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思想

费孝通思想（共6篇）

篇1：费孝通思想

浅谈费孝通功能论思想的转变

读《师承 补课 治学》有感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生育制度》中展现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功能论视角——前者论述各种社会文化制度满足人的需求，而后者则强调生育制度限制人的需求，这正好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两种相反视角。通过《师承 补课 治学》这本书讲述的作者的学术生涯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为什么费孝通摇摆于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两派之间。

在此，有必要讨论人类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费孝通在《师承 补课 治学》中做了阐述。它比社会学也许更是模糊。人类学，研究人类之学也。望文生义，凡是和人有关的全可包纳在内。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上自几十万年前的人猿化石，下到民间传说、风俗习惯，都可以在人类学教科书中找到他们的地位。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的人类学中专门研究殖民地上土著生活的一部分称作社会人类学的（欧洲大陆称“民族学”），特别发展了起来。燕京社会学系所提倡的人类学也只是指这一部分而言。这一部分所谓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发展也适应形势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分别占据殖民地，对殖民地上的人民璀璨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殖民地分割完毕，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大战。战后有一个新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要在它已占领的地区开发资源供他们掠夺，必须利用土著的劳动；一是殖民地人民开始更有组织的反抗，是帝国主义者想直接单靠屋里来通知遇到了困难。如果长期维持着战争状态，不但军费好大而且不便于进行剥削，这个算盘是打不起来的。因此，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大英帝国带头搞起所谓的间接统治来了，就是利用当地的部落上层，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吸收当地劳动，开发当地资源。要实行这个殖民政策，不仅需要做资源调查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而且需要懂得当地语言能对当地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后者就是所谓人类学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人类学者在殖民部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下，对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开展了广泛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在这项工作里冒出了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他们搞出一套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还有一套所谓“理论”，这套理论主要是指导他们怎样去调查一个土著部落的一些经验。他们的理论比美国从社会服务里学来的“社会调查”深入的多。原因是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着重在数量的统计，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言自喻的，但一应用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数量统计不易正确，而且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这类调查显得支离破碎，不能说明问题。人类学调查着重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的解剖，用到中国来似乎更合适一些。为了和“社会调查”做出区别，后者称其为“社区研究”。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前期认同的是马林诺斯基的范式，《生育制度》使用的是费孝通中期所认同的社会人类学范式，这是功能论学派中一个与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相反的流派。

费孝通留学英国，到伦敦后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见到了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徒弟——弗斯博士。费孝通向弗斯提起了自己在瑶山和其他农村地区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这引起了弗斯博士的兴趣。后来经过几次谈话，弗斯博士替费孝通把论文题目肯定了下来，写《中国农民的生活》。这就有了后来费孝通在江苏开弦弓村（江村）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和轰动人类学界的那本《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视文化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手段的功能论思想的代表作。

接下来再来谈谈费孝通《生育制度》所使用范式的由来。1933年暑假前，吴文藻带费孝通去清华大学拜见史禄国教授。史禄国当时在清华大学教人类学。吴文藻意在培养一批掌握派克社会学方法（亲身参与调查法）的人来进行社会学的中国化（即“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有关史禄国的人类学和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的差别，费孝通也在《师承 补课 治学》做了系统的论述。马林诺斯基也把文化视为人类为了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他没有走到生物基础里面去，而满足以生物基础的“食色性也”为他研究社会文化的出发点，去说明各种

社会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就是如何在满足生物需要上起作用。史禄国的生物学训练似乎比较深入些。他把人类学的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他更把人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看做是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尽管人类比前阶段的生物种类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基层还是生物的机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论中说：“在这些单位（Ethnos）里进行着文化适应的过程，遗传的因素在其中传承和改变，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生物适应过程即在这单位中进行的。”史禄国把体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他所讲的体质人类学绝不仅限于体形学（人体测量学），而要深入到生理现象，从人体形态的类型发掘其生理上的差异，一直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的区别。史禄国把人类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史禄国的理论重视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体，将其视为一个更宏大过程的一个阶段，即人类是处于社会有机整体之下的载体，是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载体，其上是社会文化，然后再其上是宇宙演化的过程。也许在后人类阶段还会出现后人类的物体来作为宇宙演化的载体，这就可能是宇宙演化的新阶段。这与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就完全相反了。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是将人类生物个体置于社会文化现象之上的，认为文化只是用来满足人类基本生物需要的手段，人类可以根据其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制定或改变文化制度。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用的就是马林诺斯基的这种人类学范式。而费孝通之后的一部作品《生育制度》就已经使用了史禄国的人类学视角。

我们知道了，费孝通的功能论思想分为两种，划分依据就是每种范式对人类生物个体与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的观点。费孝通中前期认同马林诺斯基的范式，而中期认同史禄国范式，后期则选择了潘光旦的新人文观。其实新人文观部分地回归了马林诺斯基的观点，只是又从辩证法的方法论出发，强调了社会文化制度和人类生物个体的辩证关系。

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功能论视角经历了从强调人类生物个体到强调社会文化制度最后到发现并承认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总”过程。

《师承 补课 治学》显示费孝通先后师从马林诺斯基、史禄国和潘光旦，这部分地解释了费孝通功能论思想的转变，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老师对他的影响。

除了人类学上的启示，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学者来说，导师对其的影响有多大，导师一定是一位学者在其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或许，对于所有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的人来说，他们的导师也或多或少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篇2：费孝通思想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名言吧，名言是人们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提炼和总结。那么都有哪些类型的名言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费孝通名言，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2、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

3、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4、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5、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

6、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

7、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

8、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9、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

10、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己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11、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2、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

13、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

14、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15、不知道法律的人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

16、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篇3：费孝通思想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处在由新的历史起点迈向新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深入研究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乃至世界文化的大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意蕴

笔者对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进行了梳理,认为其意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认识。 他所提倡的“ 自知之明”,实质上是强调文化自觉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对自己的认识。 毋庸置疑,人只有自己先认识自己,才谈得上让别人来认识我们。他把认识文化传统及其变化发展作为人文学科研究和发展的目的,并把它作为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 费孝通觉得人类学、社会学应该从一开始就认识文化、认识社会。 他还主张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详细了解、理解、研究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现代中华文化的建设与创造。那么费孝通所指的对文化传统认识,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呢? 他主张我们要认清中华文化的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中华文化一贯讲求的包容性,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体现又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历史证明这种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离不开国家国力的富强。费孝通认为“: 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3]81此外,费孝通还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在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出了容人的雅量。 中华文化崇尚以理服人,以德服人。 在人际交往中讲求推己及人,奉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反思。 他的这种反思意识是从自身的学术反思开始的。 学术反思其实是就个人而言的,他把文化自觉看成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 那么我们该怎么反思呢? 费孝通认为应该从思想的来源上反思, 真正地了解先辈的文化思想。 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碰撞,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怎样形成的? 它将何去何从? 这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此外,费孝通还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他说西方文化发展经历了千年变迁,到目前,即将进入第二个千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认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众生所依赖的大地,已被糟蹋得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人们出现了千年忧患情结。 最后费孝通希望我们能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科学的反思。

第三,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选择。 费孝通主张我们对历史传下来的世界多种文化应该持公平的态度。这就像孔子一贯主张的应“ 有教无类”,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我们需要践行文化自觉的今天,我们更要发扬好这个传统优势。 当然任何文化对人类发展的作用都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费孝通强调“: 我们应当在梳理和理解人类文化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对每一种文化都采取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态度。 ”[3]83文化自觉能够使得各种文化在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发挥其选择上的自主性,这是我们所崇尚的,所要达到的目标。

第四,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交流。 21世纪所要解决的主要文化问题是什么? 就是各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经济、文化休戚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费孝通倡导:“ 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共存的体系,即跨文化交流。 ”[3]109跨文化交流能够使得人们相互尊重、包容、理解彼此的文化,使得人们在欣赏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能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达到文化的共存、共生。 这是他所概括“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核心要旨所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强调和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推行“ 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 这种 “ 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流模式的实现需要我们人类的共同努力。

第五,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创新。 何为文化? 阿尔别特· 施韦泽认为文化是进步, 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 因此,从文化本身意蕴来讲,文化发展需要创新,同样文化自觉的践行过程也需要文化的创新。 费孝通在《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一文中,提出:“ 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看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发展。 ”[4]457他认为文化创新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文化创新其实讲的是文化传承与创新。 其实,文化创新的过程也是文化自觉的过程,因为文化创新就必须要对文化进行反思和审视,并以此为前提,通过精心的培育和建设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文化。 创新是文化生成、繁荣、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渠道,文化则是孕育创新思想的基础和必需。

二、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现实启示

第一,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启示。费孝通认为我们讲文化自觉就要对文化传统及其变化发展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即对文化发展的规律有科学的认识。 在社会变革、利益关系调整、各种文化激荡碰撞的历史条件下,要增强文化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尤其需要我们对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文化构成多样性以及文化建设的长期性不断地深化认识, 加深理解,从而做到科学把握。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认清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人类从远古走来,历经五大主要社会历史形态,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这些文化形态间具有传承性,但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总之,文化的发展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要认清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文化发展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文化发展战略。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壮大主流文化。我国拥有灿烂的文化, 文化内容和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但是在众多文化形式中,有一种是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我们称其为主流文化。中国古代就重视推行和壮大主流文化。例如,中国古代崇尚儒家文化,使其能够在多种文化中脱颖而出成为主流文化,并得到大力推崇。因此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样要弘扬文化的多元性,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最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有持之以恒的心态。 文化涉及范围极其广,可以涉及人们的情感世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感悟、 理想追求等等方面。 文化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因此,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要以持之以恒的心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切忌盲目搞“ 跃进式”的建设,以免误入歧途。

第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为构建“ 和而不同”的世界和谐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费孝通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推行“ 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 这种“ 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高层次的理想和境界。 如果要做到世界上各种文化、各个民族都能认同和以实现这个理想为目标,这决不是件易事。这就需要文化自觉,即每个文明中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的文明有“ 自知之明”,能够做到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世界上的异族文化、 不同国家就能真正实现“ 和而不同”。可见,文化自觉是构建“ 和而不同”世界和谐文化的思想武器。

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导致其社会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自我中心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中抵制自我中心主义思潮的学术流派也不断出现,这种抵制就是一种反思,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随着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渗入其他文明, 世界各国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其实,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当一种文明影响其他文明的同时它本身也被影响着。 这些不同文明之间“ 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选择,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能够先评判异族文化的“ 优劣”,之后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世界上每种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学习,从中汲取营养。 即使历史上那些曾经的强势国家诸如俄罗斯帝国等国家也在解决不同文化交流、沟通和融合方面为我们后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总之,构建“ 和而不同”世界和谐文化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人类的共同努力。

摘要：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这一生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受世人敬仰和爱戴,在其思想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其文化自觉思想。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意蕴丰富,影响深远。

篇4：费孝通早期乡村经济思想评述

关键词：费孝通；《江村经济》；乡村经济思想

Review on Early Rural Economic Thoughts by FEI Xiaotong

- Based on Peasant Life in China

ZHANG Xia

(Economic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hope of changing the backward situation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after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Fei Xiaotong propos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oughts for developing rural economy. In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Peasant Life in China, thoughts on rural property, developing rural industry,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market, can b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resentday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Fei Xiaoto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rural economic thoughts

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曾先后担任云南大学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年春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在其一生中，主要著作有《禄村农田》、《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人性与机器》、《内地农村》、《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乡村经济研究家。他一生秉承“志在富民”和“从实求知”的信念，在近现代中国旷世难逢的大变局中，忠实地记录农民的生活，发现农民的创造，寻找农民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出路”和“活路”，为使中国农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而呕心沥血。费孝通乡村经济思想最早见于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在这一被国际学界誉为“人类学研究的启蒙读本和经典范本”的著作中，费孝通先生探索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自身特点和内生机理，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实现乡土重建的思想。研究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经济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启示作用。

一、费孝通《江村经济》简介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撰写的博士论文，但这篇论文的酝酿和收集资料开始于国内，有扎实的前期研究基础。费孝通先生论文里的江村真实的地名叫开弦弓村，位于太湖之畔，当时在行政上隶属于江苏吳江县震泽区，该地区是中国近代传统农耕文明遭遇西方工商业文明后发生社会变迁最剧烈的地区之一。费孝通比较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村庄。他于1933年10月和1934年5月分别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和“复兴丝业的先声”两篇文章，介绍开弦弓村发展生丝制造工业的成就及所遭遇到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等问题，阐述了兴办乡村工业对维持农民生计的意义。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费孝通对开弦弓村进行调查的预调查。[1]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偕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调研，是年冬，在瑶山中迷路，妻子不幸遇难，他自己也受重伤，不得不返乡养病。1936年暑假期间，接受在开弦弓村开展以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为中心的土丝改良运动的姐姐费达生的建议，他到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从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费孝通写了7篇《江村通讯》，相继发表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第11、12、13、19期上，其中的首篇题为“这项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1936年9月，费孝通带着他的调查资料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

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费孝通接受导师弗思（Reader,Raymond）的建议决定以他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成果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不久，弗思的导师、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直接指导费孝通的论文写作。1938年春，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为“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村庄的经济生活”）。1939年该论文由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英文书名《Peasant lief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扉页上印有“江村经济”）。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书名《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2001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江村经济》在人类学学术发展史上改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未开发文化的轨道，摆脱了人类学“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2]的倾向，对处于文化急剧变迁中的中国乡村社区作了生动描述和深入研究。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江村经济》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3]由于费孝通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二、费孝通乡村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江村经济》广泛探讨了江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实际上也是一部从微观的视角研究“三农”问题的经济学著作。本文不就该书在人类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多加评论，仅就费孝通先生对乡村经济方面的研究加以评述。①[注：①《江村经济》中文版出版以来有关《江村经济》的研究学术成果比较多，但大多是从社会学、民族学乃至纯学术方法等方面立论的，这方面的成果如：郑抗生的“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殷一兵的“论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江村经济》的意义及理论、方法的再省察”，《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甘阳的“《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1994年第10期；陈树德的“改革旧中国农村的呐喊——重读《江村经济》”，《社会》，1996年第10期；汪和建的“论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龙先琼的“乡土认识的三重飞跃——人类学本土化视野下的《江村经济》的意义及局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顾骏的“理想与生活的张力：‘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探索——重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韩蕾蕾的“微型社区研究的范本——《江村经济》再读”，《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方旭东的“费孝通与《江村经济》”，《百年潮》，2008年第12期；杨丹的“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探析——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等。

（一）乡村产权

费孝通先生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江村的财产的所有与继承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和研究，以此形成了他的乡村产权思想。

费孝通认为，乡村财产的所有是以家为单位，“家”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社会单位”。家产是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权形式，而家产中以土地最为重要；家产的支配权也因为家产性质的不同而由不同人享有：最重要的家产——土地的支配权在家长手中，其他个人只能对消费品拥有个人支配权；家产的代际转移主要是家长在世时通过分家的形式实现。

关于土地的所有权，费孝通又将之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耕种，不付给任何人地租而只向政府纳税的“完全的所有者”的所有权；另一种是耕种者拥有土地，保留使用和处理土地的权利，但与持所有权者分享部分产品的所有权。后一种土地所有权的土地从占有的角度被划分为两层：田面和田底。田底占有者是持土地所有权的人，他支付土地税，所以他的名字将由政府登记，但他仅占有田底，无权直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所以他们又叫“不在地主”。仅占有田面而不占有田底的人被称为佃户。既占有田面又占有田底的人被称为“完全所有者。”[2]157费孝通认为只有当城乡关系密切的时候才出现“不在地主制”。由于江村处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州等城市附近，城镇资本大量投资江村地产，“该村约有三分之二的田底被不在地主占有”。[2]167因此，土地的所有权形式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当今中国农村土地在实行流转承包过程中，也应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而不能千人一面、统一要求。

另外，费孝通在介绍江村家产的代际转移时指出，年轻一代对经济独立的要求是“家”这一群体的瓦解力量，最终导致分家。家庭的财产一般由诸子均分，女儿无继承权，但其出嫁时，父母给她一份嫁妆，“甚至最穷的父母也得为女儿备一份被褥”。[2]72中国乡村家产的这种代际转移方式延续了几千年，其牢固性是如此坚固，以至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新民法确立的男女具有同等继承权的原则在江村没有引起变化，甚至“尚未发现有向这一方向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的迹象”。[2]83

（二）发展乡土工业①[注：①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及的“乡土工业”就是当今“乡镇企业”的原始提法。]

江村是中國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早的农村社区。它一方面保留着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的一般特点，另一方面又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现代乡村工业有所发展的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地区。基于这一点，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中国农村的出路何在？

费孝通没有介入当时中国学术界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之争，而是深入实际调查农村工业化面临的问题。他通过对江村的调查认识到，在人多地少、农业不足以维持乡村人口生活的条件下，江村手工业已成为江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虽然“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但都不能最终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只有恢复农村企业、大力发展农村手工业才是根本的措施。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通过介绍江村的蚕丝业发展，描述了家庭企业适应时代需要向合作工厂变革的历程，指出在中国恢复乡村企业、建立新型乡土工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费孝通首先分析了促进蚕丝业变迁的条件。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2]236单靠农业，农民不能维持正常时候所需，辅助企业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国际生丝价格大跌，“村民生产同样品种，同等数量的生丝，但从市场上不能赚回同等金额的钱”[2]177，“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2]236总之，由于江村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其经济发展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随着江村蚕丝业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它本身必须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

接着，费孝通分析了促进蚕丝业变革的力量。他认为，由于江村居民的知识有限，靠他们自己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变革行动，发起和指导变革过程的力量来自外界，而其中的一种因素便是苏州附近传播现代工业技术的女子蚕业学校。蚕业学校从技术方面推动了江村蚕业从家庭手工业向合作工厂的变迁。合作工厂提高了蚕丝的生产质量，但由于不能控制市场，结果造成质量和价格之间比率不相称，影响了工厂的利润，在增加家庭收入方面成效并不显著。同时，合作工厂的兴起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使“将近300名妇女失去了他们的劳动机会”。由于江村农田面积小，“要把妇女劳力引向田地是不可能的。然而也没有引进新的工业来吸收多余的妇女劳力”，结果造成“妇女向城镇移动”的“与改革者原来的意图相矛盾”的结果。

费孝通虽然认识到江村蚕业合作工厂发展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但他对这种新的经济组织还是给予很高的期待：“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尽管它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但在中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这样一个实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238-239

在费孝通看来，发展乡土工业不仅是救济民众的需要，也是中国推行工业化的需要。他将乡土工业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先发展乡土工业，然后用这种工业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去发展较大规模的重工业，这条路线是比较慢的，但也是比较稳的。[4]在乡土工业的具体建设方面，费孝通还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一是农家可以不放弃农业而参加工业，二是企业最好分散在乡村里或建在乡村附近，三是坚持乡村企业的合作性质，四是最好发展原料由农民自己供给的工业，五是企业所得收益要让所有农民受益。这些原则，对于当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发展农村商品和金融市场

费孝通认为专业化的生产是形成交易的前提条件，“哪里有专业化的生产，那里便需要交换。”在江村，“在消费品中，消费者生产的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东西，很多不是生产者消费的。”这种生产结构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必须有广泛的流通系统。”[2]204-206

费孝通将江村的购买和销售分成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购、销是在村庄社区范围内进行的，外部购、销是在村庄和外界进行的。除了生产者、消费者本身直接进行购、销之外，还有三种“中间人”在江村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小贩、零售店和航船。由于江村具有发达的水运系统，三种“中间人”中以航船最为重要，它既是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又是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

费孝通对江村生产与市场的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市场强烈影响着生产，比如“土产生丝的价格低廉，刺激了技术改革。改革结果，土产生丝产量大大下降”，“村里开始养羊，这是因为市场有新的需要”。但是，“生产系统对市场情况的反映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有许多因素“延误乡村经济在供求方面的及时自动调整”。比如由于缺乏其他工作来吸收村里剩余的妇女劳动力，江村出现了生丝价格下降，但其产量反而增加的现象。因此，费孝通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商品市场，通过市场价格来调节生产与消费，达到一种均衡的局面。

关于江村的金融市场，费孝通重点研究了它的四种融资方式：互助会、航船、高利贷和信贷合作社。

“互助会是集體储蓄和借贷的机构，由若干会员组成，为时若干年。会员每年相聚数次，每次聚会时存一份款。各会员存的总数，由一个会员收集借用。每一个会员轮流收集使用存款。”这种融资方式主要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为偿还办丧事所欠的债务”，参加者也限于亲属之内。[2]224-225

航船主主要充当城镇米行和村民之间的信贷代理人，“航船主代表他的顾客向米行借米，并保证新米上市后归还。”由于有航船主担保，加之可以保证大米供应，因此利息低于高利贷，“如果借期两个月，每月利率约为15%。”[2]231

高利贷主要是农民向城镇里有关系的富裕人借钱，“其利息根据借债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疏密而异”。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规定，年利率超过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高利贷是非法的。因此，高利贷契约“必须用其他手段来实施而不是法律的力量。高利贷者雇佣他自己的收款人，在借债满期时迫使借债人还债。如果拒绝归还，收款人将使用暴力并拿走或任意损坏东西”[2]231-233。

信贷合作社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而是南京国民政府为稳定农村金融而采取的措施。它是农民用低利率从国家银行借钱的一种手段。但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的管理水平和政府提供贷款的能力。由于政府对江村提供的资金极少且农民借款不还，信贷合作社“为数不大的拨款用完后”，“留下的只是一张写得满满的债单。”[2]234-235

在研究了江村现有的融资方式及其优劣势之后，费孝通提出要振兴农村经济还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的金融市场，要让城市资金回流到农村，因为：“都市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太对不起乡村了。先夺去了他们收入来源的手工业，他们穷困了，更乘人之急，用高利贷去骗他们的土地，最后他们还剩些什么可以生活的呢？”[5] 费孝通先生这种观点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是具有前瞻性的，就是在当今中国农村的建设过程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三、费孝通乡村经济思想简评

《江村经济》只是费孝通乡村经济思想的一小部分。1981年，当费孝通三访江村时，他对当地当时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产生了研究兴趣，专门组织一个研究队伍，跟着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从江村一个村扩大到吴江县的七个镇，再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一个省到全国大部分的省，开始不断地进行实地考察，历经10年写下40余篇调查报告，于1992年收集并出版为《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一书。此书探索了东方农业大国的农村复兴之路，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并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有鉴于此，一些新闻媒体给费孝通先生戴上了“中国乡镇企业鼻祖”的桂冠。[6]

就乡村经济发展问题上，费孝通先生把社区的经济发展看成是社区整体发展中的一主要方面，并和其人文地理及历史条件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不同条件下社区发展应走不同的道路，并且应用比较观点分出不同的模式，提出“多种模式，城乡结合，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发展方针。他更从城乡结合的基础上升到经济区域的概念，逐步看到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位格局。这种社区研究是以农民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具有的特点及发展的前景。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就在于使各地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经验来推动自身的发展。为此，费孝通提出在乡村经济建设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内发加外援的原则。所谓因地制宜，就是在承认各社区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其历史、地理、文化及经济状况，确定发展方向，具体地区具体分析，采取具体的发展策略。所谓内发加外援原则，即以自己发展为根本，外援为辅助条件，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的理论。这两个原则，对于当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由于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差异巨大，新农村建设就不可能依循一个模式，必须要因地制宜。而且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应该以农村为内发、城市为外援，因为农村现代化最终必须依靠农村自身的发展来实现。

然而，在费孝通关于乡村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却过多地注意了社会的变化而忽略了对乡村生活主体——农民思想的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言：“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7]这不能不说是费孝通先生的遗憾。但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所显现的乡村经济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方旭东.费孝通与《江村经济》[J].百年潮，2008（12）.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5.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著者前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彭南生，金东.论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思想[J].史学月刊，2010（11）.

[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6]张绍良.费孝通：中国乡镇企业的鼻祖[J].经济论坛，1995（19）.

篇5：费孝通简介资料

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篇6：费孝通乡土中国摘记范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

[作者简介] 1 费孝通（1910.11-2005.4），江苏吴江人，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教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曾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麦格赛”社会领袖奖等奖项。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民族与社会》、《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等。[内容摘要]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

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 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

差序格局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 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礼治秩序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 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