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思想（精选6篇）
篇1：苏轼思想
一、苏轼音乐思想的研究方法
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中，音乐一直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提高到治国安民的高度。据《尚书・舜典》记载，原始社会末期时，就设有负责“典乐”的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在儒家学说中，音乐是“六艺”之一。《孝经・广要道》、《礼记・乐记》、《周礼・春宫》、《荀子・乐论》、《史记・乐书》等典籍都对音乐做了详细的记载和论述。
苏轼生活在乐舞非常发达的北宋时期，北宋朝的几任皇帝太宗赵光义、仁宗赵祯、徽宗赵佶都是音乐的痴迷者(尤好古琴)。他的家乡四川眉山人们喜好歌舞。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苏序、父亲苏洵、母亲程夫人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苏轼从小就受到比较严格的文化教育。苏轼的父亲苏洵信奉儒家思想，酷爱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推崇并作为雅、正音乐代表的古琴，家里藏有唐代著名古琴“雷琴”，对古琴演奏有相当的水平。苏轼和弟弟苏辙后来也成为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社会、家庭的影响和濡染，使得苏轼终生热爱音乐，并在演奏、创作、音乐理念上达到很高的水平和修养。他的音乐思想不仅对北宋当时的音乐活动，而且对以后中国的音乐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
要研究苏轼的音乐思想，我们首先要寻找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
1、直接研究他的音乐作品
从苏轼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音乐意境、音乐形象、音乐情感、技术手段、音乐风格等来分析他的音乐思想。他的音乐作品如今能见到乐谱的有：《醉翁操》，这首琴歌的曲谱保存在《风宣玄品》(l539年)，题作《醉翁吟》，现已编入《琴曲集成》;《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曲谱保存在《九宫大成》(1746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歌曲后来的传谱，载入《碎金词谱》(1847年);他的《永遇乐》(“明月如霜”)、《定**》(“好睡慵开莫厌迟”)、《华清引》(“平时十月幸莲汤”)、《哨遍》(“睡起画堂”)、《三步乐》(“美人如月”)这些歌曲后来的传谱，也载入《九宫大成》里。但是，宋朝当时的音乐记谱使用的是像工尺谱这些古老的、现在已经基本不使用的记谱方法，这些记谱与当今世界使用的五线谱记谱有很大的不同。宋朝的音乐记谱是一种简略式记谱方法，音乐的很多要素都没有记录出来，音乐很多方面的传承要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完成。人们的记忆能力是有限，原汁原味的流传范围狭窄，当时更没有现在的数字保存声音的技术，现在要完全复原当时的音乐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使有少数古乐谱研究专家把它们翻译出来，也可能多半和宋朝音乐的真实面目有着不小的距离。况且，现今能够见到乐谱的苏轼音乐作品同有文字记载的苏轼音乐作品相比，所占比例太少。如果从有乐谱的苏轼音乐作品中去研究苏轼的音乐思想，得出的结论不仅不全面，而且不可靠、不准确。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可行的。
2、从文字记载中研究
从文字记载来看，苏轼的作品中关于音乐活动的有几十篇，关于古琴的八十多篇，关于琵琶、筝、笛子、洞箫、啸(口哨)、笙、方响等方面的一百多篇。另外，与苏轼同时代和以后的文艺家的文字记载和论述有若干，从这些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对苏轼的音乐思想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要探究苏轼的音乐思想，这是我们目前唯一可行的道路。
二、苏轼的音乐思想
1、音乐对社会可以移风易俗，对个人可以陶冶性情
苏轼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音乐方面的论述不仅了然于胸，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继承了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孝经・广要道》)的思想。他在《策问六首・古乐制度》说“圣人之治天下，使风淳俗美者，莫善于乐也”。他认为，音乐能够移风易俗，教化民众，并且身体力行。他每到一个地方，不仅积极参与音乐活动，而且引导当地的音乐活动朝着良好的方面发展。例如，他在海南儋州，他兴办教育，用“诗书礼乐”来缓和黎族和汉族的矛盾，“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书声琅琅，弦歌四起”。[1]
苏轼才华横溢，早年成名，一生又多次被贬，音乐让他得以抒发情感、赶走烦恼。音乐带给他顺境时以欢乐，逆境时以抚慰，成为一种镇静心胸的力量。音乐是他一生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苏轼用音乐来陶冶自己的情操，用音乐来铺垫他崇尚的阳刚之气，用音乐来充实拓展其文学的内容，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文艺篇章。
2、音乐创作要敢于突破和创新
对于前人忽视音乐的文学作品，苏轼大胆地运用“隐括”手法，使文学作品音乐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促进音乐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原作相比，隐括词在审美方面增加了一些原作所没有的内涵，最为明显的是增加了词的音乐性，使之更适合于歌唱。这方面的作品有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哨遍》，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的《水调歌头》(“呢呢儿女声”)、隐括张志和《渔歌子》的《浣溪沙》(渔父)、隐括自己《红梅》诗的《定**》(“咏红梅”)等。在许多隐括词的序文中苏轼都标明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将诗文辞赋改写为可以配乐以供歌唱的词曲。通过苏轼的这种努力，这些著名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文学生命以外的音乐生命。苏轼生活在一个词可入口流行传唱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们文词和音律两者兼修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杰出的词人。许多文字记载和流行的轶事都证明，苏词不仅被人们喜爱传诵，而且是被人们传唱而流行的。苏轼的词一产生就能够广泛地在社会上传唱流行，在传媒不发达的北宋，它的作品的音乐性的功效是巨大的。
苏轼强调词与音乐相结合，使宋词的创作和演唱焕然一新，对宋代和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以后形成了文学史上的.苏辛词派。为了文学内容的充分表达，在音律对内容表达出现妨碍时，敢于突破旧有的音律束缚。“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能改斋漫录》中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苏东坡在音律与文学的关系方面，做法上比较大胆，态度上比较灵活融通，在声情与文情两者之间根据实际情况斟酌孰轻孰重，在作品中力图两者的融合。“我们从苏轼的《醉翁操》词序中不难看出，苏轼除了表述歌词与琴声的相和艺术效果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歌词与声律的‘天成’的观点。也就是说，词与曲应协律，但不能一味追求，不然它就会拘守陈规僵死”。[2]
3、鼓励奋发向上的词乐风格
苏轼经历了对当时流行于歌坛、词坛的柔媚风格从新奇、模仿、指出缺点到宣战的过程。他不满当时词乐中的艳冶浮华、柔靡缠绵风格，这种音乐使人萎靡消沉，他要给后人“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在《次韵钱穆父以汝阴用杭越唱》说:“清诗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识雅言”。从《密州出猎》开始，苏轼向当时的乐坛、文坛的靡靡之音宣战，创立了豪放词派。“苏轼创制豪放词，实是挽救了艳科词每况愈下的卑格的词风，把词的创作从鄙俗颓靡和缕金傅粉的道路上牵拉回来，从而恢复了古曲子词的青春，使词焕发出新生的光彩，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3]后来者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辛弃疾等，都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艺术风格，使宋词音乐迈上了一个时代的高峰。在后来的元代戏曲音乐、明清音乐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苏轼的音乐影响。近代曲学家童斐在《中乐寻源》中论述：“元关汉卿作《单刀会》北曲，第一支《新水令》，即用‘大江东去’四字起，甚觉有声有势;第二支《驻马听》，怀想周郎黄盖，亦苏词后半意也”。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精抄的琵琶谱，封面题款为《高和江东》，这是由于苏轼的音乐“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影响所致。
4、重视民间音乐，热爱民间音乐
苏轼重视民间音乐，热爱民间音乐，认为民歌是艺术创作之源，写下了许多民间音乐活动和民间歌曲来源的文章。如：《和子由踏青》中描写家乡的“歌鼓惊山草木动，箪瓢散野乌鸢驯”;1059年，他路过忠州(四川忠县)时，根据流传于巴楚一带的民歌“竹枝歌”创作了九首《竹枝歌》，并在前《引》中对其做出考证和论述：“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岂亦往者之所见有足怨考与?失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此亦楚人之意相传而然者”;《陌上花》的前《引》中说:“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妃指西施)每岁必春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1072年春观赏钱塘吉祥寺民间歌舞的《惜花》“腰鼓面面如春雷，打彻《凉州》花自开”;1074年《蝶恋花・密州上元》中描写密州(也叫东州，现山东诸城县)的“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给他的好友鲜于子骏的信中：“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吹笛击鼓以为节，颇为壮观也”; 1084年，苏轼对黄州(现湖北黄岗)山歌进行考查：“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有相似，但极鄙野耳。《汉官仪》:宫中不畜鸡，汝南出民鸣鸡，卫士侯朱雀门外，专传鸡鸣。又应劭曰:‘分鸡鸣歌也’。晋《太康地道记》曰‘后汉固始、鲷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下阙下歌之，今鸡鸣歌是也’。颜师占不考本末，妄破此说。余今所闻，岂亦鸡鸣之遗声乎?土人谓之山歌云”(见《东坡题跋》卷二“书鸡鸣歌”);解释《子夜歌》、《阿子歌》、《团扇歌》、《凤将雏》、《前溪歌》起源的文章等。他的这些文字对于我们现代人研究北宋时期的音乐仍有参考价值。苏轼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民间音乐活动、民间歌曲紧密联系起来，给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新鲜血液，作品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5、音乐的表演要发自内心，音乐的欣赏需要音乐的耳朵
用心来演唱、用心来演奏，让音乐打动人心，引发共鸣，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一个表演者，不仅要拥有娴熟的技巧，更应深入研究乐曲的情绪、内涵等，以便做出准确合理的诠释。表演要发自于心，要投入情感，不能只有技巧而没有音乐。苏轼在《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中写到：“琵琶绝艺，年纪都来十一二。拨弄幺弦，未解将心指下传”。啊，原来这些拥有“绝艺”演奏技术的小姑娘，还没有达到“音自心出、以技传情”的境界。
除了表演者的“用情、用心”以外，音乐要产生美感，还必须欣赏者具有“一双音乐的耳朵”。苏轼非常形象地表露了音乐审美活动中审美者的主观能动的作用：“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题沈君琴》)。
6、乐器没有雅俗高低之分
一种乐器的存在，肯定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世上没有一种乐器能够把所有的优点全部具备的。乐器之间没有高低和雅俗之分，人们不应该人为地划分各种等次。苏轼认为，琵琶、筝这些民间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和古琴一样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并成为华夏民族的代表乐器。
琴(现称古琴，七弦琴)自产生以来，便被神化和夸大。对于个人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技艺和修身养性之物，还被用来抒发情感和展示领悟艺术的境界。古琴是文人雅士的随身之物。古琴的兴衰甚至夸大到与国家的盛衰相提并论的程度，唐明皇就因不喜好古琴被指责为祸乱。古琴音色清澈、恬静、润洁、幽深，犹如天籁。儒家理论认为，琴具有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的作用。苏轼对古琴非常喜爱，并在古琴演奏和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写下了众多有关古琴方面的诗词文章，他对古琴的认识和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苏轼眼光长远，视野开阔。当时，古琴被人们长期视为演奏“圣庙之乐”和高不可攀的“雅声”的乐器，而琵琶、筝等民间乐器是演奏“郑卫之声”的乐器，不能登大雅之堂。苏轼对这种观点在《琴非雅声》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认为：“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被士大夫看作“雅正之乐”的古琴，在周代却是演奏“郑卫之声” 的民间乐器，和现在流行的琵琶、古筝是一样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开放的胸怀，苏轼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独爱古琴的小圈子里，对筝、琵琶、笛子、洞箫、啸(口哨)、笙、方响等乐器也同样热爱，写下了许多优美文字，如：《润州甘露寺弹筝》(古筝琵琶合奏)、《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诉衷情・琵琶女》、《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宋叔达家听琵琶》、《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李委吹笛》、《武昌山闻黄州鼓角》、《月夜与客吹洞箫饮酒杏下》、《浣溪沙・方响》、《菩萨蛮・赠徐君猷笙妓》等，这些文字使后人对当时的器乐水平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研究苏轼音乐思想的意义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艺史上非常罕见。研究苏轼音乐思想，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苏轼的文艺作品，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音乐文化，有助于我们当代音乐工作者创造出时代需要的、能够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艺术珍品。
篇2：苏轼思想
苏轼超然思想探析
苏轼面临坎坷曲折的仕途遭遇,没有沉沦,在各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是积极进取的”兼济天下“儒家思想和”超然物外“的`”超然“思想影响了他,使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取得文学创作上的辉煌.
作 者：陈冬梅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潍坊,261041刊 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5)分类号：B244关键词：苏轼 超然
篇3：苏轼的教育思想研究
关键词：苏轼,教育思想,教育哲学
我国自古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 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开始, 到两汉的经学, 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与清谈, 唐代的官学与私学, 宋代的文教, 我国的教育传统绵延不断,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保证了中华文化的发扬与传承。在北宋时期, 苏轼是一个优秀教育家的典型代表。凭借着广博的学识和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影响了当时一大批文人。他的教育思想也散见于其诗文集中, 本文将以苏轼的教育哲学为研究基础, 具体分析苏轼如何针对女子和儿童两类群体进行教育, 挖掘出苏轼教育思想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一、苏轼的教育哲学与人生观教育
苏轼出生于眉山文学世家, 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育, 自幼有诗才。苏轼的人生经历对于其旷达的人生观和生命教育哲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苏轼二十一岁便离家进京, 并且一入中央王朝, 便让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惊讶不已, 坦言苏轼必定超越自己的成就, 而苏轼也确实用自己的努力证实了他能够成为文坛领袖的特质。不过, 进入仕途后, 苏轼由于其坦诚的性格使其生活经历十分坎坷和窘迫。苏轼的一生经历过大起大落, 而正是在这种起起落落中, 苏轼没有逆来顺受, 也没有麻木不仁, 而是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观, 培养出了有着悠久文化积淀的东坡哲学。他融合了儒家的坚毅、道家的超然和禅宗的平常心, 达到了一种超脱于时事之上的平和。这种平和也渗透到苏轼的教育哲学中。
1. 苏轼的人格教育意识。
苏轼认为培养人才首先要养成一种人格的独立, 这种独立不是以个人的处境为标注, 而是以心灵为基准。他说“古之君子, 不必仕, 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 必不仕则忘其君……”这句话看起来让人摸不到边际, 但却是很有深意。苏轼意在让学生不必在意自己的地位, 更不必在别人的眼光下避世或者谄媚。不论是否能够通过教育和科举进入仕途, 都要遵循“自然”, 保持个体独立和自由, 这一点颇有道家的风范。苏轼自己的人格就是在市井的时候不关心朝政, 而在朝市的时候更不会考虑隐居。不论他的处境如何, 都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因为这一种独立的人格, 苏轼才能在人生的低谷期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潜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苏轼并不是不赞同儒家的坚毅, 他的观点只是不同于儒家的坚持, 而是充分尊重作为个体的“人”, 从而来去自如, 在各种情景中都保持清醒的意识[1]29。苏轼还认为, 做人应该做“君子”, 而培养君子的重要一点就是培养他们的担当意识。在评价人才的标准上, 苏轼注重“大节”, 反对“过正”。所以在选拔人才时, 苏轼往往重视大的方面到了就可以, 而没有拘泥于细小的标准, 因为他认为人才只要内在道德充实, 外在的评价可以不必过分看重。
2. 苏轼教育哲学中的三大教学内容。
(1) 文学艺术———基础学习。在文学艺术教育上, 作为一代文豪的苏轼有着自己的观点。首先, 在文学创作上, 苏轼并不循规蹈矩, 他主张应对古人创作有自己的见解, 不可迷信, 并且提出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观点, 这就是说源于自然的文字才是最为动人和优美的。再如在绘画方面, 苏轼认为画的最高境界是传神, 他很标榜王维“画中有诗”的境界。 (2) 仁义礼乐——道德教育。在诗文、书法、绘画之上更高一层的教育是道德教育, 即儒家基本的仁义礼乐的教育。通过儒家的传统教育, 可以达到教化人民, 纯洁民俗的作用。但是苏轼的伟大之处就是他超越了这一点, 他反对有名无实的学, 提出了先实后名的学习顺序, 使得学习者可以在良好的环境中受到教化。除此之外, 苏轼还反对在学习中偏重知识或者道德中的某一方面, 他认为只有两种并重, 才能塑造一个饱满的人才[2]14。 (3) 社会教化———社会理想。最后一层教育, 也是最为彻底和深入的教育, 就是社会教化。苏轼是一个十分关心民间疾苦, 并且忠诚于朝廷的学者型作家和教育家, 因此, 他十分注重教化的作用, 这一点思想大概与其儒家思想基础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他在《策问》中曾经提出过人民的习性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可以被教化的, 教化的方法就是文武并用。他认为教化应该是安定国家和百姓的首要任务, 他以尧舜禹三代的教育百姓为例, 认为理想的社会是能够实现人间大爱,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社会教化的观点也是苏轼教育思想中的闪光点。
二、苏轼眼中的教与学
1. 为师之道。
在教学方法上, 苏轼根据人才的独立人格品质提出了相应的教师的独立性, 他也应该注重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这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正是上文所谓的“自然”。其次, 苏轼认为教学应该“日修其善”, 注重外在环境和自身涵养的提高, 这一点很有革命意义。因为在过去, 常常有“独善其身”的说法, 但苏轼并不完全同意, 他认为如果学生封闭在自我之中, 那么就算洁身自好也难以长久, 终将被自己毁弃。
2. 学习之道。
而对于如何学习, 苏轼更是有两个跨越性的思考, 即生命教育与挫折教育。挫折教育是以苏轼本人的经历为基础的, 因为苏轼一生有过三次惨重的贬谪, 换作别人也许根本克服不了, 然而他劝导他的孩子和门人, 必须要学会自我调整、自我安慰和自我克制, 才可以变逆境为顺境。生命教育的原因是在于苏轼对“人”的尊重和醒悟。既然受教育者也是人, 那么师生关系就不可以是一味求同, 所以尽管苏轼门徒众多, 但是却各有风格, 对于学生, 他待人反对求全责备, 反而对于那些曾陷害过他的人更为宽容。这在他良好的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上都有所体现。
三、苏轼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历史价值
1. 苏轼的妇女观。
苏轼的女子教育与其对于妇女的态度密不可分, 理解苏轼的妇女观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其女子教育思想。首先, 苏轼发现了女性的美, 在他的诗文里, 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女子美貌的赞扬, 女性有时甚至成为美的代名词, 如“看紧约罗裙, 急趣檀板, 霓裳入破惊鸿起”的翩翩舞女。其次, 苏轼在宋代对妇女行为要求极严的社会中还看到了女性的苦闷、悲哀, 他表达了对这些女子的关怀和同情, 尤其是在苏轼个人遭遇也很坎坷的时候, 女性通常被他视为薄命佳人, “自古佳人多命薄, 闭门春尽杨花落”。最后, 苏轼还反对践踏女性情感, 摧残女性身体的行为, 但对于水性杨花的女子, 苏轼则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谴责, 并希望能够引以为戒。苏轼在当时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一方面受其女性贞洁观的影响, 同时也具有超脱的人道主义关怀。
2. 苏轼的女子教育思想。
与对妇女的人道主义关怀相关, 苏轼认为女性也必须学习, 掌握知识, 这是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不同的。因此, 苏轼认为女子必须也要读书识字。不过, 这是为了女性以后更好地相夫教子, 所以这个观点依然在传统文化内涵之中, 也就是说, 读书识字不仅是女性的权利, 更是女性的义务。剩余的女性教育内容就相对传统, 主要是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在道德培养中, 苏轼继承了儒家一如既往的观点, 孝为先。苏轼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赞美了那些孝顺公婆的女子, 公婆或父母去世后, 还要用祭祀的行为表达孝道。虽说在古代的孝是一个普遍性概念, 但是在苏轼这里, 女性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相夫教子这方面, 苏轼认为:“妇人之德, 如玉在渊, 虽不可见, 必形诸外。”不过苏轼确实提出了女性不仅应该单方面顺从男性, 还应该保留自己的主见。而且苏轼的妻子王弗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
四、苏轼的童蒙教育思想及历史价值
1.《东坡易传》对“蒙”卦的分析。
《周易》第四中有一卦“蒙”:艮上坎下。苏轼在自己的《东坡易传》中对“蒙”作出了解释, “蒙者, 有蔽于物而已”。意思就是, “蒙”代表着对知识、社会和未来坎坷道路的遮蔽, 也就是说对道德、知识等的无知。如果不对这些人进行教育, 那么就会耽误他们的未来。在《东坡易传》的这段解释中, 苏轼很强调对孩子的启蒙教育, 他大体提出了以下一些教育方法[3]33。与苏轼的基本教育思想一脉相承, 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也应该以道德教育为先, 而应该暂缓物质层面的教育, 同时培养孩子道德品质的时候应该使他们养成一个“正心”。这种“正心”既包括道德上的正直, 还包括对知识的主动追求, 以及对童真的维护。最后, 苏轼还强调在启蒙教育阶段的规范作用, 他认为应该制定一些规矩让孩子遵守, 但也更注重榜样的力量, 做好事前预防, 反对无节制的滥用强制。
2. 苏轼童蒙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童蒙教育自古以来都是十分受重视的教育类别之一, 因为儿童处于启蒙阶段时, 是他们形成其人生观和基本知识体系的重要时期, 苏轼的童蒙教育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价值, 他把道德教育放在童蒙教育的首位, 可以很好地促进孩子精神世界的完善, 帮助孩子们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其次, 苏轼对于如何制定规矩约束孩子行为的论述也对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很有帮助。
通过本文的论述, 希望能够将苏轼的历史地位不仅局限在诗人、文学家或者艺术家上, 而是拓展到教育领域。苏轼一生关于教育的方法与尝试都是以其基本人生观为根基的。因此, 不论是女子教育还是童蒙教育, 都应该首先把握苏轼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哲学。
参考文献
[1]肖占鹏, 刘伟.论苏轼禅意诗的当代价值[J].天津大学学报, 2010 (2) .
[2]范琐哲.追寻“求实重情”的教育之旅[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1) .
篇4：苏轼的书法思想研究
苏轼认为通过书者和作品的双向交流，现实中的人生百味都能借之得到抒发，倾诉，最终获得心灵的宁静。这也就是他所说“忘忧”的意义所在。学书为乐，聊寓其心，可以说，“自乐”和“寓其心”的书法论，已深入渗透了宋代书家的艺术思维之中，这与当时书法崇尚个性、注重创意的艺术精神不可分割的。苏轼“自乐”和“寓其心”书法论，体现在书法创作中就是以“尚意”为中心、以“不践古人”为标准的书法思想。
一、苏轼书法艺术的目的
苏轼书法艺术意义的思想从《题笔阵图》可以得到解读：“笔墨之迹，论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 在 《石苍舒醉墨堂》一文中他说“……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显然“自乐”、“寓其心”体现了苏轼对书法艺术的认识。书法在苏轼看来是怡养性情，超脱物外，臻于完善的审美方式，苏轼的这些思想之于传统意义上书法艺术可谓标新立异。
中国书法追溯到秦汉、隋唐，在书法意义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是其实际应用价值和功利目的。这是由于汉字是书法的载体，而汉字本身所承载着实用功能和功利目的。而苏轼认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有赋予其更深刻的内涵，其意义应该体现在书者的“自乐”层面上，书法应该如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具备抒怀寓情，乐在其中个的审美愉悦。这一观点已触及现代艺术理论中“游戏说”的内涵。书法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近于游戏的活动，书者在这一活动中身心得以放松，惬意，满足。同时，苏轼还认为，书者的应该“寓其心”，即书者的心应该寓于书法作品中，张扬自己的个性，表现出一种源自内心的洒脱、率性、天真。总的来说，就是要去书者不做作、不刻意，天然去雕饰，书法艺术作品不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汉字，应该表现书者的精神世界及心灵之语。
二、“尚意”与“尚淡”创作思想
尚意。苏轼在试论中说：“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在书法创作中非常注重通意，他认为，通意是创作出成功的书法作品的基础，以其为中心，书法创作中的其他问题就水到渠成，无须去顾忌太多的束缚。意代表书者的审美趣味和追求，是寓于作品中的个性化的精神境界。尚意要求书者要将自我的审美情趣、人格精神渗透于作品中，字如其人，体现出书者的理想人格等。他认为书者的人格决定了其书法价值。他还把绘画中的“传神论”引入书法创作中。“传神”就是作者主观感情的表达，是创作中的率性而为。创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寓于笔墨之中，来表现自己的神情意趣。
苏轼的楷书书法作品绵中裹铁、雍容饱满，天真烂漫，被称为“苏体”。苏轼书《醉翁亭记》，字里行间给人以飘逸灵动之感，让人联想到苏轼豪放不羁，潇洒随意，为人正直的性格特点。这也体现了苏轼 “书如其人”书法观。
苏轼在《论书》提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阅一，不为成书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将“神”“气”置于重要的地位，而此二者也应该归属于尚意的范畴内，只有书者将“意”渗透在作品中，作品才能活起来，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神采气韵，意的表现依靠的是书者文化底蕴及修养。宋四家都是文学家，而作为“旷世奇才”的苏轼的文学造诣是书法所不能及的。他饱读经史，学而不倦，其深厚的文化修养使得他书法作品中充溢着鲜明的文人趣味和哲理思考。对书法“意”的追求遥遥领先于技法的层次。
“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芋芋，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它人终莫能及尔。”“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这是黄庭坚对苏轼书法作品的评价，苏轼在自己的书法艺术创作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了自己的潜意识，这样作品才能撼人心魄。
尚淡。苏轼评书，推崇平淡而丰腆、萧散而雅致的晋代书风，所以对张旭、怀素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张、素的狂草过于狂放，破坏了王羲之秀逸含蓄的书风。
苏轼在评论智永禅师时提到：“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从中表达了以“平淡”为美的观点。智永禅师自幼潜心习书达三十年之久，书艺精湛，然而禅师最见功力的《真草千字文》却美的一尘不染，朴实无华，从中折射出了苏轼尚淡的审美思想。
苏轼在《题王右军帖》提到：“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再次表明了这种美学思想，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環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65期2014年第3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苏轼对于当时一些充满造作之感的草书作了批判，在多种风格取向中，他推崇的是一种自然朴实之美，这些都表现了他尚淡的审美观。
三、苏轼对书法审美风格的认识
书如其人，以人论书是苏东坡书法鉴赏论的中心。对于书者来说书法能够“寓其心”那么，书法鉴赏者在观赏作品时，也就会体悟出书者本人的志趣来。艺以载道，德润人心。是中国文艺理论历来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古人把“须人品高”列为论书法风神八项之首。苏轼继承了这种的观点，并体现在他对许多书家的评论中。比如，“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之士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古之论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苏轼的鉴赏观更突出地表现在它对颜真卿的评价中。颜书在书法史地位堪比与王羲之，颜真卿以一生以义烈闻名，其书法气势磅礴，圆转浑厚、平稳端庄，独成一体，开创了一代新风，但是当时对于颜真卿的书法新风有人不以为然。
但苏轼却观书如观人，独领其中的风采。他在《题鲁公帖》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由字联想书者的为人，再由书者的为人进一步鉴赏书作的艺术水平，是苏轼鉴赏论的实际运用。
再如苏轼在评论欧阳修的书法时说：“欧阳文忠公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退裕如也。”“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欧阳修之在书法的成就平平，但苏轼因欣赏其人格，而看重其书作。苏轼的这种艺术鉴赏论，深刻地说明了书作与鉴赏的关系，
“心正则笔正"心不正则笔亦邪书家的作品蕴涵着自己的审美观，折射着自己的人格。，但是苏轼并没有绝对化地运用这种书论鉴赏观，如他在《题鲁公帖》中指出：“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艺术作品并非完全代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苏轼认为“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指出，在书法鉴赏活动中鉴赏者的主观心理影响甚深。
苏轼的书法思想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的书法“尚意”、“尚淡”，透露着淋漓尽致又朴实自然的美感。苏轼的书法鉴赏论既着眼于书如其人，以人论书，却不偏颇，将其绝对化，这是艺术鉴赏的规律的。
篇5：论苏轼应物无累思想的形成
论苏轼应物无累思想的形成
在北宋党争交织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苏轼沉浮无定的经历成为他应物思想形成的先决条件.但苏轼的“应物”思想注入了灵动圆通的思维方式和轻视忧患的`旷达之气,显示出其精神“达”而非“刚”的一面.旷达超脱的气质,积极进取的姿态,开创出了阔大的人生境界.
作 者：卢毅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咸阳,712081刊 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Y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19(5)分类号：G03关键词：苏轼 应物无累 思想 形成
篇6：浅谈苏轼的思想及其对作品的影响
构成苏轼思想的主要有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他坎坷的一生和创作中，都对其起到了指导作用。
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少时的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在苏轼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济世精神,这一点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借用汉代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的典故表示自己渴望得到重用,到边疆抗敌、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苏轼出任地方官时，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猛力抨击北宋“苛政猛于虎”，说北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他质问“百姓何由安生？”（均见《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他主张对内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使“百官之众，四海之广”，“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决壅蔽》）。除了诗词以外，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倡导现实主义文风，苏轼主张诗文要有为而作，文章要有内在的思想，反对没有现实内容的只讲究形式的空洞诗文。儒家积极用世精神成为苏轼思想的一部分，并一度影响着苏词的创作。苏轼在不断流放过程中，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1101年苏轼从岭南北返回朝，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桴意，初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书：政敌们想尽一切办法致我于死地，但终没有实现，他们的种种诬灭像久下不停的雨，像终日不止的风，像阴霾的浮云，统统离我而去，我是清白的。我依然有远大的政治前途。由此看来，苏轼思想中儒家思想的一部分确实是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处处为国家人民考虑是苏轼不断创作的源泉，并以此为创作主要内容，引起有志之士的注意，从而达到救世济国的目的。
另外，苏轼还吸收了佛家思想有益的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了苏轼文学作品的豪放风格。佛家思想主张在现世求得一种自由解脱,而要在现世求得解脱,关键在于“自性真空”,使心灵处于一种空虚的境地。也就是说,要摆脱人世间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欲望的束缚,根本解决人本性中绝对自由之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佛家所崇尚的这样一种超然玄悟的心性正好被苏轼应用于文学创作中来。如其《薄薄酒》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擂玉种万人祖送归北邝,不如悬鹑百结独坐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色万世忙,夷齐、盗路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柞忧乐两都忘。这里把上层社会所向往和夸耀的富贵功名贬得一文不值,显示出绝然不同于世俗的人生价值观念。苏轼认为人生贵适意,他的“薄富贵”、“轻生死”都是为此 他希望摆脱尘世的一切束缚,实现人生的最大自由。诗的结尾一句是要求在醉中达到这一境界,紧接着第二首又对这一点做了否定“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终于以一切皆空的领悟获得更为彻底的超脱。这些思想无疑烙有佛禅及老庄的印记。当然,这里的消极成分是应该批评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也表现了一种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仕途上重重忧患的信条。因此,即使在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也能泰然自若,自得其乐,并创造出最乐观、最淡泊的诗文。苏轼作品中追求一种自然、朴实、幽远的艺术意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禅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相互关联的。其《西江月》一首“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骋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敬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给读者描出一个虚幻空灵的境界 在一派皎洁月色之下,词人酒醉乘月夜行,人爱芳草欲眠,而马也在待，卸掉身上的鞍裕,以至终于醉卧桥头,直待杜宇啼晓了这真是达到了万物与我同归,自然与人合一的境界。这首词与白云禅师所写的诗一样,同是写景,僧人和诗人的用意,都是要从字句之外去体会,尽管两首无一字讲佛,无一字参禅,但充溢着禅境,是不言而喻的。再如其《书嘉佑壁》“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佑寺松风亭。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阔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其所欣戚也。南岭北亦何以异于此’,。诗人从有湖光山色之美的钱塘移官到荒凉僻远的胶西,从自己所熟悉了解的北方被贬滴到生地疏的岭南,但由于他对此持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所以这种生活上的重大变迁,非但没有他产生精神上的苦闷和痛苦,反而使他生活得更加愉快。有如此旷达的胸怀,他才能超脱自己人生仕途上的种种不幸,写出了淡泊自然的绝境。
苏轼创作还有意参照佛家的思维方式，参禅的静坐、沉思默想在苏轼作品中得到了展现。如《题西林壁》就直接表现出一种“禅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包含着佛家的禅理,写出了一种超然静观的认识方法，即人只有外在于事物,才能真正认识事物。这里面包含了佛家常用的辩证的相对的思维方法。苏轼一生都在与禅派高僧频繁交往，他的创作必然会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表面的放荡悠肆、沉缅酒色只是他这种内在禅理的外观，而文学作品所表现得豪迈而又不缺细腻的思考才是他内心真实感受的阐释。
按理说，无论谁遇到苏轼所面临的这些困难，都会选择避世颓败。但苏轼却在道家思想的否定尘世, 追求超然旷达的心境中获得了精神慰藉。正是在这种无欲无求、恬淡释然的心境下坚定了人生的追求, 完善了对现实的思考。最能体现苏轼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的词莫过于《定**》：“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词人手执竹杖脚穿草鞋, 顶风冒雨前行, 一个“轻”字传达出作者的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 此句更进一步, 从眼前的风雨联想到整个人生, 在风雨中前行都能这样轻松豪迈, 那人生的起起伏伏又算得了什么? 乌台诗案后,作者对人生有了一种通达的感悟, 一种超脱于世俗的情怀。尤其是“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 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间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 不管是自然界的雨晴,还是政治上的沉浮, 且用平常心去对待。不随着物悲喜, 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
在后期思想中，苏轼将儒家的安民思想与老庄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揭露结合起来，一起构成了他后期思想中的积极的批判精神。这种判精神是随处可见的：“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贱血流千载”（《荔支叹》）。诗人反对统治者骄奢淫靡，痛斥官府的横征暴敛，痛斥汉唐宫廷贵族为了使“宫中美人一破颜”，为了“致养口体”，不顾人民死活，“颠 ”、“仆谷”、“惊尘贱血”，而命令各地飞车驰传，进献新鲜荔枝。因此招致人民极大愤慨，以致于“至今欲食林甫肉”。以此来警告当朝统治者不要重蹈覆辙。并指名道姓的批评前辈丁谓、蔡襄和钱惟寅。诗人并提出了自已的美好的理想：“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可见，他对社会的批判是与爱民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苏轼没有如老庄、释伽那样走上虚无主义道路，还与他的性格，及遭贬逐后与劳动人民的广泛接触有关。正因为他的佛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存在于他思想中的儒家济世思想的结合，所以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才能写出反映劳动人民疾苦，揭露封建官吏残暴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来。并且因为他没有把这种批判引向虚无主义，所以是有力的；正因为他大脑中保存的是老庄处世待物的随缘而足、清静无为的思想，所以他才能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答程天侔》）的海南岛，居然能以吃芋，饮水，观棋，钓鱼、和陶渊明诗等为乐，用积极的态度回答了章惇等对他的迫害，唱出“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的诗句来。