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饮食文化

瓮安饮食文化（共11篇）

篇1：瓮安饮食文化

瓮安县历史文化

瓮安地域在古代就生活着苗族等少数民族，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元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土司制度。至元十四年（1277年）播州首领纳地归附，授播州安抚司，隶湖广行省。十八年升为播州宣慰司。二十一年为播州军民安抚司，辖1府32长官司，其中旧州草堂（塘）等处长官司在今县境内。二十八年改为播州军民宣抚司（元末复为宣慰司），隶四川行省，二十九年改隶湖广行省。

明代仍行土司制度。洪武五年（1372年）播州宣慰司隶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置平越卫指挥使司（后为军民指挥使司），卫治平越（今福泉县城），先后隶四川、贵州都指挥使司。辖左、右、中、前、后5守御千户所3站72屯堡，今县境部分地区属右所，有干平堡（今县城一带）、干溪堡、刘家堡、梭罗堡、瓦厂堡、冷家堡、洪头堡（今红灯堡）、荆蒿堡（今金蒿）、何家堡、黄旗堡、岩头堡、小坡中堡、瓮脚后堡、尖坡下堡共15堡。十七年，草塘等处长官司升为草塘安抚司，同年置瓮水安抚司（今珠藏、玉山、龙塘、天文等地），均隶四川布政司播州宣慰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以瓮水、草塘2安抚司及平越卫右所干平、干溪、梭罗等15堡地合置瓮安县，隶贵州布政司平越军民府，府治平越卫城。

清代至辛亥年（1911年），瓮安县隶平越军民府、平越府、平越直隶州。

民国2年，贵州撤府（直隶州、直隶厅）设道，瓮安县隶黔中道，治所驻贵阳。9年撤黔中道，瓮安县直隶省。24年，贵州设行政督察区，瓮安县隶第7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平越，25年缩编行政督察区，瓮安县隶新第7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镇远。26年设省直辖区，瓮安县隶之。37年，瓮安县改隶第5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遵义。

篇2：瓮安饮食文化

刘永刚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企业廉政工作建设的好坏直接反映大环境廉政工作的好坏。因此廉政工作是整个社会的重责，也是一个企业赖以成长的重要关键所在，而一个企业要做好廉政从业工作，我认为关键要做好企业廉政文化的建设，因为没有制度的制约、没有职工的监督、没有上下通畅的反馈渠道，单靠人的思想觉悟去反腐倡廉是不现实的，也是最最不可靠的。

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廉洁文化的建设、发展和完善可以净化企业发展的人文环境，发挥企业的政治优势，提升企业的品牌和整体形象；第二，企业廉洁文化体现了企业的改革发展方向。廉洁文化能够加强对企业领导人的教育、管理、监督、警示，防止企业领导人员因不廉洁而倒下；第三，廉洁文化体现了文化的独特功能。廉洁文化集文化的魅力和廉洁的要求于一体，可以使职工逐步确立廉洁从业的价值取向，将廉洁文化延伸到基层、岗位、家庭，在更大的范围提高廉洁从业的认知水平，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还可以延伸到对企业领导人的监督以及拓宽廉政监督渠道，形成对权力行使有效监督的良好人文环境。

企业的廉洁氛围浓厚与否，是衡量企业能否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行为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撑，腐朽落后的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观念以及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还有着一定的市场。廉洁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对立面和批判者，并以鲜明的态度批评着腐朽的文化，从根本上摧毁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廉洁为主导的也即“八荣八耻”的思想观，给腐败行为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

总之，建立制度文化与监督文化并重的企业廉洁文化，营造良好的廉政氛围，让健廉向上的廉洁文化充实广大的精神世界，不是一时的工作，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工作，而是长期不懈要抓的工作，使得每一位职工群众都能遵纪守法，学廉尚廉，恪守宗旨，这样企业廉洁文化的建设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篇3：瓮安饮食文化

关键词：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效益,探讨

瓮安煤矿是贵州省黔南最大的集煤炭开采、炼焦、发电于一体的国有地方煤矿企业,年产原煤约36万t,目前正准备扩能改造,预计3a后产能将达到81万t。该矿有3座改良型焦化厂及与之配套的选煤厂,年产焦炭20万t,是贵州省黔南地区最大的国有焦炭生产基地。同时还建有1座装机容量为2×3000kW+1×7000kW的综合利用自备电厂,年发电量4000万kW·h以上。

瓮安煤矿矿区煤炭资源探明储量达8000多万t,可采储量为4481万t,可采煤层为D煤层。可采煤层结构简单,平均倾角为25°,平均厚度1.5m,煤类为气肥煤、肥煤,具有灰分低、挥发分高、发热量高、结焦性好、硫分中高含量的特点,是宝贵的优质炼焦煤。

1 煤炭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瓮安煤矿目前开采的煤炭除部分用于自备电厂发电和外售外,大部分经过洗选,精煤用于炼焦,中、尾煤及焦灰外排堆积。由于选煤、炼焦工艺较为简单落后,导致对煤炭资源的利用只是简单加工、粗放利用,一方面污染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浪费了可以利用的低热值燃料。属于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工艺技术,主要表现为:

(1)选煤工艺简单,精煤硫分偏高,导致焦炭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2)炼焦炉是在1998年土焦取缔后新建的改良型焦炉,工艺相对落后,煤焦比高达1.55:1(机焦煤焦比为1.33:1),且焦炭机械强度低,不能回收煤焦油、粗苯等高附加值产品;

(3)中、尾煤和焦灰未经处理,不能被利用而外排堆积;

(4)焦炉煤气无法回收利用。

2 煤炭资源综合利用途径

煤炭的综合利用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国内外实践表明,对煤炭资源高效利用的实质是构建煤炭加工、转化、利用的多联产业循环发展模式。根据瓮安煤矿资源优势,结合国家产业政策,构建以机焦生产(准入条件60万t/a焦炭,可分二期建设,第一期30万t/a)为龙头,焦炉煤气制甲醇、煤焦油深加工、中尾煤处理回收利用的产业结构链。资源综合利用流程见图1。

本矿原煤和外购瘦煤分别进入选煤系统,经过筛分破碎到规定粒度后,进入重介质选煤工艺,分选出精煤和中、尾煤。精煤经脱介、脱水后进入精煤场堆放,细粒级煤泥采用浮选柱分选出精煤和尾煤(电煤)。重介质选煤产生的中、尾煤进入脱硫装置,经过梯形跳汰机和摇床联合分选,产生高品位的硫精砂和低热值煤。低热值煤全为电煤,用作2×75t/h煤泥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燃料。在精煤场中,本矿精煤和外来瘦煤按比例混合后进入炼焦生产系统,产生合格的焦炭和高温煤气。高温煤气首先经过冷凝鼓风装置回收粗煤焦油,然后由脱氨工序回收硫铵,再经脱苯工序回收粗苯,最后经粗脱硫后进入气柜。气柜内的气体一部分返回焦炉炼焦,余气进入甲醇生产系统,经脱硫、压缩、精脱硫后产生价值较高的精甲醇。选煤废水经沉淀、浓缩、压滤处理工艺后循环使用,熄焦水及化工废水进入污水处理厂,经再生处理后循环利用。这样,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固体废弃物及废水外排,达到了资源综合利用,实现了清洁生产。

3 综合效益预测

(1)经济效益。

上述循环产业链建成后,预计瓮安煤矿每年可生产焦炭60万t,煤焦油2.5万t,粗苯0.9万t,甲醇6万t,选煤能力120万t/a,发电量19008万kW·h,销售产值将达到14亿元(含税),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2)环境效益。

该综合利用方案实施后,选煤过程中产生的中、尾煤经摇床洗选,产生的硫精矿和低热值煤将被全部回收利用,减少了外排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炼焦过程中产生的焦灰、焦渣供综合利用电厂发电;选煤废水、熄焦水经过废水处理工艺循环使用,实现闭路循环;原是污染环境的焦炉煤气变为可代替石油的甲醇。整个过程中没有有害的固、液、气产物向外排放,不会污染环境,可保持生态平衡。

(3)社会效益。

在土焦生产被取缔后,瓮安地区大部分小焦厂无力建机焦厂,瓮安煤矿的焦炭在该地区将起主导作用,为冶金、化工提供优质焦炭;可为社会提供较为珍贵的煤焦油、粗苯、甲醇等化工原料,从煤焦油中还可提炼稀有的化学元素。

4 结语

篇4：瓮安事件的教训

当地政府目前认定这其中有受黑恶实力煽动、利用不明真相的民众，并正在查处这些黑恶势力；另一方面，地方高级官员也承认，不明真相的民众之所以聚集起来参与冲击政府，乃是事出有因。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称，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专贵处理瓮安事件的中共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分析更为詳尽。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导致官民关系紧张，民众中出现了仇官、仇富心理。

另一方面，石宗源又指出，一旦发生官民纠纷、冲突，政府机关又相当随意地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动用警力进行强力压制。可能也正是因为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投入太多力量，导致其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无所作为，加上自身又存在严重腐败，因而，警民关系紧张，民众对公安机关也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甚至出现仇警心理。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众会集中起来冲击当地公安机关。

应当说，贵州省高层对瓮安事件根源的分析是相当到住的。但其实，贵州省高层提及的这些现象，并不仅限于瓮安一县，整个贵州、乃至全国各地，程度不等地存在上述种种现象。

过去十几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各地政府官员追求的主要政绩目标，地方政府成了经济增长的主体，地方官员几乎成为商人。为追求这一政绩目标，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地利用其所掌握的巨大、并且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的权力，比如，随意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者，给予那些能够增加官员政绩的企业以不受环保、劳工权利，社会保障等法规管制的特权。当然，地方政府也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经营各种自然资源。由此迅速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也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少数地方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直接介入资源的商业交易过程，或为了经济增长政绩而过分保护某个群体、甚至毫无顾忌地损害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固然可以在中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导致严重后果。这种后果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最近一年来，这种失衡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工业衰退、出口下滑、企业大量倒闭等现象已表明，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陷入困境。

不过，以权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最严重的负面后果表现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谈论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根源则是不同群体、不同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权利的不平等，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正是权力支配经济过程，人为地授予某些人以特权，以限制乃至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

在贵州省高官所提及的征地、拆迁、矿权分配等领域，权力制造权利之不平等的情形是严重的。由此或可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效率，但这种效率缺乏正当性基础。由此形成的财富配置结果，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事实上，由此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群体间的敌视就越深。其中最尖锐的是官民、贫富之问的敌意。这种敌意不断积聚，最后就会在无人能够预料到的时间、因为一件无人能够预防的小事件，而演变成具有极大社会和政治冲击力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已经频繁发生。

如贵州省高官所说，瓮安事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事出偶然，却具有必然性。不过，不论是对执政党和政府，还是对负责任的公民来说，当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阻止这种必然性变成现实。因为，在宣泄愤怒的情绪推动下、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这类群体性事件，无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民众的怨恨，增进民众的权利。

人们普遍承认，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待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这种制度需要的是理性、建设性，需要的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妥协与合作。

篇5：瓮安饮食文化

关于组织学习讨论《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的

情 况 汇 报

11月2日上午，气象局组织干部职工集中学习讨论了《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一文，通过这次学习，深入总结了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

2008年，贵州古城瓮安发生一场大规模群体事件，一名中学女生溺水身亡，有关方面处置不当，加之各种谣言四起，引起死者亲属和群众强烈不满，直至一场大火烧向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

痛定思痛，瓮安领导人深刻警醒，瓮安在经济快速增长背后，掩盖着不少深层次矛盾：社会建设投入偏低，民生欠账越来越多；干部作风问题突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治安状况严重恶化，警民矛盾日益凸显。临危受命的县委书记龙长春尖锐地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要让“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重新确立起来。三年来瓮安扎扎实实践行这一诺言，做好信访化解民怨，全县年信访量从2000多起下降到60多起；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铲除了黑恶势力的土壤；征地拆迁让利于民，移民搬迁补偿到位，故土难离的不再强迁；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大力投入发展教育，农村管理推进民主决策。翁安“6.28”事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是对我们的一次警醒，要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人民群众才能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必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时时、处处、事事以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为重。

如今的瓮安政通人和，民心舒畅，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喜人。瓮安从大乱到大治的浴火重生再次证明，共产党人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民利益至上，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篇6：瓮安县作情况

春节以来，我县的森林防火工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州防火部门的指导下，在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包保部门及各乡（镇）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始终坚持完善制度、明确责任、狠抓重点、集中整治工作原则，自1月1日至今，全县共发生林火灾情10起，过火面积39.2公顷，森林受害面积4.5公顷。有4起林火卫星热点，其中：2起炼山造林、造茶，2起为灌木火。现将我县近期以来的森林防火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高度重视、统一认识，落实责任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州森林防火工作会议精神，县委、政府高度重视，于2011年1月26日召开了全县森林防火工作会议，县人民政府县长谢晓东亲自主持23个乡（镇）书记、乡（镇）长会议，并与23个乡镇签订了《瓮安县2011年森林防火工作目标管理责任状》，明确了防火目标、职责和任务，并对2011年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和部署，为森林防火工作“早准备、早就位、早落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日，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凝冻灾害后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瓮安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2011年2月21日，印制4万余分温馨提示下发到各乡镇张贴在林区的墓碑上。

二、强力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增强干部群众防火意识。

1森林防火重在于防，我县坚持群防群治的原则。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首先教育防火人员牢固树立防火意识，以“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为行动指南，从大处着手，小处着眼，增强责任感。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车、标语、传单、培训班、视频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扑火知识，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刻录了光碟下发到各乡（镇），按县人民政府布署每乡（镇）必须安排宣传车辆走村串寨进行宣传。各乡（镇）还把印制了《森林防火禁火令》及森林防、扑火常识，通过大张旗鼓地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形成强大的宣传攻势，以此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为搞好森林防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继续强化“三级联保”责任落实。

今年我县对县委、县政府2010年出台的《瓮安县森林防火工作县级领导干部和县直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包保乡（镇）、村工作实施方案》，按照“责有人担、山有人管、林有人护、火有人打”的原则，采取县四家班子主要领导包片区，副县级领导包乡镇，部门包村的三级联保方式，对全县23个乡（镇）各个村的森林防火工作细化责任，一包到底，并将包保工作与乡（镇）年度目标管理考核挂钩。进一步强化各单位与包保乡镇、村干部包保责任的落实，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四、强化投入，加强装备，快速反应

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解决“钱”的问题。把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并按期足额拨付到位使用；二是

解决“人”的问题。根据我县森林火警火灾应急处臵预案的要求，县政府从退伍军人中招聘了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身强力壮的30人组成的森林防火专业队；23个（乡）镇林业站的年轻干部、天保工程护林员组建了骨干小分队，每分队4－5人，并开展了扑火实战演练，熟练掌握防、扑火知识，2011年2月9日，瓮安县林业局对县局的专业扑火队伍及干部职工进行了森林防火防、扑火技术以及安全知识培训。同时还观看了一些典型的森林火灾案例及正确的扑救方法；三是解决“物”的问题。配齐配足了火灾扑救物资，各乡镇扑火小分队均配有20把以上的打火把、2台以上风力灭火机、油桶1个、机油1瓶、迷彩服22套以上等物具。一旦发生火灾，能够保证立即运转，快速处臵，确保火灾早扑灭。另外，瓮安县林业局局长董忠远、常务副局长周明君组织县常驻民兵分队、行政执法大队、林业派出所、雍阳镇林业站、县国有林场的精干力量，用割灌机分别在县城周边七星大坡、梅子树、塔坡至电视塔、国有林场映山红分场等坟墓集中地段和火灾易发地段开展砍设防火线、利用无风天气有计划地进行清除。

五、加强值班，保障通讯

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各乡（镇）的森防办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随时接受调度，保证上传下达和信息反馈。各工程聘请的护林人员全部上岗到位、严阵以待，加大巡山护林密度，密切注意森林动态。

六、加大力度，严惩火灾肇事者。

森林公安机关切实加大了对已发生的火案的查处力度，做到

见火就查，违章就罚，犯罪就抓，从重从严从快打击涉火违法犯罪。到目前为止，对我县10起林火肇事者处罚了8人，其中：行政罚款7人，刑事逮捕1 人，达到了打击一人，震慑一片，教育一方的目的。

七、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森林火灾隐患消除难度较大，现正值春节期间，农事和祭祀用火较频繁，群众进山的路口较多，难以全面控制火源；

二是尽管加大了森林防火宣传力度，但农民在农事生产用火中，存在侥幸心理，仍然发生失火烧山的现象。

三是打击力度不到位，震憾力不强。主要原因是《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对失火者的处罚力度不够，起到的震憾作用不大。

八、下步工作打算：

一是继续加强野外用火管理，杜绝一切火源进山。从近期发生的森林火警火灾分析，大都是因人为因素造成的，森林火警火灾与其说是天灾，其实就是人祸，野外用火、生产用火、烧灰积肥、烧田土坎等成为第一杀手，因此，管好野外用火，严令禁止野外用火是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首要问题，省、州明令禁止野外用火，要求见烟就查、见火就罚。要管好野外用火，必须一级管一级，层层抓落实，实行乡镇包村组，村组包户包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管火。

二是继续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增强干部责任感和群众法律意识。积极开展有效的森林防火公益宣传，通过广播、宣传车、标语、传单、电视讲话、联防会议，宣传森林防火有关方针、政策

和发布森林火险信息，克服干部职工当中的持久厌战情绪和身心疲惫思想，做好扑大火救火灾的各项物资准备工作，确保重点林区、重点工程造林区、国有林场及森林公园不出大的火

三是继续坚持属地管理，严格责任追究。坚持各乡镇按防火属地管理原则，严格实行单位包职工，学校包学生，家长包子女，乡镇包村组，村组包农户的“包保责任制”，和“凡发生森林火警火灾较多且组织扑救不力，导致人员伤亡的乡镇，取消当年评先选优资格，乡镇人民政府向县人民政府写出检查”的有关要求，落实责任追究。同时，要充分发挥专业和半专业扑火队作用，加强巡山护林和了望，一有火情，就近就地组织扑救，本着发现早，扑灭快、损失小的经验总结，加强值班调度和信息反馈。对出现问题较多，损失较大的乡镇，及时兑现《瓮安县森林火灾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四是积极作好森林防火器材物资贮备。维修好现有的风力灭火机，添臵防火器材和必需设备，加大森林防火的科技含量投入。消除侥幸麻痹思想和疲劳厌战情绪，作好扑大火、打恶仗的充分准备，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篇7：省委书记谈瓮安事件

三条经验值得总结

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是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他提出，瓮安事件至少有3条最主要经验留给日后参考。

第一条，要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准确的信息全面地让媒体知道，并借助媒体力量披露事件真相和细节，这样做是大有益处的。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有许多谣言，群众也认为官方是自圆其说。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因此，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条是启动舆论监督系统。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死者的叔叔被人打了，是谁打的？“当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情况。通过调查，发现确有其事，是一个基层民警指使别人所为。到网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立即在网上回答了这些疑问，平息了民愤。说到底，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的监督，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

第三条就是启动问责制。石宗源说，过去，对这类事件的说法已经形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这样的公式，我们打破了这样的公式，实事求是地公开真相，问责不作为的干部，这正是对我党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谈瓮安治安

群众安全感升至89%

瓮安事件处理后，石宗源给自己打了不及格的50分，有媒体认为这是一个官员自我评价罕见的低分。昨天，石宗源对这个50分首度给予了解释。

“瓮安事件惊动了境内外，对贵州的形象，对我们国家的形象，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作为贵州省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

“2007年，瓮安群众的安全感是59%。为什么觉得不安全？因为确实有好几个黑恶势力存在。“黑”到什么程度呢？瓮安妇女不敢戴耳坠。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戴了以后耳朵就不存在了。一般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哪怕熙熙攘攘的时候，几个人，也不慌，围上来，就把你的耳坠摘下，然后扬长而去。所以我们现在贵州公安搞侦破黑恶势力的骨干都去那儿了。一个县，有300多人从事黑恶活动，所以群众的安全感只有59%。”

“你说，我及格吗？”石宗源反问。

“后来由于媒体的支持、舆论的监督，事态得到了平息。我也希望记者现在到瓮安县城去采访，不要通过我们官方，而是偷偷摸摸去，走家串户。2008年底，瓮安群众的安全感，已经变成了89%。”

石宗源其人

曾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一职的石宗源，2005年调任贵州省任省委书记。他对记者笑称，“长期以来，我和你们是一个战壕的，一般不愿意上镜，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就是想干点活。结果，瓮安让我出了名了。”

在去年年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50大魅力人物中，石宗源榜上有名，被称为“开明之魅”。颁奖词称赞他以自己的良知，展现了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另外一种可能。面对瓮安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打破了官场潜规则，3次向民众道歉，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让事件得以公开透明报道，阻止了谣言进一步传播。

对此，石宗源称，南方人物周刊搞这个评奖，没征求他的意见，不民主。如果集体也可以算作一个人物，那么他认为，2008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你看看汶川地震后，炎黄子孙的那种凝聚力，包括奥运，包括瓮安。你只要把真相告诉他，广大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民族精神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人的脊梁。所以，我不足挂齿。”

篇8：瓮安饮食文化

中国贵州瓮安生物群, 是全球已知最古老的多细胞动物化石记录, 其中已经被报道的“内陷式原肠胚化石”一直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这是动物胚胎化石, 也有观点认为这是植物化石。最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殷宗军、朱茂炎运用新技术对化石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 瓮安生物群化石很有可能是多细胞藻类, 而非动物化石。这为化石属性的判定增添了一项新证据。相关研究发表在《科技导报》2011年第26期。瓮安生物群是指发现于中国贵州省瓮安磷矿采区埃迪卡拉纪 (震旦纪) 陡山沱期的磷酸盐化特异埋藏化石群, 距今约5.8亿年。自1998年首次报道动物胚胎化石以来, 就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和演化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瓮安生物群化石种类包括蓝细菌、真核多细胞藻类、多细胞动物胚胎以及一些亲缘关系尚不明了的疑难化石。其中的动物胚胎化石是目前全球已知最古老的多细胞动物地质记录, 为探索多细胞动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过程打开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窗口。瓮安生物群中的动物胚胎化石, 虽然丰度、多样性和保存质量都极为理想, 但化石中多数是处于早期卵裂阶段的标本, 原肠胚期及其之后阶段的标本相对罕见。对于古生物研究而言, 原肠胚化石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动物胚胎在原肠胚期开始形成不同发育潜能的胚层, 胚体细胞有了明显分化, 较之细胞尚未分化的早期卵裂阶段的标本能提供更多的生物学信息, 有利于揭开瓮安生物群中后生动物演化水平之谜。遗憾的是, 瓮安生物群中报道的原肠胚化石不仅稀有, 而且不少标本因存在争议而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那么, 已经报道的动物原肠胚化石的可靠性究竟如何?瓮安生物群中是否存在确凿的内陷式动物原肠胚化石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这一方面关系到陡山沱期后生动物的属性判定, 及对当时多细胞动物演化水平的评估:这些5.8亿年前的动物究竟是最原始低等的祖先类型, 还是已经出现了高等多细胞动物的特征?如果是后者, 那么究竟又有哪些高等动物门类已经出现?另一方面也对动物胚胎化石的埋藏学研究给出新的启示和挑战:为什么化石库中卵裂胚胎标本如此丰富, 却鲜有原肠胚期的标本保存?原肠胚期标本难以保存的埋藏学机制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殷宗军博士以及朱茂炎研究员, 利用同步辐射硬X射线三维无损成像技术和扫描电子显微术, 在不破坏化石标本的前提下, 对瓮安生物群中所谓的“内陷式动物原肠胚他石”的立体标本进行了三维结构重建, 并在此基础上对标本进行了形态学和解剖学分析。结果表明瓮安生物群中的“内陷式动物原肠胚”化石并不具备真实的胚孔, 不发育任何可与囊胚腔和原肠腔对应的腔体结构, 更没有任何“胚层”分化。这些证据更加倾向于得出如下结论:瓮安生物群中已经报道的所谓“内陷式动物原肠胚化石”是多细胞藻类, 而不是动物胚胎。研究者还得出结论认为, 原肠胚期标本在瓮安生物群中难以保存可能是埋藏学偏差造成的, 因为内陷式原肠胚发育巨大的囊胚腔和原肠腔, 腔体占据了整个胚胎的大部分体积, 使得胚胎较之早期卵裂阶段要脆弱的多, 在埋藏和早期磷酸盐化的过程中更容易因为机械作用、腐烂等遭到破坏。上述结论为厘清瓮安生物群中大量立体保存的“动物原肠胚化石”的属性争议增添了新的证据, 而且对进一步了解陡山沱期后生动物演化水平提供了新的启示。

篇9：瓮安的救赎

2008年12月20日，位于贵州腹地的瓮安县迎来了久违的阳光。趁着难得的晴天，村民李秀华一早就开着自家的拖拉机，和乡亲们一起修整门前的山路。

时隔半年，当记者再次见他时，这个36岁的汉子依旧木讷。干活时，很少说话；坐下来，也是一个人闷闷地抽烟。

年长他3岁的妻子罗平碧话要多一些。进屋后，她一边招呼《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坐，一边转身到里屋拿出一个小盒子，“你们上次要我女儿的照片，这是后来找到的，你们看看”。

照片上的女孩活泼可爱、笑容可掬。半年前，正是这个女孩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瓮安“6·28”群体性暴力事件。

事件虽然早已平息，但这对夫妻却仍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晚上想念女儿的父亲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如今提起女儿，母亲还是忍不住落泪。

这个家庭面临着一次重生。当然，需要重生的还有因暴力事件被置于舆论漩涡中的小城——瓮安。

清理积案

“6·28”事件中被焚烧打砸的县政府大楼现已粉刷一新。同样遭到烧砸的公安局办公楼，除了玻璃外墙上隐约可见的烟熏痕迹，也恢复了原样。只有木结构的县委大楼，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如今，原址上没有再建其他建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修的花园。

县城街巷里的喧闹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让人很难联想到半年前的那场暴力事件，一切似乎都已远去。

不过，在瓮安人的记忆里，“6·28”事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我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大的事。”一位老瓮安人对记者说，他期望“这件惊动了中央的大事”，能早日还瓮安一个平安。

“6·28”事件发生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到瓮安视察。他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积怨过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前后两次的采访中了解到，在“6·28”事件之前，瓮安县就曾发生过数起群体事件——只是因为没有媒体报道，所以并不为人所知。其中一起，上百村民打砸了乡派出所和乡政府办公楼。

这起事件源于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该工程涉及瓮安县北部天文、龙塘等几个乡镇的移民4000多人，其中农业人口3000多人。

移民安置工程始于2002年下半年。当时，村民们认为县移民局给的安置费过低，有被截流的嫌疑，拒绝搬迁。

2004年12月14日，时任县长王勤带领一些干部，到龙塘乡做工作。上千村民拦住县长的车，希望“讨一个说法”。村民们说，如果王勤等人“讲不清楚补偿为什么这么低”，他们“就不放他走”。

后来，县公安局赶去营救。在解救时，双方发生了冲突。据一位村民回忆，村民有多人被打伤。群情激昂的村民随后打砸了龙塘乡派出所和龙塘乡党委和政府辦公楼。

“‘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石宗源说。

所以，今年7月刚上任的县委书记龙长春到任后不久就表示，逐一清理解决各类历史积案，化解民怨，将是瓮安县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

7月11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县城中心广场举行的“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中看到，500多名人手拿材料、顶着烈日，排着100多米的长队等待龙长春接访。

一位赶了60多里山路的农民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地向县委书记反映问题”。此外，瓮安县还开展了“千名干部大巡访”“千名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四长大联访”和“乡镇干部大走访”等举措。

截至12月，县乡两级领导共接待群众来访2121件、3449人，累计回复信访问题1809件。“一些涉及人数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信访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有效地疏通了民怨‘堰塞湖。”县信访局局长邓太华说。

邓太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移民搬迁、企业改制、旧城改造、矿群矛盾和社会治安等5个方面。

“对一些重点信访历史积案县委书记亲自督办，抽调政治素质好、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组成工作组，重点处理。”邓太华说，“比如，本着让利于民的原则，我们妥善解决了部分退休老同志反映的岗位津贴被扣发和交通局收费站撤销后职工的工作安置等一批信访突出问题。”

改善民生

依托丰富的磷、煤、铁、锌等矿藏资源，瓮安的经济在所属的黔南州一直居于前列。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很少惠及46万瓮安民众。

龙长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6·28”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原先对改善民生投入不够，“该花钱的地方舍不得花钱”。

“比如道路绿化交给园林局去做，政府又不给钱，他们就靠罚款，这样做群众的怨气很大。对公安部门的投入也不够，干警也去罚款，还打白条，最后发展到有的黑恶势力被抓后，花一两万就可以放出来。”龙长春说，“关注民生不够，导致不少部门与民争利，产生了各种矛盾，最后形成叠加效应，引发群体性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7月份在瓮安玉山镇采访时了解到，该镇有大大小小近20家磷矿厂，其中很多手续不齐。镇党委书记胡德楷对记者说，只要向镇里一次性交2万～4万元就可以开采，因为“县里给我们的经费太少了”。

无序开矿引发了大量的矿群纠纷。其中，最普遍的是土地征用的补偿问题。“6·28”事件后，永和镇的几位村民到县信访办反映，2006年7月，一家矿厂征用他们土地时，不按当年的安置标准补贴，而是1999年的标准。

除此之外，开矿时“放炮”(即用炸药炸矿石)，对矿区环境，特别是水源的影响，也是村民反映强烈的问题。

如玉华乡岩根河村的村民，从2007年起就反映因当地磷矿开采，导致水源污染，三个村民组1800多人的饮水出现困难。

瓮安县监察局局长吴应忠曾查处过类似的案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县人大10月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即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明确矿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措施落到实处。

而在“6·28”事件中，有160多名学生参与了打砸抢烧，暴露出教育工作存在突出问题。

事件发生后，县政府陆续拨给县教育局3600多万元，“补上了从2002年以来欠拨的所有教育经费”，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全福说。

他告诉记者，原来由于教室紧缺，致使县城中小学班额过大，平均每班学生达118人，最大班额高达118人，“老师根本管不过来”。

瓮安县城的中小学生超过1万人。其中，很多学生来自周边的乡镇，在学校附近租房住宿，缺少家长管教，经常与闲散人员混在一起。

“几乎每天学校门口都有人打架。群架或者单挑，带着马刀、匕首、木棍等凶器。打架者包括学生和游荡在社会上的‘小混混，学生打老师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陈全福说。

有了经费，教育局对现有的4所中学进行了新建，同时利用暑假招考选调教师及时补充师资，基本解决了“大班额”问题。

陈全福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投入1100万元，征了160多亩地，准备新建瓮安五中。“那时，我们将彻底解决‘大班额的问题。”

除了还清教育的历史欠账外，县政府还把农村低保标准从年人均补助360元提高到460元；发放低收入家庭租赁住房补贴200多万元，惠及1000多户居民；制定了《瓮安县房屋拆迁补偿办法》，确保拆迁户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这些关注民生的举措，正逐步收到成效。以前征地拆迁是最难的，但最近政府为县城新区征800亩地，“只用了3天时间”，龙长春说。

重塑形象

“6·28”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黔南州召开了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大会。该州州委书记吴廷述在会上，讲了一个小插曲。

他说，事件发生后，一个工作人员问县政府门口一个卖早点的老太太怎么还敢营业，老太太的回答是“他们针对的是你们，又不是我们”。另外，烧汽车时，公安人员劝阻不了，但一个商店的小老板对人们说“那辆车是我的，要用，你们不要烧”。结果打砸者就不烧了。

吴廷述感叹道：“为什么打砸人群不听我们的话，却能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干群关系会紧张成这个样子？”

事实上，“6·28”事件对瓮安县的官员触动非常大。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不愿与记者谈论此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次事件对瓮安的负面影响太大了，“大家的内疚感还是很深的，都觉得脸上没光”。

“6·28”事件之后，县主要负责人在官员中开展了“我为谁工作，我为谁负责，我怎样工作”的思想讨论，反思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县委书记龙长春说，“反思时，很多人都流泪了”。

龙长春到瓮安后不久，就发起了基层官员作风教育整顿活动。“这被当作一项非常大的工作来做。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干部下基层，由县级领导带队，走村入户，访贫问苦，为群众办实事。”这位县委书记说。

活动中，最令他感动的是，前不久發生了一起车祸，一辆中巴车翻入山沟里，山坡又陡植被又密，闻讯赶来的群众与警方一起施救，“大家一面在山坡上砍出一条路，一面搭成人墙，把伤员一个一个从沟里传递上来”。而此前，警察们常常出现在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矛盾现场，站在民众的对面。

据省农调队抽样调查，“6·28”事件前，瓮安群众对官员作风满意率仅为27.6%。开展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后，群众对干部作风满意率上升至85.6%。

“其实，老百姓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够关心他们，能够公正地处理问题，他们就接受你。”龙长春说。

为了重塑良好形象，瓮安县还对官员队伍进行了整顿。县纪委书记毛全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6·28”事件后，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39件50人，受党纪处分29人，政纪处分21人。

瓮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莫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受处分的干部主要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其中有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和副镇长4名干部，都因收受矿主贿赂受到了严厉的处理。”

政法机关则查处13名涉黑、涉恶干部，其中11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被清理出干部队伍。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庞鸿对记者说，“我们只有坚决清除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才能重新赢得民众的拥护”。 ★

篇10：瓮安城关一小工作报告

2015-----2016学年度

在过去的2015年，瓮安城关一小上下一心，认真学习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坚持“追求绿色质量，打造幸福校园”的理念，大力弘扬“大爱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特色教育。

一年来，学校沿着年初制订的目标，团结奋进，务实进取。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加强学校管理，认真实施素质教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创建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抓师德师风，践行大爱教育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良好的师德师风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保障。学校结合全市教育系统“三个年”活动之--“师德师风提升年”，要求每位教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到八个字：敬业、爱生、博学、善教。在全校范围，继续深入开展学习“最美教师”，争做“最美教师”各项活动;认真组织教师开展“学在课堂”“生本课堂 活力教育”“三教三学”系列大讨论;大力挖掘师德先进典型，树立榜样，鼓励教师向身边的先进典型学习，继续开展“感动校园教师”评选活动。

特别是我校把每周一次的“师德师风学习日”活动落到了实处，每周五下午的师德师风学习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从中国最美教师张丽莉到瓮安县师德楷模先进事迹的学习，再至学校中“感动校园”教师的现身说法，每位教师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一股股正能量激荡着她们的心扉，激励她们时时用“最美”要求自己。现在，学校中的每一位教师都树立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安心本职工作、为人师表，以自己的良好形象和行为为学生树立榜样，埋头苦干，将奉献教育当作乐趣。

二、抓常规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在县教育局的统一布置下，我们继续一丝不苟地抓好常规制度建设和管理，千方百计提质量。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狠抓教学常规，强化过程管理

教学常规的落实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因此，我们在教学管理中，学校制定了细致的教育教学常规，细化了各学科教学规范。要求教师严格按照教学常规的要求，认真做好备课、讲课、作业的布置与批改等。教导处每学期期中、期末对教师的备课、作业批改进行细致地检查，并形成总结，由校长亲自在专题会议上对优秀教师进行表扬，对表现不够的老师提出批评，并要求她们及时改正。

学校针对青年教师，开设了专门的备课、课堂、批改等常规的培训活动。组织学校骨干教师担任新教师的师傅，为她们进行手把手地指导。

学校还建立了由校长、副校长、教导处两位主任、工会主席等5人组成的“抓常规、促规范”督查小组，建立《瓮安城关一小“抓常规 促规范”工作纪律》。每周轮流对教师的值班、教学、卫生、安全等学校系列常规工作进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加强学生常规管理，进行行为习惯教育

学校以贯彻实施《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准则，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篇11：公共危机管理瓮安案例分析

摘要：2008 年贵州瓮安县“6·28”事件是一起群体性事件，是当地民众与其政府管理部门互信度不高，民众对政府的各种不满情绪长期积聚的爆发。该案例从事件聚集、围观、参与人数、事件的剧烈、破坏程度来看，可以称得上是我国较典型的群体性危机事件。瓮安县的此次危机事件的后果严重，影响广泛并且社会关注度高。本文对此次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政府部门处理程序及其处理工作中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并对政府部门提出相关建议以改善、提高我国公共部门管理公共危机事件的工作、能力。

关键词：“6·28”事件

群体性事件

公共危机管理

一、瓮安县“6·28”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经济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

瓮安县坐落于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的贵州省腹地，是一个农业大县，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25%，第一产业比重占GDP的38.6%。瓮安县水利资源丰富，正在建设的有国家重点工程构皮滩电站，同时瓮安也是矿产资源的富集县，全县煤炭总储量10.64亿吨，磷矿总储量6.5亿吨，铁矿藏量1500万吨，锌矿藏量60万吨以上。农业县、水电站、矿产，在中国可以分别将它们理解为贫穷、移民、暴富阶层，因此瓮安是一个贫穷的县城，瓮安县群众长期以来对县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太低，生活艰难十分不满。

(二)政府与民众矛盾突出 瓮安县政府和瓮安县人民之间有深刻的矛盾。该县治安长期不好，安全指数极低，群众的幸福感也低，少数公安人员涉黑严重。因此，县公安局和政府有关部门在群众中丧失了公信力和权威性，在“6·28”事件发生之前，2007年9、10月，瓮安县城连续发生了四起爆炸案，至今未破案，此事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一些居民直言根本不信任警察。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三)少女之死

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学生李树芬于2008年6月22日凌晨溺水死亡。当日7时40分许，经雍阳镇责任区刑警队现场勘查、尸检、DNA鉴定，认定李树芬系跳河自杀。死者家属不能接受，认为有被奸杀嫌疑。6月25日，黔南州派法医复检，结论仍为溺水死亡。死者家属要求公安部门责令当时在场人员王某、刘某、陈某等人赔偿50万元。6月26日，经县工作组多次做工作，死者家属表示同意县工作组的协调意见，答应在6月28日签订协议了结此事。

二、瓮安县“6·28”事件演变过程

（一）危机前阶段

6月21日晚，李树芬在刘某做俯卧撑的时候“被水淹了”。十几名消防队员打捞半个多小时未果，撤走。

22日，家属请求将王某等三人带回派出所询问。派出所未做笔录就将人放走。家属怀疑死者系他杀，请求刑侦。公安局鉴定死者系溺水死亡，未予立案。

23日，家属对结果怀疑，向黔南州公安局申述、提出再次尸检要求。公安局认定死者溺水死亡系自杀，并向死者家属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尸体处理通知书》

24日，家属对公安机关结论不服，拒绝领回尸体处理。维稳办组织双方调解，失败。

26日，黔南州公安局再次进行尸检，仍维持溺水死亡结论。家属则坚持奸杀嫌疑。调节依旧失败。

27日，家属反悔调解方案，不同意安葬。公安局再次下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时17时前把尸体抬走处理。谣言四起、真假混杂、舆论哗然。多人以各种方式反映危险，相关负责人搁置不问。

（二）危机阶段

28日，死者家属和当地群众到县政府请愿。人越聚越多，个人利益受损害者、社会闲杂人员加入。整个过程始终没有领导出现，打砸抢烧开始，并冲破民警在公安局一楼大厅组成的人墙，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抢夺消防龙头，剪断消防水带，消防人员被迫撤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作出8点批示。而市县领导仍处于等待上级命令中。

29日凌晨1时30分，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抵达现场。武警部队陆续进入现场。2万多群众陆续散去，事态暂时平息。

29日6时起，6000多人聚集，少数心怀不满的人煽动。

29日晚7点，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执行命令，开始强行清场，人群逐渐散去。

（三）危机后阶段

30日，石宗源看望、听取汇报、座谈、与媒体沟通。媒体增加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报道。

2日，进行第三次尸检。对事件处理进行情况通报。启动干部问责，相关责任人被免职。司法机构依照法律惩治犯罪分子。

三、瓮安县政府部门危机管理工作的开展

（一）政府部门危机前阶段管理工作

公安局调查，判定案情，进行调解6月21-22号公安局警察对李树芬溺死之案消极检查。鉴定死者系溺水死亡，未予立案。

6月23-24号公安局认定死者溺水死亡系自杀，并向死者家属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尸体处理通知书》

6月24-26号公安局对李树芬家属及王姓和刘姓家属进行调解，要求李树芬家属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处理。黔南州公安局再次进行尸检，仍维持溺水死亡结论。

6月27号公安局再对被害人家属与其相关人进行调解。再次下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时17时前把尸体抬走处理。

（二）政府部门危机阶段管理工作

1．派出警力，进行维稳，向上报告情况 6月28号公共机关派出大量警员，消防员，警车进行维稳工作。黔南州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立即将重要信息编发《黔南公安情况反映》向上报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作出8点批示。

2.高层领导出面与群众沟通 6月29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接到石宗源的批示后，带领省公安厅有关人员火速奔赴瓮安。６月29日凌晨１时30分，崔亚东一行抵达“瓮安事件”现场，遵照省委书记的指示精神，靠前指挥，处置正在进行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外地调集的武警部队进入现场。公安、武警向围观群众喊话，劝告群众“不要围观，尽快离开现场”，随即拉好警戒线。

3.武警开始强行清场

崔亚东和当天赶到瓮安的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省武警总队队长周爱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措施。６月29日19时，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执行命令，开始强行清场，人群逐渐散去。.高层领导现场指挥6月30日一大早，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专程奔赴瓮安，现场指挥“6·28”事件处置工作。

（三）政府部门危机后阶段管理工作

1.领导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信息 30日，石宗源看望、听取汇报、座谈、与媒体沟通。07月01日 瓮安6.28事件首次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称50余名嫌疑人被抓媒体增加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报道。

2.组织专家再次进行尸检，发布结果

7月02日 贵州专家组对李树芳进行第三次尸检07月09日 李树芬第三次尸检结果公布，结论为溺水死亡。

3.处罚相关渎职官员，设立信访机构

7月04日 瓮安县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被撤职05日 瓮安新任县委书记和代理县长走马上任，06日 瓮安县公安局设立信访日。

4.组织调查，逮捕暴力事件带头人员

公安部对组织、策划、指挥和参与“6·28”事件的主谋熊教勋向全国发出了A级通缉令，要求尽快将其抓获归案。

5.开展政府政府整顿工作

实施干部问责制度，解决合理诉求与积案，作出一系关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制度安排。

四、瓮安事件危机管理工作的成功与不足

（一）危机管理的成功之处

1.慎用专政措施

在整个危机事件的处理,不法分子用石头、砖头、酒瓶、爆竹等袭击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消防兵，广大民警和武警、消防官兵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没有动用火力，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以及各级公安、武警和地方党政干部的一同努力下。在二十九号下午，最终依法、克制、妥善处置了这起群体突发事件，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有力地维护了瓮安县的社会稳定，恢复社会秩序，尽可能地减少损害。

2.舆论监督的初步参与

6月29日凌晨，数千群众继续到县政府，公安局门前围观，甚至用石头等五物品攻击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此后，瓮安县委有关负责人在与黔南州有关部门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尽管还未充分调查清楚情况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但随后当地媒体开始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使翁安县以至全国人民引发广泛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监督了政府的行为。

3.危机过后彻底整顿瓮安政府

在危机事件过后，对瓮安县政府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被撤职予以撤职处分，同时瓮安模式除了采取依法惩戒不法分子、打击黑恶势力等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善后处置措施外，实施干部问责制度，解决合理诉求与积案，作出一系关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根据事件过程中当事主体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应该承当的义务或责任，采取了全方位的整顿；和以往相比，采取了多主体的治理方式，大大拓展了治理空间，因而成为类似事件善后处置的宝贵经验。

（一）危机管理的不足之处

1.危机管理的组织机构，预警不完善

在这次危机事件中,瓮安县政府在危机发生后未能由专门的危机管理部门即刻拿出应对预案，导致事态发展不断恶化。如果翁安政府提早制定、启动针对社会群体危机的应急管理预案，可能就不会出现管理混乱不堪的局面，更不会出现暴动事件。在6·28事件发生之前，瓮安县就已经处于不稳定阶段，各种公共事件频发，民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只有59%，到2008年6月为止群众的上访量已达到3348起，这些都是重要的警示信号。6月28号，公安局、县委、县政大楼被点燃后，找不到相关负责的组织，相关的领导仍未站出采取果断的措施，而是从县政府到州领导，层层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却没有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事发当时，瓮安县政府相关部门能针对“上访”问题采取相应地补救措施，制定相应应急预案，此次上访或许不会演变成群众**的地步。

2.危机管理参与的缺乏

从一名初中生的落水事件演变成群体事件来看，正是因为当地政府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对公共危机的感知能力和应付能力，在危机隐伏期为采取措施从源头上加以阻断，往往就导致瓮安群体事件的破坏性影响不断蔓延，最后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因为当地政府缺乏危机意识，未建立完备的应急体系，导致政府主体进行公共危机管理时缺乏统一指导，从而影响了危机的可控性。因此，是否具备危机意识，及危机意识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的质量。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具体的危机防范行为。

3.危机管理信息不公开

在瓮安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对外信息公开不及时，人们不知道政府的应急措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还有媒体获取的信息不对称。暴动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内，暴动近况等重要信息没有被有效的传达，甚至在群众街头抗议的警报信息发出很长一段时间，危及形势扩大等紧要信息也没有通过有效的传播渠道及时、准确地传递给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导致公众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使得相关相应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这场暴动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延误了最佳救援时机。从瓮安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所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危机信息是公众最希望获得的，也是政府最应该向公众传播，让公众知晓及时正确的信息，才能稳定公众的情绪，避免危机的扩大化，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和更大的损害。

五、公共部门危机管理工作的改进建议

（一）健全公共危机过程管理中的组织结构

在瓮安群体危机事件的处理中，可以发现在瓮安县政府缺少了一个专门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部门或机构，这导致了危机事件发生很长时间都无相关的部门时采取及时地行动，只能等待上级的层层批示，这就错过了有效控制局面的大好时机。因此，在各个层面建立综合性危机管理核心协调机构，强化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统一指挥、综合协调，这是我国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一种趋势。因此，我国要全面建设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的职能，最终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危机管理部门，并努力向全过程和全社会的全面危机管理模式发展。

（二）健全公公共危机过程管理中的预警机制

危机预警工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工作，是防范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也是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前控制事态的技术保障。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可以通过全面的信息收集，对信息做出有效的预测，然后及时做好危机预警，争取用较少的代价解决，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政府在危机前期就应该注重各种社会信息的收集工作和分析工作，以掌握社会的各种动态发展，及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从下面开展下面几个方面：⑴全面的危机信息收集 ⑵及时地危机预警甄别 ⑶有效的危机信息加工 ⑷有效的警报子系统。

（三）增强公共危机过程管理中的参与意识

危机管理意识说到底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尊重。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首先应该告诉老百姓各种危机发生的潜在性；其次，要通过多种教育手段向公众普及应对危机的知识与技能，提高国名的危机应对能力。使危机一旦发生时民众能保持从容冷静；并经常进行一些应对危机的训练和演习，强化公众的危机观念。

（四）加强公共危机过程管理的公开力度

信息化能力是现代化政府进行管理和决策时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是对政府现代性、规范性、科学性等方面进行靠擦得一个重要指标。整个的政府信息传播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只有构建灵活、有效的公开机制，才能使政府既能从外界不断了解到多边的公共危机信息，及时在政府之间沟通、消化信息尽快做出决策，并通过有关部门、大众媒体和机构传递给公众，并将公众的意见高效反馈给政府，使政府根据反馈意见适时出台和调整有关政策有关措施。我们可以从建立准确地信息报告制度和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这两方面从制度上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

参考文献

[1] 李勇.慎用警力是对民警最大的爱护[N].法制日报2008.9 [2] 马照.政府公共危机过程管理研究--基于“瓮安事件”处理过程的分析[D].2009.6 [3] 阎志江.贵州回应“瓮安事件”不实传闻[N].法制日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