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监管法

新金融监管法（共6篇）

篇1：新金融监管法

新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挑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阎庆民）

上海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金融业态已经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以下我就新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挑战谈两点看法。

新金融正在蓬勃发展

所谓新金融，是相对传统银行而言的，是继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之后发展起来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的集合型金融交易形态，主要包括为弥补传统金融服务局限性而日益兴起的、具备金融或准金融功能的子市场、组织、工具、模式等新兴金融业态。随着我国实体经济金融需求不断多元化，以及金融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新金融展现出旺盛的创新动力和极强的发展活力，已经呈现出“五大一兴”发展格局。

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壮大。随着企业集团化、产融结合化、融资多元化等的不断推进，包括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以及财务公司在内的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相当迅猛，到2012年末，六类机构数总资产达12.29万亿元，同比增长47.24%。目前，这一趋势仍远未结束。

证券基金市场空间明显放大。当前，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大资管时代。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证券基金创新创造了制度性机遇，可能对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和格局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保险资金运用范围显著扩大。这几年，保险资金投资限制已大大放宽，投资操作自主权正越来越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均已纳入保险资金投资范围，境外投资范围已进一步扩大，而且投资门槛正不断降低。今年2月，重新启动保险业资产管理产品试点之后，银行、证券、保险同台竞争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互联网金融发展前途远大。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因为具有受空间和时间约束小、交互性和便利性强等比较优势，正深刻地改变着金融业态。传统金融机构正利用互联网金融，形成新的营销渠道、新的业务整合平台、新的产品服务开发基地。运营商、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电子商务企业、设备制造商、清算机构等，正争相挤入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已逐步形成一个引人瞩目的产业集群。依托于互联网的新资金平台，如人人贷（Peer-to-Peer）、众筹融资（Crowd Financing）等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类金融服务范围越发广大。截至2012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080家，贷款余额5921亿元；融资性担保公司数量达 8590家，担保余额为1.46万亿元；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估计达1万家，资产余额约1万亿元；预付卡等类金融产品发展十分迅速。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服务的外延将进一步扩展，类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发展空间值得预期。

此外，民间金融发展也呈现出兴盛势头。近年来，江浙沿海一带以及内地部分地区民间借贷活跃，出现了一些新的金融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作用。

新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的四大挑战

新金融的发展，一方面对于建立功能齐全、结构合理、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对于引导社会资金更加方便快捷地对接实体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风险产生源头、衍变路径、传染速度、波及范围、影响大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可能对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带来“四大挑战”。

新金融发展对监管统一性的挑战。传统上，金融风险主要呈现出离散的“点状”分布。与之相对应，金融监管也注重单个机构或者同类机构的“单点”管理。随着新金融的发展，风险跨机构、跨市场、跨时空关联和传染的可能性显著上升，逐渐呈现出“网状”分布特征。这对监管的统一性提出了“三个更高”的要求。一是对跨种类金融机构统一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证券、保险业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渠道不断拓宽，各类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叉和关联程度不断提高，导致联系更为密切，依赖程度上升。对那些机构种类不同，但是从事相同性质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统一监管标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二是对跨市场金融活动统一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金融机构积极尝试参与综合经营，可能促使跨业产品的进一步发展，跨市场金融活动进一步活跃。这不仅是对既有分业经营市场格局的突破，也越来越需要加强对同一金融业务跨市场发展的统一监管力度。三是对跨时空交易统一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互联网金融横跨诸多领域，现代科技支撑的金融交易超越时空限制，仅在数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变更交易对手、改变市场走势，已经绝非天方夜谭。这很可能轻易将原本属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不同时空范围的机构和市场相连通。6月份我国出现的流动性短期突然紧张形势，已经敲响了警钟。这就要求监管当局在客观准确评估其潜在风险的基础上，不仅在同一领域、同一地域相应延伸监管范围和方式，还需要高度关注跨国界范围内统一监管标准问题。这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金融发展对监管协调性的挑战。银行、证券、保险业各自具有不同的经营和风险特征，监管标准自然会有所区分，但新金融在这其中造成的监管套利和监管成本问题不容忽视，对提高监管协调性方面提出了“两个更重”的责任。一是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责任更重。当前备受关注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集合理财计划、证券投资基金等业务，从法律上都是资金的集合，从业务性质上都是受人之托、代客理财，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分别具有不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持续监管要求。如何对这些业务加强监管协调，避免监管规则、监管行动、监管力度不一致引发监管套利问题，已经成为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另外，还有一些第三方理财未受到监管。例如，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金额起点为5万元，保险投连险新单趸交保费最低为3万元且没有投资人数限制，保险公司的集合产品、信托产品和基金管理公司专户产品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这些均易引起监管套利并影响市场秩序，需要切实引起高度重视，增强这些方面的监管协调性。二是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责任更重。如在融资担保、小额贷款、民间融资等类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地方对这些类金融活动的监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部分地区民间金融活动失范，加剧了资金链断裂风险，有的甚至引发非法集资问题，而且往往涉及多个地区、多种作案形式。这就需要根据新金融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事权与责任，加强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监管协调。

新金融发展对监管前瞻性的挑战。近年来，新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银行以存贷款为主的金融交易模式，金融交易中的投资和投机属性大大增强，这也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广大金融消费者在获取相对更高收益的同时，风险承担意愿和能力并没有相应提升，国家的隐性担保责任被进一步放大，对监管的前瞻性带来了“两个更大”的压力。一是前瞻发现风险的压力更大。当前城投债、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普遍实行“刚性兑付”原则，承诺保本保收益，金融消费者也已经习惯了此类隐性保证的存在。而非法集资参与者，也以“绑架”社会稳定相要挟，倒逼政府提供类似隐性担保。这种局面之下，金融交易各方都很难有主动暴露风险的压力，明显加大了监管方面识别、监测风险的困难。二是前瞻释放风险的压力更大。当前，相关隐性保证的存在，以及其他多种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涉众性金融交易的参与者很难树立“买者自负”意识，风险防范和处置的意愿不足，能力也可能不够，导致小的风险难以释放，风险不断积累进而加大金融体系的固有脆弱性。一旦宏微观环境发生变化，个体流动性不足，可能触发兑付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近年来，部分地区处置非法集资遭到很多参与者的抵制，事后处理起来很难，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对此，应当未雨绸缪，只有在看似无事时深忧，才能做到真正有事时不惧。

新金融发展对监管平衡性的挑战。新金融具有创新能力强、风险偏好高的特性，给监管平衡性带来了“两个更难”的挑战。一是维护创新活力与管控风险压力更难平衡。新金融是在传统金融服务细分领域或空白领域成长起来的，要注意积极鼓励创新，预留产业发展空间，促使新金融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由于其风险更具结构上的复杂性、触发上的敏感性、爆发上的系统性，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行业秩序混乱、对整个行业造成打击。例如，部分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互联网金融活动，如不审慎监管，不排除部分业务蜕变为非法集资的可能。因此，在新金融领域把握好这个平衡，比传统金融领域要难的多。二是监管力度的把握更难平衡。新金融业务很多是新事物，既有创新活力强大的一面，也有行业发展整体脆弱的一面，监管对新金融整个业态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人人贷的监管，明显推高该平台的法律成本，就导致了大量小型人人贷公司关闭。这就对新金融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艺术性要求。

新金融本身是快速“动态”发展的，金融监管也要积极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新金融能够蓬勃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也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篇2：新金融监管法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中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其目标，因此，安全和效率成为了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这一法价值定位，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也是为理论学界所通认。

一、金融监管中的法价值追求

在金融体系结构和运行方面，我国选择了银行主导型，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导致了多年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就是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越来越紧迫。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它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障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两个法价值追求：安全与效率。

(一)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安全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有着比其他市场更高的风险性。首先，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成分复杂。为了维护公平、公正、公开、健康的市场秩序，使金融市场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欺诈、垄断和不合程序的内幕交易，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排除、抵御市场波动风险。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再次，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非常高的行业。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金融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也决定了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是金融安全。

(二)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效率

金融市场作为市场机制，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能否具有较高的效率，需要进行监督和管理及必要的引导、干预和调控。金融监管正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试图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关于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一原因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金融监管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道德风险是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个人或集体)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道德风险的监督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提高金融效率，克服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表明，金融监管的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由此，金融监管所追求的恰恰是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

二、金融监管应坚持安全与效率并重

安全与效率是法价值内的一对矛盾。在金融监管中，如何处理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关系，金融监管的价值目标究竟应当以效率为本位，还是立足于安全的保障，是当下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金融监管应立足于金融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资金在融通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有效性，注重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种最优化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对市场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很大。在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通过自己的效率组合减少其“个别风险”，市场通过高效运作减少其“系统风险”，以使收益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在低效率的金融市场上，市场剔除系统风险的能力很弱，易受外来因素的冲击，投资者也因找不到或不能及时找到效率组合而缺乏抵御个别风险的能力，致使收益与风险波动很大。金融市场剔除风险能力的高低就成为市场效率的主要衡量标准。

其次，金融监管应兼顾金融安全。金融安全首要追求的是金融业的稳定发展。稳定的金融环境使微观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可以准确分析和预测;各交易主体，可以准确评估交易风险和收益。安全与稳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排斥效率与竞争。事实上，有序竞争和不断提高的效率可以增强银行业抗击风险的能力。为此，监管者应致力于为银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制止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市场机会。金融安全正是为提高效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而，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三、金融监管法价值追求的现实归依

人对法的价值追求，即人通过法这种中介手段所要追求的理想和愿望。就法律的价值而言，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金融监管法的价值，就是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因此，我们应尽量从客观出发，以达到主观上美好的理想追求，给主观以现实的依托，使二者能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内统一起来。要实现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就应当在金融监管的实务中找到其现实依托，以使法的价值追求与法的本身价值统一。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监管往往立足于运用法律、政策的力量，通过采取直接的行政性控制手段，从外部规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应当说这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和相对的，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它不仅束缚了银行的自主性。而且大大损害了银行的创造性和竞争力，其结果往往是“风险防范力度加大了，但金融效率降低了”。我国的金融监管正处于转型和开放时期，安全与效率协调并重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为此，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要切实转变监管理念，调整过去那种只注重风险防范而忽视效率的做法，使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具体讲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在监管目标上，要以效率的提高为着眼点，坚持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相兼顾。只有提高了效率，得到了发展，才能谈得上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才有金融稳定的基础。

2.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目前我国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对于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完善也未予重视，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此外，我国尽管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予以充分关注。我国应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建议，内部控制应从组织结构、会计规则、对资产和投资等方面来构建。

3.要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事实上是会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要素的。一方面，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难以保障金融安全;另一方面，在金融监管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效率仍然是低下的。因此，信息披露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尚未制定一套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信息披露规定。应尽快建立一套既能体现巴塞尔要求精神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披露指引。披露指引应特别注意加强对资本充足率、资本结构、贷款质量、盈利能力和市场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披露。并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此外，还应特别注意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的披露，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

4.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理是由参与保险的各金融机构向监管当局交纳一定数量的资金，当银行失败或挤兑现象发生时，这批资金即被用于偿付存款。根据传统理论，传染性不是特例，它在任何没有存款保险或独立央行的银行体系中都可能发生。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危机，当局必须对每一银行倒闭提供保护，或通过向存款人提供广泛的保险来避免危机在银行体系中扩散，否则个别银行的倒闭将最终导致整个货币和信用体系的崩溃。

因此，应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增强金融企业、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企业。

5.完善金融市场的退出监管制度。金融稳定是各国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应该成为监管当局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稳定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金融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金融机构倒闭，个体金融机构的退出可能是金融效率和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金融个体的市场退出，从本质上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

篇3：新金融监管法

(一) 监管理念发生变化, 监管力度加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受到重创, 让全球的金融监管者意识到过度放松监管的严重弊端, 因此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的监管者都开始致力于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2009年4月, G 20伦敦金融峰会决定在G 7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 (FSF) 的基础上, 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 , 负责制定和实施促进金融稳定的监管政策以及其他政策。2010年11月, 全球银行业监管新协议《巴塞尔协议Ⅲ》在G 20首尔金融峰会上获得通过, 该协议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2010年7月, 美国颁布实施号称美国“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英国则在2009年2月、2009年7月和2010年4月先后颁布了《2009年银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场》以及《2010年金融服务法》白皮书。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英等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 我们可以看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监管理念由偏向放松转变为偏向管制, 加强了政府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干预力度。

(二) 关注系统性风险,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金融危机发生前, 各国审慎监管的方式多为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 即关注单个金融机构运行的稳定与安全。金融危机爆发后, 各国监管机构意识到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规模庞大、各部分紧密相连的整体, 传统的以单个金融机构为监管对象的微观审慎监管难以满足监管的全面性要求, 因此更加关注金融机构整体行为、妥善维护金融市场整体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在危机后得到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及各国监管机构的积极倡导。G 20伦敦金融峰会后发布了《加强监管和提高透明度》的报告, 报告中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排在25项建议里首要的4条建议, 由此可见宏观审慎监管模式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重视。为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欧盟成员国在2010年9月达成一致, 决定成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 (ESR B) 。作为欧盟各国监管机构的协调者, 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制定统一的标准, 对跨国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 对宏观审慎风险作出判断, 并提出风险警告和决策建议。

(三) 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监管中的地位提高

目前全球金融监管仍处于多头监管的局面, 没有哪个国际金融组织能够独自承担起全球金融监管的重任, 其中, G 20、FSF、IM F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组织都提出了一些监管改革的措施, 共同点之一都是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监管中的地位。2009年4月的G 20伦敦金融峰会决定在由发达国家设立和主导的金融稳定论坛 (FSF) 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 , 成员国扩大到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9月25日, 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和欧盟的领导人在匹兹堡金融峰会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二十国集团 (G 20) 将取代八国集团 (G 8) 成为国际经济协调合作的首要全球性论坛, 而G 20里面就包括了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都表明, 新兴市场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金融监管的治理中, 提高其在国际监管事务中的话语权。

二、国际金融监管新变化存在的问题

(一) 新变化存在多方博弈, 重欧美发达国家而轻新兴市场国家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是复杂而艰巨的, 它会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深刻变革, 因此存在着多方博弈。从现有的改革进程来看, 国际金融监管新变化主要还是考虑了欧美等综合实力强劲的发达国家的利益。

首先是在国际金融监管的治理结构改革方面, 仍然是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和掌控。如IM F的改革方案中, 即便已经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份额, 但实质意义并不大, 投票权和份额仍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 美国在IM F仍有“一票否决权”。其次是在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制定方面, 许多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标准都是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经济金融特征以及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来制定的, 并没有考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资金技术人才匮乏等各方面的制约条件, 因此这些以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为依据的国际金融监管新标准难免不适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例如新巴塞尔协议中大幅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金比例,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现阶段难以达到这样的高要求。

(二) 新变化仍存在一些缺陷, 应当寻求几个方面的平衡

一是寻求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平衡。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以单个金融机构为监管对象的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 因而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大力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用宏观审慎监管来取代微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作为审慎监管体系的两大支柱, 应当各自发挥其作用, 宏观审慎监管致力于监测、评估和防范整个宏观经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以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健运行;而微观审慎监管则致力于监测和控制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 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二是寻求各国国内监管与国际监管合作的平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机构面临着如何协调采用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监管政策与遵循国际金融监管新标准的两难问题, 发达国家之间的监管侧重点也并不一致。既要考虑各国实际经济情况, 又要形成较为公平、统一的规则, 这对刚刚达成共识的国际金融监管新标准是很大的考验, 未来也许要在实践过程中做多方面的调整和完善。

三是寻求对银行机构监管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的平衡。本次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变化主要还是加强了对银行机构的监管力度, 如《巴塞尔协议Ⅲ》中对银行实行更加严格的最低资本金比例和流动性要求等内容, 多为针对银行机构所制定的, 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像影子银行系统, 这一系统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 将银行的贷款通过证券化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之外, 逃避了监管, 并创造了大量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工具, 被认为是引发金融危机主要原因之一, 而它的监管问题还没在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新变化中得到很好的解决, 需要引起全球监管者的重视。

三、我国应对和适应国际金融监管新变化的对策

(一) 加强参与各种层次的金融监管合作

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 积极加强参与国内各部门、区域间、全球性等各种层次的金融监管合作, 有利于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也有利于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中占领主动权, 更有利于我国在合作与交流中学习先进监管经验。

首先, 我国“三行一会”等监管职能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合作, 既要信息共享, 共商对策, 又要明确分工, 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现象的出现。其次, 我国监管部门要积极参与区域间和多变的金融监管合作, 在亚洲范围内, 虽然已经建立了“10+1”、“10+3”等合作机制, 但是由于各国金融开放程度以及各自利益不一致等原因, 亚洲区内的金融监管合作发展进程缓慢, 仍需要在政策协调、信息交换、危机管理、争端解决等方面加快发展, 而我国应发挥亚洲经济大国的作用, 积极做好组织撮合等工作。再次, 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占据主动权。在本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 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规定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很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此时, 我国应当把握机遇, 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 20峰会、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论坛开展的各项改革活动, 明确提出我国的观点和立场, 争取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占据主动权。

(二)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

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等法律法规构成, 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过于概况和笼统, 缺乏实际操作性, 缺乏针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统一监管的法律法规, 因此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应当进一步完善。

一是针对单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如完善金融市场发展急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存款准备金制度、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规定、“三行一会”地位和具体职责权限的法律规定等。二是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监管的立法完善。首先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之外, 制定单行的《保险业监督管理法》和《证券业监督管理法》, 使我国金融市场上银行、保险、证券三大领域都有各自具体而富有实际操作性的监管法律。在此基础之上, 制定涵盖整个金融体系、明确“三行一会”和各金融机构权利义务的《金融监管和服务法》, 从而解决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下金融监管过于分散, 不利于对整个金融体系实行统一监管的问题。

(三)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微观审慎双管齐下

我国现价段的金融监管属于“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 表明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处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层面。这种监管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监管机构更关注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 各监管机构间协调配合程度低, 缺乏一个涵盖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从而容易出现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的双重矛盾。

为了解决我国分业监管模式的缺陷, 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关注系统性风险。密切关注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前沿理论和实践成果, 结合我国具体实际, 选用适合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制定科学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下, 将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统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者, 建立起在中央银行领导下的由“一行三会”、财政部、外管局等监管职能部门领导组成的“金融监管委员会”, 让其担当起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进行系统性监管的职责, 防范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 要注重宏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 发挥各自作用。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交叉重叠的地方很多,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 因此宏微观审慎监管者需要协调配合。具体而言, 微观审慎监管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对其所管辖领域的各个金融机构进行全面仔细的监管, 而宏观审慎监管则需要“一行三会”、财政部、外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在中央银行的领导下, 共同协调配合, 制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统一政策。

(四) 协调行政性监管与市场性监管, 促进金融创新发展

金融危机暴露出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崇尚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所存在的严重弊端。相比之下, 我国由于一直以来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行政管制较为严格, 对具有较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卡得紧,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然而, 行政色彩浓厚的金融监管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活力, 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 难以满足国内外投资者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融资需求, 阻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针对这种情况, 要改变我国金融监管中行政性干预过度的现状, 明确各监管部门具体的监管权限和职责, 避免管得过死、管得过严的现象发生。同时, 发挥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鼓励金融机构进行自律性监管, 发挥金融机构、企业、债权人、股东、媒体等社会力量的舆论监督作用, 切实保障相关群体的利益。行政性监管与市场性监管要协调配合, 能通过市场主体自发监督解决金融市场缺陷的, 则无须政府行政力量过度干预, 市场性监管解决不了的, 金融监管部门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防范有法不依、随意行使权力干预市场的行为。此外,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 是抢占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制高点的制胜武器。因此, 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不能由于担心市场风险而限制金融创新,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 我国的金融创新力度还远远不够, 应当大力鼓励金融创新。在金融创新的道路上, 我们可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 研发出适合我国的各类创新性金融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 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及时跟踪测评每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风险收益, 落实责任制, 防范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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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文生, 周立妍.基于危机视角的全球金融监管问题研究[J].金融会计, 2010 (08) .

[3]张蕾蕾, 朱建武.后危机时期欧美金融监管改革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 2011 (03) .

篇4：新金融监管法

【关键词】互联网 金融管理 新金融 监管范式一、前言

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对于金融业的发展与壮大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金融的主要特点包括平等、惠普、开放、共享等，该金融模式更加人性化，且十分民主，是一种非少数人控制的金融类型。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特色，可以看出金融的监管应该保证其开放性、适应性与竞争性。当前，对于互联网的看法各有不一。因此，如何维护与保证互联网金融的正常发展，成为人们研究与探索的重要任务。

二、互联网金融的在发展中应注意的事项

首先，应注意的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市场的本质与功能完全相同。余额宝、支付通等技术的产生是互联网金融的方式与渠道，其主要的功能是支付、清算与资金的通融，但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功能仍未超出金融市场的范畴[1]。因此，就目前发展状况而言，互联网金融在今后的发展与应用中绝不会颠覆传统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其次，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市场毫无冲突可言。互联网金融具有的是网络的相关特征，例如互联网金融具有便捷性、快速性。且互联网金融主张的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稳健。而传统的金融市场更加强调市场经济的常规性、普遍性。互联网金融是建立在传统金融的基础上，进而展开各种金融活动，因此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市场并无任何冲突。

最后，在未来的发展中，互联网金融具有不确定性和市场发展的不稳定性，人们在重视开展金融活动的同时，更应注意互联网金融可能产生的风险，提高对互联网金融的防范意识。有研究学者表明，互联网金融本身并无任何新意可言，其创新之处在于金融与网络的结合，加快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变化，为传统的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在本质上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新兴监管范式——互联网的监管原则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向和发展前景都十分可观。因此，应加强企业的探索精神和自律性，并提高法律监管的力度。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我国金融管理应适当采用新的管理内容，推进新金融的发展，鼓励其发展的同时也要进行规范[2]。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我国新兴的“互联网监管十二原则”。以下列举几个方面。

（一）互联网金融应具有适当的风险容忍度原则

正因为互联网金融是当前新兴的金融模式，其发展与应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所以国家应适当放宽管理政策，过早期或是太过严格的监管力度，都会影响这种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与壮大。有学者表明，世界上任何制度的制定都应处在“无序”和“专制”的范围之内。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原则也应采用同样的态度，从其长期发展的预测而言，互联网监管有其一定的风险存在，但是该风险都是在国家可控制的范围内。因此，对于互联网的监管应采取适当的容忍原则。

（二）互联网的实际动态金融监管原则

互联网金融在国内外的定义中仍然十分模糊，还需要各个部门的进一步界定与明确。根据市场的监管力度，可以将金融的监管分为市场自律、监督、注册、审视等四个监管层面。此外，我国法律对金融的监管也具有相应的管理条例和管理职责。在监管过程中，如出现任何违法的行为，都要依法进行处理与惩治。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平台以及产品，金融的监管部门应适当根据其影响的程度和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范围进行确定，分别是方法与强度。对于风险小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应适当采取市场自律的原则。而风险较大的互联网金融，则要划入监督检查的范围内，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执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最终保证我国家金融市场可以稳定和谐的发展。

（三）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的结合原则

原则性的监管模式之下，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以引导为原则进行金融监管。这种情况下，一般不需要对互联网金融设置过多的监管条例，且监管内容不需要细分的十分明确[3]。而相比之下，规则性监管的模式更注重法律监管的原则。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监管部门应设立各项监管条例，对金融的项目和内容作出非常详细的划分与管理。并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完成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监管部门在监管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运行的特点。在对经营人员进行管理与约束的同时，保证消费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此外，在研究互联网金融的主要风险时，应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及风险高发的项目制定特殊的监管条例。在两种监管原则的结合下，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条例，确保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四）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一致性原则

监管套利现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利用监管的差异性，对某些市场金融放宽管理与监督的标准，降低监管的成本与监管力度，从而获取不法利益的现象。当前，互联网金融所提供的业务与传统的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业务大同小异，例如放贷、支付等服务内容。因此，在对两者制定监管条例的过程中，不应存在任何偏袒或是不公平的现象。为确保金融监管的一致性，我国应就原则问题，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并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

（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原则

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对于我国金融系统存在“双面性”[4]。一方面，通过金融的增加服务提高配置的效率，推动了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型。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会放大金融市场的总体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极为迅速，正是因为其进入的门槛极低，这就会导致许多非金融机构大量涌入金融市场，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总体价值，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交易风险。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科技是最为突出的风险，正因为其具有较为便捷的快速处理功能，也就导致金融市场在发展与扩大的过程中，风险的聚集速度随之提升。除此之外，互联网金融还具有业务流动性的风险，金融机构应加大对该风险的防范与处理力度，以确保互联网金融的稳定发展。

四、总结

互联网金融作为当前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其发展与应用为传统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与动力，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一定要以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十二原则为基础，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令法规，禁止任何不法行为发生。注重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更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意识，以确保我国金融经济的稳定与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朴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J].金融监管研究，2014，12（26）：6-17.

[2]李真互联网金融：内生性风险与法律监管逻辑[J].海南金融，2014，6（4）：76-81.

[3]魏鹏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研究[J].金融论坛，2014，3（7）：3-9.

篇5：新金融监管法

监管新规连续“轰炸”，金融业一息尚存？

去年11月17日，“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推出，相当于告诫市场2018年一定是个严监管年。尽管早有准备，但元旦过后几乎“两天一文”连续“轰炸”，金融业真的还有一息尚存吗？笔者认为，不管是近期的302号文、89号文，还是《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无非都是对“大资管新规”的后续补充，也就是去年年底业内提到的“监管细则”。总体看来，监管的目的很简单——归本溯源。不同于市场对归本溯源的理解，笔者认为在“引导金融业回归实体”的含义以外，还有主张金融各个子行业“各司其职”，“逆”混业经营的意味存在。近一年监管内容主旨：单位时间文件内容主旨央行2017一季度在MPA评估时正式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有利于更全面地反映银行体系信用扩张状况,实行全面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银监会2017.3.29《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整治三套利证监会2017.3.31《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基金管理人针对性建立完善流动性风险管控机制，督促基金管理人强化自我风险管控，建立以压力测试为核心的流动性风险监测与预警制度，强化机构主体的风险管控约束机制银监会2017.4.6《关于开展银行业“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整治四不当一行三会一局2017.11.17《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确立资管产品的分类标准。二是降低影子银行风险。三是减少流动性风险。四是打破刚性兑付。五是控制资管产品的杠杆水平。六是抑制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七是切实加强监管协调。八是合理设臵过渡期。银监会2017.12.6《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新引入三个量化指标：净稳定资金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流动性匹配率。二是进一步完善流动性风险监测体系。三是细化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要求。修订后的《流动性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并对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和流动性匹配率设臵了合理的过渡期。银监会2018.1.3302号文《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加强内控、控制杠杆、杜绝代持。证监会2018.1.489号文强化债券交易偏离度管理，设置1%和50BP的偏离度限制，一旦发生则要向管理部门备案，债券代持、线下交易的风险更高。给予一年过渡期银监会2018.1.52号文《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明确委托贷款的业务定位和各方当事人职责、规范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规范委托贷款的资金用途、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委托贷款风险管理、加强委托贷款业务的监管。银监会2018.1.134号文《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一是全面开展评估工作。监管与被监管单位都要成立领导小组，全面评估2017年“三三四十”等专项治理工作，评估工作效果，总结问题，形成“整改-评估-整改”的工作机制。二是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坚持即查即改，开展现场检查，加强督促指导。三是切实规范各类报告，评估报告要按格式要求自3月10日至3月底报送相关部门，阶段性工作报告每半年报告一次。四是依法严肃处理问责。机构建立问题台账，内部问责到人；监管严肃各项纪律，自觉遵守制度规定，廉洁开展工作，防范道德风险。

篇6：新金融监管法

贺阳广 贺茜 发布时间:2011-09-09

摘 要：银监会已经接受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关于“逆周期监管”的新思维，并期望在中国践行，在“十二五”规划的金融体制改革中第一项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通过逆周期的审慎监管，将有效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和短期行为，提高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作为一项新思路，它在解决了既往的“顺周期”监管弊病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执行难题，监管当局采取哪些措施找准“周期”以及实施逆周期监管。

关键词：金融业，改革，发展，逆周期监管

一、逆周期监管的引入

1.经济危机的反思

从历史的视角回溯，金融监管的发展兼具渐进式与变革式特征。渐进式特征体现在金融监管通过修补金融体系中的制度漏洞，应对非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而逐渐得到完善。而金融监管的变革式发展则大多出现在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后，通过监管理念与方法的革新，提升金融监管应对系统性冲击、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

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自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重创全球经济，造成大量金融机构破产，除了触目惊心的巨额损失，危机也凸显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脆弱性，其缺乏防范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从上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到这次危机我们不难看出经济从繁荣到危机运行轨迹的周期性。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自身所具有的刺激经济发展、积蓄放大风险的特性，总是加速了经济的繁荣加剧了经济的危机。呈现出顺周期的运行规律，使全球经济呈现不可持续性。

2.逆周期监管的提出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研究提出缓解顺周期问题的政策工具，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周期计提资本缓冲，以满足下行周期吸收损失的需要。

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理念获得了广泛认同。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会议正式宣布了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包括要求银行在信贷高速增长、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即逆周期资本监管。2011年1月，欧洲银行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正式启动，泛欧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开始形成；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

在“十二五”规划蓝图中，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是金融业所要努力的方向。与前两次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金融体制改革”文字虽未改动，所要努力的内容却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在建议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项内容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根本目标，将金融业视做一个有机整体，既防范金融业内部相互关联可能导致的风险传递，又关注金融体系在跨经济周期中的稳健状况，从而有效管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最终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在日前召开的“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高级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国际金融危机重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政策正是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良药。”

通过逆周期的审慎监管，将有效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和短期行为，提高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并为建立可持续、稳健的中国银行业体系发挥重要作用。逆周期的监管政策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的财政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风险

1.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所处的大环境已经不同。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和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分量在加重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为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

同时，金融业自身情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银行业整体竞争力明显上升，截至2010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87.2万亿元，负债总额82.3万亿元，而这一数据在2印5年12月末，只分别为37.47万亿元和35.81万亿元，数年之间，我国银行业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提高了2.32倍和2.29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银行业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明显改善；多层次金融体系得到完善；金融业竞争力大幅提升，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前1咖家银行排名中，来自中国的银行从1989年的只有8家上榜增加至84家上榜。

2.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

一方面来自“天量”的贷款。数据显示，2008年1月，中国流通货币是3.67万亿元，2010年7月，流通货币增加到3.95万亿元，增速7.6%。在基础货币增加并不大的情况下，国内银行的信贷创造却异常猛烈，2009年国内新增银行贷款为人民币9.5万亿元，增幅31.7%。2010年，新增的人民币贷款为8.55万亿元，已经超出全年7.5万亿元的贷款计划，照此贷款节奏，由此可见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依然强烈。随着商业银行不断放出“天量”信贷，蕴含的诸多风险也在不断积累。据某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资金部负责人介绍，2009年商业银行为配合“4万亿”投资计划，投放了巨量中长期贷款，其中“铁公基”项目相对风险可控，但大量的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放，存在资金流向不可控、财务状况不透明等诸多问题，蕴含了巨大风险。再加上2010年4月中央密集出台了虏帅—>调控政策，作为持有大量不动产抵押的银行，房价的大幅波动或成为新风险的“发源地”。

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率拐点隐现。2003年12月，中国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是17.9%，此后7年时间里不良率一路下降。到2010年二季度，数据低至1.3%，注意这是全行业数据。经历了2008年的去库存化和2009年的宏观调控，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始终稳步向下走。中报数据显示，国内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出现激增。2010年二季度数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出现集中性增长。其中工商银行关注类贷款二季度上升了419.86亿元；中国银行上升119.33亿元；农业银行上升48.58亿元；交通银行上升27.08亿元。而2010年一季度末，工、农、中、交的关注类贷款分别较年初下降了325.39亿元、110.58亿元、38.06亿元、32.45亿元。五大行中，仅有建设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在二季度环比是负增长，但五大行关注类贷款总体上升了539.97亿元，增长了0.1个百分点。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主要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是不良贷款余额的2倍多，囤积的关注类贷款在资产质量发生波动时很可能迁徙为不良贷款，从而对资产质量形成较大压力。

在外部环境与自身条件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借助金融体制改革实现新的发展尤为急迫，金融业监管既要继续承担未完成的任务，又要面对新的课题。

三、逆周期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目前，基于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以及上述种种隐患，银监会的监管理念也正在向《巴塞尔协议Ⅲ》靠拢，梳理其一系列举措会发现，逆周期资本监管思路已经清晰可见。

所谓逆周期资本监管，是指资本监管要求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转化而变。在资本数量方面，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应累积较多的资本以应对经济衰退时期的需要；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适当降低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标准，促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推进经济的复苏。在资本质量上，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中核心资本的占比应较高；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允许商业银行在资本补充上更多地依赖附属资本。

而在“顺周期”的监管思路下，贷款损失准备主要依据贷款实际发生的损失计提，在经济上行期贷款质量较高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水平较低，不利于贷款损失准备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期，贷款质量恶化，需要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但此时银行财务状况也随之恶化，无力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银行在经济上行期间也未积累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以弥补贷款质量下降形成的损失，无法达到“以丰补歉”的效果。两相对比，逆周期理念的优势一目了然。

1.准确判断“周期”

“逆周期”监管新规的推进，在提升银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对“周期”准确判断的难题。面临可能出现的资本充足率、税前净利润等各项指标缩水的现实，首先，应建立银行风险的会计监督机制。在处理金融会计日常业务中事前、事中和事后进行过程监督。事前监督是指对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制定与考核。事中监督是对银行的经营过程的动态监控。事后监督主要应通过对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和各种报表的检查分析，对银行稳健经营的结果进行全面复审检查，考核各单位有关控制银行风险责任指标的执行情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与措施，以进一步防范银行风险；其次，根据银监会制定的统一政策，各银行每年从实现的净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基金，专项用于补偿各种风险损失，作为风险管理考核目标。最后，改革坏账准备计提方法。按照现行的制度规定，银行坏账准备是按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3%。计提。但是，不同期限和不同性质的应收账款与发生坏账损失有不同的的关系，按期末计提不能揭示其联系也与坏账准备的提取不相协调。因此，采用账龄分析法来计提坏账准备，并按账龄和性质的不同确定不同的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2.实施逆周期资本要求

逆周期资本要求是指针对宏观系统性风险，通过资本监管规则的设计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时期增加资本金，以缓冲经济下行期资本金要求的大幅提升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它通过资本金监管抑制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放大作用，缓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逆周期资本监管至今并没有统一的方法，研究集中于如何通过修正新巴塞尔协议中相关方法来确定逆周期资本要求。现有的结论认为，与直接对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进行修正的“输入端”修正方法相比，在利用内部评级法得到的资本金要求基础上，通过逆周期资本乘数来计算逆周期资本金要求的方法对经济的顺周期特征有更强的纠偏作用。但是，逆周期乘数的计算方法尚无一致的结论。一般认为，可以将GDP增长率、信贷增速、资产价格上涨幅度等宏观经济指标中的一种或几种通过技术方法转化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逆周期乘数，但如何使其更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周期特性，同时更具逆周期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采用杠杆率限制

杠杆率限制也是危机后各国际组织及各国监管机构所提出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与新巴塞尔协议中的内部评级法及其他内部评级模型相比，杠杆率指标不易被人为操纵，且不具备风险敏感性。因而与具有较强风险敏感性特征的微观审慎监管工具有很好的互补性，能更好地缓解其周期性特征。同时，历次危机爆发前，高杠杆率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指标特征之一。限制杠杆率可以防止金融机构的非理性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另外，从危机对各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影响的结果看，由于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在其金融体系中更广泛地采用了杠杆率指标方面的监控与限制，缓解了其银行体系的顺周期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杠杆率指标计算简单，但其有效性也依赖于其在金融体系中应用的广泛性。由于银行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入，金融机构拥有越来越多复杂的表外结构，更加复杂的衍生产品交易等使杠杆率的准确计算存在相当的困难。除此之外，杠杆率限额的设定对金融机构的业务与经营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并涉及监管边界的争议。这些都是杠杆率限制监管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4.动态拨备制度

动态拨备制度作为一种缓解贷款损失准备顺周期特征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其原理与逆周期资本在原理上是相同，即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拨备计提，以抵消经济下行期内急速上升的信用损失及拨备要求。按照会计准则的真实性原则，当前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拨备计提规则必须基于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因而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导致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状况加速恶化的时期，金融机构由于剧增的拨备计提要求不得不缩减信贷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下滑。建立动态拨备制度的指导原则是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尽管目前还没有各方一致认可的具体实施方法，但西班牙中央银行早在2000年就已经实施了一种动态拨备制度。在这种动态拨备制度下，动态拨备与过去传统的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共同构成银行的总拨备。其中，动态拨备主要通过测算长期平均贷款损失率，对资产组合中的潜在风险进行估算后计提。由于在经济的上行（下行）期，会计准则计提的专项准备则相应的较少（较多），而根据上述动态拨备计算公式得出的结果为正（负），表明银行需要增加（减少）动态拨备。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可以在经济上行期为未来可能的经济下行期预先提取准备，同时抑制了银行自身信贷顺周期的过度扩张。尽管动态拨备制度已经能够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但由于该方法有悖于会计准则的基本原则，其计提准备方面的主观性可能会带来会计操纵等后果，因此平衡前瞻性和真实性是该制度设计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态拨备制度已经能够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但由于该方法有悖于会计准则的基本原则，其计提准备方面的主观性可能会带来会计操纵等后果，因此平衡前瞻性和真实性是该制度设计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