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通用8篇）

篇1：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

总而言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对于我国各行各业企业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何有效地解决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如何顺利度过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种种难关，如何有效合理地进行企业经济管理，已经成为我国众多企业乃至世界经济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国的企业在该背景下不断提高自身经济管理水平，保持企业的稳健发展。对企业经济管理方法进行科学的改革创新是目前众多企业采用的最为常见的方法之一。“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的企业经济管理改革对于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顺利过渡至关重要。这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利润空间，降低项目管理成本，保持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篇2：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

1.经济不景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自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形势低靡，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企业面临的市场压力也越来越大，竞争也日益激烈。这就要求企业在经济管理上必须及时转变传统管理观念，将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向现代化的资源节约型、技术创新型的发展方式上引导，秉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改革理念，建立独立自主、创新开发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降低企业的项目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保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2.信息时代到来，知识经济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金融危机的到来使我国各行各业企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都逐步揭露出来。比如，内部管理松散、管理理念不能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尤其是科学技术落后等等。现在是信息化时、知识经济时代，这些都需要我国企业加快经济管理的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在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前提下，一个企业如果想要紧跟队伍不落后，必须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结构和经济管理结构进行调整创新，完善企业的知识经济框架，摒弃传统的思想观念，提升对知识经济的理解和把握。企业经济管理，通常来讲包含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及内部财务清算核查等多项内容。从上述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只有做好企业自身经济管理，才能更好地在行业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经济的特点

1.综合性。从企业经济管理的定义中可以知道，对企业经济进行管理的过程，就是需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过程。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各行各业企业经济管理应该坚持价值形式的基础不改变的前提下，保证企业各方面工作都同时前进、同步管理，不能单纯只考虑一个方面。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进行，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2.关联性。企业经济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活动行为的产生离不开企业资金的使用。只要一涉及到资金，就离不开企业的各个部门。所以，企业的经济管理与企业各个部门的发展、每个员工的前途都息息相关。只有动员企业每个员工活跃起来，建立良好的企业经济环境，才能促进企业经济管理的发展。

3.反映性。企业财务部门统计的各项经济指标是企业管理层掌握企业生产经营信息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指标为管理者的下一步安排部署提供了有力的根据。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才能保证这些指标的准确性，保证下一步决策的正确，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所以，为了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要始终坚持科学的企业经济管理规划制度，同时建立良好稳健的企业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合理有效使用财务统计中的每一项经济指标并加以运用，实现对企业的合理科学经营。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企业经济

(一)转变观念，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

观念作为一个很抽象的理论化基础，对于企业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企业，上到老板。下至每一个小员工，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企业观念。企业对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的问题，是企业快速发展的推动力。在知识化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公司的领导阶层和每一个员工也应做到紧跟时代步伐，及时转变传统观念。进行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就意味着根据市场需求，了解大众消费者的心理需要，积极整合公司内部团队，建立起符合国情、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有效运转机制。另外，公司还要不断完善监督管理系统，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每一个过第3期中旬刊(总第582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3，(CumulativetyNO.582)(下转第106页)程，每一个环节的责任都落实到个人，使大家相互鼓励、相互监督。只有这样全公司才能意识到，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企业经济管理改革的必要性，进而树立崭新的战略意识和危机管理策略。转变观念可以让管理层根据最新的发展需求来制定相应的科学合理的经营方案和实施策略，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稳定企业内部环境。此外，企业还应该摒弃以前以物为本的管理方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做到以人为本。企业经济管理涉及范围比较广，转变观念，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对于指导企业的经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企业的经济都十分不景气。有些企业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采取了裁员、减薪、减少休假等措施，有些企业甚至会做出一些压榨压迫员工的行为来逼迫员工主动提出辞职。但是在金融危机过后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依旧采取如此这般的政策肯定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甚至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倒闭。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对于员工的管理工作应该做到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仅依靠裁员、减薪的方式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众所周知，人力资源管理就是通过对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可以对企业中的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重组，或者通过对员工的高素质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进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效率的提高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讲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1.建立对员工素质评价的标准化体系，在人才招聘过程中增强甄别力;在人才招聘阶段就应该对应聘者的目标、个人素质、自我形象及专业技能水平进行严格的评估，企业招聘人才的重点应该由传统的仅为了满足职位空缺需求逐渐转向为保证企业综合实力的提高而选取综合性人才，这也为企业建立了人员招聘的素质模式。

2.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根据每个人能力特长的不同确定严格的岗位分配制度，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另外，还要注意团队的合作搭配，考虑团队的整体素质，要知道一个团队的力量并不是简单的个人力量的相加那么简单。与此同时，还要顺应人员的流动规律，使企业的人力资源分配不断趋于最优分配状态。

3.为了开发企业员工的潜力，每个企业通常会为员工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来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员工培训在企业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要根据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企业所具备的实力基础，来制定合适的培训计划、培训目标、培训对象以及培训时间、规模等事项，企业要合理规划并为此做出一系列的详细部署和安排。

4.现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员工的不懈努力是企业发展的重点。企业应该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实现人与事的系统化。当员工的积极性被彻底激发的时候，他们的忠诚度也会伴随着提高，成为企业宝贵的人力资源。

5.企业还要不断完善薪酬制度，通常薪资部分才是员工关注的重点问题，合理的薪酬制度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让他们体会到企业的公平所在。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还能赢得公司员工的信赖与忠诚，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未来利益十分有益。

(三)进行企业经营策略的改革创新

企业的经营策略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方针，是企业进行战略计划的有力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对于企业来讲是个不小的挑战。企业经营策略的创新也是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企业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摒弃先前的企业经营组织框架，对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安排，尤其是对企业的广度、宽度和弹性进行强有力的创新改革。近些年来，品牌效应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树立明确的品牌意识，加强品牌推广宣传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业内影响力，并且对于企业在市场上抢占先机也十分有利。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间的合作、并购重组等联合方式也越来越成为众多企业的不二选择。通过企业之间的联合经营可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拓宽企业的生产线和服务领域。在合作的过程中还可以积极学习另一方的先进技术、理念和经营方式，取长补短，加强技术、销售和生产创新等多方面的沟通交流，进而实现双方共同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这种企业间的联合还可以有效的增强企业抗击风险的能力，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企业经营策略的制定也是由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来决定的。所以制度的创新性要与人才、技术的创新性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可以增强企业在内外环境中的适应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有效提升公司的效率。

(四)强化企业内部财务约束机制

从上面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企业的财务部门虽然其本身并不能为企业带来多大的盈利价值，但是它却是一个公司的首要资料出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是否有序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质量的好坏。第一，要增强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关注力度和重视程度，一个企业的财务管理中的预算环节可以为企业的投资、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做出有效评估，探测实施每一决策的风险大小。管理层必须意识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项目成本的降低、风险的规避等都是提升企业盈利空间的有效途径。当然，企业每一决策的实施都要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下进行，不能触犯法律，做好企业内部的廉政建设。企业财务部门的科学预算对于管理层对风险程度的掌握十分必要，做好预算评估工作才能使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更好更快地发展。第二，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一定要有专门业务团队和管理团队来负责，要不断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对于公司每一部分的支出和收入都要做到有章可循。保证企业每项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支出和收入有要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此外，企业内部还要健全部门预算制度，将企业每个部门的每项预算都精细化，结合自身发展状况，制定合理的预算评估标准，不断提升公司的预算评估能力。企业每隔一段时间就应对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详细的核查登记，所以，每个企业都要建立严格的存储登记制度;还要对公司产品在企业内部的销售价格进行标准化，也要间隔一定时间对在企业销售量的数目金额进行详细的核查登记。同时，公司内部一定做好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的监控。第三，每个企业都有自己严格的约束机制，尤其是针对财务支出，约束机制必须要加强。企业的财务制度管理每一项都应严格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来制定，严禁出现偷税、漏税等违法乱纪情况。为了提高企业中资金周转和使用效率，就要求企业对每项资金的使用都要严格规划，保证每一项的资金使用都恰到好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公司的每一项资金，为公司赚取更多的利润。在企业的使用情况上，企业的管理者要建立健全财务约束机制，加强对企业财务资金运用的监管和约束。我国的企业管理者要及时根据企业本身的经营情况和经营过程中资金的使用情况和财务运营状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研究。此外，我国企业还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来选择合适的一段时间对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进行核查清算登记工作。

(五)培养优秀人才，加快技术创新

知识经济作为信息化经济的一种，它要求企业在对自身的经营过程和管理过程中加强信息技术的使用和资金投入。同时对公司的各种工作流程也要进行信息化更新换代。同时，知识经济还是网络化时代的鲜明特征，由于网络的存在，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加快信息的传递和反馈。知识经济也代表着智能性时代的到来，这就要求企业的各个阶层都要坚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则，不断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性为，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最后，知识经济还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要求企业必须正视企业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重视企业环境的管理。所以，身处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必须加强优秀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创新。首先，我国和地方各级政府要重视技术的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前进的源源动力。国家要加大对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尤其是那些高科技产业，给予这些企业资金的支持和政策的优惠;其次，企业本身也要加强人才的引进，积极向领域的先进企业学习，重视人才和创新。这也是企业经济管理中最基础的工作之一。

四、结束语

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只有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来不断更新企业经济管理制度，才能够使企业在面对经济危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无畏无惧，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保持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企业经济管理及其特点和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做好企业经济管理进行分析论述，希望为完善企业的经济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篇3：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

2008年金融海啸还未平息, 各国的债务危机又席卷而来。我们不可否认, 在过去几年里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状况的破坏, 但我们也要正视后危机时代中更严重的经济波动。从2009年底, 人们都在为世界经济状况回暖而增加信心时, 迪拜债务危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如同对正温的经济状况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以奢华为主调的迪拜陷入危机之中, 使得国际投资商们信心顿失, 经济状况再次下滑, 在迪拜淡出人们视线之后, 希腊的债务主权危机又浮出水面, 如果我们说迪拜的危机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危机, 那么希腊的危机则会对整个欧元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继而破坏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以,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那里充满了诸多波折, 而在经济发展中其杠杆作用的金融发展, 更是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由于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滥发而引起, 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华尔街的操作而产生了隐患, 所以, 如何化解后危机时代存留的风波, 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系, 如何对银行业进行有效地监管, 成了促进国际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路径。

1 金融危机的演化及遗留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 经济学可谓发展迅猛, 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就从金融危机理论而言,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出现了四代理论, 各种理论所揭示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也都具有局限性, 然而, 对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却没有形成固定的一套理论, 大家众说纷词, 但从已经出现的理论中我们还是可以摸索出一些简单的规律。

彼得·伯恩斯坦在《与上帝抗争》一书中写道:“界定现在和过去的革命思想是对风险的掌握:这句话的深意是, 未来不是上帝的一时兴趣, 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全然被动的。”所以, 根据金融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总结, 创新, 金融业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 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低利率、低波动性和高回报率, 风险也被降低到一种可以忽略的地步。

这些特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三个关系紧密的阶段所体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幅增多;通过证券化来分解和分散信用风险;以及扎根于20世纪中期的数学、计算机与经济学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这项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 以信托银行和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公司发展了风险估价模型 (VAR) , 这个模型使得银行能够计算他们在风险真正到来之后的预期损失。在这期间, 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推导, 用计算机来计算, 其精确度可预计到小数点后五位, 相应的, 预期收益也可以预计到这个精度。这项技术的发明使大家都相信, 即使利润被更加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和更高的杠杆率进一步推高, 风险也可以通过VAR的计算而被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内。这给那些华尔街的大亨们以谋私利的空间。

假如越来越多的风险能够被精确计算, 那么在银行账户中就可以更低的资本费用来惊醒更大额度的贷款, 同样, 银行所持有的可转换的债券数量也会增多。并且由于风险的精确衡量也迷惑监管当局, 使其认为在低风险的银行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不会对大的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并且让一些公司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转手交易, 从而降低风险。同样, 令监管者奉为圣经的新巴塞尔协议太过于依赖银行内部的交易模型以及资产负债表的构成, 使得风险评估这种技术的产生对银行平衡资产负债表起了重要作用, 从而逃过了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

虽然VAR使得风险不断下降, 但其平稳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危机, 例如网络泡沫。但是经济状况总是向好发展, 波动常常可以快速平复。所以致使银行巨头越来越自大, 直到2007年9月的金融危机。所以, 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数学为基础的新兴计量经济学而带来的风险管理危机, 其中对风险的评估太过精准, 从而遗忘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人心理的变化, 或者称之为一种动物精神。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假定, 即理性人假设, 并且大部分的数量经济学家都是以这种假设为建模的前提, 然而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殊存在, 有时会具有非理性的表现, 所以利用各种数量模型进行评估风险只能用于参考, 而不能奉为圣经。所以, 在基本假设都无法把握的前提下, 利用全面的数学公式来分析一种非理性或者存在许多不稳定变量的方程式是很难得到正解的, 并且即使结出了答案也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正由于此, 使得大规模的廉价资本导致了风险的低估价。

伯南克曾说过, 危机的原因绝大部分是由于按揭贷款产品的监管缺失, 而非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政府鼓励美国居民向房地美和房利美申请按揭贷款, 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按揭贷款业的巨头。但是这两家公司却将那些粗制滥造的承销贷款包装成证券出售。正是由于监管的缺失导致了由低利率衍生出的较高杠杆率。美国各大金融公司的债务随着整个经济的膨胀而膨胀。在经济疯狂的高峰期, 中等大型银行可以借入相当于其股权37倍的股票, 这代表着它们可能在资产损失2-3%的情况下, 就面临破产风险。但借入资本能够使得投资者们伪造“alpha”值, 或者得到高于市场回报率的回报。

另外“格林斯潘政策”同样减弱了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 由于这个政策使得人们过于相信会在需要的时候通过降低利率和减少市场流动性来救市。然而, 美国审核借款的主要凭借却是各类信用评级机构, 这些信用评级机构也是企业, 他们的盈利来源主要是靠发放贷款的公司, 这其中就可能存在部分问题。另外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化, 使得从借款人到最终投资者的链条又过长, 审查手续极为不便, 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最后, 信息不对称同样加大了对场外衍生金融市场的破坏程度。在场外市场, 甚至连大型交易公司都没有准确的信息能够估计其他公司遭受损失会给整个市场带来的后果。与雷曼兄弟有关的合同损失看起来并不是太剧烈, 但是没有人能够预见雷曼在2008年9月倒闭时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其信息不对称还有可能造成场外交易的短期灾难, 场外交易没有明确的大公司进行引导容易造成不规则的羊群效应, 使得投资者过于冒进, 并且由于风险管理模型过分依赖于短期数据而造成的分析结果过于狭隘, 使得恐慌得以蔓延。由于现在的全球金融网络的复杂性使得偶然性的灾难性失败变得难以避免。比如说, 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资产总额远远大于其实体市场。直到现在, 才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这些合同必须通过中央结算所的审核, 以确保交易是有担保的, 以及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保证交易能够正常完成。

2 后危机时代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这些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被各种经济学家研究, 但在其还未解决的时候, 世界经济的第二次波动又随之而来, 甚至有超越次贷危机的趋势, 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正如蒂尔·古迪曼所说, 资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有效的分配。

早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 其国债与GDP的比例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但其为了尽快加入欧元区, 不得不请摩根大通为其进行包装, 将国债以低利率卖于摩根, 换得现金流以美化国内资产负债表, 而摩根大通则将购得的希腊国债在德国买入保险, 以保证其资产不贬值。金融海啸之后, 摩根大通为保证自己盈利, 大量抛售希腊债券, 从而使得希腊债务比例瞬间失衡, 从而引发希腊的债务危机。这个看似简单的链条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债务可以背负这么多, 为什么摩根大通远在美国却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变化。所以, 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瞬间波及全球, 我们不得不感慨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盛行以及电脑股票交易的普及等, 银行间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这些银行业巨头们为了在后危机时代让自己继续领跑国际市场, 都充当着投机者的行为。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如今社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那就是在欧元区国家准备救希腊时, 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要为希腊的奢华买单。”希腊在出现债务危机前, 其国债与GDP比例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这就意味着希腊一直在借账消费,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其发生债务危机的缘由了。根据沃尔芬森的资产价格下降理论来说:由于债务人的过度负债, 在银行不愿提供贷款或减少贷款的情况下, 被迫降价出售资产, 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由此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资产负债率提高, 二是使债务人拥有的财富减少, 两者都削弱了债务人的负债承受力, 增加了其债务负担。债务欠得越多资产降价变卖就越多, 资产降价变卖越多, 资产就越贬值, 债务负担就越重。

然而, 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 同时, 它也受到国际形式的影响。美国在金融危机过后, 采取的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不是通过贸易出口顺差的方式来完成的, 因为这个过程太漫长, 美国政府不愿意等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贸易出口带来顺差的方式是赚辛苦钱, 习惯于过好日子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不愿意如此辛苦, 因此美国通过资本回流的方式来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这种途径可以最快地完成对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同时将美国对外国的负债变为本国的资本。目前国际市场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很多, 都认为美国国债是一种无风险的投资品。美国要想回笼国债, 就必须促使国外的热钱向美国汇拢, 汇拢的过程, 其实就是美国减少对外的债务, 并且获得资本, 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过程。所以, 美国一直主张外币的升值, 增加各国央行抛售美元的数额。这虽然会使美国对外的贸易逆差扩大, 但他可以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 以及提升国际地位。因为外汇无异于一个国家的命脉, 是一个国家制约另外国家的重要筹码, 一旦缺少了这些, 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将急剧下降。这就使得美国以各种理由要求国际社会放开汇率管制, 从而使得欧元区债务危机频发。

3 一些简单的建议

不可否认, 在后危机时代, 有着危机时的部分遗留问题, 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危机, 其重点聚焦于三个方面:银行, 国家以及汇率。在后危机时代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就要保证这三个方面的健康稳定。

其一, 关于银行。银行衍生产品的复杂性从整体上来讲是可以通过多样化组合来降低整体风险。但是这些产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同质的, 杠杆贷款,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等等。从整个系统来看, 等同于每个人都把鸡蛋放在了类似的几个篮子中, 虽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率, 但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处理风险的最好方法是如何让整个银行体系能够在银行抗拒破产时更为有弹性。其做法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理解为更为严格的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以及更严格的业内监管, 那就首先要做到规范新巴塞尔协议, 将风险估算中可以运用手段处理的低效率资本进行规范重组, 重新规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要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 其主要方面是改进现有的VAR计算方法, 纳入更多变量, 以求风险估值更加准确, 另外关于监管者要改变原有的观点, 原有观点认为如果100家最大的银行各自是安全的, 那么整个系统也就是安全的。但是这次的危机表明, 尽管那些关系体系良好的公司, 在经济低迷期能够谨慎行事, 同样也会削弱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再次, 银行自身也必须找到一个风险管理的中间地带, 这个中间地带介于直觉和盲目崇拜数字之间。很多数量金融方面的进展是确实有用的, 但是如果一个公司不能了解它所用的模型的缺陷的话, 陷入麻烦就在所难免。关于银行业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 或许会出现许多新的理论, 但是至少新的理论能令绝大多数银行安全度过后危机时代的风波。最后要求各国政府要回收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算是一种公共服务机构, 应该由国家控制而不应该下放到私有企业进行操作, 这样会造成很多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二是实行银行的分业小型化经营。把银行进行小型化拆分, 当其发生违约的时候不会连累其他公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业务分离规定强制商业银行丢弃其投资银行部门, 但是, 如果对投资银行的紧急救助是非做不可的话, 这一规定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只能将银行进行小型化, 其代表为英国。

其二, 关于国家。对于欧元区这次大面积的债务危机, 特别是希腊主权危机, 其应对方法应该从其自身开始, 其国内要进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减少开支, 另外需要国际社会继续对其进行援助, 特别是欧元区国家, 应在里斯本条约之上更加团结, 针对希腊, 可以对其进行一些带有惩罚措施的贷款。第三, 要推动欧元区国家正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特别是希腊, 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高本国的信用评级, 从而获得更过的国际援助。最后, 要约束国家公债信用违约交换 (CDSs) 的市场。这种金融商品让投资人能对一个国家违背其还债责任做规避, 而且可以让其他人对这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作投机。

其三, 关于汇率。汇率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美国推崇自由汇率制度, 自由汇率制度在经济繁荣时期可以很有效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但在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安排, 针对外汇储备较多的国家就应该由政府进行干预, 一方面防止国内热钱流出, 不利于经济重建;另一方面, 控制国家外汇存量, 以提高国家在国际的竞争力。但在政府干预下汇率制度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例如影响进出口贸易等, 这就要求国家在调整制度的同时要关注于国内的经济结构, 假如国内需求充足则可以采取管制的汇率制的, 反之则要实行自由汇率制度, 并在其他方面扩大外汇储备。

参考文献

[1]乔治.阿克罗夫, 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M].中信出版社, 2009.

[2]陈志武.金融的逻辑[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出版社, 2008.

篇4：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出路

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过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因此，我在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中发问，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简单指导“过渡”经济体，帮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飞跃？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答案也许是否定的。这决定了必需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要有新的视角。那么，又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把握？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处理国内金融各项复杂的问题，包括对外金融中的汇率、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诸问题时的急迫需要，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发展理论的指导。

大道至简见真理。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金融事务中，一个好的战略，必须能够以极其简洁明了的战略话语，统领整个金融发展的方方面面。战略不是诸多改革开放措施的简单罗列与堆积。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核心意图，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

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

当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应该解决“桥和路”的问题。

作为金融战略研究方法的重点，除了作为结论，要指出今后“工作指标”意义上要“干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历史的、理论的逻辑和国内外的现实，指出“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明确“干什么”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要去努力寻求体现中国金融未来历史的、理论的一致性、必然性及唯一性。

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然而，现有主流货币与金融学理论又是发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主要抽象和解释于较为成熟的市场机制经济体。

因此，今天当人们把前人抽象的理论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指导具有“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又是大国经济体”这样特征的中国，可以想象，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上的真理性，自然要考虑上述特征因素对过去理论形成的干扰，同时，又要注意把当初西方在形成理论中曾被抽象掉的非主要相关因素，“重新相应放进”现实实践中，即要有其他经济、法律、政治、文化因素的“还原”。否则，就会出现该理论解释当今中国实践时的“走样”现象，就会出现为什么对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骄人成绩，始终存在一些西方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自然，也难免出现在指导中国金融进一步发展意义上的隔靴搔痒的现象。

正如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所说：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经济学往往似乎是在无穷无尽地处理新的困惑、问题和两难困境。（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华夏出版社）正因为当今的经济与金融理论仍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中，因此若用动态的、不完全成熟的理论来简单指导非成熟市场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具有转轨、赶超战略特性的国家——更要小心。

中国当前急需的是什么理论？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肯定以上各位教授对成熟金融体系所作的客观的理论描述，更是对“如何尽快形成”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因此，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理论。严格地说，这个理论肯定是“发展过程”的理论与方法。

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但在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环境”因素，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正是各种正、负环境因素的汇聚，体现为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核心又体现为由“中心货币”国家主导的、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如果是简单模仿、抄袭和沿袭体现“中心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结果”的、“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要实现由“金融弱国”转化为“金融强国”的“赶超”型战略，更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绝对不能以人家的“结果”，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策略与手段”，简单一味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绝对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拿人家“成熟机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机器”中；绝对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时髦”制度与技术（自然包括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抓住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利益的中国金融发展机遇，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突然中断。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实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

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反映人类有效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如供求曲线，是永恒的，但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间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博弈政策，将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更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的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即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学。

篇5：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建设，是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本文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例，分析农村金融服务问题。

一、阿勒泰地区农村金融服务现状

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是一个哈、汉等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2009年，地区金融机构实现各项存款145.57亿元，增长23.21%，排全疆第10位；各项贷款49.23亿元，增长26.21%，排全疆第11位。金融服务在全地区服务范围得到有效保证，水平不断提高，满意度不断提升。

（一）农村信贷服务不断改进。2006~2009年，全区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7.6%，高于地区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农业贷款、小额农户贷款增幅均居地区同业第一，农户贷款覆盖率保持在全疆前列。目前，地区县域企业的金融覆盖率为48%，农户的金融覆盖率为68%。在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支持下，辖区农村信用社继续以小额农户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地区农业经济发展。2009年，人民银行累计投放支农再贷款5.35亿元，带动辖区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各类涉农贷款32亿。

（二）政策性信贷投放力度继续加大。地区政策性银行面对粮棉油收购市场各类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及早做好政策性信贷资金储备和投放工作，确保了地区粮棉油收储资金的充沛。全年地区政策性银行各项贷款累计投放4.9亿元，同比增长73.12%。在政策引导与推动下，各金融机构积极找准市场定位，加大涉农信贷资金投入。2009年，地区符合标准可获取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的金融机构达到18家，同比增加15家。

（三）外部政策推动力度助推农村金融服务。各有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支持鼓励政策，如人民银行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将农村信用社接入信贷登记系统，方便农村信用社开展信用信息查询等，人民银行、银行监管部门推动设立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对金融支农贷款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相关鼓励措施。包括《新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在内的各项惠农强农政策，使得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同时金融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积极性大幅提高。

二、目前阿勒泰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服务成本较高。农村利率市场化水平较低，金融机构收益难以覆盖成本。目前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范围十分有限，范围在0.9~2.3之间，且有关方面对农村信用社提高贷款利率提出质疑，要求其降低支农贷款利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信用杜的投入积极

性。在利率水平受阻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服务缺乏足够的成本补偿机制。目前各地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财政贴息和税收优惠政策力度普遍不够，支农补贴资金因来源渠道复杂、使用分散，难以形成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的合力。

（二）农村资金外流问题严重。首先，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开始从县域经济中实行战略性撤退，限制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对农业等弱质产业的信贷投放，将富余资金抽向发达地区，造成农村资金通过商业银行严重外流。据统计，自2003年以来，阿勒泰地区每年通过工、农、中、建国有商业银行流失的农村资金在4.5亿元左右。其次，邮政储蓄利用网点多、结算通畅、深入农村的特点，大量吸收农村储蓄并转存人民银行，仅少量流回农村。再次，在商业化进程中，农村信用社经营趋于以利润为导向，信贷投放出现了明显的非农化特征，许多资金流向非农项目，分流了一部分农村资金。

（三）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缺失。当前，阿勒泰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额农户贷款缺失。对于农业大户来说，如品种乳牛养殖专业户、农业种植大户等，几千元的小额农贷已经难以解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其资金需要少则数万元，多则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对这些大户，由于缺乏合格的抵押担保财产，银行、信用社感到风险难以把握。二是中小企业贷款满足率较低。由于县域中小企业普遍经济效益低下，技术含量低下，产品结构不合理，管理水平落后，其信用等级难以达到银行贷款支持要求。三是农村基础设施贷款需求不能满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巨大，回收期长，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投放，政策性金融机构缺位造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三、进一步强化农村金融服务的政策建议

（一）通过激励引导，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经济特点，积极制定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农业信贷投入的激励政策，对商业银行可按其支农成效高低、信贷投入多少给予相应的优惠和奖励，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这部分资金回流到农村。二是政府可采取奖励或补贴的方式，采取自愿、互利和市场化原则，加强邮储和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机构的合作，引导邮政储蓄走商业化经营之路，进而引导邮储资金回流农村。三是要采取措施，大力支持农村信用社组织资金，引导农村有关资金向农村信用社转移、倾斜，实行“三个一边倒”，即民政资金、代收代付资金、农村预算外资金实行一边倒，将来源于农民的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支农贷款回流到农村中去，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二）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农村金融风险规避机制。一是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建设，同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加大农业领域的业务拓展力度，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组织，通过农业保险与信贷的有效结合，充分发挥农业保险防范风险的作用，降低银行贷款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二是组建农村经济担保组织，可采取由政府财政拨一点、农户入一点的办法组建农村担保组织，向入股农户提供贷款担保，并公开贷款担保条件，实行市场化运行，同时鼓励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涉足农业信贷领域，建立专门为“三农”服务的贷款

担保中介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从而解决农户因缺乏足额有效的抵押担保无法取得大额贷款的问题。

（三）明确市场定位，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一是强化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农业发展银行应在体现国家扶持意向和扶持力度方面发挥商业银行不可替代的政策性功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储备资金需要，支持培育现代化粮食市场体系的同时，拓展服务领域，增加对县域的政策性金融供给，重点支持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和农业综合开发、有产业依托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二是加大商业金融支农力度。国有商业银行应当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乡村工商业等。三是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农村信用社要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努力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不断创新支农服务功能，做到农村金融服务与订单农业相结合，与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推广相结合，与市场化的农村经济运行体制相结合。

篇6：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

1.企业管理方式较落后

我国企业尚未完成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的过渡，因此企业在管理手段上依然明显低于国际先进管理水平。由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落后，在市场综合表现中企业呈现出竞争力不足、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差等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类问题集中体现，企业利润急剧下降，甚至导致停产、倒闭。

2.企业管理人才缺乏

充足的人才储备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危机的到来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其中就包括人才的竞争。企业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升都要依靠人才竞争来支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普遍暴露出优质人才的缺乏和使用不利现象。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我国经济也将随着发生变化。要想抓住宝贵机遇让企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就需要企业将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能力不断提高。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体现在利润方面，但是企业不能为提升利润而忽视对人才的投入。我国很多企业在全球同行业中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管理经验不足、管理知识薄弱、管理方法单一等问题，管理水平的发展跟不上企业发展的脚步是我国企业的共性问题。

3.企业管理创新力度不够

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制定，因此在新的经济背景下就要有新的管理运营模式。我国企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型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在经济不景气、企业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缺点日益凸显。经营管理是与企业内部所有部门和企业实施的所有项目都相互关联的，而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中，财务、人力、项目开发、生产过程等与企业管理区分的较为明显，这样的管理方式不利于企业内部信息的及时交流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大企业经营管理创新力度、节约各项管理成本、保障企业稳健运行，是企业渡过经济困难时期需要思索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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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性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截至2009年底，占我国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不仅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还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力。据统计，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全国的60％以上，缴纳税金占全国的50％，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6％。研发的新产品占全国的82％，外贸出口占全国的68％。

中小企业是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中小企业中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是吸收就业的主要载体，2009年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受金融危机打击，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不仅对经济造成损失，还导致失业率上升，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明确我国中小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策略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充分扩大劳动就业、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的关键所在。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世界各国多项经济刺激计划逐步见效，金融危机的最坏时刻已然过去，就目前各国经济发展现状而言，还很难说已步入复苏阶段，所以这个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之前的特殊时期被称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机会，同时仍有一些不利因素会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的发展机遇贸易回暖。海关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1季度，我国外贸出口3161.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7％。3月份，外贸出口1121.1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出口价格总体上涨

1.4％，结束了自去年2月份以来连续13个月的下跌局面。贸易回暖，市场利好为我国中小企业恢复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好良好的外部环境。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危机使低成本的外向型生产模式逐渐失去竞争力，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向型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海外并购。通过海外并购，不但可以以低成本获得以往难得的技术、利用国外的优势资源，还可以依托国外品牌加快企业的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依然是中国企业难得的国际化机遇。拓展市场空间。受金融危机打击，不堪压力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为实力较强的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拓展市场提供了市场空间。企业的多样化经营，也可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享受到更多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政策扶持。为应对危机，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这些扶持政策体系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优惠的环境。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贸易保护。目前，世界经济虽在一定程度回暖，但各国经济增长仍面临巨大压力。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国频繁的贸易保护措施，已影响到我国出口，使出口型中小企业蒙受损失。2009年1-8月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突破百亿美元。在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有10项针对中国商品，比例高达67％。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受害国。成本上升。2010年1季度，我国外贸出口虽然同比增长，但同期的外贸进口增长幅度更大，进口额达到3016.8亿美元，同比增长64.6％，进口价格总体上涨15.7％，其中，3月份进口价格总体上涨17.6％，较2月份涨幅提升2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涨幅提升。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使进口原材料价格提高，成本的上升自然会使企业利润减少，进而影响出口产品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相对于美元和欧元的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传统竞争优势遭到削弱。融资困难。根据北京市工商联2010年的调查，中小企业发展中资金靠自身积累的占86％，感到资金压力大和融资渠道少的超过5成。我国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资金匮乏、求贷无门的窘境。品牌弱势，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品牌的贴牌生产附加值小，利润率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可替代性强，如果对中国产品实行贸易制裁，可以很快在其他国家找到替代中国的产品，这样，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制裁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和代价较低，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才会越来越盛行。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

如前所述，后金融危机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小企业一方面要及时把握机会，促进自身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也要勇于面对挑战，积极增强企业自身实力。就现实情况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国家政策上的引导、扶持和资助。

(一)企业对策实行成本控制。有效进行成本控制要在采购、生产和销售三个环节上下功夫。首先在采购环节上。通过有效的采购模式控制采购成本。其次，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资产使效率、降低折旧率、减少次品和废品数量及避免产品积压等措施控制生产成本。第三，通过准确定位产品市场、产品需求，选择有效的产品营销方式节约销售成本。此外，还要控制管理成本、办公费用等其他成本。实行品牌战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在于实行品牌战略，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其中尤以技术创新为主。企业不但要提高自身技术消化和转化能力，还要培育研究团队，掌握核心技术，研发高附加值产品。以技术创新打造品牌基础，管理创新树立品牌形象。制度创新提供品牌保障。发展网络营销。后危机时代是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网络营销的机会：可以建立企业电子商务网站：通过网络广告联盟扩大销售空间和渠道：利用阿里巴巴、慧聪网等第三方网络平台，向各类企业提供产品采购、销售服务：还可以采用电子邮件营销方式，与顾客建立更为紧密的在线联系。通过充分运用网络营销，提高企业产品竞争能力和市场占有率。4 开发多元化市场。单一的销售市场使我国中小企业特别容易受到销售市场所在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因此，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才能够有效分散市场风险。我国中小企业应积极开拓中东、非洲、拉美地区以及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销售市场，并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进行海外并购。利用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海外并购，有利于实现企业低成本扩张，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层次人才以及扩大企业发展空间、完善企业结构。但如果并购失利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进行海外并购要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要选择优良资产，还要重视并购后的消化与吸收。

篇8：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

金融监管法制的历史渊源及演变进程尚未在理论上得到清晰地展示。梳理并总结其并不悠久、但却伴随惊心动魄的金融危机而走过的曲折历史, 能够促使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冷静的思绪中把握21世纪金融监管法律内涵的矛盾和冲突。

(一) 以货币体系和银行业为中心——金融监管法制的初创时期。

1930年以前的金融监管法律活动都属于监管法制的初创阶段。最早的带有金融监管雏形的立法, 可以追溯到1720年6月英国颁布的旨在防止过度证券投机的《泡沫法》。该法的颁布起因于18世纪初英国发生的“南海泡沫”事件, 它掀起了狂热的证券投机和资本泡沫, 而泡沫的崩溃则使英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英国国会当时颁布了《泡沫法》, 规定任何未经特别授权而组建的公司均属非法, 未经议会特别授权不得开展任何证券发行。这是一个包含着浓厚的政府控制色彩的法案,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开启现代金融监管法制的历史大幕, 这既决定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经济内在条件, 也与其自身采取的不合时宜的政府干预措施紧密相关。类似的立法如英国于1733年通过的《禁止无耻买卖股票恶习条例》。其实, 英国当时需要的是一个使合资团体易于采取公司形式、同时保护这种团体中的股票持有人和公众免遭欺诈以及防止其创立和经营中的过失的法规。然而, 国会所通过的法规有意使合资团体难以采取公司形式, 而且如果采取公司形式时, 法规丝毫没有包含调整这种团体的行为的规则。进入19世纪中叶,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工商业的组织创新和融资活动都得以逐步恢复并对立法提出了崭新的要求。英国议会先是在1825年废除了《泡沫法》, 接着于1844年又颁布了《股份公司法》, 该法案初步确立了发行注册、“年报披露”等被后世称之为“公开规制”的新的监管形式。

统一货币发行是催生中央银行制度的首要因素。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蓬勃发展过程中, 商业银行等私人机构自行发行货币 (银行券) 曾经为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混乱。货币不统一显然制约了市场规模的扩大, 私人货币发行机构的膨胀倾向也常常因破坏社会的信用体系而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法律最终对于统一货币发行这种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作出了回应。如, 英国议会于1844年颁布的《皮尔斯法》 (也称为《英格兰银行特许法》) , 授予英格兰银行在英国发行纸币的独占权, 这意味着于1694年通过获得皇家特许执照成立的英格兰银行, 此时才终于享有了中央银行制度意义上的发行职能。当时, 经济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也竞相仿效英国成立各自的中央银行。就连稍晚才完成统一的德国, 也在19世纪末出台了《德意志帝国银行法》, 将普鲁士国家银行改造为帝国银行, 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制度。大洋彼岸的美国, 曾经在1811年和1836年两度试图建立类似英国的中央银行体系, 但都未成功, 以致内战期间林肯政府还于1863年出台了《国民货币法》,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的货币监管立法了。该法旨确立了联邦政府对银行业的权威, 以便协调货币流通, 保证金融稳定。然而,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中央银行的货币信用控制系统, 政府仍然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 这种状况引发了周期性的金融恐慌, 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和1907年都发生了金融危机, 引发货币市场混乱, 有时甚至是长期的经济衰退。直到国会于1913年通过《美国联邦储备法》, 美国的中央银行体系终告成立。

总体来看,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法制肇始于19世纪后半期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1844年《皮尔斯法》的颁布促使英国将英格兰银行改造为中央银行, 并使其逐步垄断了货币发行权, 成为英国银行业的票据交换和清算中心, 并在多次金融危机中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这些活动及其所充当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表明英格兰银行已经具备金融监管的职能。当时金融业较发达的国家也纷纷立法, 竞相仿效英国成立各自的中央银行, 以执行金融监管职能。伴随这些金融监管的实践以及相应的立法体系, 金融监管法制得以初步确立。

(二) 罗斯福新政与广泛的金融立法——金融监管法制全面确立时期。

这个时期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持续至七十年代左右。事实上, 直到1930年, 中央银行等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经营的直接干预还不十分普遍, 金融监管的形式、范围和作用都十分有限, 还主要是通过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来防止银行挤提的发生。这与当时主流的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思想紧密相关。毕竟当时“放任主义”、“不干涉主义”等尚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金科玉律, 迷恋不可规避的法则、公理和规律成为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总特征, 以至于法哲学被冠以“机械主义法学”的帽子。然而,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逐渐改变世人的观念, 工业化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令社会矛盾逐步激化, 学术界也开始反思。20世纪初, 在人们对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憎恨几乎达到了顶点的背景下, 实现社会变革、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切努力, 其实仅仅是欠缺一个适当的机遇了。

在经济大危机首先爆发的美国, 以罗斯福“新政”为契机, 接连出台了《银行法》 (1933年, 又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证券法》 (1933年) 、《证券交易法》 (1934年) 、《信托契约法》 (1939年) 等重要的金融法律。依托这些法律, 现代金融监管法制的基本架构得以全面确立, 监管当局开始广泛、深入地直接干预和介入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 美国的金融监管也得以迅速法制化和系统化。

尽管受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挠而有所延迟, 但欧洲各国还是在战后迅速普及现代金融监管法制。如法国, 除了发挥法兰西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之外, 也根据总统令在1967年首次设立了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的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简称COB) 。就连传统上一向依赖于行业自我管理的英国, 也制定了《1946年银行法》、《1947年外汇控制法》、《1979年银行法》等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德国则在战后重建了金融体制, 保持了不同于英美体系的“综合经营”的金融传统。其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7年6月26日颁布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 奠定了以中央银行为主的金融监管体制。此外, 日本、加拿大借鉴美国, 建立了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三、放松监管与重建监管——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变革时期。

这个时期始于1970年左右, 延续至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20世纪后期, 国际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片面敦促发展中国家加速“金融自由化”进程, 却放松对国际流动资金的监管, 忽视其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 国际金融机制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另外, 一些国家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和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同时, 由于对政府职能定位不当, 片面强调减少政府干预, 对于“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疏于防范, 单纯放松甚至完全取消了金融监管, 因此在这些国家经济的双向互动和传导机制的作用下, 频繁发生金融危机, 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等, 特别是俄罗斯自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就接连多次发生金融危机, 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金融危机不仅致使俄罗斯银行系统瘫痪, 使大批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损失巨大, 商业银行中有一半濒临破产, 而且也使俄罗斯货币和证券市场发生剧烈动荡, 甚至导致两届政府垮台。显然, 这些教训也促使各国继续探索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变化及其蕴藏的新矛盾, 同时预示着金融监管法制进一步的发展动态和前景。

二、金融监管法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金融市场准入问题。

政府金融主管部门规定设立金融机构的标准, 也称为金融市场的准入资格。由于金融市场风险较大, 而且属于系统性风险, 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资格, 都进行严格审查, 都规定了较高的准入资格。我国的金融市场准入资格, 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又是比较高的。在我国, 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审查批准, 设立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 设立经纪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 000万元人民币。在我国, 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 它的自有资金应该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在我国, 设立保险公司需要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 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额为人民币2亿元。如果将上述条件与其他非金融公司相比, 其他公司设立条件要低得多。我国的市场准入对外资金融机构还有特殊规定: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合资银行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其最低注册资本额为3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时, 也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该外国总行在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的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 同时它要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 作为设在中国境内分行的营运资金。除了上述注册资本要求之外, 准入审查还包括:审查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产权结构、经营计划、经营制度、内部组织结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财务状况与经营前景预测、审查申请人关联公司情况以及业务并表情况。在批准设立金融机构后, 还要审查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股权转让情况、重大投资与收购情况等。不但我国金融主管机构严格审查准入资格, 而且, 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建立的国际银行监管机构“巴塞尔协会”也在其《核心原则》 (1997年9月) 中提出了相似的审查要求。

(二) 金融机构经营范围问题。

金融机构允许在什么范围内开展业务也是法律要规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规定的经营范围越大, 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就越大, 同时风险也越大;反之, 金融经营的范围越窄, 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也越小, 风险也相应越小。国际金融领域一直有“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两种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机构, 多采取混业经营模式。美国从1933年格拉斯·迪格尔法案颁布后, 采取分业经营模式。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的规定, 我国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1986年英国开始金融体制改革, 将金融监管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 金融机构业务可以混业经营。1996年日本效仿英国, 提出了日本版本的金融体制改革, 其中也包括混业经营的改革。日本金融改革法案在2000年1月1日开始陆续施行。1999年11月, 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将实行了66年之久的格拉斯·迪格尔法废除。新法案放弃了分业经营限制, 允许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也反映出各国政府对金融风险的不同处理哲学:分业经营的哲学是避免风险, 而混业经营的哲学是管理风险。如何对待风险, 除了政府之外, 还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监管人员的监管经验、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理性与成熟程度。分业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监管人员经验、投资者理性程度的要求低一些, 而后者的要求条件似乎更高。我国金融业将来是否能够搞“混业经营”, 要看条件是否具备, 条件成熟时, 再提出改革也不晚。

(三) 金融机构自律问题。

金融资产大部分是以负债形式取得的, 在债权意义上金融资产属于“别人的钱”;这个行业的风险非常大, 而且属于系统性的风险, 一家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后, 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所以, 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自律机制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机制;二是金融同业之间的自律机制;三是金融市场中的客户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

三、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机制要求

我国目前相似的楼市背景、利率环境, 同样酝酿着极大的房贷风险, 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金融体系难保不发生类似的危机。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经济金融化是必然的趋势, 但金融领域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性、脆弱性、相关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 宏观审慎监管:

行为、机构与市场的综合监管。金融创新的过度导致了市场失灵, 削弱了建立在透明度、信息披露和市场纪律等基础上的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在危机后, 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纷纷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模式。

美国金融危机表明, 由于近年来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 风险本身已成为金融资产。作为金融资产, 风险被不断地分离、定价, 并在相对狭小的群体中进行交易。金融危机还引起人们对潜藏矛盾的注意:尽管实际上对金融风险无限的“切割”会降低个别市场行为者的风险, 但却容易增加整个金融体制的风险和脆弱性。正如20国集团最近的公报所认可的, 这场危机表明监管需要涵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传统上, 只有一组核心的大银行被认为是系统相关的, 但危机已经表明, 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 其倒闭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影响。在判断系统重要性时, 不仅应看机构的规模, 还应看其相互联系程度以及其业务模式对过高杠杆率或高风险融资结构的脆弱性。

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扩大监管范围, 将对重点金融机构的监管扩大到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大多数国家目前的审慎监管模式的范围过于狭窄。在具体方法上, 宏观审慎监管的方式包括最低资本和清偿要求、指导性检查、监管者早期介入机制、存款保险和类似安全机制以及特殊的清偿机制。在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设置上, 美国财政部《金融监管制度现代化蓝图》中建议, 国会应明确赋予美联储此类职责, 并提供与此项授权相对应的工具。这要求美联储有权获得范围更广的金融机构的信息, 包括对冲基金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体系。此外, 如果该机构认定金融体系面临风险, 应有权进行干预。由于所提供的这种权威的范围必然很大, 使用这种权威 (以保护整个体系) 应设定很高的标准。

(二) 信息披露:

公开与透明。信息披露是机制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法律和制度的实施除了要依靠程序规则和强制性机制, 更主要的是动态的信息和数据, 执法机构据此及时、适当地调整相应行为。在金融监管领域, 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强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 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高度重视信息披露环节, 将信息透明和市场约束视作银行风险管理的支柱之一, 其实质就是要强调银行信息透明度在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上的作用。

信息披露与信息合作是透明度的重要内容。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对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提供、利用信息作出规定。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有相互提供信息的义务。法案第204条规定, 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应有义务依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要求, 向其提供从事证券交易业务银行的有关保存记录。法案第220条规定, 联邦银行管理机构与SEC均有义务应对方要求, 向对方提供银行控股公司或银行投资顾问活动有关的检查结果、报告、记录或其他信息;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有主动利用其他监管机构信息的义务。法案第231条规定, SEC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 (或其联营机构) 进行监管时, 应最大可能地接受可以满足要求的、由另一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要求投资银行控股公司 (或其联营机构) 提供的报告。信息披露制度需要以法律的方式明确规定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信息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的方式、信息披露的手段, 统一信息披露的各项指标等。此外, 还应明确对虚假披露信息和不及时披露信息等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以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和及时, 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增强市场的约束力。

(三) 监管机构协调:

分权与制衡。分权与制衡是现代组织 (公司、国家、国际组织等) 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分权有利于明确权力行使的界限和责任;制衡则对于权力的行使形成监督。从金融危机在监管机构层面上的原因看, 不同机构权限的相互重叠、权力和管辖范围之间的空白区域、能力不均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竞争, 为过度行为在市场中的繁衍创造了环境。

金融监管重在机构之间的协调, 而不在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监管机构的协调要反映出实施监管的原因以及监管机构建立以来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例如, 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提出了以三家主要联邦监管机构组成的体系, 一个负责维护整个金融部门的市场稳定, 一个负责监督得到政府直接资助机构的稳健, 另一个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提出的这种结构承认美联储有时需要为其从未监管过的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样将精简监管机构, 对机构部署进行重大调整, 从而明确职责, 提供与其职责相称的权力, 并改进问责机制。目标明确的监管结构更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基于目标的模式中, 企业无法仅凭改变商业形式来更换监管者。

(四) 适时提升“三会”的法律地位, 强化其监管职责。

鉴于金融在一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政府对金融的监管理当由具有权威性的部门来承担。本次金融危机使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和加大监管权限成为一些国家的现实选择。我们注意到, 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具有很高的法律地位, 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联邦政府体制中, 不隶属于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部门, 从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日本证券监管的主要机构是大藏省的证券局, 属于政府行政机构。但在作为我国政府监管机构的“一行三会”中, 仅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行政管理机构, 而其他“三会”则列入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序列。尽管“三会”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享有行政监管权, 担负着全国金融监督管理主管机关的职责, 但从事业单位本来的含义上看, 多少还与其作为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不相匹配, 其事业单位的性质与其拥有的行政职权和担负的行政职责也难以经得起法律上的严格推敲, 由此必然会影响其作为金融市场主管机关应有的权威性。笔者认为, 从加强政府金融监管出发, 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提升“三会”的法律地位, 改变其事业单位性质, 列为国务院行政部门序列, 独立行使行政机构的职责, 由此不仅可以加强其独立性和权威性, 吸引高素质人才参与金融监管, 更有利于强化政府监管的职责、力度和提高监管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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