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理论

斯密的理论（共6篇）

篇1：斯密的理论

对亚当·斯密价值学说的再认识

—谈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一贯性

作者：孔路路

学号：20104120120

专业：经济学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摘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平行的运用抽象法和叙述法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价值理论，首次提出并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其次从分工出发得到劳动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结论，最后提出收入构成价值论并论述了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斯密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两种价值理论，前后具有一贯性。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可以划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地租。关键词：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市场价格自然价格

斯密的价值理论内容丰富，包含许多有价值的分析。首先，第一次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其次，提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最后，关于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论述。一：劳动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在这部分里，斯密的逻辑过程大致为：人类交换倾向导致了分工的存在，分工一旦确立，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从而使国民财富不断增加；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大多数通过交换所得，从而引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接下来探讨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国富论的主题是国民财富，即研究国民财富如何增加。所谓国民财富，就是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就是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商品总量。

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是劳动，而增加财富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靠增加生产劳动人数。综合来看，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分工，分工带来的好处归因于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由于每个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而这种转移通常损失不少时间；第三，由于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工作。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分工的范围必然要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也就是说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市场范围又与交通运输状况有关。

由于分工，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加，国民财富也随之增加。与此同

时，分工一旦确立，每个人都专业于一种商品或其中一部分的生产，大多数的生活用品主要依靠交换来获得，不管是在物物交换或者物币交换的过程中，都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则，这些规则共同决定着货物交换价值。《国富论》中指出价值一词含有两个不同的意义：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由于占有该物品而带来的对他种物品的购买力。前者被称为使用价值，后者被称为交换价值。

对于一个占有某货物但又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来交换其它商品的人说来，该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对此，斯密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决定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即获得一切物品的“辛苦和麻烦”。第二，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是该商品在交换中购买到的或能支配的劳动。

商品数量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劳动数量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劳动者而言，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仅仅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劳动也像商品一样，可以说是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所谓的真实价格就是劳动可以交换回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所谓名义价格，就是劳动可换回的一定数量的货币。相同的真实价格总是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由于金银价值的变化，相同的名义价格，其价值有时很不相同。只有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货币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因此，劳动才是唯一通用而且精确的价值尺度。

二：收入决定价值

在这部分里，斯密的逻辑过程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及土地的私有化，产物不再是仅仅属于劳动者，从而从生产产品不同的主体出发来讨论价值的构成部分，证明不同主体收入的合理性。在商品售出的过程中讨论了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关系，市场价格总是以自然价格为中心，受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其上下波动。

在早期尚未开化的社会里，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化的现象都不存在，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自己，商品按等量劳动交换，这时生产商品所耗费劳动等于它所购的的劳动，因此，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的劳动决定。

一旦资本在某些人手中积聚起来以后，劳动的全部产物并不是完全属于劳动者，大多数商品价格分解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劳动者工资的支付，另一部分是支付给雇主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利润，剩余的那部分为贡献给地主的地租。然而，所有不同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以谷物价格为例，一部分是地主的地租，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农场主所得的利润。任何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三个部分或其中的部分构成。从总体来看，构成一国劳动年产物的商品总额，必然由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以及资本利润分配给在国内不同居民。

如果当一种商品所售出的价格恰好可以支付生产、创造这种商品和将商品运往市场所使用的按照其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种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其自然价格出售的。自然价格就是与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率或平均率相一致的价格。通常商品卖出去的实际价格就叫做它的市场价格。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市场价格可能高于、低于或者恰好等于它的自然价格。

当市场供给量少于需求量，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当市场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当供给量等于需求量时，市场价格等于自然价格。自然价格就可以说是中心价格，市场价格始终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三：两种价值理论的一贯性

国富论的研究方法是二重的，一方面运用抽想法，另一方面又运用叙述法。或许正是斯密没有辩证统一的运用这两种方法，所以大家认为斯密的两种价值理论是矛盾的。甚至指出两个明显的矛盾：一是对简单商品生产分析中，把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混同与用该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因此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分析中，他由劳动决定价值转到了收入决定价值，混同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价值构成中失掉了生产资料的价值。而我认为这两种价值理论并不矛盾，具有一贯性。

针对第一个矛盾，首先，斯密说“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价的。以一种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另一种商品量来估价其交换价值，比以这种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较为自然。”劳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商品的数量却是可以摸得到看得

见的实体，只是让人更容易理解。斯密区别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表现价值，并没有混同价值和交换价值。

其次，货币的价值受到两种不同的变动的影响：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同一铸币所含的金银分量不同；第二，在不同的时代，同一金银分量金银价值也各不相同。只有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货币才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对于劳动者而言，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在未开化时期，所有产物都是属于劳动者的，在交换的过程中，劳动者肯定会衡量自己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只有在交换的对方提供的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等价的同时才会同意交换，也可表达为交换发生于能从对方手里购买到相同的劳动量。因此，在交换的过程中，对于交换者来说，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通过商品所购买到的劳动在数量关系上是相等的。

总之，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说，在交换的过程中，对劳动者来说，商品的价值等于通过它所能交换到的其它商品的等量的劳动，商品交换在本质上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针对第二个矛盾，首先，在未开化时代，多有产物归劳动者所有而且是等量的交换，所以说劳动决定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着着资本积累及土地的私有化，等价交换的原则便被破坏，提出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构成价值。斯密只是从分配角度来分析价值，把商品价值分解为三部分从而清楚的解释出各收入主体是凭借什么参加分配获得收入的，证明了各种收入的合理性，并不否定剥削的存在其次，斯密并没有丢掉生产资料的价值。斯密说到：“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报酬。”斯密运用“资本总额的报酬”来说明利润，证明了利润来源于工人活劳动的合理性，劳动创造价值，无论社会上如何分配价值，活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总之，在资本社会，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地租。

斯密的劳动决定论是其价值形成理论，收入决定论是其价值构成理论，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斯密的价值学说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在生产中说明活劳动

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交换中说明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在数量上等于购买到的劳动，在分配中说明了各种收入凭借其自身资源参加劳动过程而获得收入的合理性。

斯密的价值学说不够严密，但理论体系并不矛盾。旨在说明其阶级性、合理性，并不否定资本剥削。

参考文献：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经济学说史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漆光瑛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

蔡中兴著

篇2：斯密的理论

1、一个巨富的旁边，至少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

2、我们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宰业者、酿酒业者、面包业者的恩惠，而仅仅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顾虑，我们不要求于他们的爱他心，只要求助于他们的自爱心。我们不要向他们说我们必需，只说他们有利。

3、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个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4、君主的义务，首在策本国社会之安全，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之暴行与侵略。君主的第二义务，就在保护人民，不令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要确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

5、在大多数人那里，财富主要用于炫耀。

6、做同一种生意的人们极少相聚，除非为了共谋反对公众或抬高价格

7、一个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成员都贫困潦倒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

8、正是这种骗人的东西，激起人类的勤勉并且使其继续行动下去;正是这种东西，首先鼓励他们(即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建立城市和国家，并且发明和改进科学与艺术，提高和装点人类生活，励志电视剧，完全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景色宜人而且肥沃的平原，并使人迹不到和一片茫茫的海洋成为取得生计的.新源泉，成为通达各国的康庄大道。

9、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原本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来源。

10、包含着某些真理因素的谬误是最危险的。

11、科学是对狂热和狂言最好的解毒剂。

12、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方便品和娱乐品。

篇3：斯密的理论

一、相关研究述评

俞品根[1]和周尚万[2]认为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从分工与生产性劳动供给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 高国顺认为分工、生产性劳动、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是斯密发展理论的四大支柱。[3]谢识予认为斯密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供给的角度运用自由主义这一政策分析经济增长对后世影响最大。[4]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制度在斯密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性。 陈建华从劳动分工与资本积累的视角阐释了斯密型增长的途径并且对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财政政策、节约、对外贸易四项主张进行了评析,[5]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制度的作用,但是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蒋自强和徐为列、[6]易定红、[7]杨依山[8]分析了分工、生产性劳动、资本、自由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并且也都充分认识到政府与制度的功能, 且认为斯密有着系统、 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但是他们未能具体分析这一有机系统及各变量之间的互动演化关系及驱动这一系统运转的人类心智结构。 左大培重点论述了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的学说,认为它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秘密。[9]林刚重点分析了斯密型动力即分工与专业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10]他们过多关注于一个变量,忽视了斯密经济发展理论的整体性及复杂性。 黄少安已认识到斯密体系中的专业化分工、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属于演化经济学分析。[11]陈平认为斯密分析经济发展的主线是劳动分工与制度演化。[12]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具体阐释其演化机制。

Joseph J. Spengler以劳动分工、 资本积累两个变量重点分析了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并分析了斯密型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13]Haim Barkai以社会产品、劳动、资本 、 技术、储蓄与利润率等概念为基础,运用数学模型重构了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14]具有很大的创新性。 Morgan Kelly认为以地理扩张为特征的市场拓展引发的专业化导致了经济增长,即斯密型增长是斯密发展体系的中心。[15]Anthony Brewer认为储蓄是斯密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关键。[16]Mark Jackson从宪政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斯密发展理论中最根本的因素是自由,自由促进了经济发展,对自由的限制降低了人均收入的增长。[17]自由无疑是经济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但它已包含在制度之中。 他们都忽 略了斯密 体系中制 度的重要 作用 。 而Kwangsu Kim从历史的视角构造了斯密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型,强调制度的作用,并认为斯密是诺斯的先驱,[18]具有一定的洞察力。 Hendrik Van den Berg分析了专业化 、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19]也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忽略了斯密体系中的资本积累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Donald Winch阐释了斯密体系中具有报酬递增的劳动分工及具有序列性的资本积累与一般均衡理论不相兼容,然后探讨了具有报酬递增的演化力量是如何扰乱经济体的均衡态势。[20]

综上所述,后世学者从多方面对斯密的发展学说进行了重新阐释,但把斯密的发展理论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演化系统的文献尚付阙如。 凡勃伦认为 “任何演化科学都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 , 它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 ”[21]演化经济学跳出新古典主义的线性均衡范式而强调非线性动态演化范式,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斯密的经济学具有演化的性质并且强调经济过程的动态、开放、非线性发展。[22,23]鉴于此,笔者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意欲重构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

二、斯密经济发展理论三变量演化分析

本文将以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制度三个变量为基础分析斯密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化。

(一)劳动分工

在斯密看来,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24]此言虽有所夸大,但斯密经济发展学说中关键的一环无疑是分工。 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源泉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说:“增加国民土地劳动年产物的方法有二,一增加生产工人的数目,一增进受雇工人的生产力”,[25](P257)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分工的发展与深化。 诚如斯密所言:“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25](P3)他认为分工以三种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是每个特殊工人的技巧的增进;二是对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的时间的节约;三是由于有许多机器被发明,以便利劳动,缩减劳动,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的作业。 因而劳动分工促进了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的发挥及技术进步。[19]斯密所指的分工包括知识分工、产业内分工、 产业间分工、城乡分工及国际分工,在他心中,经济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分工网络。

与此同时, 斯密认为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 他说:“分工之起,由于交换力,分工的范围,亦往往受限于交换的范围,换言之,常为市场范围所限。 ”[25](P14)劳动分工虽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但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增加了国民财富,而“国家富裕, 市场大抵非常广阔。 ”[25](P93)Allyn A. Young从斯密的论述中发现劳动分工促进了迂回生产与产业间分工进而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促进了劳动分工,经济发展存在报酬递增,经济进步就存在于这种动态循环演化之中(即杨格定理)。[26]杨小凯与黄有光也认为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减少了交易费用进而扩大了市场范围,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促进了劳动分工,经济发展存在于劳动分工演化的过程 之中 。[27]Alberto F. Ades和Edward L. Glaeser也以实证分析证明了分工与市场范围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28]至此,虽然斯密没有明确阐述杨格定理的具体内容,但已含有了其萌芽。 但是劳动分工是内生的吗? 这决定于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的自我维持性。 斯密认为引起分工的并不是人类的智慧或人为设计,而是“人性中某种确定的倾向,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倾向,是必然的但极其缓慢极其逐渐的结果。 ”[25] (P10)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人性的交易倾向来源于人类的心智结构,即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对别人与自己的本能、情感、行为的感受力与理解力。[29]若无同情心,人类将不会相互认可对方的利己心而将以欺诈、掠夺等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交换就不会出现, 而这种同情心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至此, 我们可以对斯密的分工理论作一小结: 人性中的同情心使得人类具有物物交换的倾向,从而缓慢地引发了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技术进步、 比较优势及规模经济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增加了国民财富,这又为市场范围的扩大及国际贸易提供了温床,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促进了劳动分工的深化与拓展,即“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驱动着经济进入内生报酬递增的演化路径。

(二)资本积累

前文提到增加国民财富的方法之一是增加生产工人的数目,而增加生产工人的数目依赖于资本积累。 正如斯密所说:“增加生产工人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 ”[25](P257)资本家是受利润的驱使进行资本积累的,资本积累一方面可以增加雇佣工人的数目,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工资基金, 如果雇佣工人数目的增加慢于工资基金的增加,将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而高工资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斯密认为“丰裕的劳动报酬……会增进其勤勉。 ……丰富的生活资料,往往使劳动者体力增进,并在生活改良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中,使他们益加努力。 ”[25](P63)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斯密是效率工资理论的先驱。 资本积累源于个人的节俭,并且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财之蓄积,必在分工以前,预蓄之财愈丰夥,分工亦按比例愈细密。 ”[25](P207)故而资本积累不仅可以增加生产性工人的数目,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促进劳动分工。

与此同时, 斯密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先驱,他大胆地将全体国民后天获取的有用能力全都算做资本的一部分。[30]人力资本是指影响人的生产力属性的教育、知识、技术之类的质量因素,它不仅可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还具有正外部性。 斯密认为分工使劳动者“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作业上,……从而使他没有锐其悟性,振其发明心之必要”,他的生产力也将下降。 因此他说:“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 恐怕比较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 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吧。”[31](P281-284)因为“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亦受益不浅呢。 ”[31](P286)因此在斯密的发展体系中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两者共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人类为什么进行物质资本积累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呢? 斯密认为其源于个人的自爱,而这种自爱无非是人类对自己的同情心而已。

(三)包容性制度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 North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32]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运用 “包容性制度” (Inclusive Institutions) 和 “ 攫取性制 度 ” (Extractive Institutions)研析了各国制度的历史演化轨迹,[33]指出包容性制度是一种产权明晰、鼓励创新、允许创造性毁灭、利益分享的多元的生产性制度,攫取性制度却是抑制创新、权力和财富被少数人垄断的财富再分配制度。 他们认为包容性制度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攫取性制度是一个社会贫困、动乱的根源,证实了制度的重要作用。

斯密对制度的作用具有充分的认识, 他曾说: “若不幸,国家专制,君主暴虐,人民财产,随时有受侵害的危险,”[31] (P214)如此,国家可能停滞或衰落,正如18世纪的中国“其富裕虽在许久以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许有的极限, 但若易以其他法制, 则按照该国土壤气候位置说, 离此极限的距离,其实很大。 ”[31](P73)而在论殖民地的一章中,他说“进步最快的殖民地,还要首推英吉利的北美殖民地,”因为“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与其他三国任何一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相较,都更有利于土地的改良与耕作。 ”[31](P121)并且斯密把经济发展的历程划为四个时期:狩猎时期、游牧时期、农业时期、商业时期,这一历程是以公有产权向产权明晰的演化为标志的。 因而斯密充分了解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 而且斯密还论述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 ……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31](P23)而这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得以自我维持的原因依然基于人类的同情心,或者说带有同情心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博弈演化生成了合理的社会秩序。 他又说“一切特惠的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的自由制度,将自然而然的,自己树立起来。 ”[31](P211)

斯密体系中关于制度演化的内容吉光片羽,根据斯密的学生及好友约翰·米勒所说:“从野蛮时期一直到文明时代,他(斯密)竭力追溯法学的逐渐演进,指出这些法律在有助于社会生存和促进财富积累方面的影响,以及如何相应地引起法律和政府的改善和演变。……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34]因此, 斯密不仅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且已形成了一套法律与政治制度的演化体系,只是由于斯密的众多手稿被焚毁,因而未被公之于众。

三、斯密经济发展理论的有机演化系统

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不是静止、独立、封闭的体系,而是动态、多元与开放的有机演化系统,并且更加强调供给管理。 斯密经济发展理论的有机演化系统可总结如下(见图1)。

在包容性制度条件下,交易费用的减少导致劳动分工愈加深化,资本积累在产权明晰、开明政治等包容性制度之上也不断加速。 劳动分工通过比较优势、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积累通过维持更多的生产性工人及效率工资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加。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口、要素相对价格、 产权等发生改变引致制度的边际变迁, 同时,经济主体也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经受“自然选择”的压力不断地自我适应与变革,推动制度的演化;劳动分工在市场范围、国际贸易扩大及交通运输改善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资本积累也在国民财富增加的基础上通过节俭不断加速。 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协同演化推进了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进入报酬递增的自我演化轨道,而驱动这一有机演化系统运转的动力源于人类的心智结构——同情心。

需要强调的是,在斯密经济发展的有机演化系统之中,制度、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三者呈螺旋式上升的协同演化趋势(见图2)。

制度促进资本积累与劳动分工前已论及;劳动分工通过专业化、迂回生产、技术进步等也影响着制度变迁,企业家在追逐利润的资本积累中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制度,推动着制度变迁;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分工也愈加细密与深化,反之,劳动分工的深化也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与劳动相配合从而加速了资本积累。 因而制度、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协同演化关系。 但在动态、开放的系统中,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增加,[35]因而这种协同演化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 例如无效的制度可能继续存在;[32,33]劳动分工也在一定时期受市场范围、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所限而有所退化;[36]而资本积累也呈螺旋上升趋势, 因为资本积累提高了工人的平均工资,导致资本积累减少,但“丰裕的劳动报酬,……会促进普通人民的繁殖,”[25](P63)从而增加劳动供给,降低平均工资,再次增加资本积累。 因而它们三者呈螺旋式上升的协同演化趋势而不是线性均衡趋势。 海尔布伦纳也曾说到:“实际上斯密是看到了根深蒂固的演化规律的,它推动着市场制度,使生产力盘旋上升。 ”[37]

四、结语

篇4：亚当．斯密的“手”理论

首先我们来看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不仅奠定了其在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史学界的权威地位，而且也表明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是从人性自由的角度出发。探究到人性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休谟的自由主义人性论，休谟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人的科学”，各门具体学科只是研究人性的一个方面。经济学研究当然是人性的“自私”和“贪婪”的。人类的欲望是进行活动的前提，人类的多样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了交换的需要，人类的欲望的无穷与自然界资源供给的有限造成了私人占有制度的产生，休谟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私有制都是人类追求自然本性的结果。人们追求私利只有不损害他人的或公共的利益，法律就没有必要对其活动加以限制。斯密正是接受了休谟的这样的观点。坎南认为斯密在大学的讲义中大量引用休谟的经济论文。杜格尔特·斯图尔特是亚当·斯密的好朋友，他在《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一书中称斯密是一个人性论者，“在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他似乎就全力以赴的进行人类本性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从人性的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如论述分工时就是从人的自然倾向出发，得出人们的交易活动是从人类的最一般的自然本性出发延伸而来的结果，交换起源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人们无法通过单个人的劳动产品来获得自己的需要，这就产生了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是人类的自利性发展的结果。“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还用人性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得出人类的自利动机和公益相协调的结论。在他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他应该有选择自己行动方式的自由,假如他不受干涉的话，他不仅能使他自己获得想要的东西，而且能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得到增加。支配人类行为的感情可以互相沟通且互为基础，如自爱和同情是相伴而生的，由此产生的行为导致结果必然是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使他人的利益得到维护。依据这个论点，亚当·斯密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既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都“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段原话是：“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达到最大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加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另一个目标，而这一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正是这句话所引申出来的理论，成为经济学界引经据典的根据。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斯密的“手”理论可以分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机制，“看得见的手”指的是财政手段。下面我们来分析他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当时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广泛存在，重商主义成为封建政府的理论基石。为了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把资本从封建社会的缚束下解放出来，于是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斯密认为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有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加强分工，分工可以提高效率；第二，要增加资本的数量，资本是从事生产的前提；第三，要改善资本的用途。

对于分工而言，他是人类的自利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人经营一门专业所获得的收益总比他经营几门专业获得的收益要大，把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与他人的产品进行交换也使他人的收益获得更大。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发展的规模和深度，政府无需对此干涉和控制；增加资本的数量，在斯密看来是节约的结果。一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其自己必须时刻注意节俭。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有浪费的倾向，但最后还是节俭占了上风。因此，追求资本的增加也是个人自利倾向发展的结果，国家也无需对此干涉；对于第三项，改善资本的用途而言，斯密认为：“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地资本找到最有利地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同时斯密认为，只有个人才能知道资本用于哪一方面才最为有利，这无需国家和政府进行干涉，如果政府进行控制的话，可能会对社会是有危险的。综上所述，斯密认为，要使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最好的经济政策便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

“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必须在“自然秩序”的环境中，所谓“自然秩序”即指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的环境中。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才可以自由流动，“一切都听其自然，各个人都能自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在“自然秩序”的条件下，经济主体才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得到改善。“看不见的手”能够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合理，即如斯密所说：“私人利益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投在农业上呢，投在工业上呢，投在批发商业上呢，或投在零售商业上呢？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润最大。”“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他们把过多资本用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低，和其他用途利润的提高，将会立即使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社会利益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可见，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利用人们的趋利性，引导人们把社会资源分配到效率最高的地方。

下面我们来分析斯密提出的“看的见的手”－财政政策，在凯恩斯看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所以，凯恩斯说：“我现在有点怀疑，仅仅用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理由是：各种资本品之边际效率，在市场估计办法之下，······可以变动甚大，而利率可能变动范围太狭，恐怕不能完全抵消前者之变动。”而这一点是否与斯密的财政政策相近，尚属于我个人观点。财政政策可以从支出和税收两个方面来考察，先来看斯密的财政支出理论，他认为政府支出应该在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以及私人财力达不到的领域。他说：“通航水道.运河以及供给城市自来水的各种必要工事，很明显的，不仅有很大很普遍的效用，同时，其所需巨大费用，亦常非个人财力所及。”“维持良好通道及交通机关，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全体，所以，其费用由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或土木工程，如不能全有那些最直接受到收益的人维持，或不是全由他们维持，那么，在大多数场合下，不足之数，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弥补。”从上面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思想中不全是政府对经济的自由放纵。另外，斯密有关财政支出的论述是有关教育支出，他说：“一国的教育设施及宗教设施，分明是对社会有益的，其费用由社会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在教育的环节上，他更强调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国家只有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使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

斯密的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他的税收思想上，斯密认为一切税收均来源于工资、利润和地租。要想使全社会资本配置达到最优化，使社会资本的积累达到最大，就需要应用税收对其进行调节。他论述了征收工资税对资本变动的影响，工资税归根到底都来源于资本家对消费者的加价，征收工资税，必然使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最终，资本家要想方设法把这部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果不成功，资本家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整个国家的财富减少。另外，斯密还论述了税率对收入调节的影响，他说：“对必需品课税，因而提高劳动工资，必然会提高一切制造品的价格，从而减少他们贩卖与销售范围。”所以他主张对奢侈品课税，“一种重税，有时会减少所税物品的消费。”“当收入减少，是由于消费减少时，唯一的救济方法，就是减低税率。”很显然，斯密是主张用税率来调节消费，在用消费调节收入。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斯密的出口退税思想，退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商人对外输出商品，可以退还本国的国产税的全部或部分；二是输入的外国商品在重新输出时，可以退税。他说：“课在本国产物或外国产物上的关税，即使在输出时全部退回，退税亦是合理。”退税的真正目的在于应用财政手段鼓励出口，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

篇5：亚当斯密与《国富论》

翻开西方经济史的长卷，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便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当之无愧的鼻祖。

18世纪中叶起，产业革命使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分工加深，市场进一步扩大，为追求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条件。生产和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尚且是领先其它国家的工业国。18世纪前期欧陆的法国和的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已经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工场手工业已在国内各大都市筑下根柢。

中世纪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工人是分散在各家各户，个人在全体作业过程中不过是一个孤立的劳动者。工厂制手工业却是许多的工人在一个工厂劳动，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命令下，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分工的作业。一直到1760年以降发生了产业革命，使用机械的大工业出现为止，在产业革命前英国各国各地所实行的，仍然是这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制度，这使得生产增加和国民财富积累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从而必然成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者，也就是古典学派的核心研究对象。在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继承配第等经济增长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古典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比较透彻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科学而且系统的经济增长思想。休谟先于亚当斯密认识到生产力提高主要来源于比较利益的开发，生产力由产业规模决定，而产业规模又是由对外与对内的贸易规模决定的，因此贸易是双边互利的，决定一个国家繁荣与否的是真实要素而不是通过贸易顺差和金块。休谟也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生产力和增长的关系，思考了增长的极限问题，并讨论了富国和穷国的关系和赶超问题，认为后进赶上先进是由于低工资和技术进步的潜力，而不是以先进国的损失为代价等等。休谟的这些思想对亚当斯密和以后学者的经济增长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而在休谟等人的思想影响下，亚当斯密思想最终凝结成为了一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一书是亚当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这些声浪还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多年。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一书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国

富论》一书非常成功，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则专注于将亚当斯密的理论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亚当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亚当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

《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无形之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进入了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产者的薪水在内。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亚当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亚当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直至今日，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依旧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无数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前进。

篇6：斯密的理论

姓名：沈国旭

学号：11041067

专业年级：经济学（1）班

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摘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赋税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公平，确定，便利，经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原有的税收体制以无法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在这个改革的攻坚时期，重温亚当斯密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税收改革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亚当斯密 税收原则 税收工作

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对于税收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这些经典论述对于现代财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亚当斯密赢得了“财政学之父”的荣誉。在其出版于1776 年的具有开创性的巨著《国富论》一书的第5编第2章，亚当·斯密用了一节的篇幅专门探讨了税收问题。斯密主要讨论了四种税收，即对地租的税收，对资本的税收，对工资的税收以及无区别的加在各种收入上的税收。其中对资本征税的部分已经接近于现代的营业税，虽然斯密关于具体税种的论述还不够完善，许多东西已经与时代脱节，但温故知新，重读经典著作，借鉴其合理的部分，用来指导当前的税收改革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在税收原则方面

税收原则是政府在运用税收收入和调节经济的时，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是制定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安排了专门的章节对赋税进行叙述论证，并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即公平，便利，确定和经济原则。

在论赋税的这章中，斯密首先论述了公平原则。这一原则最初起源于威廉配第，经过斯密的进一步论述，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税收工作的第一准则。在书中，斯密写到“一国国民, 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 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 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伟例, 交纳国赋, 维持政府”。斯密还指出, “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 就看对于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实际上是在强调税收公平中的纵向公平，即不同收入的人应就不同的比列缴纳税收。对于税收的来源，不同于配第的税收的最终源泉是土地的观点，斯密认为工资，利润，地租三者都是税收的源泉。所以“任何赋税，如果结果仅由地租，工资，利润三者之一负担，其余两者不受负担，必然是不公平的”。在后面的篇幅中，斯密花大力气详尽的叙述了由于赋税的不平等引起的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批判了国家不当的税收制度对经济的干扰，最终导致纳税人之间税负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其次斯密接着阐述了赋税的第二个原则--确定。“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 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 完纳的方法, 完纳的数额, 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这一点也是紧接着第一条原则来的，“赋税虽在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赋税稍不确定，其害民实大。”可见，斯密对国家随意改动赋税规则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第三个就是便利的原则，“ 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 需予以纳税者以最大便利”。给予纳税人方便，也方便国家更好的组织财政收入的日常运营工作，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最后，斯密在三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的原则。经济原则要求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呈中性，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斯密十分重视这一原则。“一切赋税的征收, 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 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倘若人民付出的，多于国家所收入的，就应该考虑对现行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官员的勒索，不适当的税负使得生产者无法继续经营，对充公财产的不当使用以及税收执法者不必要的稽查都可能造成这一情形。斯密在随后的篇章中通过具体税种的论述详细了说明了这几种情况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来呼吁国家改革现行的税收制度。

在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第一条是税收的负担公平原则，其余三条是属于税务行政方面的原则。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他的课税原则，是针对当时封建主义苛重复杂的税收制度，税负不公以及征收机构的腐败苛扰情况，在总结吸取前人的课税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吸收发展了配第的思想，并成为了萨伊的税收观的来源之一，通过完整的叙述了税收的基本原则，最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税法制定工作。

二、在税收制度建设方面

斯密在论述税收制度时，首先谈到了税收的外部性问题。税收工作具有“漏桶”效益。，即一部分税收由于征税过程本身带来的成本而被消耗掉了。“征税可能要求有许多人员，他们的薪水可能吞掉大部分的税收，他们的额外索取可能对人民是一种额外增加的赋税。”因此，君主首要考虑的是将税收工作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降低税收成本，提高效率。以土地税为例，固定的土地税下，会刺激地主改良耕地，从而获利更多，但是由此国家的税收会进一步减少。若实行变动的土地税，则会打击地主改良土地的积极性，最终造成地主利益受损。斯密虽没有明确提出制度成本这一概念，但是其字里行间已暗含了这一层意思。国家在准备对某种经济行为进行征税时，应该首先考虑到税收给经济运行所带来的的额外成本，两相比较，权衡轻重后在下决定，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开征新的税种。正如配第所说的那样，纳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其次，斯密提出导致税收不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可能抑制人民的经济行为，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斯密担心“赋税可能妨碍人民的勤劳，抑制他们去从事某一业务部门。”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后人概括为税收中性原则，即主张税制的设计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斯密通过两个方面分析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个人由于预期利润的存在才会进入某一行业发展，从而推动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必须给私人提供一个足够高的预期回报率，但是过高的税收将这一部分收入划归国有，直接打击了个人投资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的收入，也就减少了他们的储蓄投资能力。鉴于以上两点考虑，国家不应将税率设置的过高，能低则低，最理想的状态是市场的“无形的手”自行调节，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从而加快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这在当时的英国收到了广泛的赞同，影响了立法者和执法者。虽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实践早已证明完全税收中性是不存在的，税收次优理论也早已取代税收中性理论，但是，不干扰经济发展，降低对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流传了下来。

在论述税收对市场的不当影响时，斯密还特别提及对于逃税行为的处罚。他指出税制不合理是逃税行为的巨大诱因。在斯密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逃税行为的重罚不仅是不公平的，还会让人民付出额外的代价，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为此，斯密的建议是国家不应征收容易诱发逃税或避税行为的不合理税收。这种税收不仅征税成本高，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也最大。

三、税收支出方面

斯密对税收是这样定义的：“人民必须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公共收入。”在这个定义之中就暗含了税收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交易，即公民用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财产权利不受损的保障，而这个保障人就是君主或国家。这种税收“有偿性”，被公共财政学派发扬光大，成为宪政人士的思想武器。在我国传统的税收思想中，税收具有无偿性是从“大政府”本位出发，认为税收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已，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传统思想已经与现实脱钩，现代新型的税收法则具有双重含义，从政府角度看，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从纳税人角度看，税收是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支配的费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无偿性”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强调税收的“有偿性”，实际上是在要求政府改变观念，进一步建设服务性政府，追求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和正义，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不受侵犯。同时纳税人也要改变以往“皇粮国税”的观念，明确政府与纳税人之间不是以往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地位。积极督促政府预算公开，实现政府与纳税人的良性互动。

四、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具体建议

1、充分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法体系。一是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确立税收的法定地位，同时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现行税收立法程序予以调整，将现行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并上升为法律；二是制定《纳税人权益保护法》、强化税收预算透明，形成听证会制度，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赋予纳税人发言权，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

2、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步伐。当前增值税作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长期占据着税收收入的大头，这种间接税为主题的税收体制扭曲了税收的公平性，而且现在营改增还没有全面推开，增值税预营业税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同时也加大了税收的征管难度。为此，应当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改革税制：一是降低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征税税率，降低其综合负税率；二是扩大“营改增”的优惠范围，增加可抵扣项目。三是重新划分国税和地税项目，打击当前的“土地财政”不良风气。

3、清理收费，简并税种。对于宏观税负水平，按统计口径大小计算有几种统计方，我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一般是统计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但是这种统计方法忽视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外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只有把这些全部加起来与GDP进行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为此有必要将部分罚款项目由表外引入表内，约束摊牌征税，以罚代收的乱象，从而规范政府收入，确保税收的确定性。

4、改个人所得税由分类税制为综合类税制。所谓分类税制，就是对同一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按其不同的来源，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稿酬等。这种税制下，政府征管方便，能有效避免偷税漏税，但是对于应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来说，这种税制简直是一场噩梦。比如，两人同样是5000的收入，一个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薪金所得，另外一个则来源于各种收入，按照现行税制，第一个人交的税将会明显高于第二个人。但是在综合类税制下，顾名思义，纳税人的所有收入无区别的同一纳税，会更有利于个人所得税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税收的公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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