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老先生范文

费孝通老先生范文（精选5篇）

篇1：费孝通老先生范文

我读《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著戴可景译商务印书馆

记得自己正在参加一个课题是关于农村的，于是便向学长请教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书籍，他推荐了《江村经济》。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觉得不怎么样，后来上刑法课时，刑法老师说是一本经典著作，于是加深了印象。由于忙于准备期考，无法将其在学校看完，庆幸的是昨日将其读完。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跟中国法制史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命题思路差不多，今日想来便觉得那份作业不过是马虎了事，心里有点悔意。其次是最近在做我国农村纠纷状况的调查问卷，虽与作者的一个月在江村实地考察不太一样，但是有类似之处，不过自己做的还不太好，需多努力。

《江村经济》是立足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全书分为十六章，涉及一个小农村的方方面面，写的很具体，也提供了一种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模式。尽管这是对中国三十年代的研究，但许多方面值得今天的我学习。

前言讲述这本书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最近觉得能够把书上的用于实践需要我们自己敢于走出来，只有这样才会有所进步，学法学更应如此。

在做任何调查前，最好事先确定好调查区域，这也就是干什么事都要有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行动。调查区域的确定——地理状况——经济背景——村庄——村里的人——选择这个区域的理由。作者认为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至于其他小标题我认为是让大家更加熟悉调查者的调查区域。至于为什么选这个地区，作者认为这个地方有值得注意和重点研究的地方。首先，该地区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其次，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再次，这里河网密布，广泛使用水上交通，因而城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作者是吴江人以及其姐姐个人关系，使得调查工作极为便利。

农村中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家在中国的社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人讲究家国天下，道理便在此。家，扩大的家庭——“香火”绵绵——人口控制——父母和子女——教育——婚姻——家中的儿媳妇——表亲婚姻与“小媳妇”。研究一个村落，最重要的是研究这每家每户，才能够彻底了解其问题。在中国乡村都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延续香火，在他们眼中重要的是传宗接代。在人口控制方面，也有一些表现。父与孩子，母与孩子的关系不同。至于教育，在这一方面，孩子主要受家庭教育，至于学校教育与村子的打草这一活动有冲突。村子的教育制度与总的社会情况有些不相适应。在这个村子，不存在求婚的说话，大多是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父母的安排。大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意味，作者还介绍了具体的过程。家中的儿媳妇一开始地位不是很高，干重活，但是如果生一个孩子，那么地位有所提升。至于其它附带关系，婆媳纠纷，离婚等做了讲解。作者进一步说了表亲关系以及“小媳妇”。

对于农村人来说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财产以及继承。所有权——家产——财产的传递——继承对婚姻和继嗣的影响——赡养的义务——新的继承法。这个村里对财产的分类主要是根据所有者的性质来分的。（1）“无专属的财产”（2）村产（3）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4）家产。物可以分为（1）用作生产资料的物（2）消费品（3）非物质东西 其他的东西作者论述比较详细，我也说不出。

接下来主要阐述作者每章的标题，至于具体的研究思路须阅读作者的原著。苏力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对我们的启发》。他大概是这样说的，阅读著作在美国对学生的要求并非记住全书，而是要求总体上把握作者的基本观点、论题、研究方法、理论预设、论证和结论。这一篇文章第二次读了，给我的感受依旧强烈，我也想把它贯彻到我们的读书报告中。我们阅读的书记忆的也主要是这些，其次就是自己写文章时运用别人的观点亦是如此。

亲属关系的扩展。父系亲属关系的扩展——母系亲属关系扩展——名义上的收养——村庄的亲属关系基础。

户与村。户——邻里——宗教和娱乐团体——村政府——保甲——强加的行政体制。生活。文化对于消费的控制——住房——运输——营养——娱乐——礼仪开支——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

职业分化。农业——基本职业——专门职业——渔业。

劳作日程。计时系统——三种历法——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安排表

农业。农田安排——种稻——科学与巫术——劳动组织。

土地占有。湖泊、河流及道路——农田的所有权——雇农及小土地出租——不在土地所有制——完全所有制——继承与农业。

蚕丝业。变迁过程图解——促进工业变迁的条件——变革的力量及其意图——当地对变革的支持——合作工厂——政府的支持——改革中的困难——对亲属关系的影响。

养羊与贩卖。

贸易。交换方式——内外购销——小贩——零售店——航船，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航船，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其他收集方式——贸易区域和集镇——销售生产。

资金。积蓄与亏空——互助会——航船，信贷代理人——高利贷——信贷合作社。中国的土地问题。

此书还有作者1957年的《重访江村》还有1996年写的《三访江村》以及附录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接下来谈一下该书的大体思路以及该书对我的启示和自我感受。

以前老师叫我们复习时，多看一下书的目录，便于从宏观上把握作者的思路。对于一个人来说，按照传统说法衣食住行很重要，这是对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研究时代这种说法应该还算不远。按照现在的说法，一个人除了生存资料外，还需有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在近代中国，农村地区比较重视生存资料，但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对后两种日益重视。中国历来就是一种家国体制，因此一家一户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以一个村为研究点，具体考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生活）、户与村、农村的支撑——业（土地的占有、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蚕丝业养羊与贩羊）、农村的商业方面（贸易和资金）。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至于具体作者自己怎样想的，那就只有问作者本人了。至于具体怎样考察一个村子，历时多长，需不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综合考察，现在自己心里还没有一个底。

“三农问题”一直被党和政府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我认为作者当年考察的那个村毕竟只能反映当时的中国现状，现在中国乡村出现许多变化，但又保持了许多不变。虽然作者重访江村提出了新的看法，但是如今在新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国情如东中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村子之间也有新的变化，因此再次考察也有必要。当然这只是设想和一种感受以及对作者考察的一种仰慕，希望自己也能做一做事。

作为一门法学学子，《江村经济》作为人类学方面的名作，有必要学习的是将其与建设法制农村进行思考。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法的人必须掌握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多多涉猎人文社科，其会对自己体会法有帮助，这势必也对学法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黎锦

2012年7月12日

写于湖南岳阳新开

篇2：费孝通老先生范文

我姑且先以大白话来解释他的观点：乡下人不使用文字不是因为愚，是因为生活中不需要。从空间上看，大家成天面对面的，有什么需要交流，用语言更直接，以说话的方式就行，更熟悉的，甚至不用说，只用手势或眼神就行。不必求助于文字。从时间上看，人们用文字记录下东西，是为了后人从中得到经验。而乡土社会，语言足可以传递经验。当一个人遇到问题，总会从年长的人那里问到解释问题的经验。哪里还用着上文字?文化传承可以在亲子、邻里之间传授无缺。所以，无论在时间和空间的格局上，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生活的需要。或可说，因为中国基层社会乡土性的存在，文字这种居高的庙堂之物没有扎根的土壤。

以费孝通的观点，乡土社会中，“文盲”可以很好地世代顺畅地生活。提倡文字下乡要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只有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性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之 一

许多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是凭什么?如果说乡下人到了城里不知如何应付汽车，东避西让慌里慌张是“愚”，那城里人分不清包谷和麦子，一听狗吠脸变色又作何解呢?只能说，这些是知识问题而非智力问题。

又说，乡下人愚是因为他们不识字，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这也难让人心服。“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那么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乡下人不识字，而武断地下结论，乡下人识字的能力差。

费孝通举了个例子：教授的孩子在乡间小学学习，课程上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总夸奖这些孩子聪明、智力高。可是，放学回来在田野里捉蚱蜢，这些“聪明”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乡下的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此间诸多缘由，最根本的是环境。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到字，没有日常混熟的易于识字的环境。教授的孩子日常不在田野里跑，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也不容易。这样一比较，自然不能说乡下人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

乡下人智力不差，却多文盲，为什么?

其一，乡土社会无空间上的约束。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因为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广西瑶山，部落有急，以送铜钱的记号向其他部落求援。这也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

而乡土社会，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是面对面的社群。在熟人社群里，甚至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门里人可以通过足声、声气、甚至气味来判断门外来人。如此熟悉，如此近距离，何用文字?

其二，文字的表达有局限，不完全。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像老早以前的青年们谈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流行写情书，而很多悲剧就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这不完全是“间接接触”惹的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表达情感通常是和当时的外部环境相配的，这些情意异了环境有可能“走样”。这时，运用文字就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了。

而说话却便宜得多，不需要注意文法，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这让我想到，网络上交流，一句话的后面配个表情，语言生动许多)面对面的语言交往如此直接，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交流方式而采用文字呢?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

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表达情感。语言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熟人中，话少，就是因为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直接的会意了。

乡土社会中多“文盲”，并非因为乡下人“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之 二

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可以依本能而活动，人的当前却是靠记忆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要力求发展。

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

历世不移的结果就是，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会传下去，成为子孙们将会得到的经验。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踏着先人的脚走同一条道，他先走，你后走，踏着先人的脚印，口口相传，难有遗漏。不必依赖于文字。时间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这个地方传授无缺。

乡土社会，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有语言而无文字，是因为生活中对文字的不需要。只要基层的乡土性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

篇3：我为什么敬仰和感激费孝通先生

费孝通先生的名字我很早就熟悉了。在我看来,费先生一生做过很多事,但归结起来,无外乎一件事,就是“志在富民”,或者说为了让所有的阿Q都能睡上宁式床。

中国以前没有真正的人类学家。费老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他的《江村经济》一书,被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人类学里程碑式的著作。西方最初的人类学家都是研究别人的问题,供自己民族所用。费孝通是研究自己的人群和社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单是这一点就决定了费先生在人类学领域是个开宗立派的人物,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学疏离、客观、冷面的特质,第一次为人类学注入了热乎乎的灵魂。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人制造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话语框架之中,被描述为一个野蛮的国度。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那几代人,希望中国调整自己的文化心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以便更加有力、有效地应对西方的压力。但是这些知识精英无力主宰国家的命运,在经历了漫长的焦虑与失败之后,到了五四这一代,他们错误地将中国不能变法、不能实现宪政、不能适时启动现代化进程,解释为是由底层人的愚昧、保守、排外造成的——实际上,那是少数权贵人物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造成的。于是,他们就用西方的话语向国民施加压力:外国人说了,我们的文化是野蛮的,赶快变吧,再不变就完了。他们的用意当然跟费孝通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民族和同胞的新生。但采取的方式是用西方的话语来激烈地否定自己的文化和民族,尤其是否定和批判自己的底层同胞。

鲁迅的小说为什么获得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因为它集中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的认识。比如,中国为什么打不垮皇权?因为七斤不愿意剪辫子(《风波》)。中国文化为什么如此愚昧?因为闰土抱着香炉求神拜佛(《故乡》)。封建礼教为什么这么难于扫除?因为底层人麻木而又迷信,他们只想着阴曹地府,想着捐门槛(《祥林嫂》)。精英人物的理想为什么不能实现?因为华小栓要吃精英人物的鲜血(《药》)。革命为什么无法胜利?因为阿Q企图借革命抢到一张宁式床供自己所用(《阿Q正传》)。总之,愚昧的底层人不能像精英一样思考民主、科学、宪政、现代化等等问题,是中国历史的拖累。虽然鲁迅是所有精英人物中,对底层人怀有最深切同情的,但是他的群体立场和文化认同决定了他对底层人也常怀有一丝怨怒之心。

陈独秀和胡适也曾经表示,重要的是培养一万名精英人物,以他们作为自己的群体依托,中国才有希望。五四精英群体的这种文化取向、阶级取向,以及他们对底层人激烈的批评和否定态度,深深熏染着此后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轨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多么“五四腔”的语言。“中国有八亿愚昧的农民,他们有能力实行民主吗?”——这是比“五四腔”走得更遥远的另一句名言。总之,中国的事情,全都坏在底层人手里,坏在穷人手里。中国的精英,多么孤独、多么委屈啊!

费孝通也是五四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果用五四精英群体那样的腔调谈论底层人,可谓顺理成章。但是费先生的学术背景改变了他的文化心态。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走向田野,走向现场。费先生更喜欢站在每个人群的生活现场,来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合理性。这样做的前提是学者心中必须具有真问题,而这些真问题唯一的来源是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感。跟民众生计和民族前途相比,学术规范算得上什么?这是费孝通超过常人的地方。

费先生认为,精英人物总说农民愚昧,没有文化。其实农民有农民的文化,只是跟精英群体的文化有所不同而已。农民的生活环境,没法学习精英群体的文化,也不需要那样的文化。比如精英人物喜欢批评农民笨,花一个月教农民一百个字,过了半年再去检查,一百个字忘了九十九个,精英就很瞧不起农民。费先生说,农民的生活就是驾着一叶舟,在太湖上打渔,风来了雨来了,向邻居吆喝一声,上街卖鱼也是吆喝一声就行了。他们没有权利进入精英群体的机构,没有机会看书看报纸,即使识字也完全无用,当然只能忘掉——这种忘掉实际上是主动抛弃。

精英喜欢标榜教授的儿子会念书,并相信这是高智商的遗传基因所致。抗战期间,一些教授被疏散到乡村,费先生就拿农民的儿子和教授的儿子对比。你看在田间玩耍的时候,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在草丛中抓蝴蝶的时候,农民的儿子那么矫健、灵动,教授的儿子却那么笨拙、怯懦,真是天壤之别。为什么?农民的儿子天天跟着父母在田间奔波,自然身手敏捷。同样,教授的儿子天天在书房里濡染笔墨之香,自然认字多,诵书多。这跟智商无关,只是环境不同而已。可见,费先生不想为刻意建构精英群体的优越性寻找理由。相反,他用十分朴素的事实戳穿了这些理由。

费先生的著作中,对底层农民的生活、思想、行为,没有任何看不惯的心态,也没有歧视性的表述。他从来没有责备过阿Q们想要一张宁式床的愿望。相反,当他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踌躇满志的阔少爷的时候,他就日思夜想着怎样让每个阿Q都增加一点收入,以便都能睡上宁式床。顺便说一句,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衣不蔽体、夜无宿处的阿Q,仅仅想要一张宁式床——实际上并没有要成,因为精英群体不允许——我们却对他大肆批判了几十年。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彻骨的残忍。

相比而言,坐在书斋里提倡对外开放、全盘西化是容易的,为中国规划工业化、城市化的蓝图也是容易的。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家园、血汗和生命的滋味,却是十分痛苦的。而遭遇这些艰难和痛苦的,都是没有起码的公民权和话语权的底层人。费孝通没有反对工业化、城市化等历史进程,他所希望的。乃是让现代化实现“软着陆”,不要对中国乡村社会和文化造成太多破坏,不要对底层人造成太严重的掠夺和伤害。这样一位绅士家庭的少爷,却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穷人的温饱事业,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异数。在当时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他的神圣心愿和孜孜以求的践履令人肃然起敬,成为我心目中最亲切、最敬仰的文化人。

篇4：费孝通乡土中国摘记范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

[作者简介] 1 费孝通（1910.11-2005.4），江苏吴江人，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教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曾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麦格赛”社会领袖奖等奖项。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民族与社会》、《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等。[内容摘要]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

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 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

差序格局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 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礼治秩序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 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篇5：先生鲁迅（范文模版）

我最爱看鲁迅的杂文，说实话只要是杂文我都喜欢看，讽刺时政，写起来很过瘾，听起来也很过瘾，只不过现在的只是写写罢了。但是追溯到八九十年前，周树人先生的文章可以让统治者害怕，可以让年轻人信服，可以让同行拍案叫绝。

杂文创作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 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说了这么多的介绍，想说的只有一个意思，他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林语堂说过一个受伤的人多看看老子，我觉得一个受伤的人更应该看看鲁迅，激起更大的斗志。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风格最为鲜明最为独特的巨匠，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民族解剖师，终生与种种黑暗势力拼死搏斗从不后退从不妥协的硬骨头，他的刚正，他的睿智，他的深刻，他的犀利，乃至他的孤独，他的多疑，他的峻急，他的偏执都让每一个中国人深受影响。

即使是和他斗嘴的梁实秋也对他评价不低。梁实秋认为鲁迅的白话文功底不错，《阿Q正传》太短，但仍不失为很好的作品

鲁迅（1881.9.25—1936.10.19），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山、豫才；1918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正式用笔名——鲁迅。被誉为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华盖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南腔北调集》；论文集《坟》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