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

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精选6篇）

篇1：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

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

【摘要】：通过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阅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与五十六个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进行论述以及谈谈自己的理解。我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既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

1988年，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最著名的学术讲演活动之一―“泰纳讲演”中作为主讲人所作的演说，在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演讲中，费先生开宗明义的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地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多元的起源，在中华这片土地上陆续发现了直立人、早期智人以及晚期智人，这也说明中国这片土地也是人类的起源之一。新石器时代文化交融和汇集，两河流域黄河下游以及长江中下游存在着异彩纷呈的不同文化圈，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的起点。汉民族的形成成为了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但只是统一了中原地区，与此同时，匈奴在我国北方民族建立了第一个游牧政权，结束了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对加速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和加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做出了贡献。而南北民族混合和汇聚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费先生也谈到，汉族人口的壮大不是单纯靠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所以说是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我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既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

这种现象很早就为我国古代封建史学家所熟知，正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代表了我国传统的对历史上统一和分裂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道出了我国历史上统一之后会发生分裂，分裂之后有必然统一的交替重复的现象。但也不乏一些历史学家他们站在封建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用封建迷信等唯心主义的观点歪曲这一现象，以为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寻找理论依据。

近现代一些国外西方的研究学者，也研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汉族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对立起来，认为中国就是指汉族所建的王朝，而不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或由它们所建的王朝。这样，他们就歪曲了我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含义，把统一仅看成是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一时的武力征服，或把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一说成是异民族对中国的征服。他们还歪曲我国历史上分裂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的割据政权或地方政权的历史，否认这些民族曾长期统一在中国中央政府之下，逐渐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组成部分的事实，甚至把少数民族聚居的我国的西藏、内蒙、新疆、东北等地视为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恰恰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

从秦始皇统一我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起，至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两千多年的时期内，统一得到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特别是经过秦汉、隋唐、元明和清四次大的统一，每一次统一都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向前一步发展，到清朝初期，最终使我国形成了近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时间也最长。虽然在统一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局部和暂时割据，甚至公开的分裂，如三国至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南宋与金的三次对峙，但分裂的时间很短，乱而不散，分而复合，而每一次新的统一都促进了个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联系和交流，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样表明了中国的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二、中华民族与五十六个民族的关系

，费孝通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这篇讲话（《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主要论点：第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第二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一直以来，“民族”这个词语被分别运用于“中华民族”以及“五十六个民族”两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学术界从1939年顾颉刚老师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始，有过三次大的争论。马戎老师在自己的文章“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详细介绍了这几次大的争论。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五十六个民族构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整体。因此，在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同时也要促进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小结

中华民族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方式作矛盾统一运动，各兄弟民族间，农牧分区明显而又相互依存互为补充；语言族属复杂，而又在全国范围内共同使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各有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而又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斗争、混杂、融合，同时也有分化和消亡，形成了一个由众多民族你来我去，此兴彼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即各具个性，又具有多层次共同性的统一体。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程中，终于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群，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几千年来，中华大地的民族格局在一直不断演变，但无论如何，其都是以大一统为前提。总之，我们应当从现实出发，从多元、演变的角度出发，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也要发挥五十六个民族自身的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篇2：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

能有如此的学习经历大概还是和他的家庭有关，因为他的父亲费璞安当年曾作为政府所派的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专门攻读教育专业，学成回国后即开办了新学。他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之一。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使费孝通接受了严格而又规范的系统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之后负笈英伦的求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他可以毫不费力的接受西方的思想，但是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得他与农村社会在生活上是脱离的。这种脱离，并不是不常见的特殊现象，而是近代中国一种带有时代意义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城市化的文化改造过程――从农村到城市，通过接受西方的思想脱离传统的农村社会。⑴

但是与其他留学国外的学生不同，费孝通内心中并没有因为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就完全排斥中国的文化。在很多留学生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因而不愿意回国，或者是对中国的情况不加了解就否定，甚至不讲中文的时候，费孝通仍然是对中国文化保有一种乡土情结，这似乎也是得益于他所受的新式教育。正如美国教授阿古什（a.d. arkush）在《费孝通传》里面写的那样：

费孝通与二十世纪初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他从感情上并不否定中国文化。他是在不背弃他小时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情况下，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获得西方知识的。他的父亲留学日本意味着，是父亲而不是他的儿子们代表了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代，费孝通不像其他人那样，与旧脑筋的父辈们在感情上格格不入。他不属于参加“五四”运动的一代，但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反封建思想。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更是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⑵

从后来的研究者们对《乡土中国》的评价来看，费孝通的观点是到位的。有的研究者甚至将他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分析，和鲁迅先生著作中对中国人的剖析相类比，认为是相当的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在著作问世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有借鉴价值。⑶而《乡土中国》也因为其自身的价值，成为了一个概念，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⑷也正是因为他的代表性，随后出现了各种以乡土中国为标志的研究类书籍，乃至是《新乡土中国》这样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乡土中国的情结是扎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底，是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体验。虽然有人从意识形态方面排斥拒绝这种情结，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情结是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集体意识存在，并不会因为少数人的意识缺失和丢弃从而不复存在，而是将一直通过民族的血脉传承下去。费孝通正是看到了或者说是深刻体验到了这种情结的力量，从而在社会学层面试图进行解析。这大抵应当是《乡土中国》里个人情感的显露。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在文化领域一直都有这样的难题存在：一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定位，二是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是有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甚至全盘西化，以胡适等接受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学者为代表进而波及至今日的“海龟派”；另一种观点以钱穆等人为代表，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血脉，反对西方文化侵袭。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很多人力图创造第三条道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者说是外来文化的整合，如牟宗三先生对中西哲学的整合研究，但是也有一股庞大的势力认为文化冲突无可避免。⑸对此，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观点可以说是第三条道路的有益尝试，他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与体会》一文中这样解释他对于文化自觉的理解：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改造和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⑹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文字下乡》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在社会上里言行事的无形的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本质也就是

这种建立在相对固定的社群基础之上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应当看到的是这种社会结构，无处不体现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儒家文化的力量。

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学者认为《乡土中国》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这些《乡土中国》中最精髓的部分，也实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浸润儒家文化最深厚的部分。拿“差序格局”来说，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不是一捆捆的柴，而是象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圆心，而波纹波及的范围也会依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⑺熟读或者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难看出，这里费孝通所借用的正是儒家“推己及人”的观点。而儒家哲学之所以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中成为主流，与中国乡土社会本质是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应当是起了相互推动的作用。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是差序的同心圆，每个人都是圆心，那么结果就是公私都成了相对的概念，而一切价值和行为都是以“己”为中心。而儒家文化很善于把握这种社会结构，并且提出了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们行为和道德的准则。“克己复礼”，从自身的己，再而向外推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成了典型的从自己向外一圈圈推开去的范式。而反过来说，儒家文化对差序格局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用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与社会的契合，来约束人们不敢轻易的逾越和凌驾此种社会格局。正是由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几千年未可动摇并日益巩固，而墨家的衰落大概也于此有一定的关系。

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⑻

《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也代表了他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⑾ 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这对于费孝通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此后它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等等的概念，都可是看作是此类研究的纵向和横向拓展，从实际研究中提炼出来。而这些理论方法的中国特色也造就了世界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学派。⑿

费孝通先生一生继承并发扬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相比也许称不上研究体系的创新，和《乡土重建》相比也许称不上评价颇多，但是应当说它的普及意义远远大于他的任何一本著作。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抑或是乡下人，从《乡土中国》开始真正认识社会学，了解社会学，他们也许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知之甚少，但是仍然能丛书中得到些许启示，能对整个社会有和以前不同的想法，学术在《乡土中国》里摆脱了贵族的角色，真正实现了平民化和大众化，真正让大多数人得到了教育。正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讲的“我认识到我有义务经常把我的观点让广大群众知道，使他们受到教益”。在此之后社会学的繁荣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的发展，多少与《乡土中国》的普及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推动，不仅仅是需要少数的学术精英，更多的是要建立在整个民族的文化提升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想必是应当值得重视的地方。

《乡土中国》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社会学作为西方新兴的社会学科分支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大体是在19世纪末。作为地道的舶来品，中国社会学界一般称20世纪40年代（准确说是1937-1949年）为社会学的建设时期。而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的中心人物就是如何是社会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使社会学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是以孙本文为首的系统社会学研究，一就是吴文藻、费孝通为旗帜的强调社区研究的“燕京学派”。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正处于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大院校、研究机构云集到了西南边陲，使原本文化并不发达的西南成为了学术重镇。在这种环境下，社会学者们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因而社区研究在40年代成为了学术主流。

谈到费孝通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费孝通的老师，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先生。吴文藻（1901-1985）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是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的丈夫，曾在美国达特默斯学院学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1929年，吴文藻回国并于燕京大学任教。他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课程，在讲授家族社会学时，开始重点研究家族制度的发展史，后来又转向了以中国宗法社会为中心。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家族和长老统治研究的关注，应当说和老师吴文藻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吴文藻先生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韩明谟在《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一文里给出了很好的归纳总结，他说：

他上课不久便对这三门课进行了改造。不仅为每门课都编写了一本汉文教材，而且对其内容也进行了修改，并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主张主要做三项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⑼

费孝通对于吴文藻这位恩师也是充满了感念之情，在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感言道：

我在燕京三年，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己读书，并跟吴文藻先生比较接近，我读了他书架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书。我什么书都想念。这几年的阅读打下了我基本知识的基础。⑽

《乡土中国》与学科的交叉发展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虽然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但是综其全书看来，却是渗透着对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相关社会学科的深刻认识和精辟见解，从而使薄薄的一册面向大众的学术著述，蕴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如长辈一般的娓娓而谈中道出了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质和伦理道德观念。⒀而研究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专家们更是对这种“杂”而化之的特点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中国学者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学者应当认真

学习的地方。

由此可见，对于社会学科而言，虽然各个学术分支有其自身的学术领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研究对象范围的模糊性，使人文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一致性和趋同性。这种态势不仅仅是对社会学一门学科如此，对其他的社会学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对于历史学而言，近几年不仅仅是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热潮，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研究中也逐渐采用了原本只是在社会学中使用的社区调查方法，在人类学中使用的田野调查等方法。这种各学科的交叉发展，自然也使传统的专门学科研究者如临大敌、谈虎色变。以至于史学工作者们更是用“边疆危机”来形容这股来势汹汹的学科渗透大潮。在纪念梁启超《新史学》1学术讨论会上，部分历史学家们就表露了对于历史学定位的困惑以及对各学纷纷渗透的担忧。⒁ 在笔者看来，对于学科交叉发展所带来的各学科之间的模糊性是社会学科发展的一种必然性的趋势，因为社会学科所涉及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领域所发生和存在的现象、事物，都是在探究社会领域的发展规律。如果说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学科分类，进而使各个人文学科有了自己专门的领域，那么现在人们所进行的则是对于学科分类的第二次整合，使人文学科的发展更符合其自身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学术上就有文史哲不分的特点，而中国文化，乃至整个的中国乡土社会的构成，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这种交叉混杂的体系特征。《乡土中国》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研究者深刻的体验到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本质不同，从而使用了本土化的研究手法和研究眼光，在各个层面用不同学科的认知手段解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社会图景。对一个社会的深刻体察，使得作者对于这个社会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对文化的透析式的微观解剖和宏观把握，更使得对这个社会独特的结构和运行有了更精妙的总结。费孝通先生正是发挥了自己这种多学科交叉的思想，让《乡土中国》带有了更多的学术内涵和意义，赋予这本著作更多的文化情结。

在谈到社会学这个学科时，费孝通先生曾说这样的话：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要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⒂

其实，不仅仅是社会学，一切人文学科在根本的任务上都应当是指导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了解自身，学会做人的道理。所以在各个学科交叉发展的进程中，应当看到这个一致的目标所在并以其为方向，使社会学科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让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薪火相传，走向未知的明天。

后 记

学术的`道路是清贫的，学术的道路同样也是艰辛的，但是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安于清贫，在艰辛的学术道路上披荆斩棘，传承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费孝通先生用他的一生见证了一代学人的风范，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社会学这门外来的学科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乡土中国》作为费老学术上的成功之作，更是使后学者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进而使社会学在中国真正做到了面向大众，为学术推广铺平道路。

也许用费孝通先生自己的诗更能体现这位学人的心路历程：

万山千水行重行，老来依旧一书生。

笔下难尽胸中意，愧忆南园读书声。

注释及参考书目：

⑴“从他以及他的亲属的生活，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史具有伟大意义的演变过程：旧的地方绅迁到城市，接受西方思想后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从而脱离构成大部分中国的农村社会。”[美]a.d.arkush著 《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第1页

⑵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 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

⑶ “费孝通笔下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他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过了四、五十年之后再看，仍觉得有重要参考价值，发人深省，就如同鲁迅著作中对中国人的剖析。” 《一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思考――费孝通学术思想探究》钱灵犀 (载于《社区发展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版第252页)

⑷ “《乡土中国》就是一个概念，但它是在费孝通对各种不同类型农村社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它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的丰富而抽象的内涵。” 《近代中国社会学》杨雅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 第二版 第744页

⑸《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著 新华出版社版

⑹《师承・补课・治学》 费孝通著 三联书店20版

⑺以“已”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乡土中国》费孝通 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页）

⑻“差序格局”理论很能体现费孝通由描述到通论的研究推绎。体现他创立中国化社会学的特点，是他对乡土社会结构研究重要的结论。差序格局基础上形成的行为方式、道德观念，对中国的现在乃至将来都有很深的影响。如果说这作为社会结构形式已不像50年前那样普遍，但这种社会结构引发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在我们当今社会中，确实仍在顽强的表现着，对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起着极为消极的作用。

《一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思考――费孝通学术思想探究》钱灵犀 (载于《社区发展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版 第290页)

⑼《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韩明谟

(载于《社区发展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 第192页)

⑽《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

（载于《费孝通学术文化随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

⑾ “他曾一度认为每一个农村是一个社区，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要像人种学家研究个别部落那样研究每个农村。但是他现在认为要综合研究整个农村的中国，他说这是他研究社会学的第二阶段；他是从研究独特的社区开始，进

行综合、比较，发现普遍模式，然后分析社会结构。” [美]a.d.arkush著 《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第112页

“《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素描．而是从具体的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 （《社会调查自由》费孝通 ）

⑿ 费孝通从具体现象中提炼出概念从而建立起“观念中的类型”的方法，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派使用和建立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方法。它既不套用西方的理论，又在实地调查中生发和创造了一些通论。20世纪80年代后，费孝通在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调查研究中，又提出“模式”、“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人类心态秩序”等概念，它们都与这种方法一脉相承，也可看作此类研究的继续、延伸、扩大和发展。他的这些概念都是从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中提出来的，因此是应用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构造了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并形成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近代中国社会学》杨雅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版 年第二版 第745页

⒀概括他著述的学术风格，不难看到有四个特点一是“通”，不仅贯通中西，而且往往是“越界”而不分学科范畴，涉及的学科除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外，还涉及经济学(特别是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教育学、考古学等各学科。

《一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思考――费孝通学术思想探究》钱灵犀 (载于《社区发展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48页)

⒁《〈新史学〉百年 究竟要什么样的历史学》 张小也 （《中化读书报》）

篇3：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

而“多元一体”的演进, 首先与自然地理条件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存在着很大联系。对此, 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他认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座落在亚洲东部, 西起帕米尔高原, 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 北有广漠, 东南是海, 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 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 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 因而称之为夭下, 又因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 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费孝通先生还进一步指出, 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 高度逐级下降。西部是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东接横断山脉, 地势下降到海拔一千米到二千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 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盆地。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二百米以下的平原。[2]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包含两部分意义, 第一部分说明了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整体性, 对应于中华民族的“一体”, 第部分则说明的是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对应于中华民族的“多元”。这种生存空间的解读, 是很多民族学家已取得的共识。而且文化地理学家常以此解释我国文化的地理特征, 如著名的文化地理学家王会昌先生《中国文化地理》就是此方面的代表作。[3]

另一个重要意义是, 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解读, 与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架构具有一致性, 他对“多元一体”是这样架构的:从宏观的研究说来, 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 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 西南角的青藏高原, 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 即我所说藏彝走廊, 然后云贵高原, 南岭走廊, 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进行微型的调查。[4,5]

而对于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及其关系, 许彬和谢忠的总结非常合理: (1) 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 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大熔炉”; (2) 辽阔的疆域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 (3) 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对中华民族格局产生了“既发展多元又促进一体”的双重影响; (4) 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民族特点, 进而对民族融合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5) 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主的中央平原, 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华夏-汉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6]

由此可以说, 从自然地理条件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到中华民族格局的“一体”和“多元”, 是有很好的对应关系的。但也应当看到, 中华民族格局除与自然地理条件整体性和多样性有对应关系外, 还是一个历史演进的结果, 民族格局演进总在自然地理条件整体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追加诸多变异因素, 但其总体, 是向着“一体”方向演进的。而且这种演进, 分为地区性的一体和全国性的一体两个阶段, 这是费孝通先生早已强调并解读过的, 也与自然地理环境区域性的整体性和全国性整体性相对应。

而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复杂性和整体性的影响 (包括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 , 中华民族经济活动也表现出强烈的“多元”与“一体”关系, 这是影响“多元一体”演进的一个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的连带性过程。

参考文献

[1]郭圣铭, 王晴佳.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220.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9, (4) .

[3]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 (第2版) [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5.

[4]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82, (3) .

[5]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北:正中书店, 1983:6.

篇4：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问题；发展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背景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发表了其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著名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主要论点可概括为：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層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二、目前在“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问题

1.民族隔阂。民族隔阂是民族之间互相猜忌、互不信任、互相戒备的心理感情及其在言语行动上的表现。民族隔阂是在长期存在着阶级剥削制度和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形成的，它的存在不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具体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由于我国自解放以来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加上历任领导人不断强调民族和谐交往的重要性，所以在我国，民族隔阂是没有存在的制度与阶级基础的。但在历史因素的制约下，民族隔阂问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具体表现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猜忌，不信任彼此，缺少必要的心理深层次的交流等。

2.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就是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的国家由于消灭了剥削压迫制度，实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所以民族矛盾的物质基础就不存在了，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虽然在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况下，还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矛盾问题，比如说新疆问题，但它不属于民族对抗性矛盾，其性质属于一般性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将之扩大化。我国现存的民族矛盾问题，其实是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不成熟问题的具体化，纵观各国历史上存在的民族矛盾问题，无非是社会经济发展与各民族利益诉求之间的张力问题，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统一，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

3.民族冲突。民族冲突是民族问题当中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它包括民族之间仇视、冲突、流血事件、屠杀、甚至战争。在当代，最典型的就是巴以冲突、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冲突。民族间冲突的根源在于各民族之间存在不平等，造成民族间不平等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凭借自身的优势力量去侵犯另一个国家的民族，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满足本民族的利益；另一种是多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民族不平等，一国中的主体大民族在资源占有，身份地位，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我国，自从建国伊始，我国就实行了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重点扶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

三、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度发展

1.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一般来说，民族问题的出现时由于民族认同强，而国家认同弱而造成的，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就是强化国家的感念，弱化狭隘的民族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概念，弱化本民族的概念。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度发展，必须要强化国家认同，即我们属于共同的民族：中华民族。这方面国家应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加强政策落实和教育普及。进一步加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灌输，构建一个巩固的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实到行动上。从而在政治这一维度上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大、做实、做强。

2.进一步促进经济利益分配公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族问题的存在，或者“多元一体”格局不完善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各民族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应该促进经济利益分配更加公平。首先，国家应该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收入转移支付，切实把党和国家的政策意图落实到实处。其次，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制度，政策等工具，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建设，市场制度完善，给予必要的扶持力度。最后，应积极推动中东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商品流通，人员流动，将少数民族同胞导向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就业。

3.保护和尊重民族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它在内部成员之间起到了纽带作用，在和谐稳定发展中，起到凝聚的作用。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存在，更要保护和尊重民族文化，同时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做到各美其美，美而不同，美美与共。让多民族文化汇集融合，为中华文明的深化传播添砖加瓦。

四、结语

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虽然还是存在一些民族问题，包括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但我国不存在民族冲突的问题。为了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我们应把“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深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崛起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孙秋云.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2：58-63.

[2]赵旭东. 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J]. 社会科学，2012，04：51-62.

[3]沈萌. 民国以来宪法文本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分析[D].石河子大学，2013.

篇5：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

关键词：多元一体格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旅游

0 引言

1911年, 辛亥革命前后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也是中国边疆地区危机日益加深的时期。变法图强和救亡图存这对贯穿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始终的矛盾体交替成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面对边疆地区日益严峻的形势, 统治集团决策层的边疆治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反映了特定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民族关系处理理念。

新中国建立后, 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互为补充、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合二为一,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治边成绩。但又以2008年西藏“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为界, 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治边战略, 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的错综复杂的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问题。笔者拙见, 借以疏论, 挂一漏万。

1 民族宗教治边的差异性

梳理西汉以来治边之术与稳固边疆的策略, 借鉴民族和亲、文化同化和宗教融合措施中, 执行的坚持上层统战、团结重点人物, 侧重关键时点抚慰的既往良策, 一以贯之, 持之以恒。不可否认, 民族和亲, 在汉民族、中原农耕王朝延续的千年中, 掺揉进民族骨髓更多的是无尽的屈辱和漫边的无奈;但是也不可否认, 民族和亲为民族融合的推进和一段时期的边疆安宁、百姓安康带来的彰明作用。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 在治边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 坚持上层统战、团结重点人物, 侧重关键时点抚慰等政策和措施, 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国家统一离不开民族团结,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离不开”通俗易懂, 直击要害。民族团结首先是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绕不开尊重彼此宗教信仰, 特定指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例如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信仰, 西藏、内蒙古和川滇甘青部分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东北边疆部分民族的萨满信仰, 滇南地区上座部佛教信仰等, 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区域性、民族全民性等特征。这就给我们的统战从业人员和治边政策提出了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热心和诚意, 更多地还是专业和策略。新时期的民族统战工作人员, 信仰的是马列主义、无神论, 但也需要成为一个边疆史地、宗教渊源方面的专家。这既是工作的需要, 也是国家统一的需要, 在离心倾向日益加剧的形势下, 尤为迫切。

2 借鉴西汉屯垦戍边既效, 学习多地生产建设兵团新时代屯垦戍边楷模

中央政府应出台鼓励政策, 引导实施新时期定向性移民, 稀释边疆特定地区民族纯度, 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续写后章。

西汉政府总结西征失败的教训, 开始“置校尉, 屯田渠犁”, 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条件。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后,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又进一步扩大, 屯田士卒亦兵亦农, 亦耕亦战, 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草, 保障了战斗力, 而且发展了生产, 繁荣了经济, 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加速了民族融合, 成为维护西域社会安定和发展西域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自汉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把移民屯田作为统一、经营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中, 唐、清两朝屯田规模最大, 收效最为显著。

屯垦戍边是中国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极富东方特色, 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完全可以考虑屯垦戍边汉族群众应不拘泥于国家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约束, 鼓励生育, 繁衍人口, 壮大戍边力量, 有效稀释民族纯度, 大力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凝聚力。

不可否认, 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奠基石均为普通劳动者甚至是时下弱势群体。如张养浩所云:兴, 百姓苦;亡, 百姓苦。千古铁律!

3 打击民族分裂势力互为补充

持续注重民生与重拳出击、打击民族分裂势力互为补充。可以明晰化为:法治重点打击民族分裂势力为体, 持续注重民生为用。以体为主, 用为体辅。

在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治边与民族政策总纲领指导下, 边疆地区各民族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 但近十年来民族离心倾向日益加剧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 持续注重民生与重拳出击、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应互为补充。

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已经成为国际公害, 是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他们到处制造恐怖活动, 挑起武装冲突, 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 破坏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地区安全、国际交流合作和区域和平造成严重威胁。

要充分认清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是当今社会潜在的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采用暴力恐怖事件, 内外勾结, 大肆进行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祸害群众的违法活动, 所犯下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 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合力重点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 绝不可心慈手软, 必须严厉惩处。

在边疆稳定新的形势下, 当然也包含港澳特别行政区, 我们需要通观全局, 需要大智慧。

4 边疆旅游的大力发展, 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边疆旅游, 对于求新、求奇、求变的旅游需求来说, 有着独具魅力的优势: (1) 由于边疆地区旅游资源禀赋极高, 大多处于未开发和初步开发的阶段, 具有原始性; (2) 边疆地区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和资源的典型性, 为其他地区所少见, 有着较强的垄断性和竞争力; (3) 民俗风情的多样化, 独有的民族特色, 对旅游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国家旅游局应全面统筹边疆旅游活动的开展, 充分的发挥旅游业活跃地方经济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密切不同族群间联系、建立和谐团结民族关系等良性效用, 并政策性抑制民族文化商业化、民俗仪轨程式化、边民发展贫富分化的不良趋势, 为边疆稳定和兴边富民的战略实施贡献产业力量。

在发展边疆旅游的政策推动下, 应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 加快边疆地区交通、邮电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全力解决铁路干线运输能力不足, 公路技术等级低、质量差, 航空运输发展不平衡、经济效益低, 边疆偏远地区通讯水平低, 生态环境设施与城市基础设施等与全国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的问题, 以构建立体快速可进入通道。 (2) 大力兴建中档商务酒店、经济型酒店等旅游接待设施, 并具备涉外接待能力, 限制性兴建高星级酒店, 以解决旅游舒适性问题。 (3) 全力推进旅游景点景区质量认证工作, 标准化建设, 规范化运营。 (4) 边疆兴旅, 人才是第一要素。应倾向性政策推动旅游人才培养的本地化战略。 (5) 在黑龙江绥芬河开展卢布等同主权货币试点的基础上, 可择地适时铺开其他相邻国货币等同主权货币城市范围。用边疆旅游的规范发展促进边境旅游的良性发展和外汇汇率机制的自然形成, 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助推加力。

5 结论

以上诸多措施的有效推进, 需要中央政府的有效集权和强力支持, 应当在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当地政府作用的同时, 积极深化投融资体制、建设与运行体制的改革, 通过政府扶持政策、发育资本市场、发展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基金等措施, 形成多元化投资与市场化运作体系, 提高项目实施的效率, 促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古代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3.

[2]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3]田欣编著.中国边境旅游必备[M].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3.

篇6：读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

关键词：民族迁徙；民族融合；民族变迁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151-05

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和凯里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9月16日至17日在贵州省凯里学院隆重举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9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会议论文近50篇。会议以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两种形式，围绕“民族迁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热烈的学术讨论。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罗贤佑教授首先做了视野非常广阔的大会主题发言。罗教授对民族迁徙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积极肯定了民族迁徙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正面意义，而且提醒我们关注民族迁徙作用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从4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二是民族迁徙与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三是云贵高原民族格局形成的历史因素；四是贵州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民族杂居。现按照大会议题的主要内容，对主要代表的发言和会议论文提要加以整理。

一、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

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对我国民族问题长期思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的理论观点，论证了中华民族多与一的结构关系，这是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民族互动、文化交融和国家统一的高层次的宏观概括，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围绕这一理论，对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问题展开了讨论，详尽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之间关系，这一议题既有宏观讨论，也有具体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教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学术背景——以顾颉刚、费孝通之论战为中心》一文中回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理念在近代中国形成的社会与思想背景，特别重点探讨了顾颉刚、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作者强调今天政界、学界出现对民族事务的种种质疑、诟病之论似乎前无古人，而事实上这些诉说并未超越前人的思考，这一回顾和反思对我们的主题思考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正寅研究员在《民族志文献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一文中提出：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志文献，是我们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程的宝贵资料。这些文献既包括数量巨大的汉文文献，也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为了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民族史学的基础建设，特别是对有关历史上的民族志资料的整理、解读、研究。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点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李大龙编审在《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的发言中，对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活动做了研究和探讨，认为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也积极推动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这对认识中华民族格局中的大一统传统有重要意义。

民族迁徙问题是这次会议的又一个主要议题，许多专家学者对民族迁徙的走廊问题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秦永章在《关于中国“民族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就中国“民族走廊”的历史特点及研究意义、“民族走廊”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民族走廊”研究的方法和思路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了打破区域格局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要求重视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在民族走廊发展中的互动。新疆大学教育部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基地管守新教授从民族史学与社会学角度出发，作了《民族迁徙与社会和谐》一文，论述了民族迁徙这一人类活动的普遍现象在近代国家格局形成前后的不同特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市场经济利益为主导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由此而产生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间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增多，这种矛盾与冲突处理不好会引发边疆社会的稳定问题，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所利用，危及国家的边疆安全。管教授在文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务必处理好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以保证我国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管守新教授是这次会议中极少数注意到民族迁徙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学者，他的发言值得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这些学者从宏观的视野讨论民族迁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之间关系，留给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具体、微观的实证研究中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

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刘鹤博士作了《抗战时期民族地区普通民众中华民族意识的历史考察——以湘西为例》发言，从心态史这一很新的视角以详细的史料考察了抗战时期湘西普通民众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认为抗战之前，湘西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很淡漠。抗日战争的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湘西也不例外，普通民众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得到极大的强化，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中华民族意识。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徐美群教授的《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以赫哲族為例》一文中，以一个具体的民族作为例证来说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问题。认为赫哲族曾是一个不断迁徙流动的民族，在其迁移过程中，赫哲族与其他民族形成双向度的流动，正是因为民族之间不断的迁徙、流动、杂居、混合才形成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与同化。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李秀莲教授《渤海国的“土人”问题研究》，研究了渤海国的“土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土人”担任靺鞨部落都督、刺使的前提条件入手，推断出“土人”来自后突厥汗国，即是阿布思的同罗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极好例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峰副研究员《论金代奚族与契丹族的一体格局》以我国古代奚民族为主，阐述了金朝灭辽过程中奚族的反抗、萧裕谋反事件以及移剌窝斡起义中奚族的配合等三个问题阐述金朝奚族与契丹族的一体格局，展现我国古代民族融合一个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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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讨会上的一些论文表面上似乎与探讨民族迁徙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正面意义关联不大，事实上却是从民族史学的角度，从民族教育的视角佐证了这一主题。比如《韦皋与唐诏关系研究》、《唐蕃关系视野下的中央官学教育》、《陶行知的民族观与民族教育思想》、《民国时期西康省民族教育的发展》。西北大学吕卓民教授在《韦皋与唐诏关系研究》一文中认为韦皋在镇蜀期间，以其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成功地恢复了与南诏的关系，将西南广大少数民族争取在支持和维护唐朝统治的范围内，有效地抵御了吐蕃军事扩张势力，为恢复和捍卫唐王朝的西南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反映了韦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所做的贡献。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张屹博士《唐蕃关系视野下的中央官学教育》，认为唐朝中央官学教育的发展历时长久，意义深远。一方面，唐朝中央官学为吐蕃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另一方面，唐朝中央官学教育的发展对于加强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促进吐蕃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青年学者张建中《陶行知的民族观与民族教育思想》，探讨了“五族共和”论、“联邦制”构想对陶行知民族观的影响，认为陶行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民族教育观，提出了一系列民族教育思想，正确地处理了维护国家统一和保护民族权利之间的关系，在当今国内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的背景下也很有现实意义。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马廷中教授在《民国时期西康省民族教育的发展》一文让我们认识到，民国时期针对西康地区比较落后的文化教育状况，西康省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初步建立起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的学校教育体系，为共和国建立后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几篇论文和发言表面上与民族迁徙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和此次研讨会的议题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有很大的关联。

二、民族迁徙与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

民族迁徙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或部分，在某种原因的驱使下，有组织地或自发地离开其原始居住地而较大规模地向其他地区移动的现象。无论民族迁徙的原因是自然条件的影响，还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亦或是民族之间的征服战争，在迁徙中的文化接触和民族融合必然会引起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我们通常称为“社会变迁”。许多专家与学者围绕民族迁徙与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问题展开了讨论。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翁家烈研究员为这次会议专门撰写了《战国至秦汉时期民族迁徙对西南社会历史之影响》一文，他认为民族迁徙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与发展起着结构性关键作用。战国至秦汉时期，氐羌、苗蛮、华夏及其后裔——汉族，于不同时段、不同原因、不同方向移入西南地区后，移入的民族、原住的民族及西南地区的社会历史，均发生着广泛、深刻的空前变化，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一是民族结构的剧变，二是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一统，三是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四是融就古朴、特异的民族文化。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王柏中博士从一个具体的民族习俗现象探讨族群迁徙问题，他在《族群迁徙与习俗濡染：越南瑶族的黑齿习俗——基于越南老街省保胜县田野调查的探讨》一文中，基于田野调查发现，瑶族本无漆齿习俗，但有的支系——如越南保胜的白裤瑶（贺瑶）却在迁徙过程中与越濮族系的黑齿民族接触中所濡染。受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越南社会不再“以黑为美”，瑶族黑齿习俗也随之变迁。作者认为，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与相对保守的族群文化，使其成為这一习俗的最后持守者。瑶族对黑齿习俗的习得、持守或放弃，均是他们基于生活需要因应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文化策略。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许淑杰教授的《从家谱资料看东北地区满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通过满族家谱资料研究发现，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个不断迁徙流动和吸纳新的民族成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被纳入满族共同体的其他民族因素经历了不断被满族化的过程，而整个满族共同体则经历了社会生活习俗、文化等方面的持续不断的、不自觉的汉化过程。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刘敏教授《清代至民国时期三江区域移民对赫哲族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等民族大量移居赫哲族聚居地——三江区域，改变了这一区域的人口与民族结构，生态环境与语言环境，生产与生活方式，传统观念与习俗，是造成赫哲族逐渐汉化的重大外力，对赫哲族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来自公安边防部队士官学校年青学者马亚辉的《改土归流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从土司辖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构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领域来解析改土归流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改土归流虽然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但其中之局限与缺憾亦应引起注意并予以严格批判。云南大学博士生黄禾雨《略论云南近现代民族文化变迁》一文认为云南民族文化在近现代历史巨变的时代背景之下，经历了剧烈的文化变迁，对近现代云南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并对云南近代民族文化变迁原因及其表现进行了分析。在众多讨论民族迁徙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影响的文章中，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文教授《资源博弈与结构互动：宋代夔路盐业资源与区域社会变迁》发言很有特色，张教授认为宋代夔路盛产食盐，吸引大批移民进入，并引发少数民族加入争夺，后来宋政府也成为资源博弈的另一方，在围绕食盐展开的民间博弈、官民博弈两组矛盾的推动下，宋代夔路社会变迁由此展开。区域社会史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潮流，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取向，应该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面向。

三、云贵高原民族格局形成的历史因素

民族迁徙是影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云贵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影响尤为显著，因而本次研讨会强调了民族迁徙对云贵高原民族格局形成影响。

西南大学黎小龙、徐难于教授合作的《历史时期汉族移民与西南地区格局的嬗变》一文，对汉民族迁徙与西南地区格局的关系做了宏观讨论，认为云贵高原民族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是战国秦汉以来西南民族格局嬗变的一个局部，只有立足于西南两千多年来民族格局嬗变的整体、宏观的视角，才能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云贵高原民族格局的嬗变。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滕兰花副教授在其《清代都柳江流域的黔桂粤经济交流初探》一文中，认为清代都柳江水道随着清廷开辟苗疆行动的深入而不断得到疏浚，促进了航运的便捷，让黔桂粤三省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更频繁，大宗的木材贸易以及粤盐销黔，加上各式土特产的运销，使得都柳江沿江圩埠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居，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的融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秀蓉在小组讨论中就苗族西迁与西南山地开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由于苗族迁到西南地区的时间相对较晚，平坝及较好的坡地已被其他民族所占有，苗族大多只能居住在山巅之处。居住于高山之巅的苗族，对明清以来西南山地的开发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对云贵高原民族格局形成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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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苗疆走廊”“清水江水道”与西南地区“国家化”过程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是在贵州黔东南召开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聚居了全国1/4的苗族和1/2的侗族，是全国民族文化保存较好的地区。因此古苗疆走廊和清水江流域文化研究被专门列入这次会议，专设了“‘古苗疆走廊’‘清水江水道’与西南地区‘国家化’过程”的具体议题，也使这次会议囊括了国家层面的宏观性研究，历史性的民族性的个案研究，更有了从宏观层层递进到一个具体的区域研究，成为这次民族史学研讨会上的一大特色。

来自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杨志强教授特别上大会上作了《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域、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域》的专题发言，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民族走廊”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凯里学院徐晓光教授基于清水江流域的研究，向大会提交了《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契约型”社会与民族法秩序的形成》和《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进路》两篇文章。他在《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契约型”社会与民族法秩序的形成》发言中论述了贵州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契约型”社会与民族法秩序的形成问题。他认为，清水江流域地方性法规文书是王朝法典与国家法律在区域经济开发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和延伸，是该地林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青年学者龙泽江在《木材贸易与清代贵州清水江下游苗族社会变迁》一文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对清代清水江下游木材贸易背景下苗族社会生态的演变进行探讨，认为木材贸易促进了人工林业和林业租佃制的发展，促使了苗族农村公社的瓦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晚清的社会动荡为苗族地主乡绅政治地位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苗族地主乡绅凭借木材贸易积累的财富兴办团练武装，取代了土司的社会控制与基层管理职能，改变了苗族社会权力结构。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青年学者吴述松《二百余年争江案判决大价值：化苗墙为民族区域自治》以贵州东部清水江下游历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绪五朝两百余年影响深远的“争江案”为案例，对其蕴涵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分析挖掘。凯里学院李斌教授在《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宗族社会及其规范》中认为明清以来，天柱宗族通过祠堂修建及其祭祀、族谱编纂及其修改等方式对宗族内部事务的管理与控制日益加强并且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天柱宗族社会的持续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凯里学院青年学者吴才茂从清水江文书研究出发，对清代以来苗、侗族妇女的权利地位进行研究。撰文《清水江文书所见清代以来苗、侗族妇女的权利与地位》，通过梳理契约文书和其他民间历史文献，他发现清水江下游苗、侗族妇女拥有很高的权利地位，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

在这一专设主题下，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仅让我们看到深入挖掘一个民族地区的本土知识，研究本地区社会历史的巨大可能性，而且对认识中国民族格局特别是西南民族格局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特点具有重大意义，他们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地区的“国家化”及汉文化的作用等。

五、总结

本次会议从民族史学的角度，以民族迁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为主题，对民族迁徙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进行多层面的探讨，进一步揭示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动因、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在大会总结发言中南京大学华涛教授总结了这次会议呈现的几个特点：一是这次会议集中探讨了民族迁徙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正面意义，并且取得丰富的成果；二是对西南南方民族格局形成中的迁徙问题非常重视，而对北方特别是西北的民族迁徙研究由于参会人员的比例而稍显缺少；三是对民族迁徙的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复杂性、多面性这一命题关注不够，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继续深入。因此，华涛副会长建议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要用历史学深入细致的方法，借鉴国际国内的各种理论成果，总结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国经验，总结中国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地方经验，对中国社会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做出理性和科学的回应。

[责任编辑：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