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法律方法论有感

读法律方法论有感（共8篇）

篇1：读法律方法论有感

读法律方法论有感

法律是什么？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些都是非常深奥的法哲学命题，凡俗吾辈岂能一眼望穿？法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法律实际是什么？带着这种困惑我阅读了大量的法理学论着，但依然是一知半解，甚至是加深了对法律的困惑和迷茫。但《法律方法论》耳目一新的观点给了我更多关于法律的启迪和提示。诚如苏力所言，阅读法律就是阅读秩序，阅读经历自然流变与人为建构的人间秩序。法律方法论无法也不可能对法律是什么作出一个真理性的解释或者答案。对法律是什么的探索是永无止尽的，只能说《法律方法论》对法律是什么做了一个学理上的探讨和制度建构上的努力。虽然也许我们人类有限的理性无法获得关于法律的真谛，法律精神的风骨，但这并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探索。

《法律方法论》一书从技术层面上进行了对法律进行的微观细致的考察与工具理性上的深度挖掘。该书博采众长，纵横古今，吸取西方法理学之精华，继承了自古希腊罗马关于法律的知识传统，为我们了解西方贤哲关于“法律是什么”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读完全书，鄙人对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宏伟而又深奥的命题的感悟是：法律是一种理念和信仰，法律是一种知识和技术，法律是一种立场和态度。

法律是一种理念和信仰。信仰更多是哲学与宗教意义上的内容，法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亚于一种宗教和依托。所以在西方古希腊罗马的传统以降，法律与宗教结下了难分难解的情缘。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只有获得信仰的内涵与宗教式的虔诚才能获得民众对其的信任与信赖，直至内心与灵魂深处的归宿与依托。因为法律的设计初衷本是为了对人们纠纷的一种事前约定，对人类兽性与弱点的提前制度规制。正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会在与自己的同类、同伴发生纠纷与矛盾有了一个合适的出口，在人们面临失业、残疾等困难时有了来者基于人类同情心、怜悯心而通过法律的形式制度化的救助与保护。人们拥有对法律的理念，进而形成对法律的信赖与信仰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能够带来方便，降低生活成本，便利生产与生活，是因为他们坚信法律所秉持的公平正义能够在他们危难、脆弱之时及时地提供救助和保护。

法律是一种知识和技术。法律本身是一种人们对社会秩序维护与矛盾处理方法即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恰当安排与分配的知识，早在古罗马时期，因为法律的日益庞杂即精致化，法律便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传统得以通过专门的教育和训练予以保留和继承。虽然在原野的奴隶制时期及漫长的封建时代，法律作为一种专业的知识系统主要被社会的上层贵族所垄断，但这不能成为否定法律作为一种精细化知识的借口。立法的过程是对法律思想、法律知识固定化的尝试，而司法的过程主要是停留在通过对法律知识的运用来解释法律，阐述立法者的本意与原委。通过一整套的精致化的关于法律解释和运用的比如法律解释、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演绎等知识运作进而实现对人民、立法者原本对法律的理解和态度。此时，法律是作为一种知识传统加以漫长的积累与传承，作为一种科学的技术方法为人们所研习和运用。此时的法律可以说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必然形成的社会有效分工使然，也在此种意义上来说，法律关于公平的实现、正义分配的理念和信仰通过具体知识的建构实现了技术的细化操作。法律获得了具体的工具价值，法律自身是可以一种被学习和操作的专业技术。而法律正是这样一种关于人们生活秩序的制度性建构与安排，通过对法律自身所内含的关于正义分配的知识，关于公平的操作技术与方法来实现人们一开始达成的关于对社会秩序的统一安排与关于运用法律实现公平、分配正义的共识。

法律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法律的精髓是通过对法律理念的信奉与依托，并在知识层面进行操作技术的细化使得法律不仅成为一种关于社会管理的方法，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而被加以运用，而且通过制度化对人类“理性”进行文字层面的固定实现对国家的法律化控制与安排。法律的立场就是要信奉法律的理念与信仰，遵守法律的知识传统与技术操作实现法治社会的建构及整个国家处于法律轨道上运行，实现“法律帝国”的畅通无阻。法律的立场就是要求依法治国，实行严格法治，通过法律安排对社会秩序与人民生活作出一个理性选择。法律的态度是将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的战略选择，作为一种关于定纷止争的有关的社会关系调整器来运用。法律本身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技术，法律是关于人类如何平和、文明处理人类内部所发生的矛盾和纠纷，法律是从制度、规则上关于如何有效克服人类自身兽性、弱点和缺陷的逻辑延展，经验累积，知识沉淀。法律是关于如何缓解、润滑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关于如何平和、理性处理各类纠纷与矛盾的社会关系的稳定器。法律的这种逻辑延展，这种经验累积、这种知识沉淀表达的就是法律关于国家实行在法律框架内运行的立场，关于社会实行全面法律化控制的态度。

篇2：读法律方法论有感

【作品】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作者】 博登海默 邓正来【译】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想看《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想法存在很久了。近期上行政法课程的时候老师经常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和社会法学进行对比分析。由于才疏学浅，一直对各个学派为何而争，各学派的核心观点和代表人物不明就里。关于斯多葛派、托马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斯宾若莎、萨维尼、奥斯丁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实在不了解。听老师在讲堂上侃侃而谈在下面听得实在憋屈，索性把博登海默的《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花了一周左右时间啃下来。终于可以理清老师上课的思路和脉络，不失为一种收获。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全书大抵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的法律哲学的历史导读；第二部分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第三部分的法律的渊源和技术。

第一部分作者从古到今梳理影响法学历史进程的法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者从古希腊说起，他认为古希腊时期法律和宗教合一，后期诡辩派的出现，他们主张的强权即公理使得自然法和社会法逐渐产生分离。这时期的柏拉图所倡导的社会蓝图是人生而不平等，在《理想国》中，他声称最理想的国度应该要区分清楚统治者、辅助者、农民和手工艺者，让他们各司其职，整个社会才能够运行有序，柏拉图并不特别虔诚相信法律的作用；而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虽然认同柏拉图的主张，但他较为敏锐地意识到权力会导致人性的丧失，提出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正当方式制定出来的法律具有最终的权威性；在此之后出现了斯多葛派，该流派认为世界上有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那就是理性，这是正义和法律的基础。西塞罗更是进一步把自然等同于理性，并把理性等同于宇宙中的主宰力量。

到了中世纪时期，政教不分。在此期间诞生了很多为宗教至上提供理论来源和法理支撑的学说，最早期的宗教教义以奥古斯丁的学说最为流传盛行，他认为国家制度起源于人性的腐败，教会对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威。国家只是作为人间和平的工具才是正当的。国家必须捍卫教会，执行教会的命令，并经由实施世俗的法律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秩序。而后托马斯认为世上有四法存在，分别是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其中永恒法最为主要，自然法是从永恒法中抽出一些规则所组成，神法是上帝发布的一些具体的命令和制定，人法则是人世间订立的法律。其后出现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论证。唯名论认为自然界中唯一实在的物质就是人们通过观察而认识的那些单个的事物和对人之感觉的认知。而唯实论则认为外在世界存在与主观意象一一对应的实物。

等到了古典时代，政教开始出现分离，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从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主义中求解放的过程。代表人物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若莎、普芬道夫和沃尔夫。第二阶段权力分立保护个人天赋权利，代表人物洛克和孟德斯鸠。第三阶段人民的“公意”,代表人物卢梭。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认为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对他人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人能在其诉求中适当地控诉侵犯其平等权利的行为；霍布斯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利益是唯一合法的尺度。法律不可能是不正义的，但却可能是邪恶的。要成立君主专制的政府形式。斯宾若莎认为只要人生活在自然统治之下，就会导向争斗和失序；洛克反对霍布斯的专制形式，倡导有限权力政府。分权主要为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最后人民说了算。孟德斯鸠则主张三权分立；到了卢梭时期，卢梭的思想更为激进和浪漫，他认为每个人向全体奉献自己，实际上就是没有向任何人奉献自己。在市民社会，个人不服从个人，只服从“公意”.卢梭的理论很容易导致专制民主制。

在古典时代之后，德国出现了先验的唯心主义思潮。以康德为首的学者认为人是经验现象世界的一部分。他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其中自由与人之理性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物质和因果关系的经验世界是虚幻世界。康德更加倾向于认为外在物质的世界是虚构和无妄的。在康德的基础上，费希特则主张纯粹的唯心主义，他认为所有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都是而且必须是智性人的自我。而黑格尔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唯心主义，他将唯心论由主管唯心主义拓展到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提出进化的新观念，他认为社会生活的种种表现形式，都是一个能动的，进化的过程的产物。历史运动的背后存在一个伟大的理想，即实现自由。黑格尔的这种进化的新观点为历史学派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历史学派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当属萨维尼，萨维尼认为法律是那些内在地、默默起作用的力量，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而美国的梅因则认为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表明一些进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和相似的历史情势下不断重复地展现。迄今为止的进步社会运动，乃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斯宾塞则提出了法理进化理论，他认为文明和法律乃是生物的和有机的进化的结果。而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则是这一进化过程中主要决定因素。文明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的或军事的社会形态。第二阶段是增加对政府职能的限制，以增进个人自由。马克思集前人思想之大成，开创新的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认为法律是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工具。法律是通知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较低阶层的权力的工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社会控制之工具的法律将会逐渐减少其作用并最终消亡。

除了唯心主义、历史学派、自然法学派外，还有以边沁、穆勒和耶林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边沁认为政府得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穆勒认为人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官能。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在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法律是一种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被称为社会功利主义者。

在此之外，奥斯丁、凯尔森则提出了分析实证主义学说。该学说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认为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奥斯丁试图将法理学同伦理学相分离，凯尔森更加激进，他提出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学说，他希望消除法律科学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还希望使法律理论摆脱一切外部因素和非法律的价值判断。认为法律是由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等级体系。之后还出现以庞德为首的社会学法学，卡多佐霍姆斯等人的法律现实主义。还出现自然法的复兴和价值取向法理学。

第二部分作者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深入的探析。他首先先从秩序入手，从自然界有序模式普遍性的角度、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秩序的内心需求角度、对比了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体的缺点，从而认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之一就是必须维护世界的秩序。秩序成为法律形式上必须落实到位的关键要素；紧接着作者又将视角投射到正义的内涵之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正义的目标，即满足个人的合理需求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指出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然而作者对正义的内涵却无从界定，他对比了历史上权威人士对正义的定义，有与理性相挂钩的、有与平等相挂钩的、有与安全、自由等概念相比较。最后，作者一一比较了正义与自由、平等、安全、福利、理性的区别和联系，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法律就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并区别开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区别，指出法治的利弊。

第三部分，作者分析了法律的渊源和技术，探析法律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并分析法律的科学方法的范式以及司法过程中的技术。

整本书的脉络清晰明了，内容详实，干货多，读起来带劲。

从这本书中我学到很多。

第一，虽然我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但从书的第一部分学习可以看出。所有学科的起源应该都是来自于对宇宙的追问和探讨，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等一系列哲学大家所探讨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他们追问的是宇宙深处的秘密，人性的深处。人为什么活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于是有人平等、自由、公正等概念的出现。从而衍生出法律这门学科出来。部门法存在的前提可以由宪法所赋予，这也就是所谓的宪法资源。而宪法存在的前提从哪里去获得？没有。任何问题的追问都会陷入对元问题的探寻，而元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个答案的探寻就落在哲学家身上。以此推演，经济专业、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学科。所有现存的学科的无穷追问，都会面临一个问不下去的问题。所以任何的学科都需要价值前设。也就是说必须需要一个理论的基础以支撑一门学科的发展。法律的理论基础就是《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二部分的探寻结果：法律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法律的最原始的价值前设就是世界上存在秩序和正义，这是让每个人、社会可以很好生活发展的基础。从而确立秩序和价值的无上地位。法律就此沿着这两个价值基础开疆拓土，成为一门繁衍成长的学科。

第二，从第一部分历史上对真理的探寻可以看出，从古至今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哲学家对不同的学说甚至存在大量的疑义和分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对探寻法律的终极真理报失望态度呢？不是的。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任何哲学大师的学说之所在在他所在的时代存活下来并指导当时的时代向前发展，就说明哲学的探寻能出成效。如果我们接受“真理是任何特定时间人民经验的总和”的说法，我们就可能更能够坦然面对不同学说的争鸣和互相挑衅质疑。不同时代学说之间的隔空甚至隔世对话，碰撞、争鸣，才更可能在新时代产生更灿烂夺目的时代成果。世界上有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不知道。但人们一直在前进。如果失去对未知的好奇和探寻，人将成为一潭死水，波澜不惊，历史终结，时代崩溃瓦解。

篇3：读法律方法论有感

《法律史解释》是美国社会学法学创始人罗斯科·庞德 (1870-1964年) 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庞德提出社会工程理论的基础, 书中收录的是庞德于1922年春季学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开设讲座的文稿。庞德主要论述了历史法学派的兴衰荣辱, 并对历史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史解释进行分析与批判, 最终提出自己对法律史的解释———社会工程解释。柯勒认为, 法律与文明相对, 而且不同的法律与特定时空的文明相对。根据柯勒的观点, 庞德认为, 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法律:对过去来说, 法律是文明的一种产物对现在来说, 法律是维系文明的一种工具;对未来来说, 法律是增进文明的一种工具。[1]

一、庞德对法律史的解读

带着一种探索的热情, 笔者对《法律史解释》一书进行了阅读。《法律史解释》开篇即道:“法律必须稳定, 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 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要性和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2]为了论述这一主题, 庞德不是将协调法律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的重要性进行简单罗列, 也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做才能使法律的稳定与变化相协调, 而是把法律置于历史的长河中, 在特定的时空下, 将不同法学流派、不同的法律思想及其思想脉络一一展现。一些法学书籍以概念、内容、意义等形式展开写作, 庞德则遵循历史的脉络, 叙述他对《法律史解释》的书写, 其论述乃细致之极, 全书旁征博引, 令人赞叹。

纵观历史法学派的兴衰历史, 庞德对历史法学派的思想模式进行了抨击, 他认为, 历史法学派的思想是消极且压抑的, 在这种压抑的法理学思想模式的束缚下, 顺从逻辑要求和臣服权威便成了人们的一种本能。在历史法学派占据支配地位的岁月里, 人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史的解释, 这些解释与当时的法律密切相关, 它们产生于19世纪的法律之中, 又影响着19世纪的法律。

通过对历史法学派的几种法律史解释进行分析, 庞德发现, 历史法学派忽视了法律人的创造性, 一言以蔽之, 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史解释均否弃了人的作用, 法律人在19世纪的历史里扮演的是被决定的人, 而不是有创造性的人。伦理解释曾经是一副有效的“解毒剂”, 但是却被迫转变成了政治解释, 因为当时的历史法学派完全抛开了人类的活动, 认为伦理解释是关于权利观念的解释, 人的权利是被先天赋予的, 按照这种方式思考的人自然就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政治解释被人们普遍接受了长达30年之久, 但是其强调人类的无所作为实则是一种消极的法律悲观论。人种学解释和生物学解释实际上认为法律乃是人类适者生存本能活动的反映, 法律形成于外部环境的压力, 这2种解释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外部环境的决定力量, 忽视了法律人的理性力量对法律的影响。经济学解释认为, 经济情势的不断变化决定了法律的变化, 法律随着经济情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无论法律人是否有意识, 他们只不过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已。庞德反对用单一的因素解释法律史, 在分析历史法学派的几种法律史解释后, 他提到, 如果之前的论辩得以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能够考虑到下述四个因素的法律史解释:第一, 那些探寻并调适法律材料的人;第二, 他们所处理的法律材料;第三, 他们工作时的各种情势;第四, 他们为之工作的目的。[3]由此看到, 在这4个因素中, 人是第一位的, 其次才是法律材料、环境、目的。庞德相信法律人依凭理性的力量是能够创造一幅理想的法律图景的。历史法学派对自然法学派创制法律的做法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 但是正是由于自然法学派在一种创造性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制定法律, 历史法学派才得以拥有进行研究的法律素材。

二、社会工程理论的提出

一种理论、学说的提出通常与社会的变迁、时势的变化有着某种联系, 并且总是回应着社会的需求, 庞德的思想正是回应着当时社会的需求。庞德在其著作中反复引证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同样他在本书中对法律史进行阐述时, 并没有否认其所做出的研究是立基于当代, 他在书写法律史的时候, 也只不过是要借助历史来表达当代的精神和情景。[4]从时间的角度看, 20世纪初,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由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到垄断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失灵。在空间上, 当时的美国, 客观上要求国家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因此, 庞德明确表示, 法律史在历经了“原始法”、“严格法”、“衡平法和自然法”与“成熟法”四个阶段之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迎来了“法律社会化阶段”。

庞德认为, 在“法律社会化阶段”, 法律的目的在于以最低限度的阻碍和浪费尽可能地满足各种社会利益的需求。庞德并不否认社会工程会被一些人滥用, 他们也许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 损害个体的合法权益, 但是他认为当下的危险可能来自于另一个方面, 那就是那种认为法律人是无所作为的法理学悲观主义。且英美法律的创造越来越需要法学家的努力。法学论者和法学教师应该引领法院和立法机构的工作而不是作为追随者做一些形式化的分析, 只有这样, 社会工程解释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5]庞德经由智性创造而非简单效仿的努力建构起了的社会学法理学, 他肯定法律人的理性创造, 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创造。

社会工程解释是一种趋于工具主义的解释, 它能提供一种有创造活力的类比。庞德溯及历史, 关注当代, 提出了社会工程解释, 其目的乃是保障和维护作为终极权威的社会利益之“神”。为了达致有效地协调社会利益, 庞德的社会工程理论将法律性质掩盖了。法律该往哪走?是追求利益而不计较代价?还是在保证正义的前提下寻求目的之方向?我们可以肯定法律的目的在于对法律价值的追求和实现, 对庞德时代的美国是如此, 对当今的中国也应该是这样。[6]如果仅仅追求一种实用主义或者功能主义, 放弃法律正义的价值, 那么作为良法之治的法治精神将情归何处?但笔者认为, 庞德创造社会工程理论的视角尤为重要。

三、我们这个时空, 我们能做什么?

庞德一生中最为雄辩的箴言不仅是“法律必须稳定, 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更为卓著的箴言是, 法律知识源流的持续性随着变迁的速率而显得尤为重要。承受巨大压力的一代人, 容易与过去不断积累的法学观念脱节;但是, 这个时候需要根据当下的经验、洞见和技术, 对过去的积累, 重新检讨和整理, 以适应法律的新任务。[7]

我们这个“时空”即“当下”“中国”。一些学者指出, 现在, 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 而关注的重点几乎都放在经济崛起上。但是如果只看GDP, 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发展。中国崛起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上, 而是表现在文化上。一些有眼力的西方人已经看到中国文化的崛起而不愿意承认, 反而诬称为“文化威胁”。[8]假定我们的文化已经崛起, 在我们整体文化崛起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关注的背景下, 我们能为我们的法律做些什么?在这里, 笔者重申陈新民的一句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及发展出来的精神理念及价值力是靠我们自己的精神潜力。我们不能相信19世纪那种愚昧的物质主义观, 以为只要解决了经济困境, 精神危机就能解决。”[9]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依凭智性努力深入中国的现实创造出我们的法律理想图景。正如庞德所强调的, 我们要坚信法律人的理性创造。社会学法理学认为法律是由智性努力并逐渐完善的社会制度, 因此, 法律人能够为社会文明作出伟大的事情。

本文所着重关注的乃是一种时空的角度, 一方面, 从空间来讲, 我们要注重中国实际, 否则再光辉的法律理论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不可否认的是, 移植西方的法律文明为我们当今的法律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时空的不同, 维系特定时空的文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法律学说和法律理论也不尽相同。中国这片土地上, 我们不仅擅于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理论, 而且我们曾经拥有灿烂的社会文明, 虽历经荣辱, 如今又闪现其光芒,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能创造出我们中国当代的法律文明呢?另一方面, 从时间的角度出发, 我们研究和创制我们自己的法律理论必须反思历史、立足当代并展望未来。也许社会学法理学本身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而庞德在建构过程中所提供的历史性的法律理论发展视角才是饶有兴致且意味深长的。[10]中国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根基, 但是它蕴含着的那个时空的社会文明至今仍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因此, 回到我们的历史, 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研究、批判并发现其中优秀的精神与内容, 结合我们现代时空的文明, 创造一幅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是可能的。

摘要：罗斯科·庞德是“社会学法理学”派的创始人, 《法律史解释》属于其早期代表作之一。书中, 庞德主要阐述历史法学派的兴衰史, 并对历史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史解释进行分析与批判, 最终提出社会工程解释。庞德在特定时空下对法律的解读展现了其建构社会学法理学的独特路径, 对批判与建构现今中国法学理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社会工程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192.

[2][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4.

[3][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189.

[4]姬小康.法律史解释:一种理解法律哲学历史发展的方式——读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史解释>[J].河北法学, 2007 (9) :3.

[5][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221.

[6]程乃胜.庞德的法律目的思想及启示[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 2005 (2) :155.

[7][澳]朱利斯·斯通.庞德与社会学法学[A].哈佛法律评论, 1965 (78) :1578-1584.载翟志勇, 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23-124.

[8]景天魁, 何健等.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276-277.

[9]陈新民.公法学札记[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20.

篇4：读法律方法论有感

关键词：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法制现代化

从1902年到1911年，清末轰轰烈烈的变法修律活动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而告终，这是一段大量移植西法的过程，标志着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法律的解体。然而从成效的角度来看，沈家本式的法律改革方案并未创造出人们所期望的那种'博稽中西'、'参考古今'和谐共生的新体制；所造就的不过是一种外观西化内里保守的二元冲突格局。不仅舶自远洋的先进制度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力，中国固有的法律中许多行之有效的因素也被一股脑抛弃了。修律没有博得民主革命人士的好感，也没有挽回清廷大厦将倾的命运。在此， 我将从法律移植的角度来看清末修律失败的必然性。

首先，任何法律制度都有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经济土壤，而某种特定的文化、经济土壤需要特定的法律制度与之相适应，两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共存于一国的历史演变之中。

其次，如果法律变革仅仅以模仿外国法律为目的，而不是本身自然而然的发展，这样的法律变革终究会因为缺乏风俗习惯的支持而举步维艰。苏力先生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法律从来都是社会中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

再次，虽然清末在沿海商埠地区产生了新型的经济关系，部分民众的思想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在广袤的内地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大部分民众依然信奉传统的纲常伦理，这种相沿已久的信仰不会因为法律的突然改变而立即消失，只能有待于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而渐渐更新。

所以，清末修律的动机固然良好，但是却违背了法律发展的规律，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再看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法制建设从照抄照搬苏联的浪潮中一下子转向欧洲与英美，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大量的欧美法律制度引入了中国。而随着中国加入WTO，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的法律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这一法律移植进程将有增无减，移植和继受外国法律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一些法学家热衷于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复制西方法学知识系统，然而，当我们把一种又一种的先进制度直接拿进来为我所用之际，我们对这些制度的理解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法律移植失败的典型。例如1986年12月中国在移植外国相应法律的基础上颁布试行了《破产法》，但由于中国实施破产法的环境不配套，破产法移植进来后，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用，导致了我国后来破产法的失败，直至后来被废除，制定了新的破产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法学的误区在于以"他者"为判准来进行法律制度构建。他们以西方为标准进行全盘否定和自我批判，片面追求民主、正义的抽象理念，形式主义的法条"法治"大行其道，推行"整体移植"或法律"大跃进"，从而造成了法律与固有文化传统、法律制定与法律执行之间的巨大鸿沟，出现了移植的法律和本土化资源的冲突。

时至今日，我国的法制建设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人物、环境与清末自是天壤之别，相同的是依然在大规模的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仿佛一旦将西法移植过来，建设成一个完善的西式法律体系后，中国未来的"理想法治图景"即可实现，但结果是移植过来的法律被放置在书架上，没有很好地被施行。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会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实践。移植来的法律如果没有相应的"土壤"供其成长的话，它是难以成活的。西方法融入中国本土，也需要一个扎根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及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

各国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市场经济条件具有很大的共性，这使得法律的移植成为现实的可能。但是现实的可能性并不代表成功的必然性，因为法律绝不是简单的书面条文，我们"不应该把法只看做是一种固定的规范，而必须把它作为一种变化发展的东西来考虑。也就是说，法是一种具有过程性的形象的东西"。我们所引进的这些制度都是发达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既定的社会和法律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完善才逐步确立起来的，在吸收引进这些先进制度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在历史层面和价值层面上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和诠释呢？ 如果仅仅去做文字或逻辑上的分析能否就能领悟一项制度的内在价值呢？我们又如何能使这些异域奇葩在我们这片特殊的社会土壤之中仍能开出艳美的法律之花呢？

因此，在推进法治进程的今天，移植法律时既要对对本国国情进行充分调研，还必须要对将要移植的法律所形成的时代背景进行充分的评估。

1.文化因素。在法律移植时，既要对来源国的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又要对准备移植的法律与本土文化的适应性作科学的和真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的选择。人、婚姻、家庭等领域的法律制度与本国文化的联系比较紧密，法律移植必然是相当困难的；而发生在技术性较强的法律领域或新兴的法律领域，以及在国际交往中较多的证券、票据、专利和合同等领域受本国文化的影响较小，容易移植先进国家的法律，也往往会取得人们所期望的价值。因此法律本土化是实现法律移植不可缺少的环节。法律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便不可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

2.经济因素。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相通之处，不仅不会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市场方面的法律感到水土不服，反而由于经济运作的许多规律相同，移植过来的法律很快本土化。但是，我国毕竟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制主要是通过国家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产权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其法律调控的方式、程度显然不同于私有制国家。这无疑对诸多法律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在法律移植时是不能回避的。

3.政治因素。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自于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然經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阶层。在独立的行为合理化的市场主体形成之前，很难产生真正体现市场主体利益的法律要求。在现阶段，我国产生法律要求的利益主体与其说是市场主体不如说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政治对法律具有决定性地影响。因此，在移植法律时，必须重视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国外的法律制度能否得到充分的立足空间。

4.法律内在因素。要想使法律移植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真正了解某一外国法律的全部情况。比如：法律词汇的真实含义，相关的立法精神，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种类等等都并非易事。

综上所述，法律移植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法律移植的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对植体及其生存环境和本国的法律或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相比较的过程只是法律移植的前奏，它对法律移植的实践过程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是法律移植的根基。对法律移植的本土化则是法律移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也可以作为法律移植是否成功的标准。因为。必须注意本地法能否对所移植的法律制度进行吸收同化，所移植的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与嫁接能否真正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要注重国外法和本国法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避免法律移植后的变异；要注意外来法律的本土化，使外国法融入到本土法律文化之中；要注意法律移植时必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法律，不是鹦鹉学舌或亦步亦趋，要有自己的选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为本国法律的发展发挥作用。

篇5：读《法律的正当程序》有感

首先介绍下这本书的作者丹宁勋爵（Alfred Thompson Denning），他给人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其积极、大胆地参与英国战后的法律改革，当然这些改革是基于其极为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之上。丹宁勋爵是法官、也是学者，但他更是一位法律改革家。在几十年的司法生涯中，丹宁面对时代的挑战，以追求自由和进步，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的，对英国的法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对英国的法律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英国法律界公认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最伟大的法律改革家”。

其次提一下本书的译者，李克强、杨百揆和刘庸安。他们在北大读大三那年，在龚祥瑞教授（宪法学家）的指导下，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当程序》。其中李克强现为我国的国务院总理，大家都很熟悉。刘庸安退休前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审，还参与翻译了丹宁勋爵的其他名著如《法律的训诫》、《法律的界碑》、《法律的未来》、《最后的篇章》、《家庭故事》。

最后说一下这本书，《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丹宁勋爵另外一本著作《法律的训诫》的姊妹篇，初版于1980年，本书的特色就是以案例来说理。作者在书中主要通过案例来论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采取正当的法律程序以保证法律的公正。这些程序包括公正的审判和调查，适当的逮捕和搜查，提供法律援助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二是英国战后家庭法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丹宁勋爵对英国家庭法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丹宁勋爵为实现法律的正当程序，致力于法律改革，无论是在审理案件中，还是在大学的演讲中，他都不断地强调法律改革的思想。但他再推动英国法律改革的过程并非非常顺利，遇到了很多阻碍与批评，甚至被某些勋爵认为这实际上是在篡夺国会授予立法机构的权利，那么他是如何应对这种冲突的呢？他不惧权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推动法律改革，是个不屈不挠的法学硬汉。

在本书的第一篇中，作者主要说明了如何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作者很支持蔑视法庭罪这一规定但认为应该合理运用它。蔑视法庭罪这一罪行可以谴责任何可能危害公平审理的行为。维护法庭的威严，保证司法程序得以有效进行，不被干扰，从而使每个人得到公平审理。这些危害公平审理的行为包括：第一，侵害证人，在证人作证前威胁证人，作证后报复证人。比如书中所说一公会会员因提供不利于其他一些公会成员的证据而被免除职务，以及房客提供对房东不利的证据而被赶出房门；第二，拒绝回答对审判结果很关键的问题，比如文中所提的新闻记者不交代消息真实来源。第三，报纸对案件不正确的报道，等等。

但是不当运用这一罪行则会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后果，确定蔑视法庭罪必须严格遵守若干准则。当法庭的法官受到舆论的攻击与批判时，法官们绝不能把审判权用来作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一种手段，在报纸或广播上就公众利益发表公正、直率的评论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可以说法官们做错了事，判决有误。但就法官职务的性质来说，其不能对批评作出答复，不能卷入公开论战。这些报纸广播上的评论不构成蔑视法庭罪，如果对他们进行惩罚，则会极大损害人们的言论自由权。

第二篇中主要提及对法官、政府官员、公司董事、企业、外国人以及律师拖延行为的调查。（1）法官作为审判者，仍然应该接受依法调查，不能因为其无能、无知、偏见甚至恶意而造成本可避免的错判。（2）司法机构对政府官员的审查是避免其贪污腐败的重要手段，是司法独立性作用的重要体现。(3)司法机构对公司董事的调查也是防止其偷税漏税以及非法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4）书中关于处理“王国政府诉娱乐局”一案中，提到了自然公正的原则。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会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在法律上它适合于一切案件的审理。它包括法官在审案时不偏袒任何一方，必须给予被告以充分的辩护、申诉的权利等。即加入某人的行为受到调查，他有权知道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并可就此作答。但在有些情况下会有例外。本案中游艺局因掌握克罗克福特俱乐部与某些背景、名声蹊跷的人有瓜葛这一信息，拒绝其申请许可证执照。但游艺局拒绝透露自己掌握的秘密，因此，俱乐部对其起诉。丹宁认为游艺局处理方式。（5）但考虑到国家安全利益时，就可用不实行自然公正的调查。因为有些情报至关重要，除了对极少数人以外，不能有丝毫泄露。本书中提到的就是关于调查对国家安全利益有威胁的外国人的行为。（6）关于调查律师的行为主要是指其拖延行为。律师拖延大多是为了显得自己比较忙，案子多。但这种拖延行为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应该给其规定适当期限，超期给予相应惩罚。对仲裁中的起诉人的拖延行为也应当这样处理。

第三篇主要是逮捕与搜查。逮捕与搜查作为保护人生自由、社会安全的有效手段，有其及其重要的作用，社会有权逮捕、搜查、监禁不法分子。但如果这种权利被滥用，则会产生暴政，反而会侵犯人身自由。法律赋予警察逮捕的权利，但必须基于合理判断之上合法行使权利，而且警察应将可能会支持被告的证人告诉被告。关于搜查证，应该要求必须有一张有效的搜查证具体指出怀疑某人所犯罪行，所扣之物应符合搜查证之要求。但如果发现其他赃物，则警察只要把握分寸，扣留不超过必要时间，则这种行为是应该被允许的。关于搜查，作者还提到了安东皮勒禁制令。有很多欺骗和作弊行为是秘密进行的，如盗版书籍、唱片等，但作案人留有文件或物件。如果作案人事先得知消息，就会把这些证据处理掉。为了防止这种行为，出现了安东皮勒禁制令，即法官可单方面签发搜查证给原告，在被告为来得及处理掉证据之前开始搜查。但安东皮勒禁制令的实施要符合一些条件：其一，原告必须进行检查才能做到对双方公正执法;其二，被告如果事先得知消息，关键证据会被销毁或转移；其三检查不会导致被告的地位造成真正损害。

第四篇主要讲玛利瓦禁制令。原告在担心被告可能将其财产转移出法院管辖范围以外时,可申请法院发出玛瑞瓦禁令,禁止被告将其财产转移。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在被告有可能将其财产在法院管辖范围内处理或者转移到法院管辖区域外的情况下，发出禁令，防止当事人离开财产所在辖区，或者处理其财产，以确保法院判决或者裁定顺利执行。在1975年5月的“日本邮船会案” 中，丹宁勋爵便提出法院在判决前可以应原告申请，发出禁止被告处理其财产的禁令。而在一个月后的“玛瑞瓦诉国际散装货船公司案” 中丹宁勋爵再次提出签发禁令，自此该禁令就被命名为“玛瑞瓦禁令”。这是丹宁勋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也是一项对英国影响极大的法律改革。这个禁令的出现极大促进了贸易与航运的顺利进行，有效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并扩展适用于英国的民事、商事案件的诉讼保全中，其内容涉及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版权纠纷以及婚姻家庭纠纷。玛瑞瓦禁令不仅在英国广为使用，也流行于昔日英联邦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香港、马来西亚、印度、爱尔兰等。为了使程序和司法文件实现标准化，英国1999年4月26日进行法院改革，采用更为现代的法律术语，玛瑞瓦禁令正式被更名为冻结禁令（Freezing Injunction）。

第五篇是说出境与入境。入境方面主要涉及外来人口与合法居民的事宜。出境方面主要涉及出境逃税的问题。英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度，受到很到移民的亲睐。合法居民在这里可以享受全国性的卫生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险，而不必付一分钱。但这会造成英国的人口急剧增加，带来不利影响。其中提到驱逐令，这种驱逐令只能在该外国人留在英国不利于国家公共利益时才可实施。本书中所说的英国合法居民是指在英国合法居住五年以上的英联邦公民，非合法居民是指非法入境者。作者认为应该保护合法公民的利益，并严格控制非法居民。至于出境逃税人员，作者给予严厉的批评，并且法律会给予其应有的制裁。

最后三篇主要是说家庭法中离婚案中妻子所得财产分配以及妇女权益问题。作者强调男女平等，应该充分保护婚姻中妻子的权益。而不能和以前一样认为夫妻结合以后，所有财产权利只归到丈夫一人手中。结婚后的财产应属夫妻共有，丈夫不能私自抵押住房房产权，而

且准备接受抵押的人也应事先寻求妻子一方意见。在为妇女这一权益的争取过程中，丹宁勋爵遇到很多阻碍，但他又另辟蹊径，直到实现这一目的。

篇6：读《法律知识一本通》有感

我们生活在法制社会里，法律知识与我们息息相关。学习法律，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是每个公民必备的素质之一。那么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人民养成好习惯的基础。

法律有好多种：与我们小学生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消费者有关的《经济法》；与环境有关的《环境法》；与婚姻有关的《婚姻法》......除此之外，交通也与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因上学迟到我不停地催促着爸爸加快速度，阵阵的寒风直窜衣领。当路过一个拐角时，突然，冲出一个逆行的自行车，爸爸猛地一脚刹车，虽然躲过了自行车，可是我们却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身上不少地方挂了彩。这件事便给我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随后我冷静地一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在今天我得到了答案：人人的法律意识浅薄。正是因为这样，幸运的人侥幸躲过，可不曾想又有多少人得到了血的教训呢？难道还需要更多的人为你的法律无知付出更多的代价吗？

权利和义务是构成一切法律法规和法律关系的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只讲权利而不讲义务，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需要从小有个正确的法律认识，有一个较全面的法律知识，来完善我们的生命！

富源四小五（2）李花珍

指导教师：李莎莎

篇7：读《法律行为概念疏证》有感

——读《法律行为概念疏证》有感

吴赵居士宋问天

法学院校中的的五院四系，多有各自的重点学科，华政的重点学科是外国法制史。我一直对这一点不以为意，觉得法制史没民法、刑法等部门法重要。这种思想在逐步褪掉，原因，并非是校园氛围改造了我，而是法学学习的展开使然。共和国的当代法学，还是一部翻译来的法学，很要命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陷阱。越过这个陷阱，了解外国法的来龙去脉，很重要。

近来拜读朱庆育教授《法律行为概念赎证》，这篇论文有二百多个注释，一部分还是德文的。之所以读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个人喜欢死磕基础概念，当年学《民法总论》时，期末考试有道试题就是区分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我当时即按通说作答，大致讲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合法的民事行为即是民事法律行为，等等。，但心中疑虑未消。读了朱教授的这篇，觉得这三个概念的区分更让人兴趣盎然。本来在发明“法律行为”这个概念的德国，“法律行为”就是私法领域才有的词，新中国立法者为了人民误解行政行为、刑事行为也是法律行为，特别强调“民事”,所以才有“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之“民事”.中国立法者还发现，德国学说自相矛盾，一方面德国学说认为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下位的概念，另一方面居然有法律行为无效、可撤销的情况，于是称“民事法律行为”只能是合法的，那些无效的、可撤销的属于“民事行为”而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但这一点亦是误读，有效无效，合法不法，是两组概念，合法行为亦得无效；合法不法的区分标准是归责标准，究竟是意思表示能力还是侵权行为能力；而有效无效，则是以是否有拘束力为标准。因此，一个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虽然是无效的，但仍然是“合法的法律行为”,故“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与“法律行为无效”并不矛盾。假使不接受以上区分，朱庆育教授称，实质定义所指向的是事物的共相，个别殊相不足以否定之，如“小明无理性”、“人有理性”、“小明是人”皆不矛盾，故“法律行为是合法有效行为”“某合同无效”“某合同仍是法律行为”皆不矛盾。

以上啰里啰嗦，颇费周折，其实根据田士永教授的研究，“法律行为”在德文中的词语，汉语直译过来是“权利交易”,日本译者、中国译者都没有这么做，而是译为“法律行为”.本来中国学者对法律行为一词也挺清楚的，但是1949年革命之后把基础知识逐渐忘得差不多。首先，望文生义，以为法律行为就全部要是合法有效的，所以创造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两个词之区分；其次，还是望文生义，以为法律行为是各个部门法下的合法有效的行为，故还特意创造了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以强调其民事性。法律行为概念，本来就是在私法领域，本来就是为了强调私法自治原则而产生的概念。朱庆育教授评价其为买椟还珠，十分得当。以上种种，不能完全归责立法者，语言的陷阱就是这样，翻译者尽力做到翻译精当，但终究会因时日长久等种种原因，被之后不懂得源语言的学者依形而训、望文生义，最终乱了阵脚。刑法学上关于犯罪构成一词的含义，苏俄、中国似乎也是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以致绕了弯路。

对中国法学生比较可怜的是，我们的主要外语是英语，但英语也就对国际法、商法比较有用，对民法、刑法、诉讼、行政法并不灵，这也许也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吧！传言徐国栋尝言，“外语就是力量”,以为然！笔者作为仅飘过六级的人，呜呜！共勉！

篇8：读法律方法论有感

优秀的思想, 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家园。无论我们走多远, 离开了多久, 家总是要回的, 那是我们的港湾。阅读陈金全先生的《西方法律思想史》, 沿着从古至今的思想历史脉络前行, 总能在后人的思想中看到前人思想的影子, 比如社会契约的思想, 从古希腊时期就可以看到它的雏形。亚斯贝斯说, “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 并被他重新点燃。”思想是文化发展基础, 也是文化的积淀, 既是文化起点, 也是文化的归宿。恩格斯也说,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 几乎可以发现以后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优秀的思想就像是黑夜里闪现在天空中的星星, 不仅可以在隐隐约约中指引着人类的航程, 又可以在人类迷失的时候给以正确定位。当人类在前行的航程中辛苦探索的时候, 明星总是在不知疲倦的指引着人类, 当人类在航程中感到孤独和无助的时候, 仰望星空小憩一下, 明星总是在眷顾着人类。优秀的思想源自人类精神智慧的最初圆点, 又是对人类最初精神智慧的彰显和升华, 后来的优秀思想也以人类最初的精神智慧为圆点, 与最初的精神智慧在人类精神顶棚设计上画着同心圆。

优秀的思想, 是对现实世界的眷顾。纵观西方法学派别的流变, 无论法学派别思想内容的变迁, 或者是新的法学派别的诞生, 都以解决现实世界遇到的困惑为初衷。苏格拉底面对雅典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沉沦, 忧心忡忡, 巨人试图在思想上寻找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拯救雅典于水火;实证法学派的兴起, 是因为自然法学派在应对社会问题上的无助;而新自然法学派的兴起, 是因为实证法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对道德与法关系的漠视, 特别是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浩劫的深刻反省。再看看近代中国的几次社会思想变迁的原因, 无不是那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 为改变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面貌, 为医治中国落后挨打的顽疾, 开出的一味味精神药方。优秀的思想, 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下, 它既是对现实社会的折射, 又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思;它既是特定时代的产儿, 更是对特定历史时代现实世界困惑的应对;它既在现实世界中发现问题, 更着眼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优秀的思想, 是对理想的坚守。无论谈到西方哲学还是西方法哲学, 苏格拉底似乎是一位无法绕开的人物。他处在雅典城邦民主的转折期, 既亲眼目睹了城邦民主的鼎盛, 也亲眼见证了雅典民主的衰败。有人说苏格拉底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化身”, 或许也正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化身”, 忧心忡忡的苏格拉底在思想上燃起了无法抑制的拯救城邦民主的执着和坚定, 为了心中坚守的价值, 能逃跑而拒绝逃跑, 用生命阐释对法治的追求。由此我想起了孔子, 他看到春秋时期无法挽回的礼崩乐坏, 奔走于各诸侯国,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坚守恢复礼制的理想。想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明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反动统治者会对自己下毒手, 他坦然面对, “不有行者, 无以图将来, 不有死者, 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或许有人菲薄思想家们书生气的幼稚, 或许有人鄙夷他们的顽固和不识时务, 但是他们为芸芸众生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和勇气, 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亵渎的。或许他们的疾呼是苍白的, 或许他们的坚守是无谓的, 或许他们的理想是悲壮的, 但是他们对同类的关怀是伟大的。

参考文献

[1]商奕璠.《西方法律思想史》读书笔记[J].法制与社会, 2010 (32) .

[2]谷春德, 邓楚开.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回顾与改革[J].法学家, 2002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