死刑案件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内容，特别强调了对死刑案件应当实行最为严格的证据要求。第二部分规定了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除了法定的七种证据，还规定了实践中存在的其他证据材料如电子证据、辨认笔录等的审查与认定。第三部分主要规定了对证据的综合认证，包括如何运用间接证据定案，如何补正和调查核实存疑证据以及如何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量刑证据等。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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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高法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法发[2010]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近日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严格贯彻执行两个《规定》，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制定、执行两个《规定》的重要意义

两个《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提高执法办案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对两个《规定》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认真讨论了两个《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两个《规定》，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责任，确保办案质量，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要从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的高度，积极加强宣传工作，充分认识出台两个《规定》的重要意义。

二、认真组织开展对两个《规定》的培训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等单位和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不同途径，采取不同方式，认真、及时地开展对两个《规定》的培训和学习工作，要精心组织相关办案人员参加专项培训，确保使每一名刑事办案人员都能够全面掌握两个《规定》的具体内容。

三、严格贯彻执行两个《规定》

两个《规定》不仅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细化了证明标准，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判断和运用；不仅规定了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还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各相关部门在司法实践中要严格贯彻落实两个《规定》，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确保将两个《规定》落到实处，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探索出的新经验、新做法，要认真总结，并及时报告中央主管部门。

另，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

附件：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二○一○年六月十三日[1] 编辑本段规定全文

附件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依法、公正、准确、慎重地办理死刑案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定。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办理死刑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确保案件质量。

第二条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第三条 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

第四条 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第五条 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是指:(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二)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三)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四)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五)被告人的罪过;(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七)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

二、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

1、物证、书证

第六条 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及签名。(二)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或者清单;笔录或者清单是否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是否清楚。(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者改变。(四)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检验鉴定条件的血迹、指纹、毛发、体液等生物物证、痕迹、物品，是否通过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鉴定方式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作同一认定。(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

第七条 对在勘验、检查、搜查中发现与案件事实可能有关联的血迹、指纹、足迹、字迹、毛发、体液、人体组织等痕迹和物品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应当检验而没有检验，导致案件事实存疑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说明情况，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补充收集、调取证据，作出合理的说明或者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调取有关证据。

第八条 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或者依法应当返还时，才可以拍摄或者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使用副本或者复制件。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九条 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一)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物品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不详的;(二)收集调取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无被收集、调取人(单位)签名(盖章)的;(三)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四)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其他瑕疵的。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条 具备辨认条件的物证、书证应当交由当事人或者证人进行辨认，必要时应当进行鉴定。

2、证人证言

第十一条 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证言的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二)证人作证时的年龄、认知水平、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状态是否影响作证。(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四)证言的取得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有无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证的情形;有无违反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笔录是否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询问未成年证人，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等。(五)证人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第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处于明显醉酒、麻醉品中毒或者精神药物麻醉状态，以致不能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言;(二)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书面证言;(三)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

第十四条 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一)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二)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的;(三)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内容的;(四)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第十五 条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二)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相互矛盾，如果证人当庭能够对其翻证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庭审证言。对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应当听取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出现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六条 证人作证，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公开证人信息、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保护性措施。

3、被害人陈述

第十七条 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适用前述关于证人证言的有关规定。

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第十八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等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被告人的侦查人员是否不少于二人，讯问被告人是否个别进行等。(二)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笔录是否注明讯问的起止时间和讯问地点，首次讯问时是否告知被告人申请回避、聘请律师等诉讼权利，被告人是否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是否有不少于二人的讯问人签名等。(三)讯问聋哑人、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是否提供了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讯问未成年同案犯时，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四)被告人的供述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情形，必要时可以调取被告人进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笔录。(五)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收集入卷;应当入卷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入卷的，是否出具了相关说明。(六)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对于上述内容，侦查机关随案移送有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结合相关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审查。

第十九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二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二)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

第二十一条 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一)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

第二十二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本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5、鉴定意见

第二十三条 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三)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四)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五)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六)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检验方法、鉴定文书的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九)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有矛盾，鉴定意见与检验笔录及相关照片是否有矛盾。(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是否有异议。

第二十四条 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鉴定人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鉴定人违反回避规定的;(三)鉴定程序、方法有错误的;(四)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五)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六)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确实被污染且不具备鉴定条件的;(七)违反有关鉴定特定标准的;(八)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九)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形。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由其出具相关说明，也可以依法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勘验、检查笔录

第二十五条 对勘验、检查笔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等。(二)勘验、检查笔录的内容是否全面、详细、准确、规范:是否准确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情况;是否准确记载了现场、物品、人身、尸体等的位置、特征等详细情况以及勘验、检查、搜查的过程;文字记载与实物或者绘图、录像、照片是否相符;固定证据的形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被破坏或者伪造，是否是原始现场;人身特征、伤害情况、生理状况有无伪装或者变化等。(三)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有矛盾，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四)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能否印证，有无矛盾。

第二十六条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勘验、检查笔录存在勘验、检查没有见证人的，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没有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人员违反回避规定的等情形，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7、视听资料

第二十七条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视听资料的来源是否合法，制作过程中当事人有无受到威胁、引诱等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二)是否载明制作人或者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以及制作方法;(三)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调取的视听资料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是否有制作人和原视听资料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四)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编辑等伪造、变造情形;(五)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对视听资料，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二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视听资料经审查或者鉴定无法确定真伪的;(二)对视听资料的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提供必要证明的。

8、其他规定

第二十九条 对于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证据，应当主要审查以下内容:(一)该电子证据存储磁盘、存储光盘等可移动存储介质是否与打印件一并提交;(二)是否载明该电子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对象、制作人、制作过程及设备情况等;(三)制作、储存、传递、获得、收集、出示等程序和环节是否合法，取证人、制作人、持有人、见证人等是否签名或者盖章;(四)内容是否真实，有无剪裁、拼凑、篡改、添加等伪造、变造情形;(五)该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对电子证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对电子证据，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三十条 侦查机关组织的辨认，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辨认结果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辨认不是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二)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三)辨认人的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四)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尸体、场所等特定辨认对象除外。(五)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辨认结果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一)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的;(二)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的;(三)对辨认经过和结果没有制作专门的规范的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的签名或者盖章的;(四)辨认记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的;(五)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无法获悉辨认的真实情况的。

第三十一条 对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办案机关的签字或者盖章。对破案经过有疑问，或者对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

三、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

第三十二条 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证据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且能合理排除矛盾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三条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二)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三)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四)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五)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四条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第三十五条 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

第三十六条 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除审查法定情节外，还应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一)案件起因;(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三)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四)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五)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情况，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谅解;(六)其他影响量刑的情节。既有从轻、减轻处罚等情节，又有从重处罚等情节的，应当依法综合相关情节予以考虑。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七条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在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正确表达能力而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不利的证言。

第三十八条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确有核实必要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庭进行庭外调查时，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到场的，法庭记录在案。人民检察院、辩护人补充的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法庭可以庭外征求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双方意见不一致，有一方要求人民法院开庭进行调查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

第三十九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的事实及理由，有关机关未予认定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自首是否成立。被告人是否协助或者如何协助抓获同案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导致无法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立功是否成立。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情形的，应当审查是否已经查证属实;尚未查证的，应当及时查证。被告人累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

第四十条 审查被告人实施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一般应当以户籍证明为依据;对户籍证明有异议，并有经查证属实的出生证明文件、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应认定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没有户籍证明以及出生证明文件的，应当根据人口普查登记、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综合进行判断，必要时，可以进行骨龄鉴定，并将结果作为判断被告人年龄的参考。未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二O一O年七月一日起施行。编辑本段答记者问

中央政法机关负责人就两个“证据规定”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新华网北京5月30日电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央对这两个规定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认真讨论了这两个规定。***同志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两个规定，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责任，确保办案质量，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为帮助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一、背景和意义

问：发布《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修改，其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分别作出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但仍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1999年、2004年宪法修正案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切实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做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必须不断完善国家刑事法律制度，增强各级执法办案人员素质，努力提高办理刑事案件水平。

自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以来，各地公、检、法机关和广大刑事辩护律师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办案，侦查、起诉和刑事审判案件质量总体是好的。但是因制度不完善，执法标准不统一和办案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也不断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案件质量问题。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尤为重要，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为了能从源头和基础工作上切实把好事实关、证据关，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对确保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总结近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特别是办理死刑案件的实际，针对办案中存在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和非法证据排除尚有不尽规范、不尽严格、不尽统一的问题，经过充分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共同起草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这两个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个规定的颁行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主要内容

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这两个规定是全新的，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不仅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分为三个部分，共41条。

第一部分主要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证据质证原则及死刑案件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内容，特别强调了对死刑案件应当实行最为严格的证据要求。

第二部分规定了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除了法定的七种证据，还规定了实践中存在的其他证据材料如电子证据、辨认笔录等的审查与认定。

第三部分主要规定了对证据的综合认证，包括如何运用间接证据定案，如何补正和调查核实存疑证据以及如何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量刑证据等。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实体性规则，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规则，主要是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三、重要作用

问：如何理解证据裁判原则在办理死刑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答：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必须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第一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深化。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对存疑的证据不能采信，确保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证明标准

问：如何理解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答：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对什么是“证据确实、充分”，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为此，《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对“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强调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唯一。

由于死刑刑罚的不可逆转性，我们在起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时，明确规定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的案件万无一失。但是，并非死刑案件所有事实都要适用这样的标准，对于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或者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事实不需达到这样的证明标准即可予以采信。因此《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第3款规定了“指控的犯罪事实”，包括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事实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列举。这样规定，既可以避免司法实践中因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使案件久拖不决，还突出了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五、司法解释

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规定了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这些规定有哪些重大变化？

答：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但对于证据制度的规定仍比较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虽一定程度上充实了证据规则的具体内容，但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所规定内容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对于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是《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增加的新内容。包括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没有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笔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不具有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鉴定机构业务范围的；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等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规定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2条第3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意见证据的规定。在办理死刑案件中明确这一证据规则，有利于规范证人如实提供他们所感知的案件事实的证明活动，避免将证人自己的猜测、评论、推断作为其感知的事实，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判断。

第三，进一步确立了原始证据优先规则，明确规定不能反映原始物证、书证的外形、特征或者内容的复制品、复制件应予排除。规定这一规则，目的在于促使侦查机关更加努力地收集最具有真实性的原始证据，从而更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实体公正。

第四，确立了有限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在办理死刑案件中规定这一规则，从实体上说，更有利于保障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从程序上说，更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质证权利。这一规定明显强化了控辩双方特别是控方做好证人出庭作证工作的责任。

六、指导意义

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三部分规定了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这对于人民法院办理死刑案件有什么重要的指导意义？

答：证据的综合认定对于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依法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三部分所规定的内容对于人民法院办理死刑案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规定了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3条对如何依靠间接证据定案作了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案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集到或者无法收集到直接证据，但如果全案间接证据符合本条所列要求，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甚至判处被告人死刑，当然需要格外慎重。本条内容在证据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已被熟知和运用，但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明确予以规定。

第二，进一步明确规定了调查核实存疑证据的程序。《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了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庭外调查核实。《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8条对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程序进行了细化规定，并对如何运用庭外调查取得的证据作了明确。例如，对于被告人有立功、自首情节的证据，往往是检察机关、辩护人补充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对这部分开庭以后出现的个别证据，法庭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即庭外征求意见的方式予以审查，在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则应开庭审理。这样规定，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第三，强化了对死刑案件量刑证据的严格把握。《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6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除审查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外，对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及被告人平时表现等酌定量刑情节也需重点审查。第2款规定“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不仅符合刑事司法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严格控制死刑”也有重要意义，第40条第2款所规定“未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即为这一要求的重要体现。

七、重大改革

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制度和程序进行了规范，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这些规定有哪些重大改革？

答：现有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因其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且未规定相应的操作程序，致使排除规则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法律规范应有的功能。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重大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非法证据涉及的面较广，具体处理时如何把握也很复杂。《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对象突出了重点：

一是突出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证据，除了非法言词证据，还有非法实物证据。现有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有原则规定，非法实物证据情况复杂，难以作出一概禁止的一般性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主要是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操作规程作出了规范。

二是突出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实体违法，如以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程序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对于程序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践中一般均应补正、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第2条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第二，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虽然控方承担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是，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

第三，明确了应由控诉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职责，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的线索或者证据，同样承担证明被告人庭前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在控方不举证，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则应当承担不能以该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第四，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法庭审理中，对于有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控辩双方往往各执一词，查证十分困难。《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这也是重要的新的规定，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第五，明确了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问题。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要否排除，国内外都存在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一般很少予以排除。为规范取证活动，确保办案公正，现阶段宜对物证、书证的非法取证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即“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八、具体程序

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设置了怎样的具体程序？

答：《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这也是本规定的主要内容，对于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该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1、程序启动。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2、法庭初步审查。程序启动后，法庭应当进行审查。合议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直接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则由公诉人对取证的合法性举证。

3、控方证明。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4、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5、法庭处理。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裁定：如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

九、贯彻执行

问：如何贯彻执行好《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答：这两个规定作为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在中央政法委的具体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具体牵头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经过深入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制定出台的。我们要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始终把确保办案质量作为司法工作的生命线，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牢固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中央政法机关将以适当方式对政法干警，特别是从事侦查破案、批捕起诉、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的干警以及律师，进行培训。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要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责任关，确保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以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出台[2] 编辑本段非官方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将成刑诉法修改前奏

对话人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名誉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 对话动机

5月20日下午，中央政法委第13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5次专题汇报会上传出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正在抓紧修改和完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主持会议并强调：“凡是案件事实不清的不能定案，凡是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不能定案，特别是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标准，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责任制，真正做到不错不漏、不枉不纵。”

据悉，即将出台的这两个规定是中央确定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核心内容旨在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确保司法机关办案质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樊崇义教授年届七十，长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由他提出的许多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记者就此话题和樊崇义教授展开了对话。对话

熟悉却又陌生的“证据”

记者：我们知道，早在1996年，您就参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是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其中就有关于证据规则的内容。我们注意到，即将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涉及“证据”两个字。

樊崇义：证据是一门科学。但是对于这门科学，恐怕我国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对它感觉陌生，包括法学本科生。在公检法干部中，恐怕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系统研究过。

记者：这两个规定中有关证据的表述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樊崇义：在我看来，即将出台的两个规定，对刑事证据收集、审查、定案等诉讼各个环节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从程序的救济和制裁上完善了法律体系，也完善了我国刑诉法的立法框架。

非法证据将在法庭审判中排除

记者：什么是程序的救济和制裁？

樊崇义：对非法手段收集到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刑诉法上叫做程序的救济和制裁措施。两个规定中有这样的表述：“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

凡是靠威胁、引诱等等不人道的取证、对精神进行折磨的取证，甚至靠注射药品后的取证，这类证据都要在法庭审判中排除。两个规定明确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范围、排除程序，这在刑诉法上叫做程序的救济和制裁措施。

原有规则笼统难止刑讯逼供

记者：刑事诉讼法有证据规则，为什么两个规定还要对证据进行详细规定呢？

樊崇义：我国现行的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据的规定只有8条，包括：证据及其种类；证据收集的一般原则；运用证据的原则；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证人的资格与义务；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等。14年来，这8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原则、笼统、操作性极差的弊端。

记者：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以来，毕竟在一段历史时期里影响过社会生活。那么，这些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了哪些弊端？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那8条证据规则有一个历史背景，是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直到现在，许多案件的办理还靠搞专案、搞运动等办法，有些是凭经验办案、凭感觉办案，没有一个科学规则的指导。所以，刑讯逼供、以口供为本的办案方式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冤错案不断发生。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证据裁判规则的认识和理解不一。有人说我们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理念。但究竟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案件事实，什么是法律，在法律程序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很大偏差。

记者：从严格准确的定义来看，什么是事实呢？

樊崇义：“以事实为依据”仅仅是一种理念，而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所谓案件事实，特别需要用科学、规范的法制标准去严格衡量。你说是事实，我说不是，谁对，要找出一个标准来，以证据来裁判。两个规定的相关条文中明确指出：“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相信这一规定在实务工作中得到贯彻后，能够澄清许多错误做法。证据排除可揪出违法办案人员

记者：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中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这一条，是不是由于一些办案人员不按照这条规则办案，才使这条原则成为纸上空谈。

樊崇义：在这一点上，立法存在漏洞。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制度只规定了应当这么做、必须这么做，但不这么做怎么办，没有规定。比如：严禁刑讯逼供，发生了刑讯逼供怎么处置？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各国都用这样一个重要证据规则，叫做证据排除规则，即在法庭审理中排除那些用非法手段、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靠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不仅要在法庭审理中被排除掉，违法办案人员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两个规定确立的证据规则是否引用了上述思路？

樊崇义：是这样。

2008年，中央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其具体内容包括：明确证据审查和采信规则及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保护制度，明确侦查人员出庭凭证的范围和程序等。这些内容在两个规定中都有所体现，对破解办案中的实际困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两个规定所确立的证据规则融入了科学发展观思维，把案件质量放在首位，沿着刑事诉讼过程，从证据意识、证据观念到证据的收集、固定、扣押、保管、移送、质证、认定等各个环节做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只要办案人员认真学习后加以贯彻落实，案件质量就有了保证。

非法取得物证不可以定案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重大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

第二，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

第三，明确了应由控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第四，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第五，明确了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问题。赵作海案就是个“糊涂案”

记者：为什么要把死刑案件拿出来特别规定呢？

樊崇义：死刑案件重大、复杂、敏感、影响较大，人民群众也最关心。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是不能搞错的，它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当事人切身利益相关。

两个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在办理死刑案件上公正、慎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体现着我国贯彻落实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记者：按照这样的理解应当把对死刑案件严格规定的证据审查判断程序扩展到所有刑事案件审理中。

樊崇义：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应该涉及到这个问题，都应该这么严格进行。在我看来，办理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程序就是一个。死刑案件的这个规定将来会推广到一般案件的处理中去。

证据是最基础的东西。你如何体现公正、慎重、宽严相济呢？关键在事实和证据要搞清楚。你说赵作海案件，发现尸体应该去做鉴定啊，检察院发现这个问题却不坚持正确意见，结果既不知道是谁杀的人，也不知道被害人是谁，却将一个无辜的人当成杀人犯判刑入狱，完全是一个糊涂案，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按照规定程序来办案。

记者：我想，您对两个规定一定有着很积极的评价吧？

樊崇义：是的。

在我看来，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从粗放走向精细的一项重大举措。这是对我国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丰富和发展，它将在我国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发挥重大作用。

这两个规定是司法解释呀，发表后即为生效法律，我说这是刑诉法修改的一个前奏，它吹响了刑诉法修改的号角，将来刑诉法修改时肯定要将这两份文件纳入刑诉法典的。

篇2：关于死刑案件

规定

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和律师辩护、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现就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具体问题规定如下：

一、人民法院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充分保障其辩护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充分保障辩护律师法履行辩护职责。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对死刑案件辩护工作的指导，积极争取政府财政部门落实并逐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经费。律师办理死刑案件应当恪尽职守，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被告人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再次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准许并记录在案。

三、法律援助机构在收到指定辩护通知书三日以内，指派具有刑事案件出庭辩护经验的律师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

四、被指定担任死刑案件辩护人的律师，不得将案件转由律师助理办理；有正当理由不能接受指派的，经法律援助机构同意，由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其他律师办理。

五、人民法院受理死刑案件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查阅案卷，并积极创造条件，为律师查阅、复制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提供方便。

人民法院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复制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并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材料的复制费用，应当免收或者按照复制材料所必须的工本费减收。

律师接受委托或者被指定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后，应当及时到人民法院阅卷；对于查阅的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证人身份等情况的，应当保守秘密。

六、律师应当在开庭前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征询是否同意为其辩护，并听取被告人的陈述和意见。

七、律师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鉴定或者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书面答复并附卷。

八、第二审开庭前，人民检察院提交新证据、进行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律师查阅。

九、律师出庭辩护应当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量刑、诉讼程序等，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切实保证辩护质量，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十、律师接到人民法院开庭通知后，应当保证准时出庭。人民法院应当按时开庭。法庭因故不能按期开庭，或者律师确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情况下，另行安排开庭时间，并于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律师和人民检察院。

十一、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审判场所的安全保卫，保障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确保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

十二、法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尊重律师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律师发言的完整性。对于律师发言过于冗长、明显重复或者与案件无

关，或者在公开开庭审理中发言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官应当提醒或者制止。

十三、法庭审理中，人民法院应当如实、详细地记录律师意见。法庭审理结束后，律师应当在闭庭三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十四、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对赔偿事项进行调解时，律师应当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依法提出有利于案件处理、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见，促进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解决。

十五、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姓名及其所在的执业机构。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应当认真进行研究，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采纳与否的理由。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裁判文书送达律师。

十六、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律师提出会见法官请求的，合议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安排会见、听取意见。会见活动，由书记员制作笔录，律师签名后附卷。

十七、死刑案件复核期间，被告人的律师提出当面反映意见要求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接待，并制作笔录附卷。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篇3：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一、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现状

在实践中, 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死刑案件时一直坚持适用“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 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然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单独规定, 因而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也是“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二、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 未体现死刑案件的特殊性

与其他普遍案件相比, 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体现在可能会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命, 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因而, 适用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也应该是最高的标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的定罪与量刑适用的证明标准并没有单独特别加以规定说明, 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适用其他普通案件的证明标准。虽然在立法上规定了死刑案件复核程序, 然而死刑案件在一审、二审中的庭审程序与普通刑事案件相同。

(二) 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问题

在死刑案件中, 法官拥有犯罪事实认定权, 准确适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来确定案件事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国有些地方的法官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职业经验以及生活阅历不足导致法官对死刑案件的事实认定出现错误。

(三) 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公检法机关之间缺乏有效的相互制约监督机制。一是监督制约机制受影响。各机关相互配合多, 相互监督少。虽然公检法属于不同的司法体系, 地方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地方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检察院负责, 然而公安机关属于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只对政府负责。公安机关负责人多担任同级党委常委, 同级党委常委与同级的检察机关和法院负责人形成上下级领导的关系, 而不是相互监督的关系, 因而, 会导致法院审判权受到干涉, 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受到制约。二是在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司法工作人员对证明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及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表述为“基本事实清楚, 基本证据确凿”, 但是对此如何界定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是“根本的事实清楚, 根本的证据确凿”, 还是“主要的事实清楚, 主要的证据确凿”, 并不明确具体。公安机关认为证据越多越能确定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则会注重证据的合理与非合理因素。

三、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的完善

(一) 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其他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的指控相比, 死刑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的指控更为严厉严重。作为最严厉的刑罚, 关乎人的生命权剥夺与否, 设置最高的证明标准以及赋予最高的救济权利也是无可厚非的。由于证明对象不同, 案件的性质不同, 采用的证明标准也应该是不一样的。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平正当性。

(二) 增强法官综合素质

应当加强对死刑案件法官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修养培训, 同时对死刑案件的法官作相应的要求。在死刑案件中, 法官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判决决定了被告人的生命。我们应当建立心证公开的配套制度, 心证公开即是法官对于认定犯罪事实的心理过程进行详细说明, 包括证据取舍以及根据证据得出认定犯罪事实的理由。这样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整个过程全面公开, 才能防止法官的主观裁判的任意性。只有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建立心证公开的配套制度, 才能正确适用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裁判死刑案件。

(三) 加强沟通协调

司法实践中, 对于诉讼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刑事证明标准, 各司法机关之间常常存在不同的理解, 因而极易产生分歧。因此, 公检法机关应当加强沟通协调, 确保司法公平公正。公检法应共同制定规范性文件, 对于有异议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问题进行共同探讨, 形成一致的意见。同时, 对于可能引发分歧的案件, 司法机关应当派出各自的人员参与该案件调查监督, 发表彼此意见、解决争议。此外, 信息应当公开化透明化, 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让各司法人员及时了解对方办案信息, 有利于各司法机关相互制约。

摘要：由于近几年出现了影响较大的死刑错案, 表明我国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不足。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问题, 为完善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提出建议。

关键词：死刑,证明标准

参考文献

[1]郭志远.定罪与量刑分离—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3 (1) .

篇4：死刑案件中的个体正义

关键词：死刑 民意 法意 正义

[基本案情]2013年7月23日20时50分许，被告人韩磊与被告人李明等人一起吃饭饮酒。饭后韩磊、李明等人一起去歌厅唱歌，韩磊坐在李明驾驶的白色轿车副驾驶位置。随后，李明欲在北京大兴区科技路公交车站站台附近停车。当时李某带着坐在婴儿车内的女儿孙某某（殁年2岁10个月）在该公交车站候车。李明开车靠边行驶至正在公交站台下候车的李某及婴儿车前时停车，韩磊认为李某及其婴儿车阻挡了停车路线，随即下车与李某交涉并发生争执，后韩磊突然对李某进行殴打，将其打倒在地后又绕至婴儿车正面，将孙某某从婴儿车内抓起猛摔在地，致孙某某颅骨崩裂，因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李明目睹韩磊实施上述行为后准备驾车离开，韩磊摆脱路人阻拦上了李明的车，李明驾车带韩磊逃离现场。2013年7月24日韩磊被抓获归案，李明于2013年7月25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一、控辩双方争议

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对于被害人孙某某系被韩磊摔死的基本事实并无实质性的争议。控辩双方争议最大的一点，在于被告人韩磊作案时主观上是否明知其所摔的对象是婴孩。法庭根据现有证据分析，从整个案发过程、现场客观条件以及被告人韩磊案发前后的行为举止、精神状态来看，韩磊虽然案发前曾经饮酒，但尚未达到醉酒状态，其当时不可能不知道其抓在手中举过头顶后摔下的对象是孩子。法院认为，被告人韩磊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因不能正确处理与他人的纠纷，迁怒于无辜的幼儿，采取极端手段，将孙某某抓起举过头顶并猛摔在地，致孙某某当场颅骨崩裂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韩磊在主观上具有泄愤报复的杀人故意，且动作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韩磊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2013年9月25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韩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3年10月8日，韩磊代理律师向北京一中法院递交上诉状，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

韩磊的律师认为，“摔童”的客观过程只有1秒钟，强度非常大，以至于韩磊抓起了孩子后，婴儿车也被带起近半人高。但他认为，本案来得太快，韩磊错误认为是购物车，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导致的错误结果，法院应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韩磊定罪量刑，并建议该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检方指出，女童当天穿的是短T恤、短裤，韩磊在抓起女童一刹那，通过直接接触，不可能不知道是孩子。而且，韩磊作案后，没有表现出惊愕、痛哭，反倒第一反应是上车逃跑，因此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死刑定性准确、量刑适当。2013年11月29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该院第六法庭对韩磊、李明故意杀人、窝藏上诉一案进行二审宣判，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分析

此案发生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网友们对凶手的暴力行径表示谴责，网上一片喊“杀”之声，对行凶者“不杀天理难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网民眼中，行凶男子的行为十恶不赦，其“盗窃判刑”的前科更为其打上坏人的烙印。一时间各界掀起思考。关于本案，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被告人摔童致死的行为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第二，对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三，我国的死刑政策与个体正义该如何权衡？

（一）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

在一审和二审中，韩磊及其辩护人均坚持韩磊所犯罪行是过失致人死亡，提出的辩护理由主要有：案发前，韩磊饮酒，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韩磊不知所摔为婴孩，是否具有主观上的杀人故意；韩磊到案后一直都坚称自己没有看到小孩，以为自己摔的是物品；被害人母亲是否存在过错等。

经法院查明，韩磊本人近视，且案发前确实曾经饮酒。案发前是韩磊给李明指路开车从饭店到歌厅，作案后乘李明的车离开现场时，给不认识其住处的李明指路，即韩磊在案发前后均处于言行正常、意识清醒的状态。另外，韩磊返回其住处后并无异常，没有醉酒表现。韩磊在庭审中可清楚供述其案发前行为、案发时与李明争执经过、摔孩子（韩磊称是车内东西）的经过以及作案后逃跑的经过，也可以证明韩磊当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案发现场有不少目击证人，且视频也较为清晰地记录了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形。从案发现场条件及尸检鉴定看，被害人孙某某已2岁10个月，身高99厘米，女童当天穿的是T恤、短裤，韩磊在抓起女童一刹那，通过直接接触，不可能不知道是孩子。案发时孙某某坐在婴儿车中无任何遮挡，虽案发时处于晚间，但通过监控可看出案发周边有大排档灯光及来往车辆车灯灯光，最主要的是婴儿车停在李明车前很近的地方，李明的车一直开着车灯，婴儿车与韩磊所称购物车外形上差别明显是众所周知的。韩磊戴着眼镜，作案时绕到婴儿车正面，面对面将坐在车中的孙某某抓起后举过头顶，摔在地上。韩磊作案后，发现婴孩重重地摔在地上，没有表现出惊愕、痛哭，反倒第一反应是上车逃跑。

虽然大多数故意杀人犯罪中都会涉及到某种工具，刀、枪、毒药等等，而这个案子里却没有作案工具，但这并不影响定性。作为成年人肯定知道，把一个幼童重重摔在地上，后果是什么。不管韩磊与李某发生什么冲突，都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韩磊却剥夺一个年仅两岁孩子的生命，不能不说其具有重大的主观恶性。

上述证据显示，韩磊所谓“不知道所摔为婴孩”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韩磊在与李某发生争吵后，怒火难以遏制，便抓起身边的婴孩实施报复，他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中的“间接故意”，也就是嫌疑人虽不直接追求婴孩死亡的效果，却放任了这种后果的发生。大多数‘间接故意，法官可能会在量刑的时候予以考虑，不过具体到个案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在此案中，法院指出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严重”，间接故意并没有对量刑产生什么影响。

（二）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选择

1.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的标准

由于韩磊及其辩护律师主张的辩护理由是“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就案件本身并不涉及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争论，但是关于此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否合理还是有学理上讨论的必要。从表面上看，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都属于死刑，但实际上，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来说是生死两重天，被告人在被判处死缓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被执行死刑。

本案判决韩磊死刑立即执行在情理上是合适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具体来看，首先认定韩磊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行为无误。虽然韩磊行为属于无预谋的激情犯罪，但由于对象特殊，是一名两岁多的婴幼儿，社会公众对婴幼儿的天然怜爱之情容易被激发转而变成对被告人极大的痛恨。韩磊作案手段也十分残忍，将婴孩抓起举过头顶并重摔在地，导致婴孩颅脑损伤死亡。且此案发生在公共场所，案发当晚目击行人较多，可见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很大，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韩磊也是一名累犯，出狱未满一年，又故意犯罪，人身危险性极大。另外，作为受害女童家属，放弃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韩磊的父母一直想与被害人家属协商赔偿并道歉，但被害人家属的态度比较坚决，韩磊没有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家属希望被告人得到最严厉的惩罚。

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标准在法律规定上是不清楚的。《刑法》第48条对死刑适用作了如下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个条文中关键的内容就是“罪行极其严重”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理论上的疑问是，如何理解它的规范内涵，以及它到底是仅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同时适用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本文认为，“罪行极其严重”是同时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这样一来，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就更加模糊了。而对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而言，不仅有循环定义的嫌疑，关键的问题仍在于，它的规范涵义是什么？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法律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而理论上也存在激烈争议。[1]

既然法律规定不清，那么在实践中，掌握“生杀大权”的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判断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如果被告人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自首、立功的，一般不会执行死刑。此外，婚姻家庭民间纠纷引发的、被告人积极赔偿也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一般也不适用死刑。[2]作为仍然保持死刑的少数国家之一，中国的死刑适用一直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限制适用死刑也是必然的趋势和选择。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时，要考虑的不仅这个案件本身的情况，还需要考虑此案在众多案件中的特殊性，在众多残忍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中，核准一部分而其余案件不予核准，肯定有其判断标准。

2.民意与司法的关系

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是有自己的标准和规律的，那么显然有一部分案件就会率先纳入最高人民法院的考虑范围，包括受到公众热烈关注、民愤很大的案件，把这类案件处理好非常关键，这也涉及到司法与民意的关系。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事实是，和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一样，此案之所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是因为被害人家属将案情公诸于网络，网络给司法营造了很大的压力。正如学者所言，这次的杀婴案，凶残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认知的底线，所以必然会广泛传播。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传染病”，继续引导社会心态向负面发展。比如当年香港明星张国荣跳楼自杀，如此爆炸性的消息被广泛报道之后，短时间内有很多人跳楼，这就是社会心理传染。[3]

同时，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也是一个标尺，民众会不自觉的拿这两个案件和韩磊案件作对比，人们会认为韩磊杀害婴孩的行为从直观上比药家鑫的杀人行为更加残忍和恶劣，为什么韩磊不能判死刑立即执行？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司法体制下，根本不存在由地方高院推动死刑废除的可能。[4]该案发生当时，社会影响力非常之大，网络喊死喊杀之声不亚于当年的药家鑫案，在这个案件是判死缓还是死刑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需要根据司法解释的精神作出不违法又合情理的选择，而药家鑫和李昌奎的死刑立即执行，让受案法院了解到，韩磊得到死刑立即执行应是最恰当的选择。[5]

（三）我国的死刑政策与个体正义

近年来，我国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奉行“少杀、慎杀”的政策，学界也存在慎用死刑论与废除死刑论的学理主张。那么，为什么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与慎用死刑论、废除死刑论对于该案没有起到作用呢？

随着网络的发展，很多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公众关注。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将张妙撞倒并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2009年5月16日，云南巧家县村民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摔死3岁儿童王家红。2013年3月4日周喜军，将停放在超市门前的一辆银灰色RAV4丰田吉普车盗走后，途中发现被盗车后座上有一名婴儿，将婴儿掐死埋于雪中。这三起案件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但最终都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几起案件中，由于被害者家属将这些案件和对被告人的控诉披露到网上，很快进入了公众视野。但这几起案件又有着微妙的区别，药家鑫案和周喜军案从案发一开始就被受害者家属披露到网上，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之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舆论很可能会对该案的判决产生影响。而在李昌奎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改判时，并没有为社会公众所知晓，因而这个结果并没有受到舆论的影响，直至二审改判后才掀起了舆论关注的狂潮。可以看出，李昌奎案一波三折，和二审改判之后民意介入有直接的关系。而考察以往案件，不难发现有一些与药家鑫案、韩磊案类似的案件，并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得不说，民意对案件的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案件判决结果会因为受到舆论关注与否不同而产生差异，恰恰反映了司法者与社会公众在死刑适用立场上存在一定的分裂。社会公众往往侧重关注个案的正义，因而只要案件中出现了可以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情节，就会主张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网络不仅传递信息，也能使公众情绪“发酵”，发声愈响影响力愈大。

国际上废除死刑的趋势和法学界众学者们的理念推广，让民众对死刑有了更多的思考。但具体到个案中，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和现代司法“少杀、慎杀”的理念却不断发生碰撞。学界的死刑观念远未普及到社会大众，而社会大众长期持有“杀人偿命”的观念，“权力、暴力”崇拜的心理、缺乏程序正义，这就使得死刑的民意与法意存在极大的剪刀差，进而使得死刑废止的主张与立法措施非常尴尬。[6]近年来，刑法修正案对死刑的修正，也反映出中国在废止死刑的问题上仍然面临民意与法意的纠结。[7]

三、结论

作为慎用死刑论者，赵秉志教授认为，“考虑到现实的国情民意，慎用死刑政策的贯彻重点应在于立法上不合理配置死刑、现阶段又无法即行废止死刑的非暴力犯罪，而不应在于关涉民众切实利益与感受的严重暴力犯罪，尤其是严重致命性暴力犯罪。否则，极易引致社会公众对死刑改革产生抵触心理，甚至会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影响决策领导层的死刑改革的魄力与决心，阻碍我国死刑改革的进程。为了切实贯彻慎用死刑之政策，就需要在严格掌握死刑的适用标准、遵循死刑的正当程序的基础上，合理衡量案件的各种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要特别注意以罪中情节作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首要依据，以罪前、罪后情节作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必要补充，并适当参酌案外相关因素，尤其是舆情民意，努力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是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法律的解读和适用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案件中的问题，而当下民众在看到一起起恶性个案的时候，对个案正义的追求感是不能忽视和压制的。从实践中看，民意其实是死刑废除中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制约决策者裹足不前的除了保持刑法威慑的现实需要外，就是公众对死刑的反对心理。在当下中国，在社会基本情况及社会公众对于死刑的观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过分限制死刑的适用乃至废除死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民众一致认为应当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案件，法院一味地拒绝判处死刑，并宣扬死刑制度的弊端是没有益处的，只会引发民众的反感。法院是法律适用的机构，依据现行法律，作出公正、合情理的判决就是对法律最大的尊重。生死之事重大，作为司法工作者，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不仅需要慎用死刑，也需要谨慎考察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判决。

注释：

[1]最新的讨论参见储槐植：《死刑的司法控制：完整解读刑法第四十八条》，载《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3期。

[2]赵蕾：《云南高院的中国式处境》，载《南方周末》2011年8月4日。

[3]http：//jlwb.njnews.cn/html/2013-07/26/content_1482220.htm，访问日期：2015年8月2日。

[4]黄秀丽：《免死“金牌”惹起官民舆论战》，载《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5]高铭暄、苏惠渔、于志刚：《从此踏上废止死刑的征途》，载《法学》2010年第9期。

[6]萧翰：《死刑：民意与法意间的尴尬》，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8月30日。

篇5：关于死刑案件

质量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法发〔2008〕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现将《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请分别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和律师辩护、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现就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具体问题规定如下:

一、人民法院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充分保障其辩护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充分保障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对死刑案件辩护工作的指导，积极争取政府财政部门落实并逐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经费。律师办理死刑案件应当恪尽职守，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被告人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再次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准许并记录在案。

三、法律援助机构在收到指定辩护通知书三日以内，指派具有刑事案件出庭辩护经验的律师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

四、被指定担任死刑案件辩护人的律师，不得将案件转由律师助理办理；有正当理由不能接受指派的，经法律援助机构同意，由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其他律师办理。

五、人民法院受理死刑案件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查阅案卷，并积极创造条件，为律师查阅、复制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提供方便。人民法院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复制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并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材料的复制费用，应当免收或者按照复制材料所必须的工本费减收。

律师接受委托或者被指定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后，应当及时到人民法院阅卷；对于查阅的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证人身份等情况的，应当保守秘密。

六、律师应当在开庭前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征询是否同意为其辩护，并听取被告人的陈述和意见。

七、律师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鉴定或者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书面答复并附卷。

八、第二审开庭前，人民检察院提交新证据、进行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律师查阅。

九、律师出庭辩护应当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量刑、诉讼程序等，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切实保证辩护质量，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十、律师接到人民法院开庭通知后，应当保证准时出庭。人民法院应当按时开庭。法庭因故不能按期开庭，或者律师确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情况下，另行安排开庭时间，并于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律师和人民检察院。

十一、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审判场所的安全保卫，保障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确保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

十二、法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尊重律师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律师发言的完整性。对于律师发言过于冗长、明显重复或者与案件无关，或者在公开开庭审理中发言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官应当提醒或者制止。

十三、法庭审理中，人民法院应当如实、详细地记录律师意见。法庭审理结束后，律师应当在闭庭三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十四、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对赔偿事项进行调解时，律师应当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依法提出有利于案件处理、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见，促进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解决。

十五、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姓名及其所在的执业机构。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应当认真进行研究，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采纳与否的理由。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裁判文书送达律师。

十六、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律师提出会见法官请求的，合议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安排会见、听取意见。会见活动，由书记员制作笔录，律师签名后附卷。

十七、死刑案件复核期间，被告人的律师提出当面反映意见要求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接待，并制作笔录附卷。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篇6：死刑案件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因故意杀人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月30日作出的()津一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 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10月30日(2000)津一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

上诉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而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刑法条款来看，正当防卫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必须是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行正当防卫，而对合法行为则不能实行“防卫”;(2)必须是对实际存在并且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可以实行正当防卫;(3)必须是对实施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防卫，而不能对第三者实行;(4)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从案件发生过程来看，上诉人与被害人林×素无矛盾和积怨，没有伤害被害人的动机和目的。因上诉人怀疑与其同居的男友李××有外遇，为澄清真相，而找被害人了解真相，被害人借机对其进行调戏及强行亲吻、搂抱并欲行强奸。上诉人为免受不法侵害，持小宝剑将被害人

刺伤，试图阻止不法侵害。被害人反抗，欲意对上诉人行凶，上诉人为免遭即将来临的不法侵害，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对被害人连刺了几下，制止了被害人的不法侵害，这是法律允许的保护人身不受侵害的正当防卫。上诉人正当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没有伤害他人，无任何社会危害性。上诉人在不得已情形下，持械将被害人刺死，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是相适应的，没有超过必要限度。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总之，上诉人的防卫与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精神是相吻合的，具备了法定的正当防卫条件，不应构成犯罪。

恳请上级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原判，宣告上诉人无罪。?

此致?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张××

二000年十一月五日

附：本状副本1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