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的反思——《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胡塞尔的“理性”思想

2022-09-12

对“理性”的关注与反思一直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最初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精神极力推崇含义广泛的普遍理性, 即认为:理性只是一种手段, 是一种为人生的意义及其认知世界的一种手段。欧洲最初所倡导的人性的自主性正是通过这种新的哲学观念的确立而形成。但是, 自文艺复兴始, 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又为欧洲人性的危机埋下祸根。在此后的发展中, 这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以及其变种如实证主义、二元论、怀疑论等对欧洲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反之, 追求普遍理性的哲学理念则日益黯淡下去。因此,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革命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从欧洲科学革命的危机何以产生的根源出发, 对“理性”进行了正名和含义的重新确定。

一、欧洲科学的危机是理性的危机

胡塞尔对理性的理解是从对欧洲科学的危机的根源分析出发的, 所以, 要想真正理解胡塞尔的理性思想, 必须首先从他对欧洲科学危机根源分析出发。

(一) 欧洲科学的危机

胡赛尔在《危机》中明确提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 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 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 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他指出欧洲科学的危机, 正是科学的观念被实证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观念与纯粹事实的科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简单的将两者等同, 将科学的观念简化为事实科学本身, 这正是近现代欧洲科学的危机。科学的全部应该包括事实的科学方面, 同时也应包括主观性方面, 即精神方面、形而上学性或者理性方面。如果单单只关注于科学的事实可证方面, 必然会使科学陷入危机, 也会使“人性”陷入危机。科学的危机, 也就是人自身的危机, 是人的理性的危机。

科学“危机”相应的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科学的发展不仅仅以科学本身为目标, 更应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人生的根本问题是“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特殊的人的问题在过去总是跟科学领域内在紧密相关。而近现代的欧洲, 纯粹自然科学只是单纯的关于物体的科学, 它们完全舍弃人的主观方面的问题, 科学对于理性的含义, 对于我们作为主体的人, 什么也说不出来;另一方面, 精神科学也没有给予我们满意的答复, “各种精神科学尽管在人的历史性领域内研究人, 但是, 它们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做出价值判断的立场, 排除一切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2科学只将可确证的东西作为真的, 因此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即将事实、物质当作全部, 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 当前的人是物化的人, 单向度的人, 当前的社会是消费型的社会, 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 也是一种符号。科学发展的目标彻底的在变化了理性观念指导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科学危机成为必然, 继而造成整个人性的危机。

为什么科学失去生活意义, 为什么科学的意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 胡赛尔在《危机》中进行了分析, 并着重强调了欧洲科学危机的理性根源。

(二) 欧洲科学危机的理性根源

胡塞尔不仅看到了危机和危机的现实表现, 而且还看到危机的外部动因和深藏着的历史根源。

欧洲科学危机的外部动因, 胡塞尔指出, 那是因为形而上学一再失败, 而实证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功, 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状况一方面使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专门科学家越来越自信;另一方面, 却使“即便在充满哲学精神、因而对最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中, 也日益蔓延着失败的情绪”。为了弄清一百年来失败的真正原因, 从休谟到康德再到胡塞尔那一代, 这段时期哲学内贯穿着异常充满激情的斗争, 使得这一个世纪以来形而上学遭到失败的真正原因的自明性得到实现。胡塞尔对此做了自明性分析:即欧洲科学危机, 也即理性危机。

欧洲科学危机的历史根源, 胡塞尔在《危机》中将其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来认识, “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 即认为正是哲学的危机导致了科学的危机, 而哲学的危机在于普遍哲学的理想“内在解体过程”, 即普遍哲学所提倡的“普遍理性”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内部分解, 逐渐从全面、普遍走向了系统化、片面化, 其衍生的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精髓排挤出科学领域。这也就是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 即普遍理性的片面化发展。

胡塞尔把危机比作一种疾病, 一个人如果患了病, 就应该找医生, 医生根据病情开出药方, 对症下药。现在欧洲正在患病, 很多社会学家想充当这种治病的医生角色, 但是, 他们都看不到疾病的根源, 因而总是开出错误的药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胡塞尔回答道:这些人文科学长期以来受到错误的哲学观念的指导, 实证主义、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阻挠欧洲人治疗他们的疾病 (危机) 。欧洲文明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场真正哲学与虚假哲学之间的斗争, 前者坚持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作为自己的任务, 后者则放弃这一任务。胡塞尔指出普遍理性是比事实科学更加基础性的存在。但是, 在现实中, 这种普遍的哲学理想并没有进一步发挥作用, 相反地, 它遭遇了一场内部的瓦解。

二、胡塞尔对“理性”的理解——普遍理性

从以上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分析可以得出, 胡赛尔推崇的理性是最初启蒙精神所倡导的一种含义广泛的“普遍理性”。

胡塞尔首先从“理性”与“存有者”之间的关系出发, 对理性的涵义进行重新阐释。“在认识的理性规定什么是存有者的地方, 难道理性和存有者能够分开吗?”3这里的理性指的是普遍哲学思想的“普遍理性”, 存有者指的是事实科学。

首先胡塞尔肯定了理性和存有者是不能分开的。接着, 他指出“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为“存有者” (Seiendes) 的东西, 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4此处, 胡塞尔指出, 正是理性刻划了存有者, 理性是更加基础性的存在, 更加具有普遍性。理性与存有者是相辅相成的:理性赋予存有者及其世界拥有意义;反之, 世界通过理性才成为存有者的世界。可见, 理性使存有者的世界具有了意义。没有普遍理性的指导, 那么存有者及其世界都将面临危机, 最终也必然是理性自身的一种毁灭。

那么, 到底什么是普遍理性?在胡塞尔看来, 理性是手段, 是一种为人生的意义及其认知世界所提供的一种手段。理性不仅仅是对于事实的研究, 而且也是脱离于事实世界的超验的东西, 理性不是片面化的, 它是一种含义广泛的普遍的全面的理性。理性具体来说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 它包含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概念, 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真理、进步、理想等, 理性的发展应给予人生以意义;另一方面, 这种普遍理性还包含着对自然科学的赞赏与肯定, 同时, 它认为借助于自然科学的进步, 人类将实现其生存的真正意义, 获得更为完美的存在方式与更为广阔的自由。5总言之, 普遍理性不仅仅只包括自然科学本身, 同时它还应具有形而上学的维度, 它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人自身的完满性。

理性的片面化发展导致了欧洲科学危机。19世纪资产阶级不断发展, 自然科学不断取得成功, 继而被推到上帝的位置上, 成为信仰本身, 哲学、艺术、意识形态等一切均追求科学化, 自然科学准则 (实验证实、数据化、可重复性) 成为一切学科门类的核心原则。至此, 理性的发展走向了与自身相反的方向, 成为了启蒙精神逆转的根源。胡塞尔面对当前社会科学危机、人性危机的现状, 对危机根源进行分析解剖, 为西方传统启蒙精神所推崇的理性进行了正名和发展, 明确提出了要发展“普遍理性”, 反对理性的系统化 (分门别类) 和片面化。

三、实现理性的持续发展

(一) 实现形而上学 (普遍哲学) 的道路

胡塞尔认为, 从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与非哲学 (因为它只保持了哲学的词语而丢掉了哲学的任务) 之间的斗争对于哲学、科学以及理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一种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它的生命力在于它们为普遍真理的意义和真正人性的意义而斗争。他肯定了为人的意义而斗争的近代西方哲学史。接着, 胡塞尔又指出“把潜在的理性带入对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中, 并因此明确地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 这是唯一的一条奋发有为地去实现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的道路。”6只有这样才能从哲学的理性出发去实现人的完满性目标。理性是人的理性, 而凡是人必定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并且, 只有当人的整个人性成为理性的人性时, 人才是理性的动物。因此, 科学和哲学都不能偏离于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这个大目标、大方向。

此外, 我们还需要怀抱信仰, 摒弃先前的思维。胡塞尔认为, 我们必须做“哲学家”, 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对作为一种使命的哲学的可能性所抱的信仰, 即对作为一种普遍的认识的哲学的可能性所抱的信仰。”7我们不能够再心安理得地按照先前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哲学思维了, 即实证主义的、片面化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让我们希望的只是“种种哲学” (片面化的、分门别类的哲学) , 而不是哲学 (全面的、普遍的哲学) 。

(二) 建立一种哲学中的新方法, 即现象学方法

胡塞尔认为, 我们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 并且我们在不断沉沦下去, 我们正处于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同时, 他指出, 只有通过说明那种人性的历史的统一的意义我们才能获得自我理解, 并因而获得内在的支持。因此, 胡塞尔想要建立一种哲学中的新方法, 即“现象学方法”。简单的说, 现象学不是一套固定内容的学说, 而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 亦菲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 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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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启蒙思想的实质由三个基本因素构成:两个理想+一个关于人的神话。

第一个理想是关于知识的, 哲学启蒙为了获取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 客观上催生了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学科的使命就是揭示外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的真相, 发现关于我们人类本身和宇宙本质的知识。

在这种理想目标的支撑下, 哲学为全部现代科学提供思想上的合法性。为此, 法国的笛卡尔提出了心灵作为“镜子”的隐喻, 通过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精确地表述世界;英国的洛克提出了心灵作为“白板”的隐喻, 通过科技和人文的交叉影响, 对外部客观世界和内部主观世界做了清晰的摹写;德国的康德提出了“哥白尼革命”式的隐喻, 将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先验主义之上。而这些哲学启蒙思想在传到英国后, 直接影响了大科学家牛顿, 使得他更快更全面的发现了藏于宇宙的几个定律, 从而为人类冲出太空打下了坚实的科技基础。

第二个理想是关于实践的, 哲学启蒙希望通过思想的解放把人类最终导向实践的解放, 而“解放”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和精神渴望, 即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一个终极目的——自由王国。

摘要：本文主要依据《欧洲科学革命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及其根源的分析, 来说明胡塞尔自身对“理性”的理解, 即理性是一种普遍理性, 一方面应包括形而上学的维度, 另一方面也应包括自然科学本身。前者注重于理性的发展应该给予人生以意义, 而后者则除了对自然科学进行肯定外, 还包括需借助于自然科学的进步来实现人类的真正生存意义。最后, 就胡塞尔对普遍理性的持续所作出的努力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理性,欧洲科学危机,普遍理性,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