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悖理论的面试错误

有悖理论的面试错误（精选5篇）

篇1：有悖理论的面试错误

面试是挖掘应聘者和目标岗位相关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预测其在目标岗位上的未来业绩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面试也是心理测量的一种类型。面试专业化的唯一途径是遵照心理测量学的基本原理来设计和主持，那么，在实践中，有违心理测量学原理的面试现象有哪些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面试时间比较短

在面试实践当中，有的组织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往往会压缩面试的时间，有的面试也就在十分钟左右。作为一种挖掘信息并预测未来的重要工具，面试应该保证足够的时间，才能够挖掘到应聘者身上有代表性的信息。从心理测量学来说，面试也是一种抽样，透过抽样来推测整体的过程。既然是抽样，就要有代表性。如果面试只有十分钟，那么肯定不能满足要求。比如说，有的应聘者，特别是大学生，在面试之前很少见到过这样正式的场合，由于很紧张，可能需要用五分钟时间来适应面试环境，就只能用剩下的五分钟来展现才能了。那么面试的时间多长才合适呢?一般来说，岗位层级越高，岗位需要的能力越复杂，面试的时间也就越长。进行高层管理者面试需要六十分钟以上，中层管理者至少四十分钟，一般岗位最好也在半个小时左右。

不同类型的面试需要的时间长短也是有区别的，行为面试需要更多的追问，因此，行为面试比情境面试时间要长。对于外部应聘者，需要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外部招聘较内部招聘时间要长，除了考察其经验、知识技能之外，还要有更多的时间评价其行为风格和组织的价值观是否匹配。

评价维度不恰当

每种人事测量方法都有其适合的评价维度，不能用面试来考察所有的维度。在面试实践当中，关于评价维度的设计有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维度设计过多。有的面试甚至需要评价十几个维度，面试官根本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对这么多的维度进行有效的区分和评价。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小时的面试时间，建议设计六个评价维度。

第二、用面试来测量它不擅长也不适合评价的维度。关于面试能够有效测量到的维度，目前的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面试官在进行评分时，往往是一个整体的评价，很难对每个维度进行有效地区分。不过，有许多研究发现，面试评价中包含了大量的认知能力。智鼎公司对一项中等程度结构化面试的实证研究发现，面试和认知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45，而且，面试所评价的维度中，“分析判断力”和认知能力相关最高，达到了 0.57.这说明，面试是能够有效测量“分析判断”这个维度的。根据我们的经验，面试还能较好测量如下态度类维度：主动性、责任心、事业心。当然，面试也适合对专业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进行测量，而对于“诚信正直”这样的维度，面试还不能进行很好地测量。

理论性问题过多

常见的面试题目有三种类型：行为性、情境性和理论性。行为性问题是挖掘应聘者过去实际经历过的事件;情境性问题是了解应聘者在一个假设的情境中将会如何行动;理论性问题则更多的是考察应聘者掌握的知识和理论分析能力。关于这三种问题我们举例如下：

行为性：请讲述你带领一个团队完成最有挑战性的一个目标的经历。

情境性：假如你的下级不按照约定好的流程方法，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开展工作，你会怎么处理?

理论性：请谈谈什么样的团队是一个高效的团队?

大量的实证研究早已证明，理论性面试是一种预测效度很低的面试类型，而行为性和情境性面试均达到较理想的预测效度指标。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来说，行为性面试比情境性面试更有效。

过程过于公开化

有的单位为了体现招聘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甚至将面试进行电视转播或者请很多职工代表参与观察评价，我们可以设想，应聘者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不会得到放松的，

在讲述个人经历和个人观点中也会有所保留。因此，在面试当中，应该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使应聘者能够畅所欲言，敢于说真话、心里话。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提供给应聘者的“刺激”应仅仅限于面试题目本身，而不能过多夹杂其他的因素，应聘者的“反应” 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反应，而不是经过干扰的反应，进而才能提高面试的效度。

追问缺乏结构化

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随着面试结构化程度的提高，其预测效度也在不断地提高。有的人认为，既然是结构化面试，就不应有追问。但是，追问却是保证面试效度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且，追问也是可以结构化的，比方说，在行为面试中，要求面试官按照“STAR”模型进行追问。所谓“STAR”模型，指的是应聘者所描述的事件要包含如下四个要素：

S(situation)：情景，即事件发生的背景;

T(target)：目标，即行为的目标是什么;

A (action) ：行动，即为了达成上述目标采取的行动;

R(result)：结果，即采取上述行动的结果是什么。

在追问当中，确保追问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得到上述信息。所谓“有效”也是有标准的，比方说，应聘者描述的行为是具体的，而不是模糊的;这些行为是应聘者亲自实施的，而不是它所假设出来的等等。如果应聘者这样说：“我经常和他进行深入地沟通”，这个信息就是无效的，应该进行追问。追问的问题可以是：“你当时采取的沟通方式是什么?”

有人主张使用半结构化面试，但是，什么是半结构化面试呢?如在面试结束后再请面试官自由加问两到三个问题，那么这种形式就不是半结构化面试了，而是机械的结构化面试加自由面试了。以追问的名义随意加问，这不是结构化面试，也不是半结构化面试，而是非结构化面试。

评分方法随意化

按照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当应聘者对我们的“刺激”进行“反应”时，面试官对这些“反应”的信息加工过程和方式应该是标准化的。这个过程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对“反应”信息进行准确的记录或回忆;

第二步：对这些信息涉及到的行为进行识别和辨认;

第三步：对这些行为所反映的能力和特性进行确认;

第四步：对能够反映相同能力和特性的相似行为进行归类;

第五步：按照胜任力词典，对胜任力等级进行评价。

而在现实中，很多面试官并没有按照上述步骤进行评分，而是按照个人的主观标准进行评分。但是，制定评分标准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制定行为面试评分标准来说，就更困难了。不过，我们可以参照如下大的原则来对行为面试进行评分：

一、应聘者所讲的行为事件离现在越近越能够预测未来的表现。我们在一次面试中听到一名应聘者讲述他二十多年以前所做出的某个突出业绩，我们就很难根据这件事对他的未来表现做出准确的预测了。

二、事件的复杂程度不同，它所预示的行为等级也就不同。在一次校园招聘面试中，当我们请应聘者讲述他所组织策划的一次重大活动时，他绞尽脑汁才想了一个带领宿舍同学周六逛公园的事例。而另外一个同学很快就举出他成功地组织不同系别的十几个同学重走长征路的事例。那么，我们得出“后者组织策划能力更强”这个结论的风险会比较小。

三、行为出现的频次越多越能够代表应聘者的能力和特性。在讲述某一个事件的过程中，或在整个面试当中，如果某个行为经常出现，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应聘者具备某种特征。

在现实当中违背心理测量学原理的面试现象还有很多，比方说面试题目缺乏区分度，也就是说对不同能力和不同水平的人不能进行有效地区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总的来说，面试要想更加有效，就需要在信度、效度、难度和区分度等心理测量学指标上下功夫。当然，科学性和现实性要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在时间、人力、财力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尽力提高面试的科学化程度。随着组织对人才在竞争中价值的重视程度的提高，相信在面试科学化方面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

篇2：毁掉你面试的四个错误用词

这么说说明了你是个愿意做任何事的积极能干的人，对吗？招聘者们说，事实并非如此。假如你是某个职位的候选人之一（你可能确实是），这种模糊不清的回复只会令你在混乱中迷失。这样的回答并不能明确地告诉招聘官你能为这份工作做什么。相反，你应该说得具体一点，试试这么说：“你们说你们在寻找一个能做X工作的人，我来说说我在这方面的经验吧。”

“我可以试试……”

假如一位人事部经理问你，让你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你是否感到舒服，你可能会回答：“我可以试试。”你要忍住这么回答的冲动。这句话暗示了你对于能把这件事做好并不自信。你可以选择更坚定的言辞，比如“我能做”或者“我会做”并把重点关注于你知道你能为这个工作带来些什么。

“我记得我们曾经……”

不论你是25岁还是55岁，回忆你在行业中曾经如何做事会令你显得顽固并且过时。为了防止人事部经理认为你不善于做出改变，也为了向她/他证明你对业内最新的研究都有及时的了解，试着这么说，“我认为[此处插入一种新技术]是我们行业内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接着你可以举出你曾经怎样做事的例子——以及你怎样开始使用新技术。

“你为什么……”

或许向一位人事部经理询问公司为什么用某种方式办事会显得比较主动，但是对她而言，那也会显得像在审判她并把她置于防御姿态。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得到你想要的回答呢？这么试试：“我看到了你们是怎么做X的。你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做这件事呢？”这也会给你提供对该公司战略和流程的深入了解——也会给你一个机会来让招聘者知道你能如何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和改进。（石头22）

篇3：一首有悖于“3法则”的悲歌?

“3法则”在水饮料市场显现

杰格迪什·谢斯和拉金德拉·西索迪亚在其合著—《3法则》一书中指出：任何产业最后通常会保有三个企业瓜分绝大部分的市场的状况。我们把它叫做“3法则”。1972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当时的CEO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1915-1992）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任何行业的自由竞争最后都会导致产业内遗留三家巨头主导产业、左右市场。杰格迪什·谢斯教授在长期观察产业发展的规律之后发现，如果人为干预不多，任产业自然整合、进化，最后通常会留下“产品线齐全的三大通才型企业”，此外就是许多小型的“专家型企业”以及一些高不成低不就卡在“壕沟”里的企业。

事实证明了这个法则的存在。在市场发育相对充分的时候，随便指出一个行业，你就会发现最强大而且最有效率的公司往往有三家在较劲，它们控制着70%～90%的市场份额：肯德基、麦当劳和汉堡王，耐克、阿迪达斯、锐步，默克、强生、百时美，等等。“3法则”提供了一个简单清晰的架构，可以给许多沉醉在激烈竞争中的企业一个重大启示，那就是要看清发展趋势，什么条件下可以持久生存，而什么条件下不至于默默消亡，从而帮助竞争者找出企业的定位点以及相对应的策略。正因为它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界非常重视研究和应用“3法则”以指导自己的竞争行为。

我国的水饮料市场是一个相对充分竞争的行业，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三分”的局面。娃哈哈和乐百氏创办时间只相差两年，都是在1990年代高速成长而享有盛誉的大型名牌企业。1990年代上半期，双方在当时的主导产品—果奶、钙奶上龙争虎斗，实力旗鼓相当。1996年，竞争扩大到纯净水市场，双方在当年市场份额的争夺中分别夺得冠亚军。娃哈哈推出“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娃哈哈非常可乐”，在饮料界扛起了向国际大品牌挑战的民族工业大旗；乐百氏的“27层净化”定位，也被奉为业界概念传播的经典；2000年，钟带领他的团队剑走偏锋，掀起了一场农夫山泉“天然水”对抗包括娃哈哈乐百氏在内的69家“纯净水”的水战，“农夫山泉有点甜”叫响，震惊业界。三者从此坐定水市场前三强的位置。

资本总是想一统天下的，只是在职业经理人那里，应当重视“3法则”的平衡性，以避免“狡兔死，走狗亨”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理解“3法则”，也许更具有中国特色。按说，娃哈哈、乐百氏、农夫山泉能够成为三强之一，各自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然而进一步的发展也使各自碰到了强大的对手。市场的变化又要求各自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寻求破局之道，否则将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正在他们各自欲图扩张而又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国际巨头进军中国市场，这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在重新洗牌的关口，水饮料市场的“三强”谁都需要做出选择。

祸起“三分”格局的失衡

娃哈哈是水饮料市场上利用外资的捷足先登者。在包括上市的扩张计划屡屡受挫，而又初步尝到合资的甜头后，进一步筹集资金的努力使娃哈哈的决策者与达能建立了合作关系。宗庆后事后评论道：“当时看到国外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竞争会更激烈，靠自己发展可能速度会慢一点。（与达能合作）我们一下得到了4500万美元，对设备更新换代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娃哈哈并没有忘记身边的老对手，“挑战两乐”是娃哈哈的公开口号，事实上它也取得了“挑战”的成功，“非常可乐”就是一个令宗庆后骄傲的案例。

有人把2000年前后称为中国桶装水的“战国时代”。乐百氏集团花了2200万元启动了一个桶装水项目，与全国性饮用水巨头娃哈哈和区域性饮用水品牌怡宝在不同区域进行“鏖战”。乐百氏看好国内市场的桶装水项目，准备大举推进，但苦于没有资金，于是在2000年与达能正式签订了合资协议。达能又入主乐百氏，掌控其92%的股权。有了资金支持，乐百氏进入了桶装水的黄金时代，“水便利店”、“原装桶”成为被业界称道的成功营销。

乐百氏与达能的合作好景不长：“蜜月”过后开始走下坡路，创业者被“清洗”。人们开始认识到，在利用外资这一点上，农夫坚持得很好，它能够坚持走自己的路；娃哈哈也不赖，它虽然也“嫁”给达能了，但“嫁”得趾高气昂，应该是个悍妇！不过，当乐百氏的创业者被“清洗”之后，娃哈哈由“悍妇”变成了“受气媳妇”。“欺凌”、“诬陷”、“伤害”，在“诉讼中度过余生”……如此情绪化的表述，充斥在宗庆后致达能集团董事长里布的公开信中，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宗庆后曾经试图煽起民族情绪以得到对自己最大限度的支持。后来披露的事实却说明，始作俑者却是他自己。也许他并非有意为之，但是“3法则”的客观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007年，达能亚太区总裁范易谋表示：“正是宗庆后先生介绍达能认识乐百氏的，是他促成了这笔交易。而且，在并购完成后，他还在乐百氏的管理上向我们提供建议。当然，因为他提供的咨询服务，宗庆后先生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据悉，宗庆后原本想通过达能收购乐百氏，然后把乐百氏纳入娃哈哈进行整合，只是后来这个打算未能实现。记者通过权威渠道获得了一份《娃哈哈乐百氏整合方案》，该报告涉及股权，是由宗庆后在2001年10月7日亲自拟就，整篇的内容也充满了浓重的“宗氏风格”。显然，在达能收购乐百氏近一年后，宗庆后希望通过整合双方的资源，创造一个中国饮料行业的巨无霸。如果整合成功，他将是这个巨无霸当之无愧的掌舵者。

如果说宗庆后是为了一点报酬把“祸水”引向另一个民族品牌，那确实是小看了他；但是宗庆后想把乐百氏纳入娃哈哈麾下的夙愿客观上打破了水饮料市场三足鼎立的格局；而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后，他自己存在的价值也大为减弱。丧失了控股权的乐百氏，不得不按照达能的思维模式去运作，成为达能全球战略中一个普通的棋子。达能按照自己的规划入主乐百氏，既便是没有得到回报，将乐百氏牺牲掉，也能够为其持股的其他强势企业消灭一个对手。难怪许多乐百氏的老员工把乐百氏的衰败归咎于“达能并不想做大乐百氏”，有意“雪藏”。例如乐百氏的牛奶、酸奶曾被公司高层有意无意地淡化。因为在达能的大家庭中，酸奶的重点布局在光明以及蒙牛身上。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水饮料市场上，达能从娃哈哈集团的生产环节分得51%的利润确是有保证的，娃哈哈的表现已经让他们赚得钵满盆盈。在此期间，达能对有非凡经营才能和领导才能的宗庆后采取的是一种“怀柔”政策，任其放开膀子去干，因为娃哈哈还不够强大，需要一个人带领它不断扩张向前冲。自乐百氏溃败之后情况就不同，此前可以忍受宗庆后的强势，现在却无法也不愿忍受了。前恭而后倨，绝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使然，而是“三分”格局失衡的必然结果。

在竞合中方能“基业长青”

对于娃哈哈与达能纷争的结果，局外人提出了许多善意的和解方案或者预测。从娃哈哈的角度讲，仅仅从内部控制权之争中寻求平衡很难抛却前嫌；如果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三分”格局中的竞合关系，从“基业长青”的大局考虑，也许就能够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商业行为。无论娃哈哈是否愿意寻求和解，局外人都可以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企业家必须走出资本扩张与英雄情结的纠葛，尊重竞争规则。形势比人强，任何人，无论怎样强势，只要逆势而动就会付出代价。与何伯权相比，宗庆后有坚定不移的意志，独揽大权，在企业拥有绝对的权威，一呼百应，更具有在市场中全力拼杀的英雄气概。但是在资本扩张中，“一分钱憋死英雄汉”，仅有英雄情结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意思的是，娃哈哈在内部控制权的削弱，也是从“三分”格局的失衡开始的。娃哈哈先是与韩国孝农株式会社合作：1996年，韩国孝农株式会社将其34.2%的股份转让给达能的全资子公司新加坡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形成了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三足鼎立的股权结构，娃哈哈占49％的股份，还属于第一大股东。不料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达能公司在境外悄然收购了百富勤在金加的股份，轻易获得娃哈哈51%绝对控股地位。在这个时候，宗庆后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你想依靠别人壮大自己的时候，同样也面临着被踢出局的风险。有资本的游戏规则存在，“英雄”般的努力注定要为他人做嫁衣。

其次，在市场拼搏应当坚持“竞合”之路，正确处理道与术的关系。宗庆后想创造一个中国饮料行业巨无霸的愿景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否取之有道。从宗庆后整合乐百氏方案的酝酿过程来看，似乎更为重视术的运用。乐百氏在竞争中急需资金宗庆后是知道的，在乐百氏与达能谋求合作的过程中，宗庆后为双方牵线搭桥，应当没有什么恶意：但是达能在乐百氏占有的股份高达92%，宗庆后显然没有采取有效的劝阻措施。在此之后，宗庆后提出把乐百氏纳入娃哈哈集中整合的方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这是在进行“曲线收购”，那么他当初的善意就值得怀疑。早就有人指出，市场经济进入了“竞合”时代，在遵守市场规则，符合商业规范的前提下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合作。整合之道当然要讲究策略之术，但是如果破坏了既定的规则和规范，唇亡齿寒将在所难免，在同类身受其害之后，当然会轮到他自己。

再次，实践“数一数二”的目标要循序渐进，根据实力积小胜为大胜。遵守“3法则”不等于安于现状，努力实现“数一数二”的战略目标才是进入和保持行业前三名的不竭动力。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既定的资本模式、运营模式、营销模式中循序渐进，积小胜为大胜，而不能在商业模式中跳来跳去，以免在精力分散中留下破绽。在这方面还是农夫山泉做得比较好，它能够专注于营销和策划，十年内做响了包括农夫山泉在内的五个知名品牌。农夫山泉除了坚持赞助体育、航天和贫困儿童等公益事业之外，不遗余力地宣传其“天然水源”，战略稳定。从2000年水战开始提倡“天然水”及其“天然水源”的概念，2006年已经在浙江千岛湖、吉林长白山、湖北丹江口和广东万绿湖等国家一级水源地完成了战略性的布局。这意味着无论当年它是真正出于生态和人类健康考虑而做“天然水”，还是为了达到打击纯净水竞品的目的而做天然水，今天都已经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篇4：山寨建筑有悖大学精神

山寨凯旋门式大学校门引发社会关注，除了猎奇心理，或更因它与大学承载的社会期许之间存在一种反差。不说其他各式突兀的大学建筑，仅是山寨凯旋门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学了。今年4月，媒体就报道沈阳一高校建了一座酷似“凯旋门”的校门。

凯旋门在世界范围内都引发众多模仿和复制，自然与这一建筑本身魅力有关。山寨凯旋门到底能为校园增添怎样的审美情趣，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每所大学选择什么样的校门，其实不仅仅关系审美，它难免让人将之与大学内在精神挂钩。而这不过是源自社会对于大学的一种较高期许。即便不考虑山寨凯旋门与整个大学建筑风格是否搭配，但它毕竟是一个山寨校门，要说它能诠释怎样独特的大学精神，实在让人怀疑。何况，这与大学所倡导的自由创新也多有违和之处。

▲网曝山寨凯旋门实为3拱门连体欧式建筑（李超庆 摄）

建什么，怎么建，似乎都是大学的自由。但大学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及其所承受的社会期待，决定了校园建筑必须要有一定的自我期许。一般认为，选择怎样的校门，从中往往能看见大学向社会诠释怎样的办学理念与文化。由此而言，当然不容太过随意。

我们谈大学精神与文化，谈创新，谈特色，其实并不是形而上的东西，它必由一些具体的载体去体现。自由开放的校园风气也好，具有特色的校内建筑也罢，它都成为社会了解大学的一道窗口。一座大学校门不在高大、豪华，但人们期待它应有着自己的想法，能与大学一贯传递的价值观、精神文化有共通之处。而山寨校门更多给人的恐怕是不伦不类之感。

特别在山寨模仿风盛行的大背景下，人们期待大学仍能成为一股“清流”，耐得住寂寞，至少不加入山寨之列。近年来，不少大学都在校门上大作文章，奔着高大上方向去，结果不仅风格雷同，一些原本被寄望为代表大学形象的校门反倒成了不折不扣的形象工程。这显然背离社会期许。

篇5：热销债券有悖投资逻辑

统计显示，2003年至2007年的5年时间，新发债券基金仅有23只，但今年截止至10月初，已有36只债券新基金获准发行，仅10月份就有8只债券新基金发行。债券基金的数量已猛增至52只，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也由去年的670亿元，大幅增至今年的1500亿元。而10月发行的国内首只创新债券基金——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基金销售火爆，3天销售额便触及20亿规模上限，并启动了末日比例配售，创下今年以来新基金结束募集的最短时间纪录。

火爆销售往往是反向指标

债券市场之所以迭创新高，和市场预期未来CPI继续走低，以及央行货币政策有望宽松相关。

但是，根据晨星的分类，截止至2008年10月17日，收益率最高的是国泰金龙债券A，为7.98%；收益率最低的是银河银联收益基金，亏损10.77%；债券基金平均回报率仅为2.97%，折合年率约3.7%，低于目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87%。可以想象，在牛市行情下，债券基金尚且不能取得可观回报，若债券行情盛极而衰，债券基金的回报率将更无法让人满意。而目前1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由1年前的3.09%降至2.74%，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4.37%降至3.05%，均远远低于储蓄存款利率。显而易见，目前债券的火爆发行与正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的债券收益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债券火爆销售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A股大起大落后，投资者唯恐避之不及，而债券市场欣欣向荣，投资者恨未能及早投身其中。乍看之下，远离股市，投身债市，似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但实际上，债券市场大涨后，债券收益率目前已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债券未来投资价值并不诱人；而股票市场经历大跌后，估值正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未来上涨空间可观。

巴菲特最近发表评论，呼吁买股票而不是持有现金时，引用了冰上曲棍球名将韦恩·格雷茨基的忠告：“我滑向冰球将会出现的地方，而不是它曾出现的地方”。因此，现在热销债券，实有悖于投资逻辑。

商业利益的驱动

中国普通的投资者大多是不成熟的，这主要体现在：1、普通投资者缺乏充分的金融知识，对各种金融产品的收益风险特性不甚了解；2、普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倾向于追涨杀跌，结果造成高买低卖。投资者容易被专业机构忽悠，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部分基金公司利用“净值归一”的持续营销手续引导投资者大量涌入，而实际上投资者并不明白一块钱的基金跟基金便宜与否并没有任何联系。

专业机构纷纷利用投资者追涨的投资热情，轻松推销最热门、最好卖的产品。因此，在2007年香港股市大涨、QDII基金销售最火爆时，上投摩根QDII可以取得首发认购超千亿的规模，而2008年部分QDII首发募集规模竟不足5亿。

目前基金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管理费、销售费等中间服务收入，收入取决于管理资产的规模及基金销售的规模等。另外，基金公司的高管未必都具备投资经验及投资能力，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增加公司管理的资产，以便收取更高的管理费，而不是将为客户创造持续的高回报放在首位。因此，基金公司的商业利益决定了必须将基金规模做大，并导致在市场火热时销售最热门的产品，但最热门的产品未必是符合投资原则的产品。投资的基本原则是“低买高卖”，而最热门的产品往往是价格最高的。

曾有国外机构对普通投资者投资共同基金的回报做过专门研究，在2000年结束的大牛市中，标准普尔500指数年均上涨16%，美国股票型共同基金的年回报为13.8%，而基金投资者获得的年回报率却仅有7%。投资者由于在错误的时机，在不同类型的基金或基金与现金间进行转换，而最终只得到不到一半的回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金公司赚得盘满钵满。在国内，今年上半年，基金净值损失高达1.08万亿元，但59家基金公司合计收取的基金管理费用为188亿元，比去年同期的84.4亿元大增了123%。只要不断发行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基金公司就能够维持并提高资产管理规模，并得以保证收入水平。

在商言商，基金公司销售有大量市场需求的产品无可厚非。但这种行为短期内虽然促进了基金规模的扩大及增加了收入，但却有可能损害基金公司的长远声誉及利益。去年热销的4只QDII基金，其净值一跌再跌，损失惨重。截止至2008年10月17日，华夏全球净值为0.516元，南方全球净值为0.534元，嘉实海外净值为0.431元，上投亚太净值更是低至0 . 3 9 2元。投资者信心降至冰点，并对QDII基金所宣称的“分散风险”功能深表质疑。

趋势投资往往错失良机

当然，基金公司在市场火热时销售火热的产品，未必是由于居心不良，亦有可能是对市场的判断失误。正如“美国第一投资策略师”巴顿·比格斯在《对冲基金风云录》里所描述的，“公平地讲，管理和销售共同基金的家伙也并非故意，在大家都因股价上涨而激动万分时，他们自己也天真地认为‘这次大概与以往真的不同’。只不过遗憾的是，行情从来没有例外地‘不同’过！”

不可否认，基金在销售及投资时存在着一定的羊群效应，与芸芸众生为伍确实比较舒适安全。基金公司感觉最舒服的投资方式是趋势投资，但这种舒适安全未必对基金投资者有利。基于线性思维的趋势投资在市场非线性波动时，投资者要么损失惨重，要么错失良机。去年年底，83%被采访的基金经理明确表示2 0 0 8年股市还将处于牛市中期，近4成认为2008年上证指数将超过1万点，一半的基金经理对自己管理的基金净值增长率预期目标为20%—40%，但市场实际的运行结果却与他们的预期完全相反，基金因跟随大市而巨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