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共6篇）

篇1：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李水山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88）

摘要：我国的农民承担着实现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业，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人才强国的精神，从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两大方面，客观分析当前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科学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农民教育；制度性障碍；结构性矛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连续颁发了中央一号文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筑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民教育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素质，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一环，从各级政府、各类院校和科研院所到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都在积极开展对口的农民教育培训，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成效，但是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高标准、高要求看，还有不少差距，尤其在管理体制、教育结构上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障碍、矛盾和困惑，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和逐一解决。

一、我国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过程中没有解决好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一）体制性障碍

主要的体制性障碍在于管理体制的不顺，正如在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兴起的农科教结合中力图解决、但始终没有解决好的管理体制问题，即“大三农”和“小三农”问题。中央政府想在农村各地发展科技教育，即科教兴农，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条块分割和政出多门，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具体说人财物的投入，很难集中运作，分别以专款专用项目的形式，切割到有关部委的司局各处室中的单项具体项目之中，最主要表现在各部委之间难以统筹协调运作、发挥整体效应，农科教结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开启了改革尝试，受到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响应，开展1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最后还是因为人事变更和政府投入体制、机制的原因被搁浅，现在又恢复到以行业部门单位以职能、项目、分散的形式和渠道分别开展，这是改革尝试被体制性障碍阻断的结果。

我国的农民教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后出现的问题，即农业部门组织开展的农民科技培训和教育部门管辖的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以及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团体等社会、民间力量开展的农民教育培训。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体制对专项管理越来越规范、具体，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在农科教三结合的社会实践中发明的原创经验和做法也逐渐被这种投入体制和障碍所制约，现在再恢复起来就变得很困难。

“大三农”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的统筹协调问题，而“小三农”则是农业部内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组织机构如何统筹协调的问题。比起农科教结合初期，因农业院校都从农业部门脱离，归教育部门管辖，“小三农”问题更扩展而复杂了。在农业部门内部，负责农业科研主要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来运作；农民教育主要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来运作；农业干部培训由农业部干部培训中心来运作；而农业技术推广由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来运作，存在着人财物难以集中统筹投放和使用的问题。比起解决我国“大三农”的体制难题，“小三农”问题则相对容易一些。这次“大部制”改革，为解决上述体制性障碍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现实可能。如果农民教育的管理体制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各种名目繁多而没有实效的花架子“工程”、“计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注入式”、“下乡式”、“恩赐式”做法还会不断衍生和变异，国家的巨额投入就会被无端流失、浪费和耗尽。

（二）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和形式上，从专业角度上说，这是教育在农业中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农业部门和教育部门坐下来认真分析和研究。首先从教育形式上看有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其次，看教育资源和主体，我国现有50多所农业大学和200多所农业职业学院（学校）和3000多所县级农林广播电视学校，分别开展农民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应该说，农业部门组织的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主的农民科技培训，持续高涨和活跃，而教育部门管辖的各级各类农业院校因学校的职能转换，更多的还是偏重于学历教育，农业专业、农村学生、学生毕业后服务农业越来越稀少，这也难怪农业学校，因为学校的职能就是招生与培养，如果农村人才需求减少，没有政府农业部门的积极合作，在没有经费、机构和职能保障的情况下，持续开展农民培训，对学校来说是困难的。再说，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的农民教育也都是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根据社会需求来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展，院校的学历教育支撑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教育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我们不得不重视和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因体制性障碍，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相互脱节，这个症状体现在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都不是很清楚，即使清楚也难以在具体工作中遵循这种人才层次的培养需求，高中初等农民教育的分类并分级组织实施也变得困难，农民教育结构也因此难以走向合理。在分别由两个部委管辖的不同部门没有农业部门的积极主动，仅靠学校来自发组织开展也难以成行。

农民教育的形式和布局，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发生着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将受到下列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和影响：（1）由规模型扩展向与农村人才需求相匹配的质量效益型发展；

（2）职业教育高位移是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特征和规律；（3）扎实有效的学历教育和正规教育逐步代替应急、单

一、规模、科普型的农民培训；（4）农民继续教育变得活跃，农民可以从事一段农事后再回到学校接受教育，即继续教育，也有在学历教育阶段通过“三明智”（学习——实践——学习）、“工学结合”等多样化教学方式进行；（5）从农民教育的合理布局来说，每个县（市）有一个职业教育中心或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一个地（市）有一所农业职业院校，每省（区、市）有一、二所农业大学、省级农业职业学院比较合理。

（三）农业院校的合并与更名

20世纪末，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强劲东风”，农业大学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恰好这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也自上而下席卷全国，当时很多人以为发展的大好机遇来了，“大改革促进大发展”即将来临，人们振奋起来了，然而时过境迁，事实还不是如此浪漫和简单。

一般说来，理工农医学院独立发展是1952年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管理经验完成的院系调整产物，拿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显然是偏离的决定，但是也曾有很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参观我国的农业大学后表示感叹和羡慕，说有特色和优势，符合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从30年前的8：2减少到目前的6：4，可以说发生了规模与结构上的很大变化，但是农村人口仍然很多，占大多数是不争是事实。从这一点看，无论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还是规模、效益，农业大学在我国仍然要处在不可取代和至关重要的位置，而不应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

如上所说，西方教育家羡慕和感叹的农业大学这一长项优势，按照西方的以往图纸裁减缝合掉了。浙江、广西、贵州、青海、上海、延边等地的独立建制的农业大学被合并掉了。正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经历长年建设与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长处一样，合并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是，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被割裂了，发生了8∶2的倒挂现象：即农业类专业（非农专业）、农村学生（县城以上城市）、毕业后服务于“三农”（非农业岗位就业）的规模比例从过去的8∶2变为2∶8了，简单追求大学规模效益导致了教育“离农”现象的加剧。

合并后的综合大学的规模效益可能增大了，校园面积得益于农业大学的试验田的面积扩增数倍，投巨资盖起了高楼大厦气势很雄伟，教职员工数也达到几万人，堪称东方或中国的西方某大

学。实际上怎样呢，经过合并后，自然把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重新整合，脱离了农学院，农业大学原有的农学、土化、植保、园艺、畜牧、兽医、农业工程、水利、农经等院系也被分割成若干个学院、中心，教师、学生、研究室、设备、场地、学术活动都萎缩了，任何举措都要看效益、效率这一不可动摇的标准尺码，沾上“农民”和“补贴”的工作难以摆到议事日程。

被人为调整、压缩的农业院校，打不起精神来，有一种被“收编”、“降格”、“边缘化”的感觉，校领导班子中渐渐没有了原农业院校的位置，有些农业院校的院变为系，再变为狭小的学科专业。独立设置的农业类管理干部学院是如此，过去远近有名的农业中等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更是动荡不定，升格为农业职业院校的学校的命运好一些，但被其他实力强的学校合并的农业中等专业和职业学校更是支离破碎。过去在为当地的“三农”服务中发挥巨大作用的366所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只剩下不足200所，农业职业学校基本上被合并或更名，早已失去了踪影。

合并可能让人自豪的是大学的大牌子，招生分数提高了（有的院校提升100分），办学经费和知名度也大为提升，但这是仅有的少数大学。而农业大学想要更名的想法也大都出于此，但这一追求功利的做法，因老一辈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反对大都没有成行。国际接轨和市场效益观指导下的大学合并带来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但是高校为“三农”服务的办学方向、教学内容、培训计划、生源、就业、示范、辐射、带动职能和作用如何呢？原来归属于农业部门时投资建设的研究与培训中心逐渐变为学生宿舍，农业与农民培训无论规模还是计划大为减少，把农民请进来举办“农民科技日”还是走出去为农民咨询服务都成为往日的回忆。农民培训中心，因没有培训经费、没有培训计划、没有培训任务、缩减岗位编制，有的被搁置疏远，农业教育“离农”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教育家办教育”，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理念，既不是权大才办教育，也不是钱多了才办教育。“三农”工作更是我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那么“三农”教育也应该是重中之重。然而，借助“教育产业化”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发生的变迁，可惜农业和教育逐渐脱节了，加剧了“离农”现象。农业部门忙于生产与技术，无暇关注和服务于更多的农业教育，教育部门也没有精力关注和管理好农业教育。过去有些领导认为教育是长线工作，忙于生产就难以顾及到，但最近有些领导同志正在关注这一现象，正在认真思考如何矫正和补救。其他行业的教育统一归教育部门无可厚非，正是国际接轨和普世价值观的体现，然而粮食、能源和环境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和将来，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教育如何定位、建设与发展呢？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科学。

任何改革并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与发展。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在十七大提出的正确选择，农业部门是否也需要矫正和补救呢？人才是第一资源，教育是人才的源泉和保障，发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长线，但是决不是负担和麻烦，与大学与研究无缘的各级政府有可能陷入低迷和徘徊，就象没有多少学问的官员经常出笑话一样。只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才有优秀的人才；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各行各业。“生产—技术—人才”是大忙人的思维程序，经常是事倍功半，而“人才—科技—产业—社会”是大师大家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表达。

二、解决途径与科学对策

解决农民教育的体制性障碍，需要“第三者评价法”，即邀请跨行业、部委的专家、学者，甚至毫不相干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随笔作家、企业总裁来一起研究、讨论，这样的开放式讨论才能出新思路，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尤其要解决“大三农”、“小三农”的体制问题更是如此，不能受行业、部门、单位一时一地的利益驱使，这样走不出农民教育的低迷怪圈。解决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则可以邀请农业、教育专家或在第一线工作的教师、科研、技术推广工作者来一起分析研究，共商解决途径和方法。

（一）继续开展农科教结合即使实行“大部制”逐渐改革获得成功，从大的方面缓解了“大三农”的问题，但国家财政、计划、科技、教育、广电、文化、出版、部队、团中央、妇联、科协等跨行业、部门职能还一时难以全都通过建立大部委来彻底解决，因此，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通过跨行业、部门的农科教结合，解决“三农”问题，这是无论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社会力量统筹、协调、高效运作的“多兵种协同作战”。越是在乡村基层农科教结合越实行得好和彻底，问题在于上边，资源优势和头绪都在上面，因此，可以说农科教结合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专业化、市场化出现的断层和空缺问题而创造的有效办法。农科教结合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应设在农业部，农业部可以新设农村发展局，主管这项工作。

现有的农业部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农业科技发展中心内增设或单独成立“中国农业教育发展与研究中心”，设置多个农业教育职能处，如农民教育处、农村职业教育处、农业继续教育处（或干部教育处）和“三农”教育政策研究室等，主要研究、设计、执行和监管农业干部教育与农民教育项目，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是一项制度创新和保障。进一步设想在农业部机关内恢复教育司的原有职能也不是不可以，如现在的人事司调整为人事教育司，司内增设上述除了研究室外的3个处。由于农业的产业生产特性，科技推广作为支撑生产的硬件倍受本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而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软件，从管理体制上应与劳动人事部门紧密结合更为科学、合理和持久长效。根据这一理论，如成立农业教育发展与研究中心应归属劳动人事部门领导和管理，单独成立事业单位为适宜。

（二）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小三农”问题

农业部门过去也尝试过如何解决“小三农”的问题，但是在短短的任期内解决这么艰难的体制问题，对哪一届领导班子来说，都是棘手的问题而被束之高阁。解决途径有多种方式：一是通过由同一位副部长统一领导农业科学院、技术推广中心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通过项目和资金的形式整合资源、统筹运作，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纵横交错的行政领导体系中很难落实，最后还是回到松散式的管理，成为理念中的统筹协调，实际上离落实还有很大距离。二是技术推广组织、农业教育部门与农业科学院整合职能和资源，统一组织开展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和农民科技培训。如果强调农业科技、教育和推广的职能，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三是稳妥、保守的改革，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通过职能、资源的整合，而农业教育职能还是独立存在，但是要加强县、乡、村的农民教育职能，加强县、乡农民教育组织机构，不能象现在这样上面头部很庞大，下面很小、很弱。

（三）农业院校是农民教育的制度性保障

从专业化、市场化、合理化分工角度，还是农科教结合的视觉，农业院校都是农民教育的主力，这是其学校制度与性质所决定的。即使从农民教育的内涵、形式来说，农民教育的主体是农业院校，而不是其他。过去，强调农民教育是政府行为，但这个出于发展初期的经验性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农业院校就是政府为开展农民教育而设置，其所有资源和职能就是开展农民教育的有效平台和载体。政府对农民教育的投入，也多半都是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即使为了取得实效而建立教育券、实行招标、公示课程、公示教师，这都只不过的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与改进，不可能离开学校这个平台来实施。目前，因所有农业院校是隶属于教育部门管辖，而农业部门只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出现了农业教育职能人为被分割、游历的现象，农业教育专家曾多次呼吁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涉及管理体制的大问题被疏忽或默认现行运行模式而始终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农业院校积极参与农民教育，还是要通过农科教结合来解决，通过农业部农村发展局和教育部职成教育司共同打造运作平台，制定人财物专用平台，可以在原继续教育学院（成教学院）建立平台，制定中长期教育规划和计划，包括对培训者的培训、农民教育的研究和较高层次的农民教育。从教育发展特点和规律看，农业高校要成为农民教育的火车头，如果否定这一规律，高校这个国家巨大的资源被搁置而游离，其后果是惨重的，这是我国教育家审慎思考的重大问题。设在省城或地、市行政中心区的农业职业院校负责乡村的农民教育师资培训、编制农民教

育的教材，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开展骨干农民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县、乡、村职业学校直接面对农民，开展针对性、实效性比较强的技术培训和经营、信息服务。从长远看或国际比较，农民教育的主体从各级政府转由农业（民）院校及其培训机构承担是不争的事实，农业（民）院校是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物，是农民教育的火车头和主渠道，也是制度化平台和保障。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形式是多年来教育界反复讨论的复杂问题，应专门研究解决。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农民教育的实效性

现代职业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创业和就业为核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人人体验成功的喜悦，这也是素质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的成果和产物。任何国家的教育水准无法超过教师水准，因此，提高教师水平也很重要。教育水准体现在教师的教育方法和学校、培训机构的教育设施上。这是从教育学视野思考如何改进农民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以往通过一再强调农民素质低，说明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再过10年、20年还这样说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新型农民教育也不能与过去的农民教育完全隔绝，另立炉灶，而是更好地继承、发扬与光大，农民教育依然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是在发展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永恒的主题和难题。这是农民教育的地区差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所决定的。农村教育不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缓慢或受阻，农民教育就不可能摆脱其地区差异性、实施艰巨性和发展的长期性。

正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教育要遵循教育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还要遵循农业发展的规律，以农民为中心，以创业为核心，就不可能是单一培训过程，而是多环有机循环系统，即农民所处环境与产业结构决定着农民的教育需求，那就是当地动植物资源开发与当地人力资源—农民智力资源“双开发”和“不可分离性”，既为升学、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和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的“兼顾性”，而且后者更显重要，也正因为这种“双开发”特征，农民教育就不可能是单向、机械的培训，而是教育需求——选拔教育对象——教育培训——扶持（政策、投融资、物质技术支持等）——跟踪指导——联合经营——形成共同体（企业会员、农民协会等）——投资教育培训。这既是农村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特征，也是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探索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型农民教育的规律和特点，正是探索我国新时期农村教育、农民职业教育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特点，并选择适合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道路与方法的过程。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运用和实践。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民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其有机循环系统，是一个科学、合理、完整的系统工程，不再是单

一、单向、封闭、垄断的体系，而是形成有机体和循环系统，其核心内涵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民为中心，以创业和就业为核心，以形成社会共同体为纽带，以科学、合理的布局、层次、结构、开放为支撑，以培养造就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改进的现代农民，构筑与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为宗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现代农民教育，也要在构筑科学理论体系和社会实践中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与国际接轨，与世界文明同步。

（五）农民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教育如何搞？这里说的新农民教育是指农民通过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学习和实践，成为提高自身素质的新起点，提高素质过程的新面貌和新气象，接受新教育后的农民具有比过去更高的素养和能力，有新的创意和创造。农民教育要有新起点、新气象和新面貌，首先要针对原有的状态进行必要的改进，即扬弃，继承、发扬和改进。那么，原有的农民教育状态又是怎样呢？我们不妨用比较法进行对比和分析，同时，要有具体的改进对策和措施。不妨一改以往陈旧的文风，引用“一点通”的风格和平台，简明扼要地表述，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这是一种新的尝试。（1）教育方向：农民教育缺乏针对性，培训内容脱离农村、农民实际需求。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按需求培训，不断改进。加强农民需求调查，制定培训计划后，反复征求意见并随时修改完善。（2）教育体系：农民教育体制被封闭、垄断、弱化，脱离行业指导和支持，政府投入效益在下降。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建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布局科学、开放有序的农民教育体系，形成农业院校、农业科学院、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灵活有效体系和机制，建立和完善高、中、初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加强农业行业领导和支持。采用“农民点菜、专家下橱、政府买单”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和评价制度，提高培训效益，政府退出人财物的直接管制。（3）教育机制：各级政府组织培训，走形式多，效益不大。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组织和参与培训，做到培训、就业、创业、扶持、联营相结合，以创业教育为主线，注重培训实效，让农民受益和满意。（4）教育重点：先导农民培训不够，分散培训，条块分割，缺乏创业型区域农民领袖的教育和培养。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加强创业农民和先导农民培训，培养新农村带头人，创办农民EMBA、CEO培训班。（5）教育层次和形式：农民教育不分类别和层次，过于注重教育培训规模和形式，内涵发展不够。改进对策和措施是：遵循教育规律和特点，分类指导，分层次培训，按需求发展，探索和建立培训-扶持-创业-联营相结合的农民教育新模式。（6）教育内容：农业和教育相脱离，农村发展和农民教育相脱离，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相脱离，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成为教育和农业部门的体制死角。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农业部和教育部紧密合作，建立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增加投入，加强引导和服务。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都应进入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理顺农民教育体制和机制后，教育培训主体就明确了教育目标和任务，教育内容还要和农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并不断矫正和完善。（7）教学方法： 教师只关注学科分类和教学水平，多数农民听不懂，学不到，也做不了。农民学员毕业或结业论文缺乏现实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大都流于文字形式。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改进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简明扼要、易懂易学、便于操作，增加成功农民的案例介绍和讨论。学员论文改为创业设计，针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写出具体、可操作的创业、创收和营销计划或可行性方案。（8）教育教材：农民教材的出版过分注重经济效益，关注农民实际和实效不够。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打破农民教材统编格局，由培训部门和社区政府联合编写，加强教材的实效性，增加乡土教材比重，降低教材成本。

（9）教育证书：农民教育证书管理混乱，干扰农民教育健康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国家统一证书管理，合并为1种证书，统一价格，降低价格，防止追求证书利益。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还需要转移就业的国情，农民从业资格门槛不能太高、太多，需要合并、统一和简化。（10）教育研究：农民教育研究不够，对农民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不准，只有政府一种声音，缺乏反馈、矫正机制，缺乏科学、有效的对策。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政府、大型企业组织专题研究，确立农民教育发展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并不断矫正和改进，探索和建立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建立公立和民营教育部门和谐竞争和互为补充机制。

篇2：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文

题

目：关于我国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课题来源

在导师的指导下自选。

题目暂定为《关于我国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

（二）研究目的通过对农民工犯罪已有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并结合自己的调研总结，笔者试图就我国农民工这个特殊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中的一些共性及其特点进行分析，归纳出其产生犯罪的原因，并结合材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在德治和法治和自治中找到制衡点，从而对我国的农民工犯罪的预防和治理进行完善。

同时，通过该论题强调我国目前农民工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生存、发展环境的关注，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提高其自身素质，增强社会援助，消除农民工犯罪的源头，使其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而推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三）研究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农民工最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随着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其生存现状及发展问题、及最终导致其犯罪产生等深层次的原因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我国提出十一五规划中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和完善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作为在城市中数量庞大，但却由于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原因而边缘化的群体，理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而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在解决农民工生活、生产等问题方面有待完善。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工资，周围新鲜环境的刺激和脆弱的自控能力都是导致其犯罪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正是导致农民工处于劣势的最根本原因，法律则是扭转社会不公的最有利武器。笔者认为唯有从法律的角度尽力填补法律中的空白及完善已有法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规范农民工群体行为并从根本上引起社会各界及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注，对农民工给予特殊照顾，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农民工犯罪。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只高素质的农民工队伍，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这正是笔者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四）研究依据

为了深入研究农民工犯罪的心理等主观原因及社会客观因素，努力找到农民工犯罪的真正原因，笔者不但在论文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查阅大量国内已有文献资料及调查数据，而且笔者借助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优势，在学习之余，投入大量的时间对我国农民工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走访调研，形成大量笔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梳理成调研报告，为自己的论文提供了第一手可靠的依据。同时，笔者充分利用自己在党政机关实习的机会，对我国现有关于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及法律依据进行了深入学习并就其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奠定了笔者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研究决心，也为笔者最后把毕业论文定位对我国农民工群体犯罪调查打下了基础。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成果

国内研究者认为农民工犯罪主要范畴是抢劫、抢夺、盗窃、诈欺等侵财性犯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活动以及故意杀人、强奸、绑架等恶劣刑事案件。

研究者一般认为农民工犯罪特点，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点犯罪数量大、形式多样，随意性、突发性强，团伙作案比例高，犯罪主体年龄趋于年轻化、未成年化等特点。

研究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主观原因主要是因为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受家庭经济条件、农村教育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自己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再加上自己本身生产技术较低，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现实生活中面对城市的多面性、复杂性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使得心里产生扭曲最终导致犯罪。外部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最苦、最累的工作的同时，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得不到城市的认同，同时由于城市对农民工整体管理的滞后，最终造成农民工心理失衡，产生仇富、憎恨城里人等病态心理，最终导致农民工犯罪居高不下。

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分析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大农村经济文化建设，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加强农民工的管理和指导，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政府加强预防农民工犯罪的工作力度和完善法律服务工作机制等。

三、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现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凸现，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对于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多局限于社会学领域，缺乏从法律保护的视角深入分析对该问题的解决途径，本文综合运用了研究分析、案例分析及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一、结合社会学法学视角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分析，指出农民工群体是指以农民身份到城市务工的人群，由于社会和自身原因，而在社会资源的占有、支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权利未被法律有效保障的人群。二、通过对农民工犯罪的具体案件分析，得出我国农民工犯罪的一般特征。三、在对我国农民工群体特征、犯罪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农民工群体的劣势地位与其犯罪原因相联系，指出他们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保护，农民工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四、从法治、德治、自治三方面提出防控我国农民工群体犯罪的对策。以法律保护为主，加强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提倡和谐文化以及通过农民工自身努力为辅，对防控我国农民工犯罪进行了制度设计。文章指出，我们必须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充分发挥司法的救济作用，强化司法救助制度，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形成成熟的权利观念，只有他们真正享有自己的权利，懂得正确行使自己权利，才可能不去侵犯别人的权利，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公平。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希望对农民工犯罪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四、论文大纲

我国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

绪言

第一章：农民工犯罪概述

1.1农民工概念

1.2农民工特点

第二章：关于xxx案件的分析

2.1XXX案情概述

2.2xxx案例表现出的农民工犯罪特征

第三章：我国农民工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分析

3.1主观原因分析

3.1.2

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3.1.2

自控能力脆弱

3.1.3

畸形心理（仇富、封闭等）

3.2客观原因分析

3.2.1

经济上的不平等---贫困

3.2.2

政治上的不平等---无发言权

3.2.3

社会上的不平等---歧视

第四章：对我国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分析

4.1

法治

主要从立法、执法、司法三方面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扭转社会不公现象。

4.2

德治

加强农民工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提倡和谐文化等。

4.3

自治

通过提高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培训其就业技能等措施，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自己的劳动成果。

四、主要查阅文献

1、李克．农民维权丛书【M】．人民法院出版社

2、杨宝宏．农民工犯罪问题——社会心理失衡与犯罪【J1．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3、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王智民等著：《当前中国农民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牟君发、宋浩波著：《中国城市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郝在今著：《八千万流民部落》，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7、谢俊贵著：《信息的贫乏与富有：当代中国信息分化问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8、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9、梅传强主编：《犯罪心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0、张兴杰、王骝：《论“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载《经济体制改革》2008年第4期。

11、李培湘：

《农民工社会问题思考》，载《中外企业家》2007年第3期

12、曾少聪：《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载《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13、宋学成：《论法国移民社会问题》，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2期

14、王琳、吴清军、夏国锋：《我国青年农民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研究》，载《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5、郑功成：《农民工的权益和社会保障》，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8期

16、张旭辉：《外来人口的犯罪心理及其防治措施》，载《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17、张亚辉：《从文化冲突的视角解读农民工犯罪问题》，载《菏泽学院学报》2005年第l期

18、江立华：《转型期城市农民工的犯罪与社会控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9、张雪筠：《社会隔离与青年农民工犯罪》，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年第1期

20、赵晔琴：《对农民工偏见形成的社会学分析——以在沪农民工为例》，载《社会学》2004年第3期

21、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22、唐欢庆：《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善治》，载《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23、乐伟中：‘新形势下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新思路》，载《综治研究》2004年第10期

24、金其高：《大治安之猫鼠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l期

篇3：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关键词：农民创业,特点,问题,对策

创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创业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农民创业既是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 又是转变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如何促进农民创业,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安徽省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0%以上, 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省, 每年向外输出几百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积极采取“以创业促就业”的政策举措, 从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 支持农民创业。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 笔者通过调研访谈一些农民创业者, 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创业情况, 分析农民创业过程, 了解农民创业现状及其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从而为政府制定科学的扶持农民创业政策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一、农民创业的发生机制

创业是一个过程。农民创业是一些识别和利用机会能力强的农民, 依托松散的非正式组织, 利用农村资源, 通过投入一定的资本, 重组各项生产要素资源, 开展新事业或者扩大现有的生产规模以实现财富增加和扩大劳动就业的过程。

农民创业者作为理性人, 创业决策受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影响。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宽松的创业环境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创业, 提高创业绩效;反过来又会改变创业者资源禀赋和创业环境, 激励创业者扩大创业规模, 进一步提高创业绩效。总之, 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具体过程如图1。实现潜在创业者到现实创业者的转变需要一定的外部力量去推动, 促使创业者实施创业行为。其中潜在创业者是那些具有创业意向还没有实施创业行为的人, 而现实创业者是已经实施创业行为的人。

笔者采取问卷访谈, 对安徽省农民创业者实地调研, 调查的对象具有典型性, 年龄在36~55岁, 创业时间在5年以上。获得有效问卷352份, 其中皖北地区有效问卷64份 (18%) , 皖中地区有效问卷151份 (43%) , 皖南地区有效问卷137份 (39%) 。调查发现, 保障动机占了第一位, 改善生活、发家致富是农民创业者选择创业的主要原因, 成为创业的直接动机。其次是独立动机, 追求独立、发挥自身特长、实现自我价值。再次是成就动机, 振兴本地经济、带动周围乡邻致富。农民创业不仅给家庭和个体带来收益, 同时也带来一些正的外部性效应, 如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振兴本地经济发展、带动周围乡邻共同致富等。

二、农民创业者的特点

1.农民创业者以男性居多, 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农民创业者男性占样本总数87%, 女性占13%。具有专科学历的占41.9%, 高中学历的占29.0%, 初中学历的占19.4%, 小学文化程度仅占9.7%。80.6%的创业者认为学历对创业有影响, 其中25.0%的认为影响了创业者对学习新技术的能力, 26.7%的认为影响到创业者信息获取接受能力, 20%的认为影响了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能力, 28.3%的认为影响创业者的经营管理能力, 仅有19.4%的人认为学历对创业没影响 (见表1) 。

资料来源:调查数据整理 (下同) 。

2.农民创业者具有一定技能和打工经历

农民创业者74.2%的具有某种技能, 其中67.7%的所具有的技能与创业行业相关;25.8%的创业者没有技能。53.6%的创业者有过打工经历, 普遍认为打工经历对自己的创业有影响, 其中62.5%的认为打工为创业提供了资金积累, 81.2%的认为开拓视眼、增长见识, 62.5%的认为学习了相关技术, 6.2%的认为学习了创业经验 (见表2) 。

*问卷调查中提出的有些问题为多项选择, 问题回答的百分比总和并不为100%。

3.农民创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链上

农民创业基本都属于生存型创业, 创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链上。7.7%的从事种植业, 34.6%的从事养殖业, 34.6%的从事农产品加工营销, 23.1%的从事服务业和服装加工。

4.家庭经营是创业依赖的主要形式

由于资金短缺、管理经营能力不高、信息闭塞、法律知识贫乏等原因, 85.0%的农民在创业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利用家庭、亲戚以及社区资源进行创业, 52.0%的农民在创业过程中遇到困难求助亲戚, 31.0%的求助政府, 12.0%的自己解决。67.3%的家人、亲友对创业有过帮助。在创业起步阶段家人、亲友主要是精神支持和资金帮助, 并参与经营管理和提供劳动力。

5.创业带有明显的兼业特征

农民专业化创业的比例不足30%, 70%的农民创业者有或多或少的农业兼业行为。主要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创业者抵御风险能力低, 土地的保障功能仍然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对于离开土地进行创业的农民创业者来说, 并没有彻底割断同土地的“脐带”关系, 呈现“离乡不离土”的特点, 仍然将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 (见表3) 。

三、农民创业者的经营管理现状

1.农民创业者的经营形式

创业者的经营形式主要有“个体户”、“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形式。调查发现, 个体户占30.8%, 私营企业占38.5%, 合伙经营占1.9%, 股份制占28.8%。其原因是大部分农民创业都处于成长阶段, 这几种经营形式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2.农民创业者的创业困难

调查“创业过程您最缺乏的是什么”时, 多数创业者回答最缺乏的是资金, 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创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瓶颈。创业者通过其它途径很难获得所需的资金, 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创业发展和创业者提高创业绩效的重要障碍。农民创业者的启动资金主要来源, “个人与家庭积蓄”排在第一位, 其次是“民间借贷”, 再次是“银行贷款”, 最后才是“政府项目扶持资金” (见表4) 。除资金外, “创业中您最缺乏的是什么”时, 创业者的选择依次是“技术”、“政府支持”、“市场和经营管理能力”。

3.农民创业者的产品销售情况

交谈中发现, 农民创业者在产品销售方面一般都有固定的收购者, 产品能顺利地销售出去, 市场并不是创业的主要障碍。销售产品的方式也有多种途径, 其中“网络、电话销售”占23.0%, “直接市场销售”占37.9%, “商贩上门收购”占20.7%, “按级代理销售”占18.4%。销售渠道来源于“市场考察”占21.4%, “熟人介绍”占38.8%, “网络报纸信息”占30.6%, “政府部门提供”占9.2%。销售产品的交通条件也比较方便, 在调查“销售产品交通便利程度”时, 80.4%的认为方便, 9.6%的认为不方便 (见表5) 。

4.农民创业者的信息获取

从信息和创业机会提供上看, 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体现得比较明显。调查发现, “创业所需的信息主要来源”, 通过熟人和亲友介绍占了第一位, 其次是政府部门提供, 再次是市场考察, 最后是广播、电视和网络。在调查“创业机会最主要来源”时, 别人示范占26.9%, 政府鼓励占32.7%, 打工积累占15.4%, 亲友介绍占9.6%, 农业内部和非农产业占15.4%。创业者在信息和机会来源上主要依赖于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和政府部门, 对新型的传播方式如网络应用很少, 这主要与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密切相关 (见表6) 。

5.农民创业者对政府政策的态度

调查发现, 67.3%的农民创业者对政府的优惠政策比较了解, 不了解的仅占32.7%。调查“是否获得过政府支持”时, 70.5%的创业者回答曾获得过支持, 主要是税收优惠 (21.2%) 、创业项目资金 (9.4%) 、土地征用 (11.0%) 、创业培训 (20.7%) 、市场信息提供 (16.4%) 、注册审批占 (21.2%)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些创业的优惠政策, 但往往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获得, 而对农民投资小的自主创业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农民创业者迫切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见表7) 。

四、农民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观念落后

农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 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调查农民创业者“周围人的创业意识”时, 65%的人回答比较弱, 仅有35%的人回答一般。农民创业者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小富即安”的思想, [1]调查对“目前的创业业绩是否满意”时, 30.8%的选择满意, 52.8%的选择比较满意, 仅有13.5%的选择不满意。农民创业者虽然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 但多数仍然缺乏创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经验和胆识。随着创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创业者的畏惧心理越明显, 满足于目前的创业现状。

2.缺乏风险保障机制

农民创业者主要从事与农业相关的行业, 一方面能够依托农村资源, 另一方面农业行业的进入门槛较低, 农民创业者比较熟悉该行业。但农业行业作为弱质型产业, 存在很大的风险, 农业保险作为政策保险存在缺位问题, 加上农村防灾救灾能力相对薄弱, 严重的灾害可能会给农民创业者造成致命的打击。在调查过程中, 调查创业中存在风险时, 创业者的回答是资本风险占12.8%, 市场风险占20.5%, 家庭风险占38.5%, 社会风险占28.2%。由此可见, 缺乏相对稳定的农业创业风险保障机制, 创业失败的农民很可能一蹶不振, 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将受到极大挫伤。

3.缺乏创业资本

创业不同于一般就业, 创业者除了要有经营头脑外, 还要有创业资本。农民收入低、家底薄, 缺乏足够的创业资本积累, 农民在创业中资金缺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创业过程中最缺乏的就是资金, 而在创业资金的来源中, 个人和家庭积蓄是最主要的来源, 向亲戚朋友借款占居第二位, 而向银行贷款和争取政府的项目投资难度较大。尽管农民创业者有或多或少的积蓄, 但对于创办企业所需资金来说, 这点积蓄只是杯水车薪。如果政府和银行不给予较大力度的支持, 资金问题不能解决, 农民创业者会举步维艰, 很难实施创业规划和施展创业才能。

4.缺乏创业环境

成功的创业是创业者和创业环境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创业环境作为外部因素影响着创业的成败。调查影响创业业绩的因素时, 57.3%的人选择了创业环境。扶持农民创业, 必须为创业者营造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所以在全国闻名, 得益于当地宽松的创业环境。[2]调查结果显示, 71.2%的认为本地的创业环境一般, 仅有28.8%的认为较好, 创业环境优势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 (23.9%) , 便利的交通条件 (20.9%) , 法律法制环境 (12.4%) , 而政府部门服务效率低下 (13.6%) , 市场竞争激烈、秩序混乱 (36%) , 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 (10.4%) , 创业氛围淡薄 (10.4%) 是创业者集中认为不好的地方。调查改善本地创业环境时, 创业者们提出首先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其次是改善政府部门服务水平, 再次是规范本地的市场竞争环境, 最后是完善公共基础实施建设和营造创业文化环境 (见表8) 。

五、促进农民创业的对策建议

如何帮助农民走创业之路, 以创业促就业。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 优化创业环境, 落实农民创业的扶持政策, 大力培育农民创业。

1.建立农民创业资本筹集体系

政府加大对农民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 一是地方政府在开发性资金的使用方面, 应注意向创业农民倾斜, 建立无息或低息的农民创业基金, 实行有偿滚动使用, 扶持广大农民投身到创业致富的大潮中来;二是为农民创业者提供一个顺畅的融资渠道, 建立农民创业融资体系。[3]农村信用社是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 对符合要求的农民创业者应从贷款额度、还款时间上放宽限制, 建立和完善贷款风险管理制度。

2.营造农民创业氛围

弘扬创业文化, 激活农民创业冲动。[4]农民创业首先要解放保守的思想观念, 政府可以利用广播、发放创业宣讲资料等多种形式加强创业舆论引导, 挖掘和推出百姓身边的创业先进典型, 组建农民创业典型宣讲团赴各村巡回宣讲, 介绍创业成功经验和切身体会, 传授创业技术, 增强农民创业意识, 形成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 扩大农村能人创业示范效应。

3.加强农民创业者创业技能的培训

随着创业规模的扩大, 农民创业者在创业技能、市场和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越显得的缺乏。创业技能培训和指导是提高农民创业者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 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因此, 接受创业技能的培训和指导是提高农民创业绩效的重要保证之一, 政府应该强化农民创业者创业技能的培训和指导体系的功能, 帮助农民创业者更好的创业。[5]

4.构建农民创业新平台

大力发展以土地、资金和技术为纽带的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创业的组织化水平, 不断增加创业的社会资本纽带, 降低创业成本。专业合作组织使组织内部经济利益更加紧密, 经营管理更加严密, 投资收益更加明显, 引导合作组织成为农民创业的新起点。同是,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 延长创业链条,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农业外部创业。

5.创优农民创业服务环境

促进农民创业, 关键是要营造有利的外部创业环境。要进一步解除制约农民创业的障碍, 努力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服务环境。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落实农民创业致富的优惠政策, 优先考虑给予农民创业者在税收、土地征用、创业咨询、工商注册等方面的支持和补贴。同时加快建立农民创业风险基金, 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民创业保险业务, 化解农民创业风险, 调动农民创业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林强, 姜彦福, 张健.创业理论及其架构分析[J].经济研究, 2001, (09) .

(2) 赵阳, 孙秀林.暂迁流动与回乡创业的政策效应[J].农业经济问题, 2001, (09) .

(3) 黄德林, 宋维平, 王珍.新形势下农民创业能力来源的基本判断[J].农业经济问题, 2007, (09) .

(4) 郑风田, 孙谨.从生存到发展——论我国失地农民创业支持体系的构建[J].经济学家, 2006, (01) .

篇4：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对策思考

农民工进城的背景：

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问题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农民”三大问题事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重要问题，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大重要难题。三农问题不再是纯农业问题而是政府工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它已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有8000万人农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现有的以家庭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阻碍着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的应用，在农产品价格难以调查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市场竟争力特别是在国际上的竟争力，提高效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杭州，人均可耕土地只有4分地，大量农村劳动力闲置，农民在土地上获得的收入要维持生计和抚养老人和子女就学是一件十分困难的问题，劳动力的转移是必然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贡献与现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经济也自然而然地带进市场化，农村被卷进市场经济的大潮，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成为市场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村流向城市人口的特征现状：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年轻是我国流动人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流动人口中，16-45年之间年轻劳动力成为主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4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第二，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第三，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对收入状况的考虑是流动人口跨越城市化障碍，克服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困难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入城后所面临的问题：

前面讲过，我国目前农业的生产方式以单个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在土地资源的约束下，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后的今天，由于土地资源的约束，规模得不到扩大，新技术、新机械无法得到使用仍停留在原始生产方式的情况下，面对着农业不增效成本又无法降低的现实，以及农业对劳动力的要求和需求都较低的情况下，在农村存在的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在农村绝大部分处于失业状态。由此农村新增的劳动力和劳动能力较强的青壮年走出农村进城务工是必然的。农民工进城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对中国经济、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较大的问题：

（一）农民与农民工。我国在户籍制度和城市二元结构还未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及其所派生出的农民工，其权益即应得的社会福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难以得到保障。农民工虽然已作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仍不能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无法享受产业工人待遇，他们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而工作和生活着，还只能以农民这种身份而存在，农民工成为农民另一类代名词。（成为受歧视、受剥削的代名词）。

（二）农民工就业与社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通较低，据调查，初中文化占72%，小学及以下占22%。这种结构使得约16%的进城农民无法找到就业机会，处于失业状态。而农民进城人员携款人员在500元以下的占42%，1000-500元的占33.5%，如果这些16%的人员在杭州滞留在10天以上，就会引起社会治安问题。据下城区文晖派出所调查统计，外来人员犯罪率占外来人员总数的0.8%，占发案的80%，对地区治安问题影响较大。

（三）农民工收入偏低，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工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他们就业的是以传统的企业和建筑业为主。许多企业长期以来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获得一席之位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尽量降低农民工工资，更不可能为农民工交纳社会保障；另一方面，首先低层次劳务市场中的供求严重失衡，即初级体力劳务的供给远远高于社会对此类型劳务的需求，初级劳动相对剩余，产生就业竟争。其次，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简单易学，对自身工作不具有专有性，其从事的职业是有完全的可替代性。由此，在企业主和包工头等眼里成为压低工资的理由。虽如此，农民工打工的收入还是远远高于在家务农的收益，因此在生活的压迫下甘愿忍辱负重和歧视。

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一般都为高强度脏、累、差行业，为从业群体中的高危劳动力，在工作中安全事故频发，在事故发生后得不到合理补偿。最主要的是目前全国农民工参加各类保险的比例很低。这里有企业的责任，也有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有工资偏低农民工不愿交纳和农民工的流动性强以及社保问题无法全国统一流动决定的原因。但是，农民工现在40多岁以下的约占90%，这些人社保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若干年以后步入老龄时，社会问题将会更加突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城市扩展后的失地农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每征用一亩地平均有1.4个农民离开土地)，并且每年上访事件占的比例相当大占上访的73.3%以上。农民对自己的土地不拥有处置权，在土地征用迁建中，农民得到的只能是土地补偿费，而不是土地的最终售价价格,而二者差价高达上百倍，上百万至几百万。农民所得的只是几万乃至几千。

（五）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阶段，人口与非农活动向城市转移、集中和强化。 外来务工人员成了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解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是本世纪初教育急需关注和解决的新问题。根据务工人员的年龄结构，在今后这个数将继续扩大。子女就学是外来务工人员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学和就学费用、就学的地点等。因此迫切希望政府予以关注。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对策（思考）

农民工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新农村建设任务能否顺利完成以及我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的大问题。中央1号文件就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已经从农民中逐步分离出来并逐步融入城市。因此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经过调查形成几类对策思考。

（一）逐步打破城乡之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机制。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城乡分割的作用，使城乡二元结构处于相当稳固的地位。使农民与居民、城市和农村划分得一清二楚，两者享受的社会福利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时也影响了农民工工业收入的差异。因此，改革现行的户藉制度势在必行。但这些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要从城乡统筹上考虑，以工补农、以工养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逐步推进城乡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体制。

（二）就业与农业、农村建设。农民工进城就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就业市场中供大于求，劳动力进入卖方市场，据调查16%以上进城农民工无法就业，势必带来社会问题、治安问题等。盲目来杭找工作的据春节的节后调查占外来就业人员的43%，就业的流动成本较高。要彻底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就需考虑让一部分农民工留在农村，这样就要求对农村进行改革，建设新农村提出生产发展，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及适用，转变农业化方式，但是目前的农村生产方式的单个家庭为主的生产模式就进行改革（变）让有能力的农民来组织其他农民进行有规模的生产（按照国内外经验农业生产必须要50亩以上才能造造农业规模效益），对土地进行适当的集中（有偿集中）。这样不尽可缓城市就业压力，同时可较高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同时也可更多的吸收新技术，使用新机械，从而提高劳动率，提高产量和质量，提高竞争力。使农业步入良性循环。再者加强农业培训，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拓宽农业生产途径，提高农业本身就业能力。

篇5：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论文关键词]土地 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

[论文摘要] “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则是土地问题。农民与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土地在过去是农民的唯一的生活来源，现在则是农民的最终保障。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农民就业、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之前，土地必将是“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

然而，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征地权的滥用以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原因，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失地农民便成为了无地、无业、无保障的社会弱势群体，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和生活质量。因此，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如何解决失地农民保障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失地农民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影响农村繁荣与稳定的关键，关系到农民小康生活的能否实现，也是促进城市化稳健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

失地农民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土地是农民一切生存的希望和资本，扮演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征用，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失地农民。由于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改变了农村土地千百年来不变的生产方式，从而剥离出了许多因突然失去了土地而显得手足无措的农民，说是农民，他们已经没有土地；说不是农民，他们却在城市的边缘徘徊。由于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员或者年纪偏大，或者由于缺乏在城市谋生的技能，并且他们的普遍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加上征地补偿标准太低，致使这些本可以通过土地的承包实现小康的农民，现在却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失业者与贫困者。

按我国目前的人均耕地水平，一般每征用1亩地，就会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有专家推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自今，十几年来的圈地运动至少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失地农民失业。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及其保守的说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供的数据表明，1987——2001年，全国征用耕地2400多万亩，至少有3400万农民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0.3亩以下或者完全失去土地，这里不包括违法占用耕地。据卫星遥感资料，违法用地数量占用总量的20%——30%,有的地方高达80%。如果考虑到违法占有耕地，人均占有耕地0.3亩以下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人口可能高达4000万——5000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5%——6%。①

据韩俊生先生研究，1987年——2001年，中国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者减少了土地。而以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2000年——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另有学者则认为，到2030年，我国的失地农民群体将达到1.1亿人，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况，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万人，这一庞大的人群总体数量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人口总规模。另据九三学社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②

①

② 参见毕泗生：《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前沿问题报告》，2003年版，79页。参见蔡建文：《共和国给农民撑腰——“三农问题”大透视》，2005年版，240页。

第1页，共4页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中国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然存在政策法规不健全、保障制度不适应等问题。失地农民们生活相对于城市居民较为贫困，而社会保障的缺位又使其丧失了制度上的保障，因此，无论是基于权利还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观点，还是从发展市场经济和健全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角度出发，都没有理由将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城市现行的低保制度面临新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保险项目上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保障对象上以救灾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对象最广，而救灾救济的条件过于苛刻，基本上只有灾害救济和五保户、孤儿以及少量贫困家庭才能享受到微薄的救济金，失地农民由于不符合救济条件而无法享受到救济。另一方面，有一些失地农民进入了城镇低保制度体系，加重了低保资金的压力，增大了低保管理的难度。

2．土地补偿方式不科学。征用土地的基本补偿方式有两种：一是以现金一次性补偿；二是“以地换社保”的终身补偿。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采取第一种形式对失地农民给予补偿。主要由于以现金补偿简单直接，便于操作，减轻了工作人员负担。但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失去土地等于失去最稳定的生活来源，从短期来看农民得到补偿款后可以衣食无忧，一旦失地农民花费完所得的补偿款后，便没有生活来源，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并且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太低，所谓的补偿费只是对农民原来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收益的补偿，它并不与土地的非农业化后级差收益的增值相关联；安置费也只是保证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几年生计的一次性费用发放。但往往有些地方在执行法定补偿标准时就低不就高;有些地方财政吃紧，就压低补偿安置标准，甚至拖欠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费。更甚的是那很少的费用还被层层克扣，使农民的境遇雪山加霜。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农民上访，纠纷等。想想看吧，一块农地，一旦成为城镇或工业用地，其市值上升几十倍甚至百倍，并且政府还操持“低征高买”，摇身一变成了“投资商”，这当然会引发广大农民的不满了，这对失地农民的刺激太大了点，肯定会引发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3.失地农民的再就业普遍困难。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的根本出路在于解决就业问题。失地农民就业难，除其自身条件原因外，也是现行征地安置办法导致的后果，安置补助费用远不能取代以往土地所具有的“最后的保障”的社会功能。征地补助费用低，失地农民可持续就业缺乏经济基础;社会保障缺位，失地农民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依靠；就业培训跟不上，失地农民在就业市场无发展的优势。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失去土地的保障，也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对于日益增多的失地农民，无论从何种角度政府都应更多地考虑失地农民今后生存的困难，积极构建一套完整、方便、可行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原则

1．保障项目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制度建设的最终归宿。将失地农民纳入此保障体系会产生政策和财政风险，必须慎行。按照失地农民遭遇风险的程度不同，可以依次建立养老保险、是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后再考虑其他保险。这些保障项目的逐步推进有利于减缓政府一次性投入过多资金所产生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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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公平原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都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命根子交给别人。如果农民失地后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就会遭到福利损失。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必须尊重失地农民的权益，公平对待失地农民。

3．区别对待原则。依据《土地法》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的总和不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30倍的规定，实际征地补偿标准之间拉开的档次最多不超过3倍，而肥沃地与一般耕地、非耕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可能高大十几倍，会导致补偿的不公平。因此，政府征地后要切实给予较高的补偿标准，并区别对待，拉开档次，以提高肥沃耕地的补偿成本。

（二）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对策

1．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被征用土地本身的赔偿应根据其最佳用途估价，农村土地转变成非公益性建设用地后土地迅速增殖，但征地部门给予农民的补偿只是土地价值的小部分，更多的收益落入政府或企业的腰包。土地征用补偿应引入市场机制，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后能领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参照来提高补偿标准。同时要建立多样化的征地补偿机制，可以“以地换地”用被征用地附近的土地与农民交换；可以用债券或股权方式补偿失地农民，逐步建立“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对于公益性用途的土地征用行为，政府要为失地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全方位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2．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一下子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点困难。我们可以借鉴许多地方探索出的解决失地农民困难的新思路在其它地方根据实际推广，从重要性角度看，目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主。

（1）养老保险。农民目前的养老方式主要是依靠子女，这种方式主要靠家庭责任和道德约束来实现，具有一定的风险和缺陷。养老问题一直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农民失地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对失地农民来说更是巨大的压力，因病致贫的现象在农村处处可见。因此，今后的养老保险我们可以尝试：用征地中土地补偿安置费及土地转用后的增殖收益作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金的主要来源，建立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资金筹措机制，逐步将失地农民中符合政策条件的人群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2）失业保险。首先提出一个合理的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方案：设立一个失业保险过渡期，如以24个月为限，在这个期间内政府从征地补偿费中扣除一部分作为失业保险基金，个人不再交纳失业保险费，同时政府出资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并提供就业信息，过渡期结束后，如有就业愿望并努力找过工作仍失业的农民，就发给其失业救济金。在被征地劳动人口未能就业或是就业后又失业的情况下，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不超过24个月的失业救济，领取失业救济满24个月仍未就业的人员，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 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尽管国家现在在农村开展了新型农村你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农民们并没有从中获得益处。

3．健全失地农民的法律保障机制。失地农民作为社会的新弱势群体，政府必须从法律上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做出明确规定，加快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执法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工作力度，对依法订立的土地征用合同，要保证其依法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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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失地农民即使全部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也仅仅是维系了他们的“基本生存”，社会生活环境及生活法式的不断变化，将使这一群体及其后代的未来生活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因此我们的公共决策部门和社会必须加大对他们的关注。

总之，被征地农民已经为我们的城市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决不能用一点补偿就把他们打发了。对待失地农民，一定要统筹考虑，注重他们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要求，既要让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切实的提高，又要让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所充实，既要让他们不失业，又要让他们不失志，采取多种措施，多角度多层面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还失地农民一个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寄托之所。

参考文献

[1]李小云，《2005年：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孔祥智，《中国三农前景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3]毕泗生，《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前沿问题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4]武术霞，《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机制》[J]《发展研究》，2007.7。

[5]蔡建文，《共和国给农民撑腰——“三农”问题大透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篇6：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一、崇头镇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

崇头镇位于云和西南部，距县城9.5公里，全镇总面积65.75平方公里，总人口9238人，是我县的第二人口大镇。近几年来，县、镇两级党委政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措施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崇头镇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XX年－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106元增加到4963元，年均增长12.4%；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748元增加到4949元，年均增长19.5%，年均增幅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去年，统计口径崇头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为4949元。从调研掌握的情况看，崇头镇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大大高于统计数据，其中不少农民的实际收入比统计上报数要高出好几倍。崇头镇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以食用菌生产为主，来自食用菌产业的收入占比达到74%。另外，粮食生产和林牧业收入占11%、二三产业收入占14%、其他收入占1%。

崇头镇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较聚集，且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具备良好的食用菌发展条件。经过多年来的发展，食用菌生产已经成为崇头镇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去年全镇有1314户从事袋料食用菌生产，共有发菌棚和出菇棚3600座，生产香菇1600万袋、黑木耳500万段，总产值达5120万元，纯利润达2400万元，全镇农民直接来自食用菌生产的收入人均达到3655元。崇头不仅是云和西南部的鲜菇交易集散地，而且还吸引了庆元、龙泉、景宁、松阳等周边县市的菇农到此交易。崇头的鲜菇交易从每年的十月中旬左右开始到第二年的四月下旬左右结束，平均日交易量达到100吨，最高日交易量高达450吨左右，一年的鲜菇交易量约2万吨，已经成为浙西南乃至全国最大的鲜菇交易市场。食用菌生产还带动了崇头其他产业的发展，如冰库藏储、菌种生产、房租收入、餐馆服务等三产收入，等等，每年可为当地农民带来约XX万元的收益。

二、崇头镇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

食用菌产业是崇头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食用菌产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崇头农民收入的增减。当前影响崇头镇农民增收的最主要因素，也就是食用菌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总体上看，崇头和全县一样，食用菌产业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和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形势和市场的变化，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是外销市场壁垒森严。以前，日本是我国食用菌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出口量占全国食用菌出口量的50%以上。然而日本于XX年5月29日起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把进口农产品和食品中的化学物质的范围从原来的288种限量标准物质，扩大到现在的799种，新增511种，给我县出口的食用菌制造了更高的技术壁垒，外销市场急剧萎缩。目前，我县的食用菌几乎都已转向内销，主要销往上海、广州等地。二是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目前，崇头和全县其他乡镇的食用菌产业链较短，总体上仍处于鲜菇生产的初始环节，附加值不高。崇头的鲜菇销售、加工等环节以福建客商为主，外在依赖性较强，抵御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较弱。由于市场需求、气候条件、技术水平、原辅料质量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食用菌生产的风险仍然较大。三是新品种开发缓慢。和我县的其他乡镇一样，崇头的代料香菇生产品种以cr04、l26、9015、135为主，由于栽培多年，各品种都不同程度出现种性退化现象，特别是椴木黑木耳新科品种已历经20余年未更新，已明显表现出许多种性退化特征。四是服务体系不够健全。菌种及原材料市场管理不够规范，缺乏严格的质量监控，因菌种和原材料质量问题，造成菇农大面积亏损事件常有发生。同时，产业发展缺少规划，缺少专项扶持政策，管理服务和技术研发力量相对薄弱，在搞新品种和标准化生产示范推广等方面科研经费投入相对不足。

当前，影响崇头农民增收的最主要因素是香菇蜡棒问题。工业石蜡化学成份复杂，所含的少量芳烃中的某些稠环芳烃及重金属对人体有害，国家禁止在食品生产加工中添加和使用工业石腊。我县历来高度重视香菇蜡棒的整治工作，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成立了专门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联合执法检查、入户宣传引导、推广替代技术等各种措施，全力以赴开展了食用菌禁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工业石蜡保水性能好，所产菇型美观，价格较高并有一定内销市场份额，而且省时省力，劳动生产率较高，所以很多菇农仍暗藏侥幸心理和抵触情结，香菇禁蜡工作形势仍然非常严峻。随着香菇禁蜡工作的深入开展，加上暂时没有找到较理想的替代技术，食用菌的劳动生产率受到了直接影响。从调查摸底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崇头镇的香菇生产规模呈大幅减少趋势。预计今年全镇食用菌生产量将比去年减少60%，将直接造成农民人均减收XX元左右。同时，食用菌产业萎缩将严重影响到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据估算，崇头仅餐馆服务业和香菇粗加工业就可能因此减收400余万元。

三、促进崇头农民可持续增收的对策思考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党委政府“三农”工作的核心课题，也是改善农村民生的根本要求。我觉得崇头镇的情况对全县而言具有较典型的样本意义，因此，在专题调研过程中，我在深入基层、走访农户之余，分别召开了崇头镇民主恳谈会、各行政村两委座谈会和村民主题宣读会，并先后与财政局、统计局、农业局的同志们一起分析研究，征求各方面对促进农民可持续增收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要积极引导，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实践证明，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我们加强食用菌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组织开展香菇禁蜡工作，之所以会对农民收入产生较大影响，就是因为农业产业结构单一，食用菌产业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要改变这种“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的状况，就必须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多渠道发展高山蔬菜、笋竹、茶叶等高效生态农业。比如崇头镇最偏远的梅竹村，共有3000多亩的毛竹，人均达五亩，发展高效生态笋竹两用林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条件，而且效益也很好。我们要引导农民通过品种改良和新品种开发，扩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走优质精品规模发展的路子。要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带动与辐射作用，与农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通过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来带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可持续增收。

二要选优汰劣，优化食用菌品种结构。目前，我县的食用菌品种单一，以香菇等普通菌种为主，经济效益不高，黑木耳等特色菌种规模不大，而且各品种都不同程度出现种性退化现象。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很多菇民只得采取菌棒浸蜡等省时省力的工艺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种植规模。今后，我们要根据山区的气候特点，加大对食用菌新品种的研发和引进的力度，选育质量优、产量高的食用菌品种，以保证食用菌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要切实加强生产和营销环节的管理和监督，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伪劣菌种和原辅材料行为，严禁劣质食用菌产品进入市场。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好香菇禁蜡工作，严格把好食用菌质量安全关，促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确保食用菌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对于崇头而言，可以有选择性地发展夏菇、杏鲍菇等新品种，加快珍惜类和草腐类食用菌开发，培育新型菌种生产体系，逐步调整食用菌品种结构，以填补市场空缺，提高经济效益。

三要加强服务，引导农民转产转业。从崇头实际情况来看，仅仅靠发展农业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增收缓慢问题，还需要加快引导他们走非农化的道路。尤其对梅竹、栗溪等低收入农户集中村而言，单纯依靠农业生产，长期无法改变贫穷的状况。因此，我们要加强农民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众转移就业率和自我增收能力，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要深入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提高农民技能，帮助他们拓宽就业门路，提高他们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促使他们向二、三产业转移和赴异地综合开发，以达到转移增收的目的。对于符合下山转移条件的村庄，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深入实施“万名农民下山转移工程”，有计划、分层次、分批次地鼓励农民下山转移，实现异地脱贫。

四要乘势而为，加快崇头集镇建设步伐。近年来，随着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崇头镇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镇区人口聚集日益加速，对大湾、沙铺、黄源、云丰等周边乡镇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逐步凸显。我们从前年开始启动了崇头集镇项目，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并已被列为全省200个中心镇培育计划。下一步，我们要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快集镇道路、供电给水、停车场、垃圾处理、鲜菇交易市场等配套设施和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旅游娱乐等公共设施建设，力争早日把崇头集镇打造成云和西南部农民创业致富的重要平台。同时，要加强项目捆绑的组织、衔接、协调和包装，积极整合扶贫搬迁、地质灾害防治、村庄整治、水利建设、康庄工程、退耕还林等项目资金，打捆向集镇建设投入，相对集中使用，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最大效益。

五要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是加快农村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同时积极引导信贷资金和民间资本向农村倾斜，鼓励和支持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农业项目的实施，形成多元投入机制。从调查走访掌握的情况来看，崇头镇的农村危旧房面广量大，很多农民的居住条件恶劣。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和引导力度，加快实施农村危旧房改造，改善村民的住房条件。要大力推广沼气技术和健康养殖，积极扶持农村改路、改水、改厕、改房，切实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高农村医疗卫生、广播电视、通讯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尽快改变农村社会事业相对滞后状况。同时，要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引导村民革除陈规陋习，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