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

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通用8篇）

篇1：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

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

【中文摘要】国际私法所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解决国际范围内的多元法律体系之间的法律冲突,解决私法冲突的主要途径是在多元法律体系中做出选择,所以法律选择方法在国际私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追寻国际私法的理论发展轨迹,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在探讨国际私法中的法律选择方法,而追寻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的历史发展路径,我们不难发现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是最初的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一种法律选择方法。作者写作本文主要是因为虽然在十九世纪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被以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为代表的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打得落花流水,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以美国冲突法革命和欧洲的冲突法改革为契机,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再次复兴。复兴的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在各个国家的国际私法中又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是一种很好的实现法律主权的方式,对于国家根本利益,它是唯一有绝对保障的实现方式。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的常态化,在涉及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问题中,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正逐渐成为一种优势的选择。由于我国对于单边主义法律选方法研究还不够成熟,在2010年10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中并没有相关的立法。无论是出于推动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还是出于对我国重大利益保护的,亦或是出于与世界国际私法立法接轨的,我国都有必要对其进行彻底深入的研究,进而

在立法中予以体现。本文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单边主义法律选方法的概念、历史发展情况、单边主义法律选方法的存在合理性以及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最后作者提出了在我国确立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立法构想。具体说来：第一部分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概念,主要是对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与多边主义方法等对应以及类似概念进行比较的方式进行研究。第二部分是有关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历史发展概况的相关内容。从意大利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写起,到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和欧洲的“直接适用的法”。第三部分是阐述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存在合理性。主要是从法理及国家主权学说对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理论支撑和现实需要方面论述。第四部分总结并评价了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在当今世界上的发展现状。第五部分是本文的写作重点,主要论述了我国应该以引进欧洲“直接适用的法”的模式,在国际私法典中确立我国的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虽然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但作者并不是对其他方法持否定态度的极端者。由于能力有限,论文难免纰漏,但作者仍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法律选择方法立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英文摘要】The main problem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dealing with is resolving the multipl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legal conflicts, the main method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of private law is to make a smart and reasonable choice among the plural legal systems.So the method of law

choice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ector has a pivotal role.Pursu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almost all of the theory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re focus on the choice of law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pproach, and seek method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hoice.Review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aths, we find that unilateral method of law choice also have a long historical standing and is the original legal choice subject.Unilateral method of law choice is a good way to achieve legal sovereignty,and to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it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interests, government interests and legal issue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unilateral choice of law method to be an excellent choice.Althoug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unilateral method of law choice is replased to Savigny’s theory,but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world polit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states conflict laws revolutionary reform as an opportunity to select the method of unilateral law revived.Revival of choice of law approach of unilat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in each country, it also bega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Because of

the method of law choice for the unilateral method is not mature enough, in the October 28,2010 promulgat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Foreign Relations of Civil Law Act,” there is no relevant legislation.Whether out to pus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urposes,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vital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the purpose of, or for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gislation, our country is necessary for a thorough in-depth study of its, then be reflected in legislation.By using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selection methods of unilateralism, the concept of law,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egal unilateralism, there is a reasonable selection methods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search, made the final of the China unilateral choice of law approach to establish the legislative ideas.Specifically: The first part of the unilateral approach the concept of choice of law, mainly on the choice of law approach of un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thods to compare the way similar concepts studied.The second part of the this paragraph is mainly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ws of Italy Bartolus, to Currie’s governmental interest analysis and Europe “directly applicable law.” The

third part, is mainly focus on the reasonable existence of the unilateral choice method of conflict law.It’s mainly discussed from the legal doctrine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unilateral choice of law approach of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needs.Part IV summarizes and evalu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choice of law approach for unilateralism in the world nowadays.The fifth part is the focus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in this partⅠmainly discuss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untry “directly applicable law” model, established the unilateral method of law choice in the Cod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of PRC.Although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unilateral choice of law approach, but to other methods,my attitude is not negative or an extreme opponent.Because of limited capacity of myself, the paper inevitably flawed, but I hope through my own research, I could able to make some useful contribution 【关键词】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国家主权

【英文关键词】unilateral method of law choice multilateralism of law choice national sovereignty 【目录】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4-6Abstract6-7

摘要

一、单边主义概念

引言10-1

1界定11-16(一)单边主义概述11-1212-1

5(二)单边主义1.多边主义方法法律选择方法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1314-152.意思自治方法13-1

43.优法方法

二、(三)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作用15-16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历史演进16-24方法的产生及发展

17-19

(一)单边法律选择

(二)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进一(三)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复兴步发展及衰微19-2121-24(四)复兴的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与历史的法律选择

三、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存在合理性方法的不同2424-3025-27(一)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现实基础1.产生时的现实基础25-26

2.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基础26-2727-3027-28

(二)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理论基础1.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符合正义的要求2.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理论保障28-30

30-3

4(一)单边主义

四、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发展现状法律选择方法在美国洲31-3232-3

430-

31(二)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在欧(三)当代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共同特征

五、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与中国34-42

(一)对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评述34-3636-38(二)在我国确立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必要性(三)我国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直接适用法”

1.对”直接适用法”的规则的完善的构建38-42

38-4042-432.对”直接适用法”的适用的完善40-42致谢

43-45

参考文献

45-46

结语

篇2：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许多有关法的观念和制度，最终均可通过两个不同的源流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国法学”的学说史中去，为此思考或解决现代中国法，尤其是宪法之中的一些课题，其实也可通过解读这段历史而寻得一些机要。拉班德就是这段历史中的象征性存在，他在前人思想的铺垫之下出现，把他人从私法领域中引入公法学的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发展为有效回避、消解或暂定解决政治问题的法律技术，从而以矛盾的学术性格微妙地回应了矛盾的时代课题，即在政治效果上一方面默认和容忍了当 时德国 君权主义宪法体制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也表述和维护了近代德国的法治主义精神。

关键词：拉班德 国法学 法律实证主义 宪法 法治主义

一、引言：穿越时空的追寻

如果要透过历史的框架窥视法律实证主义方法的具体面貌，有一段历史就不得不读，那就是19世纪在德国斑斓成熟的“国法学”的学说史。越过遥相隔绝的.国界，穿过云谲波诡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在那里读到法律实证主义的谋略和命运，而且还可以读到今日中国法治问题的部分叠影。

后者的这种意外的可能性，主要缘起于如下事实：现代中国有关法的、尤其是宪法的许多观念和制度，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源流追溯到那段历史的源头上去，其中一个是前苏联国家法的源流，另一个则是日本公法的源流。但如果进一步追溯下去，则会发现在很大意义上这二者均发源于德国近代的国法学。[1] 既然如此，思考或解决现代我国宪法中的一些观念问题，其实可以通过解读这段历史而追寻得一些机要。

当然，由于研究的极度匮乏，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梳理这段陌生的历史相当困难，何况在有限的篇幅之中。有鉴于此，本文将自觉地把探究的对象限定于特定的维度之内。具体地说就是：第一，所要把握的固然是一种学说史，但不刻意深究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而着重关心它具有规范形成意味的那种自我展开的脉络，笔者把这种“谱系论”意义上的脉络，喻称为一种“故事”；第二，由于这段历史中的学说与确立各种学说的思考方法具有相互形成的关系，我们便以方法的演变作为考察的主线，而通过这样的考察也会发现，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在德国公法学领域中的确立、演变以及其在学说史上的功能和意义；第三，基于拉班德（Paul Laband， 1838－1918）[2] 在这段历史中的象征性地位，进一步将其人其说作为考察的焦点。

二、历史铺垫：拉班德国法学的条件

在近代德国的法学史上，所谓“国法学”（Staatsrechtslehre），相当于公法学，或今日的宪法学。拉班德生前就被誉为“当时最大的国法学家”，[3] 其代表性著作就名曰《德意志帝国国法》。[4] 但这种国法学又被置于所谓“一般国家学”的体系中，继拉班德之后德国近代国法学大师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在其巨著《一般国家学》，[5] 就采用了这样的学说体例。

作为国法学家，拉班德所生活的时代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所周知，在德国，近代意义的宪法典是在19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但那些都是各邦的宪法，作为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宪法是在1871年才得以诞生的《德意志帝国宪法》（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s），即俗称的《俾斯麦宪法》。拉班德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生涯，恰好展开在这样一个前人的宪法思想火化迸溅已久，接着，宏大的体系正处于喷薄欲出的时期。

在思想史上，这至少可追溯到18世纪末。自此以降，德意志法学开始进入了流脉颇为错综复杂

篇3：论环境法律的整体主义方法论

环境法是由国家制定或任课,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 环境法是社会法

关于环境法的性质, 社会法按照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著的《Social legislation》一书中的解释为:“为一般社会福利而立法。”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通过社会调节机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及社会安全。社会法通过其形成的独特的规制对象、调整原则、权利体系、调整方式以及法律责任。环境法自产生之初, 便以防止和克服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不利影响为己任, 其目的在于保护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环境法的目标, 在于使人类从过去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谋求社会发展的模式转换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模式。这样一个法律部门, 所关注和规范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基本人权。正是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说环境法是社会法。

(二) 环境法是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依然还是人的行为, 或者说作为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社会关系。只不过这种社会关系被特定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领域里因人的行为或活动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可称作“环境社会关系”。1环境法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部门法, 并非所有在人与自然界进行的物质交换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是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只是众多社会关系中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 即人们在实施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行为或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三) 环境法是公益性的法律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危机全人类声讯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保护环境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和共同福利。《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就宣布:“本公约各缔约国, 认识到海洋环境及赖以生存的生物对人类至关重要, 确保对海洋环境进行管理使其质量和资源不致受到损害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更清楚地指出:“承认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并“决心为当代和后代保护气候系统。”

二、整体主义方法论

所谓整体主义方法论是指以集体作为研究的基点, 通过群体行动的分析来说明该学科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内容的方法体系。2它是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对应的。

整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在分析问题时以一定的群体或者组织为立足点, 着重考虑超越个人利益的、或者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整体利益, 并以集体行为包容个人行为, 使得个人行为要以集体行为为指向。而个人主义却强调个人行为对于法学研究的重要性, 凡事均以个人为基点, 通过研究个人行为, 以论述所法学学科的一般规律或者原则。他们是站在不同的分析立场上的, 然而两者之间并非毫无往来, 现代学者研究法学原理和规则都要运用两种方法论, 一方面通过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能够在宏观上对社会现象进行总体的把握;另一方面, 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微观入手, 就个人行为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 形成由个体到整体、由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思路。3

运用整体主义方法论进行法学的理论分析, 前提是我们所知悉的各种法律总是代表着一定群体或者组织的意志, 法律体现的是人民或者公民的集体意志, 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那么怎样运用整体主义方法论进行法学研究呢?

首先, 将法律看作是整体意志的表现。立法过程涉及不同的主体, 交织着不同的主张和观点的争论和妥协, 法律往往最终是通过使用包容不同意见甚至不同宗旨的模糊语言才得以通过, 它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协商的结果, 代表着个利益集团的基本利益。

其次, 明确该种方法论的实践者是谁。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作为最主要的法律组织, 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分工实现对法律的统制。通过分权原则, 使得三个部门获得了专属性的、专业性的、确定性的权力。在行使这些权利时, “被托付以任何这些部门之一的权力的人不应被容许侵犯托付给其他的权力, 每个人应由设立它的法律限于行使与其部门相当的权力而不是其他权力。”4分工明确化是国家管理高效的基础, 每一个部门其权力的范围、形式、手段等, 都应在法律中有明确的界定。

再次, 以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为价值导向。在人民的观念中, 公共利益不仅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 也同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现代法律的发展当中, 法律在具体保护每个人正当权益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对于中国来讲, 强调公共利益也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为传统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庭联系上的家庭利己主义, 这种文化造成了中国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 或“缺乏公共精神”。

三、两者之间的关系

法律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方法论的研究, 这是法律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方法论的研究就是找到解释法律的方法诠释法律。诠释法律是指诠释者在以法律及其存在的根据为对象的研究中, 通过对法律现象的描述而揭示的法律发展的规律性问题。5

环境法作的研究方法体系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来说是相当弱势和不圆满的, 北京大学汪劲教授评论说:“目前的环境法学研究除了套用较为成型的法学学科之中人人皆知的基本原理以外, 很少能够创立自己的特有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范畴, 更不用说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发展出不但贴着环境法牌号更重要的是具备环境法实质的方法论。”为此,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已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来从一个侧面为环境法的方法论找到一条出路。

首先, 从“立法意图”入手解构环境法律的意义。从“立法意图”入手可以说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立场。6因为在这里, 从“立法意图”入手本身就假设了立法机关有统一的意志存在的可能。环境法律之所以能够作为人们行为的规则, 关键就在于它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了立法者对社会民众行为的期望, 代表着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法律价值准则。7从这方面来讲, 环境法律是符合整体主义方法论的适用前提的。

其次, 实施过程中的相应群体的行为构成环境法律实施的基础保障。前文论述了各组织分别作为一个整体而分工负责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中的表现形式。环境法律的实施过程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转的。作为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肯定了作为法律存在的基本法律, 行政机关则将法律作为其行使管理权的依据, 司法机关通过在具体案件中的解释法律来将抽象的法律文本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他们不是为了某个人或者某个利益体的, 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紧紧围绕着环境保护这个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的目标而进行的。

再次, 环境法律是在作为整体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前提下产生的, 因此依靠环境法解决环境问题就应从整体入手。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的大量出现、淡水资源危机、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的环境危机给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 这些环境问题均不是某个或者某几个国家自己就能够解决的, 它需要全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全球治理已经被一个国际组织定义为“冲突性的或多样性的利益能够得以协调以及合作性行动能够得以采取的一种持续性过程。它是一种广阔的、动态的、复杂的互动型决策过程。”

四、生态整体观的提出

在对机械世界观的质疑与批判的过程中与后现代有机论和后现代整体论结合并受现代生态学启发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生态整体观是指“世界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动态系统, 是由事物间动态的、非线性的、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 呈现为一个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8

生态整体观有以下特点:首先, 主张整体性, 强调内在联系性。9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 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 (2) 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组织性和有序性, 表现为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 (3) 生态系统发展的动态性, 表现为它的时空有序性和时空结构的整体性。10其次, 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这种观点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

由生态整体观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 它是从与现代机械世界观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世界的。它针对现实问题所产生, 因此具有更多的新颖性、更强的时代气息, 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世界是一个活的生态系统, 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倡导人与自然的关联性。因此, 生态整体观的出现为环境法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研究立场, 即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环境法律问题。“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 指一种主张可以或者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 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 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11通过本文较前一部分中对于环境法的学科性质的论述, 使得我们得出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尤其要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结论。

五、环境法律中运用整体主义方法论应注意的问题

环境法律强调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殊利益是人类应该保护的, 它将环境保护的理念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人类的某些利益为代价而过分的强调起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 这就是运用整体主义方法论所应避免的第一个问题。很多学者都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如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所说的“当一个事物是要保持整体性、稳定性及生物群体的美丽时, 它就是对的, 否则就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他赞成为了整体的好而牺牲个体的好。这种论点遭到人们强烈的抨击, 称之为“环境法西斯主义”。因为这样一种论点没有为个体权利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 不能不说是一种极端的整体主义。克尔则直接称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强调任何一种关系既有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一面, 又有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一面, 现代环境法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方面强调整体和联系, 另一方面也重视个体对其环境的依赖性。过分的强调整体环境的利益就很容易忽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分配和保障, 反映在环境法学研究上则是公民环境权研究的缺失。12由于我国环境法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 崇尚以国家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 并且环境法的社会法的性质, 使得环境保护所形成的路线一直是政府领导下的环保, 致使环境法律制度被定位于环境权力法, 重环境管理权力的设置与实施, 忽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分配与保障13反映在环境法学上, 则是崇洋在环境保护中国家权力的研究, 而淡化公民个体权利的探讨。因此, 环境法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注重整体性、系统性的前提下, 加强环境权利, 尤其是公民环境权的研究。

因此, 将以整体主义为基点的环境法学研究同对个体的环境权利研究紧密结合, 才能更有利于整体环境权利的实现。

其次,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始终是主体”。“当在哲学意义上说人是主体时, 它是肯定和描述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特殊地位”。14然而随着近现代环境法学的发展, 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过分强调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离开人这个价值主体的自然界, 人不过是这个系统中的普通一员, 就像其他任何一种有机体一样的动物。将自然环境或者环境中的某些因素作为环境法律的肢体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一方面它难以实现权利、义务、责任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也不符合法律关系的平等原则。因此环境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主体只能是人。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国家的法律均将人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任何形式的环境法律均是反映这个主体意志的, 均是人类这个主体实践自然的标准。

篇4：论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法律解释方法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和社会解释等。学者们对于适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先后顺序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即：文义解释具有严格的优先性，若文义解释的条件得到满足，它就优先于其他解释方法被采用；只有具备足够的理由对文义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才有条件考虑上下文解释和体系解释；而比较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则通常是最后的选择。这一解释间的排序虽然确认了某种解释方法相对于另一种解释方法具有优先性，却难以回答在何种情况下，后位的解释方法可以取代前位的解释方法。当面对疑难案件时，其判决将是充满未知数的，进而导致司法过程不具有可预期性，不利于司法的稳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借助于法律解释，司法可以巧妙地回应一些深刻的社会麻烦，并有助于缓解传统的司法意识形态对疑难案件的判决所施加的压力。

在进行法律解释的时候，人们往往偏向于从法律文本的范围内去完成解释，因为这只需要考虑较少的解释因素，并可以使解释的结果一目了然。这种逻辑体现的是形式合理性，即追求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然而这种形式合理性的缺陷表现在，它试图把实体性问题作为程序性问题来一并处理；而且疑难案件的判决一般都需要综合权衡法律内外的各种复杂因素。司法中的法律解释并不限于对法律文本的解释，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法官必须兼顾法律规则与个案案情，平衡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法律解释就是要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下面通过分析里格斯诉帕尔默案来解释在判决疑难案件时如何选择解释方法。

1882年，帕尔默在纽约用毒药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但他担心祖父再婚会变更遗嘱从而使他一无所有。帕尔默的罪行被发现后遭到指控并被法官判处监禁，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却成了让法官头疼的难题：帕尔默是否仍享有继承祖父遗产的合法权利？由于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死被继承人将失去继承资格，而且，帕尔默祖父生前所立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审理此案的格雷法官认为，如果帕尔默的祖父知道帕尔默要用毒药杀害他，他或许会将遗产分给自己的女儿们，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帕尔默的祖父即便知道帕尔默要杀害自己，仍愿意将自己的遗产分给帕尔默。纽约州的遗嘱法的相关条文本身并无不当，因而没有理由弃之不用，因为对法官们来说严格遵守现有法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审理该案另一位法官厄尔对此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立法者的意图对实际法规有重大影响。法律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法律文本，而且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法官不能在立法者未能預料到的事情上曲解立法者的意图。厄尔法官还引用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来说明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死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取继承权。最后，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厄尔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

格雷法官所理解的法律就是制定法文本，法律的含义也自然取决于文本的字面含义。厄尔法官则认为，真正的法律并不局限于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也可以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格雷法官和厄尔法官表面看来是在争论法律的具体含义，而实质上是在争论用以确定法律含义的根据和原则。在波斯纳看来，争论的焦点是格雷法官所坚持的尊重遗嘱意愿的原则和厄尔法官所发现的任何人不得以恶性获利的原则之间的冲突。两位法官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位法官对法律含义理解上的分歧？这个意外的谋杀事件使法官们预感到严格依法判决将会给案件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谋杀者将会从其恶行中获利；但如果追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判决结果——剥夺谋杀者的继承权，将会迫使法官放弃法律，这就造成了法官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两难选择。

格雷法官更加注重形式合理性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做出了忠实服从法律的选择：尽管法律在某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社会既然选择了服从规则治理的法治模式，那么因规则自身的认识缺陷而导致的个案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的欠缺就是理应为此付出的代价。厄尔法官更加注重的是实质合理性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他注意到的是一个相反的事实：若判决帕尔默胜诉，这将给社会造成一种极为不好的激励，因为如此判决会使人们觉得，法律似乎允许人们用谋杀被继承人的方式尽快实现遗嘱上的继承权，这显然立法的意图背道而驰。法律如果站在公众意见的对立面，这对法律和司法而言都无疑是致命的，使得维护法律和司法正当性的努力反而显得有些虚伪。

由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解释方法的排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只是说前位的解释方法比后位的解释方法具有更多地被采用的几率。因此，对解释方法的排序并不是规范性的，而是描述性的。在帕尔默案的判决过程之中以及格雷法官和厄尔法官的争论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解释方法的踪影，但却看不到排序被期待具有的那种方法论意义。

追求形式合理性是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恪守规则虽然使司法显得有些呆板，因为它对各种灵活应变的措施保持着一种防备；遵循先例则使司法看上去很固执，因为它的隐含意义就是拒绝纠正错误。即便如此，司法的形式合理性的确具有许多重要的社会价值：法律如果朝令夕改，就会给司法者、执法者以及普通民众带来不便，频繁变化的法律将很难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和惯常服从。如果司法过程考虑太多法律之外的因素，法官的判决乃至法律自身就会变得相当不稳定。如果法律外的因素霸占了法律的领域，法官就会取代立法者的位置，法治社会的权力格局以及法律自身的权威都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仅有稳定性和确定性毕竟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满足社会发展和变革提出的要求。法律应当保持稳定，但也不能与频繁变迁的社会现实彻底脱节。为了保持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司法还必须对法律之外的各种因素予以适当的关注。在法律限度允许的范围内，灵活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满足实质合理性的要求，法官也有理由去牺牲一些形式合理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这一点，却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最有可能接近它的，或许是法官的经验，而不是哪种理论或方法。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篇5：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

一、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法哲学思潮 19世纪初期至中叶，欧洲大陆法学界被“概念法学”之阴影所笼罩。“概念法学”主要源自“德国古典法学”，以萨维尼、普希达和温德夏特等人为代表。“概念法学”认为法院判决是“法律严格之复印”，而法官则“是一部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含义适用法律之机器”、“宣告法律语言之嘴巴”、“无能力或无意志自行左右自己之生物”。法官判决时，不能加入个人之“利益衡量”、“目的考量”或“价值判断”，仅得纯为逻辑的机械操作。例如，萨维尼主张任何法律问题皆可“依概念而计算”，为形式逻辑演绎之操作。法官的职责在于发现法律、适用法律，绝不容以自己的智慧来创造法律。普希达指出遇到任何法律问题，只需将有关“法律概念”纳入“法律准则”之中，依靠逻辑方法归纳演绎一番即可获得解答。温德夏特宣称法官的职责乃在根据法律所建立的概念，用逻辑推演。法官断案尽往“概念堆里”取之即已足够，无须在“法条”之外另寻他求。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概念法学”遭到了“自由法学”的激烈抨击。“自由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耶林和坎托罗维茨、奥地利的埃利希、法国的撒来和叶尼等。耶林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是指导未来法学的“导引之星”。因此，法官解释法律不能热衷于抽象的概念游戏，而忘却法律对实际社会生活所负的使命。坎托罗维茨认为法官不仅应该将法律条文应用于各个案件，而且应该在成文法有缺陷的情况下创造法律。埃利希认为每一种制定出来的规则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一旦它被制定出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很快就变得过时了。因此，应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由地去发现法律。撒来认为法律固然应与社会并行进化，但同时亦不能忘却规范之本质，须求安定。故法律解释必须调和法律的进化性与安定性。叶尼指出人类创造之实证私法难以尽善尽美，必有许多法律漏洞，绝非如概念法学般以逻辑的演绎方法来补充，而应从法律之外科学、自由地探求“活的法律”加以补充。“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根本差异在于：(1)前者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以法典为唯一法源；后者强调法律应为“科学之自由探索”，除法典外，实际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亦为法源，而且为真正的法源。(2)前者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的完足性”；后者认为法律有漏洞存在。(3)前者对于法律的解释偏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排除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后者强调活的法律之探求，法官对于具体案件除运用逻辑的演绎方法外，亦应为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4)前者否定司法活动的造法功能；后者肯定司法活动的造法作用。(5)前者认为法学是一门纯粹理论的认识活动，法官无须为价值判断；后者认为法学除理论的认识活动外，亦兼具实践的性格，包括评价的因素在内。“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辩争催生了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这对永恒矛盾。美国当代冲突法学家塞缪尼德斯教授说：“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间的张力关系就像法律本身一样的古老”。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指出：“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两种正义要求之间的矛盾：法律一方面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灵活性，以适应不同情况的需要。”吼冲突法同样逃脱不了这一矛盾。所有国家的冲突法都受制于这一矛盾，并试图在这两个相互冲突但又必须同时获得的目标之间寻求平衡。欧美冲突法在寻求这种平衡的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轨迹。

二、美国冲突法：僵硬性规则一无规则一灵活性规则 美国曾经拥有一套虽没有得到成文法承认，但却具有成文法效力与影响的冲突法规则。这就是以比尔为报告员所撰成的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1934年)。该“重述”认为冲突法的作用在于界定每个法律空间适用的范围，即就每一类法律关系决定哪个国家具有立法管辖权。根据法律的属地原则，每一

国家对于其境内实行的行为或发生的事实都具有立法管辖权。《重述》第121、122条规定：依婚姻举行地国法有效的婚姻，其他国家都应认为有效；依婚姻举行地国法无效的婚姻，其他国家都应认为无效。377条规定：侵权行为依侵权行为地国法律，但侵权行为地与数个国家存在联系时，则行为人对其侵权行为负责所必要的最后事件发生地为侵权行为地。如，甲在A国将有毒的糖果邮寄给在B国的乙，意图将乙杀死。乙在B国吃了该糖果后乘火车去E国。在火车到达C国时，乙因中毒而患病，结果在E国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重述，A、B、C、DN国对该侵权行为都具有立法管辖权，但应选择C国的立法管辖权，应适用C国法来决定受害人的亲属对甲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C国是有毒糖果发生作用的地方。上述表明，《第一次冲突法重述》所倡导的法律选择标准是立法管辖权或法律秩序，而非相冲突的法律所体现的政策、案件的特殊性以及当事人争议的公平解决。这种法律选择规则带有浓厚的僵硬性和机械性的缺陷，因而成为美国冲突法革命的对象。20世纪50、60年代爆发的美国冲突法革命是将传统的冲突法体系彻底摧毁，而不是加以改革。激进的革命者柯里教授说：“冲突法规则没有用，也不能用。在试图运用这些规则时，我们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与其说是来源于这些规则本身不好，倒不如说是来源于我们拥有了这些规则。因此，如果去掉这些法律选择规则，我们岂不更好些。”柯里的观点反映了代表美国冲突法思想特征的强烈的“反规则”情绪。与学界一样，立法者也不愿涉足冲突法的“迷茫沼地”。他们回避冲突法，将法律选择和立法对立起来，并为自己的这种回避态度寻找辩护的机会。法院同样不信任规则，而是推崇所谓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明确指定准据法，而是规定法院在为具体案件设计临时解决方案时应考虑的因素和指导原则。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冲突法革命中所涌现出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被看作是灵丹妙药，被认为是不需要规则的帮助，甚至不需要司法判例的帮助便能解决所有的冲突法问题。正如美国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冲突法开始变得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集，“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判决或解决方案都是独一无二的。” 20世纪末，天平逐渐发生倾斜。当针对具体案件设计的临时解决方法开始暴露其代价与危险时，对冲突法规则的不信任情绪也开始被驱散。即便是像卡佛斯这样的美国冲突法革命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对因革命造成的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而对革命失去了理想主义的幻想，重新认识到确立一定规则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优先原则”。另一位美国冲突法革命的主要人物里斯教授也宣称：“冲突法与其他法律领域一样，规则的确立同样具有客观性。”美国法学会发布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不仅仅是对冲突法规则的判例汇编，而更重要的是对绝对化的临时方法的排除。美国最有影响的法院纽约州上诉法院就“乘客法律冲突”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侵权冲突法规则。1992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通过了一部全面的冲突法法典，波多黎各自由联邦也尝试同样的立法。1993年美国法学会针对侵权与合同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一套全面的冲突法规则，以供国会立法时参考。美国冲突法学者在1999年的冲突法年会上已经认识到编撰美国《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的必要性，当代著名的冲突法学家塞缪尼德斯教授还就此提出了构建新型侵权冲突法规则的建议草案。美国近年来出现的这些新的冲突法规则，其最大特点是克服了传统规则的僵硬性和机械性，在传统规则中增加了不少弹性和灵活性。例如，新规则并不调整冲突法的所有领域，而是只调整已经充分研究的领域，对于未充分研究的领域留给冲突法的一般原则来规范。新规则也不规范案件涉及的所有问题，而是仅规范案件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如赔偿数额或损失分配问题。新规则还包含大量的例外条款，即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法官修正或回避依据冲突法规则指引应当适用的法律的权力。

三、欧洲冲突法：僵硬性规则——灵活性规则 欧洲冲突法经历了一场稳健的变革。传统的管辖权选择规则并不像美国那样被彻底抛弃，而是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在欧洲，立法干预冲突法的变革是少见的，即使有也是经过了充分的辩论；司法对冲突法的修正也是谨慎的，并且充分尊重传统规则的存在价值。在“规则”与“方法”之间的选择问题上，欧洲国家压倒性地倾向于“规则”而非“方法”，因为所谓的“方法”与欧洲法律法典化的观念格格不入。但欧洲冲突法并未排斥法院的司法裁量权，相反，司法裁量权在新的冲突法立法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在规则从确定性向灵活性过渡方面，欧洲冲突法采取了“可选择连结点”、“弹性连结点”和“例外条款”等立法工具。实现灵活性的一种方法是采取“可选择连结点”，即在冲突规则中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结点供法院或当事人选择。这种规则实质上是“结果选择规则”，因为它将法律选择限制在立法预先设定的特定结果之上，从而否定了法院或当事人选择导致立法预先设定结果的法律之外法律的自由。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9条规定，如果子女出生时依据规范母亲婚姻有效性的法律或夫妻任一方的属人法应赋予子女婚生地位，则该子女获得婚生地位。1987年的一项比利时法规定，符合领养夫妇国籍国法和比利时法中任何一个，都足以使与比利时具有稳定联系的当事人的领养行为在比利时境内有效。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44条规定，如果婚姻符合瑞士法或婚姻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国法或其本国法中有关婚姻实质要件的规定，那么该婚姻即为有效。1961年海牙《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规定，凡遗嘱处分在方式上符合下列各国内法的，应为有效：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所在地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国籍国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住所地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惯常居所地法；涉及不动产时为财产所在地法。1973年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6条规定，在符合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原告可以从侵权人主营业地法或侵害地法中择一适用。实现灵活性的另一种方法是采取“弹性连结点”，即冲突规则允许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地自主选择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或者允许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哪个国家的法律是与案件有最紧密、最直接或最合理联系的法律。1980年罗马《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第3条和1985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都规定，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法律选择必须通过合同条款或具体情况相当明确地加以表示或表明。这就突破了原来“合同依合同订立地法”规则所具有的僵硬性和封闭性的藩篱。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确立为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其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跨国案件“应依与该案件有最强联系的法律裁判”，并明确指出“该法所包括的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则应认为体现了最强联系原则。”㈣在合同领域，德国、瑞士、匈牙利等国冲突法都规定，在缺乏当事人有效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合同受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调整。即便这里所引用的条款与政策选择和结果选择方法具有的弹性相比，被理解为仅仅提供了地理上或空间上的弹性。但应当说它们仍然体现了对传统规则的超越。通常被视为欧洲最具传统色彩的冲突法体系，在保证法律确定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灵活性。最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它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走得更远。该法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合同争议适用“根据所有情况判断为最合适的国家的法律”。实现灵活性的第三种方法是采取“例外条款”，即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法官根据情况可以排除适用依据冲突规则指引原应适用的法律的权力。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第2条明显暗示该法间接赋予法院排除适用冲突规则的权力。规定“对选择哪一法律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与法律上的必要条件，应由法官依职权确定。”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5条规定：“根据所有情况，如果案件与本法指定的法律联系并不密切，而与另一法律的联系明显更为密切时，则可作为例外，不适用本法所指定的法律。”1995年《英国国际私法(杂项规定)》第12条规定：经比较，在所有情况下，如任何与侵权有最重要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实体上更适合于解决案件中的问题，那么该有最重要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应取代侵权事件发生地国法这一一般规则。1980年罗马《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第6条和1985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8条也规定：从合同的整个情况看，如果合同与另一国法律有更密切的联系时，则原依冲突规则援引的准据法应被该国法律所取代。施尔教授在评述例外条款所具有的灵活性时指出：“该例外条款用新的专门冲突规则替代了过分概括的硬性冲突规则”。

篇6：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

高职院校教育中管理制度的改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而对于教育事业来讲，新管理主义在高职教育的运用无疑是锦上添花。新管理主义对高职教育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高职教育的管理制度。此外，在运用新管理主义的同时要时刻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三高人才为原则的宗旨，不忘初心，全力培养可用人才。故本文就教育理念、机构设置、学校管理和教学模式等四点进行研究，分析新管理主义在高职教育中的选择与运用。

一、新管理主义的认识

新管理主义本是运用于商业企业管理中颇受欢迎的一套管理哲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管理主义也是科学管理思想的代表，因而又称为“新泰勒主义”。在我国，新管理主义理念又有五个特点：一是市场政府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操桨型转化为导航型。二是市场成为了经济的主导者。三是出现了服务型政府，公众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四是政府重视消费者的意见。五是懂得了居安思危，能够在危机发生前做好准备工作。新管理主义所涉及到的内容具有多样化，要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管理操作，明确高职教育管理的重要性，对员工进行全面监管和操控；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设定管理目标，采用公开的服务理念进行市场核查，促进新管理主义的有序进行。我国学者总结了新管理主义理念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以市场导航型政府代替了操桨型政府。目前，新管理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思想，渗透于公共教育事业中，特别是在各高职院校的教育领域。而高职教育中新管理主义的运用，一方面是主张由公共部门转化为市场化，另一方面是打破传统教育的管理制度，创新有效的管理制度。总而言之，新管理主义的运用是高职教育之福。

二、新管理主义的运用

1.教育理念

传统的教育理念仅仅重视成绩的高低，忽略了对知识的运用。而在如今经济不断发展的社会，劳动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这种传统的教学理念已不能适应发展的潮流，这就要求高职教育要重视学生掌握知识的使用价值。除此之外，高职院校也十分注重就业率，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

2.机构设置

一些高职院校已经可以设立专门的产学办公室，受学校各种情况的影响，产学办公室所行使的职能也会存在差异，但在校企联合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中产学办公室的出现，是新管理主义运用的`必然结果。

3.学校管理

高职院校的管理采取了企业市场的利润和成本计算等方式，有时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进行班级合并，不仅减少了教师工作时间，还降低了学校成本。

4.教学模式

高职院校通过企业的管理模式来改造教育，从而可以创新出全新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新管理主义的融入，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有的高职院校会采用订单教育，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培养人才，然后签订人才为企业服务，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解决了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问题。

三、新管理主义的选择

1.坚持原则

高职院校的职责在于通过知识的传播，为国家培养高技能的人才，进而产生效益。另一方来讲，学生为学校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样是学校所鼓励的。然而并不能为了取得经济利润，选择一些不利于学生发展的不良企业合作，在短期内院校或许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润，但这也与高职教育的原则相悖，不利于院校的发展。在新管理主义选择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才会长久发展。

2.认清新管理主义的局限性

高职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三高人才，在选择新管理主义的同时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才会避免一些负面影响。一些高职院校有时会采取不恰当的方式考核教师，使得教师失去了原有的教学动力。同时在管理学生方面，会对学生的德育成绩进行比较，强化了学生的功利心，削弱了道德教育的理念。总之，高职教育不同于企业管理，在运用新管理主义时，应该注重其本身的价值，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四、结束语

高职院校是我国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平台，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新管理主义在高职教育的渗透，推动了各个高职院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新管理主义的运用与选择，保证高职院校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为国家的富强出一份力。

参考文献：

篇7：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

内容摘要：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目前研究者流传着近代文化变革三阶段的论点。所谓“三阶段”，即指中国跨入近代社会以后，中西方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中国的旧文化节节败退，发生变化。洋务运动时期，文化的物质层面发生了变革，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文化的制度层面发生了变革，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文化的观念和心理层面又发生了变革。这三个阶段递次演进，由浅入深，构成了中国近代首尾相贯，连绵不断的文化变革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触及了社会最深处的观念和心理层面，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深刻、最猛烈的撞击。这一撞击是如何发生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何进行文化选择？

关键词：五四 先进青年 社会主义 中国 传播 正文：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大变动中所占的突出地位，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那是个充满着急风暴雨的日子。先进的人们高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思想、旧观念发动猛烈的进攻，形成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许多在黑暗环境中极度苦闷的青年人，从思想界卷起的这场巨大波澜中，猛然望见了新的曙光。他们反复比较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潮，思考中国的现实出路在哪里，并以大无畏的气概向未来探索。

从比较和思考中，人们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批判目标的一致远不意味着选择目标的一致。反对旧思想、旧观念时曾经并肩站立在一起的亲密伙伴，逐渐发生了分化。多数的先进分子经过不同的途径，先后奔集到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为什么那么多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在当时最有觉悟又富有思考能力的青年，进行了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作出同样的选择，把科学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理想?这确是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问题。

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试验和破产

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凭空而来，总有它的来龙去脉可以找寻。为了探讨问题，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五四以前中国先进分子经历过的梦想和现实。

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处于封闭状态的传统社会再也无法照旧维持下去了。人们带着惊异的目光，看到外部世界竞有那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道理和新事物。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定：一定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才能找到拯救祖国的出路，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这个斗争的高峰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它以从西方传人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这场革命在中国近代起过的伟大历史作用，是用不着多作解释的。当时许多人对民主的理解，特别着重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活动程序方面。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了中国来。很多人对这些曾抱有很大的期望。奇怪的是，如果不顾中国国情，一旦硬搬到当时中国社会这块土壤上实行起来，却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果然取得了多数，但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等到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准备好了，猛扑过来，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掷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之所不及的。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也许可以看做二十世纪初年这场革命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

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觉得迷惘、彷徨以致绝望。但是，真正有志气的爱国者不会由此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他们在总结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领域内。但是，文化终究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腐败和黑暗，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单从政治组织形式或文化思想下手，怎么能真正解决问题呢?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人们对问题向更深层次的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的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二、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大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现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青年中几乎已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正在这个时刻，世界范围发生的大变动强烈地吸引了中国先进青年的注恿：从一九一四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四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这下轮到西方国家许多人也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了。

欧战结束后的下一个月，梁启超等动身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普遍的沮丧、彷徨和“世纪末”的失魂落魄情绪。梁启超素来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又富于敏感著称。他的这言论自然会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长时期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做中国仿效的榜样。他们密切注视着西方世界的动向，狂热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种种新学说和新思潮。西方世界发生的任何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时时都会牵动他们的心弦。

本来，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当西方资本主义还处在比较稳定时期时，中国先进分子中已有一部分人开始敏锐地察觉到它的阴暗面。但这些问题那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以如此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它的缺陷已暴露得如此明显，连许多西方思想家对它的信心也发生动摇，这不能不使更多的醉心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中国先进青年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社会主义在苏俄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倏然转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方面来。社会主义不是由任何人心血来潮地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的产物。当然，历史发展的途径从来不是直线式，而是波浪式的。看一看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它有过兴旺发达的时期，随后便出现了危机，当渡过危机并经过调整后，又可能会有一个时期的稳定和发展。即便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依然充满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比起资本主义来要短促得多。从十月革命算起，至今还不过七十多年。它有过蓬勃发展的时期，也遇到过曲折和困惑，因而需要改革，但它的生命力还只是开始显示出来。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是不足为怪的。

三、对种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的比较推求

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名目繁多，不进行认真的比较推求，很难把它们分辨清楚。不少进步青年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往往曾经历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时还刚刚开始传播。一九二年以前，只有少数到过国外或能直接阅读外文的人，如去过日本的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和一些北京大学学生等外，其他许多进步青年虽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觉兴趣，实际上却所知甚少。

第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开始时起，一直标榜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的。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确曾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一是鼓舞人们奋起反对专制和强权；二是引导人们以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原来常被忽视的社会问题，鼓吹“劳动神圣”，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劳动，认为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因此，它自然容易博得不少进步青年的好感。

第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进步青年中的一度流行，也同中国近代国情有关，有着适合它的土壤和气候。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有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可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又使他们难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同心同德的集体力量，特别是难以较长时间地保持步调一致的协同动作，而把获得个体的绝对自由看做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当他们被社会上种种强权和不平等现象激怒时，无政府主义那种鼓吹“个人绝对自由”、看起来最激烈最彻底的办法，便特别适合他们的口味。

这三点，可以说是“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如果真正要排除任何集体和纪律的约束，讲起来固然很痛快，做起来却只能一事无成。

因此，到五四前后，他们又有了新的形态。在日本新村主义等影响下，当回答“什么叫做无政府共产主义”时，他们提出三个要点：一是组织上“脱离强权的少数的政治统治，另自组织自由的多数人的自由团体”；二是经济上“主张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与所生产之物(如衣、食、房屋)皆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三是道德上“是‘劳动与互助’五个大字，因为有劳动才可以生存，要互助才可以进化”。这种方案，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要可行一些。

于是，五四前后在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工读互助团”这类组织。许多先进青年对这种工读互助团体一度抱有过很大的热情。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刚从旧家庭或个人小天地中冲出来，但四顾茫茫，周围的社会环境又那样黑暗，希望能有一个可以作为依靠的团体力量，并在这个团体中养成互助和劳动的习惯，把它看做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的起点。他们真诚地把这看做新生活的开始，看做创造新社会的发端。

可是，当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仍那样黑暗的时候，当周围充满着敌对的旧社会势力的时候，这种被理想化了的小团体怎么可能长期独立存在下去呢?就在团体内部，人们最初对它抱有很高的热情，但过不很久，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便泛滥起来。几乎没有例外，这类小团体维持不了多少日子，就相继夭折了。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得不到改造，如果国家和民族得不到解放，个人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最好出路便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个任务是那样艰巨，它所必需排除的障碍是那样强大，要实现它，关键是要凝聚成万众一心的具有战斗力的核心力量。

许多人终于跨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先驱者们的思想经历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决心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推求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这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四、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冲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这种千百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往往在平时多少年都难以达到，也不是通常几个刊物或几次讲话的影响所能比拟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爱国运动，便是这样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这个运动从大城市一直扩展到中小城市以致偏僻乡镇。“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了!原采处在被统治状态下的民众直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并且带有如此广泛的群众性，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回。

这场以挽救祖国危亡为目标的伟大群众斗争，带来了干百万人思想的大解放，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当运动从奔腾澎湃的大潮中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些先进分子却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聚集在一起，结成新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它的主流。

科学和民主，这是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早已提出的响亮口号。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旅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把人们的觉悟大大推进了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这面大旗下继续奋进，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

还有一些受过五四运动洗礼、仍然坚持科学和民主的信念但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继续投身过一些民主政治运动，或从事过教育、科学、实业等方面的工作，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可是，他们没有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没有能成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也没有能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中发挥主导作用。

结语：应当承认，当五四运动爆发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很少，卷入这个运动的人的思想状况相当复杂，因而很难说它一开始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但有如前面所说，五四在中国近代思想大变动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这以前，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动，科学和民主口号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等等，只是它的酝酿和前奏。从这个历史时刻起，才开始真正有千百万群众的大发动。人们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着忧患意识，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国事，并且勇敢地向未来探索。他们的思考和摸索一刻也没有停息，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第二年在全国便有了数目可观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由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前后相续而难以分割的完整的运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新时期的开端，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参考文献：

[1]马恩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A]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8]丁祯彦。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初探[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8：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论文：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研究

一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必须立足于教学方法的本真内涵和教学改革目标

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改革虽然始终是焦点, 一直在推进, 但总体上与预期目标和设想有一定差距, 其原因是多元多重的, 从根源上看, 是在思维方式上的偏差, 即仅把方法视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 过分强调方法的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具体说来就是, 在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 采取拿来主义, 仅仅把方法当作方法, 仅仅当作提升效果的操作手段和具体技术。

1概论课的教学方法应立足于教学方法的本真内涵去选择

虽然目前关于教学方法的认识未尽一致, 但教学方法应该体现特定的教育和教学的价值观念, 并指向特定的教学目标。

其一, 不是所有的教学方法都能在概论课中使用, 必须适应现代教育理念, 以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为理念, 摒弃“一言堂”和单纯灌输的教学观念, 力争吸引学生参与, 适应信息时代学生思想多样性、独立性和选择性的特点;同时, 也应该突出概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政治性, 以增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

其二, 概论课教学方法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 以目标为导向的手段创新, 不能只是为教学方法而创新、变革。具体来说, 必须着重讲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 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其三, 教学方法受到特定的教学内容的制约, 因而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是单一方法的选择, 而是主导方法基础上的方法组合和方法体系。既要考虑概论与其他课程的差别, 也要兼顾课程不同部分内容的差异。

其四, 概论课的教学方法的选择, 必须注意与中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高校的专业课、英语体育高等数学等公共课程相比的共性与个性, 必须注意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其他课程, 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形势与政策的联系与区别。

其五, 教学方法受到具体的教学组织形式的影响和制约。大班制、中班制和小班制等不同教学规模会影响教学方法, 目前, 概论课普遍采用大班制, 这是教学方法选择的前提;教学课时的安排也会影响教学方法的使用;工作量的饱和度也是教学方法选择的重要条件, 目前, 概论课教师普遍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承担了远超平均任务的工作, 这必然影响教学方法的改进;包括教学设备在内的教学条件也是教学方法必须考虑的要件。

2概论课的教学方法应服务和服从课程定位和改革目标

作为新时期最鲜明特征的改革在本质上是既有约束条件的优化组合和再创新, 在功能上则是发展的助推动力。作为概论课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教学方法的选择也必须契合课程的性质特征并有助于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否则就会流于形式而背离改革的初衷和目标。

不同于一般的智力教育和文化知识课,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突出的实践性, 必须从政治视野、战略高度和方向角度认识教学活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必须契合其知识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行为教育集合体的目标和传授理论知识使其知、情感和理智上感染学生使其信、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行的综合任务。

正如《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所强调指出的:“立足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 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工作, 帮助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 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 毫无疑问, 作为集中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概论课自然责任最为重大。

因此, 概论课教学除了课堂讲授式的一般理论灌输之外, 既要立足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 通过知识点的内在联系而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密逻辑性、科学性和整体性, 更要增强实践意识, 贴近现实和生活, 不回避问题和矛盾, 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直面各种不良思潮和错误观点, 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及疑点, 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向, 课堂教学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环节的社会锻炼相结合, 不断提升学生面向实践的意识, 在关注实践、认识实践、参与实践、解释现实、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从而凸显理论的科学性、解释力和作用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由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四门必修课组成的知识整体, 从历史到现实、从逻辑到实践各有侧重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和经验, 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

二概论课教学应该重点加强教学改革和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

概论课教学方法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 是贯彻实施“05方案”的着力点, 是以教学能力建设为抓手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内容, 它也不只是本课程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还是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充满活力的持久动力。

1教学方法在教学改革整体中地位和作用的科学全面把握是方法选择的前提

教学改革是包括教育规律、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时代国情、教育体制、学生学习特点、学生思想实际和能力水平、师生关系定位、课程性质特征、教学其他环节、学校教育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问题的复杂课题, 而不只是为达到预期目的所采用的某种方式手段。

第一, 必须从理论上明确学科建设与教学方法的辩证关系。独立性的、专业化的学科平台使教学方法的选择更加必要, 而教学方法的改进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而凸显学科的独特价值。学科建设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的有力支撑和理论基础。学科建设的推进有利于增强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使教学的底气和动力更足。目前, 学科建设基础比较薄弱的现状, 是教学与科研互动的结果, 在政治性较强的概论课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教学方法的改进、理论成果的普及、学习效果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学科价值、地位、体系、内容等的认识, 推动建成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

第二, 教学方法是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过渡的关键步骤。目前, 集中了全国本领域的绝大部分专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是高质量的统编教材, 是实施教学的依据, 是教学方法选择的前提, 同时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也能促进教材的完善和修订。具体如下:教材的形式而言, 全国统编教材解决了各地各自为政、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但各地各学校的情况有差异, 只有通过教学方法才能解决;教材的内容而言, 四门必修课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重复和交叉, 这在教材体系中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每门课必须注意体系的完整性, 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教学过程的取舍得以协调兼顾;教材的完善而言, 除了跟随理论的新发展和研究的新成果进行调整外, 更必须立足于以教学方法为中心的教学实践。

当然, 教学方法也有助于解决概论课存在的、与教学方法内联的其他问题。一些学校不同程度存在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管理不到位的情况, 原因是复杂的, 但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 吸引力不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子, 而这与教师队伍数量不足、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缺乏、素质不高、魅力不够有密切联系。

2对概论课教学方法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把握是教学方法选择的基石

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是系统理论课题, 不是概论课在教学方法上的独有专利, 而是现代教学方法与概论课的有机融合, 也不是教学方法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 而是各种方法的优化组合。

第一, 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概论课教学方法必须体现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改革的趋势和潮流, 与当代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发展相适应, 积极吸收借鉴各专业各学科的教学方法;不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而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和特殊性的角度讨论教学方法。与之同时, 更必须体现概论课的特殊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集中展现和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概论课从不同角度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 概论课教学方法不应该是铁板一块的、固定的, 全书十五章内容绝不能采取统一的方法, 而必须根据内容进行调整并配套不同的教学方法。

第二, 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用必然是科学分析多种方法基础上的再组合。各种教学方法都有优缺点, 都有其特定的运用条件和背景, 因此如何理性看待传统教学方法与现行新方法的利弊, 以及如何理性选择和合理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这是概论课教学面临的新问题。

概论课教学方法革新不是对传统方式的放弃, 必须高度重视课堂讲授这种概论课的基本教学形式, 因为很多的理论知识必须通过老师的“灌输”说理, 摆事实, 讲道理, 才能传达到学生的头脑中去, 其不仅能够起到教材内容“加深”、“拓宽”的作用, 而且教师通过讲解并阐发课程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使学生从不知到知晓、从了解到理解, 从熟悉到掌握。

在此基础上, 必须重视已呈现出百花齐放式的、多样化、综合化和现代化的态势, 顺应出现综合化、现代化、隐型化、多样化的趋势, 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到互动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情感式教学、实践性教学、多媒体教学等。

三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应立足信息时代校情、教情和学情的新特征

教学方法的选择不仅是逻辑推导和理论论证的过程, 更是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由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教师对学生贯彻教学理论和原则的互动多元的个性实践活动, 其中学生与教师是必须考虑的两大现实条件和重要因素。

教学工作特别是教学方法的选用首先而且特别重要的就是从学生实际出发, 因为学生是教学的主要对象和双主体, 是教学方法合适与否的直接体验者和评价人, 是教学方法效果好坏的受益人和推动者。

1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学生情况的新特征

融音、字、画于一体、借助多媒体和虚拟技术的网络形象生动、声色俱全、图文并茂、声情融会, 其以轻松、愉快的场景、较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对大学生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心理发展, 特别是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 在当下最主要是全面考量网络等新媒体在教学方法层面的影响。

第一, 网络对大学生的全面塑造。以图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网络信息, 更具直观性、形象性和娱乐性, 更多地反映为感官的刺激和愉悦, 使大学生习惯于“看”信息;与之同时, 一条信息可以以文本的形式存储, 也可以制作成图形、声音, 甚至活动图像, 甚至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将同一条信息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以网络为主要信息来源和接受方式的大学生在产生诸如来源广、更新快、比较多等积极影响的同时, 必然过分强调灵感, 忽略思考, 认可非单一性, 强调多元化, 削弱理性认识, 影响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

第二, 网络时代适合当代大学生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在传统教学中, 虽然学生也可以根据兴趣和条件进行一些课外的拓展学习, 但在学习时间、学习进度、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等各个方面还是比较被动的。在网络时代, 大学生开始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 选择适当的学习资源, 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 包括听课、课后答疑、讨论、测验练习、浏览相关课外资源、笔记等。

因此, 概论课教学改革必须直面网络、延伸触角, 必须顺应网络互动、平等、即时、直观、动态的新趋势新要求。在教学方法的主体选择上, 必须直面学生实际和变化, 必须反对那种仅站在教师角度的单方面改革;在教学方法的内容选择方面, 必须了解学生的信息渠道和知识结构, 必须反对那种仅站在教师角度的素材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过程中, 必须真正有利于课堂气氛的活跃、教学任务的完成, 必须反对那种仅站在教师角度的独角戏。

2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必须全面考量教师队伍的新变化

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既要吻合教改趋势和学情变化, 更要契合教师的实情、实现自我目标和推动教师成长。

第一, 当前概论课教师教学的现状及对教学方法选择的要求。在教学角色的定位上, 大多数概论课教师仍然是知识的拥有者、信息的掌握者和理论的传播者, 是绝对的权威, 而新方法必须有助于其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帮助者和学生知识建构的支持者;在教学任务的完成上, 大多数概论课教师承担的授课班级多、工作量大, 新的教学方法必须有利于其从繁重的重复的机械式的课堂讲授中解脱出来,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科学研究, 以学术水平的提高、专业职称的晋升、社会地位的提高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在教学技术的应用上, 大多数概论课教师还只是教学软件或教学资源的使用者和操作者, 更多的还是把多媒体教学方式当作“黑板搬家”, 新的教学方法既要契合教师的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实际并能逐步提升, 使其成为教学资源的设计者、制作者和研究者。

第二, 概论课教学方法的构建必须实现理论素养、教材处理能力与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协调融合。

在教学改革中, 不能一切依靠技术, 教学效果完全依托于技术, 搞完全的“技术流”, 必须依赖于教师不断提高的理论素养和教材处理能力。现代技术不仅传播着知识, 而且也传播着思想文化价值观念, 这就需要任课教师有较高的政治敏锐性、政治判断力和政治责任感, 对信息的辨别、材料的选用和网络舆论有科学的判断。特别是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过程中, 必须在把握教材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新的专题设计。教师的课堂讲授不能完全离开教材另讲一套, 那样做, 不可能完成这门课的教学任务;同时, 教师不能把教材中的所有内容全都搬到课堂中去讲授, 那种照本宣科的做法是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