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认知的三个特征

非理性认知的三个特征（精选6篇）

篇1：非理性认知的三个特征

基于认知偏差的非理性决策行为解析

[摘要]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个体，按照获得的信息，并依据知识与经验等技能进行投资决策。而认知偏差的产生源于信息、知识、技能等基础的差异。无论是个体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是有限理性主体，市场的有效性决定了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行为与其他理性行为必然同时存在于市场当中，投资者的角色伴随其认知决策后的行为而实现。

[关键词]认知偏差；非理性；理性，投资者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6－0059－04

一、引言

传统金融学理论认为投资者是理性的，可以基于所获得的信息做出最优投资决策，对信息可以做出无偏估计。与传统金融学的基本理论观点相反，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不是理性的，存在认知偏差，不能对信息进行客观、公正、无偏的处理，并且他们不是同质的，存在偏好与行为方式的差异，进而导致对未来预期的不同。投资者不是风险厌恶的，而是损失厌恶的，他们面临收益时表现为风险厌恶，面临损失时表现为风险追求。因此，市场不会达到有效，资产的价格也不会包含所有的信息，因为它们不仅由资产的内在价值决定，还受投资者的心理和情感因素影响。行为金融学把投资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在心理过程中由于存在系统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而导致投资者决策偏差和资产定价偏差。行为金融学试图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行为认知偏差的心理学原理，并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来认识金融市场上异象的存在。本文通过对投资者认知行为的系统疏理，对投资者的行为偏差进行分析，以求得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非理性行为本质，并提出相应对策分析与研究展望。

二、认知偏差的起源与演进

对投资者心理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法国心理学家Gustave Le Bon和Charles Mackay分别所著的有关情绪感染、从众以及荷兰郁金香事件的书。此后，Burrhus、Frederic、Skinner以及John D Watson等将行为方法全面引入心理学，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Maurice Allais所做的Counter-example心理实验揭示出投资者具有“确定性心理效应”，开创了投资者心理研究的先河。

在西蒙提出人类有限理性的概念后，Tversky和Kahneman等人进行了大量关于认知决策的启发式和认知偏差的研究。此后，Paul Slovic等进行了不确定环境下投资人决策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基于实验分析，Tversky和Kahneman进一步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前景理论对投资者心理实验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扩充和细化，并做了详实的说明和论证，系统性地指出了在投资者心理上存在认知偏差，为此后行为学派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心理学研究和实验的方法在行为金融学研究上得到了深化。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投资者的决策并不主要是靠分析信息和精妙的计算做出的，更多的是靠直觉做出的，由此对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有了更广泛的发现。但此后关于认知偏差的系统性总结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空白，各行为学派的投资者认知研究理论与实践都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化。

综合Kahneman、Gigerenzer等人的观点，笔者认为，认知偏差是个体在认识和判断事物时，与事实本身、标准规则间所产生的某种差别和偏离，或偏离的倾向和趋势，是认知与被认知的事物之间、应遵从的判断规则和人们的现实表现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无法拟合的缺口，一种没有实现的不完全匹配，是人们的认知局限和认知风格、感觉机制和加工策略、个体动机和情绪、情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定义，本文分别针对群体认知、系统认知、代表式启发与框架依赖进行了系统总结和辨析。

三、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行为

1、群体认知偏差与羊群行为

投资者的社会群体属性决定其在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环境中，通常表现出一些群体行为，如社会比较、暗示和羊群行为等(Aoller和Adler，1984)。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在不存在客观标准时，人们通常会将其决策同其他人的决策进行对比，然后决定取舍。而模糊性、不确定性和缺乏客观标准是金融市场交易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市场交易者都清楚，金融市场是群体行为的结果。因为投资者切身体会到了恐惧、怀疑、贪婪和不时的后悔。也毫无疑问，投资者们一直在探索，试图找出一个系统或者规律，来帮助他们预测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情感因素的影响。

行为学派认为，投资者群体心理因素在股票价格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群体效应会对个体心理产生影响，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反应与在独立环境下的行为反应有着巨大差异。投资者的群体心理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投资者的心理变化引起股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行情。投资者的群体心理的突出表现是乘数效应，即行情看涨时更加乐观，行情看跌时则更加悲观。因此，当股市萧条的时候，那些前景看好的股票即使升值潜力巨大，也少有人问津；相反，在市场繁荣时期，前景看淡的个股，人们同样会争相购买。这是由于群体心理的乘数效应，股市一旦呈现涨势，就可能会出现“井喷”，一旦陷入跌势，就会出现“一泻千里”。

这类群体心理认知偏差产生的就是所谓的“羊群行为”。一方面，羊群行为是为减少后悔所衍生的行为方式。在投资者看来，当大多数人都做出相同的判断时，那么该决策就可以算是正确的，即使错了，因为大家都遭到相同损失，错误决策的后悔压力也会减轻不少；另一方面，Welch(2000)进一步指出，不仅一般投资人存在羊群行为，机构投资人的羊群行为更为严重，他们相互模仿以维护职业声望，其他从业者相同的错误决策对自己职业声誉的伤害最小。机构投资人的羊群行为能带动资金的大量流动，是导致市场波动和股市兴衰的主因。

2、系统性认知偏差与心理行为

系统性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过度自信、心理账户和后悔规避。

首先，过度自信是最基本、最难以克服的系统性认知偏差之一，投资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往往根植于生物的、文化的和习惯的多方面原因。如果说保持适当的自信是适应环境，增强自我生存能力的必要条件，那么过分的自信就是过犹不及、偏离均衡，是一种典型非理性表现。目前，对过度自信的研究在向两个方向拓展延伸。一方面，心理学者侧重探索为何人们具有过度自信的倾向，它不仅能够让心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人们的心理过程，而且对于这一概念在其他领域，比如在金融学领域的应用，具有更为基本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渗透、运用到其他领域。金融学者将过度自信这一概念引入投资者投资决策领域，分析投资者过度自信的经济影响。

其次，心理账户是指在人们的心目中，隐含着一种对不同用途的资金的不能完全可替代使用的想法，原因在于人们具有把个人财产按“思维账户”进行分类的天性，即投资者习惯于在其头脑中把资金按用途划分为不同的类别。Shefrin和statman(1994)认为，投资者倾向于将投资分为“无风险”的安全部分和可

能赚钱的“有风险”部分。shefrin和statman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人们通常将自已的收入分成三类：固定的薪酬收入、资产收入和未来收入，并按这些不同收入的现有价值来消费。对于不同“思维账户”里的资金，人们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

最后，后悔规避是指当人们碰到冲突的信念时常常感到内心的紧张和焦虑。人们常常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降低内心的冲突，一是改变过去的评估、感觉和意见；二是尝试去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理性的。当投资者购买了业绩不佳的股票时，其后悔的心情是难以避免的，但往往不愿承认自己做出错误投资决策，为了回避曾经做出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的损失带来的尴尬，投资者往往改变自己原有的投资类型或信念去支持自己错误的投资决策。可能回避卖掉正在下跌的股票，而正确的行为是尽快卖掉业绩不佳的股票。正是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存在上述的这些心理特点，使他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偏离了现代金融理论所描述的最优决策过程，从而导致实证检验的失败。

3、代表式启发认知偏差与启发决策行为

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中，投资人通过寻找熟悉的模式和便捷的方式做出判断。行为金融学将其定义为代表式启发偏差。主要包括代表式偏差、可得性启发、锚定与调整性启发。Kahneman和Tversky(1973)认为，代表式启发是指人们会关注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的相似性，来推断第一个事物与第二个事物的类似，将过去相似的、熟悉的模式用以推断未来的模式，并不考虑这种模式重复的概率。代表式启发与Bayes规则的预测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相同的，从而使人们误以为概率推断遵循Bayes规则。可得性启发指的是人们很容易记住那些经常被关注或经常出现的事物，而人们在做投资时，又不能十分完美地从记忆中拾回与决策相关的信息(T&K，1973，Pennington和Hastie，1988)。因此，就会赋予那些容易在记忆中存在的事件更多的权重(Fischhoff,Sloviv和Lichtenstein，1978)。这意味着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中，表现出一种过度自信，以及市场的反应过度。锚定与调整性启发是指人们倾向于把对将来的估计和已采用过的估计联系起来，同时易受他人建议的影响，锚定最终会使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不足。North-craft和Neale(1987)曾在研究中证实，起始价较高的交易最后达成的成交价比起始价较低的交易最终达成的成交价显著要高。

4、框架依赖式认知偏差与学习进化行为

心理学研究实验表明，人们经常依赖经验、经历与情结进行决策，这类表现被称为“框架效应”。该偏差行为反映在金融市场中，面对本质相同的问题，因为出现形式不同会导致人们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换言之，投资人的行动受制于他们所依赖的环境或框架，如从过去的经历、熟悉的人和事及其经验、近期所发生的事件、个人的社会联系等所形成的知识框架，也就是一种对情境、参考点、精神类别和联想等影响人们做出决定的因素所形成的反应模式。当这种框架提供投资人满意的决策依据时，他的期望水平也将提高，过度自信便产生。这使得投资人不再探求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信息，实际上，这正是市场的功能。市场会使专业化和分工形成的信息更加不对称，但是它是有效率的。因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的进入变得容易，个人不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也可以进入金融市场，他们可以借助专业化的服务(杨小凯，1997)。投资与融资的机会便增多，而对利润机会的把握和创新或许就来自于这样的启示简化。

四、基于认知偏差的非理性行为辨析

个体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是投资过程中非理性行为的根源。作为投资主体，个体投资者由于在信息资源、技术能力与知识积累等方面的不足，很容易在非理性决策指引下产生非理性行为。这些典型的非理性行为造成了个体投资者投资普遍损失。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的博弈过程中，个体投资者总体损失概率大于机构投资者，个体投资者在市场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但本文认为，无论个体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市场的有效性决定了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行为与其他理性行为必然同时存在于市场当中。理论上可以定义的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决策与行为，在实际的投资者行为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分类。

一方面，从理性角度看，如果非理性行为者被排挤出市场，现存的所有投资者都是理性的，无利可套，那么理性投资者必将因为无法生存而退出市场。如果理性投资者都因为无法生存而退出市场了，那么如何维持无套利均衡市场的持续存在?既然无套利均衡市场无法持续存在，那么能够持续存在的肯定是有套利均衡市场了。

另一方面，从非理性行为者角度看，如果所有市场中已经存在的非理性交易者都被理性套利者通过套利排挤出市场，那么最初的非理性交易者如何产生呢?如果认为非理性行为者是从市场外进入的，那么既然知道肯定会被淘汰，为什么还要进入市场?因此，肯定还是有非理性交易者的存在，正是因为他们存在于市场中，并在可能被淘汰的前提下仍旧会生存，这样才真正合乎现实市场的状况。

事实上，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中，投资者的性质是变化的，投资者只不过按照投资策略与行为进行投资活动。而其理性与非理性的角色是由其采取的决策与行为策略决定的。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和非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将永远共同存在下去。不存在完全是理性交易采用者的“无套利均衡市场”，而市场的变化只是表现为不同时期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和非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之间比例的变化。对于市场价格与基本价值的关系而言，当非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整体认为市场价格偏离基本价值的时候，就会采取集体的买入或者卖出行为，价格就会向上或者向下偏离基本价值。市场价格的变动，除基本的价值因素以外，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构成了价格的波动力量，市场也成为了非理性交易者与理性套利者长期共存的市场。

五、结论

认知偏差作为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前提假设，一方面证明了投资者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决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督促投资者能够更好的进行决策与判断。投资者认知偏差研究介于心理学、行为学和金融学之间，虽然至今仍未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为金融学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建议和更广阔的研究领域。通过归纳和梳理典型认知偏差下的投资者决策行为，发现无论是信息认知偏差、群体认知偏差还是框架依赖式偏差，都会形成决策的非理性，但投资行为初衷却是理性与理智的。因此，不能假定市场哪些个体是非理性投资者，哪些是理性投资者，投资者的角色将伴随其认知决策后的行为而实现。研究还发现，行为学家与经济学家对于认知偏差的研究仍处于描述性阶段，还没有清晰的方法来判断哪一种认知偏差最重要，大量认知偏差无法进行数量化模型处理，做不到精确分析。这一领域必将成为行为金融学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蔡 强

篇2：非理性认知的三个特征

● 人应该得到生活中所有对自己是重要的人的喜爱和赞许；

● 有价值的人应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强；

● 任何事都应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否则会很糟糕；

● 一个人应该担心随时可能发生的灾祸；

● 情绪由外界控制，自己无能为力；

● 已经定下的事是无法改变的；

● 一个人碰到的种种问题，总应该都有一个正确、完满的答案，如果一个人无法找到它，便是不能容忍的事；

● 对不好的人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和制裁；● 逃避困难、挑战与责任要比正视他们容易得多等等。

⊙ 绝对化要求：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不合理信念。指人们以自己的意愿为出发点，对某一事物怀有其必定会发生或必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信念，它常与“必须”、“应该”这样的词连在一起，如“我必须做得最好”、“他必须那样做才对”等。

⊙ 过分概括化：它是一种以偏概全，以一概十的不合理信念。过分概括化的人在看问题时容易走极端，往往导致对自身或他人的不合理评价。如一遇失败便认为自己“没用”、“非常笨”、“不可救药”；或别人稍有过失就认为这个人无一可取，全面否定。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要么会导致盲目自责自罪、自卑自弃，要么会一味责备他人或外在环境，产生敌意、愤怒等不良情绪。

篇3：非理性认知的三个特征

一 “自然之镜”:科学合理性的实在论依据

传统科学哲学理解的科学合理性, 首先是指科学知识本身的合法性, 这表现为一种强“合理性”。瑞格斯总结说, “在标准科学观看来, 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发现有关外部世界的真理。科学研究是由公正的研究者通过逻辑和经验事实进行科学活动的。并且科学家工作的成果公开由公众检验, 可以通过检验和批判保证它们结果的客观性和正确性”[1], 科学以其完全排除了人的主观性的面貌, 显示出它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所具有的绝对的真理性。人们强调知识是对某种人类经验、生活或客观世界的反映, 至于科学知识, 它是科学家在对自然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 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外部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在这一意义上, 正如罗蒂所描述的:人的心灵是一面“自然之镜”, 科学知识就是一面映射这种实在的“自然之境”, 是关于自然的确切描述、真实客观的理性知识。

这种知识或认识的合理性首先在于知识确定性的实在论依据, 这是近代科学研究和认识论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近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主客体的二分, 把科学知识解释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产品。这样, 从研究对象来看,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它所极力消除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的痕迹, 以达到绝对客观性的程度, “实在论倾向于强调物质世界对表象结果的影响, 并且缩小其中人类力量的作用, 对于实在论者而言, 科学家及其工作在本质上是透明的……一旦应用正确的工具, 探索者 (实验者) 和制图者 (理论家) 在本质上就与最后结果的图像无关了”[2]。这样, 在自然世界与科学理论之间, 就达到了某种互通, 科学知识直接反映了自然实在的规律, 而个人的因素是科学研究需要摒弃的成分。科学知识的合理性, 正是以外部实在的客观独立性为前提的。

在传统自然科学, 特别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传统物理学中, 这种实在论观念表现得最为显著:科学家 (主体) 对自然界 (客体) 的作用并不干扰客体本身的状态或性质, 科学家通过客观的方法能够获得关于客体的真实知识。而且, 科学家所使用的测量仪器也并不干扰客体的状态, 可以准确地测量客体的性质。这样一来, 在科学家的知识信念与自然界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 这也保证了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 只有这样的客观知识才是合理的。

其次, 由于科学是一项客观性事业, 由此我们必须尽量排除各种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 才能达到真正的合理性:“所有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基础的前提, 就是科学家所持有的关于事物之普遍本性的信念”[3], 它重点强调的是科学的“非个体性”特征。人类认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所有个体性的成分都被视为有悖于客观主义知识理想的否定性因素, 即使难以彻底根绝的话, 也应该尽量克服、减少, 科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冷静客观, 排除情感纠缠的过程。波普的证伪主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主张科学家不仅应该对科学猜想的结果持中立的态度, 而且应当设法来反驳它, 科学家对于自己所提出的猜想应该不偏不倚、公正处之。以理性精神来克服由于个人因素 (情感、利益、价值观等) 造成的知识误差。实在论所设定合理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坚持外部实在是完全超越于人类主观意识而存在, 外部世界能以图像或者符号的形式, 反映于我们的意识之中。

这样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科学的价值中立思想。在科学知识与社会价值、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 人们视科学为一项理性事业 (尽管从培根、休谟开始, 就对社会因素给予了一定认可, 认为社会因素可以通过人的感知来扩展知识, 但社会因素的负面作用还是首位的, 是要加以克服的“假相”) 。特别是在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后, 逻辑实证主义随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 它们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停留在理智哲学范围内, 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检验、证明还是知识的标准、意义问题, 它们都坚持在经验和逻辑范围内的检验和证实原则, 而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在知识论中只是一些需要加以克服的障碍。

最后, 知识合理性与真理联系起来, 将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归结到了它所反映的外部事物身上, 科学的真理性在于与外部实在相符合。科学知识是关于外部实在认识的唯一可靠来源, 具有真理性, 哈贝马斯曾对此做过一个经典的表述, 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成, 而是必须把认识与科学等同看待。这就是说, 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 利用它可以获得对自然的正确认识。这时的科学知识被视为客观的、严格决定论的、精确的、形式简单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关于自然的绝对的科学真理观的影响, 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心目中科学是绝对正确的, 它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真理的代名词, 它要求我们不再把自然科学理解为知识的一种, 而是把它与真理知识等同起来。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坚持科学真理论, 希斯芒多总结说, “我的最低限度的实在论 (minimal realism) 认为, 实验者充分操作的实体是存在的, 研究者对这些实在的性质有所了解。它还主张, 获得真理论是科学家的目标之一, 并且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 (overriding arm) ”[2]7, 它最终总要将知识归结为真理或不断趋向真理;其二则在于承认真理是外部实在与理论的符合, 即符合真理论。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说明, 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有关“世界的本来面目”给出真实的描述, 对科学理论的接受意味着它为真信念。此外, 真理符合论又是和实在论承诺联系在一起的, 符合论是要强调与外部自然的一致性, 这里就必然承认实在的存在。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自然科学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维模式, 整个近代认识论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进行的。

二 “方法论崇拜”与科学合理性

对科学合理性的另一个重要论证是方法论的辩护。方法论的合理性, 普特南称之为“‘方法’崇拜”, 他这样写道, “许多哲学家一直相信, 科学活动是通过遵循一个独特的方法进行的。如果事实上真有这样一种方法, 借助于它, 一个人可保证发现真理;如果其他方法都没有发现真理的真正机会, 并且, 如果正是科学且唯有科学对这种方法始终如一的运用, 才能说明科学的非凡成功和非科学领域的无休止争论, 那么合理性 (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 也许应该等同于这种方法的拥有和运用”[4]。所以, 科学受到固定规则和方法的支配, 它遵循着一套发现真理的特定程序。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 当伽利略用“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创立近代物理学时, 自然科学就面临着合法性的辩护问题——如此建立起来的理论何以使人信服, 如何保证这种知识的正确性呢?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对科学合理性的辩护正是从科学的方法论角度进行的:科学建立在可直接经验的事实基础上, 然后通过归纳、逻辑推理、数学方法形成合乎逻辑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按照理性的方法, 都可以独立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这样, 近代科学利用精确的观察-实验方法, 建立起在经验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的理论或规律。科学据此成为一项理性的事业, 科学因此而具有合理性。所以, 经验主义以来的科学哲学强调, 科学知识是通过经验归纳和实验的分析而获得的, 归纳方法是科学认识活动的重要保证。

为此, 牛顿也曾声称, 在实验哲学中, 科学命题都是从现象中导出, 然后通过经验归纳而使之成为一般的定律。并且他还断言:“我们应当力戒假说”, 因为任何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 而这样一种假说, 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 无论是属于隐蔽性质的或者是力学性质的, 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因为假说既不是一个现象, 也不是从任何现象中推论出来的, 只是一种“臆断或猜测”。为了同传统的思辨哲学划清界线, 牛顿强调, 理论应该完全是由经验观察到的现象推演出来的, 不能包含任何个人的想像或臆断。通过在主观上排斥从理性出发的经验假说方法, 牛顿试图确保理论成为直接来源于经验世界的终极真理, 利普林总结说, 这种方法论合理性是“建立理论过程的合理性, 通过这种方法科学理论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5]。

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后, 他们以自然科学知识为标本, 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和逻辑法则, 把科学理论重建成一个演绎系统, 把科学建立在仅仅由“经验”和“逻辑”因素构成的前提之上。具体而言, 一个理论的接受和拒斥归根到底取决于逻辑和经验这两个因素, 而对方法论规则形式化说明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规则和标准在使用中保持客观, 不受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科学和科学合理性都是不依赖于主体的, 它们相对于社会历史条件具有独立性, 所以, 对科学核心部分的研究是逻辑和传统认识论的领域, 并且任何类型的社会分析都是无关的[2]8。科学和科学合理性都是不依赖于主体的, 它们相对于社会历史条件具有独立性。科学、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它是科学家通过一定的逻辑程序, 在经验观察、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对自然界探索的结果。

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经验事实的客观支持和理论本身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以及理论与实在或现象的符合。逻辑实证主义明确地在创造性思维的语境即“发现的语境”和正统的科学说明的语境的“辩护的语境”之间作了区分。“大多数逻辑经验主义坚持在发现和确证语境的基本区分, 他们主张从后者的立场出发科学知识就有了理性的保证”[6]。但“在实证主义传统中, 赖辛巴赫的区分转变成了学科之间的劳动分工。自然科学家处理科学知识;哲学家的身份不过只是他们的女仆, 帮助整理逻辑上的混乱;而社会学家仅仅关注在观念的偏离方面:科学的错误、错误的信念和对理论的非理性抵制。关于这些偏差的社会学解释是犯错科学家在他工作中的不合适的社会位置或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发现的, 它们允许个人、社会或其他因素会歪曲知识。社会学家主要集中在科学家和科学机制方面, 而非是科学知识”[7]。所以自逻辑实证主义以来, 科学发现被视为科学家主观性的过程, 它只适合于描述, 只跟科学家的个人心理特征和相应的社会环境因素有关。在排除了科学发现问题以后, 科学哲学的任务就只是对剩下部分的理性分析。科学据此成为一种理性的事业, 科学合理性以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作为基础。

所以科学的合理性, 主要在于科学方法的客观有效性, 按照巴伯的说法就是:科学方法是达到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从科学哲学研究过程来看, 科学建立在使用精确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得出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 它在实验和观察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因此科学是纯客观的, 与人的主观愿望, 个人私利等价值因素无涉, 这正是科学合理性的最根本特征, 也是我们理解科学合理性的最常见观点。

三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科学合理性

以上我们在分析科学合理性问题时, 表明了认知范式合理性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困境, 即知识合理性的实在论辩护和方法论的归纳辩护难题。事实上, 这种困境正如拉卡托斯借鉴康德所概括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 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以上我们所分析的科学合理性模式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如果一种科学哲学充分地说明了科学合理性, 那么它在理解科学史时是以辉格式解释 (whig understanding) 为代价的;如果一种科学哲学成功地理解了科学史, 则这种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建构则是不完整的。进一步讲, 正是由于传统哲学把人从现实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 变为单纯的认识者, 抽象化为纯粹的意识者, 又从自我封闭的意识主体出发建构认识论体系, 在抽象的主体意识中寻求知识合理性。其实质就是哲学家们通过思维的抽象, 把人的理论认识活动从感性实践生活中脱离出来, 使之成为凌驾于实践之上的独立力量, 在狭隘理智范围内对知识基础和本质进行固定化、绝对化的理解。胡塞尔这样写道, “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 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 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 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8]。在此背景下, 生活世界领域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成为理论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并日益显示出丰富的内涵。

自此很多科学哲学家也都把目光投向人类的生活领域。历史学派第一次将合理性的范围扩展到了心理学、社会学等文化的广阔领域, 从此合理性就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认识或知识论问题, 为此劳斯指出, “将科学视为实践领域而不是陈述之网, 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尝试非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莫属”[9]。特别是社会建构论的出现, 它针对传统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主张, 社会建构论试图将合理性纳入社会解释之中, 从而取消科学方法论的特殊地位。由此科学哲学开始从回归生活世界理论出发, 由理论哲学理路开始向实践哲学方向发展。

其中, 建构主义将理性的、不证自明的“逻辑”划归于社会“协商” (negotiation) 过程:“推理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特征, 是社会强制性的存在方式。”布鲁尔以欧拉的“V-E+F=2”公式为例指出, 数学证明远非人们相信中的那样牢不可破、具有完全的严密性:“人们必须对它进行创造和协商。只有创造出各种定义组成的详细构造, 定律的证明和适用范围才能得到确定”[10], 即使是最严密的数学论证也受制于社会协商的决定。强调正如不存在私人规则一样, 也不存在私人发现:“要使发现成为一项‘发现’, 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公共规则”[11]18。科学家要将自己的科学发现, 诉诸于观察、实验的可重复性, 把它们视为科学判决的最高法庭, 但作为划界标准和进行实际检验是两回事, 因为只有当发现存在置疑时, 可重复性才成为检验标准。所以, 实验的可重复性不是一个实验问题, 科学事实并不能自己决定支持哪一理论, 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本身就是社会协商的结果, 科学争论结束机制是社会的, 不是实验证据, 而是处于认识网络中部分的科学家。用社会的秩序网络说明科学观察、实验在科学活动中的实际作用:实践中规律如何确定下来, “不是世界的统一性影响我们的意识, 而是我们体制化的信念的统一性影响世界”[11]148。事实上, 社会建构论昭示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理路。这同马克思对感性物质实践的强调, 以及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结构的分析、波兰尼的“意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理论试图把知识与行动的效果结合起来都意在克服传统表象主义、理论优位的知识观一脉相通。社会建构论者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分析, 从理论上把它引入了知识社会学研究, 在实践方面把它向常人方法学方面引导, 发展成为一种激进的社会研究观点。在表现形式上至少有科学知识社会学、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科学的修辞研究 (rhe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 、符号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思想的根源。随着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 社会、历史等科学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 逻辑实证主义片面强调逻辑分析的方法的局限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并逐渐试图克服传统静态研究的缺陷。

近年来, 科学哲学研究的这种实践优位 (practice-dominant) 研究理路又有了新的发展。哈金从“表象”到“干涉” (Intervening) 的转向, 以及建构主义对实验室和科学实践活动的强调, 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哈金在《表象与干涉》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中指出, 哲学不能仅仅把科学理解为对自然的表象而停留在对科学知识静态结构分析上, 因为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 它是对物质世界的干预和介入。哈金认为这种理论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完全忽略了实验的作用, 但“科学史几乎是一部理论的历史, 科学哲学都成了理论的哲学, 而前理论的观察和实验却被人遗忘了”[12]150。哈金更强调实验和观察的重要意义, 认为“观察先于理论”, 实验的任务并不是简单记录和观察来为理论提供检验, 实验室也不是普遍理论的例证化, 实验是在实验室中建构微观世界的活动。因此, “我们有必要从表象转入物质性干涉, 从理论转入科学实践, 以期在实验的层面上结束这场争论”[12]31。

劳斯则进一步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以及福柯的权力/知识的谱系学及拉都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研究等综合起来。劳斯认为, “科学哲学的现代性要求关于对科学研究做一个统一的叙事”[13], 但科学事实上是一种局域化与情境化实践活动, 对科学的理解应该从表象主义转换到了实践方面。在批判表象主义的基础上, 可以确立实践的科学观: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制造了有效的科学表象, 它更以深刻的方式改造着世界和我们自身。具体而言, 科学理论以及概念, 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 劳斯将科学实践而非理论表征概念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在他的计划中有几个部分:1) 实践是按照其规范性的可说明性而不是表述行为的规律性来重新构想的。2) 实践的语义学重要性是按照话语实践而不是语言学表征重建的。3) 话语实践的特殊的语言学成分在语义学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在物质内部作用的模式中的位置。这些更大的模式是话语的并不是因为每一个事物都是语言的一部分, 而是因为语言伴随着每一个事物。4) 他认为科学实践揭示了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 在这种意义上说, 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然现象, 自身是可理解的。5) 这种观点使得科学中实验的实践的首要地位能够得到理解。按照劳斯的观点, 科学通过它们对自然的处理使得自然成为可理解的, 而实验性实践包括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干预, 同时也是一种概念的表达[14]。

四结论

科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活动, 更是一种实践活动, 所以, 只有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论, 才能克服传统抽象的纯理论态度造成的合理性困境。在科学合理性的解释中, 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对科学本身的理解问题。对科学的理解, 事实上我们也经历了一个从“知识型”科学到“社会型”科学的过程。同时, 随着科学的体制化以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 科学进入了社会大系统, 积极介入了社会活动, 影响社会, 与社会开始融而为一, 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 成为当今时代的特点。也正如巴恩斯说描述的, “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看起来确实在走向融合, 构成与传统单一社会发展不同的方面。其中最大最明显的事例通常就是指‘工业的兴起’和‘科学的兴起’, 他们都发生在近三个半世纪里, 科学与工业看似并行发展并在短期内生产了巨大影响”[15]。所以合理性的探索, 必须重新考虑科学的社会建制这一大科学时代的特点。只有这样, 传统认识论所持有的抽象合理性才能得到克服。

篇4：非理性认知的三个特征

关键词：早期教育；非理性；误区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56-01

一、我国儿童早期教育的现状及非理性认知

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更多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早期教育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早期教育从广义上讲，一般是指从出生到入小学以前的教育，即学前教育；狭义上则指0～3岁阶段对婴幼儿进行的早期教育。在本文探讨对象在于0～3岁阶段对婴儿进行的早期智力开发教育，因此本文的早期教育取其狭义概念。

在现代教育理论中，早期教育不能等同于单纯的智力开发或是读写算等知识技能训练。早期教育应当关注婴幼儿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同时也要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健全儿童的人格，注重其社会性及情感的健康发展。我国早期教育中“超前教育”、“过度教育”、“强迫教育”普遍存在，根源是对早期教育的认知的非理性：

非理性认知一：早期教育等同于了智力教育。只重视孩子的智力开发，盲目向孩子灌输一些缺乏感性经验的抽象知识。数数、看图识字这些内容过早地进入低幼儿童的学习范畴，而相应的身体素质、运动能力、人格培养却降到从属地位。是否聪明成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孩子健全人格和美好心灵的培育。

非理性认知二：早期教育等于“神童教育”。作为父母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过人的智慧。作为家长对幼儿的实际智力水平却不能有客观的认识，加上对低幼儿童智商发育规律的不了解，往往采用种培养天才儿童的方法对幼儿进行强制地进行智力开发。孩子被迫过早识字、背诗。这种否定了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的教育方式以超负荷、盲目地迫使幼儿学习为特征，但幼儿往往学得快忘得也快，还会孩子过早对学习产生厌倦。

非理性认知三：早期教育等于特长教育。许多家长跟风式要求幼儿学音乐、绘画、传统礼仪，早教机构也为满足需求将这些内容编入课程。而幼儿自己观察、认知社会、玩耍的时间都被剥夺。这种强加的爱好，否认了幼儿的个体差异，影响孩子将来独立思维能力的建立。

二、幼儿的早期教育不能偏离幼儿成长规律

0～3岁阶段对婴幼儿来讲是探索期，逐步形成对周围世界的认知，鼓励幼儿主动、自信地认知世界是最主要的教育任务。华德福教育的理就明确指出，第一个成长阶段也就是从出生到大约7岁换乳牙之前，在这个阶段儿童的身体成长极其迅速并倾向于通过动作学习，对周围世界做出反应。虽然幼儿天性是爱学习的，但其方式主要是好奇、观察、爱模仿；并非大众认为的“读书、识字、数数、绘画”等等。一般3岁前的孩子很爱模仿，但模仿的东西少而简单，对周围的事物充满新鲜感，对第一次遇见的事物疑惑不解。相应地，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早期教育方式应当是给予充分的爱、交流、帮助运动，提供丰富感官刺激与练习等内容上。因此早期教育如果以知识、技能为主是有违孩子天性的，应当从幼儿的情感入手，促使其在愉悦的情感中发展动作、语言等能力，注重通过丰富各种感官的刺激，为后续的学习奠定基础。

因此在幼儿早期教育中，不能强迫幼儿进行读、写、算等的内容的学习，应当让幼儿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孩子在心理和生理上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对知识的认知方式也不等同于成人，更不是缩小版的成人。过早地进行学习，在孩子的脑连接还未成熟之前效率是很低的，还会损伤幼儿对学习的热情。通过玩来学习，更多地进行游戏教育才是适合这一阶段的教育方法。同时，在教育中应当重视幼儿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接触与亲近。尤其是自然环境，自然的东西可以带给幼儿更多美好的感触，在自然中儿幼儿可以更好地探索，认知自己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三、非理性早期教育认知的矫治措施

1.转变早教观念。早期教育的主体是教师和家长。普及正确地早教理念，应当建立起早教教师的培训上岗机制，加强正确早教观念、方法的宣传与推广，普遍性地传授先进的教育理念，如华德福、蒙台梭利等符合幼儿本性的教育。顺应幼儿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保护孩子的天性，尊重孩子的自我成长。孩子都在做和思考的过程中提升能力让他们自己探索世界，尤其幼儿早期通过自身动作去看世界，凡是孩子可以自己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去做，家长和老师应该只负责提供环境就可以，这样孩子才会自己主动地去思考。只有自身好奇心的驱动下，才能接受外界刺激，大脑才会发展得更好。

2.早教重心应当放到环境营造上。早教是不能强加的，否则会严重影响幼儿的积极性。在幼年时期，孩子的注意力是分散的，但同时又可以对周围环境的信息保持敏感，进而习得大量的知识和技能。以语言的学习为例，幼儿的学习主要是通过与他人交往过程实现的。因此，尤其是社会上的早教机构，在设置早教活动课程时，不能把教育仅仅局限于课堂，而应当保护孩子的天性，促使自己动手、脑，真正的参与。同时，作为家长应当为孩子潜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包括物的环境和人的环境。和谐的家庭关系，多带孩子接触自然事物，整洁的生活环境，这些积极的环境都有助于孩子获得积极的行为。

3.注重全面教育。人的发展，不能单纯地只是智力开发，抽象知识积累，而应当是身心的全面发展、人格的健全。成的早期教育要保证全面发展，包括身体、习惯、品质、自信、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各方面的成长。早期教育更加科学，就要“遇物而诲，择机而教”，重视孩子自身的体验，少用说教、约束强迫的方式，遵从孩子的天性，避免早期教育成为超前教育或者拔苗助长的教育，保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周莉.压力成长下的儿童———谈当前早期教育误区[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8.

[2]上官子木.被设计的一代———当代中国城市儿童的早期教育现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1）.

作者简介：张楠，女，1983年9月，河北保定人，本科，小教一级，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篇5：非理性认知的三个特征

人・理性・境界--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在中国哲学中,人不仅是现实层面上的“社会角色”,而且是与生俱来的德性主体,而德性主体是直接“受”之于天而“成”之于人的,此其一.其二,中国哲学的特质,是情感与理性的合一,是“具体理性”而不是形式理性,这种理性具有跨越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的人文主义精神.其三,把心灵存在与境界合并起来考察,说明中国哲学的境界论不仅讲主客合一,心物合一,而且讲天人合一,它是心灵的存在状态,或心灵存在的方式,因此是存在论的问题.总之,中西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应当相互参照;中国当前需要补理性主义的`课,但决不能以此为由放弃中国哲学关于人的完整性的学说;中西关于人的哲学,尤其是心灵哲学,是有互补性的.

作 者：蒙培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刊 名：泉州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200422(3)分类号：B2关键词：中国哲学 人 理性 情感 心灵 境界

篇6：非理性认知的三个特征

在情感与认知之间架起一杆理性的天平! —— 题记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丰富的主观情感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构筑起纷繁复杂的社会体系。情感为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融架设自由的桥梁，它以亲情、友情、爱情……维系着整个社会;认知则为人与客观的事或物之间的理解与探知铺就了通途!情感与认知之间，本就是相对独立的，对等的。然而实际上，冲动的感情和不明智的主观认识往往驾驭着人类的 言行，替代了客观的认知，使得理性的天平倾斜了!

寓言中的富人在面对失窃的事实时，对同样作出劝诫的儿子与邻家的老人，抱持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原因何在 感情上亲疏之别左右了他对客观事实的评价!

诚然，正是由于有了人类之间曼妙的情感，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才不至于陷入一种盲目的、机械性的单调之中 就如同电影《摩登时代》和《城市之光》中描绘的那样，人的言行似乎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变得毫无生气，如同机器人一般。缺乏感情的社会是僵硬的，是脆弱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凭借情感就可以主导全世界，就可以来评判事物认知的正误深浅 这还需要客观的评价标准，诸如法律、法规等等 而这些则又需要认知与进一步的探索。否则，理性的天平就难以使得整个世界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下继续发展。

历史上的教训，足以使我们对此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创举，却由于统治者洪秀全的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大肆提拔同宗族的亲信，封王封侯，排挤同属统治阶层中非其宗族的.开国元勋、元老，诸如石达开、杨秀清、韦昌辉……导致苦心经营的大好山河断送人手，石达开愤然率天国精锐出走天京，韦昌辉滥杀无辜酿成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是当时农民阶级中深厚的封建宗族思想，占据了洪秀全的心智，以所谓的“亲情”葬送了太平天国以及千百年来农民斗争的血泪结晶!

历史的硝烟，并不曾掩去人们心申的理性。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毅然拒绝调用湘潭老家的亲友赴京任职的请求，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抗美援朝的前线，提拔任用党内外有识之士，为共和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石。毛泽东同志不愧为任人唯贤的典范!

用理性的思维来衡量感情与认知，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寻求一个和谐的统一，不失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人事关系的绝佳手段!

俗语说得好:帮理不帮亲!先人为我们积淀了深厚的历史，今人又将以理性的天平衡量情感与认知，打造更为美好的明天。

精练的语言 精当的事例

本文以一组关键性的词语做文题，既醒目又揭示本文论述的中心，这是篇阐明三者关系的议论文。

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充满辩证分析的，语言同样是毫不逊色老到的。如文章首段整段语言都是建立在一种对事物高屋建叙的认识之下，使我们由衷为作者精练语言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