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国际金融危机及平衡中美贸易的抉择

论后国际金融危机及平衡中美贸易的抉择（共5篇）

篇1：论后国际金融危机及平衡中美贸易的抉择

浅论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投资银行治理优化及启示

摘要：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投资银行治理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对此美国政府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包括重视投资者利益、由分散的股权转向银行控股制、金融监管架构改革、限薪和高管薪酬改革等。以美国为鉴，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方面企业应将科学决策、审慎经营、严控风险、严格监督理念融入公司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只有内部、外部共同治理，公司治理效能才能充分发挥。

关键词：投资银行;治理结构;金融监管 。

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分析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模式的缺陷以及危机发生后美国公司治理的重大改革，对完善我国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有重要启示。

一、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

1 社会责任感缺失。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导致的，尤其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业。在美国长达的经济繁荣中，投资银行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稳健、保守与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为了追逐短期暴利，不惜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投资银行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推出次级贷款，同时又为了规避风险将贷款出售;投资银行将贷款打包出售给更多的投资者。如设计出各种复杂的不透明的衍生产品，未向投资者进行必要的风险揭露，而是以卖出产品为最高目标，以至于广大投资者在危机中蒙受了巨大损失。投资银行盲目的金融创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忽视了社会责任，没有发现金融创新中的不足，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金融风险的管理技术和制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负面影响的不断积累导致了自身经营的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样的公司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中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最终目标背离甚远。

2 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内部人控制。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特点是：股权结构极为分散、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股权集中度较低。美国投行股权过于分散，形成“强管理层、弱股东”。如表1所示，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单个股东的作用有限，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经理层监管的缺失，使经理层有机会投资于短期高风险的证券。当治理成本大于收益情况下，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股权过份分散直接导致了股东对公司控制力和决策权的下降，而公司内部人员持股上升则削弱了传统的委托代理所产生的制衡作用，导致内部人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以雷曼兄弟为例，公司内部人员持有公司1/3左右的股票，为了追求短期收益，管理层和员工疯狂地进行投机套利活动，较少考虑甚至不惜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

3 董事长兼CEO制度，导致“内部人控制”。公司决策高度集中是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模式的显着特点。大多数美国投资银行内部实行董事会统一领导，公司内部没有与其相制衡的内部机构，公司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董事会。董事会既是监督机构又是决策机构，这样的内部组织结构使公司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形同虚设。由于美国没有从法律上限制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美国投资银行纷纷选择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制。权力过度集于个人，在加快公司决策效率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即容易产生经理层(CEO)的滥权，尤其是董事或高管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可能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4 监管部门对投行的监管缺失。近30年来，金融创新的结果是买卖的链条越拉越长，分散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完成后，最终的投资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引发本轮危机的房屋次贷产品，从最初的房屋抵押贷款到最后的CDO等衍生产品，中间经过借贷、打包、信用增持、评级、销售等繁杂阶段，整个过程设计有数十个不同机构参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常突出。投行的奖金激励方式也极大地助长了高管层的道德风险——为追求高额奖金和红利，无视审慎性要求，盲目创新业务。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监管严重滞后。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还停留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和风险的水平上，忽视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对这些复杂的创新产品所暗藏的巨大风险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手段。而且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甚至危机发生后监管部门才发觉他们的规则完全不适应已迅速变化了的金融系统。另外，一方面美国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另一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监管盲点。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还是证交会来管没有明确，以至于没有谁去管。

5 失当的薪酬体系。薪酬制度是激励约束制度的核心。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机制中董事高管的薪酬或激励机制有两大特点：一是没有立法约束，公司法一般没有关于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励机制的强制性规则;二是薪酬奇高或激励机制配置极不合理，考核指标仅与短期绩效挂钩，而与风险无关。这种薪酬制度促使公司追求快速和看似容易的金融回报，且容易对市场过分乐观，缺乏长远的思考，无法保障对公司风险的谨慎管理，更无法充分考虑全球市场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美国激励方式以股票期权形式为主，其负面效应导致公司高管根本无视股东和公司长远的发展，而更多追逐短期效益，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短期获利投资的行为。

二、美国公司治理的重大调整

针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投资银行治理结构的严重缺陷，美国政府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

1 重视投资者利益。美国这次公司治理改革主要方向之一就是要重新强调股东的价值，通过股东价值的回归使投资者恢复信心。美国政府对此提出两个对策：(1)加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从原则上考虑，信息披露首先要透明，其次是要进行恰当的会计信息披露，力争能公正和准确地显示业绩;从内容上来考虑，信息披露内容有扩大化的趋势。在信息披露的时间上，主张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由定期披露制度走向信息披露制度。(2)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加强会计监督，强化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防止内幕交易。随着对美国公司治理监管的加强和重新树立的法律威慑力，中介机构与美国公司之间的制衡机制将逐步恢复，中介机构将踏上理性的回归之路。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再次被提升至重要地位，其有望继续成为投资者可以依赖的第一道防线。

2 分散的股权转向银行控股制。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 公司。变身后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不仅可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吸收储蓄存款，拓宽融资渠道;还可享受与其他商业银行同等的待遇，获得申请美联储紧急贷款的永久权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后，两大机构将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存款从而杠杆比率会逐渐降低，意味着更小的风险和更高的稳定性。未来美国投资银行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的高效率和灵活性，而银行控股模式也将使美国投行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3 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过去曾经被人们推崇的美国分散制约式的功能型监管体系在危机面前漏洞百出。未来，随着独立投行模式向全能银行模式的转变，美国投资银行的监管者也将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转变为美联储。6月17日，美国前总统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美联储负责监控大银行，监测金融系统风险，监管一旦倒闭将会危及整个银行体系的企业，其中包括传统的银行以及通用电气和汽车公司所拥有的重大金融业务;二是财政部将有权接管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审批美联储所发放的紧急贷款;三是推出大银行破产的可行机制，政府将有权接管倒闭机构;四是设立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

4 限薪和高管薪酬改革。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纷纷出台高管限薪令，以期规范高管薪酬体系，平息公众指责。根据美联储的“薪酬指引”要求，28家大型银行自行设计不会引发过度冒险行为的薪酬计划，但有关薪酬计划要得到美联储批准才能实施，同时，“薪酬指引”还将涵盖其管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其中包括并未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而按照财政部的“减薪计划”，接受政府金融救助的7家企业25名高管的工资削减90%，包括各种补贴、分红在内的总薪酬须削减一半;不仅如此，7家企业的175名高层执行人员的现金酬劳将被股票取代，而且这些股票不准立即出售。

篇2：论后国际金融危机及平衡中美贸易的抉择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致使失业和就业方面的矛盾突出。目前，我国面临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体制转轨中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退役军人和失地农民就业等众多问题。笔者在对大学毕业生、青年农民工和青年白领三个群体的就业现状及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政府的经济和相关就业政策是缓解当前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政府不能包办青年就业，但

有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的当然责任。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时代；青年就业；政策；经济发

展。

绪论

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规模的失业属于“周期性失业”，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依靠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800万个就业岗位，相对于2400万劳动供给数量来说，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10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约达到9.9%，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和青年白领就业压力已成为当前青年就业的主要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一、当前青年的就业现状及问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有一个“滞后期”，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由外向型企业向各类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向规模以上企业，由农民工向城镇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蔓延，劳动供给数量与劳动需求数量上严重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很多单位都不招人、少招人，就五百强企业高校招聘会而言，岗位减少40%，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出来。青年人失业（包括待业）占失业总数相当大比率，是我国历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传统的就业制度被打破之后，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峻，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1978年失业青年人数为249.1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47.0%，1988年245.3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82.8%，与10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1997年失业青年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68.9%，与10年前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中国劳动力资源呈持续上升趋势。“十五”期间增加5697.23万人，即每年平均增长千余万人，2006年为1603万人。城镇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而我国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74%。［1］1.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派生出新的问题。现在，全球经济虽然出现了逐渐复苏的迹象，但是全面复苏仍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国内经济资源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相匹配的知识型服务业则长期低迷。这种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人才需求状况，就是低端岗位需求旺盛。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所以金融危机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且还要持续几年。

在我国，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2007年和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别还有100万人和15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与2009年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一起竞争工作，加在一起有860万人。根据以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估计有约36%的人能找到工作，还有约500万人面临就业的困难。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市场业务的缩减，二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低迷。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求数量矛盾突出。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被迫选择考研，国家也在扩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以延缓就业。大学生就业难派生出新的问题：一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已经形成。这是由于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分配制度改革将大学毕业生推向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大学毕业生也要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影响，同样要通过使用价值和价值来判断，和供求关系紧密相连。就业状况的变化对培养大学生的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对大学生及家庭的一种考验。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困难群体。这一群体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容易冲动，有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制造者。二是加大受教育不平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对于贫困家庭绝对是高投资，如果投资没有产生回报，势必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由就业问题引发公众教育投资的进一步拉大，会加大受教育的不平等，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2.青年农民工基数大，就业的稳定性不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内我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为8445万人。据预测，未来几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十一五”期间，从农村劳动力供给看，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有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将减少至7亿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至少有近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镇；另外，目前中国人均0.3亩以下包括完全失地的农民已接近5000万人，而且每年以百万级的数量在增加，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压力。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到非农领域，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会不断增加，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为青年人。

由于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是不会长期滞留于城市中，并且农民工对条件较差的工作大多也可以接受，所以，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率较高，但是就业质量不好，就业的稳定性不高，作为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属地位较低的收入阶层。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承担着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然而，现实表明，由于种种因素，他们始终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平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不仅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目前，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特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农民工群体内部代际分化已经形成，主要表现为青年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占整个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的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人员，更是未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后备劳动力资源。

监测显示［2］，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地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提高。经调查，进城务工青年年龄大多在18—28岁之间，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多。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挣点钱，增加家庭收入。据上海市金山区团委对来沪青年农民工的调查，［3］青年农民工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青年农民工求职渠道基本依靠熟人介绍。

74%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朋友和老乡的介绍找到“目前这份工作”的，并且学历越低越是依靠这种关系（P=0），初中以下学历占80.6%，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占到100%。通过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同来沪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而同跳槽的次数、所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直接有关（P=0.008、P=0.000、P=0.000）。也就是说，跳槽的次数越多越是依靠熟人，反之，也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强关系，促使跳槽增多，工作环境和待遇逐步改善。

二是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本次调查显示，外来务工青年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及以下占少数，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绝大多数。

延长工作时间在农民工这里是较普遍的，每月的工作日在20以下的仅占13%。

三是青年农民工最大的烦恼来自于经济收入少。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大多在1000—2000元之间（77.8%），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100%在2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6.4%，虽然长三角地区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可是目前来说全覆盖还需要一个过程和相关部门的监管。

四是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还有待提高。

关于“如果让您对目前的身份做一下定位，以下那种说法最符合您”的问题，选择“半个上海人”的比例为16.2%，选择“新上海人”的比例高达21.8%，选择“外地人”的比例为51.9%。关于“您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多久了”的问题，选择“四年以上”的比例高达41.6%，选择“三年左右”的比例为14.9%，选择“两年左右”的比例为18.6%，选择“一年左右”的比例为16.5%，选择“半年左右”的比例为8.4%。根据人口学关于居住在一个城市的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为常住人口，可以认为务工青年倾向于长期在上海生存的意愿和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3.青年白领的职业压力大，对生存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青年白领（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为工作3—5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上的困惑与压力众所周知，作为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选择与被选择的矛盾冲突后，无论满意与否，最终都要选定某一职业，迈向社会，这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学毕业生由“自由人”向“职业人”的角色转换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事业成败和价值定位。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在职场能拚得一席之地已属不易，面对金融危机加剧下格外严峻的就业行情，早两年已就业的大学生更感庆幸。但是，生存压力普遍较大，不同群体存在较大差距，渴望破解发展瓶颈愿望强烈。作为高知识群体，当前白领青年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上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求职群体的压力。我国目前估计有约5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的困难。以上海为例，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毕业生15.8万人，而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需要数目的同期降幅超过20%，其中以金融、航运、国内贸易和部分制造业的降幅尤为明显，部分上海金融财经类、外语外贸类毕业生的需要数目同期降幅甚至超过了30%。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待就业人员，对已就业的大学生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一些人有被后来者取代的危险，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须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会慎重，大多持保守态度。

二是用人单位工资持续走低的压力。在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学生就业供给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动下，必然导致大学生的工资价格降低。上海团市委于2010年1月对毕业3－5年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显示，月工资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的占21.1%。目前，毕业生工资中位数为2492元/月。据媒体测算，一个无房上海大学生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开销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业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想。可想而知，在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刚毕业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可谓捉襟见肘。

三是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压力。大学生就业稳定性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学校没有遵照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培养大学生，致使学校教授的专业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尤其是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另一方面，当前“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导向，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在首份工作选择上的轻率和盲目，降低了大学毕业生对专业对口的关注和重视。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就业中的专业不对口问题，从而影响就业的稳定性。

二、促进青年就业的政策建议。

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存在。而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变数，也将对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就业产生影响。青年就业应得到格外的重视。政府部门首先要采取措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青年成长。

1.加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大学生就业难，技校生职场走俏，九成未毕业就被预订一空。但技校、职校不可能替代大学教育，当大学毕业生纷纷回潮读技校寻找就业出路时，拷问的就不止是教育体制，更深层次折射的是当前经济结构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目前仍停留在资本与劳动双密集阶段，接纳的劳动力是大批蓝领工人，对大学生需求有限。白领岗位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不够发达造成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像金融、法律、理财、高级家政、高科技还有中高档的服务岗位需求不够，第三产业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达到60%，甚至70%。从长远来说，只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解决更多大学生就业问题，当我们的产业不再高度依赖于外向型，形成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或许能缓解很多。

2.相应提高青年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工作稳定度。

外来人口的就业情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城市居民的工资与福利一直由政府有关部门做出规定，由用工单位强制执行。而外来人口则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的工资完全由企业主说了算。由于中国现存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很多外来务工青年只能接受低薪。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工人合法的劳动权益，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是城市农民工的普遍际遇。

青年农民工对于增加收入的期望很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增加农民工工资的迫切性。数据表明：收入不能完全维持生活的青年农民工比例较高，［4］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提高工资水平。具体的工资提高过程可以依照两个指标进行，一是农村以及小城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客观上也要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所增加。

发展和完善政府部门等正规就业渠道，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渠道，是促进青年农民工工作稳定的重要手段。对上海郊区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多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偶然找到”、第三才是“职业介绍所”，要依靠法律规范非正规就业渠道，发展正规的农民工就业渠道。要建立全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网，尽快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措施，使他们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享受到公民待遇。其一是畅通就业信息渠道，在各地设立就业咨询中心，凡有用工必须提前发布公告，招工信息要透明，并开通全国联网，以帮助农民工有序流动，减少不必要的“盲流”。其二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有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并实行全国通联制度，便于农民工的职业变动。总之，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就业市场，而不能把问题都推给市场。

3.建立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

大学生由于对市场缺乏足够认识，容易“眼高手低”。在职业搜寻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工作机会正在一个一个流失而竞争人数却在不断增加的时候，又丧失了冷静和理性，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卖出”，这就天然地为用人单位降低薪水创造了条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学毕业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现在不少城市针对农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却没有相关规定，尽管上海制定了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指导价，但并未引起用人单位的重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建议制定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业发展的基础，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只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就无可厚非，但为了约束企业的恶意行为，政府应有所作为。

4.鼓励灵活就业和异地就业。

近年来，国内的就业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家庭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自营就业、临时就业等多种形式。这些相对灵活的就业形式主要吸纳的是青年群体。灵活就业方式在欧美得到承认和保护，并享受到多重优惠。而国内，目前的优惠政策偏重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对于诸如大学生自主创业和其他新增劳动力、灵活就业从业者的问题考虑较少。

应对吸纳失业人员或实现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对青年非全日制就业、临时性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政府给予一定的暂时性补贴，以缓解青年就业问题。比如，上海的父母很不希望孩子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能给他们一个保障，就是如果出去，户籍还可以保留，可以来去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对于到中小城市、甚至到乡镇、农村，到基层去锻炼的大学生，几年后再回到上海再就业时有关部门可以提供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

5.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工作还要加强。

大学生创业是缓解就业困难的有效方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率非常低。问题在于：一是大学生创业有热情没信心，真正创业的大学生少。大学生创业热情来自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举办各种创业讲堂、创业比赛。可是，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创业高成本、风险又大，所以真正实现创业的大学生并不多。二是，大学生创业有氛围缺教育，多数大学生是没有创业经历的，急需一批创业指导老师，大学生创业有政策，但由于大学生对创业了解不多，申请时困难多。三是，大学生创业注重高科技轻“草根”。这是源于创业资金的申请门槛仍然较高，还得有科技含量等硬性条件，这导致了大学生创业不得不注重高科技而轻“草根”的现状。所以，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当前急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创业教育使学生树立创业意识，有助于他们在初次就业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充分了解市场，寻找创业机会。要建立专门的创业指导机构，有专业的创业讲师队伍。要调整创业政策，更加切实可行，要多扶持立足于社区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大学生创业。发挥大学校区科研园区的优势，降低大学生创业的风险和成本。

注释：

［1］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新闻中心－中国网news.china.com.cn，2010－3－2.［2］国家统计局报告。新华社北京2010年3月23日电（记者刘铮）。

篇3：论后国际金融危机及平衡中美贸易的抉择

关键词：金融危机,长江三角洲,体育产业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带和沿江产业密集带的结合部, 是我国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良好机遇以及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使得体育产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然而, 在2008年世界经济风云突变,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一步步演化和扩大为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于2007年下半年。其时, 没有人预料到, 美国次级抵押债券市场的这场疾患会迅速星火燎原。一年半后, 房利美、房地美双双被美国政府接管,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相继破产、倒闭, 继而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体育产业本来就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 受到的冲击自然相当大。为了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容面对开放市场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为研究对象, 需要深入研究应对金融危机情况体育市场竞争的各种策略。提高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的竞争力。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1. 体育产业发展迅速

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人们的体育消费支出也较高, 促进了体育产业各部门的迅速发展。无论是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娱乐业, 还是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培训业等, 均获得较大程度的发展。江、浙、沪3省、市均有篮、排、足球职业俱乐部, 大中小型体育健身中心 (俱乐部) 更是层出不穷, 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星罗棋布, 体育培训学校比比皆是。目前, 世界体育用品的制造主要集中在中国, 我国已成为世界体育用品制造中心, 占世界65%以上的体育用品生产份额。其中运动鞋超过70%, 乒乓球超过80%以上, 羽毛球、羽毛球拍和网球拍等也占到世界总产量的70%~80%。而这些体育用品的产地基本上都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地区。

2. 乡镇体育企业众多

江、浙两省是一个私营经济占优势的省份, 成千上万不同类型的大中型企业和众多的民营企业构成了体育产业分工和协作局面, 这也成为体育产业发展中国有经济的有益补充。由于江、浙两省的“块状经济”, 即一镇 (一村) 一品, 就近建立专业市场的模式, 逐步形成了体育服装、体育健身器材、体育用品等“小资本、大集聚”的区域体育产业特色。

3. 体育产业竞争优势明显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力、技术、资金所呈现出的高密集特征, 也使体育产业具有显著的生产要素优势, 如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从周边地区涌来, 使体育产品制造成本低;体育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其独有的信息优势连接着海内外两大市场;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崛起的国际贸易, 使长江三角洲地区较早地参与体育产业的国际分工, 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因此, 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强的体育产业区位优势, 体育产品有较强的竞争力。

4. 体育产业结构相似

计划经济时期的盲目重复建设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也遗留下大量的低效企业, 造成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的低水平同构, 加之长江三角洲地区内自然禀赋比较相似, 因而, 体育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亦比较严重, 如各类小型的体育用品生产企业众多, 产品类型相似。另外, 行政边界造成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阻碍了体育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合作, 导致体育资源比较优势没有充分发挥, 也难以形成合理的体育产业布局。由于体育产业部门间存在着条块分割的现象, 又有体育产品类型的相近, 体育产业部门问的恶性竞争时常发生。

二、金融危机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的影响及启迪

1. 金融危机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外向型经济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进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体育用品产业又是以出口和外来加工为主, 一方面欧美受金融危机影响消费能力下降, 外部环境变化造成外需拉动减弱, 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将继续降低, 现在还有很多过去的订单在走, 所以一定程度上这方面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 但是现在新签订单已经降得比较厉害。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同期发布的《2008年1-9月长江三角洲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汇总表》统计出口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体育用品产业销售产值回落的影响近40%。特别对以外来加工为主的体育用品企业, 冲击尤为严重, 该地区2000多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仅倒闭就占三分之一, 许多企业举步为艰, 可见本次金融危机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体育用品产业影响之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启示

2. 金融危机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的启迪

从此次金融危机,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启示:

(1) 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们应该看到危机中蕴含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西方国家突然意识到中国不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举足轻重, 而且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也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稳定金融局势、推动刺激经济计划实施、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 西方国家都竭力要求中国发挥作用。对于我国来说, 这是一次提高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 以及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良好机遇。金融风暴虽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 但另一方面却是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绝好的机会。危机引起外需突减, 逼着我们改变依赖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积极发展国内消费市场;逼着我们改变过去以低成本竞争的模式, 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 促使我们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另外, 全球资本市场动荡的时候, 也是中国收购海外资产, 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最好时机。

(2) 贸易保护主义使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自2008年11月, 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召开会议时就曾宣布要避免发生贸易保护主义, 今年4月2日的G20领导人会议继续就此问题提出了更为严肃的警告和声明。然而,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全球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 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自今年4月初的G20会议以来, 已有9个G20成员国已采取或在考虑23项限制贸易的措施,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多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基本上都采取补贴方式, 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采取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做法。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 一些国家为了减缓经济衰退, 保证产业安全, 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来竞争者的影响和减少失业, 利用技术、环保等各种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出口商品进行阻碍, 致使我国出口贸易恶化。如果未来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将会使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造成的后果难以预料。

3.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互为因果, 这表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

但相互间的影响又存在着不对称性, 与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比, 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弱, 这是中国整体经济规模仍然有限所致, 但这一影响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不断增强。

三、金融危机情况下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对策

1. 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资源优势

(1) 自然资源优越

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江海交汇、南北居中的区位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和国内外制造企业逐年增长的投资, 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有力保证。

(2) 人力资源丰富

长江三角洲地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国内外各类优秀人才进入该地区, 也积聚了许多优秀的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长江三角洲地区日益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人才高地, 对于体育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再者, 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对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体育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基础。

(3) 传统体育产业特色显著

长江三角洲地区民营或私营经济发达, 体育用品的加工制造企业多, 虽然生产规模较小, 但是能紧跟市场需求。经过多年的经营, 这些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日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有些体育产品在国内体育市场已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4) 体育产业基础良好

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发达, 历史悠久。体育彩票销售量逐年增加, 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日益火爆, 居民体育消费前卫, 并具有很大的潜力。体育商品进出口与商业服务体系完备, 体育市场初步形成。通过江、浙、沪3地体育产业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 已形成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体育圈”, 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样板。

(5) 体育产业政策宽松

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在的各市, 相继出台了鼓励体育产业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 如税收返还政策、金融信贷政策等。并制定相关政策, 吸引民间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体育产业领域, 鼓励体育产业要素如优秀运动员、体育科研人员的自由流动。

2. 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对策

未来几年, 正值长江三角洲地区“十一五”经济发展时期, 国民经济将获得显著的增长。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体育产业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发展、体育市场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充分尊重体育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江浙沪3地体育主管部门要联手加强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 努力促进区域内体育产业资源的一体化开发, 共创体育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进一步提高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的竞争力。

3. 体育产业布局差别化:调整体育产业结构

实现错位经营即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发展要落实错位发展、错位竞争的思路, 即各地区要光大自己的优势产品, 控制市场竞争力较弱产品的生产。周边地区要充分利用与上海地域相邻、经济相融、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的优势, 把接轨上海体育产业布局作为首选战略。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主管部门在合作与交流的同时, 实施梯度发展战略, 并加强区域内体育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 从空间规划的更高层次进行体育产业布局, 根据具体情况解决区域产业一体化的问题。在具体思路上, 一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进一步优化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与布局;二是通过加强地区体育产业合作与协调, 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三是通过共创良好的体育产业发展的市场、政策环境, 降低体育产业经营的成本。

4. 体育产业竞争层次化:发挥体育产业比较优势, 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

各地体育主管部门要深入分析本地体育产业基础和特点, 找准优势和合理定位, 有目的、有重点地发展主导体育产品, 扶持相关配套企业, 形成良好的产业集群。在与上海以及其他城市体育产业合作中甘当“配角”, 争当“名角”, 使接轨上海成为各市体育产业发展和崛起的“推进器”。由政府职能部门牵头, 组建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协会, 加强与区域内高校、体科所的合作, 促进产、学、研的联合与合作,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提高产品自主开发能力, 加快高新技术的应用性开发步伐, 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 提高体育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如充分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旅游资源的优势, 实施联合开发战略, 尽快建立区域内安全、便捷的体育旅游网络, 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体育旅游者首选之地。

5. 体育产业组织集团化:培育体育产业大企业、大集团

为了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一体化的进程, 各地要大力鼓励在共同的体育市场中跨地区的企业兼并。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以培育体育大企业大集团为重点, 加大体育类企业改革和重组力度, 按照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结构合理化、利益格局分散化的要求, 提高体育企业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政府可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 顺势引导长江三角洲地区庞大的民间资金由传统产业向体育产业的转向, 吸引“民资”、鼓励“民有”、支持“民营”, 留住民间资本, 发挥民间资金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使民营体育产业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6. 体育产业环境市场化

各地区可以通过发展行业协会、体育团体和中介机构, 在政府主管部门和体育企业之间架起桥梁, 把体育主管部门的工作转向研究体育发展战略、实施宏观调控上来。如以上海世博会、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和第10届全国运动会为契机, 组建长三角地区体育用品联合会, 筹办长三角地区体育用品博览会, 促进本地区体育用品业的发展。体育主管部门应从体育产业的政策法规、管理体制、办事效率等方面转变管理职能,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搭建体育产业公平竞争的舞台, 同时积极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

四、结论

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也将成为必然, 这既是经济集约化发展的需要, 也是产业合理布局的结果。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具有区域特色鲜明、乡镇企业众多、竞争优势明显和产业结构相似等特征。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具有自然资源优越、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良好和产业政策宽松等发展优势。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 在尊重体育市场发展规律的前提下, 体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宏观调控, 努力促进区域内体育产业布局差别化、竞争层次化、组织集团化、产业政策一体化和产业环境市场化。

参考文献

[1]上海市统计局同期发布的《2008年1-9月长江三角洲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汇总表》

[2]曹可强:上海市体育产、比较优势与布局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3, (4) :14

[3]浙江省休育局办公室:K江二角洲地区体育交流合作:式启动lJ].体育上作情况2003, (21) :11～12

篇4：论后国际金融危机及平衡中美贸易的抉择

摘要：文章在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探讨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和再平衡问题。文章的研究结论如下：中美关系再平衡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国际投资贸易体系中地位的重构，人民币国际化和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是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表征和关键手段。中国要在全球投资贸易相关指标还未受到显著影响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凭借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先试先行优势，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的改革。同步推进国际结算中心建设、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建设，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设与发展，发展人民币境外使用和人民币境外贷款相关业务。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投资贸易规则；再平衡

一、 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后金融危机时代一词作为时代的标志被广泛使用（张波，2012；钱明才、曲绍卫，2014；肖奎、程宝库，2015）。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美国进入了短期的衰退和迷失，中美贸易顺差的缩小也迫使中国以4万亿人民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先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目前，中国和美国分别是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也是全球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随着中国加入WTO以来，贸易份额的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合作国，美国则牢牢占据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位置。王浩（2014）指出，近现代中国外交正常化以来，中美经济关系呈现出三个阶段特征。第一，1969年～1989年，以“联合抗苏”为基础的经济政治试探性合作，特征是试探性接触；第二，1989年～2009年，以“接触和融入”为接触的发展阶段，特征是美国具有相对明显的主导优势；第三，2009年至今，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体量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明显，中美关系进入“新型大国关系”阶段，特征是美国对中国既合作又限制，美国虽然还具有相对优势，主流是合作，但是美国也将中国列为主要潜在竞争者。

王达、项卫星、刘晓鑫（2010）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也难以改变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对美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依赖。总地来说，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破裂是中美两国都不愿意见到的，也是不利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符合世界人民的主力意愿。短期美元霸权和美国主导优势也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应借鉴俄罗斯和欧盟的历史经验，避免直接挑战美元霸权和美国主导优势地位，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中美经济关系重树。

二、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

王达、项卫星、刘晓鑫（2011）指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陷入了短暂低迷，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额出现了显著下滑，美国进口需求的下滑迫使中国降低了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格局被彻底改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有双边贸易态势的失衡局面，中国需要找寻新的全球贸易合作伙伴和贸易增长点。在投资方面，中国对美国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大量美元资产难以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短期内得到释放，只能投资到低风险的债券领域，极低的收益和大量的货币增发不断稀释中国的美元资产，这也迫使中国需要寻求新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方式和新的合作伙伴。

在这一变化的冲击下，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受到质疑，欧元虽然试图挑战美元的“单一货币”主导地位，但是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欧元及欧元区国家陷入了更严重的低迷窘境。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结算被提升到了较为急迫的国家战略层面，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再一次的威胁到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短期无法被颠覆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了美国重点关注，并被作为潜在竞争者加以阻碍的关键问题。

在这种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为应对全球贸易和分工的变迁，以及合作态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增加投资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大量的投资和货币超发也使得通过投资拉动增长解决就业的路径越来越窄，中国需要再一次回到扩大内需、改善投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寻求新的全球贸易投资伙伴和新的贸易投资增长点的战略上。对此，石静霞（2015）指出，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应当从被动应对的规则执行者逐步成长成为主动参与的规则制定的参与者。随着中国入世以来参与全球贸易投资的不断深入，对多边贸易规则已经较为熟悉，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适应性。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加快了与贸易合作伙伴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速度，2015年10月，中澳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貿易协定》，中澳自贸协定是目前中国签署的规格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随着与各国双边贸易协定取得突破性进展，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的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截止2015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已达到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且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都较为乐观。

为遏制中国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急速爬升势头，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主导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2015年，美国提出了由美国主导的，在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更为严苛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美欧间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一方面试图替代WTO原有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全球贸易规则，另一方面试图建立新的多边贸易共同体。在新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冲击下，一方面中国正在积极参与规则谈判，另一方面，中国要独立自主，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改变中国美元资产过重和对美国的依赖局面。

三、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与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要解决好再平衡过程中国提高话语权和贸易地位的问题，首先要辨析清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有针对性地面对和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础上，根据不断变化世界贸易格局和双方发展现状，掌握主要矛盾的变化趋势，从而正确地处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问题，实现中国自身和世界各国的利益优化。

第一，和平与冲突的矛盾。中美经济关系的相互竞争均出自于各国人民自身的切身利益，在大方向上，合作是当前全球投资贸易分工的主潮流，要顺势而为，不能违背历史潮流和各国人民和平发展的意愿。也就是说，和平和稳定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大前提，在某一领域或每一方面的冲突仅仅是短期的一个表征，不应加以放大，要积极面对和正确处理中美经济关系和中美经济合作问题。在比较优势和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以利益优化为大前提，加强合作、避免误会、减少冲突。

第二，总体与局部的矛盾。总体与局部的矛盾一方面体现在全球与区域，另一方面体现在投资贸易规则的总体框架和谈判重点方面。总地来说，目前美元的霸权地位无法被彻底撼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也不应当被彻底遏制，在短期不撼动美元霸权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更加重视在周边区域的区域化和区域乃至国际结算中心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紧密合作，要稳步由近及远，逐步推动。在投资贸易规则方面，要重视负面清单管理体制与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对接，在服务贸易、重点行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要加强谈判，不宜操之过急，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分步骤完成。

第三，速度与质量的矛盾。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重树要更加重视速度和质量的矛盾，太快的速度极有可能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冲突和误解，也不符合时代背景和潮流，所以质量优于速度。重点是以新常态的理念，在中国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制度创新先试先行，深化改革、调结构，建设与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果经验，复制推广。在重视质量的基础上，加快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点区域的发展速度，以速度测试质量。

第四，原则与谈判的矛盾。在处理好和平与冲突、总体与局部、速度与质量的矛盾的从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分步推进、重点明确、合作为公的大原则的基础上，要处理好坚持原则与谈判解决的关系。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在服务贸易、环境保护、生产地原则、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可谈判余地，为尽快推动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落地，美国也对相关各方给予了规则适应性调整和保护条款余地。换言之，向更高的投资贸易规则发展是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不断演变的趋势，这一趋势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要积极参与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投资贸易分工合理变迁的重要组成。

四、 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冲击与中国应对

TPP作为更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试图追求全面覆盖贸易及相关领域，以更高的标准和透明度，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涉及亚太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在内的12个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四成。陈璐（2015）指出，短期来看，TPP并未成熟，存在诸多争议，除美日在投资贸易规则内部条款上的不同观点外，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生物制药和知识产权方面都存在较多的争议，并且针对争议的谈判的透明度不高。TPP生效后，TPP的部分协议内容还需要继续细化和完善。如果TPP生效，首先将释放TPP区域更大的经济增长潜能，会深入影响WTO已有的投资贸易规则，全球价值链会面临重新调整风险，虽然短期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但是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投资贸易规则制定参与者的转型，从而以新兴投资贸易规则的方式重树全球投资贸易格局。

刘澜飚、陈明玮（2016）利用宏观经济和产业数据，对中国与TPP成员国的农产品、纺织服装、钢铁及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电子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出口产品相似度、现行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进行测度。指出，TPP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长期会对我国的经济贸易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要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提升综合竞争力，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制定，并结合亚投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发展。

石静霞（2015）指出，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再构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展开，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成为了新规则形成的重要平臺。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牵涉范围不断扩大、标准持续提高，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国要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需求，为应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中国要通过实施自贸试验区战略，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的改革，积极参与多边与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重视服务贸易开放和与国际对接的高标准投资规则的建设。

总地来说，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在短期内不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但是长期来看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条款会严重制约中国与TPP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更重要的是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会削弱中国在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地位。从而导致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重建失败，依然遵循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相对依赖的路向。为在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过程中，占据相对更具有优势的地位，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相对依赖角色和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中国要提前做好应对，在实际贸易指标还未被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中国要更加重视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问题，积极参与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并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层的改革，提升综合竞争力，占据更有地位。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际结算中心建设为基础，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五、 结论

综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五点研究结论：

第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契机，中国要抓住这一契机，改变全球投资贸易体系中相对于美国的从属地位，并分步骤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对此，人民币国际化不宜操之过急，要依托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贸易，优先发展人民币结算业务，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路径，重点发展稳步推进。

第二，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既定不变的结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要正确面对这一问题，戒骄戒躁。在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过程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分步推进、重点明确、合作为公的原则，处理好和平与冲突、总体与局部、速度与质量的矛盾，要以建设者的积极心态和稳定大局的理念共识，与美国携手共同推动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重构。

第三，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前提下，以中国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区域和国际结算中心建设、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设与发展，发展人民币境外使用和人民币境外贷款相关业务，逐步将人民币打造成为区域化货币，服务区域经济贸易发展。

第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有机会重构的原因是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经济出现了短期萎缩和迷失，与此同时，中国抓住了契机通过4万亿人民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现首先复苏，并亟需通过贸易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就是说，综合竞争力才是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重构的关键因素。开放的目的是更深度的改革，深化改革才是中国能否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占据更有地位的关键。

第五，为通过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的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中国要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力争建设与国际相对接的制度要素。将制度创新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它区域。重点解决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对接的问题，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先试先行优势带动所在大区域和周边关联区域，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波.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对策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2，（4）.

[2] 钱明才，曲绍卫.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留学生教育经济收益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4，（6）.

[3] 肖奎，程宝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证券监管的路徑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5，（9）.

[4] 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0）.

[5] 王达，项卫星，刘晓鑫.后危机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基于全球金融危机视角分析[J]，2010，（6）.

[6] 王达，项卫星，刘晓鑫.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J].东北亚论坛，2011，（1）.

[7] 石静霞.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及中国的因应[J].中国社会科学，2015，（9）.

[8] 刘澜飚，陈明玮.TPP对中国宏观经济与相关产业的影响[J].亚太经济，2016，（1）.

[9] 陈璐.TPP主要特点和影响探析[J].国际研究参考，2015，（11）.

[10] 宋俊芳.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3.

[11] 李艳辉.政治经济的互动与中美关系[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论文，2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项目号：15ZDA017）。

作者简介：项卫星（1954-），男，汉族，浙江省温州市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刘慧（1982-），女，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长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

篇5：论后金融危机条件下的投资管理

1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管理挑战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其表现出的资本市场特征, 不同于以往的资本市场表现, 特别是从本质上看, 其资本的特征也有一定差别, 所以在投资过程当中, 投资方应该全面分析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全方面分析当前的市场主要表现, 抓住契机推动自身的投资项目得到增值。而后金融危机时代, 投资管理也需要重视对其面对条件的解析, 才能够把握住市场趋势, 最终拉动自身发展。从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上看, 投资管理所面对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 当前整个世界生产和商业格局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经济结构上的调整将会深刻影响整个市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基本正处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之中, 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存在发展停滞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对当前资本在整个世界各种市场当中的流动已经造成了一定的问题, 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贸易壁垒,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往是质量较低, 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等, 这些都对整个市场的投资环境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 整个世界的金融投资市场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当前已经在世界经济总量当中的占有份额不断下降, 而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美元地位也逐渐动摇, 这些因素都导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金融投资市场出现比较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逐渐突出, 所以当前市场金融投资管理面对的挑战更加复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盲目发展资本行业, 特别是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充分支持, 金融不断扩大缺乏实体经济的充实基础, 因此, 投资方面的监督管理的强化, 对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管理造成了一定挑战。

第三,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科学技术方面的革命也成为一项重要补充。金融危机和次级贷款危机等都充分表明, 对于金融危机的监督和控制, 实际上不能够仅仅依靠相关的法律和规定, 也不能够仅仅依靠投资者或者资本运作的相关单位出现的道德自觉, 而是应该采用各种科学技术和金融监督之间相互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发挥出作用。此外, 从当前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 当前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满足当前的社会生产的发展需求, 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这也必然会对金融投资领域的稳定带来一定影响。

第四, 当前经济也从过去的污染性逐渐转变为低碳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实体经济投资领域, 之所以有部分企业出现了投资方面的快速提升, 是因为部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牺牲了大量的自然环境以及资源。但是, 当前世界实体经济已经逐渐趋向于绿色和低碳的理念范畴当中, 特别是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方面, 全世界都正在付出努力。这也意味着当前的投资者应该充分看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状况, 从而把握住当前的发展趋势, 从而真正把握好投资的方向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投资方在把握后金融危机时的投资方向, 以及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方面的一些管理调整上, 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相对较多。特别是对于经济状况的把握, 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抓住当前后金融危机的发展契机, 特别是没有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具体趋势进行投资调整, 就可能给当前的投资行为造成损失。因此, 投资方对于后金融危机条件的分析应该是真正到位的, 投资行为的管理也是非常必要的。

2 后金融危机条件下投资管理的主要对策

后金融危机条件下的投资方管理, 应该还是围绕投资行为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进行管理, 也就是后金融危机的风险规避应该放在首位。一旦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 能够有预先的措施降低投资方可能出现的损失。所以金融方面的安全是整个后金融危机条件之下的投资管理重点和难点。从后金融危机条件之下的投资管理风险类型上看, 主要包括市场上产生的投资风险, 以及被投资方的信用问题、投资操作方面的风险这三方面。从本质上看, 当前的投资管理应该充分分析市场和自身存在的风险, 特别是要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有自己的预测和分析, 这样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推动自身的科学发展。投资方需要围绕当前市场的价格波动状况进行管理, 并且要对多种风险因素进行分析, 避免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和冲突, 这样才能够推动投资管理的科学发展。从当前后金融危机的条件看, 投资管理的主要路径和对策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 投资方应该对当前的金融投资市场状况有自己的评估体系, 特别是根据当前后金融条件之下的金融市场环境, 适当地调整和优化投资方的融资结构以及投资产品优化等, 提高整个投资方的投资效率。因为在投资管理的过程中, 投资方最大的目标实际上是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 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投资方的损失, 或者利润的减少等。因此, 投资方应该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相关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状况来看, 将当前的融资渠道进行充分拓展, 将直接融资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 优化投资方的资本来源渠道等。资本市场在后金融危机条件下已经出现萎缩, 所以资本市场已需要进行转型, 很多投资方实际上都是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融资, 而这样的一种融资结构并不是直接融资结构。对于投资方而言, 应该解决单一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模式, 要从多元化的融资格局出发, 开发一些直接投资渠道, 真正意义上将投资行为的资本直接管理作为核心部分, 降低银行内部出现的资金效率相对矛盾的状况, 真正让投资方的资金得到活化。

第二, 投资方也应该对自身做空以及做大的工具进行优化和完善, 以适应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市场特征。从当前的资本市场状况看, 股票市场也经常会出现相对比较大幅度的调整状况, 尤其是国内的金融市场也处在一个波动期, 这些都要求投资方要根据投资的法律以及相关的法规规定, 调整自己的做大和做空工具, 让自己做大和做空行为更有依据, 真正符合投资方的基本利益。特别是当前投资方应该完善自身的做大金融衍生工具, 只有投资方都具备了完善的做大和做空工具,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稳定整个金融市场, 避免各自受到局部金融因素的波动而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影响。对于未来金融市场而言, 企业应该全面分析当前金融杠杆的规律和表现, 抓住金融杠杆的基本特征, 全方位地推出全面性的金融投资工具体系, 从而更好地平衡投资方在进行金融市场投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各种风险, 而拓宽金融投资渠道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 对于当前的融资方而言, 在投资管理过程中也应该相对应地提出一些配套的创新金融产品, 避免当前整个资本市场出现金融产品同质化的状况, 真正意义上保障投资方和融资方的利润和效益。因为当前很多金融基金产品, 特别是投资或者融资类的产品其同质性问题比较突出, 很多投资方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性。所以面对当前状况, 金融产品的差异化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推出更多新的金融产品, 扩大基金产品的投资范围, 以及银行业也应该创新自身的中间业务等。从金融茶品的创新角度上看, 应该从防止整个金融市场出现失衡状况作为基本条件, 从优化当前的投资和融资工具, 推动当前信用贷款工具的证券化等方面进行防护。尤其是当前信用贷款方面, 鉴于之前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的次级贷款问题, 所以应该强化信用贷款资产的流动性, 真正转变当前投资者的资金质量等, 以此更好地规避当前市场可能出现的金融经营风险。商业银行也可以适当推出一些人民币的衍生工具, 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第四, 投资方应该对风险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不能够盲目相信投资过程当中的低风险。一些融资和投资者往往推出所谓的低风险债券, 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低风险。投资方应该分析各种债券和基金的风险状况, 从金融市场和整个实体经济的状况看, 真正将主线投资和当前辅助性投资划分清楚, 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提高整体的投资利润率, 规避风险。当前的金融脱媒化已经是必然趋势, 特别是银行对于债券的持有也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对地方债务或者是传统的低风险国际金融机构债券等, 投资方应谨慎持有, 不能盲目相信其没有风险, 要强化自身对于债券风险的判断和鉴别能力等, 真正做到在投资过程中对风险的预防和控制。

3 结语

当前金融投资环境日渐复杂, 特别是当前投资方所面对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出现的经济现状和问题, 所以应该更加审慎地处理当前的投资需求, 要形成科学的投资策略和模式。投资管理的模式应该和投资方的自身发展状况相结合, 也应该和当前投资方所面对的市场状况充分融合, 只有把握住风险的种类和来源, 才能够让投资方的投资行为更加有的放矢, 更具针对性, 避免在投资过程中出现危机。防控投资风险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 特别是投资方应该形成风险评估团队, 对于当前市场所推出的各种金融投资工具进行甄别和分析等, 只有具备真正具备实践意义的投融资判断力, 才能做好后金融危机条件下的投资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卢文雯.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 (02) .

[2]高晓雪.入世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演变[J].中国证券期货, 2012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