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经典语录

费孝通的经典语录（精选5篇）

篇1：费孝通的经典语录

读过无论哪一种费孝通传记的人，心中总是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其实费孝通和传统社会下的乡土中国不是完全契合的。虽然出生在名家辈出，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苏杭之地，但是费孝通所受的教育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塾之学，而是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思想的新式学校。从启蒙院开始，一直到燕京大学，清华研究院，虽然也讲求传统文化的继承，但是所有的教育也无一例外的带有西方的色彩。

能有如此的学习经历大概还是和他的家庭有关，因为他的父亲费璞安当年曾作为政府所派的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专门攻读教育专业，学成回国后即开办了新学。他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之一。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使费孝通接受了严格而又规范的系统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之后负笈英伦的求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他可以毫不费力的接受西方的思想，但是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得他与农村社会在生活上是脱离的。这种脱离，并不是不常见的特殊现象，而是近代中国一种带有时代意义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城市化的文化改造过程――从农村到城市，通过接受西方的思想脱离传统的农村社会。⑴

但是与其他留学国外的学生不同，费孝通内心中并没有因为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就完全排斥中国的文化。在很多留学生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因而不愿意回国，或者是对中国的情况不加了解就否定，甚至不讲中文的时候，费孝通仍然是对中国文化保有一种乡土情结，这似乎也是得益于他所受的新式教育。正如美国教授阿古什（a.d. arkush）在《费孝通传》里面写的那样：

费孝通与二十世纪初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他从感情上并不否定中国文化。他是在不背弃他小时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情况下，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获得西方知识的。他的父亲留学日本意味着，是父亲而不是他的儿子们代表了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代，费孝通不像其他人那样，与旧脑筋的父辈们在感情上格格不入。他不属于参加“五四”运动的一代，但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反封建思想。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更是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⑵

从后来的研究者们对《乡土中国》的评价来看，费孝通的观点是到位的。有的研究者甚至将他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分析，和鲁迅先生著作中对中国人的剖析相类比，认为是相当的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在著作问世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有借鉴价值。⑶而《乡土中国》也因为其自身的价值，成为了一个概念，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⑷也正是因为他的代表性，随后出现了各种以乡土中国为标志的研究类书籍，乃至是《新乡土中国》这样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乡土中国的情结是扎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底，是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体验。虽然有人从意识形态方面排斥拒绝这种情结，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情结是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集体意识存在，并不会因为少数人的意识缺失和丢弃从而不复存在，而是将一直通过民族的血脉传承下去。费孝通正是看到了或者说是深刻体验到了这种情结的力量，从而在社会学层面试图进行解析。这大抵应当是《乡土中国》里个人情感的显露。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在文化领域一直都有这样的难题存在：一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定位，二是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是有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甚至全盘西化，以胡适等接受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学者为代表进而波及至今日的“海龟派”；另一种观点以钱穆等人为代表，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血脉，反对西方文化侵袭。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很多人力图创造第三条道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者说是外来文化的整合，如牟宗三先生对中西哲学的整合研究，但是也有一股庞大的势力认为文化冲突无可避免。⑸对此，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观点可以说是第三条道路的有益尝试，他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与体会》一文中这样解释他对于文化自觉的理解：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改造和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⑹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文字下乡》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在社会上里言行事的无形的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本质也就是

这种建立在相对固定的社群基础之上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应当看到的是这种社会结构，无处不体现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儒家文化的力量。

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学者认为《乡土中国》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这些《乡土中国》中最精髓的部分，也实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浸润儒家文化最深厚的部分。拿“差序格局”来说，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不是一捆捆的柴，而是象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圆心，而波纹波及的范围也会依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⑺熟读或者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难看出，这里费孝通所借用的正是儒家“推己及人”的观点。而儒家哲学之所以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中成为主流，与中国乡土社会本质是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应当是起了相互推动的作用。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是差序的同心圆，每个人都是圆心，那么结果就是公私都成了相对的概念，而一切价值和行为都是以“己”为中心。而儒家文化很善于把握这种社会结构，并且提出了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们行为和道德的准则。“克己复礼”，从自身的己，再而向外推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成了典型的从自己向外一圈圈推开去的范式。而反过来说，儒家文化对差序格局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用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与社会的契合，来约束人们不敢轻易的逾越和凌驾此种社会格局。正是由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几千年未可动摇并日益巩固，而墨家的衰落大概也于此有一定的关系。

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⑻

《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也代表了他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⑾ 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这对于费孝通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此后它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等等的概念，都可是看作是此类研究的纵向和横向拓展，从实际研究中提炼出来。而这些理论方法的中国特色也造就了世界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学派。⑿

费孝通先生一生继承并发扬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相比也许称不上研究体系的创新，和《乡土重建》相比也许称不上评价颇多，但是应当说它的普及意义远远大于他的任何一本著作。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抑或是乡下人，从《乡土中国》开始真正认识社会学，了解社会学，他们也许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知之甚少，但是仍然能丛书中得到些许启示，能对整个社会有和以前不同的想法，学术在《乡土中国》里摆脱了贵族的角色，真正实现了平民化和大众化，真正让大多数人得到了教育。正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讲的“我认识到我有义务经常把我的观点让广大群众知道，使他们受到教益”。在此之后社会学的繁荣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的发展，多少与《乡土中国》的普及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推动，不仅仅是需要少数的学术精英，更多的是要建立在整个民族的文化提升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想必是应当值得重视的地方。

《乡土中国》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社会学作为西方新兴的社会学科分支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大体是在19世纪末。作为地道的舶来品，中国社会学界一般称20世纪40年代（准确说是1937-1949年）为社会学的建设时期。而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的中心人物就是如何是社会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使社会学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是以孙本文为首的系统社会学研究，一就是吴文藻、费孝通为旗帜的强调社区研究的“燕京学派”。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正处于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大院校、研究机构云集到了西南边陲，使原本文化并不发达的西南成为了学术重镇。在这种环境下，社会学者们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因而社区研究在40年代成为了学术主流。

谈到费孝通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费孝通的老师，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先生。吴文藻（1901-1985）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是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的丈夫，曾在美国达特默斯学院学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1929年，吴文藻回国并于燕京大学任教。他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课程，在讲授家族社会学时，开始重点研究家族制度的发展史，后来又转向了以中国宗法社会为中心。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家族和长老统治研究的关注，应当说和老师吴文藻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吴文藻先生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韩明谟在《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一文里给出了很好的归纳总结，他说：

他上课不久便对这三门课进行了改造。不仅为每门课都编写了一本汉文教材，而且对其内容也进行了修改，并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主张主要做三项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⑼

费孝通对于吴文藻这位恩师也是充满了感念之情，在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感言道：

我在燕京三年，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己读书，并跟吴文藻先生比较接近，我读了他书架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书。我什么书都想念。这几年的阅读打下了我基本知识的基础。⑽

《乡土中国》与学科的交叉发展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虽然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但是综其全书看来，却是渗透着对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相关社会学科的深刻认识和精辟见解，从而使薄薄的一册面向大众的学术著述，蕴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如长辈一般的娓娓而谈中道出了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质和伦理道德观念。⒀而研究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专家们更是对这种“杂”而化之的特点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中国学者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学者应当认真

学习的地方。

由此可见，对于社会学科而言，虽然各个学术分支有其自身的学术领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研究对象范围的模糊性，使人文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一致性和趋同性。这种态势不仅仅是对社会学一门学科如此，对其他的社会学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对于历史学而言，近几年不仅仅是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热潮，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研究中也逐渐采用了原本只是在社会学中使用的社区调查方法，在人类学中使用的田野调查等方法。这种各学科的交叉发展，自然也使传统的专门学科研究者如临大敌、谈虎色变。以至于史学工作者们更是用“边疆危机”来形容这股来势汹汹的学科渗透大潮。在纪念梁启超《新史学》1学术讨论会上，部分历史学家们就表露了对于历史学定位的困惑以及对各学纷纷渗透的担忧。⒁ 在笔者看来，对于学科交叉发展所带来的各学科之间的模糊性是社会学科发展的一种必然性的趋势，因为社会学科所涉及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领域所发生和存在的现象、事物，都是在探究社会领域的发展规律。如果说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学科分类，进而使各个人文学科有了自己专门的领域，那么现在人们所进行的则是对于学科分类的第二次整合，使人文学科的发展更符合其自身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学术上就有文史哲不分的特点，而中国文化，乃至整个的中国乡土社会的构成，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这种交叉混杂的体系特征。《乡土中国》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研究者深刻的体验到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本质不同，从而使用了本土化的研究手法和研究眼光，在各个层面用不同学科的认知手段解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社会图景。对一个社会的深刻体察，使得作者对于这个社会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对文化的透析式的微观解剖和宏观把握，更使得对这个社会独特的结构和运行有了更精妙的总结。费孝通先生正是发挥了自己这种多学科交叉的思想，让《乡土中国》带有了更多的学术内涵和意义，赋予这本著作更多的文化情结。

在谈到社会学这个学科时，费孝通先生曾说这样的话：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要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⒂

其实，不仅仅是社会学，一切人文学科在根本的任务上都应当是指导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了解自身，学会做人的道理。所以在各个学科交叉发展的进程中，应当看到这个一致的目标所在并以其为方向，使社会学科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让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薪火相传，走向未知的明天。

后 记

学术的`道路是清贫的，学术的道路同样也是艰辛的，但是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安于清贫，在艰辛的学术道路上披荆斩棘，传承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费孝通先生用他的一生见证了一代学人的风范，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社会学这门外来的学科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乡土中国》作为费老学术上的成功之作，更是使后学者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进而使社会学在中国真正做到了面向大众，为学术推广铺平道路。

也许用费孝通先生自己的诗更能体现这位学人的心路历程：

万山千水行重行，老来依旧一书生。

笔下难尽胸中意，愧忆南园读书声。

注释及参考书目：

⑴“从他以及他的亲属的生活，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史具有伟大意义的演变过程：旧的地方绅迁到城市，接受西方思想后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从而脱离构成大部分中国的农村社会。”[美]a.d.arkush著 《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第1页

⑵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 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

⑶ “费孝通笔下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他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过了四、五十年之后再看，仍觉得有重要参考价值，发人深省，就如同鲁迅著作中对中国人的剖析。” 《一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思考――费孝通学术思想探究》钱灵犀 (载于《社区发展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版第252页)

⑷ “《乡土中国》就是一个概念，但它是在费孝通对各种不同类型农村社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它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的丰富而抽象的内涵。” 《近代中国社会学》杨雅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 第二版 第744页

⑸《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著 新华出版社版

⑹《师承・补课・治学》 费孝通著 三联书店20版

⑺以“已”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乡土中国》费孝通 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页）

⑻“差序格局”理论很能体现费孝通由描述到通论的研究推绎。体现他创立中国化社会学的特点，是他对乡土社会结构研究重要的结论。差序格局基础上形成的行为方式、道德观念，对中国的现在乃至将来都有很深的影响。如果说这作为社会结构形式已不像50年前那样普遍，但这种社会结构引发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在我们当今社会中，确实仍在顽强的表现着，对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起着极为消极的作用。

《一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思考――费孝通学术思想探究》钱灵犀 (载于《社区发展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版 第290页)

⑼《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韩明谟

(载于《社区发展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 第192页)

⑽《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

（载于《费孝通学术文化随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

⑾ “他曾一度认为每一个农村是一个社区，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要像人种学家研究个别部落那样研究每个农村。但是他现在认为要综合研究整个农村的中国，他说这是他研究社会学的第二阶段；他是从研究独特的社区开始，进

行综合、比较，发现普遍模式，然后分析社会结构。” [美]a.d.arkush著 《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第112页

“《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素描．而是从具体的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 （《社会调查自由》费孝通 ）

⑿ 费孝通从具体现象中提炼出概念从而建立起“观念中的类型”的方法，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派使用和建立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方法。它既不套用西方的理论，又在实地调查中生发和创造了一些通论。20世纪80年代后，费孝通在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调查研究中，又提出“模式”、“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人类心态秩序”等概念，它们都与这种方法一脉相承，也可看作此类研究的继续、延伸、扩大和发展。他的这些概念都是从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中提出来的，因此是应用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构造了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并形成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近代中国社会学》杨雅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版 年第二版 第745页

⒀概括他著述的学术风格，不难看到有四个特点一是“通”，不仅贯通中西，而且往往是“越界”而不分学科范畴，涉及的学科除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外，还涉及经济学(特别是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教育学、考古学等各学科。

《一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思考――费孝通学术思想探究》钱灵犀 (载于《社区发展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48页)

⒁《〈新史学〉百年 究竟要什么样的历史学》 张小也 （《中化读书报》）

⒂《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访谈》 潘乃谷

篇2：费孝通的经典语录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著戴可景译商务印书馆

记得自己正在参加一个课题是关于农村的，于是便向学长请教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书籍，他推荐了《江村经济》。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觉得不怎么样，后来上刑法课时，刑法老师说是一本经典著作，于是加深了印象。由于忙于准备期考，无法将其在学校看完，庆幸的是昨日将其读完。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跟中国法制史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命题思路差不多，今日想来便觉得那份作业不过是马虎了事，心里有点悔意。其次是最近在做我国农村纠纷状况的调查问卷，虽与作者的一个月在江村实地考察不太一样，但是有类似之处，不过自己做的还不太好，需多努力。

《江村经济》是立足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全书分为十六章，涉及一个小农村的方方面面，写的很具体，也提供了一种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模式。尽管这是对中国三十年代的研究，但许多方面值得今天的我学习。

前言讲述这本书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最近觉得能够把书上的用于实践需要我们自己敢于走出来，只有这样才会有所进步，学法学更应如此。

在做任何调查前，最好事先确定好调查区域，这也就是干什么事都要有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行动。调查区域的确定——地理状况——经济背景——村庄——村里的人——选择这个区域的理由。作者认为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至于其他小标题我认为是让大家更加熟悉调查者的调查区域。至于为什么选这个地区，作者认为这个地方有值得注意和重点研究的地方。首先，该地区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其次，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再次，这里河网密布，广泛使用水上交通，因而城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作者是吴江人以及其姐姐个人关系，使得调查工作极为便利。

农村中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家在中国的社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人讲究家国天下，道理便在此。家，扩大的家庭——“香火”绵绵——人口控制——父母和子女——教育——婚姻——家中的儿媳妇——表亲婚姻与“小媳妇”。研究一个村落，最重要的是研究这每家每户，才能够彻底了解其问题。在中国乡村都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延续香火，在他们眼中重要的是传宗接代。在人口控制方面，也有一些表现。父与孩子，母与孩子的关系不同。至于教育，在这一方面，孩子主要受家庭教育，至于学校教育与村子的打草这一活动有冲突。村子的教育制度与总的社会情况有些不相适应。在这个村子，不存在求婚的说话，大多是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父母的安排。大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意味，作者还介绍了具体的过程。家中的儿媳妇一开始地位不是很高，干重活，但是如果生一个孩子，那么地位有所提升。至于其它附带关系，婆媳纠纷，离婚等做了讲解。作者进一步说了表亲关系以及“小媳妇”。

对于农村人来说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财产以及继承。所有权——家产——财产的传递——继承对婚姻和继嗣的影响——赡养的义务——新的继承法。这个村里对财产的分类主要是根据所有者的性质来分的。（1）“无专属的财产”（2）村产（3）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4）家产。物可以分为（1）用作生产资料的物（2）消费品（3）非物质东西 其他的东西作者论述比较详细，我也说不出。

接下来主要阐述作者每章的标题，至于具体的研究思路须阅读作者的原著。苏力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对我们的启发》。他大概是这样说的，阅读著作在美国对学生的要求并非记住全书，而是要求总体上把握作者的基本观点、论题、研究方法、理论预设、论证和结论。这一篇文章第二次读了，给我的感受依旧强烈，我也想把它贯彻到我们的读书报告中。我们阅读的书记忆的也主要是这些，其次就是自己写文章时运用别人的观点亦是如此。

亲属关系的扩展。父系亲属关系的扩展——母系亲属关系扩展——名义上的收养——村庄的亲属关系基础。

户与村。户——邻里——宗教和娱乐团体——村政府——保甲——强加的行政体制。生活。文化对于消费的控制——住房——运输——营养——娱乐——礼仪开支——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

职业分化。农业——基本职业——专门职业——渔业。

劳作日程。计时系统——三种历法——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安排表

农业。农田安排——种稻——科学与巫术——劳动组织。

土地占有。湖泊、河流及道路——农田的所有权——雇农及小土地出租——不在土地所有制——完全所有制——继承与农业。

蚕丝业。变迁过程图解——促进工业变迁的条件——变革的力量及其意图——当地对变革的支持——合作工厂——政府的支持——改革中的困难——对亲属关系的影响。

养羊与贩卖。

贸易。交换方式——内外购销——小贩——零售店——航船，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航船，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其他收集方式——贸易区域和集镇——销售生产。

资金。积蓄与亏空——互助会——航船，信贷代理人——高利贷——信贷合作社。中国的土地问题。

此书还有作者1957年的《重访江村》还有1996年写的《三访江村》以及附录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接下来谈一下该书的大体思路以及该书对我的启示和自我感受。

以前老师叫我们复习时，多看一下书的目录，便于从宏观上把握作者的思路。对于一个人来说，按照传统说法衣食住行很重要，这是对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研究时代这种说法应该还算不远。按照现在的说法，一个人除了生存资料外，还需有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在近代中国，农村地区比较重视生存资料，但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对后两种日益重视。中国历来就是一种家国体制，因此一家一户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以一个村为研究点，具体考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生活）、户与村、农村的支撑——业（土地的占有、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蚕丝业养羊与贩羊）、农村的商业方面（贸易和资金）。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至于具体作者自己怎样想的，那就只有问作者本人了。至于具体怎样考察一个村子，历时多长，需不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综合考察，现在自己心里还没有一个底。

“三农问题”一直被党和政府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我认为作者当年考察的那个村毕竟只能反映当时的中国现状，现在中国乡村出现许多变化，但又保持了许多不变。虽然作者重访江村提出了新的看法，但是如今在新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国情如东中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村子之间也有新的变化，因此再次考察也有必要。当然这只是设想和一种感受以及对作者考察的一种仰慕，希望自己也能做一做事。

作为一门法学学子，《江村经济》作为人类学方面的名作，有必要学习的是将其与建设法制农村进行思考。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法的人必须掌握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多多涉猎人文社科，其会对自己体会法有帮助，这势必也对学法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黎锦

2012年7月12日

篇3：费孝通的经典语录

出版时间:2014年7月1日

本书作者一直热切关注城市化话题, 曾于2010年的《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一书中作出准确预测, 受到广泛关注。当下中国, 三四线城市鬼城频现, 楼市泡沫纷纷破裂;一线城市楼价独上高楼, 作者再度贡献才智写成本书, 论述丝丝入扣, 点评剔肉见骨, 直击城市化的核心问题。

篇4：费孝通的精神遗产

2010年6月11日，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纪念费孝通、林耀华诞辰100周年”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今年将有多场纪念费孝通的活动在国内举行。“下半年民盟、北京大学、上海大學和吴江市要联合举办一次，11月份，就是爸爸生日的时候，中央也会有纪念。”费孝通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对本刊记者说。

“家属的愿望很简单，”费宗惠的丈夫，费孝通先生生前秘书张荣华说，“第一希望当代知识分子能在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学到点什么，比如走出书屋、课堂，到老百姓家里去坐坐，了解真实的状况。第二，希望学者们能真正地回报社会一当然，这一点是不能强求的，也急不来，只能是一种愿望了。”

“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

“(费孝通)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型学者，他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都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坚实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他和挚友储安平等人还是接力于胡适之等‘五四’前贤的又一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他又出任了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学者余世存在2005年费孝通逝世时撰文《费孝通一大师的中国荣辱》做出如上概括。

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11月2日，自称“前清遗民”，在书香门第受到良好教育。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师从吴文藻，毕业后清华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研究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得到社会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论文《江村经济》被视为国内社会学开山之作。

抗战时期，费孝通回到国内，任教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后赴美讲学一年，回国后又在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前，他的作品《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无一不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在百年转型的时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尤其在经济结构方面，变化日新月异。但用费孝通的话讲，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未完成，便又着急从初步工业化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即所谓百年中国的“三级两跳”。在急剧又仓促的转变中，社会组织与经济基础并未改变，即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晚年，费孝通又提出“文化自觉”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急速蔓延，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将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因此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特点，与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与各文化能和平共处、各取所长的条件。

1990年费孝通八十岁生日时，在东京与老朋友的欢叙会上，瞻望人类学的前途，他说了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亦即他对自己文化自觉思想的概括。

西南联大时期，费孝通是坚定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在西南联大发起“反内战”演讲，“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闻一多被暗杀时，他曾撰文“这是什么世界，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他还是当时储安平《观察》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坚持公共写作。

在他晚年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的长谈里，他讲到“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专栏作家)。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

只是这样的思想被上世纪中叶的一系列社会突变而打断。此后，经历过‘饭右”、“文革”后，一代知识分子更多反思起自己的“原罪”。“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觉得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费孝通在与朱学勤的对谈中感慨。

学术之外的人格精神

“费老逝世一周年时，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曾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学何幸而有费孝通。今天，回顾费老与民族学的关系，我们也要说，中国民族学何幸而有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如此表示。

2006年，人类学家乔健曾提出，费孝通几十年来的浩瀚著述，已可以视为形成一个学派。他认为可以叫做历史功能学派，即强调历史因素在西方功能学派中的作用。这样的定义和建构是否成立，也是这次中央民族大学研讨会的重要话题。

而对于专业学术圈之外的知识界和公众而言，更关注的是费孝通身上的独立^格和治学精神。

“费老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情怀，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探索一条实际可走的道路，现在的学者们太多坐在自己的书斋里，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与联系。”朱学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走出来的，但是又仿效西方的学科体系建起来，学者之间没有规范或者说伦理共识。很多人一说实话一完全是胡言乱语。”余世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学人文的对任何问题都敢信口开河，这是非常糟糕的。”他认为现在诸多学者的精英意识太强，无法站在民众的角度去感受和解决问题，这与费孝通当时紧密联系现实的学术努力完全不同。

“爸爸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坚持四处考察，除了西藏因为身体问题去不了，台湾因为政治问题去不了，其他地方都走遍了。”费宗惠对本刊记者介绍。

费孝通去世后，她曾与丈夫张荣华一起到父亲年轻时探访过的广西花篮瑶聚集地大藤瑶山，从县城到乡下还要坐车走整整三个小时，路况极差。

而费孝通上世纪30年代去该地做社会调查时，当地还是不通汽车的，“我真无法想像爸爸和同惠妈妈(记者注：费孝通第一任妻子，在广西考察时不幸落人山涧遇难)当年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和恐惧走完了这段路。”

“现在的社会更需要学者们去分析，给出出路，就像当年经济转型时候父亲提出城镇化和苏南模式一样。”费宗惠说，“现在这么多人去学校杀孩子，太可怕了。

篇5：弟子眼中的费孝通

徐平是费孝通的唯一一个“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生。1984年以后，费孝通的研究开始转向边区开发，他希望能招到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今后专门做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而徐平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人，所生活的古镇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他从小就有一种多元文化的概念。1987年，徐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前夕，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费孝通打算在有生之年要招15个博士生的消息，便立即决定报考。

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徐平成为了费孝通的博士生，恰巧费孝通马上要去内蒙古考察，决定带徐平一起去。去西直门火车站乘车那天，徐平在进站前特意买了一个最大的西瓜作为“拜师礼”，抱着西瓜上车后，费孝通正在看书，一旁的潘乃谷老师把他引过去介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博士生。”费孝通还未见过徐平，本想和他谈一谈，结果徐平不等他提问，立即就说：“先生吃西瓜。”谁知，切开一看，竟是一个生瓜，费孝通爱怜地摇摇头。

在徐平的记忆中，那次考察很有意思，一路非常愉快。费孝通给当地题词的时候，往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徐平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总是第一个脱口而出。每天费孝通都很早起床，而徐平起床的时候，同行的人都已经陪着费孝通散步回来了。此时，费孝通就会看着徐平说：“年轻人贪睡啊。”在火车上吃饭的时候，都是小碟子小碗的，香肠特别好吃，费孝通也喜欢吃，其他同行的人不好意思夹，徐平却不管那么多，老先生夹一块，他就夹一块。

“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怕过费先生，在他面前甚至有些放肆，在感情上我更多将他看作我的爷爷。我觉得和老先生学习的这几年对我的教育非常大，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许多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

1987年徐平成为费孝通弟子的时候，费孝通77岁，他25岁，“差距这么悬殊，所以我说他是我的爷爷，加上老先生特别和蔼可亲，我在他面前也就特别放得开。这种放得开不只是行为上，也体现在思想上。”徐平举例说，比如在理解费孝通的思想方面，他不是去记住先生的词句，而是去理解，更多的是一种领悟。

徐平的博士论文选题时，他选择了在老家做羌村的调查，他觉得这样才有感觉，也才有把握。徐平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羌村社会》，他坦言，在心l灵深处是想对应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做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老先生是以经济为主线，我是以社会为主线。我研究羌村时是从血缘、地缘、行政三个关系上入手的。在血缘关系分析上，父系血缘之后，我挖掘母系血缘的功能。”

调查回来之后，徐平就和费孝通说：“先生， 我已经把你的思想推翻了。”费孝通很感兴趣，便问：“怎么推翻的？”徐平接着说：“你只谈了父系血缘，没有谈母系血缘。母系血缘是有用的。而你只是谈了它作为婚姻的对象。母系血缘对社会有监控功能。所以我的博士论文里说父系血缘是骨架，母系血缘是经络。”听到了学生的比喻后，费孝通说：“有意思。”

徐平现在觉得，当年的自己是在和费孝通先生“胡搅蛮缠”，他深深地敬佩自己的老师，现在徐平带学生，也像当年费孝通带他时一样，只负责为学生“开路”，剩下的事情由学生自己去做，第一年认真上课、读书，第二年开始走向田野，去践行着费孝通先生扎根“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