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精选十篇）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篇1

一、对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反思———“理性”与“感性”

传统经济学将经济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作为预设条件,西方经济学诸多经典模型的建构无不以此为基础。但在旧经济社会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对理性一直以来持排斥态度,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中期以来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占据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位置,这种过分强调社会结构力量的理论较少关注个体的微观行动与心理状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研究影响力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学宏大理论解释力不足问题的日趋浮现,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在经济社会学领域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理论交织,这种交织的内核即对人类理性的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对理性的反思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即对理性原则是否适用于社会以及如何适用于社会等问题的反思,如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非理性主义的反思,思考完全理性的可能性,沿着这一思路,诸多学者发现非理性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感性选择以及行为经济学等理论的提出。

(一)对“理性”的反思———社会理性选择理论

社会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即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从合理性角度看来,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类型的行动,即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合理的社会行动。这一个体主义视角直接影响到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诞生,而这一理论正是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一支。

严格来说,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带有浓重的经济学痕迹,因为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当经济学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向其他学科扩张时,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也被推及社会生活各种研究的领域。理性选择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曾遭受过来自于社会学内部的尖锐批判,如布劳认为:“社会学的中心任务不是解释个体行为(Individual Behaviour),而是解释社会环境的结构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变迁。”[1]布劳反对把理性选择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同经典社会学排斥个体行为研究的原则一脉相承。然而,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个原则在当代社会学中已经明显乏力,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一直困扰着社会学界,如何突破整体主义方法论,如何寻求掩藏在微观世界中的更具有经验性与实证研究价值的理论工具,是理性选择理论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学内部得以衍生的助力,也是新经济社会学对理性主义的反思的结果。这个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他认为人们的交往行为被等同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我们将这一时期界定为社会学对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直接引用;第二个阶段是格兰诺维特的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将理性选择的对象与活动领域进行了扩大,即其目标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和声望等,这一理论将社会学带入比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2]第三个阶段是科尔曼(Coleman,J)的综合理论,科尔曼以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为主要目的,将理性选择行为放到社会系统中考察,把对传统“理性人”的分析变成了真正的“社会人”分析,他的理论虽以经济学分析为基础,但已将社会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等制约因素融入到个人的单纯理性选择中,构建了复杂的选择系统,并将这种系统与宏观结构进行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的研究为今后进一步发掘微观世界与宏观结构的联系,并增加社会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有的学者已经把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将之看成当代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超越。[3]

理性选择理论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转入社会学的传统体系之中,作为对经典社会学结构主义理论微观解释力不足批判的回应,这一理论除了吸收经济学分析优势经验之外,已经把诸多社会结构因素带入其中,只不过这种“带入”还是把这种结构作为理性的内生因素,都是在理性前提之下的“带入”,这只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变相。因此,理性选择理论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一支对传统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反思体现出了不彻底性。当然,理性选择理论开辟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对话的广阔空间,并为社会学对微观世界的分析指明了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对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非理性”的反思———感性认识

一直以来,理性选择理论排斥感性选择问题,认为感性是一种被动的、模糊的和没有推理计算能力的初级认识。然而,对人类感性认识的研究却一直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相伴随,这种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康德,其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三种:感性、知性和理性。康德认为的感性是人通过感官接受外部刺激产生感觉并进而形成感性认识的能力。他对感性认识的这一界定,表明其肯定了感性的发生与发展是一种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合,是通过时空形式对现象资料的整理。西蒙在后来论述过程理性中的注意力环节时也涉及到选择的感性因素问题,他认为注意力是选择的首要能力,是选择的第一环节,而注意力并不一定由理性思维决定,而是在感性经验中产生的。[4]当代认知心理学对感性认知中的注意力问题进行了内容丰富的研究。英国心理学家罗德本特(Broadbent)较早地开展了注意力选择模型研究,他认为,注意力是一种选择性过滤器(Selective Filter),注意是一种对接收到各种信息的筛选和过滤过程。特雷斯曼(Treisman)认为注意的选择过程并非都是以“全或无”的方式进行,注意的选择除了受到感觉的影响外,还受到语义分析的作用。后来认知心理学建立了稍微简单些的后期选择理论。如贝斯特(John B.Best)认为,感官接受的所有信息都要受到加工,然后由工作记忆对感官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到目前,认知心理学在选择问题上的最突出成就是卡尼曼(D.Kahneman)提出的内容丰富的能量模型理论。卡尼曼认为,在选择性注意中,接受和输送信息的通道瓶颈问题不是很重要的,对注意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感觉刺激的程度和头脑中可以用来接受感觉刺激的资源能量。卡尼曼和史密斯(Vernon Lsmith)创立的选择行为的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更充分地揭示了人在感性层面上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能力。他们把认知心理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同对交易行为的研究结合起来,用丰富的实证研究评判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5]

感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在现代直接表现为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异军突起,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其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核心观点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理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的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的,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看,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具有开创性贡献,他们从对标准的预期效用函数进行修正,检验和反驳传统经济学偏好的完备性与偏好的传递性两大公理来构造自己的决策理论,从而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前景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阿克洛夫对“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的研究、杜鲁门·彪利(Truman F.Bewley)对劳动市场政策的研究、巴贝里斯(Cholas Barberis)和泰勒(Richard Thaler)对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分别在各自领域构建起行为经济学丰富的体系,并正在向其他学科扩张,逐步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劳动市场理论、行为法律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等。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不满足自身局限于分析个体行为,把其理论扩展到博弈和社会行为范围,形成了行为博弈论,深入研究了博弈过程中的学习、互惠、公平等问题,这些研究对进一步科学认识人类经济行为的规律无疑大有助益。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大量借助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理论的形成往往与观察与实验相关,其理论主要体现在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关注,比如投资冲动、偏好倒置、经济活动中的利他行为等,这种关注建基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传统的经济与心理的二元动机模式之上,而忽略了人类行为中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趋社会性”(Prosociality),而最近神经生物学家对经济学的关注试图解释这一问题,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神经元经济学。人类“趋社会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的行为不仅从“自利”原则出发,通常还会顾及他人或团体利益。传统理论往往在“理性”的框架下,用“跨期贴现”、“互惠”或“声誉”机制解释这类行为。但现代神经科学的发现却证明,这种解释是肤浅的,神经元经济学研究表明:“同情共感”是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基于“镜像神经元”实现的“神经网络共享”,这种“共享”对个体之间的合作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率)意义,因此是该物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塑型”的。今天,神经元经济学家已经把这一理论用于研究语言的产生和演化以及它对博弈行为的深刻影响。[6]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认识开始逐步走向深入,经济社会学要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不可能摆脱对经济学最近研究成果的吸收。而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又必须广泛采纳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社会学对人类理性的研究不能拘泥于固守缺乏解释力的抽象描述的传统,而要以开阔的视野与更加科学的视角去提升自身的解释力,这将是经济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对传统经济理论分析工具不足的反思———制度主义传统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这门学科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传统,历史学派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为了适应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频繁出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制度主义逐渐演进到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和海尔不伦娜为代表的后制度经济学发展时期。到70年代中后期,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斯、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诞生。新制度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味批判主流经济学,而是对主流经济学作出修正和发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研究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除了修正理性主义假设外,还把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条件,并把交易成本的分析作为制度和生产成本之间的联系添加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种制度结构对于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与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的理论极为相似,它们都看到了影响经济行为的结构因素,都否定了人类经济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然而,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来说,二者差距明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的修正,而不是革命,前者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古典经济模型的改造上,只不过这种改造涉及到对理论预设的重新认识,制度在此作为内生变量被引入分析框架,没有改变古典经济学的实质,并且这种改造也没有触及对社会嵌入的顶层分析,即对于规范、习惯、传统等存在的地方,这种抽象模型的解释力将大为削弱。因此,社会学家瞄准了这一理论的缺陷并进行反思,逐渐发展了自身的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学转向发端于诺斯的研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一书中详尽阐述了制度具有明显的社会学转向。在他看来,“正式规则是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部分。制度要想有效的发挥作用,他们必须由补充它们的非正式约束(传统、行为规范)来实施,并削减实施成本。如果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约束彼此不一致,随之发生的紧张将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但是,我们对非正式规范如何演变知之甚少。”[7]有鉴于此,经济学家开始进一步把非正式制度因素整合到他们的经济绩效模型中来。[8]但是,这些整合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塑造经济行为的社会机制到底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而这正好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空间。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注重研究激励结构的形成,强调个体经济行为要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环境是由支配产权、市场和企业的国家予以监督和实施的正式管理规则通过市场机制和国家管理给企业施加约束,并以此形成激励结构。与个体及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直接的网络机制相反,运作在这个水平上的制度机制是末梢的,制度环境通过人类的集体行动影响产品与组织领域,而组织通过内部的监视与强化机制又影响着社会个体。社会个体的行为与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制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个体同时受到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双重作用,这便形成了经济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的模型。新制度经济社会学中的因果模型将一个建立在对受社会关系和规范影响的对利益理性追求的描述之上的微观基础与认为每个经济体都有制度框架的观点整合到了一起,因果机制在两个方面运作:从宏观到微观和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层次。[9]这个多层次的因果模型超越了先前的嵌入观点,对经济制度和行为的出现、维持和变迁的解释采用了社会关系和制度的方法。作为一个概念框架,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为产生中层理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架构,扩展了社会学理解经济行为的方法,并为传统经济理论分析经济行为与结构提供了新的工具。

三、对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反思———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

与上面论述的经济社会学的两个方面比较而言,社会网络理路更具有社会学研究的“本土性”特征,这一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最早来源于数学学科中的图论思想,后被社会学研究引入后用来对小群体进行研究并逐渐演化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立体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抛弃了传统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经济方法,经济学的经典模型与数学公式可以被诸多小群体研究所取代。可以说,社会网络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与颠覆进一步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的重要而又独立的学科地位。

20世纪70年代中期,“网络分析的国际网络”得以形成,《社会网络》杂志成立,网络分析日益成为社会学中有影响力的领域。在这一时期,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盛行与社会网络学派的繁荣主要以格兰诺维特、科尔曼、博特(Ronald Burt)等人为代表。此外,林南(Lin Nan)、乌泽(Brian Uzzi)、波多尼(Jole Podolny)、贝克(Wayne Baker)、古拉蒂(Ranjay Gulati)、魁克哈特(David Krackhardt)等也是这一时期社会网络学派重要的学者,为社会网络学派自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10]

现代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应该归功于哈里森·怀特,这位精于研究生产者市场的社会学家亲手培养了诸如格兰诺维特、迪玛奇奥(Paul DiMaggio)等一批为社会学界广泛认可的知名学者。其对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的焦点与突出贡献表现在建立了自身对市场的全新理解,他认为市场是可以不断再生的社会结构,该结构是由一组特定的公司(生产商)及其他参与者通过观察彼此的行为而演化出各自不同的角色来形成的。[11]因此,怀特得出的市场理论即是市场是从社会网络中来的。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通过《弱关系的力量》(1973)、《谋职》(1974)以及《网络抽样:初步准备工作》(1976)等文章的阐述,不但从理论上建构起网络结构分析框架,而且从方法上论述了如何对网络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任何主体(人或组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12]在研究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提供工作信息的人往往是弱关系。他据此首次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关系必定是弱关系。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强弱关系概念的提出对社会网络分析产生了重大影响,回应了经济社会学家波拉尼提出的“嵌入性”观念。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对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结构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

相对于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关系的强与弱,美国社会学家纳德·伯特(Ronald Burt)更关注于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对资源优势的影响,他在格兰诺维特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 Theroy)。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推动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资源优势更多在于松散型网络而非紧密网络的观点。结构洞理论的另一个理论贡献在于它为社会资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它可以在产业、企业或个体等不同层次方面加以运用,且可以针对行动者的网络关系、纽带,对相关优势、劣势进行定量研究。

四、结语

理性、制度与社会网络已经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这三种理论的形成来源于社会学家们对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反思,可以说,它们与经济学一脉相承,其理论基点与研究逻辑都带有浓重的经济学科特色,但它们又与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很大差别:理性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学的微观取向导致其遗漏了很多关键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因素。因此,在很多时候,经济学只能算是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游戏,而新经济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对人的完全理性持反对态度,社会学的传统崇尚社会结构的制约因素,因此社会学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宏观的,但正是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行为理性问题的反思与关注,才使社会学的研究开始向微观的转向;制度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学与社会学较为相近的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体现了经济学研究开始了向宏观的转向,而新经济社会学对制度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规范、习惯、传统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其原因便是看到了经济学微观解释力的不足。因此,经济社会学对制度的研究可以说是对经济学制度研究的补充;社会网络问题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独立研究领域,其既关注社会微观经济个体与小型网络,又不脱离社会学的结构主义传统,是一种中观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的发展不仅给社会学带来了生机,也给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领域。总之,理性、制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分别以微观、宏观以及中观的研究视野共同构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崭新领域,这三种理论的有机配合与不断发展必将为社会学的发展赋予新的活力。

摘要：新经济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三种脉络:一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反思,形成了社会选择理论、感性选择理论以及行为经济学理论;二是对传统经济理论分析工具不足的反思,形成了社会学的制度主义理论;三是对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反思,形成了社会网络理论。理性、制度与社会网络分别以微观、宏观以及中观的研究视野共同构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崭新领域。

新经济时代的会计理论与方法 篇2

李连华、丁庭选

一、经济形态与会计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历史的观点

会计与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互生规律与联系。会计的发展，不仅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关，而且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有关。从会计发展的历史主线看，每一次新旧经济形态的更替，都能促进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进而带动会计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新经济形态本身也往往对会计提出特殊要求，成为引导会计发展的另一动因。历史上，正是经济水平和经济形态这两个主导性因素以其各自的方式共同影响和决定着会计的发展与方向，使得会计的发展过程既有与经济水平提高相应的不断向前的趋势，又具有与经济形态更替相对应的阶段性特征。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个阶段。在农业经济社会，庄园经济对会计发展的影响虽说是初期的但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会计是为庄园主服务的，庄园会计是管家管理庄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郭道扬，1999）。会计计量和管理的重心在于财产物质本身，即只记录财产物质本身的增减变化。与此相应，庄园会计所采用的是一元化的计量思想和单式记账法，中国古代会计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会计平衡式所反映的其实只是财产本身的变动及结果。在这个公式中，只有“资产”一个会计要素，而没有权益性会计要素。因此，农业经济社会中的会计，其实只是单式的.实物会计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会计。

当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之后，以资本为标志的商品经济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财产物质的交换只是一种形式，其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交换实现资本增殖。因此，人们不仅关注财产本身，更关注财产的归属关系，即财产交换所反映的产权关系或权益。权益思想的出现和其概念（资本）上的普及化，使得会计的计量和记录思想由一元化发展到二元化，由对财产本身的计量发展到对财产及其权益的双重计量，复式记账法就是在这种经济背景和计量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经济虽然促进了复式记账法的产生和发展，但总体上讲会计的发展仍处于簿记阶段，较为完整的现代会计体系并未形成。工业革命后，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传统的纺织、冶金、煤炭等工业由于大量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使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工业经济的发展给经济管理带来了新的变化：生产过程复杂化、设备费用和管理费用巨增、成本控制变得重要而紧迫。传统的簿记学无法对生产费用和产品成本进行精确计量与有效控制，已不能适应工业经济社会中的管理需要，成本会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同样基于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财务会计与科学管理中预算控制、标准成本和差异分析相结合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会计分支――管理会计。至此，由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较为完整的现代会计知识体系基本形成。

二、知识经济的影响：现行会计体系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目前的会计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在工业经济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知识经济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时，其对现有会计体系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现行会计知识体系面临着重大挑战，但同时也孕育着又一次进行变革和创新的机遇。

（一）对会计属性的影响。对于会计的性质，学术界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主要有“老三论”（艺术论、工具论、管理活动论）和“新三论”（信息系统论、管理活动论、控制论）之说。但这些定义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或更早时期形成的，反映了当时对会计的认识，不具有新经济的时代特征。最近，美国经济学家马

经济新常态与传统金融资产走势 篇3

摘要：用美林时钟等传统方法来解释2014年的股、债双牛现象明显失效。在“新常态”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正在被打破，由此引发实体和金融层面的深刻变化。本文通过对经济“新常态”与金融市场走势的分析，梳理了其背后的逻辑，并对“新常态”下金融资产的未来走势进行判断。

关键词：新常态 货币政策 资产配置 供求关系

2014年我国出现了股、债双牛且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现象，这与2007、2009年传统经济周期中的表现颇为不同，也无法用传统的美林时钟加以解释，背后的驱动因素值得深思，实际上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已略显端倪，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正在被打破，由此引发实体和金融层面的深刻变化，并导致传统金融资产的走势出现一些新局面和投资机会。

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些误区

（一）经济增长的三个误区

误区一：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误区。表现为经济增长诉求强，加上刚性兑付的普遍存在，导致金融层面信用风险定价缺失，实体层面过剩产能也无法实现市场化出清。

误区二：投资依赖症。表现为保增长诉诸于需求刺激，并依赖基建和房地产等投资，进而推升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基建与房地产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且高杠杆产业，很多时候只能通过非标等融资途径，由此进一步推高了利率水平，导致要素成本全面上升，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不仅如此，一直以来稳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刺激短期需求，但却加大了长期供给。经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导致政府、资本和权力所有者报酬增长，拉大贫富差距，对居民长期消费产生抑制，也不利于长期经济转型。

误区三：外部失衡导致内部失衡。表现为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人民币有效汇率过去多年持续升值，对非贸易部门（比如房地产）利好，但对贸易部门持续利空。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境外投机资金持续流入国内，不得不通过各种措施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并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产生影响。

（二）对经济和金融的不利影响

过去几年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一些误区的本质还是宏观经济不愿承受“创造性破坏”，进而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层面都持续产生不利影响。在实体层面，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刺激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边际刺激作用越来越弱；伴随着GDP继续高速增长，过剩产能快速积聚，全社会负债率、杠杆率快速上升，利率、大宗商品等要素成本抬升，环境等负担不断增加。由于经济效率下降，要素成本抬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企业整体盈利不断弱化，实体经济表现为“经济热，微观冷”的局面。

在金融层面，金融市场格局也在发生变化。银行业表外类贷款业务不断膨胀，而由于刚性兑付预期的普遍存在，非传统金融资产如信托、理财等蓬勃发展，成为居民等财富配置的重点，进而导致股市、债市的机会成本均出现抬升。其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因遭遇机会成本和上市公司盈利预期的双重打击，股市表现持续低迷，投资回报率在各类金融资产中最差；而债市走势在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上涨之间形成周期轮回，利率中枢与经济增长放缓走势逐步脱钩。

经济“新常态”下的诸多不同

习总书记在2014年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新常态”的特点包括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新常态”理念的提出，反映了党中央对经济增长环境、速度、结构及动力的理性思考。

（一）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新常态”论述首先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环境、驱动力等都发生了变化，也要求施政理念做出相应调整。经济增速由于人口结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更慢）、资本报酬率递减、入世红利消退等因素出现中枢下移。促增长措施的边际效益在递减，通过改革和优化结构提升经济效率显得更为迫切。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正在从强烈依赖需求端管理转向需求端托底，而通过供给端改革来提升经济效率和微观活力，改革成为主线。改革能够形成共识恰是由于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遭遇瓶颈，原有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改革思路清晰，执行力强于预期。

经济“新常态”的目标在于“正常态”。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增长误区导致“宏观热，微观冷”，好比一个人虚胖但并不强健。GDP是量，而企业盈利才是质。过去几年，GDP与上市公司业绩虽然保持同向，但相关性已经大为降低。业绩表现远逊于表面的经济增速。而无论“新常态”的最终状态如何，笔者期待“宏观稳，微观活”的新局面。

（二）“新常态”下宏观环境的新特征

笔者认为，“新常态”下，宏观环境可能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在政策取向上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总需求刺激，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提升。

二是政策需要同时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和防风险等多重任务。其中，化解过剩产能、降低杠杆成为主要矛盾。如何降低杠杆？需要控、堵、疏兼顾。比如，通过债务清理使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化，严控非标和影子银行，防止资金向城投等过剩产能领域输送。同时，激活权益市场对于降低杠杆、产业兼并重组、升级优化、国企改革及鼓励创新等都具有战略意义。当然，基于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以及经济难以承受硬着陆，尾部风险仍需极力避免。

三是随着中央与地方事、财、税权重新调整，过去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倾向越发明显，地方政府债务需降杠杆，而经济托底需要中央加杠杆，基建还是重要的着力点。

四是货币政策托底不刺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外汇占款系统性减少，基础货币缺口需要通过货币投放来弥补，这使得央行对流动性的调控能力大为增强。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正在适应“新常态”下的新环境，避免大规模刺激，同时着力防范尾部风险。

五是两个财富的再分配。随着GDP增速放缓，内部分配愈加引发关注。从人口结构变化看，未来分配将更有利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而营业利润在金融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分配也值得重视。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资源需求国与生产国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在降低通胀压力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也略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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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房地产周期也可能已经迎来长周期拐点。房地产行业面临的长周期、内生性制约因素开始显现，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变化、房价超居民收入增速的累积效应、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等。当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时，其投资价值将大为弱化，吸金效应不再。

“新常态”下的融资需求、供给与货币政策

（一）导致融资需求萎缩的几个因素

融资需求萎缩是“新常态”下经济层面最深刻的变化。2009年以来，总需求刺激政策难以为继。资金缺口仍广泛存在，但已明显缩小，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包括：房地产投资回报预期下降，投资增速放缓，融资需求相应大为降低；反腐举措和政绩观调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地方债务透明化、融资平台取消融资功能等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当然存量债务仍然较大；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为负，实际利率仍然居高不下，抑制了企业的投、融资需求。从债券市场看，虽然中票、短融等融资工具注册量很大，二级市场利率也明显较贷款利率更有吸引力，但实际发行额仍有限。当然，一些被动因素同样不容忽视，由于贷款不良率上升等因素导致银行风险偏好降低，房地产、产能过剩等强周期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而城投债及非标资产的发行等均受到一定限制，叠加刚性兑付弱化等原因，是信托等利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资金供给与货币政策操作

从资金供给层面上看，预计未来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中略偏松。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上，央行有望继续维持短期利率走廊，同时通过MLF等控制中期利率，并尝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兼顾“量”与“价”进行平衡与转换，引导和稳定预期的要求和难度也将更高。近日，央行宣布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有针对性地实施定向降准措施，旨在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

资产配置重新布局与价值重估

综合上文对经济“新常态”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误区正在被打破，从而将引发大类资产配置的重新布局，并重塑传统金融资产供求关系。

旺盛的融资需求快速降温，将降低金融资产供给，包括信托产品、非标甚至标准化债券的供给量都在收缩，而刚性兑付预期也已明显弱化，非标、信托、理财等均存在短久期特性。此外，房地产迎来长周期的拐点，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这些因素导致居民和实体资金部门等开始调整资产配置，重新加大对低配且低估值传统金融资产的配置力度。2014年以来，国企改革等诸多举措使股市产生“聚焦效应”，“沪港通”等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也使投资者拓展国际视野，重新审视权益市场价值，加上市场对政策托底经济的信心，这些因素也共同提升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在这一过程中，股市开始摆脱存量博弈，增量思维开始主导板块走势。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增量资金进入股市的趋势十分明显，实业资金、融资融券、伞形信托和IPO打新等都成为资金入场的途径，估值洼地、主流题材板块、中游业绩改善等行业都成为新资金追捧的对象。特别是此前一直被市场主流资金抛弃的银行、航运等传统周期性行业都有靓丽的表现。而股市赚钱效应的快速传播，金融创新、高杠杆的应用在此过程中也放大了资金量，行情演绎速度明显超预期。

对应到2014年的债市表现，货币政策转为偏放松、融资需求萎缩、银行风险偏好下降，总需求弱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得通胀风险无忧。因此，货币政策稍有放松就会导致收益率的剧烈下行。

相对股、债双牛的表现，大宗商品价格则因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程度降低、需求放缓，叠加产能扩张和美元升值，将进入持续下跌通道。

股、债从双牛到相争

在传统金融资产重估的第一阶段，伴随着流动性宽松和高收益可投资金融资产供给的收缩，股、债两类资产均从中受益。而随着行情的演绎，流动性如果继续大幅宽松，股、债两类资产之间将开始出现阶段性的相互扰动。

一般而言，股市对债市的影响可能将从如下方面展开：一是回报预期引发的配置方向调整。随着股市的持续上涨，不仅仅是机构投资者开始调整配置方向，个人投资者也开始权衡性价比，债市基金和开放式理财将遭遇一定的赎回压力。二是两融受益权等资产成为银行理财和保险机构的优质资产，对纯债配置产生挤出效应。换言之，8.6%的融资利率和IPO打新回报开始成为“无风险利率”，将对债券利率中枢起到一定的抬升作用。三是在流动性方面，理财到期不续等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这会导致银行拉高或保持理财收益率水平，给理财的资产配置和流动性管理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增持债券的力度会减弱。此外，IPO的提速也有可能给资金面带来更多扰动。四是股市持续上涨且杠杆操作将导致货币政策在短期陷入两难，放松方式很可能会改变。股市好转后，货币政策的放松必然从资金面和情绪方面进一步助涨股市，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甚至可能被削弱，这很可能倒逼货币政策更多采取定向和窗口指导等方式来“退烧”，对债市甚至股市均相对不利。五是股市上涨引发的财富效应和补充资本效应值得中长期关注。

股市和债市的投资群体及风险偏好存在一定分割，均受益于流动性宽松。如果流动性宽松不能继续，股、债两类资产会快速演变为资金竞争关系。股市由于弹性和赚钱效应更足，吸金能力更强，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债市资金分流的效果类似于“非标”。而当股市出现剧烈震荡之后，这种资金分流作用将明显放缓。好在目前的股市上涨属于估值修复行情，还没有形成业绩、资金面和情绪层面的共振，对债市的资金分流并非基本面驱动。随着股市快速上涨，震荡难免加剧，将对债市资金回流产生利好。所以综合判断，当前的股市行情不会导致货币政策的逆转，还不会对债市带来很大冲击。反过来，债券等利率水平上行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资金成本和盈利，从而对股市的中期表现形成制约。所以，没有债券收益率的稳定甚至继续下行，在正利率环境下，股市行情也走不远。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情的延续和IPO、股权再融资等加速，投资者也需要关注股市上涨引发的财富效应、降杠杆等对经济的反哺作用。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篇4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8年8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以下简称循环经济法) 。循环经济法的颁布旨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保护和改善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由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关政策的强制执行, 我国的循环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知道, 会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左右着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 反过来, 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行又反作用于客观经济。近年来,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 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传统会计的基本理论已经难以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 迫切需要产生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新的会计理论。在此大背景下, 国内会计学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循环经济会计“这一新兴会计的学科。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 发现会计学术界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多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 笔者发现目前国内会计学界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研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理论, 这与我国目前循环经济所处的发展有关。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站在循环经济的角度试图从新定义会计的概念、目标、对象、基本前提、基本原则的等内容。通过以下与传统会计的基本理论的对比分析, 本文试图归纳出具有代表意义的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理论。

二、传统会计与循环经济会计基础理论对比分析

会计的基本理论主要由“本质、目标、对象、假设、基本原则”等五个方面构成。下面笔者将就以上五个方面逐一对传统会计与循环经济会计进行对比分析。下面笔者将就以上五个方面逐一对传统会计与循环经济会计进行对比分析。

1.“本质”方面。

传统会计认为会计是一种工具, 负责管理企业等经济主体间的经济活动。而从循环经济角度看, 笔者认为其会计本质任然是一种工具。只是要把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清洁生产等因素考虑在内。

2.“目标”方面。

从目标角度看, 传统会计认为:会计主要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记录, 为企业的内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相关信息。而从循环经济角度, 笔者认为其会计目标是在“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角度, 提高经济效益。除上述基本目标外, 还应该包括具体目标, 如:向政府部门提供企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情况, 回收利用废弃资源的效率, 原材料中包含的可再生资源比例等。

3.“对象”方面。

从“对象”角度分析, 传统会计认为其对象主要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能以货币表现的资金及其资金运动。而从循环经济角度, 不能仅仅考虑资金运动, 还要考虑除资金以外的其他因素, 如废弃物回收利用数量, 减少利用的资源数量、生态环境的友好程度等。

4. 基本假设。

传统会计的基本假设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四项。

(1) “主体”方面。传统会计认为, 会计主体应从会计服务的空间对象考虑, 一般指特定的企业或者会计报告主体。至于循环经济会计, 笔者认为其主体应是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资源密集型企业。因为该类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大, 生产过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污染较大。

(2) 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至于“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这两个基本假设, 循环经济会计也同样需要考虑。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考虑的都是永久经营的企业。

(3) 货币计量。传统会计主要以货币作为核算单位, 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循环经济条件下, 生态资源的破坏程度, 如企业周围水资源的污染程度, 河水里的鱼虾死亡程度, 植被的破坏程度都是很难用货币进行可靠计量的。所以, 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复合计量方法。

除了传统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外, 笔者认为还应该包括自然资源短缺假设, 生态环境短期难以恢复假设等。

5. 基本原则。

传统会计基本原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会计确认、计量的原则;二是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原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等基本原则。对于循环经济会计, 笔者认为还应该包括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原则, 生态环境相关原则等。

三、基本理论对比总结

通过上面的陈述, 笔者从基本理论的角度, 对传统会计与循环经济会计进行对比分析。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理论必须从保护生态环境、循环利用自然资源角度入手, 如果脱离了这两个方面, 那么循环经济会计就偏离其本质, 偏离了创建这一分支学科的初衷。目前, 在国内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体系初步建立, 但是涉及企业具体业务处理的微观层面的研究还没有专家学者涉及, 这给企业实际业务处理带来了困难。笔者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 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循环经济会计的重视,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早日建立起循环经济会计完整的核算体系。

参考文献

[1]殷勤凡.循环经济会计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 2006 (11) .

[2]任英阔.循环经济会计的确认与披露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 2010 (5) .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篇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代理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代理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许光伟，张威.国内学者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一个述评[J].经济学家， (1)

2.宋宪伟.马克思企业理论与交易成本企业理论之间的互补性[J].云南社会科学，(4)

3.党宏伟.马克思企业理论与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

4.施皓明.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观差异的根源分析[J].财经研究，(7)

5.王仕军，李向阳.马克思研究企业理论的三个独特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5)

6.王铭洁.论《资本论》中的企业性质—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企业理论的比较分析[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4)

7.魏国.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当代价值[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9(3)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篇6

假设一:一个社会经济有四个利益集团组成, 即上游厂商、产业末端厂商、社会居民和国家政府。上游厂商包括最终产品上游厂商和材料性产品上游厂商等两类厂商, 并且上游厂商通过向其产业下游上游厂商和产业末端厂商提供其产品, 来获取其产品利益;社会居民, 通过向社会厂商提供劳动, 来获取劳动收入;产业末端厂商从上游厂商处购得各种社会最终消费品, 并将其交易给经济社会来获得其所追求的产品利益;政府只向社会厂商征收税金, 并且暂时假定政府税收全部被政府用来向政府职员发放工资和购买政府行使其职能所必须的各种最终产品。

假设二:社会所有厂商 (包括上游厂商和产业末端厂商) 的利润、劳动成本、税金和材料成本各自占其产品销售价格的百分比均相等, 分别以q、k、t、f表示, 并令q=20%, k=10%, t=10%, f=60%。如果产业末端厂商在本期实现的经营总金额为10亿元, 即本期的社会总供给为10亿元, 那么, 根据以上假设, 对本期的产业末端厂商来讲, 上游厂商在向其提供了6亿元的最终产品;社会居民向其提供了1亿元的劳动;政府本期向其征收了1亿元的税款;根据20%的利润率市场条件其所实现的经营利润为2亿元[1]。

下面我们将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 对社会经济中的上游厂商利润、工资、政府税收等经济变量进行分析。现在将产业末端厂商直接向其采购产品的社会厂商称为第一级上游厂商, 第一级上游厂商直接向其采购材料产品的上游厂商称为第二级上游厂商, ……依次类推 (弗雷德曼, 1986) 。若以G表示本期产业末端厂商向产业上游上游厂商进行采购的总金额, (G=6亿元) , 于是, 有:

产业链上的厂商来自产业下游厂商利润劳动收入

厂商的采购金额

第一级上游厂商GGqGk

第二级上游厂商GfGfqGfk

第三级上游厂商Gf2Gf2qGf2k

………………………………

第n级上游厂商Gfn-1Gfn-1qGfn-1k

产业末端厂商向第一级上游厂商采购6亿元最终消费品, 最终在该产业链条上所导致增加的上游厂商利润、产业工人收入 (单位:亿元) 分别为:上游厂商利润=Gq+Gfq+Gf2q+……+Gfn-1q=Gq (1+f+f2+……+fn-1) =Gq (1-fn) / (1-f) ;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Gk+Gfk+Gf2k+……+Gfn-1k=Gk (1+f+f2+……+fn-1) =Gk (1-fn) / (1-f) 。同理可得, 政府本期从上游厂商处征收到的税金金额 (单位:亿元) 为:政府税金=Gt+Gft+Gf2t+……+Gfn-1t=Gt (1+f+f2+……+fn-1) =Gt (1-fn) / (1-f) 。当n→∞时, (1-fn) 将等于0。于是, 当n足够大时 (其实, 当n等于产业链条上厂商的层级数时, 因为产业链条最上端的厂商是凭借其对某种经济资源的所有权来获取经济利益的) , 上游厂商的利润、产业工人的收入和政府税收分别为:Gq/ (1-f) 、Gk/ (1-f) 和Gt/ (1-f) 。将G=6, f=60%, q=20%, k=10%, t=10%代入上面各式可得, 本期产业末端厂商向上游厂商采购6亿元材料产品分别导致了3亿元的上游厂商利润、1.5亿元的产业工人收入和1.5亿元的政府税收。

至此, 本期的社会居民总需求为 (1+1.5) =2.5亿元, 社会厂商总需求为 (3+2) =5亿元, 政府总税收为 (1.5+1) =2.5亿元。如果像上面所假设的那样本期没有社会储蓄, 即本期所有的社会厂商和社会居民都将其本期的全部利润和收入用于其本期的生活消费, 并且也假使政府本期的税收支出在本期也能完全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 那么, 本期的社会总需求为: (2.5+5+2.5) =10亿元。这时的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这时的社会经济就是一个自动平衡的经济体, 如图1所示。

二、折旧提取下的总量平衡

伴随产品的生产, 进入该产品生产过程的各种固定资产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耗 (马克思, 1867) 。因此, 产品折旧成本会成为该产品价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假设上述社会模型中的社会厂商 (包括上游厂商和产业末端厂商) 开始提取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如果将折旧率分别定义为社会厂商单位产品折旧金额占单位产品销售价格的百分比和表示为z, 并假定社会厂商现在的利润率和折旧率分别为15%和5%, 即q=15%, z=5%, 而k、t、f不变, 那么, 在上述模型中, 产业末端厂商在本期实现的利润和提取的折旧金额分别为10×15%=1.5亿元和10×5%=0.5亿元。

根据上面的讨论, 同样的道理可知, 产业链条上上游厂商所实现的利润和所提取的折旧分别为:Gq (1-fn) / (1-f) 、Gz (1-fn) / (1-f) 。当n趋向无穷大时, 现在将f=60%、q=15%、z=5%和G=6代入以上各式可得:上游厂商实现的利润=Gq (1-fn) / (1-f) =Gq/ (1-f) =2.25亿元。上游厂商提取的折旧=Gz (1-fn) / (1-f) =Gz/ (1-f) =0.75亿元。也就是说, 上游厂商向产业末端厂商出售6亿元的材料产品后可实现2.25亿元的利润和可提取0.75亿元的折旧金额。

本期提取的折旧总金额为上游厂商提取的折旧金额与产业末端厂商提取的折旧金额之和, 即0.5+0.75=1.25亿元。于是, 在没有社会储蓄的情况下, 本期形成的实际社会需求为:上游厂商收入+产业末端厂商收入 (利润) +居民收入+政府税金=2.25+1.5+2.5+2.5=8.75亿元。但是, 这时的社会总供给金额并没有因为折旧基金的提取而发生变化, 仍为10亿元。于是, 由于在本期产业厂商提取了1.25亿元的折旧金额, 使社会经济中出现了1.25亿元的社会需求空缺。为了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平衡, 政府必须增加货币投放, 以制造和弥补空缺的1.25亿元社会需求 (假设政府为此所投放货币能全部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 。如图2所示。而制造1.25亿元社会需求的过程, 也正是政府“制造和背负”财政赤字的过程。由此可见, 在存在社会折旧提取的情况下, 为维系社会经济的总体平衡, 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

三、储蓄与折旧下的总量平衡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经济收入在其生活消费中会逐渐出现剩余。于是, 社会经济中开始出现储蓄。在这里, 储蓄泛指人们各种未将其本期收入全部用于本期生活消费的经济行为。由于社会储蓄的发生, 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因提取折旧而出现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扩大。在上述存在折旧提取的社会模型中, 假设所有社会厂商的平均储蓄率为s1=50%, 社会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为s2=30%, 那么, 本期的社会经济中将出现2.25亿元×50%+1.5×50%=1.875亿元的社会厂商储蓄和 (1+1.5) ×30%=0.75亿元的社会居民储蓄, 从而在原有社会总供给不变的前提下相应制造出 (1.875+0.75) =2.625亿元新的社会需求短缺。这时, 为了实现和维持社会总供求平衡, 政府应在一般性的财政开支和增加投放1.25亿元调控货币的基础上, 进一步向社会“额外”投放货币, 以增加制造出2.625亿元的有效社会需求来弥补社会厂商和居民在本期进行储蓄所造成的社会需求空缺。在发生折旧提取和社会储蓄的情况下的政府的调控以及社会经济的平衡, 如图3所示。由此可见, 如果经济社会中既有折旧提取, 又有储蓄发生, 那么, 为了保持本期社会经济的总体平衡, 本期的政府财政赤字必须进一步扩大。

结束语

从对上述简化的社会经济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在假定政府财政支出的资金能全部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的情况下, 无论是折旧基金的提取, 还是社会储蓄行为的发生, 它们都会造成社会需求的空缺。为了实现和维持社会经济的总量平衡, 政府必须在一般性财政支出的基础上, 通过适当安排“财政赤字”, 来增加“额外”货币的投放, 以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制造出相应数量的社会需求, 来弥补由折旧基金提取和社会储蓄造成的社会需求空缺, 而政府调控货币投放必然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财政赤字。所以, 在社会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搞清一般财政支出与调控货币投放及财政赤字的关系, 非常重要。这对于维系社会总量平衡, 促进经济发展和增进居民福利具有重大意义。相反, 如果人们还依旧按照传统的财政理论, 总是担心和力图避免财政赤字, 必将导致社会需求不足和整个经济的萎靡与衰退。

参考文献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篇7

一、两种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企业理论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性质、企业内部结构的控制与分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 起源不同

在企业起源这一问题上,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产生是由于生产的需要, 从而进行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等人认为企业的产生是市场的替代品的需求。

(二) 企业性质不同

在企业性质这一方面, 马克思认为, 企业是结合各个生产要素的一种有机机构。它能够利用社会分工和协作生产创造社会新的生产力。相对于新制度经济理论, 科斯认为企业的性质就是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是价格模式的替代物。企业也是一种组织, 对市场经济资源进行配置。企业或市场的选择条件在于哪种能更加节约交易费用。

(三) 企业规模变动的原因不同

企业规模变动的原因, 马克思从两种层面上给予了回答。宏观上, 他认为企业制度的变迁导致了企业规模的变化, 企业的变化形式由简单协作到简单形态工厂业, 由典型形态工厂制到高级形态公司制。微观上, 他认为由于资本家对利益、市场等的竞争导致了企业规模的不断变化。他也分析了由简单工作模式变为企业的功效。环境产生效果, 大的工作、生产环境能够创造出更加多的效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规模变动的因素是多个方面的。科斯认为, 影响规模变动的因素只有交易费用。企业的规模扩大与缩小取决于企业组织交易的费用是否低于市场。在两种交易费用相平衡的点上企业将会取得最优规模。

二、两种理论差异形成的原因

(一) 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马克思通过历史逻辑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研究问题。他在资本论中使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 即把历史分析与逻辑辩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并加以大量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材料、统计材料贯穿于其中。然而, 新制度经济学利用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利益最大化。以个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局部分析与衡量。因此, 不可避免地会把历史逻辑的分析、企业的生产历程、企业的发展历程等忽略掉。他们分析企业, 是从企业的显著特征开始的。

(二) 历史时期的不同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背景处于19世纪。在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正茂盛的时期, 机械化成为了发展的标志, 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使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慢慢趋于了成熟的状态。企业内部的各种协调合作关系也比以往更为复杂。就是在这一历史变革的研究过程中, 马克思得出了企业的本质特征。对于商品交易的重要性, 马克思并没有过多地提出。着重强调的是资本家与劳动者大阶级的矛盾。新制度经济学处于20世纪初、中叶。所以新制度经济相对于这两大经济问题的研究较为多, 研究对象多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高成本的市场协调, 巨大的资本联合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了企业的生产飞速增长。然而不可避免的问题如:如何采购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如何管理好企业却制约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于是, 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和纵向一体化慢慢发展起来, 各个不同的市场逐渐合为一个更加庞大的企业之中。相应地, 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于企业的交易的功能的研究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三) 问题研究的开端不同

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为人。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人。社会中的每个人无论处于哪一种时期, 都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而显示出差异性。个人的经济行为不能完全由意志所支配。马克思主张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研究历史的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研究出发点是现实的, 历史的人物。对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详细而又深入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则抽象掉社会生产的关系来分析企业的经济性质, 据此观点, 企业即无数个体之间的长期契约的集合, 企业之所以存在, 是为了新经济人假设下的交易费用的节省。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于在企业的表层关系上强调无数个体之间的长期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由此, 二者的研究问题出发点有着差异。这也是两种理论差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语

基于以上的分析与比较,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既有差异, 又不完全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理论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唯物史观为基础, 来研究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发展的因素, 分析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社会人的各种关系, 明确指出了资本家与劳动家两大阶级的矛盾以及剥削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 采用静态的方法进行研究, 以效率为既定标准, 认为节约交易费用是解决关键问题。两种理论形成的差异在于企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种模式。从而形成了两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差异中又相互契合, 相互补充。对于二者的比较, 既要看到各自的长处, 又要面对自己的不足。采彼之长, 补己之短。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和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出发点、社会背景、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 二者在企业规模、变迁及资源分配等方面各自保持着独立的观点, 有着本质的差别。制度经济学侧重于进化论方法, 而马克思企业理论善于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但在某些方面, 如:契约, 企业类别演化等却存在着一致的看法。

关键词：马克思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比较

参考文献

[1]沈芳, 白暴力.马克思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J].经济学家, 2012 (05) .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篇8

关键词：玉米宽窄行交替休闲栽培,指标,产量,效益

玉米宽窄行交替休闲种植技术与传统的耕作方式不同, 玉米宽窄行栽培改垄作为平作、改均匀垄为宽窄行、改半精量播种为精量播种、改浅耕为深松、改低留茬为高留茬还田, 隔年轮换休耕。

一、意义与目的

合理利用该地区光、气、热及有限的土地和水等农业生产资源, 进一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效益值, 采用玉米宽窄行交替休闲栽培新模式, 引导农民科学选用优良新品种和配套栽培新技术, 提高当地玉米整体产量水平。

二、项目区情况

1. 项目区自然情况

项目区设立在建平县中西部地区的昌隆镇东井村, 年平均气温5.5℃, ≥10℃年有效积温2900~3000℃;无霜期120~125天;年均降水量487.2毫米,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一般主要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间。风多风大, 蒸发量大, 年均蒸发量在2100毫米左右, 是降水量的4倍之多, 隶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季风型大陆性气候。

2. 主推技术

采用玉米宽窄行交替休闲种植技术:

(1) 宽行60~70厘米, 窄行40厘米平作种植, 宽行为休耕带, 窄行为种植生长带, 休耕带与生长带进行隔年交替。

(2) 实行半株加密精量播种。

(3) 改三次中耕 (三铲三趟) 为一次只对宽行进行深松, 深度25~30厘米。

(4) 秋收后低留根茬粉碎还田为留高茬 (高度30~40厘米) 翌年自然腐烂还田。

配套栽培技术:一是选用耐密品种辽单565、郑单958、浚单20, 亩保苗在4000株以上;二是土壤耕作与深松技术;三是机械精少量播种;四是配方施肥;五是保全苗技术, 即通过提高种子质量、整地质量和播种质量等确保一次播种保全苗;六是采用膜下节水滴灌技术;七是组建专业化统防队, 根据病虫预测预报, 重点对玉米螟进行统防统治;八是人工隔行 (或隔株) 去雄;九是适时晚收。

3. 项目指标

(1) 面积指标。项目区建设面积1000亩, 地块集中连片。相邻玉米生产田50亩为对照区。

(2) 技术指标。 (1) 品种采用辽单565、郑单958, 浚单20, 优良品种应用率达100%; (2) 宽窄行种植, 全部采用膜下滴灌, 地膜覆盖、膜下滴灌率100%; (3) 播种、喷药、收获机械作业率达80%以上; (4) 种子包衣、测土配方施肥、化学除草等新技术应用率达100%。

(3) 产量指标。项目区总平均产量为952千克/亩, 对照田为780千克/亩, 项目区比对照田亩增产22%。

(4) 效益指标。项目示范区亩产952千克, 按现在市场价鲜品每千克2元计算, 亩收益1904元, 除去生产成本673元, 纯收益1231元;对照区亩产780千克, 亩收益1560元, 除去生产成本605元, 纯收益955元。项目示范区与传统耕作栽培技术相对比, 每亩节本增效276元。

三、注意事项及该种植模式的优点

1. 注意事项

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防治病、虫、草害。值得注意的是种植期间由于大垄距加宽, 裸露地面增大, 易出现草荒, 所以在正常铲趟基础上, 秋天要放秋垄, 拿大草。可视气候及作物长势, 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化学除草要选择好药剂, 掌握好喷施技术。

2. 宽窄行交替休闲栽培新模式的优点

(1) 省时、省力、降低生产成本。改浅耕为深松, 改半精量播种为精量播种。田间管理由传统的三铲三趟一次追肥改为一次深松追肥, 减少了作业环节和减少作业面积, 降低作业成本30%以上。

(2) 适合高密植, 增加本品种适宜密度的10%以上。与传统种植栽培技术相比, 该模式使群体结构得到了改善, 为玉米的高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3) 苗带平作轮换休闲与根茬还田相结合, 既能防止风包地和雨水侵蚀, 又能有效地保护土壤的有机质。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篇9

一、村级经济的理论界定

村级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 在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以村为单位, 以服务村民为目的, 村民自愿为原则, 通过村民参与劳动者联合和资本联合, 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平等协商、相互合作、共同经营、共谋发展、共享收益的一种经济形式。村级经济具有成员的群众性、业务的服务性、资产的共有性、股份的内部性和决策的民主性等五个特征。

二、村级经济的相关理论

一批伟大的先行者对合作制经济的探索, 为村级经济的发展建构了深广而丰厚的理论积淀。

(一) 西方早期合作经济思想

合作经济思想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其中欧文、傅立叶是最有影响的合作经济思想家。

罗伯特·欧文是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被后人尊称为合作经济之父。欧文的合作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有:管理民主化;财产公有制;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工农、城乡、脑体等工农商学大结合。沙利·傅立叶亦在《论家务———农业协作社》、《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行为》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合作经济思想。他所倡导的“法朗吉”[“法朗吉” (phalange) 通常由大约一千六百人组成。在“法朗吉”内, 人人劳动, 男女平等, 免费教育, 工农结合, 没有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主, 兼办工业、工农结合的合作组织;其实是一种合作所有制, 是一种各尽所能参加劳动、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成员的合作经济组织。

欧文、傅立叶的合作经济思想和实践是一种旨在反对人剥削人、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 试图通过合法手段构建理想的平等、民主和公平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论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 此时期西方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实践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维护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共同利益的社会共同体运动。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中。在《法兰西内战》中, 马克思指出“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 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 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 从而控制全国生产, 制止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 请问诸位先生,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马克思认为:生产领域合作经济的发展将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更, 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 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马克思还认为合作制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 这是马克思对合作经济思想的巨大发展。

恩格斯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合作制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地位和作用, 并注意到了合作社利益同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 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但是事情必须这样处理, 使社会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种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恩格斯在关注合作社一般性问题的同时, 还关心以农业合作社为中心的具体问题。《法德农民问题》中, 在论述农民问题的革命重要性之后, 他提出了合作制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途径的思想, 并指出对于小农只能采取引导的办法走合作制的道路, 而绝不能搞掠夺式的办法。“我们预见到小农不可避免地要灭亡, 但我们决不应该以自己的干涉去加速这种灭亡。”“当我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能设想我们会像我们不得不对大地所有者那样, 去用强力剥夺小农。”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其坚持自愿和示范的原则, 重视生产合作和多种合作形式与分配形式并存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的思想理论基础。但由于他们的合作思想是基于消灭商品经济的认识而产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建立全国性大生产合作社的构想, 深深地影响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的发展, 使合作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本来的方向。

(三) 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

列宁则是社会主义合作制理论科学原理的揭示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理论与合作经济理论, 并全面领导了俄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运动的伟大实践。他在《论合作制》中详细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发展的性质、途径、条件、趋势:

第一, 关于合作社制度的性质。列宁认为:合作社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 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下, 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 关于改造农民的长期性问题。“改造小农, 改造他们整个心理习惯, 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 还需要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在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可以说, 改造农民是一个长期性工作, 因而合作经济发展也不能一蹴而就。

第三, 关于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自愿互利原则是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农民参加合作社应尊重农民个人的意愿, 即体现农民的“自觉性和诚意”。对农民“要想用某种加速的办法, 下命令从外边、从旁边去强迫改造, 是完全荒谬的。”“任何强迫手段都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采取的, 任何法律都不能强迫这样做”。

第四, 关于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财政等方面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列宁一贯重视国家对农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无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是“新经济政策”时期, 都是如此。他认为:“任何社会制度, 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组成部分的合作社制度是国家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组织居民的各个原则采取这样的支持。”

第五, 关于合作优先发展的领域问题。列宁认为应优先发展流通领域的合作。列宁对支持农民为发展生产组织的消费中供销合作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把流通领域的合作看作农民经济与国营经济联系的纽带, 认为是把农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在《论合作制》中他认为:流通合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第六, 关于文化教育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问题。列宁曾有一个政治名言:“在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作为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最好形式, 没有文化知识是无法从事一系列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在农民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也是苏维埃政权划时代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合作化至关重要。

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比较全面系统, 他关于合作经济的很多科学论述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实践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可惜的是, 列宁的合作制思想和理想在他逝世后没有得到实施, 斯大林采取以行政力量强行发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代替尊重农民意愿的自愿互利的合作化过程。在行政权支配下, 通过集体经济对基本生产资料和主要生产工具的严格控制, 限制了农民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忽视了市场规律的作用, 最终导致农业走向衰退。

(四) 毛泽东的合作经济理论

早在1927年3月,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合作社, 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 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主张。对生产合作的形式, 他主张“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坚持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消费和信用等合作社的思想, 这些在后来的《共同纲领》得到更加完整、确切的表述:“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 发展合作事业……”建国后一直到初级社之前, 我国正确地实行了毛泽东的合作制思想, 对推动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斯大林错误合作经济理论的影响, 我国在逐渐只重视生产领域的合作社的同时, 不切实际追求一大二公, 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剥夺了农民生产资料乃至部分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锅饭”。

这些经典合作经济思想, 其最大的特点和缺陷就是赋予了合作经济组织太多、太大的政治任务和目标, 并将其作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宏大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基于这样的特点和缺陷, 他们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原则和形式关注不够、研究不深, 从而使背负超越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功能的组织发展不堪重负而失去其发展的基础。频繁地变革生产关系, 使生产关系的调整大大超越了生产力的要求。

三、发展村级经济的意义

行为理念是经济发展的信念支撑。对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无疑有助于提升我们对发展村级经济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理论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差异等现实因素, 要立刻完全改变小生产状态, 建立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生产关系, 迅速达到物质充裕的共产主义阶段, 是不可能的。通过发展村级经济, 培育农民的市场素质, 对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管理办法、集资手段以及经营方式等在实践中进行不断摸索、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现实意义

第一, 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我国在农村广泛开展了“费改税”。2006年, 全国免除了农业税,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但也带来了村级集体收入渠道变窄, 村级集体财产严重不足的情况, 以至难以维持各项开支。只有充分发展村级经济, 增加村级集体收入, 才能有效解决村级大量的费用开支问题, 有效减轻农民负担。

第二, 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缓解就业压力。随着我国人口的逐渐增多, 可耕地的日渐减少, 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从而出现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现象, 给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压力。通过发展村级经济, 可以吸收部分农村劳动力, 减轻就业压力。

第三, 有利于村级基层组织建设, 增强村级班子战斗力。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密切相关, 只有集体经济有实力, 才能解决“有钱办事”的问题, 为群众兴办各种福利事业, 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基层党组织才能赢得群众信赖, 凝聚力、战斗力才会不断增强。

第四, 村富支持民富, 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共同”, 是使所有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 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 共同促进发展的水平, 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也只有村级经济发展了, 村集体富起来了, 才有实力和能力支持、服务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第五, 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即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意愿, 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村级经济作为新型集体经济, 只有得到大力发展, 村集体才能富裕, 才有实力搞好各种基础设施建设, 进而为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村级经济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文章详细地论述了相关理论思想, 认为发展村级经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村级经济,合作制,集体经济

参考文献

[1]、欧文选集[M].商务印书馆, 198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95.

[3]、列宁.论合作制[M].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85.

[4]、列宁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95.

传统逻辑定义理论新探 篇10

一、传统逻辑定义理论的主要缺陷

其一, 只涵盖内涵定义, 没有包括外延定义。如:吴家国主编的《普通逻辑原理》一书认为:“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它的特点是用简短的语句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3月版46页, 以下简称《吴本》)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逻辑学》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 他通常是用简短的语句来表达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5月版26页, 以下简称《人大本》)

其二, 无法科学地解释语词定义。传统逻辑定义理论一般是这样阐释的, 先介绍什么是定义, 上述二例具有普遍性, 然后介绍定义方法, 主要是属加种差法。在这之后, 又介绍另一种定义:语词定义。《吴本》认为:“此外, 还有语词定义。这种定义只对语词的意义给以解释, 而不一定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揭示。语词定义有两种:规定的语词定义和说明的语词定义。” (49页) 《人大本》也有同样的观点:“此外, 还有语词定义, 这种定义只对语词的意义给以解释。语词定义可分为规定的语词定义和说明语词定义。” (29页)

其三, 《逻辑学导论》一书对定义理论阐述得比较全面, 也有诸多独到见解。但作者对什么是定义的观点值得商榷。他说:“定义的对象就是词项或概念, 当然也包括句子或命题。所谓定义, 就是从简短的形式揭示词项 (概念) 、句子 (命题) 的内涵和外延, 使人们明确他们的意义及其使用范围的逻辑方法。” (《逻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版277页)

二、对这些缺陷的评析

(一) 概念有两个重要方面:

内涵和外延。给概念下定义就是要明确内涵和外延。传统逻辑定义理论定义的对象只是内涵, 不包括外延, 失之偏颇。定义既有内涵定义又有外延定义。下定义时, 往往列举一个概念的外延, 从而明确概念的意义和适用范围, 这就是外延定义。如:有理数和无理数总称实数。在这里, “实数”是被定义项, “有理数和无理数总称”为定义项, 不是通过揭示内涵 (本质属性) 来明确“实数”这个概念的, 而是通过揭示“实数”外延来达到明确概念的目的。

(二) 语词定义是定义的一种。

既然语词定义被叫做定义, 它就应该具有定义的一般属性。按照逻辑关系, 定义与语词定义之间是属种关系, 定义是属概念, 语词定义是种概念。这里面要搞清楚的是定义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显然, 以上二本教材都认为是概念, 这并不错, 概念确是定义的对象, 并且可以说是主要的对象, 这还不够, 还应该包括语词。语词与概念虽然联系, 但二者是不同的, 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单位, 它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语词, 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因此, 概念是定义的对象, 语词也是定义的对象。

(三)

《逻辑学导论》将定义的对象由概念扩展到命题, 似对原有观点的创新, 修正原有的定义对象只是概念的观点。他关于定义的观点可以这样拆开理解:

1. 定义是用简短的形式揭示词项 (概念) 的意义及其使用范围的逻辑方法。

2. 定义是用简短的形式揭示句子 (命题) 的内涵, 使人们明确其意义及其使用范围的逻辑方法。

第1种理解可以认可, 第2种理解就令人费解了, 因为概念 (词项) 有内涵、外延, 换句话说, 内涵, 外延是概念 (词项) 的两个基本特征。而命题 (句子) 并没有内涵和外延。陈波教授在书中谈到:“词项都有内涵和外延, 亦称含义和所指。词项的内涵就是该词项所表达的概念, 也就是该词项所指称的那个或那些对象所具有的、并且被人们认识到的本质属性或区别特征。”“词项的外延就是该词项所指的某个对象或某个对象的集合或者类别。” (276页) 。从上述关于内涵、外延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 内涵与外延是词项 (概念) 所具有的, 它的主体应该是词项 (概念) 。我们并无法得出内涵、外延还有句子 (命题) 是主体这一结论。既然如此, 那么关于命题 (句子) 也是定义对象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三、定义理论的重新阐释

笔者认为, 传统逻辑的定义理论应按如下轮廓阐释:

(一) 什么是定义

定义的对象是概念或者语词。所谓定义是用简短的语句对概念的内涵或外延的揭示, 或者对语词的意义给以解释的逻辑方法。

(二) 定义种类

1. 内涵定义。

内涵定义是占定义比重较大的一种定义。这种定义就是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以明确概念内涵, 属加种差是最常见的内涵定义形式。

例 (1)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

(2)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

接下来再详细的介绍属加种差定义发生定义、关系定义、功用定义等及定义规则。在此, 不赘述了。

2. 外延定义:

通过列举一个概念的外延, 从而明确概念的意义和适用范围。这种定义就是外延定义。

例 (1) 有理数和无理数总称实数。

(2) 什么是自然语言?例如汉语、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都是自然语言。

3. 语词定义

语词定义的对象是语词。对语词的意义给以解释定义叫语词定义。语词定义可分为规定语词定义和说明语词定义。

(1) 规定语词定义。当提出一个新词语或者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使用某些词语时, 我们就应对他们作出规定性解释。

例 (1) 三个代表: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由中国共产党前任总书记江泽民所提出的一种建党学说的简称。

例 (2) 双百方针是我党的文艺工作指导方针, 即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2) 说明词语定义。不了解某一个语词的意义时, 我们就要对已有确定含义的语词给以说明。

例 (1) 驹即小马。

例 (2) 因特网, 英语词“Internet”的音译加意译, 指通过软传程序把世界各地的计算机连接起来, 以便于信息资源的共享。

参考文献

[1]吴家国.普通逻辑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3.

[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5.

[3]陈波.逻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1.

[4]黄顺基.逻辑与知识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杨金武.逻辑和批判性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6]谷振诣.论证与分析——逻辑的应用.人民出版社, 2000.

[7]吴家麟.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